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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自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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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勇
在民進黨內台獨基本教義派又再借台灣選舉興風作浪，除了去中國化、去蔣化，還誇大、歪曲「二二八」事件，誣指蔣介石是元凶，挑撥族群情緒、刺激省籍矛盾，似乎想把一半以上「非我族類」迫上吳三桂之路，方便中共侵吞台灣，當赤軍大舉殺到，被排擠的族群只有鋌而走險、飲鳩止渴。那時候台灣二千三百萬人自然落入中共手中，彼此廝殺之後再由中共下手屠城，看你台獨基本教義往哪裡逃？ 現在台獨份子一個個意氣風發、顛狂錯亂，自以為不可一世、步步緊迫，把「非我族類」迫上「紅山」，於是全島同胞同歸於盡，不等美國支援就被中共徹底「解放」，全面共產，二千三百萬人如非投奔怒海就是等候清算鬥爭、抄家滅族。只要以陳水扁為首的台獨激進分子不逃亡海外，沒有一個可以苟全性命於「紅世」，那時候，後悔已來不及了。 其實，今日中共政權雖因經濟改善、資財充足，可以拿出大把錢購入武器、研發軍備。但由於文明不足、科技落後，還無法與先進的美日抗衡，甚至無法與台灣較勁。因此，只要台灣內部和諧團結，和衷共濟，還可以與中共隔一個海峽對峙，維持安和樂利的生活，等到中共垮台，紅朝瓦解，台灣自可以永保安全，台灣人甚至可能問鼎中原、主宰中國大地。但如果不自量力、不知自愛，整天在島內胡整蠻纏、製造衝突，後果將不堪設想。 今日中共政權很清楚，台灣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被他們「解放」、「共產」，除了台灣本身有強大的防禦能力外，還有美、日這兩個安全保障。因此，中共想方設法運用統戰手腕、特務系統去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只需看這三十多年來中共特務機構在海外對付民運組織、傳統僑社，就可知道他們正在用同樣手法去對付台灣的統獨組織。 自從八九民運、六四屠城之後，將近二十年來大陸有九萬人利用民主運動的背景以合法或非法入境的方式來到美國，以政治庇護的理由申請美國居留權，最終取得美國國籍成為美國合法公民，並把家人從中國大陸接來美國，以每一個人有兩個家人計算，利用政治庇護來到美國的人至少有近三十萬人。 按理，這些來美國的中國人，在受盡中共政治迫害、享盡美國自由民主的好處之後，應該對美國感恩，對中共反感才對。結果，每年到了六四，跑去紐約曼哈頓中共總領館前示威抗議的人，只有二、三百人（現在只有幾拾個人了，大多數還是去照相搞政治庇護的），而其他的三十幾萬人則散居在全美各大城市的華人社區明哲保身。他們不但不聲討中共的殘民罪行，相反還處處為中共幫腔，更惡劣的是他們為了表示「愛國」，反過來指責「美帝國主義不應以人權問題來為難祖國」，痛斥美國霸權主義，甚至暗中為中共特務機構工作，收集華人社區的情資供中共特務參考；或者滲入民運組織中，挑撥離間，讓民運份子彼此互鬥、彼此敵視，有的民運組織因此瓦解，有的民運份子銷聲匿跡。 中共特務擅長利用民運組織內的矛盾與中國人窩裡反的弱點來達到化解民主運動的力量，或者透過傳媒醜化民運份子，促使過去支援民運份子的個人或組織心灰意冷、自動撤退。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台灣朝野對民運份子的態度轉變。已經去世的國民黨大佬馬樹禮，當六四屠城慘劇發生，民運份子逃到西方國家避難之際，馬樹禮基於血濃於水的感情，以台北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理事長」的身份，立即與歐美各地的大同盟聯繫，請各地傳統僑社組成的大同盟向民運份子伸出援手。 馬樹禮甚至動用大同盟籌募來的資金，大筆寄到海外，透過大同盟的人把錢直接送入民運份子的手中，幾個在天安門示威中暴得大名的人都得到相當豐厚的資助。據說，當吾爾開希逃到巴黎時，馬樹禮老先生命手下人，拿了三萬美元的支票送給吾爾開希，沒有想到吾爾開希一聽說錢來自台灣，是國民黨大佬馬樹禮送的，為了表示清高，一甩手把支票退回，並說：「國民黨的錢我們不要！」 馬樹禮受此刺激並不反感，甚至還自掏腰包，把他的退休金七萬多美元送到紐約，請紐約僑社團體共同斟酌，送給逃到紐約的民運份子，為他們解決眼前生活燃眉之急。 當時已經八十多歲的馬樹禮老先生，為了表示他對反共抗暴民運份子關愛，親自來美國逐個接見民運人士，與他們親切傾談、噓寒問暖。不知道是不是民運份子自我膨脹亂說話，還是偽裝民運份子的共特在馬樹禮面前說了一些不得體的話，馬老先生經過兩年接觸後，到了九一年便開始對民運份子反感，最後甚至敵視，並向各地大同盟表示，不要再與民運份子接觸，不要邀請他們參加大同盟的會議，當然再也不會撥款幫助他們。 紐約地區的大同盟並不因馬老先生的命令而改變，仍然在若干座談會中邀請有份量的民運人士演講，介紹他們與僑社反共僑團接觸。消息傳到台北，馬樹禮大為不滿，但基於台北大同盟對海外各地大同盟沒有約束、管轄權，因此對紐約大同盟無可奈何，但卻對大同盟中人採取杯葛、冷落的態度。於是，他在美加地區召開的年會中，公開反對紐約大同盟主持每年舉辦一次的年會，並言明，紐約地區如接辦年會，他不會參加，當然也不會資助。理由是，紐約大同盟的人與大陸民運人士太接近，不可信賴。 更有甚者，馬樹禮從對民運份子痛恨轉變為對海外反共人士不滿。他改變一向仇共、恨共、反共的立場，接受中共邀請去中國大陸，甚至捐了將近千萬元給他的家鄉――江蘇連江縣馬圩鄉，為全鄉鋪柏油路、蓋一家中學、一家小學、一家老人院，去世前還不止一次與家鄉的中共黨委書記及地方幹部歡敘，然後去北京向中共中央示好。 馬樹禮從一個極端轉變到另一個極端，必然是受到十分沈重的刺激。而這種刺激可能來自民運份子本身不自愛，更大可能是來自中共方面的挑撥離間有以致之。 其實，在美國的民運組織弄到今日這種支離破碎的局面，民運份子從最受僑胞歡迎的英雄變成人人排斥的「反動分子」，當然本身應該檢討，但絕不能排除中共特務的破壞。事實上，十幾年前在民運組織中表現最積極、反共最堅決的若干人士，最後都證明是中共國安局派出來的特務，有些即使不是特務，最後也在中共威迫下轉變立場。他們為中共屠城解套，並說中共如不派坦克車、不扣機槍扳機，今日中國大陸就會亂成一團，不會有今天這樣飛躍的經濟成就，最後甚至成為西方國家的祭品。 中共對待民運組織的一套，也在全美各地的華人社區施展，只是方法不同。他們先派來自大陸所謂「僑胞」，滲透入各大城市的華埠傳統僑社團體，一個個出錢出力，爭取地位名聲，然後利用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爬上領導層次，搖身一變成為「僑領」。控制僑團之後，排擠原有的掌權老僑，並在開會中把老僑領趕走，然後就討論懸旗問題。他們的理由是：美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美國華人豈可不跟隨美國政府的步伐改懸中共的五星旗。經過投票，把懸掛了將近百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卸下，於是整個團體落入中共掌握中。 過去兩年來，紐約華埠中心已有兩個超過百年歷史的僑團改懸腥紅的五星旗，幸虧目前還有五十個以上僑團的領導人來自香港，他們之中有一部分是一九六七年中共在香港發起暴動時逃來美國，一部分是香港九七大限臨頭前移民抵美，他們雖不一定擁護中華民國，但絕對不會愛中共政權。因此他們不受挑撥離間、滲透顛覆影響，繼續保持現狀。令人擔心的是這種「現狀」可以維持多久？ 近年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民進黨操弄下，在台獨行動昇高下岌岌可危，傳統僑社中人對中華民國認同已大不如前。 問題在：台獨分子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仍然張牙舞爪、胡言亂語；而反台獨的藍營中人則在台獨氣焰高漲下，不但把過去的反共立場放棄，甚至把制止台獨的希望放在中共政權身上，這從過氣政客連戰在北京公開說的「聯共制台獨」得到證明。 台灣為什麼會演變到目前的局面，除了島內藍綠陣營中人愚昧之外，還有中共的滲透顛覆、拉攏收買、威迫利誘的因素在內。 假如我是中共特務頭子，我必會分兩路向台灣下手，先派人打著民運份子旗號去台灣，取得民進黨人的信心，然後與獨派份子接近，聽取他們言論，根據他們的言論再誇大渲染，挑撥離間。除了在有台獨傾向的傳媒發表文章，還在海外平面媒體上製造輿論，指責台灣的外省人一貫歧視欺壓台灣人，不准台灣人說台灣話，說台灣話會被懲罰；又說，外省人駐在台灣人頭上作威作福，而代表外省人的國民黨政府，除了在「二二八」事件屠殺了「十幾萬」台灣人之外，還對台灣人設下種種限制，譬如不准台灣人學政治、法律，迫使台灣人紛紛去學農（如李登輝）、學醫、學商，所以今日台灣人醫生、商人佔多數；又指責國民黨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沒收台灣人的土地、霸佔台灣人的財產，把台灣人壓在台灣最下層。 更惡毒的歪曲攻擊是：國民黨操縱的軍警享有特權，擇台灣人欺負，尤其是軍人。當台灣人在飢寒交迫中，外省籍的軍人像大陸的共軍一樣有「特供」，軍眷區都是一個個特區，外省人比日本人在台灣享受特權多，不把台灣人放在眼裡。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統治下，台灣人在水深火熱中，朝不保夕，總之國民黨統治台灣，對台灣只有剝削，毫無貢獻。為了養活軍隊，國民黨政府迫良為娼，七O年代的經濟起飛，全靠妓女稅收來達成。 上述種種說法，從一九四九年代起就由中共宣傳機器在海外泡製，海外不少華人曾經誤信，後來台灣種種表現粉碎了這些讕言。沒有想到，今日中共又透過那些表面反對他們的「民運人士」去台灣散佈，透過偏狹台獨分子渲染傳播，使少數昧於真相的台灣人對外省人咬牙切齒，高叫「把中國豬趕回大陸」，「不准外省人再欺負台灣人！」 另外一方面，有一批「被洗腦」的台灣人，私下打電話給藍營中的頭面人物或外省人中有影響的人，出言恫嚇要殺他全家，尤其在選舉時高叫「血債血償」、「台灣獨立後絕不放過在台灣的外省人」。平常生活中，受到這些言論影響的本土人，往往對不會說台灣話的人怒目而視，或惡言相向，勾起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被追打殺害的慘痛回憶。 生活在台灣的外省人，在台獨聲勢高漲，人人有危機感下，能逃的逃離台灣，不能逃或不願逃的人就在中共招安下，把經濟發展有點表現的中共政權當作救生圈攀附。藍營中人從上到下，再也聽不到有一點反共或非共的聲音，因為迫在眉睫的不再是共產黨的威脅，而是台獨分子的氣焰與聲勢。 此刻藍營中的郁慕明、馮滬祥兩人的轉變最為顯著。郁、馮兩人，都是國民黨當年蓄意培植的精英，他們與台灣本土青年才俊一樣被送到海外深造。七O年代當中共利用保釣運動唆使一批台灣留美學生攻擊國民黨政府，吹捧中共政權之際，郁、馮兩人也在美國求學，為了反制投共、親共的活動，他們組織了「反共愛國聯盟」與中共對抗，高叫「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在種種反共活動中，含著淚水高唱「梅花」、「中華民國頌」、「龍的傳人」。後來學成回台灣，受到國民黨重視，加官晉爵，馮滬祥甚至被蔣經國納入他的秘書系統，派他到海外各地發表演講，在大專院校開課，宣揚孔孟道統，強調國父思想，反對中共暴政，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記憶中，馮滬祥遲至九O年代，還經常到海外宣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論，對中共叫出的「一國兩制」嗤之以鼻，並提醒僑胞不要上共匪的當，要知道共匪的統戰無孔不入，無微不至。 沒有想到，隔了不到幾個月時間，馮滬祥突然有戲劇性轉變，昔日的「共匪」變成「中國」，當年他否定的「一國兩制」則變成「中國和平統一」的最佳選擇，最後甚至與詆毀中華民國的文化痞子李敖出面競選中華民國總統。他的解釋是受到有台獨傾向的李登輝排擠才離開國民黨參加「新黨」，看來他是台獨分子「迫上紅山」的變節分子。 與馮滬祥遭遇相同的新黨主席郁慕明，曾經在台北答復一個從海外回去的朋友質疑。他說，他在台北受盡台獨分子的欺辱、恐嚇，氣憤之下，發現只有中共政權可以對付台獨。他基於「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心態，把希望放在中共身上。何況此刻的中共已經轉變，中國大陸已不像從前那樣恐怖、落後。 類似郁慕明的人在台灣為數不少，但對中共「解放台灣」的革命事業還不夠。於是，他們命偽裝反共的大陸人對尚未投共的馬英九等人下手，造謠破壞，醜化攻擊不遺餘力，目的就是想把馬英九迫到郁慕明、馮滬祥等人的立場上去。 中共的種種統戰行動，眾目所視、眾所周知，但卻沒有人警覺。於是以陳水扁為首的台獨分子繼續挑撥族群衝突，把反共民族英雄老蔣總統說成是「二二八」元凶，拆卸蔣介石銅像，放火燒毀蔣介石行館，藉以刺激隨老蔣總統逃去台灣的二百多萬外省人，加深他們對台獨分子的仇恨。而以連戰、郁慕明、馮滬祥等為首的統派份子則更加毫不遲疑地投入中共懷抱求庇，被迫扮演「現代吳三桂」的角色。 等到這一天到來，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只有在中共大軍殺到時，同歸於盡了！
李 勇
一九七五年越南淪共前擔任越南空軍的美籍越裔人士李東，在國土赤化二十五年之際，也就是公元二千年七月，從他定居的美國西岸去泰國，在泰國弄了一架小飛機飛去西貢市（越共奪權後改為胡志明市）散發反共傳單，呼吁越南人奮起反共抗暴，把馬列毛徒眾趕走，還越南人民民主自由。 一九七五年越南淪共後逃難來美國的越南人五十多萬，其中有十幾萬華人。他們散居在美國西岸各大城市，聚居在洛杉磯的就有五萬多人。他們自成社區（類似華人聚居的中國城），並把越南人社區稱為「小西貢」，懸掛越南未淪共前的國旗，拒絕越共駐美幹部到訪，反對任何親共活動，抗議美國官員去越南親善經商。類似李東反共表現，三十多年不止一人，從不罕見。 越南淪共後，越南人沒有類似香港、台灣可供避禍逃難的自由地區，因此他們只有「投奔怒海」尋求收容他們的自由國家。這種艱險的逃難方式，雖使百萬越南人得救，但仍有幾十萬人葬身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越南永遠忘不了七五年後延續幾年投奔自由的苦痛，也忘不了故國同胞被「解放」、「共產」的浩劫災禍。因此他們逃到自由地區與國家之後，與越共不共戴天，堅持「越賊不兩立」的政治立場！ 越南人不但反對越共，也反對棉共、寮共，更反對對越南支持的「同志加兄弟」的中共。他們只要看見有國際共產特色的黃星紅旗或蘇共的鐮刀斧頭旗（這面旗是中共與越共的共同黨旗），便奮不顧身上去拉扯撕毀，對掛旗的人拳腳相向，三十多年來從不改變。 一九七八年，被馬來西亞收容的越南難民，居住在馬來西亞政府為他們安排的難民營內，等候歐美國家審查收容，生活十分潦倒。中共駐馬來西亞的幹部，因難民中有不少華裔，奉命跑去慰問，不料他們一進入難民營就遭到難民大聲抗議，並有人上前圍毆驅逐，把他們趕出難民營。事後他們向西方的傳媒表示，越共與中共是一丘之貉，中共是越共災難的泉源，比越共更可惡。結果中共幹部被難民打得抱頭鼠竄，從此不敢再踏入任何地區的難民營。 現在說回在西貢市上空丟傳單的越南人李東。他在丟完傳單返回泰國中部的巴蜀府降落，隨即被泰國軍警拘捕，以「反飛行法」判刑六年。二OO四年越共政府向泰國政府提出要把李東引渡去越南審判的要求，泰國政府鑒於李東是美國公民，而美國也基於人道理由，暗中協助李東向泰國政府申訴，直到O七年三月，泰國政府拒絕了越共的要求，並宣佈李東所涉的並非安全及冒犯他國疆界的「罪行」，而是政治性問題。因此李東刑滿釋放，返回美國，而美國政府表示不會追究他的反共行為。 李東在訴訟期間的表現令人佩服，他說，假如美國政府不出面協助，他願放棄美籍去越南，接受越共政權對他的審判，看看共產黨人在殺害百萬越南人後如何向他下毒手！ 李東的表現得到美國的越裔人士喝彩。越文報紙雜誌大幅刊載此一消息，同時重申他們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黨政權的立場，不論他們在什麼國家、地區，越南人都與他們對抗到底！ 李東的表現，使越南人想到二千年初另一件越南人的反共壯舉。那一年元旦日，一名美籍越南人董力（Ly Tong）在邁阿密西南方的塔米亞機場，以二百四十元租了一架西斯納172型的小飛機，巧妙地避開雷達監測，低空飛過佛羅裡達海峽抵達古巴哈瓦那市上空，投下大量反共傳單，呼吁古巴人奮起反共抗暴。古巴共產黨的米格戰機立即昇空截擊，美國空軍也立即以F16戰機昇空監督保護，幸好雙方沒有開火，使董力順利飛回邁阿密。 當年五十一歲的董力，也是前越南空軍飛官，越戰期間並與越南空軍作戰，屢建戰功，他的英勇表現，被譽為「越南的OO七」。一九七五年越南淪共前夕，他不甘越共的「解放」，昇空掃射越共解放軍，被越共戰機擊落俘虜，囚禁五年後，他伺機從囚禁他的叢林監獄中赤腳逃出，抵達自由地區後，於一九八四年抵達美國，取得居留。但他心有不甘，一九九二年他在曼谷劫持了一架越南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抵西貢市上空，散發反共傳單，呼吁越南人以罷工示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越南，消滅共產政權，殺絕共產黨徒。傳單散發完之後，他命航機低飛，然後跳傘逃生，不料落入越共手中被監禁，直到一九九八年，他與另外五千二百十九名政治良心犯一同因國際壓力被釋放。董力立即返回美國，申請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董力二千年元旦在古巴領空散發傳單後表示，那一天是古巴共產政權成立四十一週年，他因痛恨共產黨，因此在傳單上寫著：「古巴共產黨仍在繼續其死亡的掙扎，卡斯楚這個老恐龍與他的追隨者頑固對抗人類的進化，實在可惡！」 董力告訴邁阿密的前鋒報記者，他花了好幾個月計劃此次行動，租飛機時他沒有向飛機公司透露他的行動。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對董力的表現深為不滿，因為他差一點引發了美國與古巴的軍事危機，不當改變美國與古巴兩岸現狀。但他們並沒有依法對董力懲處，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畢竟美國是一個反共的國家。 李東、董力的表現，只是美國越南裔人士許許多多反共行動的一部分。過去三十多年來，越南人反共行動此起彼伏、永不息止。一九九九年，洛杉磯越人社區——小西貢市，有一名左傾親共的越南人陳文莊。他在他開的錄音帶店內，懸掛越共頭目胡志明畫像及一面黃星紅旗，門口並插了一幅鐮刀斧頭的越共黨旗（也是中共黨旗）。小西貢市的越南人發現後，先上門責罵抗議，最後有二萬人集結在錄音帶店門前示威，左傾親共的陳文莊走出店門察看，被激動的越南人沖上去拳打腳踢，把他打倒在地，幸虧洛杉磯的「美帝警察」趕到制止才不致產生不幸。但示威的群眾並不散去，堅持了兩個多月，最後警方透過法院判決，依公共危險罪命陳文莊把錄音帶店關掉離開，事件才告寢息。 二OO四年六月三十日，越共政權派出一個高層訪美團到洛杉磯，在越南舊政權的副總統阮高褀牽引下，計劃到小西貢市來化解越南人仇共、反共的心結。不料引起「小西貢」九萬越南人強烈反對，聲勢洶洶，他們透過越南裔的眾議員與當地的市議員提案，把小西貢構建成「非共產黨區」，嚴禁一切共產黨人及左傾親共人入內，否則一九九九年的反錄音帶店懸旗的暴亂會再度發生，使警方人員疲於奔命，耗費太多人力財力。 越棉寮人辦的報紙主編馬昭君說，O四年六月三十日是越南淪共第廿九週年，是祖國赤化的國恥日。在國恥日歡迎越共高層官員，對他們是嚴重的侮辱與挑戰，非反對不可。因此，越共訪美幹部不敢進入越南人社區，阮高褀也因此面目無光。 到了二OO五年六月十九日，越共總理潘文凱帶了一個有二百餘共幹的訪問團來美國，除了想與美國改善關係，還向波音公司買四架波音七八七廣體客機。同時與微軟總裁比爾﹒蓋茨見面，爭取他到越南投資。之後還到華府白宮與布殊總統會晤。 沒有想到，潘文凱等二百多名共幹乘飛機降落西雅圖，立即遭到逾千越南人在機場出口處示威抗議，高叫「共產黨人滾回去」、「這裡不歡迎你們！」之後，示威群眾跟到潘文凱等人下榻的旅館再示威，嚇得二百多名共幹不敢走出旅館大門。而越裔的大學教授、社區領袖向當地報界指責「越共政權侵犯人權，剝奪越南同胞自由民主權利」。 潘文凱對越僑的反應表示意外，他舉行記者會宣佈：越共政權在宗教自由與人權法治上大有改善，歡迎大家回去看看，而此刻越南經濟起飛，國家建設進步，與過去大不相同。但越南人表示這一切都是宣傳，與他們所知道的實況不符。 果然，潘文凱帶領的訪美團到達華府，已有逾萬越南人集結在白宮前面示威抗議。他們高舉前越南國旗，燒毀胡志明的像，並以越文標明他是罪魁禍首，是越南歷史上的大屠夫。 潘文凱的模樣比中共的所謂「外交部長」李肇星和善，也比唐家璇可親，但越南人並不妥協，一連多天集結在白宮門前示威，痛斥越共禍國。 二OO六年四月三十日，在美國南部有逾千越裔人士在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示威，抗議該校在校內大禮堂懸掛越共的黃星紅旗。他們高舉前越南國旗向該校校長說，越共的黃星紅旗是一面染滿越南人民鮮血的「血旗」，不是越南國旗，對越南人來說，越共的黃星紅旗就是美國猶太人眼中的納粹蜘蛛紋旗。 阿靈頓市議會曾經在二OO三年以九比O票通過一項決議，認同前越南國旗代表越南人，懸掛黃星紅旗違反民意，應該卸下，阿靈頓分校只好把越共旗扯了下來。 相對於越南華人，情況就完全不同。想當年越南「解放」，針對南方富有的越人、華人展開清算鬥爭、抄家共產的行動，迫使他們遷去所謂新經濟區，否則拿出二千到三千美元或十兩黃金買一個船位，才讓他們離境出海逃亡。 貧窮的華人更慘，有十六萬人被驅趕到中越邊界，迫他們入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是一個比越南更恐怖的共產黨地區，再加上有「人民解放軍」把守，對難民凶神惡煞，不准他們入境，那種彷徨，至今在美國的越南華人仍難忘懷，但是他們與越南人的表現比較，就完全不同。 實際上，國際共產集團國家中，歐洲的共產黨比亞洲的共產黨溫和，而亞洲的共產黨人中越南共產黨又比中共、柬共、寮共、韓共表現寬鬆。從殘民苛政的角度看，中共比柬共、韓共厲害許多，尤其是毛江時代的共產黨政權，其惡毒、凶殘，古今中外罕見。越南華裔難民中，很大一部分曾經有三次逃「赤難」的經驗，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大陸淪共，第二次是北越赤化，第三次是南越「解放」。 大陸淪共後，不少華人從中越邊界逃到北越；北越被「解放」他們又逃到南越定居；等到南越被「解放」，他們再逃亡。可以說，越南華人受共產禍害的次數之多、受共產禍害的程度之深，更甚於越南人，但他們的表現則遠遠不及越南人。 八O年代逃來美國的越南華人張偉良，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在紐約華人舉辦的座談會上痛斥中、越共禍國殃民罪行。他引用前越南總理阮文祿的話來證明，共產黨人高叫的和平統一就是把他們的苛暴統治引伸到全世界自由地區，完成他們的世界革命。 不到三十年，張偉良帶著一批越南難民歡迎中共幹部到他的「美東越棉寮華僑敬老互助中心」訪問，並向共幹說：「希望祖國早日和平統一。」 張偉良的轉變引起親中共傳媒記者質疑：「你們從前反共，為什麼今日會有這樣大的改變？」張偉良面不改容的回答說：「我們從前反共是反對貧窮、落後、極權的共產主義。但是，今日很多人回去中國大陸，發現大陸經濟那麼發達，人民生活那麼安定，跟我們在美國的生活區別不大，令我們感到大陸的共產主義不一樣，因此決定投靠！」 中共幹部聽張偉良這一說大喜過望，於是一同高叫中國統一、反對臺獨，並歷數民進黨與陳水扁的言行，然後一同切蛋糕，舉杯「恭祝祖國繁榮昌盛！」 其實張偉良在八O年代來美國後，立即與紐約的國民黨人掛鉤，參加國民黨為首的種種反共活動。雙十國慶並帶了一批越南難民在華埠街頭掛中華民國國旗，最後甚至在紐約的國民黨人引薦下，宣誓參加了國民黨，成為忠貞的國民黨人。看來，他很快就會在共幹引薦下，參加「不一樣的中共黨」，做一個忠貞的共產黨員！ 美國西岸舊金山越南華人李少光變得更快、更徹底。他打著反台獨、反扁政權的大旗投共，參加各種親共活動，認同中共是「祖國」，公開宣稱他是「愛國僑領」。 其實，李少光在民進黨執政前，曾積極投靠國民黨，並被國民黨人策封他為僑選立委、僑選監委，經常去台北開會，高叫反共口號。但此刻他倒戈投共，理由是不認同民進黨主持的中華民國政府。 筆者原籍廣東省防城縣東興鎮（現已被中共改入廣西），由於家鄉與北越只有一橋之隔，因此家鄉人常與越南人通商來往。在他們心目中，越南人唯利是圖、不講道義，言談間對越南人明顯歧視。受這種歧見影響，我對越南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經過這三十多年來觀察比較，我發現真實情況並不如此，相反，越南人比華人更有原則、更講道義，至少在美國這塊土地上越南人的種種表現，使我認識到我們這個民族在當代的的墮落與愚昧，猶悲哀地印證了當年台灣名作家柏楊的大作「醜陋的中國人」所說：「中國人數典忘祖、投機取巧、孺弱無能、見利忘義、趨炎附勢、欺善怕惡……」 從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人、台灣搞臺獨運動的中國人，及賣國投共的藍營中人的種種惡行看，這種說法似乎十分正確。
2007年7月29日，中華民國台灣背景的《世界日報》似乎是意味深長地報導了「台商當中常委，在中國吃得開」的消息。全文如下： 【本報系記者林新輝特稿】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常委是擠進權力核心的捷徑；國民黨在野，碰上中國崛起，兩岸關係驟變，中常委選舉的意義質變，中常委的頭銜，成了與中國對話的便捷窗口。 中常委選舉期間，儘管黑函、請客的傳聞滿天飛，但一名黨務人士自嘲這次是選風最乾淨、選情最冷，也是「政治權力」味道最淡的一次。但細琢候選人的背景，不乏在兩岸交流事務上非常活躍的人，他們背後的參選動機，中國因素占了重要地位。 連戰成功完成第一次中國訪問的歷史任務，國共兩黨最近三年交流，密集的程度遠超過去的總和。藍營人士分析，共產黨是以黨領政，國民黨又是臺灣目前最大的在野黨，擁有國民黨中常委頭銜，北京對台官員會比較重視。 國民黨一名身兼黨務高層的立委就說，以前只是立委身分，訪問中國，有關接待、座談事宜，通常都是省長出面，現在多了黨務高層的頭銜，中國基於「對等」原則，除了地方官員外，中央也會派要員陪同。言談間，國民黨「黨職」的身分，要比「臺灣立委」還吃得開。 一名在北京經營禮品包裝生意的台商指出，對台商而言，有中常委身份就奸像買了一個安全感。他說，像廖萬隆在中國生意非常成功，中國官方很多人都認識他，「為什麼廖還要去選國民黨中常委？」因中常委的身分對生意具有加分效果。還有剛遞補不分區立委、並扯出賣宮疑雲的台商黃良華，其實在遞補立委之前，就已經開始佈局中常委選舉。
大陸 莫明堂
中國有句名言，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然而這句名言卻萬萬不能用在中共當今「聖上」胡錦濤身上。因為他出生在一個傳承著茶商家業的家庭，這個「非無產階級」家庭和今天的總書記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理論上誓不兩立。胡錦濤七歲時家鄉「解放」。小學裡他學會的第一首歌便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首當年比國歌更普及的頌歌，就是少年胡錦濤的政治啟蒙。從此他天天被灌輸的是共產黨英明，正確，光榮，偉大。十一歲到十四歲智力初開的中學階段，在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一場「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其目的是通過「運動」剝奪胡錦濤的祖父继承下來的「資產階級」的資產，也順便剝奪了他們的經營權，讓他們到國營企業去「脫胎換骨」，當一名混碗飯吃的員工。它的根本意義在於，讓每一個中國人都禁錮在共產黨所控制的某個畫地為牢的「單位」裡。 誰敢說胡錦濤的父輩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財產被「共」而毫無怨言，這倒不是違背了毛澤東那資產階級決不會自願退出歷史舞臺的論斷，更重要的是違背了人之常情。變成一無所有的茶商是怎樣反應的？尤其是這種反應對少年胡錦濤有過什麼影響？可惜這些史料今天都已經成為十分重大的「國家機密 」，深藏在某座幽黯的洞穴裡。我們唯一能知道的是，胡錦濤出身的家庭和他今天所統治的帝國的主流意識南轅北轍，家庭影響和社會制度的巨大反差，終於使他成為一個具備雙重人格的、「根不正，苗卻紅」的多面怪胎。 由於胡錦濤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底氣不足，這種類型的人，想在這個弱肉強食的政治生態型的中國官場上脫穎而出，決不可缺少兩個過硬本領，也就是他的拿手招數。其一，他從青年時代作青年團工作時開始，就練就了小心謹慎、將自己的個人感情嚴嚴實實地包藏起來的硬功夫；其二，在各種運動考驗的緊要關頭，抱緊一把手的大腿不放，在對敵鬥爭中堅決無情無義，路線上寧可稍左而萬勿偏右。 這裡，我願意提供一個證據，來證明青年時代的胡錦濤「左」得多麼「可愛 」。只要到圖書館去找一份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報》。翻開第6版，有一篇題為《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座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報導。文中引了清華大學學生胡錦濤的發言。如果有歷史學家需要搜集那個年代流行於大陸的標語口號，只需將胡錦濤這段發言復印一份，保證應有盡有。時年二十二歲的胡錦濤在短短三、五百字的這段發言中，十一次提到英明領袖毛主席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那句：「我們要把黑暗的剝削制度從地球上剷除乾淨」的豪言壯語，巴不得立刻將中共黨旗插上白宮屋頂。今天環顧一下四十二年後的世界，那「黑暗的剝削制度 」在中國大陸，官商勾結下橫行無忌。更加原始，下流。 在大陸的電視上，經常露面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偶爾也會在某種場合「即席講話」，令人難堪的還不是他那怪聲怪氣的音色，而是他拖聲拖氣的「西皮慢板」。他說一句冠冕堂皇的套話所花的時間，正常人早該說完三句話了。這使人想起孔老夫子那千古名句：「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其實，胡錦濤的「西皮慢板」也只是一種訓練有素的「正當防衛」罷了。 我有一位參加共產黨比胡錦濤早十二年的密友，一位排字工人自學成才的新聞工作者。某日，他在回憶往事時對我說：「在三年大饑荒年代，我們到食堂吃飯，對著那碗清澈見底的、用幾顆米粒煮成的所謂稀飯，甚至不敢流露出一絲不滿的眼神……」在他對我說過的成千上萬句話中，這一句令人不寒而慄的話使我終生難忘。 最近，我從網上搜索到新華社所公佈的胡錦濤的簡歷中得知，1959年至1964年，也就是全國人民餓肚皮的「三年困難時期」，胡錦濤正就讀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他由入學時的普通共青團員中的積極分子，「進步」為基層團幹部，又「進步」為校團委幹部，甚至在畢業時加入了中共，畢業後又留校擔任專職共青團幹部。憑他那不具優勢的家庭出身，可以斷言的是他要向組織上打難以數計的小報告、也就是要坑害多少個他目光所及的無辜者，才能證明他立場的根本轉變……當然，在今天，總書記當年這段鬥爭經歷又已成為國家 「高度機密」了，誰知道它藏在哪座深不可測的洞穴裡。 後來我終於弄清楚我那位密友對著清澈見底的稀飯為什麼不敢流露出一絲不滿的眼神。那就是由於人群中總有那麼幾個鬼鬼祟祟的胡錦濤似的積極份子在察顏觀色。他們的革命警惕性能分辨出哪種眼神是「對黨的糧食政策不滿」。當「胡錦濤們」將這個眼神繪聲繪色地向上級黨組織彙報以後，「戰無不勝的黨」就能輕而易舉地將這個眼神的流露者扔進地獄。共青團被稱為黨的助手和後備軍，胡錦濤在清華大學的團組織內不斷攀升，除了經常及時地密報外，不會有第二種「鬥爭經歷」。 胡錦濤在清華大學讀過一本他認定的「文學名著」，書名叫《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這件事如果他自己不說，今天就沒有人會知道。那是他就任國家主席不久，去俄羅斯訪問期間，有俄國記者向他提問：「請問主席先生讀過些什麼俄羅斯文學名著？」他稍做踟躕以後回答:「我看過一本《卓婭和舒拉的故事》」。（註:那是流行於史達林時代的一本兒童文學小冊子）我真愧於想像，在場的各國記者聽了做何感想。一個國家主席人文學科知識淺薄至此，簡直就是我們的新國恥。 胡錦濤在共青團內節節攀升的年代，也正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因為講了幾句真話，被毛澤東整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繼而又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右傾鬥爭的歲月。胡錦濤經過這些鬥爭的考驗，成績突出。其實「成績 」是由作惡多端積累起來的。因此他得到畢業後留校擔任政治輔導員的「殊榮 」。明眼人一看便知，政治輔導員是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這輔導二字甚至帶有點溫馨滋味。不過，在人們心裡，它還有個不好聽甚至有些恐怖色彩的名字，那就是專門監視學生言行的特務。第二層意義就是他的專業成績不怎麼樣。遠不及他的政治成績。 由上述事例人們不難看出，胡錦濤不同於趙紫陽，趙的文化啟蒙是在孔孟之道的天經地義中完成的，雖然毛澤東的教義也對他產生過影響，但傳統道德對他畢竟有過先入為主的影響；也不同於胡耀邦，耀邦雖然是紅小鬼出身，只認識不多幾個方塊字，但他生性勤奮好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收海納百川之效。故他倆在擔任總書記後，雖上有老佛爺鄧小平的打壓，卻仍有過不俗的表現。至於不值一提的江澤民，胡錦濤既缺乏江到底有一個烈士叔叔，也沒有那股勇氣，敢於打破長子不能過繼的民俗規則，硬要把自己過繼給江上青，弄一塊紅色尿布包在屁股上，混入子承父業的世襲種群。再說，江畢竟還是解放前的大學生，還會背誦「國父遺囑」，甚至能背誦幾句英文的美國「獨立宣言」，肚子裡面多少還有兩茶壺，裝個樣子、出個風頭的本錢到底還有一點。胡錦濤就是胡錦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堪一擊，所以，必須隨時隨地都警惕著非無產階級意識對自己的侵蝕，競競業業，一切按組織安排行事。例如當年團中央安排團員必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他就唯讀這一本，決不會去讀同學們給他推薦的《戰爭與和平》。 結果，清華大學並沒有把胡錦濤培養成水利工程專家，而將他造就為一頭「冷酷無情的政治動物」。 新華社在公佈胡錦濤的簡歷時說：1965年至1968年他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參加科研並兼任政治輔導員……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正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它重要的策源地之一的清華大學如火如荼地開展的日子。在政治掛帥的當年，除了膽大包天的新華社，沒有誰敢安排作為政治輔導員的胡錦濤去搞什麼「科研」，走「白專道路」。當全國的技術權威作為臭老九都「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時候，擅長說謊的新華社卻硬要讓八方串連、為揪鬥牛鬼蛇神而衝鋒陷陣的政治輔導員躲在實驗室裡搞什麼「科研」，豈不是在一貫重視政治的今日總書記的臉上抹黑嗎？這哪里是涂金呢？ 文化大革命，後來的黨中央給它定名為十年浩劫，確實是一段令很多很多中國人尷尬的歷史，它恰好也是中共黨內的政治投機份子成為暴發戶的年代，大暴發戶如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一夜「暴富」為政治局常委，小暴發戶如胡錦濤這位紅衛兵闖將，便敢於帶領清華大學的「戰友」，以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勇敢行為，將義和團以來中國外交史上又一次震驚世界的行為，「震驚」了全球，卻讓胡錦濤掘得了第一桶政治黃金」。 但今日，新華社卻硬是為了讓專門吃政治飯的胡錦濤、當年搞「打砸搶」的「革命闖將」，今天的總書記，臉上能夠光彩一點，便乾脆杜撰說，胡縱書記竟然是史無前例時代躲進避風港搞科研的「書呆子」。雖然，在那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中國版圖上，絕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港灣。 按中國官場的遊戲規則，這類領袖級人物的簡歷，除了政治局正式拍板，別說新華社，就是中宣部也不敢增刪一個標點符號。我更傾向於認定這個避風港就是胡錦濤自己選定的點睛之筆，因為除他本人有誰敢對他的歷史加油添醋？它和江澤民那塊紅色尿布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件事再一次證明，中國共產黨以及胡錦濤本人在胡編亂纂歷史方面具有多麼肆無忌憚的光榮傳統。 那麼，胡錦濤在文化大革命的風口浪尖上究竟幹了些什麼光明磊落的事，只要回憶當年清華大學學生在全國各地「獨領風騷」地煽風點火，那裡面怎能缺少一份革命闖將胡錦濤的功勞。毫無疑問，這類「功勞」更是高度國家機密，還是深藏在那個幽黯的洞穴裡…… 胡錦濤能成為我們這個名為共和國、實質上卻類似帝制的國家的後補皇儲，也就是中共所謂的「第三梯隊」成員，得力於他當年在甘肅工作時的一把手宋平的提攜。宋平由甘肅調中央後恰好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掌管著幹部任免大權，正在物色「第三梯隊」人選，身上掛著清華大學金字招牌又一貫緊抱一把手大腿的胡錦濤，因組織部長一錘定音，便在「第三梯隊」序列裡就位了。 既然名為梯隊，也就不會是一個人，如鄧小平也舉薦過王兆國。按中共考驗「皇儲」的常規，將胡錦濤先後下派到貴州和西藏鍛煉，也曾將王兆國派往江西。導致「老佛爺」鄧小平下決心定胡錦濤為接班人的關鍵因素，還是上世紀八十年末，胡錦濤在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期間，西藏拉薩發生過一次大規模抗議中共暴政的示威，這次抗議行動最後在胡錦濤的指揮下以血腥鎮壓而告終。每日必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的垂簾聽政者，看見螢幕上的胡錦濤頭戴鋼盔、在拉薩街頭巡邏，一副誓死捍衛紅色政權的姿態，焉能不為這位「皇儲」的忠心耿耿所打動？如果說「六﹒四」前夕，江澤民在上海封殺《世界經濟導報》的下手狠毒，為北京的「元老院」相中，讓他登上當總書記的直升飛機。戴著鋼盔鎮壓西藏「動亂」便是胡錦濤奪得第三代皇冠的「決勝球」。 要想歸納幾件胡錦濤上臺幾年來堪稱政績的實例，可以說一件也找不出：是的，他出席過幾次大型國際會議，也出訪過幾個國家、接待過若干外賓，這些禮儀上的事務充其量背誦些「西皮慢板」，毫無創意可言。總之，不是乏善可陳，便是礙難啟齒。 假如一定要找出胡錦濤當政的特色，肯定得首推他在翻新各種陳舊口號方面所下的功夫。如他剛剛上臺便提出什麼「權為民所用」之類的「新三民主義」，其實只是對毛澤東那「為人民服務」的五字假大空加個自欺欺人的注釋而已。另一方面，如果胡錦濤知道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劃時代意義，也不至於愚蠢到直至今日，還要學習當年那個蘇俄顧問鮑羅廷的下流手段，也要在中山先生死後和他的偉大著作前，製造出又一個所謂新三民主義、即假三民主義來。 或者由於無知，或者由於狂妄，不會有第三種理由。 總書記的十五字主義反應者寥寥，乾脆來了四個字的「以人為本」，令中國老百姓大惑不解：總書記就任以前，就統治了大陸四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難道它那「為人民服務」的陳詞爛調，指的不是以人為本，難道此前的共產黨是一個動物保護組織？ 最近，胡錦濤在推廣口號方面，又大大向前跨了一步，他提出個什麼八榮八恥，囉裡囉嗦，累累贅贅，分明是給報考公務員的學子們新添了一道背誦難題。假如慣於坐井觀天的胡錦濤知道七十年前，有位被胡錦濤的父親尊稱為蔣委員長的古人，曾經提出過「禮義廉恥」的四字口號，早已高度概括了我中華民族的傳統榮辱觀，哪里還需要他在這方面去大做文章。 當然不能說熱衷於翻新口號的胡錦濤在口號方面毫無推陳出新之舉，實際上他也提出過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嶄新口號，那便是在神州大地引起一片譁然的著名口號：「向古巴和朝鮮的同志們學習！」此口號剛一呼出，黨內黨外一片茫然，不知道總書記是號召全黨學古巴人抽雪茄煙，還是國家主席要求全國老百姓學朝鮮人餓肚皮？ 本文作者是站在民間立場來評價胡錦濤所作所為的。假如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看待這位一把手的可愛之處，最突出的莫過於胡錦濤身上那「紅衛兵原教旨主義」的精神，任世界上人權理念怎樣高漲，民主潮流怎樣洶湧，怎樣駕馭著功能強大的互聯網衝擊著極權政治的愚民堤防，總書記撥款數億元打造所謂金盾工程，選用三萬多名電子員警建起「防火牆」，阻止資訊的自由流通，讓媒體失語、全民失憶，最終讓中華民族退化成他們那種類型的「井中之蛙」。 正因為這些作為，我才對他那些「與時俱進」、「與世界同步」的胡說八道，故意忽略不計。 今天的大陸，與胡錦濤相依為命的只是那一小撮腦滿腸肥的貪官污吏。這批既得利益者也便是這個千瘡百孔的腐敗體制的捍衛者。他們總有「樹倒猢猻散」的那一天。
（大陸）疾風勁旅
中國幾千年來上從專制的黃帝到民選的總統，下至普通人民百姓無不向神明乞求「國泰民安」。然而在中國的疆域版圖上確是一直上演著改朝換代，似乎這國泰民安的願望很難永恒地實現在中國的疆域版圖上。但以「心理和精神」上的感受做判斷，而不以科技物質文明享樂為目的，就會認同在不同時期的朝代都有過所謂的國泰民安，尤其以漢唐時期的盛世為人所稱頌。所以我相信在我們都具有自信心的前題下，以民主革命的方式完成適合我們的共和國現代憲政體制，進而達到永恆的「國泰民安」一定會實現。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以分裂一個中國的方式成立了它們的「人民共和國」，時至今日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華民族的人民都希望這個「人民共和國」的政體能從本質上進行變革，所以，以中共過去和現在的政治思維所延伸出的政府體制就不應該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在我們探究共和國的真諦同時，我們必須記住共和國就是國家的意識，使用共和國這個名稱只是在強調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是一種由全體人民認同的民主方式，因此我們不能在走向共和國的進程中忘記國家對人民應該負有的責任和目的。這責任和目的是什麼呢？兩個字，一是「保」，一是「養」。一個共和國的發展如能永恆持續地完善「保和養」這兩件事，我相這個共和國一定是持續性的「國泰民安」。問題是人民是否真正瞭解如何不停地向共和國要求更精益求精的「保和養」這兩件事，和具有法定資格能從事國家行政和政治事務的公民對「保和養」這兩件最基本又最重要的事認知有多明瞭，對如何完善「保和養」這兩件事的方法與過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雖然「保和養」這兩件事牽涉到層次是既廣且深是無止境的，但是我們對「保和養」的基本含意和如何促使共和國對這兩件事有一些牢不可破的認知與信念則更為重要。 現在我提出我個人的一些見解供諸君參考。講到保，我們就會連想到保護，保障，這是多麼自然的反應，但是我們是否馬上就意識到我們應該保護什麼呢？保障什麼呢？如何實際有效地達成保護、保障的目的呢？保對一個國家基本上來說，就是（一）對外，保護其人民有不會受到任何外來邪惡勢力侵害的能力和提供迅速有效的急難救助。（二）對內，保障其人民有更好的人權社會和確保治安良好的生活環境。講到養，諸君一定想到食衣住行，如果諸君和我一樣讀過「民生主義」兩篇補述，一定肯定「育]、樂」兩件事是更為重要，那麼「養」對一個國家基本上來說又是什麼呢？它們是（一）對外，能令他國人士認為自己的人民都是具有國際禮儀與世界知識水平的知識份子。（二）對內，不斷地有精益求精的各種政策，能提供和幫助其人民在「食衣 住 行 育 樂」等方面不匱乏和有繼續提高品質和品格的能力。 如果諸君都能回顧自孫中山先生從事推翻清朝帝國至今的中華現代史，我相信在以孫中山先生思想作基礎下，確實明瞭「中華民國憲法」原有含意，我相信一個真正的共和國早已存在諸君的心中，而現在正須要我們共同地將這個早已屬於我們的共和國復興――這個共和國就是中華民族共和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大家的中華民國，對於未來唯有復興重建中華民國才是最實際有效的政治革命。
何 彤
今天路過一個村子。看到一群人圍著什麼看。擠進去一瞅，是個男人在強姦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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