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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佝僂的背影》自序
老驥
我僅以我的經歷──一個無辜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經歷來折射一段歷史。時間跨度大致是二十世紀50年代初期至新世紀日出之後（希望在2008年之前）。我之所以要將這段經歷執意留給未來的歷史學家,是我堅信後人不會再以粗線條來評述這段歷史尤其是其中的血淚史。要是那樣,我們這個民族就真的沒有什麼希望了。 關於本書的樣式，筆者擬在編年體例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技術處理，既以重大事件為綱，又儘可能不漏掉各種鮮活的細節，擬以“陽謀”受害者的切身感受為主，輔以一系列的老照片和殘存的資料原件，然後借助史臣的目光，冷峻地觀照已經逝去的歲月，而重點則是死者與生者的命運。為了便於未來史家的稽考，書中多數人物的姓名也都是用的原名，尤其是其中的一個個死難者。 真實就是力量。謊言是不可能久久作賤歷史的──我堅信。 親愛的讀者，只要你對咱們這個東方古國多少還有一些興趣,我相信，我將以我的苦難和真誠，使你隨著一個賤民的視角去真真切切地體味到當年的生存環境和社會風貌，以及眾多受害者的心路歷程,看看被扭曲的人性和凶殘的獸性是在如何狼狽為奸，如何攜手製造種種罪孽。而筆者也將不斷拷問自已靈魂，在憤怒與呻吟聲中使你看見世俗的人性在神權與邪惡面前何以顯得如此地卑賤而怯懦，何以酷似一個個被閹的太監，即使到了後毛澤東時代也可不時見到他們佝僂的背影。誠然，由我們自已首先對自已的靈魂進行一番拷問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為了不致輕易忘卻昨日的慘痛和數千萬死難者無告的魂靈，筆者認為人類不斷追究自身的原罪乃是十分必要的。暴君有暴君生成的土壤；罪孽有罪孽形成的氣候。胡風先生所言極是，咱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本來就“充滿著精神奴役的創傷”。在那人禍頻頻的年代裏，試問華夏大地上的江河湖海何曾真正掀起過“水能覆舟”的驚濤駭浪？而對於歷史老人的這個嚴正告誡，那個暴君又何曾有過絲毫的警醒與悔贖（除了表示“帶頭兩年不吃豬肉”之外！）很顯然，這正是因為天下蒼生不是被他的“專政”嚇破了膽子，就是被他的“思想”與謊言掏空了靈魂。即使在大饑餓大死亡的“天堂路”上，幸存者們在端起一碗“大鍋清水湯”或吞咽著“瓜菜半年糧”的時候，還會跟著“大救星”嘲笑別人盤中的“土豆加牛肉”呢！這豈不正是芸芸者輩的怯懦、麻木與接受死亡的平靜心態在助長著他的罪行麼！從這個特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角度講，對於昨天的空前苦難與恥辱，咱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作為一種贖補，當下最好的也是最起碼的辦法就是人人都不應當記住作天。因為，一個失去記憶與思想的民族是根本沒有希望的民族。筆者認為這個命題對于如今的中國尤為重要，儘管有關當局也在不斷地指責小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但是，首先不要蓄意篡改自已的歷史才是更為緊迫和重要的事情。有些不明真象的年輕人如今仍將暴君視為“救星”，乃不可不謂是一個非常可悲的證明和嘲諷，姑且暫不論及昔日的鷹犬餘孽還在鬼魂香案前發出的聲聲呼喚。 為了尊重並確保史實的客觀品格,筆者也不擬仿效陀斯妥耶夫斯基去對人物作大量的心理描寫，何況筆者也沒有他那樣一瀉千里的藝術才華。或許，筆者以史實為主幹，輔以適度的文學描寫（側重於情景再現），還是必要的，倘若不嫌粗糙，興許還是可以在歷史的法庭上派上一定用場的。換言之，如果單從文學角度要求，本書委實難免粗礪之嫌，只不過好在本書的主要風格卻也正是起於粗礪而止于粗礪的，宛若摩崖題刻，只在夕陽古道上留下了殘缺的陽剛與蒼涼，而無完整的遒勁與美感。因為，我們這代人的靈魂本來就是殘缺的。 歲月無情。由陽謀誘殺於1957年的數十萬生靈己在陸續消失了，而咱們這代無辜受害者本來都還是有話可講的，只因那個眾所周知的原因才是一律不准認真講講，並長期設為禁區，而一設就設了半個世紀，似乎天下人等盡皆成了閹人了，好像全體無辜受害者（無論生者與死者）都已乖乖地接受了“擴大化”三字障目的所謂“改正”了，至于被毀滅的青壯年時光及其被毀滅的原因麼，則是一律不准問個究竟的。閹了就閹了，咋樣？因為陽謀製造者的衣缽乃是有人傳承和維護的。筆者深知，如果硬要仿效被漢武大帝賜了腐刑的那位史臣的話，不僅仍需面對後毛時代的種種高壓，而且還需承受難以出版面世而枉耗晚年時光的痛苦。因為，如今的中國大陸還多少保持著當年那份站在死人堆旁也可高唱“鶯歌燕舞”的驚世絕活兒，謊言不僅已經程序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鎮國之寶，例如，久久擱置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在客觀實踐中卻不得不由各級貪官、奸商與黑心文人糾集成了新的利益集團，並由他們所掌控的大量行政資源為非作歹也者，乃正是對“和諧”及“盛世”等等的巨大嘲諷，也是對“鶯歌燕舞”時期的一個慣性承續和逆證。儘管筆者對胡、溫等人的個人心願並無太多懷疑，但他們卻是很難從現實與願望的悖論中走出來的。因為毛澤東留下的專制陰影實在太大太濃了，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切禍根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 關於1957年，無論目前與今後的中共最高黨政當局承認與否,無論他們如何搪塞,無論他們如何施暴壓制，興許都是難以掩蓋當年的那場靈魂大屠殺乃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災難與恥辱,在客觀上留下的創痕乃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就像曾經發生過的、與之不能相比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一樣,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的確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儘管這個話題已由不少好心的局外人講了許多，但因他們少了一點自身的切膚之痛，故講的深度與廣度都還是叫人不敢完全恭維的。而在當事者中，敢於道出或準備道出五分之一世紀之沉重災難者，又都被羅織了新的罪名，或走了，或啞了，或死了。看來，這個話題不僅沉重而且也很敏感,它既可揭示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當代史的真諦,也會無情地觸及到諸多方面的“政治隱私”。這恐怕正是1957年的邏輯力量。儘管1957年舉起的火炬已被撲滅了很久很久，但是，埋藏在灰燼中的火星卻是從未熄滅的，它已不時引發了新的火焰，甚至變成了奔突的烈火，例如“四﹒五”，例如“六﹒四”，還有如今被捂住的群情和維權抗爭。可以說，這撲不滅的火焰始終都是1957年的悲慘延伸，因為，那火焰中分明還有聖女林昭從天上盜來的火種啊！ 但是，這血染的火種，這自由與民主的火種，至今仍然是被中共當局視若异端而不斷剿滅的。記得恰在“反右”30周年之際，僅僅是試圖問個究竟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又被再度推上了皇權祭壇。兩年後，被坦克碾壓的“六四”則更是成了咱們這個苦難民族臨近民主曙光之時的悲慘絕唱，最後只在血泊中留下了永恒的光榮與恥辱。這之後，一個偌大的中國仍不時被一個龐大的身影籠罩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1957年的冤案並未結束，毛時代的悲劇源頭尚未切斷，天安門的挂像和紀念堂的尸體恰是最鮮明的旁證，他顯然也是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留下來的一個尷尬。因為改革開放與抱殘守缺不可能是一個硬弊的兩面，儘管“三中全會”不僅拯救了被毛澤東推入絕境的中國,而且也在痛定思痛的理性反思之中，終於有胡耀幫等大好人勇敢地打開了冤獄之門,解救了不少幸存者和他們的子孫，記得當時鄧小平也不無憐憫地向1957年的蒙冤者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受了多年的委曲,聰明才智無從發揮,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黨和人民的損失”等等。但是,對於造成這種損失的原因，筆者以為即使不作深入追究,恐怕也不能只作如此輕鬆的模糊處理吧。因為,歷史應當從1957年汲取的教訓實在太多太多了。如果不是1957年接續了1949之後的一波波政治殘酷鎮壓，更加徹底地割掉了人民民主的舌頭,繼之又促成1959年徹底割掉黨內民主舌頭的話,那麼,他毛澤東是絕然不敢把國家憲法當作手紙,竟將他昔日的“親密戰友”兼國家元首也推上斷頭臺的。所以，從這個已經定格的歷史角度看,1957年的“反右”正是當代中國悲劇的“大戲”並由它拉開了“文革”浩劫的序幕。而本書則從賤民視角對這個歷史現象作了重點記述與剖析,但視野卻已遠遠超出了“一小撮”的命運，淚濺之處乃首先攝入了“文革”之前的“大躍進”，和活活餓死在“天堂路”上的4000萬以上的中國農民,。所以，書中的不少章節難免不是浸透鮮血並堆滿了白骨的。很遺憾,當然很不幸,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一段真實而特珠的中國歷史，也可稱之為災難史和心靈史，自然也是我的青春祭和血淚祭，而祭壇正是設在“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成都平原。因為，我也是從這片沃野之上的一個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其時，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壩子乃活活餓死了36萬人，而這36萬具餓蜉皆是橫陳於舉世無雙的都江古堰永恒流淌著的潺潺甘霖旁邊的。換言之，這些倒斃在沃野之上的死魂靈是在用盡了他們的蒙昧、順馴和螻蟻般的生命對“到處鶯歌燕舞”的“新民歌運動”作出了最質樸的詮釋之後，就任憑“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等特大謊言掩蓋了他們的尸體的，令幸存者過了好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公開啜泣，更不敢公開言談那場空前人禍製造的滔天罪行──應在歷史法庭上予以重新追訴的反人類罪行！ 我在被拋入死人堆之前曾是一名抬尸隊隊員，亦即曾是那場人禍的親歷者和人證。因此，從這個特定的角度講，本書也是那段罪行的訴狀和證詞。 眼下，當新世紀的朝陽巳從二十世紀的高摟與殘垣背後冉冉升起的時候，咱們都無妨回過頭去冷靜地想一想，若只就“也是黨和人民的損失”這個用粗線條塗抹的模糊層面而言,且死死咬住“擴大化”這個自欺欺人的遁辭不放，竟要上百萬名國之精英構成的“一小撮”在五分之一世紀報國無門,聊作祭品的話,興許也是夠奢侈的了；而對於文盲眾多的中國說來說去,只要不是執意拿愚民政策治天下,這項人才損失（估計占當年中國知識分子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才損失）,恐怕也是夠驚人的吧！凡此種種，即使不追究個人責任，恐怕也是不該完全拒絕記憶和反思的吧？稍稍正視一下“坑儒”的後果，汲取一點教訓，彌補一些過失還是必要的吧？倘若一個政權對這樣一場空前慘烈的人間悲劇始終都是漠然視之的話，咱們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只不過再拿“和諧”及“盛世”等等自況就顯得有些滑稽了。因為，單單依靠和指望年年經濟增長的百分比是不可能充抵歷史舊帳並化解各類與日俱增的社會矛盾的。至于災星殞落之後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筆者則將以建設者的主體身份進行自豪的記述乃至歌頌的，但是，這卻並不能夠掩蓋制度上的嚴重缺陷和各種潛在的禍端。因為，對於這個根本性的缺陷，乃是“三個代表”或“新三民主義”等等無從修補的。說穿了，若執意守護党、國不分的一黨專政，無論其個人心願如何，即令心中確實含有大愛，也是無從有效稀釋導致當下萬惡之源的基因﹕失去監督的權力。這是一個十分可悲而可怕的社會現狀。為什麼無可厚非的“改革開放”在摒棄了令人詛咒的“大鍋飯”之後竟演化成了令人憎惡的“大不公”呢？我也常常為此陷入了深深的憂慮和痛苦之中，但無論怎麼想，演繹出來的結論都是一樣的﹕無論把“一元化”怎樣顛來倒去都只能庇護著一個新的利益集團，從而才會導致公開、公正與公民權利的繼續嚴重喪失。我相信我的這個憂思與呼喚是誠實而善良的。 就我個人命運的縱向比較而言，我也是知道好歹並懂得感恩的。按年齡劃分，我雖然僅僅屬于1957年的小字輩，但因當年曾是本單位數十名“右派”中的一號頭目（時任“民革”中央常委和廳長的那位“頭面人物”也是列在我這個“共青團叛徒”身後的）,故我是熬到了1980年才被摘帽並相繼獲得“改正”的。其時，我剩下的在崗時間雖然只有16年了，但在面對浩劫之後的破粹河山時，我並沒有選擇消沉和怨恨，而是拿出了獻身的熱情為國分憂，在蜀水巴山取得的成就足可令人稱道，甚至還可堪稱今生日落前的一段華彩樂章。 為什麼我站在青壯年時光的廢墟上還在為祖國祝福與歌唱？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為什麼我始終恪守著我的獨立思考？因為我對祖國的明天還有希望。為什麼我的臉上常有老淚縱橫？因為還有不少死難者的身影令我老是揮之不去。我有話要說啊！ 我所供職的單位是一個甲級設計院,十年“文革”對該院造成了十分驚人的人才積壓和人才斷層。然而，即使處在這個特定的條件下，我也可從夾縫中脫穎而出，哪怕在紅眼病和各種偏見的追剿之中存活得十分艱難，但難滅的才氣卻仍如出墻的紅杏，果實累累，或見諸於國家級學術刊物，或獲得省部級科技成果獎勵，令褒之者稱人才，貶之者稱鬼才。而正是在這充耳作痛的褒貶聲中，我不僅被推薦錄入了《世界優秀專家名典》等，而且還擔任了技術部門的領導職務，諸如主任或處長等職。據之不難反證，我那被毀滅的青壯年時光又該為自已的祖國做出何等樣的貢獻呢？再沿此推斷，在數十萬（或上百萬）“一小撮”中，尤其是當年己成專家、學者的人們又該為他們摯愛的中國做出何等巨大的貢獻呢！對此,筆者在書中作了翔實而悲慘的記述，並將我的痛惜和懷念之情獻給己經辭世的尤其是被活活折磨斃命的一個個十分優秀的中國人。因為，他們睡在荒冢中得到的“改正”乃遠遠不夠撫慰他們的靈魂。他們應當得到國家道歉，即使只說一聲“對不起”。作為死人堆中的幸存者，我在久久地替他們等待這聲“對不起”！ 係於人的尊嚴與命運,筆者還在書中記述了一個個愛情故事，有的如鴛鴦分飛,有的如大雁墜穀,有的如鬼狐幽會,有的如文君苦盼，有的如貓咪叫春，而更多的則是依靠意淫和手淫打發著全部的青壯年時光，時而像戴著鐵鏈舞蹈的塔曼果，時而像一個個佝僂的太監，令我至今都還聽得見奴隸們的千古絕唱,一曲曲，一聲聲，在長夜中消耗著或耗淨了生命的全部元氣和才華……於是，利用1957年設起的祭壇，秉承“殺雞給猴看”和“槍打出頭鳥”的血腥機制，毛澤東就十分成功地把一代又一代人的靈魂和良知掏空了，令一個民族的血性隨之萎縮了，只在“莫非王土”的華夏大地上留下了一個長長的身影，叫人見了就想哭。 此刻,沐在人生夕照中，望著這個缺乏思想的背影，我是飽含熱淚的。我深知屬於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只能將我剛烈、善良卻又充滿怨怒的魂靈，化作啼血的杜鵑,遁入青城,在幽谷中詛咒與歌唱。我希望新的世紀變得很不錯,我的祖國也不錯。我相信我的祖國會不錯。因為，我從我兒子的身上也看到了這樣的希望。我相信子輩會踩在父輩的肩頭與苦難之上，托起祖國更加美好的明天。我煒煒華夏的明天應是全民共有的明天，不再是任何“救星”的恩賜。所從，中國的明天必將從一抹抹血色朝霞中，從林昭盜來的火種中，從“四﹒五”與“六﹒四”的煙塵中，從億萬維權者風起雲涌的抗爭中，從先知先覺者的口誅筆伐中，從大漠黃沙中，從滄海碧波中，（至少不是從萬千餓蜉中、從死人堆旁的“鶯歌燕舞”中），冉冉升起的一輪新鮮的太陽。到那時，我在地下也會奮起歡呼﹕ 萬歲！我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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