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派與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對話 (四）——是“洋化”的庸俗自由派呢？還是中華化的真自由主義呢？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四）
——是“洋化”的庸俗自由派呢？还是中华化的真自由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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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的根基和“开山鼻祖”是民国的自由主义。民国大陆的自由主义作为一派，与主流的三民主义、新儒家文化等互动，共同参与中华民国的民主国统和法统的缔造（如1946年—1948年的制宪行宪），也共同缔造了现代中华文化。大陆赤化后自由主义被摧毁，其根落到台湾后继续发挥作用。中共国统治下的后起的自由主义，是被完全断裂了传统学习西方、然后再重新接续先贤的产物，比之其祖辈又更为比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学术文化上讲，无论民国大陆还民国台湾的自由主义，有国学的学养，也有西方的学养，有民国的民主实践和中西交融的社会氛围，这不是“出身”中共“党天下”的大陆自由主义的晚辈们可以比肩的。从实践上讲，民国自由主义在大陆和台湾参与民主国统和法统的缔造和发展，也参与了现代中华文化的形成和演进。当代大陆自由主义绝无任何功德可以与之比肩。当代大陆自由主义产生于党文化之下，断裂了传统根基，不得不依赖于西学，没有其民国祖辈们的民主化实践的胆识和经验，接续不上在严重内乱外患中顽强追求民主宪政的民国精神，也难以认同“现代中国”（民国）的民主国统法统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所以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导致了大陆自由主义因为缺乏中华化、本土性和传统支撑而难以符合民主化的时代需要，难以有民心基础动员社会。这样有严重缺陷性的自由主义在中共高压之下，不得不陷于“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其追求的经济自由化被党国权贵资本主义打断，政治自由化无影无踪，民主化成了“痴人说梦”。最终大陆自由主义的路线与改良主义“蛇鼠一家”，成了荒诞剧。

我们在这里不是普遍的批判大陆自由主义，而是主要批判大陆自由主义的上层人物的问题。自由派里有王天成、仲维光、张雪忠等有觉悟有学养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一大批青年自由主义者，比之或多或少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而转型为自由派的老一代要更有学识和锐气，更为纯粹。

当代中国大陆的庸俗自由主义有两大严重缺陷和思维误区。这两大缺陷与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有共生共长的关系。

第一大缺陷是西化。其思维误区是：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和观念源自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里最有声势和影响最大的，而美英是最早或最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所以自以为移植美英自由主义到中国来必定是最好的选择。同时由于自由派的反民国反传统的中共文化教育背景“出身”，且接续五四新文化等的反传统之偏向，所以轻视中华本土性，有西化和非本土性的严重缺陷，最终漠视民国的民主传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又“食洋不化”而在中共国“水土不服”，错乱碰壁后必然产生路线和理论上的歧途，如：“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以及堕入“中共国的自由主义”的泥潭等。

第二大缺陷是：由于西化和非本土性，所以当代大陆自由主义主张“中国未来必须自由主义化”。他们甚至于自大“本门派”援洋教条认为“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的”（徐友渔《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

因此庸俗自由派有了西化和中国未来必须自由主义化这两大基本立场，并且由此展开了其民主化目的和路线、斗争。在庸俗自由派看来：中国民主化就是自由主义化，自由主义是外来的从西方移植的，是最好的，民国大陆在烽火中顽强产生的民主传统和现代中华文化是不足道的，民国台湾是不够的，不如他们源自美英的自由主义高明。所以他们要打击左派和“社会民主主义”之外，还编出自由主义的中国道统，并且编造出反衬自由主义正确的“国史”叙事，向人说教因为中国没有走自由主义的正道，才败象不止，以至沦落到共产主义入主中原的田地；后来中共听取了一点自由派的改革主张，才实行一些经济自由使经济崛起。总之不顾史实和当代实况，编造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宣扬自由主义是“普遍真理”。改良主义也反民国，且与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的路线”有重合之处。于是自由派与改良派互相利用，他们共同贬低民主革命的民国，构造以改良和自由化为尊的历史价值观，以偏概全歪曲国史真相，编织反革命的改良和渐进自由才是“光明大道”的历史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全面歪曲民国的民主革命、追求宪政、构建现代中华文化的现代中国之道，贬低甚至于抹黑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的思想和功绩，不顾史实美化晚清的改良、立宪派、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以“联邦制”为名行割据之实的南方军阀陈炯明等，刻意抹杀了民主法统与北洋系袁记法统之争、统一抗日反俄反共走向宪政（如“四六宪法”）和割据内乱之争的民国政治斗争的实质。其主要目的就是以史鉴今，一彰显其“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的路线正确性，二宣扬其“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自由主义化”的目的正确性，所以要贬低民国国统法统。也因此，自由派向民国主流的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全面攻击，更全面打击当代的民主复国运动、民国潮、民国派。这种针对民国派、民国史的全方位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格局和态势，不禁让人看到了中共国常有的“斗争灵魂”的附体。

我们剖析一下庸俗自由派的西化主张。因为以西方为至尊，主张西化，才会轻视中华文化和贬低民国求宪政的国统法统。但是西化有可能吗？不可能。西方文化是宗教、自由民主、科学的三方平衡，缺一不可。西方民主化之前，宗教是压倒性的遍布全社会的，民主化的精神动力主要是宗教的“天赋自由人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等宗教性的自由民主理念，如此才能发动社会力量结束封建制、等级制。被后人评为自由主义之祖的大师、作家，也都是有宗教性的，且尊重社群的，服膺传统的，这与后世的自由主义不同。从宗教和传统里演进出的民主化，才是相对稳健的，如英美等国。没有从传统演进出的民主化，必有唯理主义的冲动，也容易成为动荡难行的民主化。西方直到民主化初步建立后，世俗自由主义才兴起，个人至上、权利第一的理性自由主义才渐渐大行其道。假设一下在民主化之前，就盛行世俗自由主义，民主化必定难行，因为民主化必定要发动社会力量、不惧牺牲有宗教担当的精神，所以疏离了宗教和传统的世俗理性的自由主义是难以实现民主化的。民主化也是各种社会思潮、主义融汇的结果，早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中下阶级的抗争一度也成为民主化的较为重要的动力，没有他们，西方必会徘徊于自由化了而民主化未成的门槛前，其所谓民主就会停留于有身份有钱者的上等人民主的阶段。综上所言，自由主义也未必是西方民主化的主导。其中自由主义里后起的世俗自由主义不是“民主化的英雄”，而是“民主化之后的宠儿”，这是世俗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的真相。

但是中国自由主义不懂这道理，也不反思西方自由民主起源的历史真相，自己断裂了传统，只是反对中共极权主义政治，而本能地求学于西方最盛行的美英自由主义思潮，其所求得的是西方的世俗自由主义，就自以为“西天取经”功成。其实这是他们受限于自己浅薄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而片面理解西方的结果。最后，西方自由主义只是抽象的理论，西方政治社会文化才是其自由主义“安身立命”的具体内容，自由主义随之演进而演进，而不是相反。但是中国自由主义却相反，视之为亘古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可谓“盲人摸象”，然后移植到中国，以西方特殊的理论和实践付诸于中国，不仅会“水土不服”，更会在碰壁后和“洋鉴”作用下不得不转为机会主义，如“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

中国自由主义主张西化，如何西化呢？西方的宗教与民主、科学三方矛盾制衡的格局和文化传统如何移植到中国呢？不可能的。没有宗教，自由民主和科学就会丧失价值根源和良善社会的基础，自由民主必会劣质化，科学必成人欲的工具，这是不堪的。我们看到中国自由主义只是片面截取了西方自由民主传统的一部分，却要中国未来西化，这就如“盲人摸象”，他们摸到了“象腿”就以为这是“全象”，就要把中国造就成“象腿”样子，自以为这样就把中国“拯救”成“大象”了，且不论“美国象”和“中国象”的物种不同及其生活的土壤气候的不同，这是多么狂妄和盲目，借哈耶克的话来批判就是犯了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的冲动。

只有根植于本土的中华文化和社会传统的民主化现代化，依哈耶克的理路来讲才是符合进化理性主义、自发秩序的。民国主流的三民主义、新儒家文化都是根植于传统，融合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的，使自由民主有社群的良善基础、有价值本源，使人文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并行不悖，扬中华的人文之长，无西方一神教之弊，不必宗教与自由民主、科学三方矛盾制衡，而求人文与自由民主之和合、人文与科学之和合，社会也由传统而演进，民国就是如此形成现代中华文化的。民国政治上主张接续道统，继承和弘扬“公天下”、“选贤与能”等古典政治文明的精神，融合西方自由民主，并且针对西式政治之弊而求对治之超越之，如“五权宪法”（有待完善）、人文伦理社会等。民国立国的理想和格局是高瞻远瞩、气象宏大的。

再回顾国史，清末革命派面对满清坚持的皇权贵族统治，以天下儒生皆认同的“公天下”理想号召革命缔造共和，鼓动社会，发动“秀才兵”的新军起义，使立宪无望的立宪派加入革命，代价不大，已使辛亥革命成功。开国后以“临时约法”开民国法统。其后，面对复辟、北洋军阀及其袁记法统，以国民革命扫荡军阀统一中国，抗俄抗日反共，在向宪政过渡的短暂训政同时实行地方自治，其“以党领政”只限于中央而不及地方，然后在烽火中顽强制宪行宪（从抗日前的“五五宪草”至戡乱时的“四六宪法”），现在的台湾宪法就是接续“四六宪法”而来。在经济上，于内乱外患中创造“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迁台后再造“四小龙之首”的台湾经济奇迹，且追求自由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在文化教育上，民国大师辈出，还在抗日烽火中创造教育高速发展的奇迹等等。中华民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皆根植于传统，融合西方文明，民国史的辛亥革命开国、国民革命、民主建国等皆根植于传统，因此民国在严重内乱外患的动荡中守住理想和维系发展，甚至于创造奇迹。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正道就是中华民国之道。

中华民国的民主革命也是以和平、理性为目的，因此辛亥革命之后宽恕依旧忠于满清的势力，国民革命后宽恕失败的北洋军阀，抗日战争胜利后宽恕日本侵略者。有人认为当代民主复国运动成功，会有报复惩罚。但是从民国的革命传统来看，我们有仁义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心胸，有宽恕敌人和失败者的大传统，只会有昭示正义和罪责的转型正义，绝不会以报复为目的，更不会使中国为了过去而陷于斗争，只会促使国人如家人一样“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天下一家走向未来。

现在民国台湾虽然陷于中共压力之下，且其文化、政治、社会等不尽如人意，离中华民国追求的文明理想较有距离，又有蓝绿斗争，但其文明高度却不下于美欧多少。民国大陆和民国台湾所取得的成就，都不是西化和反传统之功，自由主义也不是主流的。但是自由主义作为参与者也发挥其作用。民国民主化的主流是三民主义、新儒家文化，其次是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是一体的多面，如果离开了前三者，自由主义就无主流的民主化力量可依托，无以互助互长，恐怕剩下的是在书斋里发挥价值和作用了。再如西方，如果没有宗教、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等做基础和制衡，自由主义实践起来必弊端无穷，有了前者，自由主义才得其位，才可以蔚为大观。这才引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西化的模仿欲和追求“中国未来自由主义化”的自大自信。但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不能不察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基础和前提。如果要在中国大有作为，就必须认同自由主义的中华文明基础和祖辈的民主大传统（民国的）。确切讲自由主义也只是民国民主化现代化的一个因素，始终不是主流，在当代大陆民主化中也只是一个因素，争当“教主”只是留学生的幼稚幻觉。当前大陆自由主义不能“认贼作父”（即认中共国为父），但是也不“认祖归宗”（即不认归民国的中华现代文明，回归民国自由主义的国家认同），只想认洋祖宗而求西化是不可能的，或者畏惧于强大中共国而胆怯，这样下去只会成为机会主义的“游魂”和“忘本的乞儿”，这是没有出路的。

自由、民主、宪政等是普世的，但是自由主义仅仅是一种特殊的主义，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产生出的，有特殊的内容和偏好，这丝毫不能混为一谈。例如自由主义的基石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个人与社群及传统的关系上有其偏向性，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偏好，无普世性可言。再者，自由、民主、宪政等，是人类客观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状况和多种思潮、主义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自由主义有其历史贡献，但是没有“专利”。所以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丝毫不可等同于自由主义的。美国有美国的民主模式，德国有德国的民主模式，日本有日本的民主模式，印度有印度的民主模式，印度尼西亚有印尼的民主模式，他们的制度和价值观大有不同，这是因为其宗教、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造就的。任何民主国家的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不同的，普世价值只是其中的共通之处而已，进一步讲普世性表现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本土性特殊性里，是不同文明里包含的共同因子。

各国的民主化道路更是不同，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共同的道路，只有总目标的相同。中国当然没有例外。但是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却奉英国式渐进民主化的特殊路径为圭臬，无视两者的国情基础的迥然不同，刻意混淆中共极权主义统治和老英国开明专制统治的“南辕北辙”的后果，走改良中共的先自由化后民主化的死胡同。这是意欲何为呢？这是用心错乱兼“食洋不化”。又如以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民主化的多难迂回的路径，比附和贬低民国的民主革命，扭曲史实把中共的革命和统治说成是民国“激进主义革命”失败和中国文化劣质性导致的结果，无视中共是强大的苏俄扶持起来的势力，共产主义不仅是外来的而且是外强移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外来“恶种”在中土的变异生长。民国国力被摧残于日本侵略，失败于苏俄巨力支援的中共和美国的“禁运”。而中共国文化教育“铁幕”下“出身”的自由主义的人物们，为了其“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不惜歪曲史实(也无知于史实)，混淆是非，从而总结出以自由化和改良为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尊奉其英美经验主义的洋史“祖鉴”，严重误导了大陆民主大业，使之在歧途上徘徊。

因此，这里我们不得不着重批判自由主义的“西化”的严重弊端和深远后果。

第一，从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而言，其断裂了自己的中国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有了幼稚如留学生的西化和轻视中华文化的或明或暗的心态，于是就菲薄本土的民主大传统(民国的)，追求“中国未来自由主义化”。这是理论上的“一叶障目”，实践起来就会错乱碰壁，不得不转向机会主义、功利主义，还硬搬英国式的渐进民主化为鉴，幻想“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与改良主义“蛇鼠一家”互相利用，结果反而助长了改良主义成为“主角”。当代中国大陆的庸俗自由主义成就不大，但急功近利而“双目近视”，心却比天地还“高远”，为了“中国未来自由主义化”的目的，他们刻意自贬祖辈们建立的中华民国，打击当代大陆的民国派，攻击三民主义、新儒家文化等。这实不可取。

第二，从大陆自由主义的外在表现看，其负面后果有六：

1、主张崇拜且移植现行的西方价值观制度，低估本土的、传统的，所以轻视中华文化，贬低民国的民主革命史和国统法统。故而有刘晓波的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之说；故而《零八宪章》要求“联邦制”（不顾国情和分裂危险而移植美国制度），其后被中共镇压，自由派照旧认为向中共“公民上书”的《零八宪章》“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摘自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自由派当中主张未来中国必须自由主义化甚至于西化的，是其主流。

2、崇拜西方文化，认为自由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文化，所以主张中国要基督教化，使自由民主“扎根”于中国。这是荒谬的，全然不顾民国的民主国统法统是现代儒家文化和三民主义造就的。这种主张在今天只会造成与民族主义、中华文化的对立，无助于民主化而徒增“内争内耗”。

3、由于崇拜西方，“学步”英美自由主义，于是也“学步”英国式渐进民主的路径。所以产生了“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论，庸俗自由派与改良主义混合，消解了大陆民主化必需的革命精神动力，消解了颜色革命必需的抵抗精神和顽强意志力。在这种思想路线下，当前大陆的民主力量和公知很多人徘徊于迷途，海外民运则老化无能。

4、自由派“学步”英国式渐进民主的路径，主张“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战略路径”，首先主张经济自由化，与改革派异口同声，结果成了党国权贵资本主义的一时的“小助产婆”，习近平上台后完全抛弃打压所有的自由派。中共国只有畸形的市场经济，只有红色国家垄断资本及权贵资本的壮大，没有经济自由化，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共同幻想落空了。自由派和改良派也曾经合力粉饰极权主义的中共为“威权主义”且鼓吹“公民社会”，中共国怎么可能有“公民社会”呢？不可能有的。总之自由派和改良派编织的一场场梦麻醉了人民和知识分子，中共则歌舞升平而无忧。这是错误理论、错误的路线和战略造就的恶果。

5、庸俗自由主义自以为思想源自西方，有西方背景和支持，可以声势大涨，可以号令中土众生；然后借西方背景向中共“讨价还价”。故而“挟洋自重”。他们自以为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向中共求政治自由的空间。但是随着中共的政经力量崛起，中共收缩掉微弱的政治自由空间，无视国际社会的批评。自由派最后连“天则研究所”也失掉了，改良派则失掉《炎黄春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于中共无所触动，刘晓波也死于中共监狱里，迎合西方而跟风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海内外主流民运和公知，两眼汪汪盯住西方而大事无成。庸俗自由主义“挟洋自重”不求本土化、人民化而自强，这与改良主义寄望于统治者是一个道理，缺乏革命精神是他们的“总病根”。告别革命当然不必追求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本土化人民化，他们相反惧怕人民化，害怕其所谓“民粹化”反抗统治者引发“国乱”。必须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与人民化的逻辑关系，有本土化才能发动民众，才能人民化，不以人民化为目的，当然漠视本土化，而喜好西化，然后希望“挟洋自重”，走改革中共的渐进自由化路径，最后由自由派来主导中国民主化走向其终极目的——“中国未来自由主义化”。这“算盘”中不乏自由派的势、权、利的算计。庸俗自由派的这种水平，当然不能认同祖辈的开创民国建立民主国统法统的民主革命精神。但是大陆民主大业如果不接续传统也就没有未来，无本无根怎么能成就大业呢？庸俗自由派的思想路线某种程度上是对大陆民主大业做了破坏性的“釜底抽薪”。庸俗自由派的思想和作为也是完全背叛中国自由主义的先贤和祖辈——民国自由主义。中国自由主义生于民国，也忠于民国，且参与缔造民国的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如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也认同他们，与民国自由主义有“父子”关系，但是其中的庸俗自由派的“认父”，却是为了取民国自由主义当“垫脚石”抬高自己，实质上与民国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他们不仅反民国，而且还有沦为“中共国的自由主义”的嫌疑。

6、“洋化”或“挟洋自重”的庸俗自由派，必然轻视本土化的民国民主革命正统和宪政国统法统，必然反对当代民国潮和革命民主复国运动，造成民主阵营的“内战”，然后造成严重“内耗”，最后有利于谁呢？中共必收“渔人之利”。

所以，当前民运和公知里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大事就是路线反省、思想反省。自由派的确需要“脱胎换骨”找回自我，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要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弊和扭曲的回声，更不能成为“中共国的自由主义”，不能有辱自由主义的真义。就此而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站出来扭转庸俗自由派大行其道、与改良主义“蛇鼠一家”的局面。

自由派如果要在中国大有作为，就必须认同自由主义的中华文明基础和祖辈的民主大传统（民国的），不能“认贼作父”（即不能异变为“中共国的自由主义”），或者畏惧于强大中共国而胆怯。但是自由派如果不“认祖归宗”（认归民国的中华现代文明），只想认洋祖宗西化是不可能的，这样下去只会成为“忘本的乞儿”和机会主义的“游魂”，这是没有出路的。自由主义在西方，西方政治社会文化等是其自由主义“安身立命”的具体内容，自由主义随之演进而演进，不是抽象的理论而已。自由主义在民国也有类似的演进，不能脱离传统和中华性的。

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中，中国大陆民主力量如果没有本土化，就不能人民化，如果不能动员人民抵抗专制又怎么可能推动民主化大业呢？所以说“洋化”或者“挟洋自重”的任何主义都是“空中楼阁”，以移植西方价值观制度为主导重建中国的主张，实质是主张建构一个“泥足的巨人”，站不住脚的。这对于民主化是严重的“药剂过量”！也是自弃且对立人民普遍有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信念，不合革命需要，不合民众诉求和期待，最后只能落到“贵妇式”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的幻想里自我满足。

当代大陆自由主义必须“认祖归宗”，认同民国的中华现代文明，回归民国自由主义，接续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先贤的民国认同和奋斗成果，自由派视为“源头”的民国的“五四新文化”和“北大传统”只是民国现代中华文化的两个因子而已，民国的民主国统法统有民国自由主义的尽心参与。反民国就是“数典忘祖”，且与中共反民国的立场相反相成。总之，当代大陆自由派必须真正回归自己的大传统，而不是把先贤和祖辈当成抬高自己的“垫脚石”。要学习民国塑造现代中华文明的宝贵经验——根植于传统，融合西方文化，这完全符合哈耶克等西师揭橥的自由主义的真义。自由主义本来就是服膺和尊重传统的。

这里我们要呼唤当代大陆自由主义接续民国自由主义，要追求成为有中华性和本土化的中国自由主义，而不是只“学步”洋祖宗而不认自家门的庸俗自由主义，不要与改良主义“蛇鼠一家”，不能在民主大业里以及民运公知里自障自碍。成为真正的中国自由主义才是所有自由派的归宿和前途。


附：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一）
——和平非暴力论”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梦想”岂能成真？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195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二）
—— 自由派“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径”和改良主义混杂的后果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21546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三）
——改良派的源流以及少数自由派的觉醒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3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