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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
老 骥 著
选载之二
4、青羊作证
挺起胸膛走向“断头台”
水利厅的“反右”高潮是在我被“揪出”之后才真正掀起来的。在与青羊宫正殿毗连的农业展览馆里，所有展棚和设施皆被水利厅临时租用为外业系统的“整风反右”基地了，对外则一概封闭，致使这处道家祖师灵位随之断了香火。 我的《我也想鸣一下》是跟随类似编者按的文字《一篇值得注意的稿件》同时面世的。之前早己打点停当的数千份铅印件则迅即发往全省地、州、市、县、区、乡的水利水电部门。我立即成了这个系统的众矢之的。反正，由厅本部先行揪出来的“一小撮”，诸如李紫翔厅长，孙锦教授，叶嘉禾主任工程师，和党辨主任朱柏彬等人，尽都统统退到我的身后了。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巨辐标语，那充斥辱骂和丑化的打油诗和漫画，顿时叫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向无产阶级投降”份儿了。其实不然，我对这些平庸的公式化的甚至是下流的东西皆一概嗤之以鼻，还不时张贴《我的回答》或《我的抗辩》之类。平庸者们驳不倒我。我自信我有真理在手。于是，各种型号的批判会就变得更加频繁了。但是，他们除了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时尚词汇，诸如反动透顶啦，顽固不化啦，狼子野心等等之外，那怕是造诣甚高的整人专家们也是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的。他们在逻辑上老是很蹩足。这也难怪，倚权仗势就是这个样子的，换言之，真理总是不会攀附权势的。由于我有舌战群儒之勇，又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在每当回答问题时，尤其是在情绪激愤的时候，我还会乘机将文中未尽之意倒个底朝天，看看金健们拿我这个牛犊咋分尸。例如我说，本人就是欣尝欧美的民主制度；还非常赞同铁托的这个观点：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是使得这种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我认为陶里亚蒂也是说得挺好的，斯大林犯的不是错误，而是罪行，是破坏法制的滔天罪行，等等。我还说，我特别希望毛主席能将斯大林当作一面镜子，作为前车之鉴，切莫再用错误的办法来搪塞错误。例如，抓胡风坐大牢本来就是不对的，放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要整治敢于声张正义的人士呢？曾几何时，你老人家不是如此鼓励“鸣放”的吗？不是还特别要求“党团员带头鸣放”的吗？不是还口口声声高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吗？现在又该作何解释呢？恐怕只说一声“阳谋”还是不够吧，反正我是想不通，没法子低头认罪，除非砍下我的头，等等，等等。一时间，我真是嚣张极了。 金健们对我的嚣张气焰恼怒不已。先是宣布开除团籍并定为共青团叛徒，其主要依据不仅仅是我的“反动文章和反党气焰”，而是我有曾经打算参加民主同盟的意愿。这不能不算露馅了吧，在权贵们的心目中，曾经一道“浴血反蒋”的民主党派如今己是政坛上的敌对势力了，因为他毛泽东己经拿下天下了，其它党派尤其是“民盟”该遭灭顶之灾乃属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据说最最可恶的就是这个“章罗联盟”，而我想参加“民盟”则“正是想巴结这两个反动头目”。我知道他们如此抬举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本来就不愿加入共青团，开除就是啦，老子才不稀罕呢。由于扑不灭我的“嚣张气焰”，金健们就提前宣布我为“右派”，但我却死活不签字，死活不写“认罪书”。我一再向判官质问我何罪之有？言者无罪是谁说的？并一再强硬表示：我既然敢于无视骗局，敢于自投阳谋罗网，我就决不会随便低头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青年何辜？遭此荼毒，”这话是谁讲的？为何拿下江山就变啦？我常常问得众人哑口无言。 为彻底打垮我的嚣张气焰，水利厅立即倾尽全力，专门为我，为一个刚过21岁的年轻人筹备了一场万人批判大会。这属该厅空前绝后之举。所谓万人，也不无虚张声势之嫌。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在如经幡招摇的款款白纸横幅下，我举目环顾，尽管展棚之外的条状空间皆是一片又一片的黑压压，但充其量只有万数之七、八成而已。管它的，即使超过万人老子也无所谓，去你妈的！ 实事求是地讲，1957年的批斗大会比后来的“文革”要文明得多。我是在几名专案人员前后左右的押送之中步入会场的，还可坐下，没挂黑牌子，没戴高帽子，没坐“喷气式”。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人正是我在文章中特指的“一长串三大主义的化身”。大会则由我所尊敬的两位专家、也是我的顶头上司金科长和巩科长轮流主持。而事实上的主持人则是金健副厅长。他是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总导演。他在主席台上首先作了批斗动员，调子定得很高很高，他说我不仅是言者，而且也是行者; 不仅在客观上成了全厅右派尤其是青年右派的总头目，而且在事实上也组织了一个“反动小集团”，有计划有目的有纲领。《 我也想鸣一下》就是公开抛出的反革命纲领，必须首先批倒批臭。他还特别强调这家伙人小鬼大，言论特别恶毒，接着，他就一字不差地将“三大主义化身”一段背诵了一遍： “在咱们水利厅，三大主义化身就可排成一长串队伍，他们的气焰象一层层愁云惨雾，长期笼罩着青年们的思想领域，使人动弹不得，否则，就有金健之流的人跳将出来，指着你的鼻尖，口沫横飞地唾骂道：你敢反对我？你敢反对老子？你敢反对党？ “大家讲讲，这恶毒不恶毒？简直恶毒之极！”他煞是义愤填膺，以致咬牙切齿，竟向桌面猛击一拳，宛如乐团指挥，将一片片黑压压的方阵中的口号声浪推向了高音区： “坚决打垮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右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坚决揪出反动小集团……！”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对这些嚎叫并不在意，因为我已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大不了就是悖喳一声，走进高墙，为真理赴难。所以，我对轮番上台“批判”我的鹰犬们究竟讲了些什么捞什子连一句也记不得了。狂吠与嗥叫是很难给人留下印象的。不过，令人遗憾的乃是中国历史竟被这类狂吠与嗥叫淹没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远远超过了五分之一世纪。 在批斗进程中，令我意外并震惊的事情还是终于发生了。被勒令上台的萧文竟完全失控，他将我们平日的闲聊也倒了个底朝天，甚至还有加油加醋之嫌。他揭发道：“这个右派还对我说过，一旦章罗联盟得逞，他要先杀金厅长，后杀牟罗汉，”牟是支部书记兼队长，毕业于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是金健的宠儿。不过，为了让萧文过关，我对他揭发的这类东西还是默认了，因为我并未真真实实地割下金副厅长和牟队长的脑袋瓜子儿，充其量只属思想反动而己，仅此而己，但仅拿“而已”却是无法给我定罪的，充其量也只能给世人造成一个错觉：这小子的确是个青面獠牙的反动分子，集中体现了右派的反动本质。但最终还是仅此而己。不过，萧文此举却反倒是害了他自己。他实在说得太多太过了，且无任何人证、旁证与物证，既经不住别人多问几个为什么，也经不住我的一口否认或反咬。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中了离间计，因有的鹰犬说我己经揭发了他。其实，一开始我就把他推得远远的，谁知他竟将己经烧掉的一本日记也拿来坦白交代了，把烧掉的内容几乎背得一字不差。由于给我看过，他怕我揭发而失去了坦白从宽的机会。真笨哇，萧文，你个聪明绝顶的萧文呀，为啥一下子就被吓傻了呢？仅就日记而论，他也可谓之才华横溢兼“反动透顶”了，诸如“平庸和隐忍是多么地愚蠢，我的心潮己如大海的狂涛，面对邪恶，我愿操持反抗的宝剑，选择死，让热血抚慰我的灵魂，”等等。但是，这颗聪慧的心灵却连长矛也未曾举举就自投罗网了，比我还不值。而我的另一位同龄好友欧阳策就做得聪明多了，他被勒令上台时不惊不诧，讲得天衣无缝：“听了大家对这个右派的揭发批判，使我深受教育，认清了他的反动本质，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由于同他有共事关系，我又是团干部，必然同他有接触。现在，我要坚决同他划清畀限，肃清他的流毒。我本来是个测量工人，是党一手把我培养成技术干部的。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我要在大风大浪中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同他斗争到底……”漂亮！我与他之间不会再有什么大的瓜葛了。麻烦的还是萧文，我究竟该把他托举上岸呢？或是反咬一口呢？啊，他毕竟才刚刚结婚啊，你是不是被新婚弄晕了头？以致才对我咬得如此愚蠢而绝情呢，啊，友谊，暴风中的友谊呀，你究竟还有无一分价值呢？ 那夜，我又哭了。
不知人生是梦还是戏
万人大会的次日，一张巨幅漫画发出了一个晋级信号：说我不仅是“右派分子”，而且还是“极右分子”，距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只有一步之遥了。画中的我身着皇袍，摇鹅毛扇的是萧文，将帅则有欧阳策等数人，喽罗么，站了一长串，诸如反社会主义分子、烂言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等，都是有名有姓的，煞是热闹极了，任凭权贵指定就是了。看来，一桩团夥性质的冤案已经杜撰成型，问题就是不知还需诛连多少人。 我天天都被专案组带到青羊大殿前的一口落地大锺旁。近处是一对沉默着的青铜神羊，人们早己把它俩的头角摸得光亮照人。专案组已不屑于深挖我的阶级劣根性了，因为他们已将我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家庭出身一笔更改成“官僚大地主”了，这已足够证明某某人对共产党乃是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了。故专案组当务之急是要我必须承认有个“反党小集团”，何况别人都已交代了，与漫画上定的坐次完全一致。但我只报之一笑。我己深知他们不仅要彻底打死我，而是还要借我之口来咬死一批人。为此，牟罗汉还特别向我作了单独启发： “萧文年龄比你大，生活经验比你多，我们分析过，不是你指使他，而是他指使你，这才符合逻辑。不过，他也才20多岁，估计他后面还有人。是谁？有几个？你都要揭发出来，不要包，包了就该你自已背时。都啥时候啦，还要讲义气？你有情，别人可无情哦，这个嘛，你也该有体会了。” 不错，我是深有体会的。但是，要我出卖人格，学疯狗乱咬还是办不到的。因此，我天天都同专案组对峙着。青羊旁边常常充斥着火药味。 这个专案组有7人，其中最为凶恶者莫过于为首的郭天仪。此人系原西康省某测量队的支部书记兼指导员。他的习性属于蹲在板凳上才可吞食大块肉和大米饭的那类三八式老干部。此人目光尤其阴冷，一顶赵本山式的灰帽子只顾盖住脑门子，露出的刀锋脸上总是杀气纵横的，与大殿上怒目圆睁的道家天师各有千秋。某日，我与他短兵相接了： “你个狗操的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当心老子把你毙啦！”他双目充血，并做了一个掏枪动作。这动作叫我好生眼熟，顿觉毛骨悚然。 “你敢骂人？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毫不示弱。 “骂你，老子还要揍你，咱们今天就是要打垮右派猖狂进攻，保卫革命果实！”他一句一个惊叹号，并将杯子摔得粉粹，举起了拳头。 “你敢，不打不算人，”我想把事情闹大，愿主动招惹皮肉之苦。 众人慌忙劝阻着。有几个道士远远偷看着。两只青羊沉默着。但是，不能沉默的历史却霍然揭开了一个大谜底，瞬即发生的一幕巧得象杜撰，应了说书人的一句老套话：无巧不成书。 几乎在悄然无声之中，一队军警已迅速包围了青羊正殿。闪光的剌刀和手铐令我猛然一怔，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子，而中枢神经则迅即叫我作好赴难准备：挺着胸脯走，挺起胸脯死， 正当我在心中向母亲告别的时候，只听得领头者猛喝一声：“谁是郭天仪？站出来，不准动，”所有的长枪和短枪都同时指向他。 啊，原来如此！ 陪同行动的人事处处长、老红军罗永金迅即代表厅党组首先宣布开除郭天仪的党籍和公职，接着是持枪者出示逮捕证，签名，上铐。快得叫人目不暇接。 “真没想到……”郭天仪咕哝着，形如落水狗。 我在惊魂稍定之后立即表现出了惊人的投掷技巧，“你个狗操的”，使郭天仪失去帽子庇护的脑门子，被我的瓷杯砸出了血花子。若不是罗处长上前劝阻，我楝起的砖头可就更加厉害了。 “杂种……”我心中痛快极了。 当警车长鸣而去之后，被召至大食堂的人们很快挤成了一片黑压压，静得出奇，静得几乎令人窒息。啊，原来如此，大食堂顿时炸锅了。 这个左得出奇的家伙原来竟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日伪汉奸，帮助日本鬼子对我施行“三光”政策的有他，率还乡团屠杀、活埋我抗日军民的有他，同鬼子们奸杀“花姑娘”的有他，用剌刀挑起婴儿取乐的有他……银幕上的民族败类都远远不及他。所以，冲在“反右”第一线的仍然有他，被金健副厅长委以重任的也有他，很显然，是毛时代的特殊逻辑帮助郭天仪完成了另一个郭天仪的角色转换和形象再造。他用他学得的左求得了左的庇护。他用他虚构的苦大仇深换得了唯成份论的青睐。他用他伪装的勇敢换得了英雄的美名。他用他泥鳅般的技巧钻过了冤屈了无数人的“拉网式”肃反运动。本能和直觉己确凿无误地告诉他：和平年代的主要打击目标己不再是失去土地的地主和失去工厂的资本家了，而正是在他治下的成堆成堆的读书人，也就是泥腿子们习称的“臭知识分子”。所以，此番专政目标的转换不仅给没喝过墨水的人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至高无尚的荣耀和比比皆是的擢升机会，而且也为郭天仪这种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营造了一个个避风港，以致在他行将偿还血债之时才会发出“真没想到”的惊讶和悲叹。这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代，相声逻辑无处不在派上大用场。 但还有一个“真没想到”，郭天仪的被捕竟反而使这个相声逻辑得到了新的补充与发展。当他带着我砸出的血花子消失之后就立即出现了一条新的“杠子”，由“反右领导小租”十分（不是九分）慎重地宣告道：郭天仪在被捕之前仍然是代表党的领导，反对他仍然是反党，向他交代的问题仍然有效。这条杠子对我倒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从未向他或他们交代过任何问题，但是，同他有瓜葛的人们就惨了。下有二例： 宋椿正是因为、也仅仅因为说过“郭指导员不修边幅”才被“揪”出来的，据说这是蓄意丑化党员干部，也是蓄意丑化了党的领导，其主要旁证还有：宋椿曾拒绝了一位女性党员对他的爱恋，气得此女几乎痛不欲生。“这是可证明宋椿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于是，这位比我稍大一点的美男子就从此难逃厄运。继后，我们成了生死之交。此为例一。 例二是葛嘉泉。他与我同龄，聪明绝顶，是从测量工人中提干培养的尖子，文思敏捷，口若悬河，且己春风得意，是厅人事处长的接班人选之一。郭天仪一案正是由他手持公安部的特许证件调查立案的，历时半年有余。那是在昔日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上听取幸存者的血泪控诉，逐一核实着郭天仪的桩桩罪行，其悲愤可想而知，辛苦也可想而知。返蓉述职后，他若好好休整一下反倒无事。谁知他也听信了“带头鸣放”之类的阳谋谎言，怀着赤子之心被毛“引蛇出洞”了。尽管他是挖出郭天仪的头号功臣，但仍属“居功骄傲”而滑入“反动派”之列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据说在本质上与郭天仪别无二致，故仍然不可赦免。他继后蒙受的苦难与悖辱是险些致命的。我们也成了患难之交，至今仍是挚友。 不是笑谈，阳谋加相声逻辑真是成了一个时代的专利品牌和吏治工具，它对一代代无辜者的灵魂摧残犹如悖迟处死。
毛泽东的小册子令我最终崩溃了
毛在1957年“放长线”钓到的大鱼除了我和萧文、宋椿、葛嘉泉这样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之外，真正懂得政治的职业政客恐怕就太少了。然而，毛的杀戒既开，局面也是不好收拾的，例如，规定每个单位都要揪出5%以上的一小撮也确非易事。所以，如何追查我的“小集团”就为水利厅的纵深发展并超额完成任务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不过，这也并非易事，虽然我的专案组组长己经易人并加强了力量，但我仍与他们对峙着。有青羊作证。似乎，我与这处道家圣地已结下难解之缘。很多很多年后，在有关水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天人合一”的道家理念对我的启迪还真是不小呢。不过，眼前的对峙却令双方都是很不愉快的，为打破这个僵局，金健们就干脆将已挖正挖和将挖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烂言分子、坏分子等等都统统算成了我的喽罗，明确指令这班宝贝在交代问题时，都必须首先同我挂勾，就连乱搞女人的男人和乱搞男人的女人也是受了我的反动影响或是听了我的唆使之后才发生了公狗与母狗的那种交媾行为的，据说只要咬了我就可得到从宽处理，等等。同时，专案组还向我作了进一步的暗示：即使不将我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至少也是极右翼分子，从政治上彻底处以极刑。勿须讳言，在此般立体打击中，我的精神己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在梦中也可听到灵肉的坍塌声，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啊，加之那只刚刚飞逝的蓝蝴蝶还在不断地撞击着我灵魂中的脆弱面呢。 不过，在青羊旁的这处灵魂屠场里，令我精神最终频于崩溃的主要原因还是认真读了“毛泽东同志根据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本隆重推出的小册子之后。将它与去冬5个多小时的内部传达稿相对照，巳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它已真正变成一张疏而不漏的阳谋天网了。 毛在小册子中毫不讳言他提倡“双百”方针和鼓励“鸣放”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并对他创造的阳谋论作了新的发挥。文中的潜台词也能叫人看得明白：手段嘛，仅仅是手段，目的才是主要的。他说他最后拿出的“划分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尽管迟了些，放了马后炮，但却达到了有利于大鸣大放的目的。据说这是一条十分（不是九分）成功的经验。树欲静而风不止嘛。黑云压城城欲摧嘛。我们是被迫反击的嘛。这下可好了，牛鬼蛇神自已跳出来了，大鱼也钓出来了，毒草也大长特长了，革命人民就正好对这些丑类聚而歼之了…… 这哪有什么信义不信义？哪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哪有什么正大不正大？哪有什么磊落不磊落？，除了极端残暴的列宁和斯大林之外，还有谁曾用过这种极端卑劣的手段来迫害过自己的论敌或政敌？这是史无前例的诱言治罪啊。我顿时变得悲愤不已了。 在悲愤中，我真正懂得了楚大夫何以拔剑问天； 在悲愤中，我仿佛听见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谭嗣同的题壁绝唱； 在悲愤中，我已无所畏惧，决定以死相争了， “我何罪之有？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言者无罪，哼，谁之罪？”；“惩罚吧，不就一付镣铐么？”；“毁灭吧，人生自古谁无死？”；“中国啊，我多灾的祖国啊，莫非民主共和永远是个梦？” 这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认罪书”和“请罪书”，或者摘引烈士诗钞并加注，如“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我愿把这牢底坐穿，”（坐穿了吗？你能生穿“马列中国”的牢底吗？） 实际上，我是在用我的“反动气焰”向人世间留下几行临别赠言而已，亦为无奈而悲怆的心声。我总觉得历史是有一个回音壁的，迟早总会引起一丝反响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决非暴君一人之王土。怀着这个信念，我选择了死亡。觉得断喉一死并非怯懦者的解脱，而是一种特殊的呐喊与追求。翻开中国历史，这样的献身者又何止成千上万，尽管置我于绝境的这个年代对自杀行为已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属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但是，我仍然乐意去换取这个所谓遗臭万年的生命终点了，操他娘的！ 这是一个难忘而混沌的瞬间，只觉天地玄黄，分不清是地狱的精灵或是人间的鬼怪，是魅魑的眼睛或是昏黄的灯光。它们都在跳耀着，狞笑着。而老成都的吆喝声和叫卖声却又是那么地亲切而熟悉，尽管渐渐变得遥远而陌生。惟独喇叭声和引擎声才对我始终保持着异样的吸引力，尤其是那扬尘的轮子，仿佛都在唱着歌，唱着夜歌和白天的歌。我觉得是时候了，是的，是时候了，我又猛喝了几口，痛下了最后的决心。霍然之间，有几声小儿的啼哭，和老板娘哼起的“小乖乖哟小乖乖”，竟如鬼使神差般地、重重地击中了我的脆弱面，令我在一阵坍塌般的巨痛和压迫之下，仿佛听见了母亲也曾对我唱过的这只单调的摇篮曲，令我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动摇了，但最终还是发出了一声狂叫并向轮子奔去，然后才彻底失去知觉…… 醒来后，专案组己送我去洗了肠。他们以为我是服毒自杀的。实际上是一辆自行车把我撞翻了（偶然把我救了）。其实，细想起来，我在骨子里并不想死，我还想活，因为我仍然是个懦夫，同时对于自已尚未展开的未来也仍然抱有幻想。毕竟我才21岁啊！ 不过，没料到此醉竟为我带来了空前的宽松，鹰犬们对我变得客气多了，对我加以重点防范的，仅仅是我有无偷跑寻死的迹象而已。
“死囚”末日纪
在等待宣判的日子里，人们还不时倍我散散心，例如逛逛街，看看电影，或去公园什么的。反正，只要确保我的肉体存在就算监管者们完成任务了。某日，正是杜甫草堂梅花盛开时节，一走进“梅苑”，已多有双双对对流连忘返在这片香雪海的傲寒香雾之中了。从不少留影者中，我竟不经意地见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倩影，哦，那不正是从我身边飞走的蓝蝴蝶吗？此时，她正倚在一位俊男的肩头上，而脚架上的高挡相机则瞬即喀喳一声，为他们留下了1958年初春的美好时辰。我迅速躲开了。她曾经留给我的那个背影巳经完全改变了，长辫子和蓝蝴蝶都已经不见了。留下的一头秀发已经烫成另外一番风韵了。显然，她在给我留下了一个少女的背影和一瞬悲情之后，已从另一道门槛跨入她底美丽人生了。我心中的蓝蝴蝶已是永远飞逝了。这是以卵击石的必然代价，我与青春、初恋、幸福种种皆失之交臂了，而且只有从二旬出头的人生起点上迅速走向地狱了。在诗圣的故居中，突然面对人生和命运的巨大悖论，着实令我心中郁闷极了。仅在这一瞬之间的悲伤中，该死，我竟落出了两滴泪。不过还好，这泪并没被人查觉。 然而，从那日之后，我又变得浮躁不安了，天天闹着要喝酒，给少了也要闹。我想一醉方休，醉死方休。这期间，好在老红军罗永金处长找我作了多次长谈，他末了都是这样几句话：你至少得想想你的母亲哦，还有你的前途哇，年纪轻轻的，精精灵灵的，犯错误难免嘛，改了就好嘛，等等，等等。眼圈总是湿湿的，还有叹息。这位走路总爱打小跑的江西老表非常善良，我听过他唱的兴国山歌，高吭而粗嘎。四年后，他到青城山下见到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呢。 另外还有老专家金述贤科长也曾含着泪水对我讲：“孩子啊，你切莫聪明反被聪明害哟，千万不能有那个念头呀，再怎样都要活下去、活下去哦，就算听我老头子一句劝吧，你就不要叫人心痛呐，好吗？”他是一位与世无争的德高望重的测绘专家，在解决成都平原的骨干控制网络的难题方面颇有理论建树，业绩卓著，曾出席过刘少奇主持的全国群英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他一再津津乐道的是上台致辞的红领巾，夸赞小乖乖们真是乖极啦，因为他没有亲骨肉，所以，他总爱向身边的年轻人慷慨倾注着一位长者的父爱情谊，加之一贯爱才如命，以致在这种时候还敢如此痛惜我和萧文等人，甚至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轮到我上台表态作答时，作为大会主持者的他，也竟敢异常和霭地对我耳语道：“唔，态度要好哦，态度一定要好哇，孩子……”尽管隔主席台上的金健副厅长仅有咫尺之遥。 啊，我该向您的魂灵下跪呀，慈父般的金贤述老人。二十余年后，当这两位履历完全不同的老人相继搂住我的肩头时，都是一样地啜泣难止了。 啊，那令人难忘的“死囚”末日呀，和末日中的那束天光，还有那只飞逝的蓝蝴蝶……你们恍若天启般地将我行尸走肉般的青春和生命挽留在人间，使我终于获得一刻平静去接受那个未知的未来。 宣判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958年初春某日上午，有阳光。地点在实业街水利厅篮球场。宣读处分决定的人是新上任的党委办公室郭主任（原主任朱柏彬已埀头落坐在等候宣判之列）。当台上那位面色如霜的党办新贵慢顿顿地打开文件袋子的一瞬间，时间和空间似乎都己完全凝固了，会场变成了一口枯井，静得出奇，在阳光下也是阴风惨惨的。这一刻是值得历史铭记的。在老成都城西一隅，四川水利厅党组正在遵照党中央的统一布署，需暂时为一场血腥风暴、阳谋权术和灵魂屠杀画上一个句号了，亦需阶段性地从政治上宣判数十万儒生的死刑了。但这桩辉煌战果对于继后更大的灾难而言，却仅仅是个开始。 我喘着沉重的鼻息，把下嘴皮子也咬出血珠子了。在一阵晕眩中，我听见姓郭的判官首先点了我的名。即是说，我是水利厅的头名“状元”，而兼任“民革”中央常委的李紫翔厅长，和其他头面人物都未能同我争得这个好名次。 现经苦苦回忆，仅水利厅厅本部而言，就划了“右派分子”42人（含自杀一人）。此人叫陈其炯，是个非常聪明的小眼镜，从事水文专业，但古文造诣较深，对屈原研究也颇有心得，甚至敢向郭沫若挑战。他的自杀行为已被正式追认为“现行反革命”行为了，其双重头衔的份量自然也就超过了我。从理论上讲，我当退居亚军。 在剩下的即活着的41名“反面教员”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82.9%，而在占17.1%的35岁以上的7人中，年纪最大的李厅长也才不过五旬出头，其余6人都是正值最佳年龄区的水利水电专家，较突出的是1949年前留美归来的许传经博士，和国家级水利专家孙锦教授。若按政治身份统计，有共产党员5人，共青团员7人，民主人士6人，其余23人皆属“白专”型的技术骨干。 接着宣布的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3人，反社会主义分子、烂言分子和坏分子共10人。另有继续改造的“托派分子”1人，此人叫何伟，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他在浙江大学攻读电气专业期间，仅因偷看了几本托洛茨基的书，公安部门就把“托派”帽子从党内拓展到了党外，把这顶帽子给这位老实巴焦的白丁高材生几乎戴了一辈子。现在才知道，原来所谓托派，竟然是斯大林为政治大清洗制造出来的罪名与团伙！ 上述两项共计55人，占厅直机关在册人数的10%左右，大大超过了钦定的5%。这项战果当然很不错，乐得金健之流绽开心花了。 另外，属内控的“中右分子”就不得而知了，如我的“干将”欧阳策和其它喽罗等。这类“活老虎”继后也是从未逃脱过充当活靶子的历史使命的，其中不少人，还包括一些中间分子，在后来都是成了“漏网右派”或“右倾分子”。当年的这个“右”字，这个来自闹哄哄的法兰西议会大厅的右字，在咱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并无特殊的政治内涵，但自从1924年，共产党奉前苏俄的命令，打进了国民党，为国民党划出了“左、中、右”三派、而且还要团结人家的“左派”即“亲俄派”，来打击人家的右派即“反俄派”之后，历经半个世纪，如今再经过“革命老前辈”何香凝在批判性的发言中“发扬光大”，便又一次地成了中共手中最鋭利的杀手锏;……这还真得感谢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左、中、右这个范畴性的政治概念呢，它着实让一贯拒绝西方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也如虎添翼了，故天才性地创造了比断头台更加高明的“右派帽子”。这个吏治刑具的最大优点是：杀人不见血，叫你生不如死。 稍后，成都军区又相继送来了两名“军内右派”，一位是《战旗报》社社长柳进，另一位是该报记者伊能。再后，又分来了两名“右派学生”，他们刚毕业于武汉水利学院，一位是满脸稚气和愁怨的瘦高个子程定琮，另一位是调干深造的卓心远，他胖乎乎的脸盘子上总是浮现着温顺的微笑。 以上59人是被切成三块“消化”的。我所在的这块属大头，共计43人，是送交“下放干部工程队”监督劳动改造；另一块以党内右派和坏分子为主，共11人，被送到西昌米易县麻疯区附近务农改造；再一块是李厅长等5人留机关改造，其中葛嘉泉被送回测量队监管（他在郭天仪案上的贡献并未使他免于这场灾难）。 在上述三块中，最惨的莫过于与麻疯患者为邻的那11个生灵了。后来从人们的窃窃耳语中获悉，他们都在风调雨顺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中，在只准你说“吃得饱吃得好”的时候相继死去了，包括深得人心的优秀党员朱柏彬主任在内。23年后，在一次水资源课题研讨会上，当我与这位唯一的幸存者偶然碰面时，那确有隔世之感呢。我们都怆然而涕下了。朱柏彬的幸存乃纯粹得益于他在顺风顺水之时还能保留一付好心肠，故当地水电局设法将他救出了麻疯区。 我所受到的具体处分是：“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团籍，由技术14级降为17级，每月发给生活费28.5元，送交‘下放干部工程队’监督劳动改造。”继后扣除地区差价0.6元后，直至1978年底摘帽之前，我每月实际领取金额皆为27.9元。此款象个输液瓶，靠它吊命。 就这样，在牛鞭的驱赶下，正值人生起点的我，就被那位曾向蒋介石怒问“青年何辜”且又一再号召“党团员要带头鸣放”的人，以空前“宽大为怀”的名义施加了空前的荼毒。从此，我只得驯顺地跟随着“牛鬼蛇神”的行列，到长夜中去送别自已的青春时光和壮年时光。而包括“中右”在内的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血缘至亲，从此就需用血泪与灵肉为当代中国写下一页最耻辱的历史了。
二、天 堂
1、牛鞭下的众生相
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死结
我们这个“工程队”是由水利厅单独拼凑的，含“一小撮”在内，总共约有300人，分为4个大组。右派们既分散在各组接受监督劳动和批斗，也常常聚为一体进行加倍劳动或相互检举揭发，然后再由被指定的几名头儿向队部按时汇报。这就昭示了一个严酷的生存机制：最好争当头儿，或争当头儿的亲信。若如你不会咬人或者狠咬他人，那么，你就不可能求得上岸的机会。于是，难过劳动关的可怜虫就首先成了某些求生者的塾脚石。 这道“劳动”关卡，对其他“下放干部”也同样严酷。在这个工程队里，真正属于钦定左派的超人也只有队部的几名头儿和各组组长等少数人，即使包括三名出身贫苦的炊事员在内，也不到总人数的10%。而扣除这10%和“一小撮”之后，在剩下的200余名“下放干部”中，则是以内控的“中右”和历史复杂者为主，尽管他们也深感惶恐和压抑，但较之“右派”，他们却拥有一个相对优势，可以名正言顺地监督呵斥乃至侮辱“一小撮”，尤其对其中难过劳动关的可怜虫。于是，在这场生存竞争和精神疟杀中，最最凶恶者莫过于经过“肃反”和“反右”敲打过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了，他们力求自保的变态心理令我至今悲哀并鄙视，这种小人哪还记得“礼义廉耻”和做人的气节。同日伪汉奸郭天仪一样，他们也深谙左的真谛。在工地上，他们对许传经博士和孙锦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吆喝声比谁都更响亮。有个叫齐安的国民党员与歌乐山下的猩猩毫无二致。为了证明他的忠诚和脱胎换骨的决心，他天天都在驱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挑土，而且天天都会叫这位水文工程师（陶正益）不是满嘴啃泥，就是一脸血污。不过，最为令人难忘的还是老人脸上的微笑，那涂抹着血污的微笑令我至今挥之不去。反到是齐安等人在我心中变得模糊了，因为他们同银屏上的鹰犬差不多，容易搅混。而正宗的或比较正宗的左派们却反到温和多了，因他们勿须继续喝血过日子，而只需时不时地、居高临下地向我们发出声声教诲而己。 于是，在这个特殊的人生舞台上，真善美与假丑恶已是无从分辩了。 将我们置入这个人生舞台的第一站是德阳罗江县王家冲。我们这个工程队承担了都江堰延伸到盆东丘陵区的一条总干渠──官渠堰二期工程中的一小段。各组男女分宿农家大院。每日黎明即起，入夜方休。挖土、运土、填方、打夯……劳动强度之大，令我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人也骤然感到筋骨散架了，就不知瘦子许教授和胖子孙教授等人该是如何熬过来的。我敢说，绝对是他们头上的紧箍咒儿在迫使他们向生命极限挑战的相厮相搏之中造成了伟大的麻木和崇高的卑贱之后，才终于挺住了的。否则，他们仍将难免镣铐和大墙之苦。这有身边的两个案例为证。
案例之一：“皮克威克先生”的喜剧和悲剧 尚属中间派的陈功业是水利厅十分著名的“交际工程师”，成天乐呵呵的，他的双下巴和啤酒肚使他更显亲和力，可令满堂生春，加之舞瘾极大，舞姿又怪，有时比狄更斯笔下的那个啤酒肚还滑稽，且爱沾花惹草，只因太怕老婆（尤其害怕老婆当众抓扯他的耳朵），故他的桃色新闻还是不多的。咱们小青年皆可向他直呼“皮克威克先生”或“皮克先生”。 对于当前的“劳动锻炼”，皮克已一再觉得他的啤酒肚支撑不住了。他先是断了笑话并停止了双下巴的颤动，继是满面愁云，再是卧床不起，还叫得哎哟连天的。当左派们识破了皮克的伪装，最后向他发出勒令时，齐安这个国民党员和另一名三青团员就迅速将他架往工地强迫劳动了。但皮克先生却不是省油的灯，他先象孩子般地大哭起来，然后又如橄榄球般地翻滚着，把油菜地糟蹋了一大片。倘仅仅如此，左派们还是拿他奈何不得的。但谁知咱们的皮克先生却一下昏了头，竟抑扬顿挫地高呼道： “你们凭啥折磨知识分子？我抗议…” “你们为啥如此残暴？我抗议……” “老子不想活啦，拼就拼……”他举起了铁锹。 不消说，这属“现行反革命行为”，当即被五花大绑了。没过几日，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被公安人员正式反剪上铐了。兴许在皮克先生的啤酒肚里仍然残存着中国士大夫的那么一点骨气吧，或许只有更多的阿Q精神也很难说，当这位“河川结构”设计专家从众人身边蹒跚走过时，由于双手被反铐，他的大肚子就变得更加突兀，头颅也扬得更高，这模样竟给他凭添了几分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慨，令我顿生敬意并被这位滑稽而高贵的灵魂震撼了，而更加令人震撼的一瞬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它足可永垂青史，因为，那一瞬间乃宛若流星在长夜中写出的一个华彩音符。 当皮克先生被押至山岗边沿时，他突然止步，向苍穹发出了一声怒吼：“请问，中国还有无人权哇？…… 你们还讲不讲人权呀……？” 我觉得天地间的回声骤如山呼海啸霹雳闪电，足可撕心裂肺，但，人们的恐惧却象一块硕大的海绵，其无可比拟的消声功能立即就把这声音给化解了。回答英雄皮克的只有一片沉默。当皮克还没发出第二次呐喊时，他就被一脚踢翻了，象橄榄球似地滚动着，中止在坡脚下的一块水田里，但溅起的水花却替他写出了一个高傲的人字，在黑暗的中国留下了一次鲜为人知的、孤独而惨淡的人权抗争。 在继后到来的全民大饥饿大死亡中，他在狱中同步饿死了。不过，他似乎也没死，因为，他毕竟发出过英雄般的人权呐喊，尤其在咱中国人的辞典里尚无人权一词的时候。所以，“交际工程师”陈功业的名字是值得生者永远记住的。
案例之二：一头老黄牛发出了梦呓般的抗争 紧步皮克先生的后尘，年近六旬的测绘专家孙长茂也同样熬不过劳动关了。这位不苟言笑的老人本已临近双目失明，步履蹒跚，大脸堂上只留下了数十载的风霜和艰辛，一生过得老实巴焦。他早该坐享天伦之乐了，可厄运还是放不过这头老黄牛。当齐安等二等鹰犬又奉命将他架往工地时，老头儿并没有仿效皮克先生在油菜地上打滚，他只对皮克先生的人权呐喊从内心深处发出了真诚的回应： “哦，人道哦，人道、人道……人权哦，人权、人权……” 老孙头的呐喊没有一个惊叹号，全然象梦呓。他躯壳中的底气已经缺失殆尽了，弱不禁风，随时都可被风吹倒。但是，比皮克先生更为悲壮而滑稽的一幕却霍然发生了，谁敢相信老孙头竟骤然变成一头愤怒的雄狮，同时发出一声呐喊： “老子拼了！”当他喊毕他生平仅有的一个惊叹号时，举起锄头只在空中晃悠着。 不几日，这条关东汉子，与我有过忘年之交的老孙头又被铐走了，其罪名、过程、结局几乎与皮克先生完全相同，略有不同的是他被布条勒住了嘴巴，以防他继续发出梦呓般地人权呐喊。 安息吧，老孙头。孙长茂这个名字也是应当永远记住的。 仅据上述二例，我敢断言，曾经喝顺了可口可乐吃惯了奶油面包的、身价也是比皮克先生和老孙头高得多的许传经教授，以及土著型的孙锦教授等人，之所以也能闯过这样的劳动关，那得的的确确完完全全归功于右派帽子在调动人的潜质和极限等诸多方面的无穷功能。可以这样说，这种帽子乃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吏治和刑具作了重大发展，不仅比焚书坑儒和断头台“更文明更高明”，而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杀伤力和威慑力，勿须血流成河即可剿灭一切悖逆的生灵，掏空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灵魂。
留美博士的号子声
在咱们“一小撮”中，生存竞争的能力大致与年龄、体质、性格、智力、谋略、良知和心薮等等参数相关，胜者之所以能胜，如果用数学语言来描写，一般都属多元函数或复变函数方程，具有一定的综合优势和高阶优势。这既有别于动物世界，也优于尘世芸芸者辈；这既是人世间最最可悲之处，也是当年不少“右派”最最可耻之处。人性之恶曾一度被“一小撮”中的高阶智啇彰显到了极致。 经过第一阶段的初步较量后，在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强、平、弱之分已完全类同于尘世上左、中、右的划分特点了：两头小，中间大。置身在这样的动物王国中，最为可怜的恐怕还是许、孙教授这样上了档次并上了年纪的专家学者。面对眼前泛政治论的死海，他们有时完全象孩子般地幼稚和惊恐，在生存智商和自卫能力方面几乎等于零，尤其是许传经博士，他那付唐·吉呵德先生般的体态与皮克威克先生的啤酒肚形成了极端反差，在暴风雨打击下显得十分单簿与无助。他无助的眼神令我至今挥之不去。 许传经博士学成归国后曾任重庆大学教务长。在1955年“肃反”中曾认定他开列过进步学生的黑名单，有的还被杀害于歌乐山下，等等。后经查证，在新华日报和重大校刊上则赫然载有《许传经教授愤怒抗议迫害青年学生》及《许传经教授呼吁保卫人权》等文。这样的光辉纪录当然保他过了“肃反”关。但他最终还是跨不过1957年。其时，许教授任西南水工研究所所长，全所上下可谓桃李芬芳，果实累累。由于他一贯爱才如命，尤其对年轻人的成就（哪怕点点滴滴）也都会赞赏有嘉。但他却蠢得全然不知他这样的赞赏乃触犯了一款钦定的天条：同党争夺青年一代。其最为突出的具体例证是：由他一手培养的最有成就的章之燧不仅变得最骄傲，不听话，而且还敢顶嘴。于是，长期梗塞在书记心中的块垒就终于获得一吐为快的机会，可将这一老一少列为首批剿灭的靶子。这是许博士蒙难于咱们这个动物世界的惟一原因（绝对没有第二原因）。 “嗨呀嘛、咋嘞…… 嗨呀嘛咋嘞，…… 嗨呀嘛……” 咱们这个“工程队”自开赴官渠堰二期工地以来，几乎天天都可听见许传经博士领唱的打夯号子声。他的声音很悦耳，这也许同他长长的颈项和尖尖的喉结有关，发出的音调既悠扬又铿锵，在无垠的红层丘陵区上飘逸着，至今仍不时迥响在我的耳畔。 在我记忆中的许传经教授始终都是在虔诚地改造着，对“美帝”的批判未曾懈怠须臾。因为，这既是他唯一的自卫手段，也是他唯一的求生之路。皮克先生和老孙头皆属前车之鉴。慑于此，这位昔日风度绝佳，且十分爱好米色西服和黑色领带的翩翩绅士己经彻底换装变样了，谁也不能怀疑眼前这个“浑身都是Ｕ.Ｓ.Ａ”的“洋奴博士”正向着脱胎换骨的再生目标迈出十分惊人的步伐了。他的秃顶变得更加油亮了，一张象牙色的长脸也完全变黑了，脸上的清铄与睿智也被惊恐与木讷掩盖了。惟独令他困惑的是他高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仍在。为了最大限度地稀释金丝眼镜的不良影响，他十分认真地选了几丝稻草，将镜柄拴在后脑勺上，还打起了一个蝴蝶结。这神来之笔一下子就令教授的神色变得格外坦然了。盖在他肩头上的帆布护肩也是挺不错的，酷似武士的甲胄，为他凭添了几分豪情；至于甲胄下面露出的“排骨”虽属不雅，但却可尽情地接受日光浴，何况众皆如此（除了女人之外），尤其令他惬意的，还是拴在他腰间的那条帆布围裙，不仅可遮羞，而且也散热，感觉很不错。一言以蔽之，如果许教授稍有表演才能，唐. 吉呵德一角乃非他莫属。 眼下，在这长蛇阵似的渠道工地上，许教授的此般模样确乎还是有些喜剧价值和亲和力的，遂令毗邻渠段的民工们也渐渐对他甚为青睐。他们觉得，除了许教授如苏秦背剑似的挑土模样令人乐呵之外，主要还是他的号子声叫得好听，听得过瘾。很显然，许教授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乃类似声乐艺术闯出的新路子，把美声号子和民族号子融为一体了： “嗨呀嘛、咋嘞 ……嗨呀嘛咋嘞，……嗨呀嘛……” 我还听得见许传经教授的号子声，那是一段历史和一个民族的羞耻与绝唱。不知在归国前夕，在这位留美博士澎湃着的热血中，除了大江情和三峡梦之外，究竟还想到过别的事情没有？例如，在为青年学生呐喊时想到过身后的枪子没有？又如，在为新中国欢呼雀跃时，想到过毛泽东的阳谋没有？我曾悄悄问过他，但他除了只有一脸愁怅之外，好象什么都没有（偶尔只有泪花滚动）。二十余年后，当他在1980年春节前夕终于获得“改正通知”时，可怜的老人竟象孩子似的在床上嚎啕打滚了，类同范进中举，不久之后就瘫了，死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在他的枕套下面发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象片；一件是他对三峡工程的项目建议手稿。除此之外，就只有他匆匆带入天国的一颗高贵的灵魂。 不过，无论怎样讲，许教授的结局却始终都要比孙锦教授好得多。正当许教授象孩子似的倒在床上嚎啕打滚时，人们对孙锦教授的骨骸都还是无处可寻的。
胖教授与鸡公车
对于寡言少语面无表情的孙锦教授而言，恐怕只能从他偶尔偷偷闪动的泪花中才可发现他的忧愤尚未完全冻结。但我可以读懂他的忧愤，因为我是他的学生。自“接受监督改造”以来，由于他的体型不适于打夯或挑运，多数时间都是在拉鸡公车（独轮车），如牵夫似地踏着依依呀呀的叫声，蹒蹒跚跚地前倾而行，活象马戏团拉车的大黑熊，滑稽而可怜。 他属国家级的著名水利专家，著述颇丰。1950年，西南水利部特地从黄河水利委员会把他“挖”到重庆市的，旨在请他筹办西南水利学校，待后升为学院，火速填补人才奇缺，以满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紧迫需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召他长谈，寄予了厚望。他不辱使命，很快就在沙坪坝建成了这所学校并兼设专科班，被聘为首届教务主任。由他严格挑选的教师则多属供职于西南水利部的著名专家，如李镇南、李云茂、李昌图等。他深信师高弟子强的哲理。他呕心沥血雄心勃勃。他执意要为新中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过硬人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还在百忙之中亲授两三门跨专业的合班课程。我听他讲授的是《水利工程概论》，讲义就是他的同名著作。 在大礼堂的讲坛上，他的风度较之喝了洋墨水的许传经博士则显得朴拙而严肃，抑扬顿措的苏北腔，斩钉截铁的推理论断，还有飞沫和汗水等等，都是令我今生难忘的。 鉴于他的职务和贡献，上级主管部门特别为他与另一副主任建了两幢并列的小庭院，而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吴之平都还是屈就于一般的教师宿舍。这很是叫人感动的，且可证明：在50年代初期，当共产当尚需要用知识和知识份子来妆点他们刚刚打下的江山时，知识和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那么，是谁，又是什么更深层的原因，非得将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变成“大黑熊”不可呢？鸡公仍在依依呀呀地行进着，呻吟着……这似乎就是对问题的全部回答。 不过，眼前的原因却是清楚的，同金健副厅长的阴险直接相关。孙锦是在全国院校调整合并之后来到金健麾下的。准确时间是“反右”前夕。由于他也是副厅级干部，一时不便安排，只好闲置在招待所。 由于金健本人非常讨厌这所学校。为了培养一批为他所需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技术人才”，他特于1955年招收了一个“水干班”，生源皆来自历届高考落第者。此班确实不错，除了左派还是左派。在我的“专案组”中，除汉奸郭天仪外，余皆该班人士。 在上述背景下，孙锦的到来就该自认倒霉了。鸣放中，他未曾讲过半句话。直至他昔日的学生成片挨整时，才渐渐有些耐不住了。但他仍未公开讲过半句话，只顾私下长吁短叹着，最终才耳语般地咕哝出了一句无头语： “只有百分之百的不说话才是最大的安全。” 此语言简意赅，道出了一个王朝的真谛。但谁知隔墙有耳。这不多不少的17个字（也仅仅是17个字）；这无头无尾的一句话（也仅仅是一句话），竟给一位尚可大展宏图、屈指可数的水利专家招来了杀身之祸，和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次日，这17字箴言即变成了一张漫画，其构图与构思皆十分独特： 小嘴肥头（约占画面三分之一）。嘴上胶布交叉。而一付黑心黑肺则充分外露（约占画面三分之二）。在17字之后画了一个等号，连结着六个浓缩大字：对党心怀不满…… 此画的杀伤力无与伦比。金健不仅据之拍定以肥猪为模特儿的孙锦教授为右派，而且还认定他是“咱水利厅埋藏最深、最狡滑、最阴险、最凶恶的大右派”。此一战果为水利厅的反右纵深发展增色不小。在“四最”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大会批小会斗之后，金健也就省去安排一个副厅级干部的麻烦了，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少了一个心腹之患，因为孙锦的学生毕竟还有那么多，而听话的又太少。 鸡公交车仍在依依呀呀地行进着。恐怕谁也未曾料到，当这位善良而笨拙的长者行至中国历史空前黑暗的岁月时，竟几乎与“马列中国”的国家主席同时惨死于这片血腥的国土之上了。1979年初春，当我偶然见到孙师母并听完她的哭诉时，竟完全没有泪水，只顾木然地望着苍天，心头悬念着的不是坟中的野鬼，而是尚无下落的孙明。他是孙锦教授的独子，后来是知青部落中的疯子，至今生死未知。我一直在找他，哪怕只能找到一堆白骨。从众说纷纭的多个死亡版本中，我一直怀疑孙明是他杀。 关于这幕父亡子灭的无端惨剧，笔者还会在书中细说并控诉的。
“盗马贼”、“东瓜灰”与爱情等等
由于“头名状元”的赫赫声名为我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令工程队的头号人物白宗林科长对我也是格外客气的，至少表面如此。这位颇有几分书倦气的小眼镜很健谈，他除了擅长他的财会业务外，也爱读读文学名著什么的。他每次叫我谈话时，也是多从托尔斯泰等巨匠身上切入的。有一次，当他登上一座石砌的大坟包首次向咱们“一小撮”宣布政策并鼓励大夥好好改造时，也是以我为例展开的。他大声讲道： “例如，象你们中的陆小骥，他年纪最轻，本来还是共青团员，工作也不错，有才能，但只怪他自已，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正是因为放松自我改造，才走向反动的，加之个性刚烈，脾气暴躁，谁都不怕，谁也管他不了，这还行？只会愈陷愈深嘛，好在他己有悔改表现，只要认真改造，前途还是光明的，来日方长嘛，你们中的很多人都还年轻嘛！”。 这段例证性的言词（也可视为表扬）则犹如授我一盾，类同艾芜笔下的那个“盗马贼”，在用苦肉和鲜血换得虚假威名之后，就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大体处于安全地带了，加之正值青春旺年，闯过劳动关乃是不成问题的。我肩头上的极限负重能力已可达到150公斤了，仅次于宋椿、何山等少数人。一时间，这种自然能量已几乎成了衡量改造好坏或逃脱批斗或减少被侮辱被唾骂的重要尺度。这自然令许、孙教授等人钦羡不己。 受我诛连的萧文也是过了这道关的。他的不幸成了我良心上的沉重负担。他是在戴帽前夕完的婚。这种婚姻往往是以女方的悲惨牺牲为代价，是常人难以理喻的爱、恨绝唱。 萧文虽然也过了劳动关，天天都在推着依依呀呀的鸡公车，甩着大屁股，但他的精神却已频于崩溃了。满头的乱发酷似一个大鸡窝，面色苍白，双目失神，仿佛灵魂已经冻结成冰，霉起了一层东瓜灰。自他被金健钦定为我的“军师”以来，更确切地讲，是他自投罗网以来，我和他还没讲过一句话。到工程队之后仍然如此。我总觉得还有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估计金键对“小集团”尚未罢休。不过，我仍在寻找机会宽慰他，请他别忘了自已是个男子汉，不是小娘们， 记得有一天（是个艶阳天），我突然望见远处的垭口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但在斜阳逆光中又不时化成了一个小黑点，影象极不确定。不知啥原因，这摇曳不定的小黑点却久久地停留在一片硕大的天幕上，孤单而渺小，好象大海上的一叶孤舟，在等待着风暴将她撕粹似的。大约过了半小时，这个小黑点才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影，寻着弯弯的小路走了下来。当我渐渐看清了两条大辫子和大肚子的时候，尤其看清了孕妇的满面惊恐和凄楚的时候，我就无所顾忌地高喊道： “喂，……萧文，……王秀菁来啦，……” 我兴奋地跃上渠堤去迎接她。因为她的丈夫正在推车爬坡，在阳光中甩着屁股。我尽量装得轻松而快活。我想首先驱散她的惊恐。她还仅仅刚够婚配年龄啊。 待萧文推起空车返回时，我就赶紧避开了，尽管我永远避不开我对他们犯下的过失。有个念头令我至今挥之不去，假如当时我与萧文在百丈关提前相会的话，我就不会发出《我也想鸣一下》了，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是的，仅以诛连论，一切都怪我，而且无法赎补。我奥悔了很多年，十分痛苦。我还永远忘不了我对他们悲情的“偷窥”： 在临近黄昏的旷野上，这对小夫妻默默地避入到渠丕附近的乱坟中，久久相对而视，直至斜阳行将告隐时，也许是少妻对夫君的惨相实在不忍目睹了，才只好凄然捂面，任凭双肩抖动起来。荒琢中的小草在默默地摇着头，散乱的竹丛沙沙作响，拖着长长的疏影。农家炊烟己在袅袅升起了。归鸦在争吵着。坟地中的落魄人儿仍在默默地依偎着。直至夜幕即将下埀时，无助的孕妇才发出了惨叫般地痛哭。 还好，白科长闻讯后，立即给了萧文三天假期，叫他俩赶紧到几公里外的一处小乡场（记得叫川主场）去聚聚，同时指令萧文必须彻底清理一头乱发，并吩咐王秀菁恊助执行，否则要给处分。当我在“偷窥”中目送他俩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垭口时，天边的疏星即开始霎着眼睛了，而我心中则是一团漆黑。 萧文比我少降一级，每月的生活费为32.5元。原是测量工人的王秀菁己被裁减了（类似如今的下岗）。此般景遇犹如雪上加霜，尚远远不如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对即将面世的小生灵而言，不仅有与之同步的厄运，亦即天生罪人的厄运在等候他，而且还有极端的贫困在迎接他。所以，我完全明白萧文脸上为什么会布满一层东瓜灰了。在己割净“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万姓之民的苟存生机惟有完全囿于毛泽东倡导的“以虚带实”之中。买根针线也得到“国营”。这威严而深奥的哲理所取得的最大物质财富是“以虚代实”，故橱窗中的火柴盒子也是空的。即使有装得实在的东西上了柜台，还必须凭个人的身价地位所能领取之票证数量和票证等级购买，故那年头的尊、卑乃十分分明。由于各类票证在空前绝后的物貭匮乏中被赋予了空前绝后的货币价值，故任何一级掌权者都是不会发愁的，他们任何时候都握有权钱交易的独特优势，甚至更容易搞女人，通常只需一两个馒头就够了，其淫价之低廉乃是空前绝后的，其食、色二者的反差比值也是空前绝后的。癞子跟着月亮走。不少炊事员、杀猪匠及货车司机等等也可大享艶福了，睡睡黄花闺女乃是轻而易举的。 显然，萧文与王秀菁在“三面红旗”指引的“天堂路”上已是别无选择了。这对小夫妻已彻底失去重演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物貭基础。他们在荒冢中的悲号只是一个序曲。所以，揣测他们不是未来的未来，我简直不敢多想了。 王秀菁本来是个嘻嘻哈哈的小丫头，人不算很漂亮，但很可爱。乐得开心的时候，她那甜得如蜜的笑靥总象晨辉中的一朵花，眼如新月神如秋水，显得稍厚的嘴唇则会在笑靥中展示出格外生动的轮廓，一口雪白的牙齿很令容颜增辉。她属小乖小乖的那一类。男孩子们特别喜欢逗她乐。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偷偷将她的长辫子栓在椅背上，突然催地起身。这办法尽管足可调动她底全部愠怒、娇嗔和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但有时也会失灵的，她会冷不防地用辫儿尖子戮痛你的耳门子，叫你在啊哟声中去听她的嘻笑声。总之，我们的野外生活曾经过得十分快活。她是快活的小天使。在我毫无查觉的时候，这位17岁的小姑娘己悄悄向萧文敞开了她底心扉。1957年初春，当她获知自已已被裁减的时候，就立即奔波数十里去面告意中人，看看男方的态度。而萧文则无半点犹豫，当即同她热烈相拥，定情在盆地西部太古冰川留存下来的雅安黄土台地上。他们本该是幸福的一对。 三天后，萧文按时归队了。他的容颜乃至整个外表皆令众人眼睛一亮，不仅头上的悖鸡窝不见了，而且“东瓜灰”也完全消失了，仿佛灵肉里外皆是焕然一新，尽管他的大屁股仍在大幅度地甩动着，鸡公交车仍在依依呀呀地呻吟着。啊，爱情，你的名字叫什么？啊，女人，你的名字叫什么？可否天生叫爱情， 在那不见天日的绝望中，我骤然被天使与魔鬼共同塑造的女人和爱情深深地感动了。虽然我今生未曾有过萧文与王秀菁这样的初恋直至白头偕老的如歌黄昏，但在继后的岁月里，在无尽的黑暗中，一曲曲千古绝唱中的厄运佳人却永远是我心中的亮点，即使在万般丑恶中和极端绝望中，我还是看见了人性中最美丽的一抹景色和生活的希望。有时，即使是一个瞬间的特写，例如一个善意的微笑，或一个同情的眼神，与我的生命年轮没有太多关系，也是会令我终生难忘的，更莫说萌发在花溪河丽人长廓中的儿时冲动和飞逝的蓝蝴蝶了。
号角与牛皮
时间在无暇思想的劳役中总是被驱赶得很快的。当人们尚未留意田野上的一片春色，好生看看农家门前桃李花开的时候，枝头上己可见到青青的果子了。我们的这段填方渠道已近尾声，虽然许教授的美声号子还在飘逸着，孙教授仍如黑熊似地拉着鸡公交车，但咱们这个“工程队”早在着手向都江堰上游附近的紫坪铺电站工地转移了。别了，王家冲。我会永远记住皮克先生（陈功业）和老孙头（孙长茂）在王家冲发出过的人权呼号。 著名的成都会议继什么白戴河会议及什么郑州会议之后，就更加高亢地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打起了“超英赶美”的“三面红旗”，其法宝是“人民战争”，速度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正在由毛泽东率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力量的源泉则是来自“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所激发出来的“亿万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在男性中，号召老的学黄忠，年轻的学武松，少的学罗成；在女性中，老的学佘太君，年轻的学穆桂英，少的仍然学罗成。整个中国沸腾了，世界惊呆了。 水电这位“先行官”虽不如“钢铁元帅”那么显赫，但也还是获得了空前殊荣的，这有毛泽东的御驾登临都江堰为证。不知啥原因，这位喜欢吟诗并刚刚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并一手掀起了“新民歌运动”的“千古一帝”，竟没有在壮丽磅礴的岷江古堰之上哼上一两句，而只在二王庙侧作了如是说：“李冰在两千多年前都能在这里修个都江堰，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这里修个水电站呢？” 他讲的也在理。为什么不能呢？ 在被他的阳谋套住之前，我也正是在这里参加此项工程的前期工作（心中还跌宕着岷江狂想曲呢），倘若再耐心点，等几年，等到对恼人的泥砂问题有个初步结论并有个对策、有个合理的工程布局之后，又为什么不能呢（倘若毫不顾忌都江古堰的神奇功能将丧失殆尽的话）。即令如此，毛还是不容有人迟疑的，他的“只争朝夕”乃是绝对排斥和蔑视一切自然法则的。凡是稍稍看重科学者皆属“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且只会落得“己经陷于人民群众汪洋大海之中的右派先生们的同样下场”。所以，当毛一打出“人定胜天”的超自然妄念来支持他的“唯意志论”的时候，再顺便凭添几句泛政治论的血腥余韵，辅以相声逻辑，就足以令那年头的科学只敢在他的淫威之下瑟瑟发抖了，远远不如后宫中的侍寝嫔妃，致使当年最优秀的科学家也只能瞅着他的颜色大说假话（例如钱学森的“太阳高产论”等等）。很显然，毛在都江古堰上讲的这两句话同他哼的诗词相比，虽然少了一些铅华和意境，但却更有霸气并便于操作。举世瞩目的人类瑰宝即将被他搅得面目全非。当日，尾随他的一大邦子封疆大吏，诸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及省长李大章等等，对他讲的这句话不仅仅是诺诺躬身地附合一下就完了，也不是只在圣上指点江山的地方修个“幸福亭”就算了。次日的全国各大报纸皆在头版头条用一号黑体的通栏标题和巨幅照片着重推出了这两句话：“李冰在两千多年前都能在这里修个都江堰，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这里修个水电站呢？”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头，由于从他嘴巴发出的指令就是圣旨，所以，全国全部大型工程的审批程序都被这两句话立即取代了，并很快涌现了不计其数的“三边”工程，旨在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之中以“只争朝夕”的“冲天干劲”，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就这样，简而言之就这样，中国大地上的水电“大跃进”号角和牛皮就这样吹响了。由于四川是这个牛皮的发祥地，所以就必须不负领袖厚望而“遍地开花”，当即决定同步上马14座大型水电站。尽管这些电站皆未做完或根本未做前期工作，但大臣大吏们都要求在2－3年之内建成发电。一部崭新的产于世界东方的《天方夜潭》就是这样动笔的。 鉴于都江堰头上的鱼嘴电站负有超凡的政治任务，中共西南局决定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决定以川西坝子上的人民公社社员为主体，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先秦留传下来的锄头和扁担，据说这也正好“充分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因圣上仅凭“小米加步枪”就可推翻“三座大山”，到如今，莫非他还不能在“小小寰球”之上“喝令岷江驯服”么， 我是在行将竣工的渠道上有幸读到以上过期的新闻和奇闻的。若如不信，你可把当年的报纸找来看一看。我对我的记忆很有把握。只是那年月的稀奇事儿实在太多太多了，个别细节还是可能搅混的。不过，对于毛的当日行踪，我却是记得最为清楚不过了，除非报纸失实。是日午后，他身后一行随他吃毕豆花饭后，在返程途中又视察了预先安排好的郫县红光公社。毛走进了一户农家，留在照片上的历史瞬间是他与一位老农妇隔桌对座，似在互致问候。当他从农妇口中获知有一种俗称“打破碗花花”的野草具有灭蛆杀虫之奇效时，他喜极之余就下令立即推广。于是，这噢口的野草就很快火了一阵子，直至次年尤其是次年的次年，在这片历无饥馑的都江堰自流灌溉的沃野上也是饿蜉遍野尸体成蛆时，才无人提起这种小草了，因为它们也被吃光了。此外还需顺便补几句，在毛莅临红光公社的前两天，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专程考察了相邻的犀浦公社。这本来是一桩十分正常的事情，但谁知却留下了一个大伏笔，当时间移至“史无前例”时，红光公社则随红太阳升天，犀浦公社则随“工贼”入地，即是犀浦公社更名为反修公社并较之红光公社焚烧了多得多的稻草人刘少奇之后，也是断然不能洗清“反革命修正主义土壤”的罪名了，所以，在被“红光”屡屡讨伐的武斗中，“反修”总是失败者。这是后话。 我们当时所在的丘陵地区较之成都平原虽然更为闭塞，但“大跃进”波及的氛围还是有的，作为跃进前奏的除“四害”己经全面打响了，且含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藴在。在中间派以上的人们才可学唱的《社会主义好》中，有两句歌词是颇有警世作用的：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翻也不翻了……这歌声仿佛也是画外音，为社员们消灭麻雀的群体活动作了伴唱。当年的那幕物种灭绝景观也是空前绝后的，在没日没夜的、揭瓦打树的吆喝声中，只见黑压压的、一群又一群的小麻雀就真是被累死了，其最为悲惨的景象乃是群体性的从空中栽入水田，在田野上构成了最为华丽的音符：一个物种在“人民战争”中即将濒于灭绝了。而老鼠、苍蝇和蚊虫的末日也快到了。在举国盛赞此等壮举的时候，善观颜色的郭沫若在打油诗中正式点了题，他将“右派”比作“四害”，奏请圣上剿灭。不过，好在平民百姓还是不懂得个中奥妙的，他们往往对天理良心还有几分讲究，这或许正是人性尚未灭绝于长夜中的一个原因吧。在我坎坷生旅的起点上，我恰好有幸从房东一家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人间真善美不易泯灭的证明。
圣母颂
我之所以老是忘不了我们的房东是有许多原因的。这是分家立业不久的小两口，不，是三口，还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奶娃子吊在小媳妇的奶头上。小夥姓王，是民兵队长，间或挎着一杆老掉牙的“中正式”走进走出的；女的姓江，充其量只够成婚年龄，长得还标致，蛾眉凤眼，水灵灵的，勤快而麻利，凡是鸡鸭鹅兔猪，桃李樱杏竹，都是由她这把主内好手调理得巴巴实实的。一句话，在这个小院坝里充溢着令人钦羡的农家乐。由都江堰送来的甘甜乳汁哺育着他们。 记得那天恰逢清明节，还是艶阳天。当我奉命返回院坝去取备用锄把时，正好碰上小两口在烙清明耙，还有刚刚起锅的小麻雀，香喷喷的。这小两口知道我和宋椿是“右派”，也从未打过招呼。当我扛上一捆锄把扭头便走时，小媳妇却突然在我背后喂喂喂地呼唤着，然后一笑，并用眼神向我示意着，同时翘起下巴向桃树外面张望着，当她断定无人之后就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放下锄把随她进屋去。 这是四川农户惯用的家居布局，厨房兼作饭堂并常与猪圈牛厩合二为一。在屋顶升起炊烟之前，常常都是弄得满屋浓烟滚滚、异味扑鼻的。民兵队长己经在坐，向我点头微笑着。但我仍然踌躇不安，在门槛边上搓着手掌。 “嗳，你进来呀，请坐哇，莫来头的。我们农民不象你们读书人，忌讳没得那么多。反正种田吃饭，只关心有没有好收成。你说是么？牛娃他爹，”小媳妇一边催我入坐，一边上菜。 席上，除了油炸麻雀和清明粑之外，还有一蝶老腊肉和一大碗羊角青菜汤。小媳妇的手脚十分灵巧，斜搂在胸前的婴儿仿佛并不碍事，只顾在老蓝布条中一甩一甩的，睡得甜甜的，而吊在孩子嘴边的乳房则象刚刚出笼的大馒头，白白净净的，在樱桃般的奶头上溢出了点点滴滴的乳汁，十分生动地突显着一位母亲的生命活力。 “呵，好讨厌哦，你隔阵子就帮牛娃喝了哈。”她向丈夫嚷着并转过身子去挤奶，发出了唰唰吱吱的声音。 “好，你也快些上席哦。哟喂，我们就不等她啦，请动筷。”男主人不仅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招呼我，而且还沿袭着祖上的规矩，必须请客人先动筷子。但这久违的人情世故竟使我难以适从了，因为我已彻底失去接受平等与尊敬的勇气了。还是由他先夹起一个清明耙送到我碗里之后，我才渐渐不顾客套了，甚至贪焚地吞食起来。这翡翠色的民俗食品使我想起了我母亲的手艺，不禁涌起了丝丝乡愁来，不禁眼眶也湿了。 “哟喂，没球啥，人活一辈子么，谁敢担保莫得个坡坡坎坎的？没球啥，你我都是男子汉，提得起，放得下，是么？请，球哦，莫停筷，” 小媳妇接着讲道：“哟喂，你妈妈晓得你不？你要多给她写信才好啊，嗨，母亲么，嗳，当娘的么，养个儿子不容易哦，晓得不？嗳……” 此时，她丈夫向她喝令般地哼了一声之后，小妇人的喟叹才嘎然而止了。因为，我已是泪如泉涌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都是没有忘记过这个清明节的。 到了22年之后的1980年，我在负责《四川盆地水利建设战略研究》课题的时候，曾刻意选择王家冲为沱、涪二江之间自然片径流调查和灌溉制度研究的一个点，并决定借住王家。之前，我还特地为牛娃补办了一点成亲礼品（估计他己经当爹了）。当然，毫无疑问，当年那位奶水过足的小媳妇肯定不只养了牛娃一个仔，兴许已是儿孙一大群了。因此，我在途中又添购了几斤水果糖。虽然我对滴水之恩无力涌泉相报，但表表心意还是办得到的。 不过，当我兴冲冲地找到王家冲的时候，却被惊呆了。听幸存者讲，我们工程队离开不久，姓王的民兵队长即被擢升为炼钢大队长，率众背乡离井，汇入了盆北龙门山区钢铁洪流。但经数月昼夜熬战后，也没见炼出一块真正的铁疙瘩来，惟有烂铁成堆成片。这光景，自然断无“赶英超美”之可能，且有右倾挨斗挨打挨吊的危险。咋办？惟有继续苦战加蛮干。但是，在接连不断的塌炉事故中，他终于还是丢命了，与众多木炭似的尸体一同群葬了。而守在家中的小媳妇则在公共食堂万岁声中饿死了，牛娃亦难幸免。只不过娘儿俩的尸体要比当家人烧焦的尸体好看一些，且有属于娘儿俩自已的一处小坟包。 不错，他们都死了，庄稼汉子们几乎都在“天堂路”上死绝了。虽然王家冲家家户户的桃李果木都被公共食堂的老虎灶吞噬得干干净净的，虽然清明菜、芭蕉根和观音土也都被他们刨食得精精光光的，但，小媳妇和牛娃还是活活饿死了，在绝无灾情的好年景中活活饿死了，在都江堰送来的岷江甘霖旁边活活饿死了。据说，小媳妇死的先兆是她那溢流奶汁的大乳子渐渐萎缩，牛娃最后是在吸着她的血而且是在把她的血水完全吸干之后才死去的，她是在阵阵惨叫中咬着衣襟死去的，并始终紧紧搂住牛娃不放，以致在掩埋他们的时候，无论怎么扳，也都把母子俩扳不开，所以才葬成了一处母子坟。 当我哭完后，抬头仰望一坡孤魂野鬼时，心中除了无言的悲歌之外，就只有诅咒。在诅咒中，我遂将礼品改作祭品，为王家冲的饿死鬼，为饿死在“共产主义天堂路”上的数千万中国农民默默地祭祷着。我要向人类的正义法庭起诉这一桩桩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罪行，附加我的诅咒。 我还在努力地寻找着母子坟，这叫领路者十分为难，因为野坟埋得一片乱糟糟，没有一块小石碑，就连小木牌子也没有。我最后只好倚在高处的一座坟包上，想凭直觉识别。就视野所及之处，座座小土包虽然面目相似，尽都小草依依，但我的视线却老是被几处点缀着映山红或七里香的土包吸引着，总觉得其中的某个土包里就藏有小妇人和牛娃的骨骸与魂灵，甚至，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那圣母般的小妇人是不会死去的，她那鼓躁着生命活力的大奶子是不会消失的，因为，这样的奶汁应当哺育英雄和诗人，至少是强壮的庄稼汉子。 “母亲么，嗳，当娘的么，养个儿子不容易哦，晓得不？嗳……”我仿佛又听见了她的声音，还有挤奶的声音，唰唰吱吱地撞击在历史与心灵的回音壁上，并始终联系着皮克先生和老孙头在王家冲的人道呼唤和人权呐喊。 事实上，我当年正是揣着小两口的安慰与祝福，揣着人间难泯的真善美走向第二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