一本新書的《導論》前言

辛灝年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場偉大的“改良主義運動”，起則波瀾壯闊，收則血腥淒慘，那麼，一九八九年之後，由這場“地地道道的改良運動”所分流出來的種種思想，特別是“革命的理性”，卻於“六四”之夜開始，就已經在衝擊著正義者的心靈了。同樣的是，那場以“曠古悲劇”為收場的偉大改良運動，卻也從“六四”那一夜起，就開始從八九年之前的“進步改良主義”，幡然轉向了八九年後之後的“反動改良主義”，從此，一場經久不衰的“保共改良運動”，竟然在海內外，特別是在海外日益甚囂塵上。

　　一九九四年的早春，本書作者曾懷著“從此鄉關何處”的淒切之心，“自我流放”到了北美洲，目的不過是為了能夠安全地完成哪一本“辨析歷史”的著述。同年秋，我因約而在北美《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鼓吹革命”的大塊文章，題為“中國民主革命的輝煌發端——紀念辛亥革命爆發八十五週年”。這篇文章，還有之後連續發表的幾版“鼓吹革命”的文字，立即為我招來了從此“有家不能歸”的命運。但是，或許也是這些文章，卻引發了另一番“反對革命”的陣陣啼嚎。不過一年，兩位“流亡美國”，卻年復一年地都要回去參加“中共政協會議”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家”（註釋），居然一反自己過去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熱烈擁護立場，向舉世發出了“告別革命”的號召，並明確地擺出了“要否定辛亥革命，要肯定滿清王朝的改革開放……”，和要歌頌“竊國大盜袁世凱的偉大歷史功績”這樣一些鮮明立場。一時間，海內外的知識界和所謂的“民運界”無不為之震動，志在“保共”的歹徒宵小更是應運而生。像戊戌變法後一樣，當代逃亡海外，已經由進步改良派迅速轉變為反動改良派者，便要不分青紅皂白地批判否定革命，更要批判“堅持反共革命者”的種種言行，與當年逃亡海外的康梁一樣，日漸在海外獲得了“卓越成就”。及至拙作《誰是新中國》在美國出版，我本人也開始在海外各國宣講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史之後，尤其是“辛亥百年”紀念日就要到來之時，海內外就更是轟然而起地，甚至是暴戾乖張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對革命的反動思想惡潮，不僅辛亥革命被徹底否定，中華民國被重新否定，孫中山先生被瘋狂“鞭屍”（註釋），中國的國民革命被“兜底批判”,北洋軍閥政府被高聲唱頌，並且，連“開創了直截了當之共和的法國大革命”，以及近代世界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都落到了被批判，被打倒，被詛咒的境地。雖然晚清的康梁“保皇改良”勢力，僅僅在海外喧囂了三/四年，便已經偃旗息鼓；但是“晚共”的這一場“保共改良”運動，卻在中共的發動下，西方的支持下，台灣的資助下，風行了將近三十年。於是，改良成了至上至高的真理，專指民眾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反動改良派們的“聖經”，革命卻成了“暴民和刁民們不可饒恕的罪惡”，在海外堅持革命反共的真正民運領袖王炳章博士，在他一手締造的海外民運陣營裡，更是成了“過街的老鼠”，幾乎到了“人人喊打，個個遠避”的地步。直到近幾年，特別是今歲，當中共層層統治集團的暴行，已經愈加激發了大陸人民日趨強烈的反抗之時，革命的聲音，革命者的吶喊，才終於讓極少數堅持革命理念的人們，看見了“革命反共”的一線曙光。但是，保共改良派在中共一手策劃下的密集反撲和負隅頑抗，依然氣焰洶洶。

　　我因為目睹了這一切，經歷了這一切，二十年來更是一再地遭遇了被“反動改良派們”陰謀陷害和公開圍堵，所以，我對革命的思考，也就日漸其切；對革命的信心，也就歷久彌堅。特別是許多年來，大陸人民用他們的革命行動和革命犧牲啟蒙了我，我才決心要和我們的人民一起來啟蒙革命，以探討當代中國國民革命的正確歷史方向，確立光復民國大陸的革命復國目標，研究我們民族復國的革命理論和革命方略。而要端正革命的方向，確立革命的目標，敲定革命的理論和方略，就必須對“革命”這一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哲學的概念，加以分析，予以辨析，甚至要重新認識。換言之，就是既要“為革命正名”，又要搞清楚革命的“文化本質”究竟是什麼？革命又有哪些類型和性質？哪些革命才是進步的革命？哪些竟是反動的甚至是罪惡的革命？還有，就是要對當代中國革命所應該追求和採取的方式，以及革命文化如何在我們的革命中獲得應有提高等等大問題，都應該首先予以討論，而討論的本身，便是“革命與啟蒙”的第一課。

　　要知道，近三十年來，保共改良派們正是用“混淆革命性質”為手段來反對一切革命的，雖然他們高喊反對革命，不過是為了保住那個“曾革掉億萬無辜人民的性命，今日卻成了人民革命對象的惡黨”而已。同時，我們還應該知道，在今日的中國，“誰是啟蒙者”，和“誰是被啟蒙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說，“今天，已然不是知識分子在對人民啟蒙，而是人民必須要對知識分子啟蒙”了！雖然，我是多麼地希望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都能夠一起來和我們的人民“共同啟蒙和互相啟蒙”，然而，誠如來自國內的一個小商人所言——“今天中國的問題就出在知識分子身上”！因此，我既不敢將當代的革命啟蒙寄望在他們的身上，卻又無論如何都不希望國內外知識界的“大師/小師們”居然成了“被啟蒙的對象”。但是，無論怎樣，只要我們這些革命者能夠明確“沒有啟蒙的革命，沒有理論基礎的革命，沒有思想旗幟的革命，沒有正確建國目標的革命，沒有能夠汲取我們傳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以及世界進步革命文化思想的革命，那麼，革命就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這樣一些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們就一定能夠在必將興起的當代革命大潮裡，催開一朵“啟蒙的鮮花”，並由所有的革命者來一起澆灌她，培育她，幫助她茁壯成長。因為我堅信，當她盛開的時候，就是當代中國國民革命大潮勢不可擋的時候了。

　　正是有了這樣一個願景，我才有了寫作這本書的念頭，有了講述這本書的衝動，有了將革命的學術問題和革命的實踐問題結合起來，也就是將“革命和啟蒙”的關係，當作一個既要有思想文化傳承，又要有思想文化創造的探討對象，而予以自身的理解和敘述。所以，本書導論，則不過是我為敘述本書的啟蒙內容和革命內容，而做的一個有關革命概念，革命歷史和革命現狀的理論詮釋。它或許是不必要的，或許自有它的價值所在。因為正是在革命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上出現了太多的問題，我們才給保共改良派們鑽了革命的空子，也才在形形色色革命者中間形成了種種的分歧。這本書的導論，就是試圖解決這些嚴重的問題，這些已經橫亙在我們的面前而不得不予以解決的問題，才迫使本書作者懷著“寧可有之，不可無之”的心態，儘可能地為建立當代中國國民革命的理論之牆，為革命的牆基再墊上一塊堅硬的磚石。然後，再讓我們革命者們站在自己堅實的理論牆基上，去出發，去衝鋒，直到我們光榮地打贏百年來中國國民革命的最後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