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辛灝年(4): 專制政權進行改革的共同歷史結果 — 致革命爆發

原出處：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9/08/20/n3119744.html
【希望之聲2019年8月20日】（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採訪報道）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裡，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註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文化部作協會上揭示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真相

在1984年2月，文化部中國作家協會會議在涿縣開，全國去了30多個作家，都是寫農村題材的，而我恰恰是不太寫農村題材的，但是要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後，在這個會上，是王蒙主持的，請到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人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杜潤生先生，他今天還健康地活着，90多歲了。
整個開會我沒講話，因為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歡呼中共中央1984年的1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為了宣傳黨的1號文件，就是允許農村的聯產承保責任制擴大，允許農民把自己的農產品拿到城市去賣，允許農民自己自由選擇耕種，大概這幾條內容，就是擴大農村改革狀況。
王蒙為了自己當部長，就開了這個會，就要宣傳共產黨的1號文件，就要用文學的方式，來為黨的政策進行宣傳。這文學還不是回到了“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階段嗎？叫我講什麼呢？我什麼都不講。
王蒙我們本來就認識，我在北京讀書的時候，他經常到我們這兒來玩，我本來對他印象就不夠好。直到會議要結束的那天下午，他要逼我講話，而且用調侃的口吻說：爾品啊，都聽說你很厲害，你很能講話，有思想，你為什麼不講話？大家都講過了，你為什麼不講？我說，我不講。他說，為什麼？我說，講了犯錯誤。他說，怎麼會犯錯誤呢？現在講話有什麼犯錯誤的，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嗎？他逼我逼得很厲害。結果杜潤生先生也叫我講，其他的朋友們也叫我講，我說，好吧，我就講吧，講錯了你們不要怪我啊，不要抓我就行。
我簡單地講了一個問題。我說：我對中共中央1984年的1號文件非常贊成。我就把它的文件內容概述了一下，然後說，這樣擴大農村的改革是有相當好處的，因為農村改革已經在走下坡路。但是這使我想起了400年前法王亨利四世上台的時候。亨利四世是在結束了法國30年的宗教戰爭以後，也就是法國30年內亂內戰以後，重新統一了法國。所以亨利四世在法國歷史上地位相當高，沒有他就沒有統一的法國。他上台做了國王以後，發表的第一號詔令，就跟中共中央1984年發的第1號文件一模一樣！
我就把亨利四世第一號詔令的一、二、三、四……幾條全部背出來了，一模一樣！全場傻了，氣氛緊張，沒有一個人吭聲，王蒙的臉已經漲紅了，唯有一個人，杜潤生先生，他笑嘻嘻地看着我。在這種狀況下，我結束了我的講話。沒有掌聲，但是從眼神和手勢上，我看到很多人對我表示佩服。王蒙是一臉不開心。


為自由創作婉辭優厚研究室工作之邀

晚宴的時候，我和我們安徽的大作家陳登科老師最後進入餐廳，當然很講究了。杜潤生和王蒙身邊空了兩個位置，就叫我們過去。陳老講，不要跟他們在一起吃飯，跟他們在一起吃飯講話沒自由。我說，我根本不會去，我們倆自己找地方去。哪知道杜潤生先生指着我：小高，你過來，陪我吃飯。王蒙一聽那個表情就不對了，我也覺得很奇怪。我說，我不來了，那是你們領導坐的地方。杜老說，你告訴陳登科先生，請他讓你過來，你一定要過來，我想跟你談一談。陳登科一聽說，爾品你去吧，杜老人很好。後來我就去坐下來。
杜老就問了我一句話：你是個作家，寫小說的，你怎麼懂這麼多歷史？你怎麼對改革開放有這麼深度的研究？因為在我當天的發言中還講了改革開放的一些共同問題，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它必然的發展，提出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可怕和後果，我都講了，我講了40分鐘。我就告訴杜老：作為一個作家，我認為我應該有一個宏觀的眼光，要能夠從社會生活的發展上看到不同國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政權所做的共同的事情，在不同的國家裡面，不同的地區裡面發生怎樣的結果，為什麼會產生共同結果。
杜老非常興奮，他興奮到要我到他的中央農村研究室工作，跟我講了到他那兒工作的很多好處。對我來講簡直是知遇之恩啊！他是個知識分子出身的人，我就頓了很久，我就跟他說：杜老，您如此待我，知遇之恩！但是我不能到您那兒工作，第一，我不是黨員，連共青團員都不是；第二，我是個作家，喜歡自由。他跟我講了很多：你是很自由的，你在全國各地跑，做調查研究，給你的創作豐富素材，豐富題材。後來我就說了句老實話：杜老，我跟您說吧，我這種人到您那兒工作，是干不久的，並且您也干不久。他一愣，就沒吭聲。後來我們就吃飯聊天，他確實對我很不錯，一再跟我談各種各樣的知識，關於改革開放這些問題。
我的預言沒有錯，不到兩年，他就跟胡耀邦先生一道下台了。如果我去了呢？不是倒霉，就是流放新疆，流放西藏了。


共同歷史規律和結果：專制政權進行的改革，最終致革命爆發


我知道，文學上進行緊縮和控制在八零年下半年就開始了，在思想上的開放到八四年左右開始收縮，1983年它搞過一次“反對資產階級精神污染”，這個趨勢它只能證明一條，企圖恢復象文革時一樣。我看到這個趨勢，我就能看得出來，由於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政治上絕不想改專製為民主，經濟上改革開放的成果首先被貪官所攫取，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社會矛盾必然加劇，而社會矛盾加劇的結果就必須停止改革。我當然也是從書中看來的，結合了中國的事實。
尼古拉二世的蠢臣、負責改革開放的司徒雷廷就說過一句話，他說：改革是用來預防革命的，如果革命不會爆發，改革繼續進行，如果革命有可能爆發，改革必須中止。這是司徒雷廷的名言，尼古拉二世的宰相。
想想看，從歐洲的幾個國家到北非的國家，我都研究了，凡是專制君主所進行的改革，專制政權所進行的改革，都是改革開放，都是在一段時間裡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可是由於政治上的權力不放，政治制度不改，造成落後的、甚至是反動黑暗的政治制度和先進的經濟改革的方向的矛盾，造成社會矛盾的尖銳化，造成了更大的、更普遍的社會不均，最後革命爆發，一朝而亡。這是共同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