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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閑傳》是對共產中國社會的切片檢查 評小說《細胞閑傳》塑造的文學形象
紫丹
一 一篇短篇小說，在當年發表時，竟能引起上自公安部副部長聲稱要逮捕作者，下自全國有好幾個地市的居委會主任紛紛寫信給共產黨要控告作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居然既驚擾了“今上”，又觸怒了“今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其實，高爾品（辛灝年）27年前在中國大陸發表的短篇小說《細胞閑傳》（安徽文學1980年10月號，小說選刊1981年元月創刊號，黃花崗雜誌2007年總第20期），通篇都是心平氣和，娓娓道來，寓沉重的話題於輕鬆的敘述之中，不動聲色、卻又刀筆深刻地刻畫了共產黨統治下一個居民委員會主任的“文學形象”。只不過這篇小說在一開頭，就讓這位剛從市紅十字會學習回來的居民委員會主任卜阿菊，小說的主人公，向她治下的百姓們威風凜凜地道出了一句話，就是﹕“你們少看不起我這個居民委員會的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細胞！”然而，就是這一句話，才把這個離“七品芝麻官”還不知要差了多少“品”的共產黨的最小的官，與政府、特別是共產黨的政府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連結了起來。這既使得這位居民主任從此得了一個“細胞”的雅號，使她治下的百姓都稱起他“細胞主任”來了，調皮的頑童甚至會躲在她的身後，大聲叫她一聲“細胞”！卻又因為這位細胞主任的一樁樁“德行”，又與“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難分難解，因而，她這個細胞，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細胞，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是早期的，還是晚期的；是治得好的，還是根本就沒有了希望的；也就使人生出了太多的聯想，而且想多了還會叫人感到害怕。有鑒於此，所以，一位共產黨的比較大的“細胞”，就是作者故地的一位中共市委組織部長，當時便惡狠狠地說過這樣的一句話﹕“高爾品的小說細胞閑傳，毒就毒在‘細胞’這兩個字上！”還說，“要是早了兩年，他就夠槍斃！”真是作者僥倖。當真要是早了兩年，單為“細胞”這麼個稱呼與共產黨發生了關係，作者怕也要吃不了兜著走了。那年頭，為一個字、兩個字掉了腦袋的，還嫌少嗎？
二 小說《細胞閑傳》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它敘說了一位名叫卜阿菊的居民委員會主任，就是我們中國人嘴巴裏說的“街道幹部”，或“街道主任”，與她治下的一戶老百姓──右派分子李八一一家的故事。 1958年，只因為這位卜主任，發現那個在中學當教師的李八一，居然在與居委會的幹部吵架時，敢罵居委會的幹部“跟國民黨的保甲長一樣兇”，她便因為階級覺悟高，而立即認識到，像李八一這樣的人不是右派，還有誰才是右派？於是就跑到李八一的學校告了他的狀，果不然原來就出身不好、並且還有海外關係的李八一，便被打了右派，還加上了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法辦送去勞改了。這在一九五七年，實在便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緊接著，大躍進一開始，區裏就發動了爭當“一片紅”街道的競賽，就是看誰治下的街道，能夠把本街道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統統清理掉，變出他“一片紅彤彤的世界”來。於是，細胞主任便又用那“車輪滾滾的戰術，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終於把李八一那個志誠的美人兒給說動了，並且還由她作主，帶著孩子改了嫁。於是，卜主任才“雖沒有搶人先、卻也沒有落人後”地爭到了“一片紅”街道的獎狀。 誰想，到了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一天，細胞主任卻在大街上看見那個還沒有刑滿釋放的李八一，居然就和一個打扮成“資產階級妖精”模樣的“外國”女人，走在大街上，雖然身後跟著人，卻明擺著是在逛大街，於是，滿身都是“階級鬥爭細胞”的細胞主任，便一馬當先地沖上前去，要問個明白，還揪住那個勞改犯不放，非要當場就把他送回班房裏面去，連陪同的兩個共產黨“外事大員”也沒有辦法阻攔她。鬧到最後，竟只好是先上公安局再說。雖然華僑姐姐一走，李八一就又回了勞改工場，但只為卜主任破壞了共產黨的“外事紀律”，才不得不向區裏作了一番著實的檢查。自然，這種事在當時屢見不鮮、司空見慣。就連當今那位八十好幾的風流科學家楊振寧在七十年代初第一次回國時，共產黨也對他那個打過右派的父親，作過類似的“美麗包裝”處理，以至把那個楊振寧哄得從此年年高喊共產黨萬歲萬萬歲，把他那個也受夠了共產黨罪的老子氣得說不出話來。 後來，“四人幫”終於被共產黨自己人打倒了。沒想，李八一那個已經“幾進宮”的小勞改犯兒子，卻和剛剛改正了的右派分子李八一自己，一前一後地找到了此時已經被人稱做“細胞奶奶”的卜主任家裏。剛出獄的小勞改犯在家里受不了繼父的氣，要細胞主任幫他找份工作；剛給摘了右派帽子的老子，卻要向細胞主任打聽自己兒子的下落…… 於是，細胞主任這才又動了心思，一邊大罵李小明那個不是東西的繼父硬是把一個好人家的孩子給打壞了，動員李八一的前妻跟他離婚；一邊卻做好做歹地逼迫著李八一和他的前妻“破鏡重圓”，甚至當沒有飯吃的李小明又犯了法被抓進去開庭審判時，她居然大鬧法庭，將動員那一對離婚夫妻“破鏡重圓”的工作，居然做到了法庭上，不但打動了在場的人心，包括那一對離婚夫妻的人心，而且還大大地出了一回風頭，連法院的李院長和張法官都拿她無可奈何。 小說以李八一家大團圓的“歡樂”場面和卜主任在婚禮上出風頭的“笑鬧”場景收場。 小說雖然時間跨度二十餘年，但因作者緊緊地圍繞著細胞主任的種種“德行”和右派分子李八一一家的悲慘命運用筆，因此，故事情節顯得緊湊而不渙散，人物形象更被刻畫得豐滿而且複雜，小說語言則生動感人，風趣詼諧，卻又用筆極深。
三、 小說的成功，關鍵在於“細胞”主任這個文學形象的塑造成功。換言之，就是作者創造了一個有血有肉、性格鮮明而又複雜的共產黨居委會主任的形象，從而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共產黨統治本身，作出了既深又廣的藝術概括，將“兩個太陽照耀下”的中國百姓的無邊苦痛和悲慘命運描寫得淋漓盡致，實實在在地證明了“新社會天下紅旗一樣紅”的可怕歷史和可笑可悲的現狀。 小說在對卜阿菊的性格描寫上，首先展現的是她“心狠手辣”的一面，從而將共產黨對人的“異化”刻畫得入骨三分。 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亂箭射向知識分子的胸膛，其勢如暴風驟雨，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一般人，特別是在“細胞”這種崗位上，是沒有“不說話、不表態”的自由的。僅僅在這一點上，你可以責怪毛澤東，你可以責怪鄧小平，你可以責怪彭真……總之，你可以責怪共產黨；但是，你是不可以厚責“細胞”的。反右對科學文化，人倫道德，社會經濟，民主法制……的破壞，及其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之慘不忍睹，所造成的民族性災難，其罪惡是罄竹難書的。右派李八一的遭遇，跟我的遭遇相似，應該說還是比較輕的。像北大才女林昭，受盡獄中折磨，終被槍殺，父親被逼自殺，母親精神失常，被紅衛兵打死在街頭……類似遭遇，即便只在北大一所學府，也是多有所在，不一而足。時至今日，中共仍對反右真相諱莫如深，宣傳部還在下令禁止紀念反右50週年的活動。就此你就可以想見，小說作者早在近三十年之前就捅這個馬蜂窩，戳這個膿包，其敢冒風險之膽，其能洞察史實之識，是多麼難能可貴？ 作者在小說中描寫道﹕“她想，二十七號的李八一，有一次竟罵一個居民小組長──‘你們是不是國民黨的保甲長？這麼兇’，──把共產黨的街道幹部說成是國民黨的保甲長，這話太毒，不是右派的話，還是左派的話？”──這便是小說中細胞主任既“富有時代和政治特徵”、又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家庭婦女的獨特心理活動。 細胞認為，“這話太毒”，但毒在哪里呢？共產黨虛構的保甲長形象，要多壞有多壞。這是那時曾經歷過兩個政權的人所不能輕信的。我可以舉出一個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的鄉村保長，後移居城市，文革前鄉民還曾集體簽名給他送了一挂歌功頌德的大匾，但他在文革中還是挨了鬥。我想，共產黨完蛋之後，大概不會有人懷念共產黨的那些街道主任，鄉村支書的“德政”的。所以說，“這話太毒，”就毒在它是實話，保甲長是否真壞？既往矣，先不管；“細胞”們的惡行，倒確實是要多壞有多壞，鐵的事實就擺在面前。因為在鄉村，農民對支書；在城市，居民對街道主任；都是真的又怕又恨的。1957年許多右派言論對這個政權的定性，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現在國人對幹部的評論是，“挨個兒槍斃會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的。”這話雖是當年右派分子葛珮奇“殺共產黨人”言論的青出於藍，但這可不是某個人說的，而是傳遍全國的輿論，路上行人有口皆“碑”。當然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遺臭萬年之“碑”。 作者在小說中敘述道﹕ “反右全面勝利，大躍進也就全面展開。街道居民除了也要砸鍋摔碗地大鍊鋼鐵之外，還開展了一個爭當 ‘一片紅’街道的運動。這一運動的宗旨，就是要在本街道消滅 ‘五類分子’。因為不如此，就不能早日進入共產主義，這一下，細胞主任煩起神來了。她治下的街道原有兩個地主，可幸者已於前兩年命歸黃泉；還有十戶右派，已有五戶被卜主任勸離了婚，四戶被迫遷走；如今只剩下一個二十七號的李八一。唯有他女人，雖說也只二十四、五年紀，也就一個兩歲的孩子，可是這個美人兒卻守活寡志誠。” “就這樣，細胞主任在一個星期之內，足足跑了李八一家三七二十一趟。用 ‘車輪滾滾’的戰術，打 ‘連環仗’，終於把那個志誠的美人兒勸轉了！” 這樣說來，細胞卜主任破壞李八一的家庭，也是出於形勢逼人。就是說，她逼著人家離婚，是共產黨逼著她這樣幹的。我這樣說，決不是要為細胞打掩護。你聽聽著名作家從維熙是怎麼說的？從說﹕“記得，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北京市委一位負責的人物，在一個大禮堂做動員報告。他以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詡說，‘我們要把那些隱藏在陰暗角落裏的右派分子都挖出來，把北京變成水晶般的城市’。我們不必挑明這個“人物”是不是彭真，反正他總比 “細胞”大，起碼是個“器官”。 接著，從維熙教訓“器官”說，“這些話雖然十分動聽，並具有一定的鼓舞力量，但是一個唯物論者忘了唯物主義最起碼的常識，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透明。所謂 ‘水晶城’之說，是地道的形而上學，神話。”( 從維熙﹕《走向混沌》，第44頁) 由此來看，真的是如小說所言，“舊社會天下烏鴉一般黑，新社會天下紅旗一樣紅”了！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從一滴水看海洋，從一粒沙看大千世界，觀一個細胞就能明察組織，器官，系統和整個肌體。文革時提出全國“一片紅”，於是全國成了“紅海洋”。北京就在一個月的抄家浪潮中，由紅衛兵抄了3萬多戶“黑五類”的家，將近十萬人被趕下鄉去； 北京的大興縣，有325個“黑五類”及其家屬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間被活活打死；到處發生著慘絕人寰的事情。 有一點倒是應該特別指出，歷史奚落了那位“器官”大人，讓他在文革中也落了個“請君入瓮”的下場。這雖屬“狗咬狗”的性質，但也是黨性發展的必然規律，是黨性使然，就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或曰“天下紅旗一樣紅”。任何人，別說區區細胞，就是大大的“器官”，也對之無可奈何。 然而，雖然在共產黨的馬列中國“天下紅旗一樣紅”，但細胞卻紅得有她自己的性格特徵，紅得“可愛”，紅成了一個“左的傻冒”。 這使我想起一個故事，從前，河南省南陽地方有一個草莽出身的實力人物別廷芳。一天，湯恩伯來造訪別司令。別司令要集合隊伍歡迎湯恩伯，下令道， “按講話隊形緊急集合，排成一個圓周率，”然後他致歡迎詞說﹕“弟兄們，這位是大名鼎鼎的軍閥──湯恩伯將軍。” 湯知道別是大老粗，居心抬舉他，只是用詞不當，遂微皺眉頭予以制止，忙說﹕“不是，不是。” 但他越是制止，別司令就越說得帶勁﹕“就是嘛，是軍閥就是軍閥嘛，你看他還客氣哩！” 大家看，拍馬屁拍到了這種份上，是不是叫人哭笑不得。 姑不說“細胞閑傳”的作者自己，就已經用“拍馬屁”的手法，將共產黨統治的黑暗和人民備受煎熬的痛苦，反話正說地、甚至是俏皮而又形象地抒寫了出來──諸如將居委會主任稱做“政府的細胞”；借共產黨說的“舊社會天下烏鴉一般黑”來形容“新社會天下紅旗一樣紅”；和形容中國人民竟然是“兩個太陽照耀下的百姓”等等，表面上看，作者的話說得句句都是誇共產黨好，卻又“毒”得叫共產黨“啞巴吃湯圓，只能心裏有數”，而不好公開發作。 而作者所著意刻畫的細胞主任，就更是具有這等的本事了。她與小說作者不一樣的地方則是，作者是有心嘲弄抑揄共產黨，細胞卻是愚昧地出於對共產黨的鐵膽忠心。 這樣，便因她的階級鬥爭意識之清醒，階級斗爭行為之堅決，和她要大抓階級鬥爭的那一番激情，才能夠把共產黨搞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還非順著她不可。比如前文所說的，明明是共產黨要欺騙那個美籍華人，才把她那個勞改犯弟弟從監牢裏面弄出來陪他姐姐幾天，像對待風流科學家楊振寧的父親一樣，一句真話都不給說。這在共產黨是煞費苦心地做假，但在細胞卻是要真誠地要將它揭穿──她竟然當著大庭廣眾之下，不但揭穿了那個勞改犯的真面目，而且還一把揪住，非將他立即重新逮捕歸案不可，直把共產黨演出的那一場假戲的底牌，整個兒鬧了一個底朝天，弄得共產黨的臉簡直沒有地方去擱…… 在小說裏，細胞類似的語言和行為，可謂俯拾即是。 比如她為了爭做“一片紅”街道，上門逼迫黃筠芬與右派分子李八一離婚時所說的那一段話﹕“我說黃同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像你這樣守著活寡，自己心裏既不痛快，外邊又要被別人說你界限不清。我也是個女人，說句直腸子話，換了我，就非離婚不可。不沖著我自己守不住，還沖著孩子，沒的叫人指著孩子的脊梁心說他是小右派，你聽了心裏好受？將來大了，還要受他老子牽連，一輩子做不得人！單為這，你也該好生兒想想才是！” 細胞主任的這一段勸，不啻是告訴了我們的子孫後代，共產黨就是這樣將太多的中國人逼迫得“家破人亡”的！而且，豈但是害得無辜人民家破人亡，而且還要人家子子孫孫，一生一世都“做不得人”！共產黨所專講的“出身論”、“成份論”、直到在文革中高唱“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之種種史無前例的反動黑暗行徑，實在讓細胞主任用她生動準確、充滿個性的語言，全都揭發了一個乾乾淨淨。 二十年後，當她又要逼著黃筠芬和李八一“破鏡重圓”的時候，她又曾這樣勸說道﹕ “我說黃同志，千萬別傷了身子。好不容易才熬到了這一天，有話好好說，李老師也不是不懂理的人，他豈不知你是為時勢所逼，要不，一個好好的女人，憑什麼要厚著臉皮再嫁，眼睜睜瞧著孩子遭人蹂躪……” 這簡直就是在罵共產黨逼良為“娼”了。這個好女人在細胞主任的嘴巴裏，居然是“為時勢所逼”，這個時勢是誰製造的呢？難道不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嗎？ 再比如剛剛被放出來的小勞改犯李小明出來找她這個街道主任討飯碗時，她便指著她的鼻子罵道﹕“如今好人都難得有飯吃，還有你端的碗！”然而，細胞的話倒是將“兩個太陽照耀下的幸福百姓”們那種苦不堪言的幸福生活，又揭了個底朝天。 這之後，當她又要來勸說李八一同意和前妻破鏡重圓時，她又這樣地對前右派分子李八一說道﹕ “可憐你雖坐了班房，黃同志不也強如坐了班房一樣，都受了二十多年的罪，還不該互相體貼著點兒……” 這話，等於是說，若大的一個中國大陸，整個就是一座大班房，哪有什麼內外之分！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而且是個很好的概括。不過這話由細胞口中吐出，就是共產黨在控訴共產黨了。這也是作者“居心叵測”的地方。 作者賦予細胞主任的最精彩的性格語言，還是她在法庭上對“共產黨時代”所發表的“總結性講話”。她大聲疾呼地喊道﹕ “ 同志們哪，我就是奔四化居委會的主任，叫卜阿菊。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李小明這孩子，從小可是好人家的孩子，他娘老子都是當老師的，人家家裏行的是什麼教育？可是，千怪萬怪，不該把他老子冤打成右派；千怪萬怪，他娘不該嫁給那麼一個狠心的男人；千怪萬怪，要怪｀四人幫’這夥雜種害苦了我們的下一代。說起來，真叫人心裏難過，他老子當了右派，娘改了嫁，他從小就挨繼父老子的打罵，流落街頭，抓進去又放出來，再打出去。就是金做的孩子也好不了！” 細胞主任說了三個“千怪萬怪”，以進行“血淚控訴”。然而，這三個“千怪萬怪”，說道底，不就是要怪“共產黨從反右派到搞文革這長達二十年的殘酷血腥統治”嗎？最後一怪則是給畫好的龍“點了睛”的，就是 “千怪萬怪，要怪｀四人幫’這夥雜種害苦了我們的下一代！”在這裏，細胞說的，倒是和搞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共產黨一樣，凡是壞事都往四人幫這垃圾簍子裏面扔。不過，那時，中國人在說“四人幫”時總是伸五個指頭 ( ──參見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問 )，即，都心知肚明是 “五人幫”。它說明，“這夥雜種”中還有一個，而且是最大的，便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紅太陽”毛澤東！因為，正是他這“第二個太陽”，才把中國人烤焦了，烤爛了，烤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了！。細胞主任的講演真是將共產黨的毛澤東時代“高度地、深刻地、生動地和形象地作了太好的藝術概括”。她按照共產黨的時代語言所說出的話，即飽含著大謊言的大實話，又該是何等的真實！她確實是讓共產黨笑既笑不出來，罵又罵不出口……。
四 然而，生活之樹常青。生活中的 “細胞”，卻是個活生生的人，是個性來得非常鮮明的一個女人。在她的身上，我們甚至不難看到下層社會女性的樸實、善良、熱情與活力，有時還很富有人情味。雖然這一面，也被共產黨將之深刻地異化了。 你看她，無論辦好事還是幹罪惡勾當，總是那樣風火潑辣，虎虎有生氣。她大鬧法庭時的精彩表現，便活脫脫地表現出了她的熱情和至誠，不僅強烈地感染著和鼓動著聽眾，甚至將共產黨“假戲假唱”的法庭，鬧了個雞犬不寧。 一個人不管你在發雷霆之怒還是心平氣和，不管你語言無味還是說得天花亂墜，只要有呼無應，在旁人身上不產生影響，就形不成戲劇，藝術性在這裏就沒有立足之地。說書藝人的常言，說得好，“說動人心方為妙，說不動人心白費工。” 但細胞可是了得，她在法庭上竟然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得共產黨的“法官們一時面面相覷，待要拍‘驚堂木’，又撕不開這熟人的面皮，而且區裏誰不知道 ‘細胞卜主任’”？於是， “原來嗡嗡的人聲，經她這一鬧，倒反而安靜了下來。連李小明也抬起了冷漠的臉。” “嚴肅的法庭上陡然發出一片哄笑，還夾著嘖嘖贊許的聲音。”“她的話亂了法庭，也亂了那一對離婚男女與罪犯李小明的心。那女人的臉竟紅到了脖根，那男人卻搭拉下眼皮去了。唯有李小明才睜大眼睛，盯住卜主任，眼裏閃著一束強烈的渴望的光澤。” 連“聽眾”也“唰地將眼光一起投向那女人。女人的臉頓時一道紅，一道白，額上還沁出了一層密細細的汗珠，看樣子就像要撐不住了。 法庭徹底亂了。宛如法官就是卜主任似的，人們一起看著她，先是竊竊有聲，後來竟然乾脆大說大指起來。法官無奈何之下，只得宣佈休庭。” 因為，實在是審不下去了。就不說，“這裏，人們正在圍觀不止，屏聲靜息；那邊卻響起卜主任一聲驚叫，原來是那女人昏倒在她的懷裏了……” 作者巧妙地用場景的鳥瞰圖與特寫鏡頭相結合，描寫了細胞主任風風火火的“革命性格”，其所產生的強烈的戲劇效果，把故事的情節推向了高潮。其中起酵母作用的，就是細胞主任那句稀鬆平常卻富有人情味的一句良心話﹕“為了孩子要緊哪，誰人的心不都是肉長的？”應該說，這才是終於劃破了那個黑暗極權社會的一道千里雷鳴和萬里閃電──就是人性的力量。 細胞主任畢竟是一個人，是一個女人，她也有血有肉，有愛有恨，雖因共產黨大抓階級鬥爭，而使她變成鐵石心腸；卻只要共產黨的社會還了稍許“人性”，她的鐵石心腸就立即會重新變成“肉長的”，她就會從性之惡，返回性本善。雖然，她的惡和善都是被共產黨“煉”變了形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細胞的身上，明顯地看到共產黨所一手造就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風氣的變化，並通過這個變化，看到罪惡的黨性和善良的人性是怎樣地進行著搏鬥的。用共產黨文藝理論家胡風的所謂理論來說，就是所謂“主觀與客觀的血肉搏鬥”，就是“主觀戰鬥精神”和 “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複雜表現。而小說《細胞閑傳》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處，就是把社會的外在矛盾、衝突和鬥爭，內化成了“罪惡的黨性與善良的人性”之間的尖銳矛盾和尖銳衝突，從而對塑造“細胞”的性格形象，起到了十分精彩的效果。 比如當共產黨以階級鬥爭為綱時，因為黨性跋扈，人性便被壓得抬不起頭來。在這個時期，你就找不出細胞有什麼善行，幾乎全是惡行累累。在她的身上，與黨性相配合的，便是人性惡(損人利己)的一面。如她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就不顧別人死活，把李八一打成右派，還“頓時美滋滋地，覺得自己對黨貢獻挺大。”她為了 能夠“領著一支鑼響鼓隆的隊伍湧進區政府，領到那張通紅的‘一片紅’獎狀”，就離間和破壞了起碼是六個家庭。這時候，人性善的一面──例如，她儘管是在說著富有人情味的話，表著富有同情心的情，但，只因為她是要用它們來為那個惡黨服務，所以，她就成了一個說人話不辦人事的十惡不赦的惡女人、壞細胞了，讓讀者感到她那令人噁心的偽善和百分之百的欺騙﹕“……我也是個女人，說句直腸子話，換了我，就非離婚不可。不沖著我自己守不住，還沖著孩子，沒的叫人指著孩子的脊梁心說他是小右派，你聽了心裏好受？將來大了，還要受他老子牽連，一輩子做不得人，單為這，你也該好生兒想想才是。” 她為了拆散人家家庭，竟然充分地表現了一個女細胞主任的“熱情和關懷”﹕“她偷眼看看，見那女人只抬臉看了她一眼，便又低下了眉。她情知自己說孩子的話入了門，忙把手上的針線活往腿上一擱，說，‘黃同志，雖說你如今是個右派分子的女人，我是居委會主任，本不是一個階級，可是，我還是同情你，欽佩你，你要信得過，那我就再給你找個主。那個校長，你不喜歡倒也罷了。我心裏倒有一個人，說出來，不知你心裏情願不情願？’ 她甚至將一個下層婦女的善良與同情，一個街道主任的機警與狡猾，和她要完成黨的任務所必須具有的殘酷心腸，天衣無縫地結合到一起來了﹕“她又在小孩的褂子上扎了兩針，又偷偷看了那女人一眼，忽然站起身來，按住女人的肩膀，說，‘我知道你自己是教書的，不同的鳥就要不同的窩，我說的這個人就是區裏的教育科長，先前的老婆離了。原因是他不生。這對旁的女人雖不好，對你倒正合適。他不生，就不會對你家小明壞。找個能生的，你再為他添上兩個，誰養的誰疼，小明跑不了要受繼父老子的氣。叫我看，就他好。你要同意，過兩天就見見面；合得來就邊離邊結，兩邊都好。’” 你看她多麼地會“體貼”人，多麼地“善解人意”，為她人的幸福想得又是多麼地“周到”。然而，這一切的體貼、周到和善解人意，卻全是用來為自己爭做共產黨的“一片紅”街道，而強逼那個可憐的右派妻子與她的丈夫離婚所“設計”的。 作者在這裏不僅借用細胞的複雜性格，揭示了細胞以善為惡的可怕聰明性格，更通過這一場以惡滅善的心理開掘，揭露了萬惡的黨性之所以能得以實現的心理機制，指出共產黨的黨性正是通過人性惡的一面而得逞的。並且這個人性惡，不論它是用惡來表現還是用善來表現。 可是，等到“四人幫”倒了，文革也結束了，李八一平了反，李小明也放出來了，由於社會稍稍向有人性的一面發生了傾斜，細胞主任在善與惡和是與非的表現上也立即發生了改變，在她的身上，善性甚至立即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復歸，雖然這復歸裏面，也隱藏著一個街道主任在政治上的精明和“為人處世”上的奸猾。因此，當剛剛釋放回家的李小明，又被他的繼父老子打出了家門時，這位“細胞奶奶”居然就能夠怒氣填膺地領著李小明，趕到他家的門口，撒潑似地將李小明的繼父，一個共產黨的小幹部，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說誰要是再把李小明打出門，逼著他去偷、去搶，我們絕不饒過他！有種的自己生一個出來打，沒的把人家孩子當下飯小菜，打進了班房你省心！他娘每月也掙五十幾塊，也沒白吃你，逞你繼父老子什麼兇？如今不是‘四人幫’的時候了！我姓卜的今兒把話說在前頭，要是誰再敢虐待他母子，街道非鬥你七七四十九天不可！” 現在我們可以來綜合地說一說“細胞”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了。她是好人嗎？不能這樣說。是壞人嗎？也不能這樣說；不是好人嗎？也不能這樣說。不是壞人嗎？還是不能這樣說。然則，細胞主任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曰，她是不好，不壞；亦好，亦壞；是隨著社會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的一個錯綜複雜之矛盾綜合體也。唯其矛盾綜合，才是生動的現實，而不是機械的陳列；唯其發展變化，才構成她的歷史，而不是靜態的“閑傳”；唯其錯綜複雜，才使她的形象顯得多姿多彩，複雜而不單調，豐滿而不單薄。也唯其如此，這個人人似曾相識的居委會主任──“細胞”卜阿菊，才能處處被碰到，而又似是而非；只有作家高爾品（辛灝年）先生塑造的這個藝術典型，才能夠立足於現代的文學人物畫廊之中，獨放異彩；更使得共產黨時代的“細胞”卜阿菊，成了名副其實的 “這一個”。 倘若我突發奇想，假定“細胞”生活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她很可能會是一個好人，當她 “政務”纏身時，仍歉意於 “對男人也太冷落了點兒，便偎過去，給丈夫掖掖被子”。當得到華僑女人的禮物時，“眼瞧著一隻金絲遮陽眼鏡，一個小小的電算盤兒和一件褂料，心裏早想起了自己當工人的老大，做高中生的老二，還有下個月就要過十五歲生日的小女兒……”。當她把李小明領回家、怒斥其繼父時，特別是在法庭作證時，她既表現出有膽有識的社會正義感，又可以看出是母性的強烈發作。甚至於日常生活的細微末節，諸如重視穿衣，工於打扮，也能顯示出一個正常女人愛美的天性。而且她還不失一個社會下層婦女的那種可愛的粗俗，比如，她在勸說李八一的前妻與前夫破鏡重圓時，居然就能夠如此俗而又俗地說道﹕“離，非跟他離，我為你做主。一隻閹了的公雞，讓他摟著都沒滋味！” 凡此種種，足證她如果生活在正常社會，就會有資格作一個合格的公民；在家庭則會是一個賢妻良母。而生活在極權社會，也就只能徒歎奈何了。中共的洋祖宗馬克思說，一個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所以，細胞的思想就是共產黨的思想；細胞的性格也處處摻雜著共產黨的性格，唯其善良的本性則為共產黨所沒有。這一切也確如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早就說過的一樣﹕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孟子。公都章》)若要將這話用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則是﹕毛澤東共產黨興，則民便會“很沒有良心哩……是有那麼兇哩，良心是不多哩……”。
結語 總之，小說《細胞閑傳》是對共中國社會的一次“切片檢查”，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對共產黨的癌癥所進行的一次大膽的“切片確診”。結論便是﹕共產黨患的是癌癥，是無藥可救的……。於是，共產黨在垂死之前，不但惡性不改，而且也改不了，甚至還一心想給那個為他作切片檢查、並判了他死刑的醫生──小說《細胞閑傳》的作者“繩之以法”，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因為，這才是共產黨，才符合共產黨的德性和形象，才是患了絕癥的共產黨最想幹的事情。它只能說明，小說《細胞閑傳》在思想上挖掘得準確而又深刻，和它在藝術形象塑造上的匠心獨具。當然，近三十年前，年輕的小說作者，就能夠有這樣的膽識和能力，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雖然，他從此便要被壓迫在一切虛假文學的陰山之下，並且一壓就是近三十年，直到把作者高爾品壓成了學者辛灝年，將小說《細胞閑傳》壓成了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難怪許多讀過《誰是新中國》的讀者，在讀了小說《細胞閑傳》之後，都曾驚歎地說，原來你在三十年前就這麼“反動”呀，怪不得你能夠寫出《誰是新中國》來。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講過，“內容越反動的作品而又越帶藝術性，就越能毒害人民，就越應該排斥。”小說《細胞閑傳》看來就是“這樣的作品”。 然而，如果把這句話改成“內容越真實的作品而又越帶藝術性，就越能喚醒人民，就越應該歡迎”，那麼，對小說《細胞閑傳》而言，倒是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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