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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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警察的

 

                             

                              (紀實文學連載)

吴學良

 

 

第六章        榮登“打虎英雄”榜

 

(一)

 

“打虎”者,打手也。虎亦非虎,人也。“英雄”之謂,乃自嘲也。

我被打為“右派分子”之前的8年警察生涯中,打過不少人。打人,歷來都是警察的特權,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打人,既是警察的職業本能,也是建功立業的一個重要手段,捶楚之下,何求不得。那時,打傷、打死人都沒有“追究責任”之說,被打者及其家屬往往申訴無門,奈何不得,警察們也就有恃無恐了。

我在偵查破案中,常常拷打小偷,拷打犯罪嫌疑人,非打得他們招供畫押不可。後來雖然規定不准刑訊逼供,我和同事仍變著法兒打,江大組長就是被我打了勞動教養的。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拷打拒不交待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和拒不檢舉揭發的知情人。在禁菸運動中,抓到鴉片販賣分子,無論男女老少,不坦白交待就打。1949年以前,鴉片被視為不會貶值的黑色金子,一些不吸食的人家也買些儲存起來。凡被懷疑藏匿有鴉片的人,不交出來就打。我為了立功,曾把一個懷疑藏有鴉片不交出來的老人捆綁起來,當著其兒孫的面打。

在“三反運動”、“肅反運動”中,我都毫不留情地打警察同事,打平素要好的朋友。在“粉碎右派分子倡狂進攻”鬥爭中,我先打了別人,後來才挨打。

當上右派分子,押到勞教農場勞動改造,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按說只有挨打的份,可我依舊“本性難移”,積極充當打手,繼續打人……。

投入勞動教養的第二年,荒地開墾完畢,我因表觀積極,當上了新編農田五大組第二小組的小組長,江承孝仍是我的大組長領導。花生豐收後的一天早上,眾勞教分子起床後不久,農田三大組的一個勞教分子向江大組長報告說:“我們的小組長張奎和組員解國寶兩個人不見了!”

“趕快找!”江大組長吃了一驚,他明明知道勞教分子們的活動範圍十分有限,找是徒勞的。

“去哪兒找?肯定逃跑啦!”幾個勞教分子異口同聲提醒他。

 江大組長急急忙忙向隊部辦公室跑去,片刻之後回耒吹響哨子,叫各大、小組的勞教分子統統到曬場上集合。

曬場上堆滿剔除了枝葉、曬得半幹的花生,一粒粒挺著兩個豐滿的麻肚子,誘人食欲。西面豎著一排排晾曬包穀棒子的木架,前排橫樑上吊著兩個人,我一看正是張奎、解國寶兩人,斷定兩人逃跑被抓回來吊在這裏。集中全隊勞教分子們來觀看,無非是殺雞儆猴,打驢嚇馬。待到隊長訓話,才知道兩人並沒有逃跑,而是半夜假裝起床解便,從廁所裏越牆摸到曬場上偷花生吃,被巡邏的武裝看守現行抓獲。

“這是抗拒改造的嚴重行為!”隊長在訓話中說,“特別是張奎,本來就是因為偷竊送來勞教的,兩年多了,還不思悔改。並且,給他當了小組長,不以身作則,還膽敢帶領組員偷!”

隊長越說越氣,解下腰間皮帶向兩人打去。他是原勞改隊的老資格隊長,習慣打犯人,但上了年紀,打了10多下就氣喘吁吁,力不從心了。我乖巧地走上去說;“隊長,您歇息著,我來懲治他倆。”江大組長急忙跟上:“我也來。”

 

隊長高興地說:“好,給我狠狠打!”

我專打張奎,解國寶則讓江大組長去打。

張奎就是我被押送來勞動教養初期的墾荒小組組長,在他領導下一年多的時間裏,我表面上對他畢恭畢敬,阿諛奉承,尊稱他為“組座”,心裏卻一直記恨著他罵“員警是王八蛋”、打我的那一巴掌。現在,難得有這個報復機會,又有隊長口諭,我豈能輕易放過。況且,他現在已不是我的領導,分析今後也不可能再當我的領導,於是,打起來無所顧忌,毫不手軟。

我打張奎是接過隊長的皮帶打,他機敏地扭動身子,用臀部和兩胯外側迎受落點,傷皮不傷骨。

江大組長打解國寶則是用木棍打。木棍是老年組的勞教分子們敲打包穀棒子脫粒用的,堅硬結實。解國寶患有水腫病,體質衰弱,又沒張奎的機敏,不住地大喊大叫,突然間吐了一口血,叫不出聲來。隊長急忙阻止說:“算啦、算啦,別打啦,莫耽誤大家出工,把他兩個放下來。”

張奎放下來後照舊出工,只是被撤了小組長職務。解國寶卻癱倒在地,被抬到醫務室。醫務室設備十分簡陋,平時只能治療感冒發繞、止咳、止瀉等類的小毛病,外傷則只能清洗傷口,擦上紅汞碘酒,吃點消炎止痛藥。解國寶哼唧了一夜,第二天便死了。醫務室的右派醫生楊尚志診斷他的死因只是“虛脫”兩字,我思忖很可能是某個內臟器官打破了,因為是隊長叫打的,他不敢明說。江大組長暗自後悔,不該下手那麼重,但想想能得到隊長的好感,也就無所謂了。

 

(二)

 

勞教分子逃跑事件時有發生,一旦跑了人,隊長會受到“管教不嚴”的批評,所以務必抓回來加以懲罰,以儆效尤。每次跑了人,隊長都讓我和江大組長兩個積極分子參與堵截抓捕。我因為當過察,隊長另眼看待,曾經兩次暫時免卻我勞教分子的身份,跟隨管教幹部到逃跑者的家庭所在地查訪捕捉,或押解看守……。

每次把逃跑者抓了回來,隊長都氣沖斗牛,喝令“給我打!”我與江大組長不敢遲緩,撲上去拳腳相加,痛打一頓後,再敲上20多公斤重的腳鐐,讓他睡覺翻不了身,出工時用根繩子提著行走。

為嚴懲逃跑人,我與江大組長特意挖掘了個一米見方的小土牢,把身高1米8的王明一陣痛打之後,塞進小土牢,讓他立不起、睡不下,受夠“洋罪”才放了出來。

為了警戒企圖逃跑的人,隊長鄭重宣佈:“誰敢再逃跑,看守可以開槍就地正法,打死一個算一個,打死兩個算一雙!”

逃跑者多是年紀較輕的小偷、盲流、違反廠規廠紀等類處以勞動教的“壞分子”,右派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中,只有陳純紀一人。

當過偵察連長的陳純紀,授予上尉軍銜後轉業,轉業後結婚,結婚後當右派,當上右派送來勞教,一步緊接一步。他貧農出身,歷史光榮,立過功、負過傷,救過老首長的命。對被打為右派後一百個想不通:“老子打下的江山,反倒成了敵人,真他媽顛倒黑白!”他寫信四處申訴,結果“都他媽的石沉大海,連水泡都不冒一個!”他的人生軌跡,確切地印證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句諺語,勞動教養後緊接著妻子生下了雙胞兒子,他深感太對不起新婚妻子和初生兒,向隊長要求:“給我一天假去看一眼,只看一眼、道個歉就回來。”隊長不准假,他緊接著於當晚逃跑,緊接著喪命在武裝看守的槍口下。

陳純紀如果不被打死抓了回來,我和江大組長絕對要一頓痛打。

打人成為我和江大組長的專利,勞教分子們背地裏罵我倆是“打手”。說起來,我的“打手”資歷可比江大組長老多啦,早在“三反運動”和“肅反運動”中,我就是一名同室操戈,同類相煎的“打手”。

 

(三)

 

把打人稱為“打虎”,源於1952年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公安分局的“三反”,從開始到結束,都只是一反:“反貪污”。

那時,我在一個城郊結合部新建立的派出所當戶籍警察。派出所的規模比現在小得多,一個所長、一個內勤、一個專為居民辦理戶口遷移手讀、一個管理治安、其餘9人管理9個戶口段。13名察分別來自轉業軍人、學生和工廠裏的積扱分子,家庭出身都是無產階級,歷史清白,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年紀也都很輕,所長最大,27歲,我只有17歲。這樣的人員結構,給後來的“肅反運動”帶來很大困難:打不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來。

 “三反”運動初期,各人自我檢查,坦白交待,然後互相檢舉揭發。大家都抱着對党忠誠老實的態度,白天照常堅持工作,晚飯後開會,輪流坦白交待貪污問題。

所長袁國清是朝鮮戰爭中的志願軍排長,轉業到派出所不久。他帶頭自我檢查,坦白交待說:“我在朝鮮貪污了兩支槍,一支卡賓槍、一支衝鋒槍……”他交待得很詳細,兩支槍都是在伏擊戰中,他的子彈打光後,從打死的敵人手上拿了過來接着打,“美國佬造的槍性能好,打完仗我沒上繳,留著繼續用。有一次還把敵人身上的一壺水貪污喝了。”

兩支槍的貪污經過,也是兩個戰鬥故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戶籍警察沈存聽完後說:“恐怕算不上貪污吧?”

“算。”所長肯定地說,“一切繳獲全歸公,是部隊鐵的紀律,不歸公當然算貪污。”

在所長的帶動下,大家爭先恐後,積極主動地坦白交待,但貪污問題都只是完全相同的兩個方面:一、用公家的紙和墨水寫私人的信和解大便擦屁股;二、到居民家裏查戶口,每查一家,主人都要沏上一杯茶水,敬上一支香菸,按照《三大紀律,八頂注意》中“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原則,肯定是貪污行為。除此之外的貪污,大家搜腸刮肚,絞盡腦汁,再也坦白交待不出什麼東西來。我與沈存平時相處得很要好,他送過我一支自來水鋼筆,我送過他一本筆記簿,於是,我貪污了他的鋼筆,他貪污我的筆記本。

互相揭發則只能面面相覷,什麼也揭發不出來。

按運動要求,貪污任何東西都要折算為現金。戶籍警察們折算得十分仔細:當戶籍警察多少天;一天平均查多少人家的戶口,喝多少杯茶,抽多少支香菸;每杯茶水多少錢,每支香菸多少錢,總共貪污了多少錢。

 

性格豪爽的沈存提出意見說:“我一天查10多20家戶口,只是偶而口渴才喝一二口,不可能每家的茶都喝。香菸我根本不抽,有的人家太熱情,非要點燃一支,只好抽兩口。都算貪污,恐帕不太合理。”大家都附議,要求所長向上面請示合不合理。所長請示後答稱“都算貪污”,只有他的那兩支槍不算,因為他沒拿回家去。折算結果,9個戶籍警察,每人都有幾十元(1954年以前,一元稱一萬元)的貪污帳,沒人超過一百元。

那時,報紙和廣播電臺的宣傳熱火朝天,稱反貪污為“打老虎”,貪污千元以上的人稱“大老虎”;貪污百元以上的稱“中老虎”;貪污百元以下的稱“小老虎”。派出所的10多個員警,個個都是“小老虎”。

 

(四)

 

運動中期,分局長宣佈“解放小老虎”,從小老虎中抽調部份人,組成3個“打虎隊”,放下日常工作,集中到分局裏,專打大老虎。我因貪污數額小,折算結果只有60元多元,因而成為光榮的“打虎隊”隊員,心中十分高興,表現很積極。

無論打中老虎和打大老虎,都沒有明確的對像,也沒有任何片言隻字的證據,分折懷疑誰可能有貪污就打誰,不坦白交待貪污罪行就打。所謂的“打”,就是刑訊逼供:或強令其跪在瓦礫碎石上;或吊在門頭上;或反剪雙臂不斷收緊繩索;或拆下破桌椅的橫檔毆打;或採用“車輪戰術”,不讓其睡覺……。凡坦白交侍的貪污問題,也都無需調查落實,只要本人在口供筆錄上簽上字、捺上指印,就證據確鑒,鐵案如山了。        

分局打虎隊每天都得向市公安局上報“打虎”進度。市公安局政治處編輯了一份《打虎戰報》,每期公佈各分局和各直屬單位的戰績,表彰先進,激勵後進。

被懷疑有貪污可能的人,大都是解放軍接管這座城市後留用的舊警察,他們被集中看管起來,限制行動,隔斷與家人的一切聯繫,由打虎隊逐個拷打逼供,打不出“大老虎”誓不罷休。

 

我參與拷打的懷疑對像中,何家蓀是留用的派出所所長,分析他在舊社會當了七八年的國民黨警察,舊意識、舊作風、舊習慣根深蒂固,積重難返,豈能不貪污。但他的交待卻是些“雞毛蒜皮”:一、好多次帶著3歲的兒子到伙食團吃了飯沒交伙食費;二、收繳到一支勃朗寧手槍,貪污子彈打了五六發;三、收激到一個左輪手槍的槍包,貪污了自已用;四、喝老鄉的茶、抽老鄉的菸……。這些問題,算起貪污賬來,連“中老虎”都不夠格。我與4個打虎隊員讓他跪在地上,用皮帶抽打,打得他遍體鱗傷;強令他跪在條凳上交待,跪不住跌到地頭破血流;採用車輪戰術,讓他兩天一夜站着交待不許睡覺,終於逼得他坦白交待:“有一天……哪天記不清了,夜裏巡邏時盤查一個行跡可疑的人,從他身上搜查出一包鴉片菸膏,估計有10公斤。我把人放掉,把鴉片菸膏貪污了。”

打虎隊分析研究何家蓀不可能只貪污這一次,“吃屎的狗斷不了吃屎的路”,除了貪污鴉片菸膏,肯定還會貪污別的東西。於是繼續窮追猛打,鍥而不捨……。

何家蓀不再負隅頑抗,我們沒怎麼打,他就坦白交待說:“有天晚上追一個小偷,小偷扔下兩根金條在地上,我沒追,把兩根金條拾起來貪污了。”

兩根金條加上了10公斤鴉片,價值大大超過一千元。我們十分高興,急忙向市公安局報喜:打出了一隻最大的大老虎!

我們這個隊打出的另一隻“大老虎”是預審股股長關振,兼任着拘留所所長。分析他在舊警察分局就是幹的這種差事,留用後惡習不改,照常徇私舞弊,貪贓枉法,極有可能接受拘押人犯和犯人家屬的賄賂,極有可能貪污或截留人犯的財物。可他一口咬定什麼賄賂都沒收受,什麼東西都沒貪污。我們當然不相信。我與一個名叫韓運龍的麻臉隊員打斷了一根木橫檔,拔光了他的鬍鬚。他失聲痛哭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我應該大大的貪呀!大大的貪呀!貪了今日就好坦白交待啦……”

我與韓運龍模仿他審訊人犯時常用的“拶指”逼供術,用兩支自來水筆橫夾在他的食指和中指的下部,握緊上部狠命一捏,捏得他痛徹肺腑,大叫不止。反復幾次,他終於坦白交待說:“我有天下班回家,走在十字路口,腳尖突然踢着地上一坨用報紙包著的東西,拾回家去打開一看,裏面包的是一千元錢,就貪污起來了。”

我與韓運龍喜不自勝,急忙叫他寫成書面交待,簽了名字、捺上指印。

又一條“大老虎”出籠,喜報立即電話傳到市公安局。

我對江大組長逼供的“拶指”朮,就是這個“大老虎”關振傳授給我的,他也許做夢也沒想到,他傳授給我的高招,竟然讓他苦果自食!

運動後期勒令貧污分子退贓,分局長傳達退贓精神說:“不管你是小老虎、中老虎、大老虎,貪污多少都必須照數給我吐出來。要積極主動,立馬就吐,吐得越快越好,爭取黨和人民的寬大處理。”可是,就連小老虎也難以立馬“吐”出來,每月的工資不過42元,貪污金額都在60元以上,個個都還要養家餬口,拿啥“吐”?於是,經上級研究,決定再次“解放”小老虎,各人訂個計畫,從每月的工資裏扣除百分之幾,然後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由“打虎隊員”一變而為“追贓隊員”,投身到與中老虎和大老虎的“戰鬥中”,窮追猛打,不使他們“吐”出贓款,決不收兵……。

追贓“戰鬥”就不那麼順利了,貪污數額不大的中老虎,有的變賣家產“吐”,有的四處借貸“吐”。貪污數額大的、特別是上千元的大老虎,再怎麼窮追猛打,他們就是“吐”不出來。

大老虎何家蓀貪污的10公斤鴉片,拷問他賣了多少錢,他說沒賣,藏在家裏被小偷偷了。要他把拾到的兩根金條交出來,他說運動一開始就悄悄毀滅證據,丟到公共廁所裏去了。我們逼迫他下到糞坑裏摸了大半天摸不到,他說可能被淘糞的農民掏走了。

凡是“吐”不出贓來的老虎,各追贓隊就把“虎窩”裏的東西——除炊具、碗筷、被褥外,首飾、鐘錶,家俱、毛毯、衣服、自來水筆等等,全部予以沒收,始而擺在食堂裏拍賣,繼而擺在大門口拍賣。儘管價格很便宜,一個紫檀木衣櫃10元,一塊瑞士手錶5元,仍很少有人問津。我則2角買了件汗背心,3角買了個美國造的彎頭電簡。韓運龍1元錢買了一雙半新的美國軍用翻毛皮鞋。

我們去大老虎關振的“虎窩”追贓,勒令他的“虎老婆”交出他貪污的一千元贓款。他的“虎老婆”放聲大哭了一陣,拉過4歲的“虎子”和兩歲的“虎女”說:“我們娘兒仨就是贓,你們拿去吧,要殺、要剮、要紅燒、要清燉都隨你們的便……”我們把十五六平方米的“虎窩”翻了個底朝天,什麼也沒找到。

關振自殺身亡。何家蓀判了五年刑,刑滿釋放後以蹬三輪車、修鞋維生,1980年平反。

運動結束後,我與韓運龍都評上了三等功臣,姓名上了“光榮榜”。如今,我自嘲為“打虎英雄”,懺悔乃爾。

                   

 

第七章        寧教一家哭,不教一路哭

 

(一)

 

“寧教一家哭,不教一路哭”這話是1950年1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中南軍區第二政委、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在“中南黨政軍鎮壓反革命動員大會”上特別強調的一句話。那時,我在公安派出所當戶籍警察,深刻領會這句話的意思是:鎮壓反革命不必顧慮殺錯人,殺錯了一個人,他的父母、妻子、兒女無疑是會痛哭流涕的。但是,再怎麼哭,都只是一家人哭,問題不大。如果不鎮壓反革命,反革命一旦翻起天來,燒殺搶掠,老百姓流離失所,無衣無食,那就不是一家人哭,而是一路上都有人哭,哭的人就很多很多,問題就大了。所以,鎮壓反革命要堅決、徹底、乾淨,絕不能心慈手軟,絕不能顧慮殺錯人。

1950年12月,為鞏固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全國城鄉各地開展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各級黨政機充分發動群眾,積極檢舉、揭發、控訴反革命的滔天罪行。鎮壓的對象是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個方面的敵人。歷時兩年,大規模的鎮壓告一段落,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向毛澤東主席報告的成果是:殺71萬2千,關120萬9千, 管120萬。

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蕩然無存,公安機關的主要工作轉向深挖隱藏的敵人,打擊反革命的殘渣餘孽。派出所處於這項工作的第一線,戶籍警察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居民住戶中發現、挖掘各種反革命殘餘分子,上報逮捕。那時,檢察院尚未成立,公安局長批准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直接移交法院,依照《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精神,按罪行輕重分別處以死刑、徒刑、管制。

逮捕懲治的殘餘反革命分子罪行,全由戶籍警察個人一手操作:摸底、調查、搜集材料、整理上報。小小的戶籍警察,雖沒擁有生殺予奪大權,卻操縱着許多人的前途和命運,決定著許多家庭成員的生存和出路。

我管轄著1000多人的戶口,每天的工作是挨家挨戶,反反復復核對人口的姓名、年齡、籍貫、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婚姻狀況、文化程度、職業等基本情況。對成年人則詳細詢問本人、父親、祖父三代歷史;詳細詢問其社會關係,親屬中有無被殺、關、管的人;詳細詢問參加過何種黨派、幫會、反動團體等等。正面詢問後,再側面調查瞭解是否屬實,從中發現殘餘的反革命分子。

居民人口中,凡在國民黨軍界、政界供過職的,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一貫道、青紅幫組織的,都視為“反革命殘餘分子”。其中,軍隊連長以上,政府機關科長以上;國民黨黨組織的書記、委員;三青團組織的分隊長;青紅幫的大小幫主;一貫道的大小壇主、點傳師等,都視為“骨幹分子”,列為重點打擊鎮壓對像。

對有特務嫌疑的人;政治傾向不明朗的社會知名人士;有重大歷史問題的統戰對像;在港、澳、台和美英等國有親戚朋友的人,一概列為“特種人口”。凡列為“特種人口”的,都必須在基本群眾中物色耳目,佈置眼線,監控他們日常的言語行動和來往人員。

沒有職務的警察、憲兵(簡稱“雜牌特務”);沒有職務的党團員、幫徒、道徒、士兵;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家屬和被勞改的刑事犯罪分子家屬(簡稱“反犯屬”),一概列為“反革命社會活動基礎”,分別建立檔案,納入視線,防止他們因心懷仇恨而參與反革命分子的破壞、顛覆活動。

公安分局下達給戶籍警察的任務是每季度上報逮捕1—2人。我天性好強,從不甘居人後,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忠實執行“寧教一家哭,不教一路哭”的鎮反路線。

 

(二)

 

我管轄的戶口段地處城郊結合部,解放前有10多個加入過“一貫道”的道徒。“一貫道”緣於民間封建迷信組識,始創于山東,名稱來自《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上有全國性機構,下有各省、市、縣的大小分支機搆。設置有道長(又稱前人)、壇主、點傳師、引保師、乩手等專職人員。供奉的神仙五花八門,有王母娘娘、觀音大士、彌勒佛,呂洞賓、關雲長等等。宣揚“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人生是火宅,世道是苦海”;宣稱入了道可以“消災免難,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利用“降乩”巫術詐騙錢財,坑害道徒……。抗日戰爭時期,大漢奸諸民誼、周佛海、王揖唐都加入了一貫道,利用其為日寇效勞。抗戰勝利後又為反動派利用……。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把道徒們逐個叫到派出所,對他們嚴詞審訊,要他們詳細交代入道經過,檢舉揭發他人。

一個家庭成份是富農的女道徒,吞吞吐吐交代了她隱藏心中多年,沒敢向任何人透露絲毫的秘密,讓我既高興又遺憾。

女道徒名叫王彩珍,入道前結婚三年都沒懷孕生子,丈夫十分不滿,當著她的面對親友說;“媽的,別人種豆得得豆,種瓜得瓜,我下了三年種,連草都不長一根!”婆婆說得就更加難聽了:“我們家怕是前世坑人害人作了孽,所以今世遭報應,斷子絕孫。”她幾次三番到寺廟裏燒香許願,菩薩總不發慈悲;找算命先生化解,說她“命犯白虎,該來無後。”

在她絕望得不想活下去的時候,售賣香燭為生的老街坊魏成章埋怨她說:“你呀,咋不去求求王母娘娘?”她急不可待地問:“到那裏去求?靈不靈驗?”魏成章說:“靈得很,過幾天我帶你去。”

五天后的一個傍晚,魏成章把她帶到距城區三公里的趙家村,走進一個很氣派的四合院裏,後院有個神壇,像寺廟裏的大雄寶殿,懸掛著長長的幔帳和彩幡。供桌上燭光耀眼,煙霧彌漫,供奉些什麼神像她看不清楚。地上一排排蒲團跪滿了人,他倆與一些遲到的人只能站立在後面。

魏成章悄悄對王彩珍說:“你運氣好,趕上今晚降乩,難逢難遇的呀!”

王彩珍不明白什麼叫“降乩”,定睛看去,供桌旁邊一個小姑娘雙目緊閉,兩手捧著個綁著根竹筷的小篩子,擺動竹筷在下麵的沙盤上寫字。她身後一個穿黑色長袍、戴瓦楞帽、道士摸樣的人低頭瞅著沙盤上的字,突然大聲叫了起來:“太上老君下凡啦!”佛堂裏登時亂哄哄地敲響了鼓鈸鐘罄,跪在蒲團上的人激動得一邊叫嚷,一邊像雞啄米似地磕頭作揖,有的嘭嘭撞地……。

平靜下來後,那個道士摸樣的人說:“今晚難得把太上老君請了來,道親(道徒的尊稱)們求啥、問啥,都要順著來,不要亂了次序,不要插別人的話。”

道親們有的求財求喜,有的問福問禍,也有問時局、問國事的。“太上老君”的任何回答都是那個小姑娘(乩手)寫在沙盤上,再由道士摸樣的人唸出來……。

王彩珍生性膽小,低聲央求魏成章:“大叔,你幫我求求。”魏成章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要入了道的道親才可以求,還得要親自求,不能讓別人幫忙。”

王彩珍求子心切,第二天就揣著10塊大洋,請魏成章引薦她去入道。佛堂裏坐著好幾個人,魏成章指點著逐個向他介紹:“這位是總壇的道長;這位是本壇的大壇主;這位是點傳師;這位是二壇主……”。

入道手續並不費事,點傳師讓她跪在供桌下,詳細詢問了她的姓名、年齡等個人情況和家庭情況,逐項記錄在一張黃裱紙上,用縫衣針戳破她的右手姆指,捺上幾個手印,然後逐條宣佈道規,每唸一條都問她做得到做不到?其中要緊的兩條是“絕對聽從道長、壇主的訓導,叫做啥就做啥”;“保守秘密,不得向外人講說道裏的任何事情”,她都回答做得到。點傳師收了她首次入道的功德費10塊大洋後說:“從今天起,你就是我們的道親了。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來修道。今天麼,給你本《玉皇經》拿回家去每天早晚唸一遍,不識字就請人教教。功德費每個月都要捐一次,捐多捐少就隨心隨意了,反正是多捐多積德,少捐少積德。”

王彩珍聽完點傳師的囑咐,雙手合十,連聲稱謝後,囁囁嚅嚅地說:“我想……求求王母娘娘……”

點傳師問她求什麼?她憋得滿臉通紅,說不出來。魏成章幫她回答說:“求子。結婚三年多都沒個一男半女。”點傳師說:“求子嗣延續祖宗香火,乃人之大倫,有啥不好意思開口的?下個月初一專門為你開壇請神,你當面求。只要心誠就有求必應。”

王彩珍豈能不心誠。開壇這天,請下來的神仙是送子觀音。她跪在神壇下,乩手在沙盤上寫些什麼字,她不知道,點傳師唸些什麼,她也聽不明白。閉壇後問點傳師,點傳師說她“陰氣太旺,陽氣太弱”,所以懷不上。要懷孕必須“調合陰陽,理順精氣”。她問咋調理?點傳師叫她初七來,來之前要香湯浴身,齋戒一天……。

王彩珍坦白交待到這裏時哭了起來說:“我那天去,點傳師把我領到一間耳房裏,像個小佛堂,供著菩薩,點著燭,插著香,還有張床。他嘰哩咕嚕唸了一陣經後,敲著木魚叫我脫光衣服,閉著眼睛睡在床上,後來就壓在我身上,說是給我調理……。我沒敢反抗,沒想過他是騙人。他叫我每逢初七、十七、二十七都要去調理,我都去了。還有道長和二壇主也來調理。可我一直都沒懷上孕,真的,直到解放後聽了政府的宣傳,才知道上當受騙。”

 

(三)

 

王彩珍的坦白交待讓我十分高興,立即向所長彙報。所長表揚了我,要我順藤摸瓜,深挖細查,擴大戰果,把這夥人抓起來嚴厲打擊。不料一查之下,卻令我大失所望!這個神壇的道長早在解放前就逃走,下落不明。點傳師和大壇主、二壇主已被市公安局的政治保衛處專案組搶先一步逮捕法辦。

為完成任務,我只好以魏成章充數。但按運動要求,凡報請逮捕的人,都必須是有罪行的骨幹分子。魏成章是普通道徒,並無其他罪行。可我在請求逮捕他的審批表上列舉的罪行是;1、長期供應一貫道神壇香燭,助紂為虐;2、充當“引保師”(一貫道骨幹之一),誘騙善良群眾入道;3、協助道長、點傳師等人姦污受騙女道徒王彩珍。

《逮捕報告審批表》附上王彩珍按我的要求寫的書面檢舉和我做的調查筆錄,公安局長批上“同意”兩字便由我執行逮捕。

魏成章因做的香燭生意,屬於被取締的迷信職業,已遷居鄉下,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分得了一份田地,務農為生。逮捕他時,他70多歲的老母親了緊緊拽住他哭喊說,“我兒子從小長大沒做過半點壞事,你們積點陰功、積點德,饒了他吧……”他的妻子拉著3個該子,哭得涕泗橫流,跪在地下向我磕頭作揖:“他上有老、下有小的呀!你們把他抓了去,一家人無依無靠沒得活路啦……”

這種生離死別的場景,我已是屢見不鮮的了,一點也打動不了我。後來我被打為右派分子隔離反省時,我母親到公安分局尋找久不回家的兒子,警察們說什麼也不讓她與我見面。母親在院裏放聲大哭,我在隔離室聽到後,大聲呼喊著要衝出來,被看守我的韓慕理、梅發兩個警察扭住雙臂,捺倒在地。母子倆就這麼相距咫尺,聞聲不謀面。兩警察把我母親架出大門外,聽著母親逐漸遠去的哭聲,我悲痛得如萬箭穿心,這才體驗到“慘無人道”這句話的個中滋味!母親再次到公安分局探望,得知兒子已送農場勞動改造,哭倒在地,警察們把她拖到大門外馬路邊,任她哭得昏厥過去。我從比十分反感警察這個職業,儘管後來右派被“改正”,再次當上警察,我仍覺得警察的形象十分醜惡,有如地獄裏的鬼卒,頭顱是兩座山峰,青面獠牙,紅鬃綠鬣,手持鋼叉和鐵鏈。並且極不願意穿制服,總覺得那是披在身上的獸皮。

 

(四)

 

深挖反革命殘渣餘孽的“鎮反運動”持續到1955年7月,中央揪出個暗藏在文藝界裏的反革命分子胡風,發出通知,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和工礦企業中開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

運動轟轟烈烈,熱火朝天,槍口從來都是指向反革命的公安機關,也要掉轉來指向自己——內部肅反。公安分局的警察們分外繁忙,白天堅持外部的鎮反,夜晚進行內部的肅反,各股室和各派出所的會議室燈火通明,警察們輪流著坦白交待個人歷史和父母、祖父母歷史:是否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反動會道門;是否收聽過港臺廣播;是否聽信過敵人散佈的謠言;是否與共產黨離心離德;有些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與這些社會關係有些什麼來往……。每交待一個問題,大家審查是否老實,刨根究底,提出疑問。重點對像是解放後留用的舊警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社會關係複雜的人。認為不老實就捆綁吊打無情鬥爭……。   

我供職的派出所只有13個員警察:所長1人、內勤1人、冶安警1人、辦戶口遷移的1人,管戶口段的9人,分別來自軍隊、學校和工廠裏的積極分子,家庭出身都是無產階級,歷史清白,思想健康,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只是文化水準不高,且都是20歲上下的未婚男青年,實在肅不出暗藏的的反革命,找不出一個鬥争對像來。

正當所長為完不成任務、過不了關而苦惱時,19歲的戶籍警察沈存為他解了圍。

沈存分管的戶口段有個名叫關鳳英的年輕姑娘,容貌俏麗,小學畢業後閒居無業,被沈存吸收到居民委員會當治安委員。她有個舅舅在香港一家餐館打工,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與世居大陸的姐姐、侄女中斷音信6年之久。這時,他思鄉心切,寫了封信來問候姐姐的安康。信件被市公安局專事反諜防特工作的政治保衛處截獲,派員調查,發現關鳳英正與戶籍警察沈存戀愛,多次相約看電影、逛公園、下館子。

這一發現給派出所的內部肅反帶來“福音”:呀,總箅有了肅反對像啦!所長召集積極分子開會,捕風捉影地分析沈存有可能中了特務間諜的美人計,要他坦白交待:為香港敵特機關直接或間接提供了些什麼情報,收受了多少活動經費。

在鬥爭會上,沈存矢口否認,氣急敗壞分辯說:“我根本不知道關鳳英有海外關係,我與她戀愛是最近的事,頂多兩個月。而且,是我主動追她,她還沒答應一定跟我好。”

“不老實!”眾警察異口同聲,但什麼地方不老實,誰都提不出問題來。

“我說的是實話,居民委員會的人都能證明。”沈存急得滿臉通紅,淚水盈眶,“她父親是毛巾廠的普通工人,毌親是家庭婦女,世代都是老實巴交的無產階級,從未有人做過芝麻大的官,不可能與特務間諜有什麼瓜葛……”

“包庇!”吼聲四起,我也跟隨著吼了起來。人人指控他包庇,卻誰也提不出丁點依據。

沈存忿忿地說:“我敢包庇嗎?當警察這些年,天天抓反革命,難道不曉得當反革命的人都沒好下場。我又沒發瘋,願意去蹲監坐牢。你們誰又敢當反革命?誰又願意去蹲監坐牢?”

“詭辯!”員警們被激怒了,像鬥地主一樣,強迫他跪在地上,想怎麼打就怎麼打,個個鐵石心腸,毫不留情,毫不手軟,只是當警察的時間都不長,還沒學會用酷刑逼供。沈存始終“頑固不化”,再怎麼打也堅不承認。

我與沈存是要好的朋友,除互相“貪污”筆記簿和鋼筆外,還經常聯聲朗誦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每天晚飯後都要用口琴、胡琴合奏幾支蘇聯歌曲,以顯示我倆“蠻有文藝細胞”。我很清楚他與關鳳英的戀愛情況,但我不敢、也不願意挺身而出為他作證,一則怕受牽連;二則怕失去鬥爭對像後,矛頭轉移到別人身上來。而且希望他繼續“頑固”下去,直到運動結束。此時此刻,人人都打他,我極不願意打,可又不敢不打,而且不敢輕打,但都是在他的背後下拳腳,一則讓他看不到我打他,日後不致怨恨在心;二則避免別人指責我“立場不堅定,愛憎不分明”和“對党不忠心”。

我打沈存是噙著淚水下手的,深感這個機關太可怕,不是久留之地,決心報考大學,及早離開。沒料到當了21年的右派後又回轉來當員警,直至終老,仍感到警察十分可怕!

 

(五)

 

在此期間,我報請逮捕的一個反革命分子,讓我懊悔終生!

“反革命分子”名叫繆子瑜,我把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本人成份都定為“資產階級”,依據是他繼承父親的釀酒作坊,長期雇了一個工人幫他用大麥釀酒,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動力。當然,憑這一點是算不上反革命的。他的反革命罪行是:“擔任過國民黨保支部的執行委員,屬於骨幹分子,拒不向人民政府坦白交待,長期隱瞞,妄圖等待國民黨東山再起,捲土重來,以找回他失去的天堂。”

其實,繆子瑜並不知道他是國民黨黨組織的骨幹分子。

國民黨的組織系統是:中央黨部——省黨部——市黨部——縣党部——區黨部——保支部,各級黨部都設置有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執行委員等職務。凡擔任這些職務的人,公安機關一概稱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列入打擊鎮壓對象。

全國解放初期,各地軍事管制委員會發佈《反動黨團登記》通告,告誡凡加入過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人,無論是普通党團員或骨幹分子,都必須主動到指定地點如實登記自首,悔過自新。後來發現,有不少國民黨黨員沒有進行登記。沒有登記的原因並非他們“盡忠党國”拒不登記,或懼怕追究不敢自首,而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入的黨。

不知道的原因,說來毫不奇怪。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為壯大組織,擴充力量,在推行保甲法(戶籍編制:10戶為甲,10甲為保;甲設甲長,保設保長)的地區,同時發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要求區党部下設區分部,區分部下設保支部。保長是當然的黨員和黨支部書記,發展黨員的任務也就由保長一手包辦。儘管入黨手續十分簡單,報個名就是黨員,但絕大多數人都不願加入。許多保長為完成任務,把甲長(繆子瑜即甲長)們都列為黨員,不問其願不願意,造成花名冊報上去了事。繆子瑜就是這樣“入”的黨,花名冊上的黨內職務是“執行委員”。保長壓根沒告訴他,由於不交黨費,不過組織生話,他也就壓根不知道。可我在查閱區黨部的檔案中,發現他是個支部委員,禁不住喜出望外:“啊,發觀一個反革命骨幹分子!”

要把繆子瑜逮捕起來,僅憑“骨幹分子”這一條罪行是不夠的,還必須有血債——殺過人或害死過人。“血債”也很容易調查出來:他先前雇的工人盧雲祥死了,死因緣於癆病,我把他篡改為“因長時期被繆子瑜壓迫剝削,吃不飽、穿不暖,非打即罵,牛馬不如而活活折磨致死”,並讓他的家屬分別寫了幾份書證和檢舉,口氣不同,筆跡不同,一致認定盧雲祥是被繆子瑜虐待致死的。

繆子瑜既有“隱瞞歷史”的罪行,又有“血債”,逮捕後判了7年徒刑。投入勞改後,多次申訴說盧雲祥之死與他它毫無關係,他非但從未虐待過盧雲祥,還“視如手足,極力幫其尋醫問藥”。每次申訴,我都堅決頂回去。冤案是我特意製造的,我豈能給他平反。承認搞錯一個,我就少了一分成績,還得重新尋找對像補上。

繆子瑜申訴無望,他那體弱多病又一無所長的妻子無力撫養5個兒女,或許出於對我的抗議,竟上吊身亡。5個孩子中,年幼的2個被他人收養,年長的3個流落街頭乞討度日……。對此,我從未產生憐憫之情,我只欣慰完成了任務,寧教一家哭,不教一路哭。

 

(六)

 

沈存由於“頑固”到底,沒有被“肅”了去蹲監坐牢,調到一家工廠當汽車駕駛員,與關鳳英結了婚,平淡一生。我則躲過了肅反運動,躲不過反右運動,吃盡苦頭21年才得以“改正”。

繆子瑜服刑的勞改隊,正是我步其後塵、淪為囚徒的勞動教養隊。我與江大組長掩埋“小小右派”那天,在墓地裏行走時,腳尖突然踢到一塊長約2市尺、寬不到1寸的木板,木板翻了個身,上面赫然寫著“繆子瑜之墓”5字。墳堆己被牧放的牛馬踏塌,長埋地下的白骨已不能再申訴他的冤屈。毫不起眼的木板對我則是一記“當頭棒喝”!時至今日,我己是耄耋之年,仍參不透人生禪機,解不開世路迷津。

祥林嫂問魯迅“人死後究竟有沒有靈魂?”我則問蒼天:“世間究竟有沒有因果報應?

 

 

第八章        我的“特務”生涯

 

(一)                                         

 

    報紙、期刊、電臺、電視等媒體——稱為“喉舌”,眾所周知。

受命或受雇監聽、監視他人的人——稱為“耳目”,鮮為人知。

“耳目”,在1957年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大嗚大放”運動中,被一些右派分子指斥為“眼線”、“坐探”、“密探”、“特務”。著名大右派、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的指斥尤為直截:“……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但不能怪黨員,因為這是黨組織給的任務,叫他們做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

“耳目”担負不平常的特殊任务,稱其為“特務”亦無不可。我與“耳目”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既讓別人做我的“耳目”,我又做別人的“耳目”,但都是兼職的,没有經過專門訓練。

當戶籍警察時期,我在居民中的重點人口(國民黨、三青團、青紅幫、一貫道……的骨幹分子,以及懷疑是特務、反革命的人)周圍,物色了一些“耳目”,暗中監視他們平日的言論、行動、與些什麼樣的人交往。

當刑事警察時期,我在小偷中物色“耳目”,在吸毒人員中物色“耳目”,在舊貨市場物色“耳目”,為我偵破盜竊案、偵破販毒案提供線索。

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每週過組織生活時,除了檢討一週來的工作和思想狀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外,還要彙報非團員群眾的好壞表現和思想狀況。於是,我成了團組織的“耳目”。

入團、入黨,是那一代年輕人首要的奮鬥目標。我常聽人說,入了黨團,政治生命就能得到保障。“政治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許多人都懵懵懂懂,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入了黨團就能得到信任,就能得到提拔,就有錦繡前程,則是“光光頭上的蝨子——顯而易見”的: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都是共產黨員,一旦當上領導,種種好處也是“玻璃櫃裏點燈——通明透亮”的。因而,誰都朝思暮想做黨員,誰都夢寐以求當領導。那時有規定:年輕人必須先入團,在團組織裏面錘煉幾年才可以入黨。我早早入了團,一步步靠近黨,一步步邁向種種好處,不但感到光榮,而且頗為自豪,當然也樂意做“耳目”。

在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初期,我表現得非常積極,對右派分子的這些謬論,口誅筆伐,把他們批駁得體無完膚。並且堅定不移地認為,“耳目”是必不可少的,是很正常的,沒有耳朵和眼睛,豈非聾子和瞎子。特別是公安機關,沒有耳朵和眼睛,那就很難發現反革命,那就破不了案。

我樂意做“耳目”,積極批駁右派分子對“耳目”的誣衊,卻被另一個“耳目”尹仕德揭發,指控我“通宵看《水滸》,在書殼上寫‘替天行道’4字,蓄謀仿效宋江造共產黨的反”。這位“耳目”的揭發,成了我被日夜批鬥的最大一條右派罪狀,最後被開除團籍、開除公職,押到勞動教養農場改造。按說,我品嘗到了“耳目”的苦頭,應該從此與“耳目”揮手作別,可我又身不由已成了“耳目”。

 

(二)

 

反右運動結束後,公安分局清理整頓警察隊伍,一些被認為歷史不純,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陸續調整到別的單位去。我的好友沈存,就因為與有個舅舅在香港的姑娘戀愛,而被清洗到工廠裏當了名三輪卡車駕駛員。在反右鬥争中把我打得口鼻流血的治安股長林正周,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又當過幾天舊警察而被視為不適合在公安局供職,調整到了勞動教養農場,擔任管教股長。

林正周調整到農場當管教股長不久的一天,來到我勞動改造的生產隊檢查管教工作,特意把我叫到辦公室談話。他在反右鬥爭中打了我,我並不怨恨他。一則,是我斷言他“總有一天會在某個運動中挨整”激怒了他;二則,警察打警察,我已是司空見慣,況且我也多次打過別的警察。

辦公室沒有別的人,他面帶笑容,和靄可親地問了問我的思想和改造情況後,歎了口氣說:“群眾運動嘛,難免產生偏差,難免過火之處。真的,我就不相信你看看《水滸》就想模仿宋江造反,別人也未必相信。看《水滸》的人多的是,我也看過,不可能看了後就想造反。但是嘛,運動之中,誰都不便替你辯解。你是個聰明人,可別想不通。”

“想得通、想得通。”我由衷地回答。

“這就好,這就好。人生道路總會遇到些坑坑窪窪,大丈夫能伸能屈,跌倒了再爬起來嘛。你還很年輕,吃一塹,長一智,千萬莫灰心喪氣。”

我點了點頭。他在全隊勞教分子的訓話會上講的那些“認罪服法,服管服教,洗心革面,改惡從善”之類的教條,隻字未提,使我很感動。他接着說:“你與別的勞教分子不一樣,當過警察,在公安學校受過專業訓練,遲早一天還會回去當警察。我可沒把你當外人看待,只要有機會,我會關照你呢。你可不要忘了自已的警察職責,要密切注意勞教分子的動向,隨時向我反映。”

他這番話,我心領神會,是要我做他的“耳目”,隨時向他密報勞教分子在思想、言行方面的“動向”。我積極做了,他也真的關照我,七年後,我就與一些罪行輕微,家庭困難的勞教分子被釋放回家,我對他一直感激於懷。

21年後,右派分子們得到“改正”,除死亡者外,都釋放回原單位。我特意打聽林正周的安康,得知他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跳樓自殺了!原因是他父親當過國民黨的保長,他當過國民黨的警察,造反派日夜揪鬥,指控他是混入革命陣營的“階級異己分子”。

告訴我這個噩耗的人,不瞭解我與林正周的特殊關係,幸災樂禍地說,林正周被定性為“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分子”,屍體也與勞改、勞教死亡的人草草掩埋在亂葬崗上。後來平了反,農場命令兩個掩埋他的勞教分子把屍體挖出來,由於事隔多年,又沒有個標誌,兩個勞教分子無處尋找,又不敢說找不到,於是隨便刨了具白骨交差。火化後,農場開了追悼會,幹部們在哀樂聲中,依次向骨灰三鞠躬告別時,兩勞教分子在外面暗自好笑,竭力控制不發出聲來。

林正周的老婆也是警察,也因為父親是開飯館的資產階級而調離公安分局到一家工廠當工人。丈夫死亡時,因怕牽連被戴上“反革命家屬”帽子,不敢去農場收屍。隨着全國人民從“階級鬥爭”的漩渦中徹底解放,她才在追悼會後,悲悲切切把“丈夫”的骨灰捧回家去。我多方尋找她,欲告知其真相,怎奈世事滄桑,風雨如晦,至今不知其下落,深為遺憾!

 

(三)

 

我忠心耿耿充當林正周的“耳目”,頻頻向他密報的勞教分子的“動向”,多是些思想方面的問題。由於勞動教養沒有期限,許多人認為勞教不如勞改,行政處罰不如刑罰處罰。再由於出工、收工都有武裝看守押解監管,許多人認為勞教與勞改沒有區別;思想犯罪與刑事犯罪沒有區別。有的右派分子在小組會上嚴厲自我檢討批判,會後則說“上了大鳴大放的賊船”,“中了言者無罪的詭計”……。來自中學教師隊伍的右派分子高家駒說,農場把知識份子與小偷、流氓、騙子、娼妓關押在一起,同編一個組,同住一間屋,同睡一張床,互相稱“同勞”,是對知識份子的人格侮辱,不如國民黨的集中營。

一些玩笑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的右派言論”;“秦始皇焚書坑儒——反右鬥爭的徹底勝利”;“關雲長投降過曹操——不折不扣的叛徒”;“武則天亂搞男女關係,也該勞動教養”……我都一一密報。

密報多由管教幹部轉呈,其間發生的一件大事,我不得不採取“特務”手段。

所謂大事,是一個未婚女勞教分子懷孕了!女勞教分子名叫饒惠芬,16歲,體態豐滿,前挺後翹,着實招人眼目。她是母親死後,鴉片菸鬼的父親無力養活她,以“讓她有口飯吃”為由,請求派出所送了進來勞動教養的。她己經勞教了一年多時間,孕從何來?她泣不作聲,堅不吐實。她父親也因抽鴉片送進了來,在畜牧大組勞動教養,把她叫到豬廄旁軟勸硬逼,她才吞吞吐吐地說:“新來的宋隊長叫我去他宿舍裏洗衣服、搞衛生,要我脫光衣服和他睡……”

饒惠芬懷孕的真相悄悄在勞教分子中傳開,議論紛紛,極大損害了農揚的威望,影響了勞教分子們的改造情緒。這個“動向”,我不能不密報,但又不能由管教幹部轉呈。考慮了許久,我到小賣部買了二個信封,將其中一個略微裁小,裝進密報材料,寫上林正周的收信地址,封好口、貼足郵票,再裝進寄給我母親的信封裏,讓我母親轉寄給他。這樣的密報,說它是“特務”手段,未嘗不可,好在農場並不扣留檢查勞教分子的來往信件。

 

(四)

 

農埸允許勞教分子空余時間閱瀆書籍,並且不限制閱讀什麼樣的書籍,這對右派分子們是一個莫大的精神慰藉。書藉大多是押解來勞動教養時,連同行李什物一道帶進來的,也有家屬們到農探望時捎來的。除少數學有所長的人閱讀專業知識書籍外,絕大多數人閱讀的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藉以排遣前途茫茫的無限憂愁。在互相交換的閱讀中,免不了發表幾句觀感和評論,有的話被我密報上去:

“一部《三國演義》,概括了一個真理,就是開頭那首詞裏的一句話——是非成敗轉頭空。英雄也好,狗熊也罷,不過60年時間就成了過眼雲煙,他們打來打去,鬥來鬥去,最終江山都是別人的。”

“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改朝換代史,像演戲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

“整部廿四史也只須一句話歸結——‘古今多少興亡事,都付漁樵笑淡中’。滾滾英雄,全都是明日黃花,王也好,寇也罷,到頭來都同樣葬身黃土,腐爛成一堆白骨。後人再怎麼頌揚和咒駡,他們都一無所知。”

“說中國是文明古國,恐怕不那麼完美無瑕。就拿刑律來說,夏、商、周時代,對犯人採用炮烙、車裂、淩遲等方法緩慢處死,或用大鍋活活煮死的刑法,聽聽都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殷紂王對敢於說真話的大臣挖心、挖眼睛,把一個妃子殺死後剁成肉醬賜給這個妃子的父親吃,你能說不殘酷?割掉男人生殖器,破壞女人性器官的宮刑,你能說它文明?秦以後,一人犯罪、株連九族,把全家老小殺個精光,全世界沒哪個國家這麼幹過!”

“唐僧取經的西天路上,本領高強者比比皆是,觀音、如來偏偏選中只會牽馬、挑擔、吃敗仗的豬八戒、沙和尚做保鏢,後來還提拔成佛。你說為什麼,就因為他倆出身成份好,一個是天篷元帥轉世;一個是捲簾大將臨凡。”

“《水滸》裏108個反革命分子中,許多人出身成份都不賴,當反革命太不應該。”

“孫悟空無理取鬧,豬八戒調戲仙女,該當嚴肅處理。可沙和尚僅僅因為不小心打碎了盞燈就挨整,處理得太重。一盞燈值幾個錢,玉皇大帝肯定是挾嫌報復,神仙的的氣量也十分有限。”

……我在密報這些論調時,儘管自己也有所同感,還是昧着良心,指責他們是含沙射影,借古諷今,發洩對現實的不滿。

 

(五)

 

確確實實,我密報他們的目的,初衷只是為了表示自己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只是為了表示積極接受改造,積極靠近黨和政府,並未存心坑害他人,並未存心置人於死地。後來有人因此被逮捕判刑,有人因此摘不掉右派帽子,是我始料不及的。

高家駒出身不好,父親是做生意的資產階級;在讀大學期間,稀裏糊塗上了“三民主義青團”的花名冊,歷史不清白。打為右派後不思悔改,竟敢污蔑農埸不如國民黨的集中營,被我密報後逮捕判了3年徒刑。不料卻因禍得福,刑滿釋放後成了自由公民,娶妻生了個女兒。倘若不判刑,他也得長期囚在勞教農揚,苦捱到1979年才得到“改正”。

高家駒因禍得福,祝福祥則被判處死刑。

祝福祥是贊同大右派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而被打為右派分子的。在水庫工地監督勞動期間,與我同宿一個工棚,臥塌緊密相連。他患痢疾臥床半個月,我悉心照料他,連污垢的內褲也替他洗滌,他感激於懷,視我為知已,無話不說。他體魄強壯,雖高度近視,在挑土築壩的勞動中,兩根扁擔迭在一起挑6只簸箕,赤裸著上身快步奔走,表現十分突出,無人可及。他滿以為這樣做足以證明自已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無限熱愛,可仍然被開除公職,開除團籍,處以勞動教養。

他心懷怨氣,情緒低落,勞動態度不再像水庫工地挑土築壩那樣積極。別的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內)心口相悖,言不由衷地“認罪認錯”,他則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始終認為,‘黨天下’這話錯不到哪兒去。中國的禪讓制度被夏啟破壞後,歷朝歷代的帝王都是父傳子,家天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代表廣大人民的,‘黨天下’也就是工人階級的天下,也就是廣大人民的天下。如果否認天下不是共產黨的,那麼,是誰的呢?”

他贊同“黨天下”的謬論,不是在幫助黨整風的“大嗚大放”會上說的,而是看了報紙上刊登的批判文章後,與一個同事私下議論,被這個同事揭發的。這還了得!竟敢與儲安平“遙相呼應,一個鼻孔出氣”,於是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批鬥中,又被揭發出“攻擊領導、否定三反、肅反,污蔑人事制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罪行。

他把我當做“知己”後,感慨萬千地對我說;“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古訓,字字千鈞,重如泰山的呀!細細想來,從古到今,說真話、實話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祝福祥也許對我這個“知己”過分信任,竟忘了古訓,對我大罵檢舉揭發他的那班人和對他挾嫌報復的領導:“我恨不得把他們都宰了!”聽到蔣介石要趁機反攻大陸的傳聞後,又對我大發感慨:“我中華大地,自古以來戰爭多,從黃帝打敗炎帝,殺了蚩尤算起,商湯滅桀、武王伐紂、春秋戰國、楚漢相爭、東漢西漢、三國兩晉、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到北洋軍閥,沒有那個朝代不打仗。加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幾千年來,烽火連綿,戰亂頻仍,很少有太平時候……”`

他的這番感慨,是在農場放假一天、眾勞教分子集中到河邊洗澡、洗衣物完畢後,與我躺在一起曬太陽時,掐著手指邊想邊說的。他閉著眼睛沉默了片刻,接著說:“打仗的目的都是爭江山、奪天下,誰勝誰負,都讓老百性吃盡苦頭。唉——做中國人真難!假如人死後果真能轉世托生,我不想再做中國人了,偷越鬼境,逃到外國另投娘胎去。”

祝福祥的這些感慨,我是十分讚賞的,但我還是密報上去了。我起初並沒打算要密報他,只因為勞教分子們覺察到了他們之中有“特務”,從此謹小慎微,管緊了嘴巴,不再說什麼,使得我許久都聽不到任何東西,無可密報,只好把祝福祥對“知已”的話用來填補。記不清過了許久,他就從勞教隊裏失蹤了,大家雖有點兒感到奇怪,但極度的饑餓,使得大家無暇他顧,日思夜想的仍然是吃上碗紅燒肉,飽餐一頓。突然有一天,勞教食堂打飯的窗口旁貼上了一張法院判處祝福祥死刑的佈告,名字上面用紅筆打了個“√”,罪名是“不接受改造,繼續與黨和人民為敵,預謀奪槍殺人,企圖叛國投敵”。

他從未對我流露過“奪槍殺人、叛國投敵”的絲毫意圖。他“失蹤”後的一天,管教股長林正周與一個我不知其身份的人來到隊部辦公室,把我叫去落實我密報的情況。我一字不移重複了祝福祥的原話,在詢問筆錄上簽了名,並未誇大其詞。後來聽說,他被捕後,態度十分頑固,打死也不承有任何“叛國投敵”企圖,並把法官出示的書證撕毀。想來,除我之外,還有別的人牽強附會或斷章取義檢舉揭發了他,又正好碰上國內大鬧饑荒,階級鬥爭尖銳復雑;臺灣蔣介石掦言要反攻大陸;蘇聯老大哥情斷義絕,反目為仇……等嚴峻的政治形勢,他於是在劫難逃,做了槍下之鬼。

 

 

第九章      寧我負人  毋人負我

 

(一)

 

歷史名人曹操在《三國演義》第四回中誤殺了呂伯奢全家8口人,接著又知而故殺了呂伯奢本人後,毫不愧疚地對陳宮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因而留下了千古駡名。

我檢舉祝福祥立了功、摘了右派帽子之後,嘗到了損人利己的甜頭,也奉行曹操這種不擇手段,損人利已的人生觀。

祝福祥是由市人民法院審理判處死刑的。執行這天,在市區一家電影院裏召開公處大會,勞動教養所轄下的農場、煤礦、建築隊、採石場都押解了一部份勞教分子到會場聆聽宣判,接受教育。祝福祥的兩片嘴巴被一根繩索從中間緊緊勒到脖子後面打了個死結,發不出聲來,宣判後即推出會場押赴刑場槍決,聆聽宣判的勞教分子沒有隨同前往觀看行刑。

我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曾多次派往刑場做警戒工作,近距離目睹到犯人面對死亡的恐懼神情。他們五花大綁,背上插一塊寫着姓名的“招子”,押上囚車遊街示眾後,駛到郊外一座山崗上槍斃。有的架下車來已是半死,邁不開腳步,由押解人員像拖死豬似拖到刑場,尚未行刑就撲倒在地,行刑人拉起來強迫其跪住,從腦後開槍斃命。

據說,早先的行刑是從背部開槍,子彈穿過心臟致其死亡,因為曾發生過子彈偏離心臟,家屬收屍回家後復活的事件,從此改為從腦後開槍。為確保一槍結果性命,行刑人員先把子彈頭在石塊上磨得發燙才裝進槍膛射擊,槍一響犯人頓時腦漿迸裂,鮮血四濺。有一次我站得太近,犯人鼻子以上的大半張臉不知去向,剩下兩片嘴唇仍在翕動著,雪白的腦漿飛濺到了我身上,我噁心得整天咽不下食物。

想到祝福祥也是這樣在一聲槍響之後了結寶貴的性命,我心驚肉跳,害怕自已也會走上這條慘死路,告誡自已往後一定要百倍小心謹慎,好好接受改造。告誡自已往後一定要謹遵古訓:“逢人且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

祝福祥不到而立之年,尚未娶妻生子,就因我的一紙密報而命喪槍下,我後悔做了一件傷天害理的頂級壞事,十分內疚!但為時不久,這種負罪感就煙消雲散,絲毫不存了。

 

(二)

 

1962年2月的一天,江大組長匆匆走來對我說:“趕快去隊部辦公室,隊長有事找你。”

我滿腹狐疑,惴惴不安!隊長從來不直接面對勞教分子,無論什麼指示,都是通過管教幹部——大組長——小組長逐級傳達,直接把勞教分子單獨叫了去,是破天荒的希罕事,祝福祥就是單獨叫了去後再也沒有回轉來。

  我害怕言行有不檢點之處被人舉報上去而大禍臨頭,心裏就像舊小說形容的那樣:“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步履也像灌了鉛似沉重。走進隊部辦公室,一眼看見隊長和顏悅色的面容,這才放下心來。

勞教農場的幹部們一向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對我們這些階級敵人凜若冰霜,不苟言笑。眼下,隊長一反常態,叫我坐下,倒了杯水給我說:“你投入勞動教養以來,積極靠近黨和政府,改惡從善,有立功贖罪表現,算得上基本改造好。農場報請上面批准,摘掉你的右派分子帽子,你從此獲得新生了!但還要繼續改造,徹底脫胎換骨、洗心革面,不要辜負黨和政府的一片心意……”

天大的喜訊呀,我感激零涕,熱淚盈眶!在農場數以千計的右派分子中,我“脫穎而出”,率先摘了帽子;在遙遙無期的勞動教養處罰中,我僅僅苦捱了4個春秋就“基本改造好了”。

隊長接著說:“批准摘掉帽子的還有幾個,農場決定召開大會宣佈一下,教育大家向你們學習、看齊。你準備一下,在大會上好好發個言,先寫個發言稿送場部審查。”

大會在農場場部辦公室側面一塊曠地上召開,筒易的舞臺上方懸掛著大書“摘右派帽子大會”的橫幅大紅布標,兩旁是“改惡從善,前途光明”;“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直幅對聯。我在發言中,由衷地懺悔自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言論;由衷地感激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由衷地感謝農場給了我重新做人的機會。接着說:“有人誣篾‘勞動教養不如判刑勞改,勞改有期,勞教無期。’我今天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勞動教養,鐵的事實給了這些人一記清脆的耳光!有人大發謬論,說‘右派帽子比孫悟空的緊箍咒還厲害,加上勞動教養的不光彩歷史,一輩子也甭想修成正果,不但自己泅不出苦海,還要累及子孫後代,跟隨着倒楣。’這是站不住腳的無恥爛言,是喪心病狂的反動謬論。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罪不容赦,黨和政府寬大為懷,僅僅處以勞動教養,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以德報怨,仁至義盡,我們應該百倍感激。勞動教養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英明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英明決策。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大家只要認罪服法,腳踏實地,好好接受改造,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就一定有光明前途。‘累及子孫後代’的謬論,更是不值一駁,因為党和政府從來都是實事求是,一人犯罪一人擔,不搞株連……”

兩個未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相繼上臺發言,代表大家向我學習,以我為樣榜,努力改造,爭取早日獲得新生。場長最後在勉勵大家痛改前非的講話中,引用了一句成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三)

 

我摘了右派帽子,成了留隊就業職工,不但脫了胎、換了骨,還脫了人性、換了大腦;不但洗了心、革了面,還洗盡良知、革掉真容。

祝福祥冤死的陰影,從此不再在我心中存留絲毫,我從此不再受到良心的譴責,不再認為自己幹了件傷天害理的壞事。無論別人怎樣評價我,我都不在乎,深感人生總是有所得、有所失,我此番得到的比失去的珍貴,所作所為,符合中國人傳統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觀念。曹操敢於負天下人,而我只負了祝福祥一個。名人尚且不怕後世唾駡,我這樣的小人物又有何懼哉?活一天就想方設法過好一天,只要能利己,損人又何妨!況且,小人物是絕不會死後被鞭屍,被在肚子上點燈的。

在此之前,我“損人”是被動的,但沒有明確的“利己”目的,改造好之後卻是主動地、有目的地“損人”了。

農場裏的炊事員、倉庫保管員和宣傳員都由勞教分子擔任,是最令大家羡慕不已的改造活兒。炊事員“近水樓臺”,可以餐餐飽吃不挨餓,揩足油水不饞嘴;倉庫保管員不參與耕作,免去日曬雨淋之苦;宣傳員成天抬著喇叭筒對大家鼓幹勁,表揚好人好事,或在宣傳欄上公佈各大小組的生產進度,與鋤地、挑擔無緣,活兒比較輕鬆。我不會做飯菜,幹不了炊事活,但覬覦倉庫保管員和宣傳員已久,總因有人佔據其位而難以遂願。終於有一天,我抓到了個大好機會,把宣傳員梁學斌“損”得關押起來,由我取代了他。

梁學斌原是個年輕的中學美術老師,因與高三班一個女學生戀愛,違背師道尊嚴,被戴上“壞分子”帽子處以勞動教養。押送來農場的第二天,隊長就命他用石灰水在各處土坯牆上大書標語口號,字體工整醒目,顯示其才能,加之罪行輕微,隊長讓他當了宣傳員。輟學後的女學生不時偷偷來看望他,鼓勵他。4年多來,他出色的表現,贏得“改造積極分子”榮譽,卻被我一舉“拉下馬”來。

梁學斌每天除了用喇叭筒廣播外,還要收集各大、小組的生產進度和好人好事公佈在宣傳欄上,或在圖表上插小紅旗,或填寫統計報表,因而,他擁有一間簡陋的斗室。一天,我寫了個廣播稿送給他,看到牆上貼著一幅他模仿徐悲鴻風格畫的奔馬,並按中國畫的傳統,在空白處題了兩句詩:“所內無空闊,真堪托死生”。我高興極了,轉身就找隊長,檢舉揭發他“攻擊誣篾黨的勞教政策”,把勞教所(集中改造勞教分子的農場、礦山、建築隊和採石場,統稱勞教所)形容為狹窄擁擠的監獄,只有死了才能新生。

隊長大為震怒,立即把梁學斌禁閉起來審查,由我接替他當上了夢寐以求的宣傳員。

梁學斌申辯說,兩句詩抄錄自杜甫的《房兵曹胡馬》,是“所向無空闊”,並非“所內無空闊”。隊長上報到場部,請了兩位專家從《全唐詩》裏查找到杜甫吟誦大宛馬矯健強壯的原作,但他寫的“向”字與“內”字,筆劃潦草,有點相似,不排除“攻擊誣篾勞教所”的意圖,隊長決定不能再讓他當宣傳員,調整到農田大組勞動改造。

(四)

 

1964年12月,勞教農場奉上命清理釋放了一批罪行較輕、表現較好的留隊就業人員,我在林正周的關照下,名列其中,得以回家與母親朝夕聚首。為謀生餬口,先後到醬菜廠切蘿蔔條,在火車貨運站當裝卸工,在建築工地做臨時工……漂泊一年多後,隱瞞歷史,混進市政建築公司充當2級木工,有了份固定職業。

1966年8月,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進入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階段,對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害怕暴露右派身份,藉口另有高就,逃離了市政建築公司,躲到郊區一條偏辟的公路邊,擺了個修理自行車的地攤維生。這時我已結婚成家,對居民小組長謊稱仍在市政建築公司上班,每天早出晚歸。為避免露餡,把修車工具寄放到一戶農民家裏,不敢帶回家中。

一天,我正在低頭為一個顧客的自行車充氣,屁股上被人踢了一腳,大吃一驚,以為是造反派抓我來了!回頭一看,原來是江大組長,這才放下心來。       

顧客走後,江大組長覷著眼睛對我說:“你這個專政對像還敢在這裏走資本主義道路?從農場裏釋放出來的人,被整得雞飛狗跳,不被打死也要褪層皮!,你今天遇著我算是交上好運,趕快收起攤子跟我走遠些。”

我摘了帽子當上宣傳員後,江大組長調到了對外承包工程的專業建築隊,1964年也因罪行輕微釋放回家,投靠老家農村的生產隊,組織了一支30多人的修繕隊搞創收,此時在一家礦山上建蓋簡易的職工宿舍。我幫着他採購了一些工具、棕繩、草帽、油布後,改名換姓,隱藏到礦山修繕隊裏充當木工師傅,逃避了剃陰陽頭、抹黑臉、掛黑牌遊街、遣送農村交貧下中農管制的懲罰。後來聽說,有個右派分子捲進造反派裏,被對立的另一派抓住,當場劈為8大塊;曾在縣公安局當預審股長的右派分子×××,被用石塊把腦袋砸個稀巴爛……。在農場留隊就業的人被嚴格控制起來,不許外出,不准回家,反而出乎意外地安全度過了那場性命賤如螻蟻的“文化大革命”。

 

(五)

 

同時藏身在這支修繕隊的,還有被我密報後逮捕判刑三年釋放出獄的高家駒。他原是一所鄉村中學的教師,文學功底深厚,博聞強識,自命不凡。平日喜好高談闊論,出語驚人,被同事、朋友恭維為“才子”。他欣然接受這個稱號,只要有機會表現自己的學識,絕不輕易放過。

1957年11月,毛澤東主席攜鄧小平赴莫斯科出席國際共產黨、工人党會議期間,在接見中國留蘇學生的講話中說,“當前的國際形勢,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國內各家報紙以醒目標題全文刊登後,高家駒竟忘了此時全國正在進行“整風補課”,深挖漏網右派,在一次打橋牌時問三個牌友:“你們知不知道‘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話是誰說的?”

“毛主席說的呀。”三個牌友異口同聲,“這還用問。”

“NO!ON!NO!是林黛玉說的。”

“別胡說八道!”

高家駒鄭重其事說:“你們回家去仔仔細細看看《紅樓夢》,是我胡說八道,還是你們孤陋寡聞。”

三個牌友中,不知是誰向學校整風領導小組舉報了高家駒的胡說八道,整風領導小組立即召開批鬥會,勒令他坦白交侍動機目的。

高家駒找來古典文學《紅樓夢》,翻開第八十二回中林黛玉對襲人說的原話,用紅筆圈起來讓與會者傳看,證明他沒有胡說八道。

大家一時找不到話說,主持批鬥會的整風領導小組組長把茶杯當做驚堂木,拍在桌上一聲吼:“你斗膽包天,竟敢公開放毒,把偉大領袖毛主席與封建貴族小姐相提並論,居心何在?”

批鬥會後,又有人檢舉揭發他詆毀毛主席的詩才,有根有據地說毛主席詩詞中“一唱雄雞天下白”、“ 天若有情天亦老”、“飛起玉龍三百萬”、“我欲因之夢寥”等句都是古人用過的原句。他於是被戴上右派帽子處以勞動教養,在勞教所又繼續“放毒”被逮捕判刑3年。

高家駒與我邂逅在礦山修繕隊,大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他並不知道他在勞教農場被逮捕判刑是由於我的密告,談及此事,他非但毫無怨憤,反而慶倖說:“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如果不判刑,哪能早早離開勞教農場?再在裏面勞教下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脫胎換骨?”

 

(六)

 

高家駒的木工手藝是刑滿釋放後學會的,我則是在農場裏限隨江大組長搞基建時學的,沒有他熟練。此時在礦山製作木門窗,由他掌墨。天性使然,他依舊喜好高談闊論,顯示自己的淵博知識。

這段時間,礦山辦公室屋頂上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反復播放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和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月刊)社論,中間插播的文藝節目,大都是用毛主席語錄和詩詞譜寫的歌曲。一天午後,高音喇叭播放由中央樂團譜曲,一位歌唱家演獨唱的毛主席怒斥蘇聯修正主義的《念奴嬌•鳥兒問答》: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鳥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歌聲甫落,我不禁感歎說:“把放屁這句罵人的粗話配上交響樂演唱,不但史無前例,恐怕也史無後例。”

高家駒笑了笑,停下手中正在打榫眼的木工活說:“你知不知道《題廬山仙人洞照》唱的是什麼?”接著高聲朗頌,“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我說:“不就是唱勁松和仙人洞。”

“NO!NO!NO!NO!”高家駒走到我身邊,神秘兮兮地壓低聲音說,“唱的是毛澤東和江青的性器官。”

“你說什麼?”我一時沒聽明白。

“性器官!”高家駒大聲回答,“傳宗接代的生理部件,人人都有。前兩句是毛澤東的,後兩句是江青的。”

我怔了怔,哈哈大笑起來:“你這是誹謗偉大領袖和偉大旗手。”

高家駒一臉正氣地說:“誹謗什麼?又不是他倆沒有這東西。況且,這東西從來都沒有階級性,也沒有革命派和反動派的區別,不能說他倆的東西是社會主義,別人的是資本主義。”

我又大笑起來:“你簡直是胡編亂扯!”

“在下從不胡編亂扯。此說有根有據。”

“哦!”我迫不及待請求他,“快說來聽聽。”

“且聽我佃細道來。”

高家駒的“道來”像講故事地頭頭是道,繪聲繪色——

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事了,毛澤東和江青住進中南海後,心情分外愉悅舒暢。一天,夫妻雙雙洗鴛鴦浴,情不自禁溫存一番後,江青興猶未盡,纏住毛澤東問:“你說說,男女之間這種既平平常常,又不便啟齒的事,古人是怎麼形容的?”

毛澤東不愧是位飽讀詩書、博古通今的大學者,隨口回答說:“形容詞嘛,多的是。兩個字的有交歡、交頸、交媾、交合、纏綿、繾綣、綢繆、雲雨、狎褻等等。四個字的有共赴陽臺、顛鸞倒鳳、行雲布雨、春風一度、魚水之歡、床笫之歡、枕席之歡等等,很雅的喲。”

毛澤東講的是湖南話,江青聽得不甚了了,她一邊幫毛澤東穿衣服,一邊把不明白的字形字義反復問清楚,熟記於心後說:“有沒有詩詞?”

“當然有。”毛澤東隨口吟了幾句說,“這些詩詞太深奧含蓄,我給你說一首通俗易懂的五言律詩:幽幽桃源洞,兩峰夾一溪,洞內花灼灼,洞外草萋萋;有水魚不往,無林鳥自棲,老翁一出入,歸去醉如泥。”

江青聽明白後說:“不算俗,也很雅的呢,你這個才高八斗的大詩人,能不能也吟一首?”

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問:“吟什麼?”

江青抿嘴笑了笑:“就吟我倆的私處。”

毛澤東略一思索,沖口而出:“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上兩句是我的,下兩句是你的。”

高家駒敍述到這裏,大加讚賞說:“形象、生動,比喻得恰如其分。”接著長歎一聲,“全國人民大唱毛澤東和江青的性器官,真可謂曠世奇歌,千古絕唱!”

我說:“你從那裏聽來的?這種夫妻間的隱私,比軍事機密還機密,局外人如何知道?並且,過程這麼細緻入微,絕對是階級敵人造的謠。”    

我嘴上這麼說,心想,恐怕是你高家駒編造的。

高家駒說,再機密的東西,總有真象大白的一天。據洩密給他的人透露,江青一向清閒悠哉沒事幹,每天都記日記,這件事她記得本來就很詳細。後來兩人分居,江青備受冷落,把怨氣潑灑到侍候她的那些秘書、護士、警衛員、駕駛員身上,換了一批又一批。這些奴僕沒有哪個不痛恨她,沒有哪個不在背地裏咒駡她。有人偷看了她的日記,一則出於對她的痛恨,二則出於好奇,把這段風流韻事一字不漏抄錄了下來。毛澤東答李淑一的《蝶戀花》在全國各報刊上公開發表後,江青醋意大發,模仿毛澤東的筆跡把這首器官詩抄錄下來。江青模仿毛澤東筆跡練習書法多年,維妙維肖,被來訪的林彪夫人葉群看見,不知就裏,問江青:主席啥時侯寫的這首詩?江青謊稱是毛主席為她題的廬山仙人洞照。葉群不知就裏,忙不迭拿去《解放軍報》發表出來。各家報刊不知就裏,不敢不爭相轉載。中央樂團也不知就裏,不敢怠慢,急忙譜曲演唱起來……。

高家駒的敍述儘管有鼻有眼,入情入理,我仍覺得不可信,偉大領袖恐怕不致于寫這種風流詩。高家駒說,偉大領袖也是血肉之軀,也食人間煙火,也有七情六欲,逢場作戲寫了這首器官詩,完全可能。他列舉了四條理由:一、如果真是題照,為什麼各家報刊都沒有配發照片,而《題女民兵照》那首七言絕句卻有大幅照片;二、廬山的景點多的是,江青為什麼單單拍一張仙人洞讓毛澤東題詩?況且,仙人洞並不在險峰上,而是在半山腰上;三、題詩時間是1961年,為什麼當年不發表,現在才拿出來發表了大唱特唱;四、毛澤東的詩詞一向都是借物詠懷,借景抒情,無論哪一首都含有深刻的政治意義,從不單純描寫田園山水,風花雪月。1961年的政治形勢是全國大饑荒餓死人,蘇聯赫魯雪夫反華。毛澤東寫這首詩,抒發的是什麼情懷?“暮色”可以理解為暫時處於困境中的中國;“勁松”可以理解為中國人民不怕餓肚子,不怕蘇聯和美國勾結反華,像勁松一樣傲視霜雪,堅強挺拔;“亂雲飛渡仍從容”可以理解為有信心、有決心,不慌不忙戰勝各種敵人,克服各種艱難;“仙人洞”指的什麼?“風光”為什麼非要在“險峰”上?這就實在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高家駒最後對我說:“好好想想,這首詩究竟描寫什麼東西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毛澤東很善於套用别人寫的詩句,以仙人洞比喻的淫詞,早在一些舊小說裏用濫了。”

我沒有想他說的這些,想的是他給了我個立功的機會——檢舉揭發他誹謗詆毀毛主席和夫人江青。我把他對我敍述的話,全部偷偷記錄了下來後,始而十分高興,想入非非:我檢舉了他,捍衛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尊嚴,立了大功,會不會重重獎勵,讓我再去當員警,或者在廠礦企業安排一份正式工作……。轉念一想,這事太嚴重了,高家駒不殺頭也要把牢底坐穿,那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我。但是,倘若他不承認,又沒有笫三者作證,我豈不成了謠言製造者,後果不堪設想……。即使他承認了,倘若言者有罪,聽者也有罪,我肯定“偷雞不成蝕把米”……。

再一想,我也對他說了些反動言論:毛主席太敏感了,中央出了個劉青山、張子善,他就在全國開展“三反運動”,大抓貪污分子;中央出了個胡風,他就在全國開展“肅反運動”,大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出了個章伯鈞、羅隆基,他就在全國開展“反右運動”,大抓右派分子:中央出了個彭德懷,他就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大抓右傾機會分子;;蘇聯出了個反史達林的赫魯曉夫,他就在中國大抓中國式的赫魯曉夫;中央出了個劉少奇,他就在全國大抓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生產土爐子的合作社只有七個人,社主任也被揪出來戴高帽子批鬥遊街。從國家主席到合作社主任,人人都打倒了,他毛澤東不就成了獨夫民賊!

我思索考慮了許久,權衡利弊,倘若這些言論被高家駒檢舉揭發出來,舊帳新帳一起算,我也絕對是不殺頭也要把牢底坐穿!我因此也不敢檢舉他,以求我不負他,他不負我,彼此相安無事。

近年來,毛澤東的光輝形象逐漸斂翼褪色,掩飾不了的歷史真相,佐證他的人品既不高尚,也不完美。據他的專職醫生李志綏披露,他的私生話風流得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一些女服務員、女機要員、女文工團員成了他“亂雲飛渡”的性伴侶,並且“從容”得不怕他人撞見。他《為女民兵題照》的七律,主人公並非女民兵,而是衛士送開水進入毛澤東臥房時,親眼看到光著身子從床上掉下來的女機要員。《卜算孑•詠梅》也不是與“修正主義作鬥爭”的佳作,而是回復一位“女朋友”的情詩……。由此看來,前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妻章含之被他陰謀姦污的傳聞,也絕非空穴來風。他風流成姓,逄場作戲寫首器官詩也並非不可能。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