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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坝 谢宝瑜 著 绿野出版社 2006年出版
梗概 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散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山谷，当地人把它们称为“坝子”，玫瑰坝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交通不便。坝子里的人很少走出去，坝子外的人很少走进来。山民们孤陋寡闻。除了土匪和贪官污吏偶尔骚扰，他们的生活单调平静。然而，一九五零年，革命的大潮涌进了这个偏远的角落，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地摧毁了延续了千百年的旧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玫瑰坝》的主要线索是一个爱情故事，其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乡社干部，女主人公却是一个地主分子。他们相恋的背景则是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社教，文化大革命。此外，他们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革命的对象。一个是理想主义者，想要建造一个人间的天堂；一个是现实主义者，只祈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一个信仰西方传来的革命理论，一个恪守中国固有的古老传统。一个迷信理念和逻辑，行动狂热；一个依赖直觉和常识，办事冷静。于是，他们的爱就变得非常复杂，非常曲折，非常困难。当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他们又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狂涛，成为其中的“运动员”。此时，他们渺小无力，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帮助对方度过难关。他们像两条破旧的小舟，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挣扎漂流，时聚时散，随时都可能倾覆沉没，葬身水底。 除了这条爱情主线之外，《玫瑰坝》还有几条次要的线索。这些长长短短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全景式地描绘了玫瑰坝这么一个很小的山乡，并折射出了那个年代里的整个中国。 《玫瑰坝》共六十一万多字。如果你的年龄较大，又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你对这本书中出现的政治词汇、术语、和表达法一定会非常熟悉，你一定经历过书中所描写的很多场面。你一定会回忆起过去的那个年代，从而更加珍视你现在的平静的生活。如果你的年龄稍小，你一定会非常惊讶那个年代和现在竟然会如此不同。你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些历史知识，了解父母辈过去的生活。也许你来自大陆以外，但是对那个年代的大陆有些好奇，这本书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也许你正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史，你会发现这本书中有丰富的材料，有拾遗补阙的作用，还可以印证你所搜集到的其它史料。
玫瑰坝方言： 〖一火镰〗一下：你还是躲一火镰才好。（你还是躲一下才好。） 〖遭〗被：我怕遭他们抓朵枪毙。（我怕被他们抓住枪毙。） 〖朵〗助词，表示“住”、“着”、“到”等意思：拿朵钱都买不朵粮食。（拿着钱都买不到粮食。） 〖遭不住〗受不了：我看朵你遭不住了，就赶紧宣布散会。（我见你受不了了，就赶紧宣布散会。） 〖没得〗没有：我都没得啥子办法了。（我都没有什么办法了。） 〖之〗这：我打算脱下之身黄皮皮。（我打算脱下这套黄衣服。） 〖之楷家〗这样：咋个之楷家忙啊? （怎么这样忙啊？） 〖之展个儿〗现在：之展个儿他已经不在乎之几亩土地了。（现在他已经不在乎这几亩土地了。） 〖那展个儿〗那时候：那展个儿他们叫红军。（那时候他们叫红军。） 〖先才〗刚才：先才我看朵他们几个人在外前。（刚才我看见他们几个人在外面。） 〖一滴点儿〗一点儿：咋个不自己多吃一滴点儿喃？（怎么不自己多吃一点儿呢？） 〖紧朵〗老是：他紧朵吐血。（他老是吐血。） 〖鼓朵〗强迫，坚决：他鼓朵我喝了一杯酒。（他强迫我喝了一杯酒。）他鼓朵要去。（他坚决要去。） 〖直见〗不断：一心慌，我的玫瑰坝话就直见朝外前镖。（一心慌，我的玫瑰坝话就不断地往外面冒。）
《玫瑰坝》选载
未选载部分（第一章到第三十七章）简介：
小资本家的儿子冯东明和穷人的女儿陈素芬小时候在一起长大。在一场变故之后，陈素芬来到偏僻的山乡玫瑰坝，嫁给了一个老地主。多年后，冯东明作为土改工作组的一员也来到了玫瑰坝。小说以一个逃命中的国军军官夜访玫瑰坝开场，围绕着冯陈二人之间以及他们同范淑君、王春华、黄继福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而展开。现在，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合作化、反右等运动刚刚成为过去——
第三十八章
在巩固农业社和反右派的斗争胜利结束以后，阶级敌人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大好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大办人民公社的伟大号召。于是，全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立即热烈响应。这一天，玫瑰坝的全体干部和群众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玫瑰坝人民公社便在红旗和标语的海洋里，在掌声、口号声、锣鼓声、爆竹声中诞生了。 玫瑰坝人民公社是由原先的玫瑰坝乡人民政府和坝子上的三个高级社改组而成的，既有行政方面的职能，又有生产管理方面的职能。公社的社长是王守伦，副社长是侯亚昆、冯东明。原中共玫瑰坝乡党总支部则改组为玫瑰坝人民公社党委，由王守伦任党委书记，侯亚昆任党委副书记。与此同时，坝子上的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兵等各种群众组织也作了相应的改组。
人民公社据说是以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绘制的共产主义公社为蓝图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公社里，社员们的一切财产都归集体共同拥有，并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冯东明原先以为，共产主义的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灭亡了以后才能建立起来，因而是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的理想。如今，新中国诞生后才九年，玫瑰坝解放后才八年，玫瑰坝的农业生产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西欧、美洲、非洲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还没有得到解放，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便在玫瑰坝建立起来了。冯东明最初感到有些突然。后来，他认真地学习了党中央下达的一系列文件和各级领导的有关指示，这才意识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策无比地英明和正确。 从理论上来讲，在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是完全可行的。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最后进入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本来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革命发生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碎了，新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便建立起来了。社会因此而取得了进步。生产力也就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了。 可是，生产关系并不只是简单地和被动地适应生产力的向前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强大的反作用。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必然要对生产力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使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马克思最初设想，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各国无产阶级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在全世界同步取得胜利，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列宁在研究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提出，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突破，在一国或者数国首先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人民的伟大革命证明了列宁的设想是正确的。由于苏联人民建立了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国民经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前发展，使苏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捷径可走的。既然苏联人民可以在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民就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中级阶段。中国人民将在一个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然后利用这个非常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来。这样，中国人民将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来一个大跃进，使中国在十到二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 冯东明感到非常兴奋。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冯东明坚信，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这一场社会实验一定会取得伟大的成功。从此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将会更加丰富，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中国人民将会为全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使中国人民取代苏联人民而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光辉典范。 陈素芬却感到很担忧。她说：“你们这些干部折腾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你们的高级社搞得不如初级社好；你们的初级社搞得不如互助组好。现在你们又要搞个什么人民公社。你们会不会把大家搞得更穷呢？” 冯东明说：“高级社肯定比初级社优越；初级社肯定比互助组优越。它们在我们玫瑰坝存在的时间太短。在一些组织、管理和生产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它们就朝更加先进的形式过渡了。因此，这两种农业社的优越性在玫瑰坝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等它们的优越性完全显示出来后才走下一步呢？”陈素芬问。 “没有那个必要嘛。”冯东明答道。“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北方的老解放区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早就显示出了无比的优越性。”他想了想，用陈素芬懂得的语言解释道：“例如，有人已经发现，在钵钵里放一些大米，加一些水，然后蒸一段时间，便可以做出很香的钵钵饭来。我们学着做了钵钵饭。可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加了太多的水，做出的钵钵饭不够香。这并不是说钵钵饭本身不香。这时，有人发现，在沙锅里放一些大米，加一些水，烧开以后焖一焖，就可以做出比钵钵饭更香的焖饭来。如果我们追求的是香味，我们当然可以立即去学做焖饭，而不是非要先学好怎样做钵钵饭，然后才能去学做焖饭。搞合作化和做饭是同一个道理。搞初级社，高级社是做钵钵饭；搞人民公社是做焖饭。” “人民公社同高级社究竟有什么不同呀？有人已经搞过了吗？”陈素芬问。 “人民公社在河南省和其它先进的省份已经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冯东明说。“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作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它的确是非常优越，这才决定要在全国推广它。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这个‘大’指的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很大。我们玫瑰坝人民公社就覆盖了整个玫瑰坝乡。有的公社比我们玫瑰坝公社还要大。我们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如果我们现在把公社搞得太大，就不好管理。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一个公社可以跨一个区，甚至可以跨一个县。公社越大，公社里面的人就越多。毛主席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大家在一起齐心协力地干活，劳动效率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除此之外，修渠建坝、造桥筑路这些造福万代的工程都需要使用很多劳动力，开采矿藏、制造机器也需要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这些都不是规模很小的高级社能够办得到的。规模巨大的人民公社要办这些事就容易多了。将来交通便利了，条件成熟了，我们阑县也要搞全县规模的人民公社。我们的长远的目标将是建立一个全国规模的人民公社，甚至要搞全世界规模的人民公社。到了那时，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在全世界实现了。” 陈素芬摇着头说：“要是大家不齐心协力地干活，恐怕人越多就越干不好。” 冯东明笑了。他说：“这就是除了‘大’字以外，为什么还有一个‘公’字的原因了。人民公社成立后，不仅生产资料归全公社的社员集体拥有，生活资料也要归全公社的社员集体拥有。这么一来，我们就彻底地消灭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就是自己拥有的东西：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屋子、自己的钱、自己的粮、自己的衣物，如此等等。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私有财产出现后，人们就有了私心，就有了占有更多的私人财产的欲望。在旧社会，人们尔虞我诈，偷盗抢劫，杀人放火，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争夺私有财产。农业社建立以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可是生活资料仍然属于自己。人们往往为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工分而吵得面红耳赤，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了不少私有财产的缘故。成立人民公社后，我们再也不需要评工记分了。人们再也不用整夜整夜地为工分而争吵了。这么一来，大家就会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来搞生产，用来创造社会财富。在人民公社里，公社的缝纫组给大家缝衣；公社的公共食堂给大家做饭；公社的托儿所给大家看孩子。——想想看，现在妇女终于可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了！这么一来，私有财产没有了，可是大家也能生活，而且还可以生活得更加美好。在消灭了私有财产以后，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什么东西要互相争夺了，私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关系就会被合作的关系所取代。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为什么不齐心协力地干活呢？” 陈素芬怀疑地说：“私心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吧？谁不希望自己的手里有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东西呢？” “肯定可以。”冯东明满怀信心地说。“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或者说，物质决定意识。例如，天上有月亮。我们看到了这个物质的月亮，才有了月亮这个概念。如果天上没有月亮，我们怎么可能有月亮这个概念呢？同样，有私有财产，人们才会有私心。如果私有财产消灭了，私心的物质基础也就消失了，私心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它最多也只能在历史书籍里，作为历史概念而存在。例如，中国古代的男人要穿裙子。如果不是偶然从历史书籍中看到，如今谁还会有男人穿裙子的概念呢？等守礼这一代人长大后，由于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私有财产，他们一定会对我们这代人有过的私心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一定不明白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会希望自己的手里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东西。”
然而，“私心”这个怪物却不肯心甘情愿地消失。 玫瑰坝人民公社成立的当天晚上，陈素芬在睡梦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陈大姐，陈大姐。”有人在门外低声地呼唤着。 “谁呀？”陈素芬迷迷糊糊地问。 “我们。”侯亚昆的声音回答道。 “小陈，请你起来一下。”冯东明轻声说。 陈素芬摸黑穿上了衣服，打开了房门。她揉了揉蒙眬的睡眼，借着星光，认出了离门口最近的那个人是侯亚昆。陈素芬勉强地笑了一笑，说：“哦，是侯副书记。有事吗？” 侯亚昆没有笑。他声音低沉地说：“陈大姐，对不起，半夜三更地把你叫了起来。请你把厨房门打开一下，好吗？” “行。”陈素芬说。 侯亚昆转过身来，对冯东明说：“老冯，你在这里坐镇，好不好？我们去青龙、大屯和瓦岩看看。” “行。”冯东明说。 “我们走吧。”侯亚昆喊了一声。 十几个党员、干部和民兵似乎从地里冒了出来。他们有的拿着扁担和绳子，有的背着背架子，跟在侯亚昆的身后离开了。 陈素芬返身取了厨房的钥匙，出了房门。她一边朝厨房走，一边问冯东明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心！”冯东明拉了她的手臂一把。 陈素芬还是被地上的东西绊了一下。幸好冯东明把她拉住了，不然她肯定会被绊倒。“嗳哟！”陈素芬尖叫了一声，问道。“这是什么呀？” “猪。”冯东明心情沉重地说。 借着星光，陈素芬这才看清了她的脚前躺着的一头半大的死猪。她四处扫了一眼，见天井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似乎都是死猪。“这是怎么回事啊？”她再次问道。 “私心啰。”冯东明回答道。 陈素芬在星光下看不清冯东明的表情。不过，她想像得到，冯东明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刚散，他们就开始杀鸡了。”冯东明痛心地说。“今天晚饭的时候，坝子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吃鸡。到了晚上，这些人又开始杀猪了。” 陈素芬叹了一口气，说：“这么小的猪。太可惜了。”她小心地绕过死猪，打开厨房门，点燃油灯，然后问跟在她身后的冯东明道：“你们把这些死猪抬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天气这么热，很快就要坏的。” 冯东明说：“我们听到有人在杀猪的消息后，立即跑去制止。可是龙泉村还是有十一头猪被杀死了。侯副书记提议把它们抬到厨房里来，我们也就糊哩糊涂地过来了。你说得对。我们得赶快处理。不然这些猪很快就会坏。” “我们两个人怎么处理呀？恐怕要找几个会杀猪的人来才行。”陈素芬说。“你们把这些猪都没收了吗？” “怎么是没收呢？”冯东明说。“他们已经举手通过了人民公社的章程，同意了把自己的一切私有财产都交给公社。这些猪现在已经是公社的财产了。公社的养猪场一盖好，我们就要把这些猪集中起来饲养。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破坏公社的财产。”他对陈素芬尴尬地笑了笑，说：“这可能是私心的最后挣扎吧？现在我们只好提前开办公社的公共食堂了。不然的话，要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把公社的粮食全部浪费完，把公社的家禽家畜全部杀光。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公共食堂的事定下来。” “为什么呢？”陈素芬问。 “我建议在我们公社办六个公共食堂，在每个村子里办一个。可是侯副书记坚持要在龙泉村办一个大的公共食堂，让全公社的人都来这里吃饭。”冯东明说。 “那怎么行呢？瓦岩村离龙泉村这么远。那里的人每天来这里吃两顿饭可能就要花掉半天的时间。”陈素芬说。 “我也是这样讲的。”冯东明说。“可是，我就是没法说服侯副书记。” “恐怕你不能说服他。”陈素芬沉思着说。“你们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越大越好吗？在侯副书记的眼里，恐怕只有大一点的食堂才是共产主义的食堂。” 冯东明说：“侯副书记这个人，嗳，真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从板凳下面取出一些浸泡后晒干的向日葵秆，准备做一个火把。 “可不可以这样呢？”陈素芬建议道。“你们建立一个大的公共食堂，而这个食堂在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厨房。” “真是好主意！”冯东明竖起大拇指，对陈素芬笑着说。“我们在全公社只建一个大的公共食堂，却在每个村里都设立一个分食堂。素芬，你真聪明！希望侯副书记对这种安排会感到满意。”他在油灯上点燃火把，提议道：“我们出去仔细地看一看那几头死猪，好不好？” 陈素芬点了点头，跟在冯东明的后面走出了厨房。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被搞成了这种样子的猪：有的脖子几乎被砍断了，有的只去了一部分猪毛，有的身上刀痕累累，谁都看得出这些都是业余屠夫们干的好事。 正在这时，王守伦和罗兰音带着一些党员、干部和民兵走了进来。他们从华阳和河东抬回来的八头死猪中有一头已经被砍成了几大块，部分猪肉甚至已经煮成了半熟。经过研究，大家分了工。陈素芬和一个妇女干部一起，把一部分已经砍开的猪肉煮熟，供辛苦了大半夜的党员、干部和民兵消夜。王守伦等人则叫来了两个会杀猪的人，搬来一些必要的工具，用石头在天井里支起三四口大锅，烧起柴火，烫去那些死猪的猪毛，将那些死猪里里外外收拾干净，砍成三五斤重的小块，腌制成咸肉。 第二天，在党员、干部和民兵们的督促下，坝子上的家家户户都交出了自己的油、盐、柴、粮和家禽家畜。于是，玫瑰坝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食堂就正式成立了。
龙泉村的分食堂设在原先的林家祠堂里。人们在南厢房里盘起了炉灶，在大殿和北厢房里以及屋檐下摆了一些从社员们的家里搬来的桌凳。他们还在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把食堂打扮得十分漂亮。 陈素芬接受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委任，担任了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她上任后，立即带领着六个分食堂的管理员，查清了大食堂的存粮。他们发现，如果让社员们继续敞开肚子吃饭，大食堂的存粮就只能维持一个来月。这就是说，在秋收之前的一个多月，大食堂的烟囱就会停止冒烟。陈素芬认为，大食堂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实行计划用粮。她建议，在秋收之前，大食堂在做饭的时候要按照每人每餐一两米、三两玉米粉的标准下锅。开饭的时候，大食堂以家庭为单位，将主食打给社员，让社员们根据自己的饭量多少，在家庭内部再作适当地调剂。对于那些成年男人较多，妇女和儿童较少的家庭，大食堂可以作适当的照顾，多打一些主食给他们。与此同时，公社应该立即组织人力，多种一些瓜菜，以确保社员们可以继续敞开肚子吃瓜菜。侯亚昆和其他公共食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觉得陈素芬的建议有道理，便批准了她的方案。 然而，计划用粮的措施却非常不得人心。当社员们排着长队，打到自己的那一份主食之后，都把脸拉得老长。一时间，整个玫瑰坝都怨声载道。很多人来找陈素芬提意见，要求像大食堂刚成立时的那两天那样敞开肚子吃饭。他们说：“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饭都不可以敞开肚子吃，咋个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喃？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制度还有啥子优越性喃？” 陈素芬耐心地给这些人讲了公社的存粮情况，一步也不肯退让，坚持要搞计划用粮。她说：“既然你们要我来当这个家，我就要当好这个家。要是我们几顿就把粮食胀完了，我们将来肯定就要饿肚子。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喝西北风吗？”
这一天，陈素芬接到通知：白马区委要组织一个评比团，到全区的每个公社来检查大食堂的工作，评选先进食堂。她拿着通知去找冯东明商量，问：“评比团来的那天我们食堂应该怎么办呢？” 冯东明不在意地说：“既然是评比，我们就应该让评比团看到真实的情况，没有必要搞些什么特殊的花样。” 陈素芬说：“一家一户的时候，如果来了个客人，也要杀只鸡来招待。至少也要炒几个鸡蛋才行。评比团的人是我们大食堂的客人，我们怎么能够像平时一样地对待他们呢？”她不听冯东明的劝告，决定拿出食堂里存放的咸肉，照每人二两的标准发到各分食堂，在评比团到来的那天打一次牙祭。她还决定，在那一天，每人以半斤米的标准吃一顿大米饭。 评比的大日子很快就到来了。由白马区的全体领导干部和全区各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组成的评比团来到了龙泉村。评委们认真地听取了陈素芬的汇报，检查了龙泉村分食堂的卫生，观看了炊事员的烹调，然后分散在社员群众当中，同大家一起吃饭，倾听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 这一天，龙泉村分食堂里万事顺利。大米饭蒸得恰到好处，吃起来非常香；菜也炒得不咸不淡，味道很好。陈素芬非常得意。她趁评比团的评委们分散到社员群众中吃饭的机会，找到评比团的成员王守伦，悄悄地问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能否评上先进。 王守伦紧锁着眉头，说：“比其它公社差远了。人家吃肉、吃饭都不定量。在其它公社，大家都拼命地吃，最后还是要剩朵大盆大盆的肉和饭。人家的大食堂还比我们的大得多，比我们的热闹得多。看来，我们之次要吆鸭子了。” 几天后，评比的结果出来了。正如王守伦所预言的一样，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果然是全区倒数第一。区委派通信员小高来到龙泉村，在大食堂大门的门框上插了一面三角形的白色纸旗，上面写着“落后食堂”的字样。其它公社的大食堂都荣获了一面三角形的红色纸旗，上面写着“先进食堂”或者“最先进食堂”的字样。区委领导还亲自带队，敲锣打鼓，把一面写着“最最先进食堂”的三角形的红色纸旗送到了在评比的那天肉和饭都剩得最多的板桥人民公社的大食堂。 这一下，玫瑰坝人民公社像是炸了锅一样。社员们议论纷纷，都相信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是全国倒数第一。那些对大食堂早就不满的人趁机鼓噪，要求取消大食堂，让大家自己开伙。 小高不仅送来了白纸旗，也给公社党委送来了区委的严厉的批评。区委领导指出：“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人类数百年来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成功地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制度。而这个无比光辉灿烂的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区别的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还不够丰富，还不能够全面地实行这一条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吃饭方面率先实行这一条原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我们在吃饭方面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还是什么共产主义制度呢？那不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主义制度了吗？”区委驳斥了“大食堂的存粮不够多，所以必须实行计划用粮”的荒谬的借口。区委领导指出，玫瑰坝人民公社与区里的其它人民公社一样，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那么，为什么其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有足够多的存粮，而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却没有呢？为什么其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可以让社员们敞开肚子吃饭，而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却办不到呢？ 区委提出了几条具体的改进意见。其一是要求玫瑰坝人民公社大食堂立即取消计划用粮的非共产主义的措施，让社员群众吃饱、吃好，使大家真正体会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会到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条意见是要求该大食堂取消分食堂的制度，集中做饭，集中吃饭，成为名符其实的大食堂。此外，区委还要求玫瑰坝人民公社学习其它公社的先进榜样，指定一些政治宣传员，让他们利用社员们吃饭的时间，给大家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念报纸，等等，积极宣传党的总路线，宣传祖国在大跃进以来的大好形势。 为了执行上级的指示，并平息广大社员群众的不满，侯亚昆和冯东明等公社领导都来做陈素芬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并积极地加以改正。他们表示，陈素芬仍然是个好同志，仍然可以当好主任管理员，为办好大食堂而继续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继续奋斗。 陈素芬却不肯认错，更不肯改变她的计划用粮的主张。她说：“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大食堂就这么一点点粮食，我没办法让大家敞开肚子吃饭。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你们就另请高明吧。” 公社管理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接受了陈素芬的请辞，调她去公社的托儿所当老师。同时，该委员会让陈德华接替陈素芬，担任了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 陈德华上任后，恢复了敞开肚子吃饭的共产主义制度，立即赢得了广大社员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第二次全区范围内的食堂评比中，区委领导在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满意地看到了一盆盆香喷喷、油汪汪、吃不完的回锅肉，看到了一甑甑热腾腾、白花花、舀不尽的大米饭，看到了一张张喜滋滋、乐陶陶、笑不够的幸福脸。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果然有志气，一下子就把“落后食堂”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获得了一面写着“最先进食堂”的红色纸旗。 侯亚昆深有感触，写了一首题为《敞开肚子吃饭，甩开膀子大干》的近五十行的长诗，发表在地区党委的机关报《双江报》上，同众多的诗人们一起为这火红的大跃进的年代擂响了一阵又一阵的豪迈的、激动人心的战鼓，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的雄壮的、充满激情的战歌。这首诗立即被省级的报刊杂志所转载，侯亚昆也因此而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
可是，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赢得了“最先进食堂”称号后没几天，陈德华却愁眉苦脸地来找王守伦，向他报告说大食堂的存粮只够维持两天了。 王守伦去大食堂的仓库看了看，顿时慌了手脚，连忙叫陈德华去把侯亚昆、冯东明和罗兰音找了来。 侯亚昆等人看了大食堂的存粮后都沉默了。他们都听到过陈素芬的警告，知道大食堂的粮食很快就会吃完。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很快”现在竟然就只有两天了！ 过了好一阵，冯东明问道：“老陈，我们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买了没有？” “之个月的早就买朵回来了。下个月的还要过十天才可以买。”陈德华答道。 “还要等一个半月才能收割水稻。即使是嫩玉米也要等一个来月才能吃。”罗兰音自言自语地说。 “洋芋呢？”侯亚昆问。 “不行！”冯东明说。“洋芋现在才大拇指那么大，如果现在就挖，起码要减产七成。” 大家又沉默了。 又过了好一阵，侯亚昆悻悻地说：“我不相信那些人就只有那么一点粮食。” “谁？”罗兰音问。 “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侯亚昆答道。他抬起头来，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说：“区委领导同志说得好。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什么别人有粮食吃，我们就没有呢？我们的粮食跑到哪里去了？” “你是说他们把粮食藏起来了？”罗兰音问。 “肯定是藏起来了。”侯亚昆说。 “总不可以挨家挨户地搜啊。”王守伦说。 “怎么不能？公社成立后，共产主义的制度建立之后，私有财产就不存在了。这些粮食是公社的。把公社的粮食藏起来是犯罪的行为，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应该严厉打击。”侯亚昆说。 “我们的人民公社刚刚才成立。大家应该有个适应的过程。自私自利的思想恐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消灭的。”冯东明说。“我看，把粮食藏起来的行为应该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是与我们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行为恐怕还不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我赞成搜。大食堂的锅里有了，社员们的碗里也就有了。搜出来也是大家自己吃。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搜，还要给大家进行一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让大家树立‘爱社如家’、‘以社为家’的思想。不过，我们要讲点策略。不要粮食没有搜到，反而把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搞坏了。” 至于应该怎样去搜查，冯东明和侯亚昆之间是心心相通的。为了防止王守伦和陈德华泄密，他们竭力主张立即就采取行动，很快就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
这时的天色还早。太阳仍然在终年积雪的铧头尖的上方徘徊。满天都是绚丽灿烂的彩霞。龙泉村的全体党员、干部和民兵都来到了村头的晒坝上之后，侯亚昆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他故意不说明召集大家来的目的，只是要求大家协助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公社的这几个脱产干部首先派一些民兵戒了严，不许任何人走出自己的家，不许任何人向大门外张望。接着，王守伦和冯东明带着一帮党员、干部和民兵，侯亚昆和罗兰音带着另一帮党员、干部和民兵，从村头的两户人家开始搜查。当然，除了那几个脱产干部之外，住在街东的人搜查街西的各家，住在街西的人搜查街东的各户。 冯东明和他的那一帮人首先搜查了王守光家。冯东明走进堂屋后，笑着对王守光说：“有人说，王大哥没有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交给大食堂。这话肯定不对，是不是？” 王守光的脸一下子就变得惨白。他结结巴巴地说：“是……不对，……是不对……” “不过，我们还是搜查一下，行吗？”冯东明说。“免得那些人说闲话。” 王守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扶住墙壁发呆。他的老婆竟然被吓得颤抖了起来。 冯东明径直走进了王守光的卧室。他往床底下一看，禁不住露出了笑容：床下有一麻袋稻谷。他也不理会王守光的狼狈相，叫人把那一袋稻谷从床底下拖出来，抬到街上。他同其他的人一起认真地搜查了一阵，在菜园的地窖里和在原先的猪圈里又搜出了四麻袋粮食。当他们确信王守光家再也没有藏粮了，才叫王守光也加入搜查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第二家。 王守光丢了粮，丢了脸，心中又羞又恼。第二家是他的紧邻，他勉强没有发作。到了第三家，他就把自己的怨气一股脑地发了出来，在别人的家里狂热地搜查粮食，表现得比冯东明还要勇猛。就这样，搜查队每到一家，不仅搜出了大袋小包的粮食，还毫无例外地招募到了一两个非常积极的搜查队员。搜查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搜查队员们的热情越来越高，干劲越来越大，战斗力越来越强，效率也越来越好。天黑之后，搜查队员们点起了火把，夜以继日地继续英勇战斗，疯狂地搜寻着每一粒私藏的粮食，并把搜到的粮食全部搬回了大食堂。 第二天一大早，由龙泉村的人组成的五支搜查队像五群凶狠的恶狼，扑进了坝子上的其它五个村庄，重演了在龙泉村上演过的那一场喜戏。 搜查队很公平，搜查了坝子上的每家每户。除了从侯亚昆、冯东明、罗兰音、陈素芬、程定国这几户非农业人口的家中没有搜到什么粮食外，搜查队甚至从王守伦和陈德华的家里也搜出了不少粮食。王守伦、郭发贵等几个脱产和半脱产的干部不得不在第二天的大会上面红耳赤地向全公社的社员群众作检讨，批判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因此，玫瑰坝的绝多数人对这次行动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在肚子里暗暗地咒骂了一通那些眼睛太尖，心肠太狠，搜出了自己家里的粮食的乡亲。 这次行动的结果比原先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好。搜查队从床底下，从地板下，从夹壁中，从地窖里，从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搜出了大量的稻谷、玉米、和其它粮食。据陈素芬估计，如果不浪费，这些粮食足够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敞开肚子吃上一年。农民们多年来一粒一粒地从牙缝中抠出来的粮食终于派上了用场，为人民公社的成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三十九章
陈素芬来到托儿所后，成天同小孩子打交道，觉得自己比在大食堂里当主任管理员的时候快乐多了，也省心多了。玫瑰坝的乡亲们在前些天因为不能敞开肚子吃饭对她很有些不满。如今她下了台，不再掌管他们的饭碗了，人们对她的不满也就消失了。很多人甚至觉得陈素芬丢官是由他们的抱怨造成的，心中对她很有些歉意。一有机会，他们就主动地同她搭话，以表示他们的善意。于是，陈素芬很快就同坝子上的乡亲们恢复了往常的那种融洽的关系。她庆幸自己及时地离开了大食堂，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搞到众叛亲离的狼狈地步。 这天清晨，陈素芬正在给一个婴儿换尿布，突然听到了一阵严厉地呵斥：“滚开！之儿尽是娃儿，尽是祖国的花朵。你到之儿来做啥子？”陈素芬抬起头来，只见托儿所的林翠芳所长正站在门口。她张开着双臂，像一只勇敢的母鸡那样拦在门口，以自己的身躯作为血肉的屏障，保卫着室内的十多个孩子。 “王十婶，我想见林二婶。”一个可怜巴巴的声音说。 “林二婶有革命的工作要做。她不见人。”林翠芳答道。 王慧莲的丈夫姓林，排行第二，所以人们通常称她为林二婶。她听见林翠芳不许别人见她，感到有些奇怪，便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越过林翠芳的肩头，朝外面张望了一下，却被吓得胆战心惊，转身就往里面逃。 “林二婶，林二婶，求求你。春兰要生了。”门外的那个人焦急地说。 陈素芬这下清楚了。门外的那个人是丁成贵。林春兰快生孩子了，所以丁成贵来请王慧莲去接生。自从王慧莲的母亲林巧芬在前一年去世后，王慧莲就是玫瑰坝唯一的一个收生婆了。除了王守礼等极少数在县城医院里出生的孩子外，坝子上所有的孩子都是由她的母亲或者她本人接生的。 “林二婶，求求你！”丁成贵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二婶，林春兰要生了。”陈素芬提醒王慧莲道。 王慧莲沉默了很久，低声说：“我不敢去。” 丁成贵的哀求声和林翠芳的呵斥声不断地传来。一些喜欢凑热闹的孩子也哇哇地哭了起来。接着，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陈素芬轻轻地拍着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对王慧莲说：“二婶，你不去怎么行呢？坝子上就只有二婶一个人懂得接生。这是林春兰的第一个。万一她是难产，怎么办呢？” “她难产我也没得办法。”王慧莲说。“我又不是医生。” “可是二婶总得去一趟啊！”陈素芬有些急了。她顿了一下，尽量平缓地说：“林春兰没有病呀。再说，冯副社长说过，只要你的身上没有伤口，你就不可能传染上麻风病。” 王慧莲听陈素芬这么一说，急忙把她的右手往怀里藏，似乎这房间里就有麻风病菌。她刚才在用一块湿布抹窗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右手的小指在窗棂上擦破了一小块皮。当时她用一块干净的碎布包扎了一下，也不大在意。现在这个伤口却成了她的致命伤，好像癞虫随时都会从伤口爬进她的身体里来似的。 陈素芬也想起了王慧莲的那个小伤口，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她知道，现在无论她再说什么，王慧莲也不肯去帮林春兰接生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可惜我不会接生……” 王慧莲像是遇到了大赦，连忙说：“其实收生很简单。娃儿生出来了，你把他接朵，拿剪刀把脐带剪断，拿一根线把脐带扎朵，就可以了。只要整得干净，就不会有啥子风邪。要有两盆热水，一盆洗大人，一盆洗娃儿。最好先把水煮涨，晾温了以后再用。万一是难产，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哪个女人在生娃儿的时候都要去鬼门关逛一趟，和阎王打个照面。就看她的命大不大，看观音菩萨保佑不保佑了。四舅妈，你的脑袋好用，啥子事情都一听就明白。就麻烦你跑一趟，好不？我的身上实在是有个伤口。”她把右手从衣服的前襟下抽出来，向陈素芬展示着那个包扎着的小指头。 陈素芬迅速地作出了决定。她向王慧莲详细地询问了接生的整个过程，弄清楚了她应该做些什么和一些简单的应变方法。她说：“那我就代二婶跑一趟吧。等会儿守礼放学回来，麻烦二婶帮我照看一下，带他去食堂吃饭，好吗？”她听王慧莲答应了，就将手中的孩子交给这个女人，整理了一下衣服，同林翠芳打了个招呼，走出了房门。 丁成贵此时仍然跪在门外的地上，泪流满面地呼唤着王慧莲。 “起来。”陈素芬对丁成贵说。“我们一起走吧。” 丁成贵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一边用衣袖擦着眼泪，一边问：“四婶，林二婶答应了？” “我去帮春兰接生。”陈素芬简短地说。 丁成贵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早晓得四婶也会收生，我就直接来求四婶了。春兰说她的肚子疼。我家妈说她快要生了，喊我来请林二婶。之阵都有一个多钟头了，不晓得春兰生了没有？”他显得非常担忧。 “不会有那么快。这是春兰的头一胎。要阵痛好几个小时才会生。”陈素芬安慰道。她在表面上虽然镇静，心中却非常不安。她怕林春兰会难产，更害怕这个苦命的女人会死在她的手里。玫瑰坝缺医少药。千百年来，这里的绝大多数妇女都在自己的家里生孩子，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一场赌博的筹码，企图赢来一条新的生命。每过几年，玫瑰坝总会有一两个年轻的女人赌输，带着巨大的痛苦和惆怅，离开自己的亲人，化为荒山上的一堆白骨。此时，陈素芬的心里充满了悲哀，觉得天下的女人实在是太可怜了。她还觉得，以她哥哥陈进为代表的那帮干部非常可恶。她认为干部们用花言巧语把妇女骗下田，要她们顶起“半边天”来，使得她们丧失了无数女人用生命换来的妇女不下田劳作的权利，却只是得到了一个男女平等的虚名。在陈素芬看来，如今男女之间比过去更加不平等了，因为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地辛苦地干活，男人却不必也不能像女人一样地承担生儿育女的痛苦和负担。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竟然会相信干部们的那一套甜言蜜语，去当什么女民兵、“铁姑娘”，去争什么“先进”，去干那些连男人们干起来也吃力的农活。 陈素芬来到丁成贵家，听到林春兰的呻吟，最初有些心慌，忘记了自己应该干些什么。于是，她默默地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祷告，希望菩萨保佑林春兰母子平平安安地渡过这一个大关。她在祷告的过程中慢慢地镇定了下来，回忆起了王慧莲对她说过的话。她打起精神，装成很有经验的样子，微笑着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使产妇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还好，林春兰是顺产。下午一点过，她顺利生下了一个哭声响亮的健康女婴，使得陈素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乐得沈玉莲和丁成贵满脸是笑，眼睛也睁不开，嘴巴也合不拢。回过神来后，沈玉莲立即塞了一个装有五圆钱的红包给陈素芬，然后忙着给林春兰和陈素芬煮醪糟蛋。丁成贵则手舞脚蹈地跑到篱笆旁大声喊叫，向他的那个麻风爸爸报告这一喜讯。 看着林春兰虚弱而又幸福的面孔和那个刚刚诞生的小生命，陈素芬觉得自己被喜悦淹没了。此时，她把来时路上的那些想法忘到了九霄云外。在她此刻的心中，当一个女人并不可怜，而是非常地荣耀。她觉得，新生的婴儿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东西，而赋予婴儿以生命的每一个女人都是非常伟大的人物。她为林春兰感到非常骄傲，也为全世界的母亲们感到非常骄傲。 她渐渐想到了自己。 陈素芬一直在盼望着她同冯东明结婚的日子会早一些来到。她和冯东明都太乐观了。他们原以为王春花当了大干部，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见到了一些更为优秀的男人，就会很快地忘记旧情，把自由还给冯东明。可是王春花却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执着，一直不肯放弃冯东明。最初几年，陈素芬心如止水，一点也不着急。她觉得日子还长，觉得她和冯东明都还有很多的时间。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心里慢慢地有了一些微小的涟漪。她开始有些烦燥不安了。她似乎听到了岁月匆匆而过的脚步，看到了时间悄悄而逝的影子。可是，她还是不肯认真地思考，不肯想一想她对冯东明的要求是否合理。她只是简单地压制住自己的烦躁，抑制住自己对冯东明的渴望。就这样，她又糊哩糊涂地过了好几年。 今天，她目睹了林春兰的英勇搏斗和辉煌成就，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她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她希望自己能够立即同冯东明结婚，为他生儿育女。她觉得，她已经白白地浪费了好几年的大好时光，少生了好几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她想，她和王春花实际上都非常愚蠢。 说王春花愚蠢，是因为她明明知道自己得不到冯东明，却硬要坚持下去。既然党不允许她同这个男人结婚，而她又必须服从这个党，她就应该痛下决心，果断地斩断情丝，把这段感情当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另择佳偶。可惜王春花没有这样做。她耽误了自己的青春，也耽误了自己的心上人的青春。 说她自己愚蠢，是因为她用“欺骗”来保全“信用”，既不高尚，又没有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处。如果王春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也会恨她，可是却可以早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王春花恰恰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才下不了决心，才把有关的三个人都拖得痛苦不堪。她认为自己再也不能继续傻呵呵地等待王春花采取主动了。她的手里其实也有一个主动权。只要她敢于捱王春花骂，她就可以解开这个感情上的难结，使三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幸福。 陈素芬越想越兴奋。她决定，她回去后要把这个想法立即告诉冯东明。她要同冯东明好好地商量一下他们的婚姻大事，并且还要找个比较恰当的方式，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王春花。她热切地希望，再过一年，她也能够像今天的林春兰一样，生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来。 陈素芬离开癞子坡，轻声哼着一支情蜜蜜的山歌，步履轻快地往回走。早上，当她同丁成贵一起出来的时候，她感到非常紧张，对周围的景色完全是视而不见。现在，她心中的压力消失了，对外界的感受力也就敏锐多了。她看着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嗅着一阵阵芬芳的稻香，听着稻叶的簌簌的声响，掂着稻穗的沉甸甸的重量，心中充满了欣喜。 可是，走着走着，她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她发现田里的水稻现在已经过熟了。成群结队的田鼠、麻雀和其它各种各样的鸟兽正在田地里兴高采烈地聚着餐，同时还在努力地把粮食往家里搬。可是，公社的社员们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大炼钢铁的运动，稻田里没有一个收割水稻的人影。她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公社不立即停止炼铁，不立即派人把粮食抢收回去，要不了多久，玫瑰坝的乡亲们就要饿肚子。此时，她想见到冯东明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了。除了要同他商量他们两人的婚事外，她还必须让冯东明立即关注到这个与大家的肚子有关的大事。她加快步伐，匆匆忙忙地回到了龙泉村。 她走进大门，吃了一惊：王守礼满身血迹，正坐在天井的中间发呆。 王守礼见到陈素芬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陈素芬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她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上。她不顾一切地扑到了王守礼的身边，焦急地问：“守礼，你怎么啦？” “哇……呜……黄毛……呜……”王守礼继续哭着。他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挤出了“黄毛”两个字。 陈素芬见王守礼的衣服上虽然沾满了血迹，身体上却没有任何伤口。她的心稍微平稳了一点，问：“黄毛怎么啦？” “呜……舅舅……”王守礼哭着说。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凄厉的狗叫，让人听了后毛骨悚然。半分钟后，狗叫声嘎然而止。可是，狗声中的悲愤和哀怨却仍然在空气中缓缓地飘荡着。 “这是怎么回事？”陈素芬惊愕地问。 “舅舅……打死……黄毛……”王守礼说。 远处又传来了一阵狗的凄厉的叫声。 “这个人疯了吗？”陈素芬自言自语地说。她把王守礼从地上拉起来，转身就朝狗叫处跑。她在靠近村尾的石板街上见到一群手拿棍棒的人，领头的正是冯东明。 ”冯东明！”陈素芬高声喊道。“你们在干什么？” 听到陈素芬的喊声后，冯东明立即站住了。他看了看向他跑来的陈素芬母子，然后回过头去，向那一群人挥了挥手。于是，那些人便涌进一个天井里去了。 陈素芬跑得气喘嘘嘘地来到冯东明的身旁，再次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冯东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把狗全部处理掉。” “你疯了？”陈素芬责备道。“那些狗又没有惹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无端端地杀害它们呀？” 冯东明说：“邛海县发现了狂犬病。为了保障全省人民的身体健康，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卫生厅、省防疫局和省爱国卫生委员会联合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要求我们在三天之内把全省的狗全部处理掉。我们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处理我们公社里的狗。” “邛海县？”陈素芬更加惊愕了。“邛海县同我们阑县之间隔了七八个县。那里的狂犬病关我们这里什么事？你们的那些上级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我家的黄毛死得好冤枉啊！”陈素芬满脸悲伤，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狗的哀嚎声又传了过来。 陈素芬打了一个冷战。她瞪着冯东明，焦急而又愤怒地喊道：“你怎么啦？还不快点去制止他们！” 冯东明解释道：“狂犬病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被疯狗咬伤的人在一个月左右就会发病，发病之后四五天就会死亡。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很大，应该立即控制，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狗都处理掉，将来也不许再养狗了。” 陈素芬知道冯东明的“病”又发作了，只好耐着性子解释道：“邛海县离我们这里很远，有好几百里的路程。那里的狂犬病又不会飞，不可能传到我们这里来。就是在近处出现了狂犬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一年，陶家营也出过狂犬病。乡亲们把自己的狗拴在家里，不准它们出去游逛，过了半年才放，也就把病避过了。你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打狗嘛。” 冯东明说：“把狗拴起来并不是个好的办法。狗是活的，会跑会跳。万一那些狗挣脱了绳子，跑出去被病狗咬伤，那就麻烦了。可以说，只要有狗，就会有狂犬病。所有的狗都是定时炸弹，现在不爆炸，将来总有一天要爆炸；现在不发病，将来总有一天要发病。我们把狗杀光，就可以杜绝后患，一劳永逸地消灭狂犬病。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再说，豢养宠物是剥削阶级留下来的一种腐朽没落的旧的风俗习惯，与我们的共产主义的新的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宠物要消耗很多社会财富，却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个人养的狗，吃的却是公社的粮食。这是很不应该的。你就不要吵了，好不好？” “原来如此！”陈素芬想。“你们并不是要防止什么狂犬病。你们要杀狗，是因为狗会吃掉一点公社的粮食！”陈素芬一时找不到什么理由来为豢养宠物的剥削阶级留下来的腐朽没落的旧的风俗习惯辩护。她满脸通红，恼羞成怒地骂道：“你……你这个疯子！” 冯东明还从来没有被陈素芬指着鼻子骂过。他感到非常突然，也非常尴尬。 天井里的人抬着一条刚被打死的狗，乱纷纷地走了出来。 冯东明连忙对陈素芬说：“我知道你为黄毛感到难过。黄毛很乖，是条很好的狗，我也很喜欢它。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讲，我并不愿意打死黄毛。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条狗而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更不应该因为一条狗就占公社的便宜。”他转过身来，见王守礼抱着死去的黄毛，坐在不远处的横七竖八的几只死狗的中间垂泪。他犹豫了一下，说：“守礼，过来，我们一块回去。” “不打了？”刘瑞宝问。 “你们继续打，”冯东明说。“一条都不要放过。陈大姐的身体不舒服，我把她送回去了以后再来。” 刘瑞宝等人七手八脚地抬起地上的死狗，准备继续前进。两个打狗队的队员叫王守礼松手，他们想把黄毛抬走。 王守礼不肯松手。 “你们要把黄毛抬到哪里去？”陈素芬警惕地问。 “大食堂。”一个人回答道。“侯副书记说，狗肉、牛肉和马肉都富有营养，也很好吃。他还说，我们玫瑰坝的人不吃狗肉、牛肉和马肉是很不开化的表现。” “不开化？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开化！我家的黄毛要埋掉。”陈素芬坚定地说。 “素芬……”冯东明想劝她。 “你滚开！”陈素芬恶狠狠地咆哮道。她走上前去，不顾黄毛身上的血迹，把它抱在怀里，对王守礼说。“守礼，我们走。” 冯东明等人见陈素芬满脸凶恶，像只发了疯的母老虎，都有些怵她。他们默默地站着，谁也不敢去制止，眼睁睁地看着她抱着死狗，同王守礼一道扬长而去。
陈素芬抱着沉重的黄毛回到家后，汗水早已把她身上的衣服打湿了。她将黄毛放在地上，在台阶上坐了一阵，发了一阵呆，为黄毛的惨死感到非常难受。黄毛是她一手养大的。在她的心中，这只狗实际上是她的一个家庭成员。然而，仅仅是在眨眼之间，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就被残忍地打死了。为此，陈素芬觉得自己很难原谅冯东明。不久之前，她还在兴冲冲地往回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冯东明，想同他商量结婚的事。此时她却没有兴致去谈这桩婚事。她甚至怀疑自己长期爱恋冯东明，热切地想要嫁给他是不是理智。她不知道冯东明将来还会以什么高尚的名义犯下什么更加严重的罪行来。 “妈妈，舅舅真地疯了？”坐在她身旁的王守礼突然打断了她的遐想。 陈素芬看着儿子怯生生的脸，轻声说：“没有。舅舅打死了黄毛，妈妈太生气了，说了句不应该说的气话。” 王守礼松了一口气。他迷惑不解地说：“舅舅本来好喜欢黄毛的啊！” 陈素芬用手帕擦去眼角的眼泪，说：“守礼，去拿一把锄头来。我们把黄毛埋了。就埋在菜园里吧。近些，我们可以经常去看它。” 她将黄毛抱进菜园，在围墙边挖了一个坑，悲痛地看了黄毛好一阵，把它推进深坑，含着眼泪，刨下泥土掩埋了。接着，她拿来香烛冥钞等物，在黄毛长眠的地方拜祭了一通。她诚恳地请求黄毛的灵魂原谅冯东明。她诚恳地请求阎王让黄毛去一个爱狗的国度，在一个爱它的人家投胎，让它幸幸福福地再做一辈子狗，然后无病无痛地老死。 “妈妈，我给黄毛烧纸钱，好不？”王守礼问。 陈素芬点了点头。 王守礼点着冥钞，完成了拜祭的最后的一道程序。 陈素芬默默地站了一阵。她抬起头来，见王守礼满身都是血和泥，便皱着眉头说：“你看你，脏得不成样子了。你要洗个澡才行。” “我想到河里头去洗。”王守礼请求道。 “不行。”陈素芬说。“难道我不知道吗，你是想去游泳。现在涨大水。你一个小孩子去游泳太危险了。等舅舅有空再带你去，好吗？”她拿来了干净的衣服，打了两桶井水，帮王守礼洗了头，然后叫孩子去洗澡房洗澡。她自己则回到前面的天井里，坐在石台阶上继续想她的心事。她觉得，近几年来，冯东明的那些上级变得越来越疯，干部们变得越来越疯，玫瑰坝的普通的老百姓也变得越来越疯了。不久前，上级叫大家消灭苍蝇。于是，苍蝇就成了宝贝。为了争当先进个人，拿回一面纸做的小红旗，大家什么事也不做，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打苍蝇。他们或者用苍蝇拍打，或者干脆用手抓。越是肮脏的地方那些人就聚集得越多，越是恶臭的地方那些人就越爱钻。然后，他们把成包成碗的死苍蝇交到公社办公室里来。那几个干部也不嫌脏，竟然把那些令人恶心的死苍蝇堆在桌子上，用一根小竹签拨着，一只一只地数。王守礼那么小，也被学校的老师动员了起来，用手抓了几十只苍蝇。陈素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个以“讲卫生”为名义发动的运动怎么会搞成这么一个样子。上级还叫大家逮过麻雀，熏过蚊子，捉过老鼠，如此等等。这些上级似乎每过几天就要搞一个新的花样。几天前，这些上级号召大炼钢铁。于是，干部们把家家户户的铁锅、铁铲和菜刀之类的铁器都搜去砸了，在从前的观音庙前砌起了一座六七尺高的“土高炉”，说是要把那些“废铁”炼成“好铁”。冯东明说，如今大家都在公社的大食堂吃饭，这些铁锅和菜刀之类的东西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把这些东西炼成“好铁”，就可以制造更多的机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使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可是，无论冯东明怎么解释，陈素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砸了老百姓的铁器后，老百姓的日子反而会过得更好的道理。她不知道这些上级今后还会下达一些什么荒唐的指示，不知道玫瑰坝的干部和群众还会怎么胡闹，更不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更加可怕的后果。 王守礼洗完澡，走了出来。 陈素芬站起来说：“快去做你的家庭作业。” 王守礼进屋后，她去打了两桶井水，钻进洗澡房，先往木盆里倒了一桶水，脱了沾染了血迹和污泥的衣服，用毛巾往自己的身上浇了些水，打上肥皂洗澡。井水刺骨地凉。此时虽然是三伏天，可是她还是冻得打了一个哆嗦。她加快动作，很快洗了一遍，然后换上另一桶干净水，迅速地清了一遍。穿衣服的时候，她不禁为冬天洗澡和洗头的事发起愁来。她几天不洗澡，几天不洗头，就会感到难受。如今家里没有锅和壶了，她连烧点开水泡杯茶都办不到，她怎么能够烧点热水来洗头和洗澡呢？
一晃就过了两天。陈素芬惦记着田地里的庄稼，迫切地想要见到冯东明，以便提醒他现在已经是开镰的时候了。可是，这个人这两天像是在故意躲着她似的，一直没有同她打过照面。自从黄毛被杀以后，她一直希望冯东明能够找上门来，求得她的宽恕。如果冯东明不认个错，她就不好主动地同他搭话，那样做似乎有些对不起黄毛。可是，秋收的关系非常重大。她认为，为了坝子上的全体居民，她必须找冯东明谈话。她希望黄毛的灵魂能够原谅她。 这天下午，陈素芬拿了碗筷，同王守礼一起去大食堂吃饭。此时正是炼铁的紧要关头，坝子上的青壮年都在工地上搞突击，他们的饭菜也由大食堂的炊事员送到工地上，方便他们在火线上就餐。因此，在大食堂的饭厅里吃饭的人很少。几个小孩子一边匆匆地扒着饭，一边兴奋地鼓噪着。他们说这天晚上公社的土高炉就要出铁，他们要去围观。王守礼受到了他们影响，只吃了两碗饭，同陈素芬纠缠了好一阵，得到了她的许可，就跟着这帮小孩子跑了。 晚饭后，陈素芬乘着朦胧的月光，来到观音庙。这时，土高炉正在出铁。观音庙前的小平地上锣鼓喧天，人声嘈杂。红彤彤的炉火和十来堆篝火倒映在碧海中，看上去非常壮观。陈素芬置身在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中，免不了也要心情激荡一番。她挤在人群里，观看着铁汁像一条鲜红的火蛇，从土高炉中慢慢地爬出，把泥地灸得嗤嗤地发响，然后懒洋洋地躺在地上，迅速地变成暗红色。 冯东明同几个人一起，正在炉前忙着清理炉渣。 陈素芬看见他后，想起了此行的目的，连忙挤上前去，高声地呼喊他的名字。 冯东明挥了挥手，表示已经见到陈素芬了。他同那几个人在炉前继续捣鼓了好一阵，这才放下手中的铁棍，大步向她走来。“我们成功了！”他兴奋地朝陈素芬大声说道。 陈素芬本来以为，把铁锅、铁铲和菜刀之类的铁器炼成铁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她受到了冯东明的感染，心情也很开朗。她的脸上堆满了笑，说：“成功了就好。看你，满脸都是灰！还不快点擦一擦。”她掏出自己的手帕，想要递给冯东明。 冯东明没有接。他摆了一下手，说：“我的这张脸太脏了。等会儿我在碧海里面洗。”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把废铁炼成了铁锭，算是初战告捷。下一步，我们要把铁矿石炼成铁锭。再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些铁锭造成机器。” “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炼铁矿石？”陈素芬问。 “再过几天。”冯东明答道。“我们的铁矿石、石灰石和煤炭都还不大够。” “你们把田里的庄稼忘了吗？”陈素芬问。 冯东明沉默了好一阵，承认道：“是忘了。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大炼钢铁运动上来了。你最近去田里看过了吗？可以开镰了吧？” 陈素芬说：“早就应该开镰了。再拖几天，今年恐怕就要颗粒无收了。” “谢谢你提醒。”冯东明说。“我们马上就要开一个会。到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提出来，争取明天就开始收割。”他沉默了一阵，柔声说：“素芬……对不起……黄毛的事……那是上级的命令，我只能那样做。” 陈素芬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的眼眶很快就润湿了。她低声说：“我能够理解。希望黄毛的在天之灵也能够理解。”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什么时候……”她本来想说：“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凭自己的良心办事，而不是按照你的那些上级的指示办事呢？”她刚开了个头，便意识到这句话会伤害到冯东明的感情，便把它咽了回去。 “素芬，你说什么？”冯东明问。 “老冯，时间到了。”有人在远处喊道。 “没什么。”陈素芬说。她拧过头来，向远处看了看，说：“罗主任正在叫你呢。” “她叫我去开会。”冯东明说。他向罗兰音挥了挥手。 “我也该回去了。”陈素芬说。“先去洗个脸，好吗？” 冯东明点了点头。 陈素芬离开后，他掏出自己的手帕，在碧海里洗了脸，然后朝原先的观音庙走去。 这次会议是应侯亚昆的要求而召开的。 几天前，侯亚昆去县上开大炼钢铁经验交流会，学到了很多外地的先进经验。他回来后，提出要砍伐观音庙周围的百年老树，以木材为炼铁的燃料，从而省下挖煤和背煤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将其充实到开采和背运铁矿的队伍里去，以争取早日打赢用铁矿石炼铁的这一仗。 然而，思想上右倾保守的冯东明却反对这样做。他胡说木材燃烧时所产生的温度不足以溶化铁矿石。他说服了玫瑰坝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指挥部的总指挥王守伦，否决了侯亚昆的提议，而他的所谓的科学根据竟然来自一本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编写的中学生的课外读物！ 侯亚昆相信，按照目前的进度，公社的采矿队至少还要七八天的时间才能够开采出足以炼一炉铁所需的铁矿石来，不能满足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要求。为了克服冯东明设置的障碍，他抽空去了一趟陶家营，向区委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区委书记黄继福的支持。他之所以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向大家传达黄书记的指示，敦促王守伦同意以柴代煤的方案。 然而，冯东明却在会上节外生枝，建议推迟以矿炼铁一个半月，集中全公社的人力，立即抢收田里和地里的庄稼。 王守伦和那几个半脱产的干部鼠目寸光，没有远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眼光，把田里和地里的几粒破粮食看得很宝贵，不懂得钢铁是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在那些半脱产干部的支持下，王守伦当即采纳了冯东明的建议。 侯亚昆据理力争，也不能改变王守伦的态度。后来，冯东明唱完了黑脸又唱红脸，出来打圆场。在冯东明的劝说下，王守伦拨给了侯亚昆一个民兵班，让他们继续炼铁，却把其他的人一律从大炼钢铁的战场上撤下来，投入到秋收生产中去了。
侯亚昆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满意。第二天一大早，他借口要去区委报喜，同那一个班的民兵一起抬着用“废铁”炼成的那块铁锭，敲锣打鼓地去了陶家营。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向区委领导同志求援，希望他们出面干与，制止冯东明以秋收为名，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行为。 冯东明也该倒霉。那一天，阑县大炼钢铁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县委副书记吴兴泉正在白马区委的所在地陶家营视察炼铁工作。曾世杰和吴兴泉等县委领导干部在前一天刚刚受了双江地区大炼钢铁指挥部的副总指挥陈进的训斥，因为阑县已炼成的钢铁产量远远低于地区指挥部下达的指标。吴兴泉见了玫瑰坝人民公社的报喜队后，心情刚刚有了一些好转，就听到了侯亚昆的汇报，知道了冯东明的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行为。吴兴泉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火。他怒气冲冲地说，他非要好好地整一整冯东明不可。 黄继福借口有要事报告，把其他的人支出了办公室。他提醒吴兴泉说，冯东明的未婚妻王春花现在已经是苍山地区的党委副书记了。她进步的速度非常惊人。很多人都说，要不了多久，王春花就会成为省级领导。迄今为止，王春花似乎仍然对冯东明十分痴情。如果把冯东明整得太狠，恐怕就会影响苍山地区和双江地区这两个兄弟地区之间的友谊。 黄继福的话像一盆冷水一样泼在吴兴泉的头上，使他稍微清醒了一些。其实，吴兴泉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参加过阑县人民为王春花饯行的宴会，亲自给王春花和冯东明敬过酒。他亲眼见到过王春花是多么地非理性地迷恋着这个一文不值的家伙。可是，冯东明破坏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炼钢铁的运动，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必须严肃地处理。不然的话，全县的炼铁大军的士气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大炼钢铁的伟大战役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整个阑县的钢铁产量就上不去，阑县人民就不能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下达的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 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吴兴泉不顾山高路远，带了一帮人，匆匆来到龙泉村，把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全部脱产和半脱产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吴兴泉说：“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必须捉住这个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就必须迅速地发展生产力，迅速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必须生产大量的钢铁，因为钢铁是用来制造机器的原料。只有生产了大量的钢铁，才能够制造出大量的机器来，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要以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来衡量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的程度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中心工作。大炼钢铁可以冲击其它的一切，而其它的任何工作都不能冲击大炼钢铁。钢铁是元帅。元帅一升帐，千军万马都必须听它的指挥。因此，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来破坏大炼钢铁的运动。”吴兴泉宣布：暂停冯东明的公社副社长和公社文书的职务，让他留在玫瑰坝劳动锻炼，以观后效。他警告说，如果将来谁敢破坏大炼钢铁运动，他就再也不会留情，非把他送去劳改不可。“我不是不要你们搞秋收。”吴兴泉说。“可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我们不能分散兵力，四处出击。如果我们分散了兵力，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就捏不成一个拳头，出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力量。如果我们样样都想搞，如果我们同时去做很多事情，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我们必须运用毛主席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伟大战略思想，首先集中兵力炼铁。只有集中兵力，才能速战速决。只有打了歼灭战，取得了胜利，才能把广大社员群众的士气鼓舞起来，使大家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所向无不披靡。我们现在先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猛干十来天，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铁任务，然后再乘着胜利的东风，以高昂的革命斗志，麾师下田，一举收割完田里的庄稼。” 吴兴泉是在小会上点名批判冯东明的。他没有把这个家伙抓到批判大会的台子上去亮相，更没有抓几个阶级敌人来陪斗。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明，冯东明的问题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吴兴泉的话使王守伦和那几个半脱产干部大为震动。他们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明白了无论是谁，只要不逐字逐句地执行上级的指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知错即改，立即把全社的劳动力从田地里调回了炼铁的工地。王守伦见侯亚昆有通天的本事，扳倒了资格非常老、后台非常硬的冯东明，对他肃然起敬。于是，王守伦对侯亚昆言听计从，把社里的决策权拱手让给了他。 在侯亚昆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大炼钢铁运动在玫瑰坝人民公社再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第四十章
冯东明在听了吴兴泉对他的批判后，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好像丧失了思维的能力，似乎变成了行尸走肉。散会后，有人叫他去开采铁矿石，他就跟着别人步行七八里路，钻进矿洞，挥镐挖矿。然后，有人递给他一副碗筷，他就往石头上一坐，低头扒饭。晚上，有人把他带进一个低矮潮湿的工棚，他就和衣往铺着稻草的泥地上一倒，闭眼睡觉。 第二天早上，冯东明很早就醒了。他拍打着因为喝了过多的鲜血而行动缓慢的蚊子，嗅着棚外飘进来的夹着尿味的潮湿的空气，听着棚子里此起彼伏的鼾声，看着窗外的时隐时现的星星，这才相信了前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直觉告诉他，此时此刻，秋收比其它的任何事情更为紧迫。可是，从理论上来讲，吴兴泉的话似乎也没有错。“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难道不正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吗？大炼钢铁难道不正是抓主要矛盾吗？把全公社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先炼铁，然后再搞秋收，难道不符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吗？但是，粮食呢？难道粮食就不重要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搞秋收，后炼铁呢？可是，如果我们把粮食当成元帅，我们把钢铁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去呢？”他想了很久，却越想越糊涂。
陈素芬听到冯东明因秋收而获罪的消息后也感到非常震惊。她知道这些干部一激动就要干荒唐事，却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相信这个姓吴的县委副书记竟然会荒唐到要让粮食烂在田里的地步。此时，她来不及想像粮食全部烂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对于她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把冯东明从“劳动锻炼”中尽快地解救出来。她早就听说过公社在鲤鱼背附近的那个“鸡窝铁矿”很不安全。矿洞里连一根支柱也没有，随时都有垮下来的可能。因此大家都不肯在矿洞里干活，而被迫在矿洞里挖矿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她生怕哪一天那个矿洞会塌下来，把冯东明活埋在里面。她不知道除了“破坏大炼钢铁运动”外冯东明是否还有其它的罪名，不知道冯东明是否在别的地方得罪过吴兴泉，或者得罪过别的什么有权势的人物。她打算多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再写一封信，把这些情况告诉她的哥哥陈进，请他设法搭救冯东明。于是，她向林翠芳请了一个假，跑了一趟陶家营，找到了谭小玉。她说，冯东明是她的老乡，所以她对这个人很关心。 谭小玉与陈素芬同过谋，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感。她对陈素芬非常热情，把那天侯亚昆怎样汇报，吴兴泉怎样发火，如此这般，全盘端了出来。她强调说，如果不是她的丈夫黄继福及时对吴兴泉提起了王春花的名字，冯东明现在恐怕已经被打成一个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陈素芬听了谭小玉的话后稍微放了一点心。她现在知道了这件事并没有牵涉到什么复杂的背景。此外，吴兴泉和其他领导干部还有些投鼠忌器，害怕得罪了王春花。她相信，只要她的哥哥插手，冯东明就能从矿洞里走出来，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她的心中也有些隐隐作痛。她明白，冯东明如今需要王春花的名字来保护。如果冯东明一天不获平反，她就一天不能提他们两个人的婚事。她郁闷地想，她在第二年为冯东明生个孩子的愿望如今肯定是要落空的了。
侯亚昆从来都不喜欢冯东明。但是，他知道冯东明的背后有王春花和陈进这两个大人物，所以并不想与冯东明为敌。他向吴兴泉作汇报的时候，心中想到的完全是工作，是大炼钢铁的伟大运动，是早日使祖国实现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因此，他说话时的情绪才那么激动。他没想到吴兴泉会点名批判冯东明，还暂停了冯东明的职务。这么一来，他就被推到冯东明的对立面去了。他对此感到很不自在，也有些心虚。第二天下午，当吴兴泉和其他县区领导干部离开玫瑰坝后，他立即去找冯东明谈话。他主动地向冯东明示好，并以公社党委的名义邀请冯东明担任公社大炼钢铁指挥部的顾问，希望他能够以共产主义的事业为重，同公社的其他干部一起，群策群力地指挥好大炼钢铁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争取早日完成上级下达给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光荣任务，炼出一吨铁来。 冯东明却贼心不死。他要求侯亚昆分一半的人马给他，由他来负责玫瑰坝的秋收工作。 “分一半的人马给你？”侯亚昆觉得冯东明这个人有些不识好歹。他想：“真可笑！你以为你自己现在还是副社长吗？”他掩盖着自己的不快，耐心地说：“吴副书记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过了吗？我们必须先炼铁，后秋收。我不能违反上级的指示，违反毛主席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原则，分一半的人马给你。” 冯东明却顽固地表示，如果侯亚昆不肯答应他的要求，不分一半的人马给他搞秋收，他就宁肯留在矿洞里继续挖矿，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不愿意去大炼钢铁指挥部当什么顾问。 侯亚昆满肚子不高兴地想：“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可笑了！他好像以为‘离了胡萝卜就不成宴席。’好像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干革命了！”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理睬冯东明了。
在侯亚昆副书记的英明领导下，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没日没夜地奋战了半个多月，付出了七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和两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代价，用镐刨出并用背背回了十万多斤铁矿石，砍光并烧光了原观音庙周围的几十株百年古树，却没有能够用铁矿石炼出一两铁来。半个多月前，侯亚昆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充满了信心，对外地的先进经验充满了信心，对超额完成上级规定的炼铁指标也充满了信心。折腾了半个多月后，他终于明白，不管他怎样努力，用木柴是炼不出铁来的。显然，冯东明的那本国民党反动派编的中学生的课外读物里的谬论要比其它公社的先进经验高明一些。侯亚昆惶恐了。他知道自己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失败了。他害怕上级来催他交出他无法交出的钢铁，也开始担心田地里的庄稼了。此时，他手下的干部和群众都已经心灰意懒，厌倦了继续炼那永远炼不出来的铁。越来越多的人冒着被打成破坏大炼钢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风险，公开地谈论田里地里的正在消失着的粮食。 还好，其它的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好像也碰到了类似的麻烦，各级领导似乎也弄清楚了一些道理。于是，上上下下的领导干部都假装全然忘记了他们正在进行着的大炼钢铁的运动，把视线齐刷刷地投到粮食上来了。 这一天，阑县县委召开了一个紧急电话会议。在会议上，县委的主要领导都讲了话。他们要求全县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打好秋收生产这一仗。领导们强调，必须实现全县粮食的增产增收，一粒粮食也不能烂在田里。 侯亚昆松了一口气，果断地把社员们从炼铁前线撤了下来。于是，大家扔下炉膛里还在燃烧着的土高炉，又没日没夜地奋战在秋收生产的战场上了。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捷报频传，每天都有大量的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特大丰收的消息。报纸上，粮食亩产万斤的“卫星”层出不穷。广西省环江县的干部和社员们甚至还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的特大“卫星”。阑县县委的领导干部们在这些喜讯的鼓舞下，一边手忙脚乱地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布置放粮食亩产一万斤的“卫星”，一边打电话到边远的山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下“军令状”，拼死拼活也要夺得粮食的丰收，这年的粮食产量必须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四十。 黄继福通过电话，向县委领导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不让一粒粮食烂在田里，保证白马区这年的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四十。接着，黄继福同区委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来到玫瑰坝。他说，县委领导讲了，要是白马区烂了一粒粮食，他们就要撤他的区委书记的职，撤其他区委领导干部的职，把他们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惩处。因此，他也如法炮制，要求王守伦和侯亚昆立下“军令状”。如果玫瑰坝人民公社这年的粮食产量不能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他就要撤王守伦和侯亚昆的职，把他们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惩处。 王守伦被吓得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侯亚昆还算镇定。他拿出纸笔，写了一张简短的保证书，写上了王守伦和他自己的名字。接着，他自己先盖了指印，并请王守伦也盖了指印，然后把保证书交给黄继福，把区上的领导打发走了。 王守伦缓过气来之后，望着陶家营的方向，绝望地骂道：“放个鸡巴的马后炮！都烂了一小半了，才跑朵来喊老子保证！老子咋个保证啊！”他转过身来，埋怨侯亚昆道：“都怪你！当初老冯说要早点开镰。你不听，还整人家，撤了人家的职。之阵好了！铁没有炼出来，粮食炼烂了，乌纱帽炼脱了，还炼朵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侯亚昆辩解道：“老冯的职是吴副书记暂停的……” “你不跑朵去告状，吴副书记晓得个球！”王守伦生硬地打断了侯亚昆的话。“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老冯还惨！人家老冯好歹还是个人民内部矛盾，还保朵个干部。”他沮丧地说。他沉默了一阵，问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差不多吧？” “可能差不多。”侯亚昆也有些沮丧。 “那二天我们也是五类分子了？”王守伦问。 “不至于吧？”侯亚昆有些怀疑。 “恐怕也差球不多。”王守伦说。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可能会同林国盛、颜惠玲等人为伍，成为谁都可以随意践踏的阶级敌人，感到不寒而栗。他瘫在太师椅里，低声呻吟道：“之火镰完蛋了，完蛋了。” 侯亚昆毕竟是个高中毕业生。他有知识，反应快，脑袋比较灵光。他说：“只要我们照往年一样，把公粮和爱国粮交上去，你不说，我不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粮已经烂掉了一部分呢？” “惑得朵他们不？”王守伦有了精神。 “不一定瞒得过去。可是，试一下总比不试强。”侯亚昆说。 “首先要惑朵老冯。”王守伦说。 “我们能把他瞒住。”侯亚昆肯定地说。“他不清楚我们的数字。只要上面不急于为他平反，他就还得继续劳动锻炼，就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他对了，吴副书记就错了。我看，只要吴副书记不犯错误，不受处分，他就不能平反。” 王守伦冷笑了一声，说：“你忘记了？还有个王春花喃？” 侯亚昆低头沉思了好一阵，然后说：“平反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搞好的。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他要报复，也只是报复我一个人。你从来就没有得罪过他。我相信他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吴副书记要停他的职。我错就错在对吴副书记讲了秋收的事，还有就是没有分一半人马给老冯搞秋收。” 王守伦听侯亚昆讲得有道理，心中轻松了一些。他站起来，说：“老侯，就依朵你说的做。今天的之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王书记放心。”侯亚昆说。“如今我们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两只蚂蚱，如果你跑不了，我也跑不了。”
这一年，玫瑰坝的粮食总产量比前一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可是，侯亚昆却按照保证书上的条款，向上面汇报说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上级下达的征购粮指标是按照当年的粮食总产量计算的。因此，玫瑰坝人民公社在这一年上缴的公粮和卖给国家的征购粮加在一起竟占了当年的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公社不仅把当年收下来的稻谷和玉米全部交售完了，还贴进去了一些从社员的家里搜出来的那些前些年的存粮。 为了掩人耳目，侯亚昆玩了一些小小的花招。他派人频繁地将这个粮仓里的粮食运到那个粮仓里去，以混淆人们的视听。他还故意制造了一些混乱，把大家搞得稀哩糊涂，弄不清楚公社究竟售出了多少爱国粮。 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陈德华由于经常要到各个粮仓里去巡视，所以首先识破了侯亚昆的花招。这段时间，由于大食堂实行的是敞开肚子吃饭的政策，各种各样的浪费很多，粮食消耗得非常快。陈德华本来还指望公社能够少卖点爱国粮，给大食堂多留点粮食。现在，他见公社的粮仓里剩下的粮食这么少，心就凉了半截。他以为这是侯亚昆背着其他干部干下的又一件蠢事，便赶紧向王守伦作了汇报，希望他能够设法补救。 王守伦却把他的原话一字不差地转告了侯亚昆。 于是，侯亚昆找陈德华谈了一次话。他先是大谈了一通把粮食交售给国家是如何伟大，如何光荣。接着，他威胁道，如果谁想造谣生事，他就要把他打成一个坏分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这么一来，陈德华就再也不敢多嘴多舌了。 冯东明是因为秋收的事而跌的筋斗，对社里的粮食产量自然要多留几个心眼。他接触不到现成的数字，却可以曲折迂回地去作一些研究。他费了一些功夫，发现了侯亚昆弄虚作假的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县委的指示，必须立即带上铺盖卷，去县城里报到。他在离开玫瑰坝之前把自己掌握到的情况告诉了罗兰音，希望她在查明情况之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侯亚昆虚报粮食产量，不顾社员的死活，多卖爱国粮的事。 自从冯东明的职务被暂停以后，罗兰音一直在代理公社文书的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数字。因为她是职位仅次于王守伦和侯亚昆的脱产干部，她还可以要求保管员打开仓门，直接去粮仓里查看。她以前没有想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才对侯亚昆的所作所为浑然不晓。听了冯东明的话后，她稍微作了一些调查，便发现情况比冯东明的最坏的估计还要糟。她吓了一大跳，便找了一个借口，急急忙忙地去了一趟陶家营，向区委常委、区妇联主任谭小玉作了汇报。 谭小玉听了罗兰音的汇报后却一点也不激动。她告诉罗兰音说，玫瑰坝人民公社的情况并不特殊。区委已经了解到，这一年，区里的每一个公社都虚报了粮食产量，都向国家超卖了爱国粮。她说，其它区的情况似乎同白马区的差不多。正因为如此，县委领导才把各个区的主要领导都叫到县城里去了。她估计，县区领导此时正在研究怎样处理公社书记和副书记们弄虚作假的事。她说：“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上级的英明领导。不要恐慌。回去耐心地等待上级的指示。”
果然，罗兰音回到玫瑰坝后的第三天，区委就发了一道紧急通知，将王守伦和侯亚昆召去了陶家营。 王守伦和侯亚昆在离开玫瑰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好像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一样。然而，他们从陶家营回来的时候却精神抖擞，面带喜色。 这天晚上，侯亚昆在玫瑰坝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弄清楚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究竟是什么。” “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郭发贵说。 “错！”侯亚昆有些得意地说。 “不是？之是你亲口说出来的！”郭发贵惊讶地说。“你说过，我们之展个儿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只能在吃伙食上做到‘各取所需’。二天生产力发达了，物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还要在其它方面做到‘各取所需’。到了那阵，我们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想抽大重九就有大重九，想喝五粮液就有五粮液，想穿绸子衣裳就有绸子衣裳，还可以去北京耍。咋个之阵又不是了喃？” “我以前说错了。”侯亚昆脸色微红地说。 “你以前说错了？”好几个声音几乎是同时说。除了王守伦和侯亚昆外，在场的人都是满脸惊愕。 罗兰音有些愠怒地站了起来。她回过身来，从墙边的报架上取下一大叠《西康日报》，稍微翻了一翻，指着一篇题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文章说：“这篇文章里面就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正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难道马克思也说错了吗？” 侯亚昆平静地说：“是我们的一些同志搞错了。”他举起一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说：“这本书里面的才是马克思的原话。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我看看。”罗兰音不相信地说。她放下《西康日报》，向侯亚昆走了过去。 侯亚昆把《哥达纲领批判》递给她，说：“我夹了一个书签，下面还划了一道杠杠。” 罗兰音看了马克思的那句原话后，攥着那本书，呆站了好一阵，然后才把书还给侯亚昆，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显得有些丧魂失魄的样子。 “嗐，我觉得意思都差球不多。”郭发贵说。 “差得非常多。”侯亚昆说。“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句子中，发出动作的人是消费者本身。这么一来，消费者的需要就是由消费者本人决定的了。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你一天需要穿一套新衣服，你就可以每天拿走一套新衣服；如果你认为你需要有一座金山，你就可以拿走一座金山；如果你说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月亮，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月亮；如果你说你需要吃龙肉，我就必须为你杀一条龙，把龙肉弄来给你吃。这是可能的吗？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要说在我们现实中的地球上不可能实现，即使是在道教的仙境里，在佛教的极乐世界里，在基督教的天堂里，也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不同了。在这个句子中，发出动作的主语并不是消费者本人，而是被省略了。如果你读一读这本《哥达纲领批判》，你就会发现，被省略了的主语是‘社会’。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社会成员究竟需要消费些什么，并不是由他本人来确定的，而是由社会来确定的。社会通过适当的方式，确定你的需要，然后再根据你的需要，同时还要根据现有的社会财富的多寡，分配一定数量的社会产品给你。例如：你说你是一个近视眼，需要一副眼镜。那么，社会就要派一个医生来为你验光，以确定你是否真地需要一副眼镜。如果医生认为你并不需要一副眼镜，社会就不能分配一副给你。即使医生确定了你真地需要一副眼镜，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多的眼镜可以分配，社会就只能请你等候一段时间，等我们生产出足够多的眼镜以后再分配一副给你。另外，社会不能把全部的产品都分配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在分配社会产品之前还要进行种种的扣除。其中最重要的是扣除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不然社会就不能继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了。前几天，上级要我们把今年卖爱国粮所得的钱全部拿出来购买双轮双铧犁和其它新式农具，我还有些想不通。现在我明白了。买了那些新式农具后，我们就可以扩大再生产，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 “不买布来缝衣裳了？”林翠芳打断了他的话，非常失望地问。 “今年就不买了。”侯亚昆说。“不就是过年的时候没有新衣服穿嘛，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新式农具可以比不用新式农具增产三成！大家今年忍一下，苦一点，明年就好过了。明年我们一定给大家缝一套新衣服。这就叫做‘先生产，后生活。’这两天的报纸上天天都有这方面的文章。” “我不咋个相信有了那些新式农具就可以增产三成。”郭发贵说。“不管你用啥子方法，只要你可以给我真真正正地增产一成，我就跪下来给你磕一个头，磕一个响头。做庄稼比不得做其它的事情，没得那楷家好整，没得那楷家容易增产。要看赶不赶得朵季节，还要看天气好不好。一成就了不起了。增产一成，我睡朵都要笑醒。” “两个犁头，不晓得牛咋个拉得动？”王守富说。 “怎么不能增产三成？那是从北京来的科学家作的鉴定！你们要相信科学嘛。双轮双铧犁的关键就是有那两个轮子。有了轮子，人都拉得动，更不要说牛了。”侯亚昆说。“——越扯越远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刚才说的是，在分配社会产品之前还要进行种种的扣除。我们不能把全部的产品都分光吃光，而要全面地考虑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需要，然后再进行分配。总而言之，分配是社会的职责，不是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我还是有点儿整球不醒豁。”郭发贵说。“之个‘社会’究竟是哪个啊？” “就是我们之几个。”王守伦说。 “就是我们之几个？”郭发贵有些吃惊地说。 “就是我们社管会。就是我们在之儿开会的之几个干部。”王守伦说。 “一个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侯亚昆说。“而我们这些干部受到全体社员的委托，具体地管理这个小型的社会。这就是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必须承担起分配的职责来。我们必须立即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也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侯副书记，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消等大家敞开肚子吃饭了？”陈德华问。“之展个儿，我们社里头只有吃饭是‘各取所需’的。” 侯亚昆点了点头。 与会的干部都沉默了。 过了好一阵，陈德华又问：“我们咋个确定哪个应该吃好多喃？” 侯亚昆说：“今天王书记和我在区上开了一天的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恢复我党在延安时期和解放初期的优良传统，实行分灶吃饭。” “分灶吃饭？咋个分喃？”陈德华问。 “我们应该按照社员们的工作需要和身体需要，为他们制定一套科学的吃饭标准。”侯亚昆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建立‘小灶’、‘中灶’和‘大灶’这么三个级别的伙食标准。产妇、病号和工作非常辛苦、非常繁忙的人以及其他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可以吃‘小灶’，有突击任务的人可以吃‘中灶’，而其他的人则可以吃‘大灶’。‘小灶’的伙食可以比‘中灶’稍微好一点，而‘中灶’的伙食则可以比‘大灶’稍微好一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四类分子灶’，让他们单独用餐，以适应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要计划用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杂以甘薯南瓜之类。’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节约用粮，以保证社员们一年到头都吃得饱，吃得好。” “之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了？”郭发贵竭力掩盖着自己的失望说。 “老郭，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好不好？”侯亚昆板起面孔，盯着郭发贵说。“这种口气很不好，很危险。别人也许会误解你的意思，以为你是一个坏分子。” 郭发贵低下头，不敢吭声了。 “我们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物资还不太丰富，集体财富的源泉还没有充分涌流的时候只能这样做。因为种种的因素，我们今年的生产的确是受到了一些挫折，我们的生活的确是会差一点，我们的确是会苦一点。可是，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像走路一样，我们有时要走上坡路，有时要走下坡路。但是，只要我们的方向对头，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到我们的目的地。大家不要因为我们今年走了一些下坡路就灰心丧气嘛。”侯亚昆把自己的目光从郭发贵的身上收了回来，继续说道。“马克思早就从理论上科学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的。苏联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从实践上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明年，当我们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改善。”
玫瑰坝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雷厉风行，第二天就在伙食方面实行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 此时正是农闲的季节。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计划用粮的光辉指示，社员们此时应该吃得少一点，吃得稀一点。因此，在“大灶”吃饭的普通社员每人每餐可以打到两汤瓢只见青菜不见玉米粉的稀糊糊，或者三汤瓢青菜煮洋芋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在“四类分子灶”吃饭。他们的食物同普通社员的一样，只是数量减少了一半。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和执行任务的民兵以及有其它重要任务的人在“中灶”吃饭。除了可以打到同“大灶”一样的食物外，他们每人每餐有一个用二两玉米粉做成的玉米馍馍作为补助。产妇在生了孩子后可以享受十天的“小灶”待遇。她们每餐除了可以多吃一个用二两玉米粉做成的玉米馍馍外，还可以再吃一个煮鸡蛋。如果没有鸡蛋就吃两个烤洋芋。公社的领导干部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为革命工作，为社员们服务。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非常辛苦。为了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也可以在“小灶”用餐。普通的社员如果生了病，则由大食堂的主任管理员陈德华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他们去“小灶”或者“中灶”吃饭。 实行分灶吃饭，定量吃饭后，侯亚昆发现，他如今有了新的权威，要搞什么工作都比过去容易多了：如果有人发牢骚，他就让这个人去“四类分子灶”吃两天伙食，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牢骚病”治好。那些党员、干部、民兵等革命骨干因为有了一个玉米馍馍的补助，革命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他们干什么都比以前更加努力，执行起对敌斗争的光荣任务时也就更加坚决，更加果断，更加勇敢了。 唯一令侯亚昆感到意外的是，实行分灶吃饭、定量吃饭后的第三个月，富农分子林家轩和王文仁二人先后非正常地死亡了。侯亚昆是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实际领导人。他见公社里饿死了人，心里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发慌。他第一次注意到，很多四类分子的本来是非常瘦削的脸现在竟然发肿发亮，看起来像是一个个暗灰色的用淡墨画上五官的大水泡。那些阶级敌人走路时摇摇晃晃，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结束他们的罪恶的一生。
一天，陈德华向侯亚昆报告说，大食堂粮仓里的存粮即将告罄。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要不了多久，不仅阶级敌人会全部饿死，就连广大的社员群众也有饿死的可能。 实行分灶吃饭、定量吃饭后不久，侯亚昆曾经和新任的公社文书费建新一起作过一些计算。他们当时的结论是，幸好那次从社员们的家里搜出来的粮食比较多，而敞开肚子吃饭的时间又不太长，按照普通社员及其子女平均每人每天四两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平均每人每天二两粮，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以及值勤的民兵平均每人每天八两粮，公社领导干部平均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粮计算，大食堂粮仓里的存粮可以一直维持到秋收。他们当时没有预料到，县委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强人民公社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决定在县城附近的白泥湾修建为子孙万代造福的“红军水库”。玫瑰坝人民公社虽然远离水库的受益区，却也遵照县委的指示，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派出了一支由六十五个强劳力组成的突击队，支援“红军水库”的建设。当然，既然是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各公社就不应该收取任何报酬，却必须向本社的突击队提供食物。考虑到突击队队员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县委还专门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公社按照每人每天一斤半粮的标准向他们供应粮食。县委本来计划在春耕开始之前结束这项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项工程拖到此时还没有完工。这么一来，玫瑰坝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用粮计划就被彻底地打乱了。陈德华说，无论如何，大食堂粮仓里的粮都是维持不到秋收的了。 侯亚昆感到忧心忡忡。他成天冥思苦想，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带领大家渡过难关。他知道，他不会因为饿死几个阶级敌人而受到任何处分。可是，如果饿死了几个普通的社员，他就不知道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了。这天下午，他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刚刚饿死的陶蓉。到了夜里，他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就像是躺在蒸笼里一样，心里一阵比一阵慌。陶蓉的那张落满了苍蝇的脸在他的眼前不停地晃动。过了一阵，那些苍蝇似乎从那张脸上飞过来，围绕着他的头，发出嗡嗡的声响，好像随时都要落在他的脸上一样。侯亚昆再也躺不下去了。他翻身下床，披上衣服，穿上鞋，点燃一枝香烟，然后走了出去。 村子里出奇地静。夏天本来是摆龙门阵的最好季节。在旧社会，人们在吃了晚饭后，总是沿着石板街，东站一堆，西坐一堆，讲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流言蜚语，夜深了才回去睡觉。精力旺盛的人还要跑到观音庙去，听一些封建的或者迷信的故事。现在解放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大家却感到自己的肚子里有些空。于是，人们失去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兴趣。他们早早地卷曲在床上，以节省力气，压制肚子里面的饥火。因此，除了值勤的民兵外，街上没有什么人走动。 夜风吹在侯亚昆的身上，柔和，清凉，使他感到好受了一些。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神志越来越清醒，感觉器官也重新活跃了起来。这时，一股香味飘进了他的鼻子。“真奇怪，”他想。“食堂早就关门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在煮东西呢？”他定了定神，深深地吸了一鼻子空气，嗅出这是一股鱼的香味。他扭头四顾，想起了那个被人们叫做林打鱼的林国炎就住在这附近。显然，林国炎这家伙背着大家，打了鱼，正在家里偷偷地煮呢！ 侯亚昆走到林国炎家的大门口，轻轻地推了推。大门是闩着的。他举起手，刚要敲门，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他绕到屋子的后面，用手攀着围墙顶部，用力一跳，越过了齐胸高的围墙。他来到堂屋前，从窗外向内张望。 堂屋里没有点灯。堂屋的西南角上本来有个地炉子。后来为了炼铁，公社干部们带着民兵来挖去了地炉子里的铁炉桥，把它当成废铁，扔进了炼铁的土高炉。于是，堂屋里留下了一个大坑。此时，林国炎一家五口就围坐在这个大坑旁。大坑里堆了几块石头。石头上架了一个沙锅。沙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一条近一尺半长的大鱼。大坑里的火光把堂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诱人的香味就是从那个沙锅里散发出来的。 侯亚昆见了这情景，感到非常生气。如今，全公社的人都在捱饿，这家人却背着干部和别的社员，自己去搞了一些食物，深更半夜地躲在家里偷偷摸摸地煮，打算自己一家人独享。这家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实在是太低了。他们应该把这条鱼交到公社的大食堂里去，同其他社员一起分享才对呀！如果社里的人个个都像他们这样的自私，人人为自己着想，眼前的这个难关怎么能够渡过呢？侯亚昆气冲冲地走到堂屋的门口，砰的一声推开了房门。 林国炎一家见侯亚昆此时突然出现，受惊不小。林国炎吓得浑身发抖。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也吓得脸色苍白，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他的未满周岁的孙子和他的老婆还保持了镇定。他的孙子睁了一下眼，又继续坦然地鼾睡；他的老婆王秋菊站了起来，满面笑容，热情地说：“嗳呀，侯副书记稀客。快点来坐朵向火。” 侯亚昆没有理睬这句本该在冬天说的客气话。他脸色铁青，叉着腰，气咻咻地站在堂屋的中间，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阵，他勉强压下了自己的怒气，对林国炎一家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批判了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丑恶思想。他说：“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应该发扬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同舟共济，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有饭大家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目前的这些暂时的困难。” 林国炎一家受到了一场深刻的共产主义的教育，认识到了他们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把鱼捞了起来，向侯亚昆保证，一定要把这条鱼拿到公社的大食堂里去，给那些身体最需要营养的人吃。 侯亚昆考虑到林国炎一家的认错态度好，他们的家庭成分又是下中农，属于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他决定，这次不追究林国炎等人的错误行为。他对他们叮嘱了几句，就回家睡觉去了。 王秋菊却辜负了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侯亚昆离开后，她把鱼放回沙锅里，往锅里加了一些水，往土坑里加了一些木柴，煮了小半夜。天亮后，她叫醒全家，让大家喝完了鱼汤，这才把那条煮得几乎只剩骨架的鱼放进一个筲箕里，送到了大食堂，向食堂的炊事员转告了侯亚昆的话。 陈德华见了这条鱼后倒没有多问。他认为，日夜为社员们辛苦操劳的王守伦书记及其家属的身体此时最需要营养。因此，他叫炊事员用这条鱼熬了一个汤，送到了王守伦的家中，胜利地完成了侯亚昆布置下来的任务。 这天下午，侯亚昆征得王守伦的同意，召开了一个公社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几项动议：一、号召全体社员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扬有食共享的共产主义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克服当前的暂时的困难。二、狠狠地批判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坏思想。三、成立一个以林国炎为技术顾问的打鱼队，专门负责捕鱼，以求改善大食堂的伙食。四、严禁私炊。违禁的普通社员受吃两天的“四类分子灶”的处罚，违禁的四类分子则停食两天。五、任何社员家里的大门都不得闩上，以便干部和民兵随时进出，查禁私炊。与会的干部一致通过了这些动议，在玫瑰坝人民公社实行了侯亚昆的这些新政。 林国炎用来捕鱼的工具很简单。他在竹竿上绑一根麻线，在麻线的另一端绑上一个用缝衣针烧红后弯成的小钩。捕鱼时，他站在岸边，把小钩扔进玫瑰河里，逆流拉动。如果有鱼游过，刚好撞在钩上，即被捕获。这种捕鱼的方式叫做“刷白钩儿”。 侯亚昆对捕鱼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想：“捕鱼队有十五人。如果每人每天能捕到一条鱼，加在一起就是十五条，大约有二三十斤重，可以熬上一大锅浓浓的鱼汤，全公社的人都可以喝上一口。如果每人每天能捕到十条鱼，加起来就有二三百斤，那么全公社的人就都可以吃到一口鱼肉了。这么一来，社员们的营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玫瑰坝人民公社就再也不会有人被饿死了。” 可是，用“刷白钩儿”的方式捕鱼，既要靠运气，也要靠技术。林国炎本人每天倒是可以捕到七八条鱼。其他的人，包括侯亚昆本人在内，却怎么也学不会这种捕鱼的技术，每天只能空手而归。结果，捕鱼队不仅不能为改善大食堂的伙食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却白白地耗费了公社不少的补助粮，使侯亚昆感到非常难堪。不久之后，他只好下令解散捕鱼队，改由林国炎一个人专门捕鱼，供应“小灶”。 田里的水稻还没有胀浆，仓里的粮食却已经见了底。公社党委不得不再次减低社员们的粮食定量。没过几天，很多普通的社员就饿得头晕眼花，路也走不动了。 侯亚昆忧心如焚，接连几夜睡不着觉。这天夜里，他趁着明亮的月光，在外面乱走，不知不觉地竟来到了玫瑰河畔。他看着河里的粼粼波光，听着河水的哗哗声响，心思又转到了河中的水族身上。“这满河都是食物，满河都是营养。我们怎么才能让这河里的鱼虾为革命作贡献，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作贡献，帮助广大的社员群众渡过难关呢？”他想。“鱼网？鱼钩？可是，连县城里都没有人见过这些东西，更没有地方可买。临江镇、雅安市有这些东西卖吗？即使有，远水也救不了近火。何况坝子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东西来捕鱼。搞得不好，又是一个劳而无功的笑话。”侯亚昆想了很久，却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来。他一生气，便拾起一个石子，狠狠地砸进了水中。 噗，河中传来了一声水响。 侯亚昆若有所悟。他搬起一块巨石，用了全身的力气，扔进了河里。 扑通，河中传来了一声巨响。水花飞溅到他的脸上、身上，把他的衣服打湿了一大片。 侯亚昆突然想到了一种捕鱼的方法，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带着十几个民兵，拿着几个撮箕和背篼，来到观音庙遗址前的小平地上。他叫民兵退后，然后取出一枚供民兵训练用的手榴弹，拉着火线，扔进了碧海。 民兵们听到轰的一巨响后，连忙涌到了岸边。他们往碧海中一望，惊喜万分：水中漂浮着大量的死鱼，白花花的一大片。 侯亚昆忘了脱衣服。他大喊一声：“下水！”就身先士卒地跳了下去。 民兵们在碧海里扑腾了近一个小时，捞起了八百多斤鱼，创造了玫瑰坝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吃了鱼后脸上有了一些血色，说话又有了力气。全社的社员无不称颂侯亚昆的恩德，好像他是救命的菩萨一样。 侯亚昆却一点也没有骄傲。上级发的供民兵训练用的手榴弹总共只有五枚。他知道，光靠这几枚手榴弹，玫瑰坝的广大社员群众还不能渡过当前的难关。于是，他组织大家熬硝，挖硫磺，烧木炭，成功地配制了黑色火药，制造了很多土炸药包。 这段时间，玫瑰河上下每天都要传来几声巨响；大食堂的锅里每天都会有一些鱼。靠着这些鱼，玫瑰坝人民公社的社员们终于熬到了秋收的季节。 可是，田地里的形势却不太妙。几十个强劳动力被调到修建“红军水库”的工地上去了。剩下的社员因为吃不饱饭，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干活的效率非常低。此外，由于实行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社员们出不出工，出不出力，都对他们一天的两餐饭没有任何影响。于是，一些阶级成分比较好的人便开始装病，试图节省一些力气。坝子上没有医生，干部们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只能将他们一律视为真病对待。这时，这些装病的人意外地发现，装病后，他们不仅不用出工，每一餐还可以得到一个玉米馍馍的补助。这么一来，装病的人越来越多，出工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些原因，很多土地都是在过了季节之后才种上庄稼的，一些土地甚至被丢荒了。就是那些勉强种上的庄稼也没有人管，长得又黄又弱。显然，玫瑰坝人民公社这一年能够收到的粮食只会比前一年的少，不会比前一年的多。
第四十一章
为了夺取这年秋收的伟大胜利，并且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指示，侯亚昆推行了一些革命化、社会主义化的新措施。他召开了一连串的誓师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党员、干部和劳动模范纷纷表态，宣誓要发扬“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打赢秋收的这一仗，把地里的粮食一粒不少地收回来。接着，他又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侯亚昆不仅带领广大的社员群众狠斗了公社里原有的那些四类分子，还揪出了一个新的“只吃不做”的坏分子王秉康。侯亚昆趁此机会庄严宣布，社会主义同好吃懒做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玫瑰坝人民公社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动者多得食，少劳动者少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秋收期间，战斗在收割、脱粒等秋收生产第一线的社员按照每人每天一斤半粮的定量在“中灶”吃饭；在托儿所等第二线劳动的人也可以沾秋收的一点光，按照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粮的标准在“大灶”吃饭；四类分子按照每人每天一斤粮的定量在“四类分子灶”吃饭；装病卖老的懒汉则没有资格吃饭。侯亚昆还要求玫瑰坝小学立即停课，让小学生们有机会参加秋收劳动，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些革命化、社会主义化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那些真正有病的人就再也不敢装病了。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家伙们和封建落后的女人们再也不敢像在旧社会那样躲在家里不劳而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秋收生产的热潮终于在玫瑰坝人民公社掀了起来。
一天，侯亚昆正带领着广大的社员群众在田里割稻，公社文书费建新匆匆忙忙地跑来，传达了区委的一个通知，要求王守伦和侯亚昆二人立即动身，去参加一个县委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新任的县委书记吴兴泉传达了西康省委和双江地委的几份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前双江地委副书记陈进和前阑县县委书记曾世杰等人充当了隐藏在中央的一个反党集团的代理人，向党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他们反对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例如：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却瞎说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却攻击为“左倾冒进”；大食堂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他们却诬蔑为“要命的瞎胡闹”；社员群众焕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放出了亩产万斤、十万斤的粮食高产卫星，他们却胡说是“浮夸虚报”；如此等等。此外，他们纷纷向上级谎称本地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要求国家少征购一些粮食，企图欺骗党，欺骗国家。由于这些人所犯的错误非常严重，西康省委和双江地委决定，将陈进、曾世杰和其他一些地县领导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送集训队劳动锻炼。 吴兴泉传达完省委和地委的文件后，往台下扫了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希望我们的基层干部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不要像曾世杰那几个人一样谎报灾情。大家都清楚，我们阑县今年是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如果大家的工作都做到家了，我们今年的粮食就只会增产，不会减产。如果你们的粮食减了产，那是你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好汉做事好汉当，脑袋掉了也不过是碗大个疤。你们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老天爷。我们当然要惩罚那些没有做好工作的人。可是，如果你撒谎说遭了灾，企图掩盖你的无能，那我们就要加倍地处罚你，绝不手软。” 侯亚昆听到这里，冒了一身冷汗，因为他正打算谎称玫瑰坝人民公社这年遇到了自然灾害，以便如实地上报粮食产量，以免国家再次下达过高的征购粮交售任务。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讲，他不愿意把粮食从社员们的口里掏出来卖给国家，不愿意见到大家再捱饿。可是，他是一个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一般的纪律。如果上级已经下达了任务，他就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他觉得自己现在陷入了一个绝境，似乎必须在两个谎言中选择一个。不过，这两个谎言的后果却有些不同。一个是从社员们的口中夺走粮食，另一个则是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革命前途。 下午，各公社党委的代表在小组会议上发言，批判陈进和曾世杰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向上级报告本公社的丰收喜讯。在侯亚昆前面发言的几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大谈了一通他们如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如何激发了社员群众的高昂的劳动热情，如何夺得了空前的粮食丰产。于是，侯亚昆情不自禁地说，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庄稼这年长得非常好，据他本人和其他的几个老农估计，这年的粮食总产量将比上年的粮食总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左右。 国家是按照侯亚昆上报的数字下达征购粮任务的。 这一年，当玫瑰坝人民公社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公粮和征购粮任务后，公社的粮仓就见了底，饥饿的阴影立即就笼罩到了玫瑰坝人的头上。 侯亚昆没有慌张。他有了上一年的经验，以为他已经掌握了应付肚子的绝招。他故伎重演，带领着一支强大的捕鱼队，又日夜奋战在玫瑰河上。不幸的是，这一年，炸药的分量虽然在不断地增加，炸死的鱼却越来越少。十一月的一天，捕鱼队在玫瑰河上下放了二十多炮，却连鱼花子都没有捕到一条。侯亚昆不死心。他带着捕鱼队又英勇地奋战了好几天，爆炸了上百包的炸药，却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鸣金收兵。威震四方、广受赞颂的玫瑰坝人民公社捕鱼队至此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时候，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突然发现，某些地区在本年度遭受了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于是，各级领导干部都突然发现，本地区在本年度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为了战胜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玫瑰坝人民公社根据上级的指示和侯亚昆的提议，制定了几项具体的措施：一、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发挥党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全心全意地依靠集体的力量，以克服目前的暂时困难。二、学习当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勒紧裤带，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玫瑰坝而努力奋斗。三、利用农闲，全体出动，每天奋战十二个小时，深翻土地，确保来年的粮食大丰收，从根本上解决吃粮困难的问题。四、调动炊事员的积极性，搞好大食堂的伙食，丰富大食堂的食谱，使大家吃得好，吃得饱，吃得心情舒畅，保持强健的身体，气死幸灾乐祸的美帝和蒋匪。五、严厉地批判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坏思想，严禁私炊。六、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趁火打劫的破坏活动。七、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外出逃荒要饭，不给国家增加困难，不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 这七项具体措施中，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七项执行得最好。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党员、干部和民兵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出动，挨家挨户地查禁私炊，并在通往县城的道路上站岗放哨，有效地防止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制止了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坏行为，挫败了坏人企图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的阴谋，巩固了大食堂，坚守了社会主义的阵地。 这些措施实施后不久，新任的阶级敌人王秉康因为私自煮了一些草根，被侯亚昆等人吊打了几下，克扣了两天的口粮，便非正常地死亡了。接着，林慧兰、赵兴龙、王秉诚、林家佩、王文钊等老牌阶级敌人也纷纷成了饿死鬼。后来，林家福、王文林等十多个病人、老人、幼儿等身体条件较差的人也因为饥饿而归了西。再后来，郭发有等四个人因为个子长得太高大，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太多，也非正常地死去了。这些人的家属思想非常落后。他们在自己的亲人死后往往不肯举殡发丧，为的是去大食堂冒领死人的那一份口粮。为了防止这种利用死人多吃多占的可耻的行为，侯亚昆不得不经常去社员的家里视察，及时地发现并处理这种欺骗的伎俩。 这时候，普通的党员、干部和民兵也受到了饥饿的煎熬。这些人因为日夜为革命辛劳，在“中灶”吃饭，每天可以得到两个玉米馍馍的补助，在值勤的时候还可以再领一个玉米馍馍。可是，他们的家属同其他的社员一样，每天只须在地里深翻十二个钟头的土地就行了。根据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他们的家属只能从“大灶”打回一份“革命汤”来。如果这些人家里的人口众多，而他们又擅自违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同自己的家人分食自己的那几个玉米馍馍的话，他们也会被饿个半死。 王守伦及其老婆孩子为革命所做的工作非常多，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们一直在“小灶”进餐，可以敞开肚子吃饭。侯亚昆对此从来就没有任何的异议。按理说，王守伦不应该跳出来与侯亚昆作对才对。可是，王守伦受到一些落后的本地干部的挑唆，竟然对侯亚昆产生了不满。一天，王守伦瞒着侯亚昆、罗兰音和费建新这三个外来干部，把郭发贵、王守富、陈德华、林民义等本地干部找来，开了一个黑会。这些本地干部都非常厌恶侯亚昆，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害人精，都想把他除掉。王守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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