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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新儒學和新新儒學
劉自立
編者按﹕在中國兩漢以後的歷史上，幾乎凡是王朝需要救命的時候，統治者就會大談孔孟，也自然有人會跳出來大倡儒學，連袁世凱要“顛覆共和、復辟帝制”時，也是如法炮制，樂此不彼。他們所需要的孔孟，當然都是我們民族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而以孔孟文化中之優秀內容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他們當然不要，也不敢要。如今，中國的馬列王朝也因為到了時候，於是非但要從“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就是批鬥“孔老二”和所有的“封資修”，一變而為“尊孔”、“尊儒”；甚至更有一般所謂“黨人”──當然也是屬於“保共改良派”的了，便立馬迎上前去，要發起一種“新儒學、新新儒學”的“學術運動”。其用心，自然不難揣摩。但是，這卻與我們今日要批判共產黨公開否定、栽贓、踐踏甚至焚燒我們民族文化，既要“溫故而知新”、又要“溫故而知恥”，大相徑庭。 本文對當今共產黨及其御用文人的揭露和批判，可謂一針見血。 該文作者頗富思想才華。若再能夠對中西的歷史文化，作一番認真的研究和比較，相信他的思想成就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儒學是什麼？關乎與此，已經汗牛充棟，不勝其解。其中主導思想，在撇開操作性方面，只講其語義上的詮釋，就像毛說的“為人民服務”和列寧說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一樣，好像都是真理；最為常見的"儒學民主論"引述，就是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然而，我們評價這些語言和語勢真理的標準，不是看他說得比唱得好聽，而是看他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內涵及其可操作性如何。“民為貴”的實際操作性是什麼呢？幾乎和“為人民服務”一樣，是不可以操作的；他其實應該反而言之，才能被中國幾千年歷史所證，或者被證偽──是“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沒有人可以反駁這個歷史。“民為輕”的改變，就是造反當皇帝，成為“君為貴”；沒有君為貴，民也為貴──熊掌和魚兼可得的那種近代西方人民的存在之可能性。這個“民”，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種詩意幻覺和政治欺詐。 民，如何為貴？前此，我們說過，是因為儒士加入寵幸和世襲政治，成為官僚集團的政治組成因素，變成為馬科斯.偉伯所謂的儒士平民參政的、平衡於寵幸階層政治的儒家＋皇帝的政治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儒家參與，從來不是因為他們是民間力量，而是恰恰相反，是他們背棄民間力量的結果。誠然，儒家參政，出現了良相以降的一系列優秀人士和知識人，但是，所有這些人物並非成為政治异見人物和政治反對派而持衡於寵信階級、世襲階級，而是成為媾和統治階級政權的一種政治附庸。他們或許在有限拉開和皇族階層之間距，在創造儒士品格和見解上，做出過文化和道德貢獻，甚至留傳“士可殺，不可辱”的節操堅守例證，但是，他們卻很難成為西方意義上的民間獨立力量。 在儒士加入寵幸階級即統治階級以後，他們參與了正統思想即王朝道統建設。換言之，他們的加入和出現，產生了帝王本身乏力創造的政治思維、統治方略和學術集結。這個儒士之與帝皇，成為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一道風景線。其“進、退”之道，完全取決於政治勢力的分野和捭闔、親密和疏離的皇帝決斷。在獻策和諫事方面，中國的知識人和士，即要考略他們先輩儒士創作的三綱五常，又要取媚於當權者的好惡，甚至獻上身家性命，講“忠貞報國”，“苟利國家”，完全不可能建設類似近代西方市民階層和三級議會一類人民組織及其輿論壓力和上傳渠道。他們在思維和組織建設上都乏善可陳，毫無建樹，連意識到這一層，也毫無可能。於是，在所謂沒有民主的中國，這個儒家組織和思維內容，連帶其操作層面，就完全仰仗於封建王朝和君主皇朝的政治機器，是不是夾帶著他們這些或許很杰出之士的意願。這個意願一朝毀棄，他們就墮入萬劫不復之政治噩運而無法輾轉。他們除去落荒為寇，別無他途；或許還有一條悠悠南山之飛地，等著他們；如此而已。 這個基本描述，呈現的局面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儒士創造的連皇帝也要服膺的三綱五常之要則，是中國歷史上知識人很熟悉的天道正統。這意味著，寵幸階層和世襲皇族不可以繞開儒家獨創正統。他們服從的不是後來，類似毛澤東思想的趙匡胤或者朱元璋思想，而是孔孟原則。於是，儒士思維不但淩駕於人民思維之上，而且淩駕皇帝思想、舉止之上。這個方式有其正負兩面作用。 一個作用，是歷史賦予儒家和士們一個舉世無雙的特權。他們可以用來約束或者說，說服寵幸和世襲階層中的當權者。當然，他們不可以違背他們的老祖先創立的“原教旨主義”學說；皇帝老兒也不可以獨自創造──像“痞子毛”試圖做過的那樣。這樣一來，這個古代社會乃至民國初建以來，儒家道統，雖被“五四”惡打了一通，但是，他們那種傳統力道，還是存在和繼續得到保存的──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學衡派、會通派諸君的保持和堅守，是為證。馬克思主義和“痞子運動”帶來的思維和舉止，雖然瘟疫一樣蔓延，但是，他們是無根基的流民文盲，不及儒士們的歷史和學說有根據，有威嚴。這個根據，就是他們設法使得傳統力量，在分野朝廷和有限民間之空間上，做到一而二，二而一；在並不形成反對派局面的原則下，實現了開明專制和訓政階段的相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留甚至開拓。我們說，這個獨立，這個自由，是一種歷史現實，也是一種理念追求，正是涵蓋此意。 換言之，民國儒家主義運動依賴的生存空間，就是蔣公並未完全類似毛那樣控制一切。前此我們說過，蔣公留給思維和活動的民間空地，還是可以實現或者有限實現的。 “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創造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又一次文藝復興。這個復興和儒家進入政治結構的先秦時期的那次復興，雖然原創的部分，尚且付之闕如，但是，其引進西學的大潮，卻首次打破了儒家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了包含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內的思想的東漸，乃至由英斂之和馬相伯等人主張的西教東漸。雖然，我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所有這些思潮，尚存在食洋不化，生搬硬套之嫌，乃至這個百家之局，並未分出高低優劣和錯誤真確，甚至帶來列寧主義直接與痞子運動相結合的悲劇歷史。但是，這個西學東漸的活動，迄今為止，還是成了對中國思維、中國學術進行考量和檢驗的一個標尺。 蔣介石時代，這個文化探討和西學研究得以發展，產生了系列之大師級人物。究其原委，則是因為蔣公有民主，尚且存在的思想和社會局面，寫作、出版和結社的空間，是存在的。這個空間之建立，同樣仰仗於民國社會和中國古代社會一樣，並沒有產生極權主義“思想國有化”的無民主壓制。政界人物尚懷有某種文化情結。從汪精衛的詩詞到于佑任的字畫，一般國民黨元老級人物的文化素養，和他們秉承儒家尚好的傳統，使得傳統文化裏的優秀部分，在文學和哲學、宗教和經濟層面頗有所開拓和掘進。 在建設文化載體、崇尚結社自由方面，民國社會並非荒寂雕零如毛氏文革，那種“放得下一張書桌”的局面比比皆是。比如，大學的獨立和自由。教會學校如燕京大學、貝滿中學等現今的百年老校，則是基本獨立於政治的自由飛地。蔡元培一方面贊成清黨，消除共產黨的有害暴力；一方面，並不排除研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個寬大的襟懷，只是截至到1949年才告結束。我們所謂“十一”文化一旦登場，一切就必須謝幕了。 蔣宋家族，成為西方作家稱之為國中第一個基督教家庭。這個家體的存在本身，說明瞭基督教和蔣介石並無關係緊張的對抗，甚或完全相反。 報紙和社團一直存在，從“學衡”到“新華日報”。“大公報”，則獲得了國際社會主流輿論的承認和贊揚，且獲得國際報界大獎。 在營造法律，製造憲政方面，1946年張君勱等人鼓吹的歐美法系，成為排除斯大林大法的法界勝爭。連共產黨也同意實行“民主法制”，參照歐美法系而非蘇聯法系，制定中國法制。 文學、哲學活動，並無任何人治限制。大家輩出。哲學的新儒學運動，雖然遠離民生主義和自由主義，但是，並非完全關係無涉。 所有這一切，已經比起清末以前的中國社會來，更加加入了國際思維這個成份。在區隔選擇歐美普世價值和選擇施行蘇聯極權統治方面，蔣公心知肚明，偏向反蘇──這是一個個基本正確的政治估量。 那麼，如何估計蔣介石社會儒家哲學和孔孟道統的存身與變异呢？我們的基本估計是──固然，蔣公社會存在某種有限度的自由和民主，但是，儒家所謂幫閑和同謀於官方政治的角色，沒有改變。蔣介石採納和容忍了各種主義和思潮，但是，他依舊未把儒家（包含整個西學主義派），容納到健全的、具備反對派、反對黨建制的政治結構之中。一方面，他的真正的反對派存身的機制，沒有拓展；另一方面，共產黨翻雲覆雨，借機坐大，籍諸國家危難，出謀逼迫政治，使得“雙十二”政變以來的國情，發生變故。他們消極抗日，積極發展，直至得手。這個歷史，蔣公之責任，也是在於他不知道如何改變儒家取自於民，卻達至於官──這個千年老傳統、老做法──以至1949年前後，蔣介石的儒家謀事，如陳布雷、戴季陶雙雙殉國自殺。在這個意義上，蔣公無知於新生活運動之深刻內涵，他枉費心機地鼓吹的禮儀廉恥一類要則，都是不脫千年陳套的老看法、舊做法。我們的意思是，改造儒家，首當其衝，就是改變儒士附屬於統治者的從屬地位，使得儒家思維和行徑，可以稍稍拓展為近代意義上的反對派力量。也就是二，儒家千年改造和新生的要義，不在於注經說法，合縱連橫和以身試法，而在於他們應該牟取近代意義上獨立知識分子的言說和出版地位。他們應該把所有萬般正確的“民為貴”之思想，化為政治結構中反對派力量（即便是贊成派力量，也應該出自獨立立場，而不是詮釋這個、那個，僅僅成為詮釋派──當然，我們並不指望他們會超過孔孟，成為原創主義者）。 再是，這個來自民間，回到官方的政治意識和實際選項，應該加以更變。他們要開創來自於民，回到民間的知識分子立場。如果他們依舊是"斯為布衣"那類拾取俸祿者，屁股決定腦袋的可憐立場，使得他們除去作為門閥、衙內之類的出謀劃策之輩，並無獨立意義上的思想者。 其實，儒家概念，在邏輯的意義上，本身就是不可改造的一種政治存在和政治命名──我們之所以要改造之，是欲求施行某種證偽儒家的業績考量──這個“政治正確”的改造，也許在邏輯陳述的意義上，已經產生並非儒家定義可以涵蓋的內容估計了。 那麼，儒家思想，是不是尚有某些千年真理之類的原則和教義呢？ 我們以為，和很多哲學史上的思想一樣，這個哲學意義上的萬千句段和萬千語錄，並無不對之處──而且，問題根本不在於你引述了一百條真理，還是一千條，是你注六經，還是六經注你，這些不是問題的實質。其實質在於，思想層面的思想，是停留在、或者只是停留在那個層面，還是說，這些思想本身，成為自由民主操作之一部分。如果千年正確不被涵蓋在反對派操作的政治層面，其正確性，就變得非常可疑。一如，我們討論美國思想和美國法治。他們所有偉大的思想，之所以正確，並不是確立“民為輕”，然後馬上剝奪一切實現“民為貴”的政治行為，直到農民起義，推翻皇帝做皇帝，來一個“民為貴”。這個邏輯，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的根據。他們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法治，一種實現和一種理想現實的結合。他們說，自由，就是說，界定防治規定的權利；他們說民主，就是界定選擇制度和批評制度，建立反對黨；他們說免於匱乏，就是實行市場經濟和貿易自由原則。 那麼，現實中國政治中，有沒有這種紙上民主轉變成為現實自由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呢？沒有。 有無民國社會訴諸於“訓政期”的結社、出版和言論自由呢？沒有。 有沒有施行非極權主義之思想──產生連封建或者君主社會那種天道高於毛澤東的儒家主義呢？也沒有。 他們的極權主義統治，就是帝師合一，“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那種“天、毛、人合一”。 現在，中國社會還是施行後極權主義的思想壟斷；雖然，這個壟斷，已經成為紙老虎。有人嘲笑這種壟斷，是"半傻社會"的雙料對峙──草民社會傻對官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官方亦同。但是，這並不是說，這個統治，就是類似蔣公開放報紙和鼓吹信仰的新儒統治；連這個還遠未達到。這個統治，還是還原到儒士附庸於各種党文化統治的結局裏，那種局面。換言之，精英知識分子之角色，完全沒有，甚至還不如魏征或者李斯這些布衣，不如辜鴻銘和康、梁，不如陳布雷。他們的地位，充其量是田家英和胡喬木。所以，才有了什麼“民主是好東西”，有了“物權法”，很多人和政治局委員一樣彈冠相慶，他們何以如此興奮？其中一條，就是他們不知道那些“東西”的炮製者，不是獨立意義上的近代西方知識人，而是不如辜鴻銘之輩的御用文人。他們的儒家復興和民主復興，連“屁股和腦袋”問題，尚且還關在政治局裏，沒有解決，何談其他！ 這就是“新新儒家”妄談儒道的豈有此理！原因極為清楚。他們的身份定位，已經不如古代中國，那種李斯布衣的半民間角色──這個角色，按照馬科斯.偉伯的看法，是建立中央官僚機制之要角；這個官僚機構，在歷史的意義上說，是有積極正面作用的──相對於世襲、寵幸集團單獨為政。但是，這個官僚集團的儒士階層，由於絲毫沒有人民性質（古代希臘羅馬人民意義上的參政；英國市民階層，公民社團的性質；法國第三等級的人民性質等），他們的剛一開始具備的積極意義，完全於時俱退了！ 到了清末，這個儒家出身的選舉/考試制度，也被廢除。他們這個民間來源，也被切斷了。民國官員的來源，除去“功勞”登臺以外，則是具備某些留學背景和新式大學背景中人（1927年南京政府重建和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形式上的初步統一之後，國民政府就開始了公務員考試制度，並且成績不菲）。 1949年以後，紅色寵信階層重新登基，太子党及其附庸，掌控國家資源命脈之大半之大半；加上後極權、半傻文化和思想國有化，二兼而行的局面，造成文化貧瘠以致荒原遼闊之形勢。這個時候，一批毛附至於皮、新儒士一類人物，跑出來奢談中華文化、儒學復興，我們可真是欲哭無淚、想笑又想哭了！ 至於所謂有人提出，共產黨現在也要借道儒學，來一個和諧式，我們暫且不敢苟同。一直以來，儒家製造正統思想，“中介”天、人之道，千年不變。忽然，共產黨自身越過儒士，自己，來一個三綱五常之制定，豈不可笑，莫不是天下奇觀乎？ 揭了謎底，還是共產黨想還原到皇帝老兒那般，借助儒士，來一個天道在上，儒家解之的局面。但是，這個局面在今天，難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你，一不要反對派，不建立獨立知識人群落；二，不想改正排除趙匡胤、朱元璋思想的毛澤東思想（還寫進憲法/戲法吧！），又要搞儒家立論，和諧交響樂，真不知道阿巴多，是不是買賬！三是，他們對待現在的陳布雷和辜鴻銘，真是遠遠不如蔣公和張之洞哩（田家英自殺，胡喬木反省）！為什麼？老式官僚本身，知書達理，禮賢下士；毛澤東呢？一律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還有什麼可以談儒、談道之空間呢？ 有人說，呵呵，士可殺，不可辱──現在，既要殺，也要辱──你乍地？可悲啊，可悲──這類党文化大氅下的儒士復興！儒家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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