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中華民國的亞太戰略與當代中共的亞太戰略比較

                                                   1949年前中華民國的亞太戰略與當代中共的亞太戰略比較
 
                                                                                    作者：李明
 
      中華民國的道統、國統、法統以及現代中華文化是中國文明依其自性迎接西方挑戰和追求現代化而演進成的，是中西文明融合的，是歷史傳統的繼承和現代發展的。但是由于國家長期深陷于外患內亂，最后大陸淪陷于有遠勝中國國力俄援的「中共革命」，故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念和精神無以付諸實踐。而今中共「國力」崛起，中華民國臺灣卻相較越來越弱且自顧不暇，又深陷于國家認同的混亂里。所以中華民國立國精神的「本相」被人為模糊和遺忘甚至于被曲解、被貶低。這是時代歧途的反映，不是國家之本然，更無未來可言。自古至今朝代有興亡，作為文明體的中國卻是永續的，殷亡而中國在，宋明亡而中國不亡，同樣的道理，中共入主中原使中國文明飽受摧殘，但中國文明沒有亡，中華民國作為中國文明的現代化基本模式不僅在臺灣余存，而且當今大陸持续興起了「民國潮」。這「民國潮」是在大陸政經崛起的背景下發生的，是追溯中國文明應有的現代化方向道路的反思大潮，也是人民對于中共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失望而產生的。中國是永存的，但是任何私天下的政權必定有終結之日，中共是黨天下的不是公天下的，是打斷本土中華文明現代演進的外來的馬列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所以中共政權只是一時的朝代，必定有興有亡。如果我們要從中國的立場講國際戰略，不能不以老中華民國為鑒，方可知中共之得失，也可為中共之后的未來民主中國作一戰略之明鏡。
 
       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回顧中華民國于民國三十八年前的亞太戰略。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開國的三民主義發展為立國之本。所以當時中國的外交和國際關系上也以三民主義为价值基础，其亞太戰略基本是以大同為至高理想，以现实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為雙重戰略主旨。由于有民族主義，就會漸行王道主義，扶倾济弱，抵制帝國主義。也可以說當時的中華民國的亞太戰略是現實主義和理想的時代性折衷或者說「時中性」的，既有弱國在大國之間的現實利益之追求和妥協委曲，也有民族主義理想性一面。當時內亂和外患嚴重結合，外有日本入侵和蘇俄大力扶持中共叛亂，美英法則與某些政治力量和軍閥勾結以求在華利益最大化。所以中華民國亞太戰略布局，首先交美英德法以抗俄日。然后對于亞洲諸國兼行「扶倾济弱」的王道主義，其主要約有五。1、北爭蒙古（俄據），南復臺灣（日據）；2、扶持韓國臨時政府和流亡精英； 3、庇護流亡的越南各派政治力量，包括極右的保大皇帝和極左的越共；4、支持印度等亞洲殖民地國家獨立，如蔣中正二戰時訪問印度期間秘密許諾甘地二戰結束后中國支持印度獨立，但印度人在戰爭中要支持英國抵抗日本；5、成為創始聯合國的五大國之一，且在構建國際法則時發揮文化軟實力。例如促成聯合國人權宣言且以孔孟良知理念為基成功化解諸國宗教政治的矛盾。這樣的亞太戰略是有理想性和遠瞻性一面的。如果依此布局且戰后大陸沒有赤化淪陷的話，中國統一強大起來，就有條件建立王道的亞太國際秩序。可以合乎逻辑地说：韓國、越南、中國籍僑民為主的新加坡獨立后將会與中華民國發展成政治經濟文化的共同體，華人力量較大的東南亞諸國、印度也會成為中國友邦。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加之二戰后對于日本的恕道，中日之間就會建立堅固的伙伴關系。美國就不會成為亞太的單極的領導國，且中美會聯手共同抵抗蘇俄對于亞太的染指。這樣就不會有釣魚臺問題。一個全新的王道主義的國際秩序起源地就會形成，廣大的亞太地區就會較早成為和平繁榮和民主化的福地。這樣的亞太國際秩序是「德治天下」而無大國強權的全新的國際秩序，全無帝國主義的國際格局。
 
       但是這樣的亞太戰略，這種理想主義當然是列強們竭力要反对的，因為不符合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更與長期以來的帝國主義的國際秩序沖突。美國要建立以美國利益為主導的亞太秩序，懼怕中國成為第二個日本，且中國國家潛力遠勝日本，所以美國不希望中國統一強大起來。二戰時美國就試圖扶持親美力量分化甚至于取代中國合法執政者，如史迪威的作为。又出于自身利益、制約中國戰略，美国與蘇俄簽定「雅爾塔條約」，把中國東北和蒙古劃歸蘇俄勢力范圍。戡亂之初美方屡以調停之名以表誠于蘇俄實有利于中共，全面戡亂后美國對華實行軍事經濟封鎖且坐視蘇俄以遠勝于中國國力的援助壯大中共打敗國軍。蘇俄要突破「雅爾塔條約」支持中共打下中國大陸（超出蘇俄勢力范圍的東北），不惜以「封鎖柏林」把美英法的力量吸引到西柏林，使中共勝利完成對國軍的全面戰略反攻，且引發四十余年的全球冷戰、蘇美爭霸。這樣就葬送了大中華民國，也毀掉了建立王道的亞太秩序的希望，然后才有趁中國內亂的美國制造而日本借機侵奪釣魚臺的問題，從而形成中日之間一個矛盾，而始作俑者是處心積慮分化亞洲中日兩強的美國。而英國因為懼怕中國的「扶倾济弱」，在二戰時就處處防范中國「染指」印度緬甸等殖民地，處處壓制中國。法國亦然。可以說中國成為美俄等帝國主義交易和角力的犧牲品，而民族主義和王道主義的不服從抗爭最終歸于失敗，付出了大陸赤化的巨大代價。
 
      大陸淪陷，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產物的中共入主了中原。中共的亞太戰略先是仆從蘇俄，后獨立于蘇俄自求「第三世界」的霸主之位，且實行「輸出革命」、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冷戰的亞太戰略，但是遭遇全面封鎖。直到「改革開放」，中共才放棄赤化的亞太戰略，轉為韜光養晦的經濟發展的戰略。隨著中共強大起來，習近平放棄韜光養晦的戰略，轉為爭取與美國共治亞太的戰略。但是其強硬應對釣魚臺問題卻落入美國長期分化中日的陷阱，又以北韓核武為籌碼牽制美國卻也反被北韓牽制，最后以一帶一路佈局東南亞，牽動南海東海的格局。美國的戰略則針鋒相對，奧巴馬實行重返亞太的戰略，到川普則實行以中共為對手的亞太戰略和強硬的經貿政策，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共同形成印太新戰略，限制中共在印太兩洋的政經軍事的擴張。中共雖然發展成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量高而質低，缺乏高端產業和高科技、核心技術，政治上是極權主義的且內憂嚴重，如「維穩經費」比肩國防經費，又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實乃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是畸型化的，貨幣嚴重超發經濟泡沫化等，其實力不足以與美國抗衡，如「中興通訊事件」只是顯出中美國力的質的差距的「冰山一角」。最后其國際的價值觀和制度觀是以利益為主的準帝國主義的，或者說是另類的新型的紅色帝國主義的，現階段是以利服人，以力為后盾，比起西方帝國主義的以力服人的霸道只差一步之遙。完全不是從中國傳統理想而升級的老中華民國的王道主義。所以中共的亞太戰略在力量上缺乏自知之明，又無國際價值觀上的道義優勢吸引第三世界國家，再加之其「共產國家」的特色令人警惕，所以其結果是可以預見的。
 
     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產物的中共，其「父」乃前蘇俄。從江胡到習近平執政來看，中共無論如何擺脫不了「紅色基因」，且從未有心擺脫過，所謂「中共也在實行三民主義」之說是對臺統戰的說詞和紅統的呼應說法。蘇俄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后，中共沒有改變其極權主義本質，只是韜光養晦求自強而已。中共崛起的「法寶」是力求極權主義國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也就是形成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然后利用全球化機遇吸引巨量外資，壓低勞工成本和社會福利，以土地礦產等資源掠奪式開發，且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形成「世界工厂」，以貨幣空前超發刺激經濟增長。這種「外強中干」的經濟模式造就了社會兩極分化，民怨沸騰，民眾反抗和民主訴求日益高漲，而中共以「維穩經費」比肩國防經費的高壓政治、警察治國來強力維護一黨專制，鎮壓民眾的不滿，壓制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這只能拖延政治巨變的來臨，而不能逃避共產主義遲早崩潰的宿命。習近平的亞太戰略某種程度是一大冒險。雖然可以憑區域優勢在其周邊國家爭得几次對美國的局部勝利，但是有發生美國與中共全面對抗的危險。至少美國與中共的貿易戰一旦開打或中共妥協，出口受挫必使制造業處于嚴重危機，繼而引爆整個經濟危機，中共統治集團的派系斗爭和社會危機也會因之连环爆發。須知美國就是以經濟戰打垮前蘇俄，促其巨變的。總之習近平的亞太戰略很不明智，違背了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的「國策」，這與其屬于文革一代人的低知識智慧高意識形態且崇拜毛澤東的特質有關。
 
     相较之下，中國的民國三十八年前的亞太戰略是有遠瞻性理想性的，但當時中國國力太弱，無力抵抗俄日和美國的出賣而使大陸淪陷于遠勝于國力的紅色風暴。但老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和王道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有不墜的值得后世繼承的意义。這不可以用一時成敗來作判斷的。回顧前蘇俄等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后，皆接續傳統重光舊國，這是普遍性的、規律性的。它們之前都沒有出現較大規模的「前朝熱」，而當今中國大陸已經出現持續的大規模的「民國潮」。可以預見未來中共統治終結之時，大陸的民主復國將成為現實，老中華民國將得以恢復，老中華民國的的民族主義和王道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必將得以繼承光大，并且隨著中國的強大而改变世界的秩序及其價值體系。或許正如国父一百年前《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讲：「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1923年國父就《中国革命史》再讲道：「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至于大同。」（《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0页。）
 
 
                                                                                                                                                                           民國107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