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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更多的王友琴 學生打老師殺老師──是一個最好的學術研究課題之一
大陸 躍剛
我不知道這裏有多少人按照非常嚴格的學術標準做過長期的研究工作，所以覺得有必要和對真正的學術有興趣的朋友談談王友琴工作的學術意義。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一個專門課題的詳細嚴格認真的分析研究，得到對我們所想要瞭解的事物最深入的理解。一個研究課題的好壞可以從這個研究帶給我們對整個學科甚至其他學科有多大影響來判斷。一個題目大得嚇人的課題並不見得是好課題，通常也只有“哥猜”家們才喜歡毫無顧忌地宣布自己在研究多麼重大的課題，因為他們感興趣的不是學術，而是戴著學術桂冠的各種光環。一個看起來不那麼偉大，但卻可以讓研究者直接切入問題本質的課題才是真正的好課題。 舉個自然科學的例子，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不是因為他大而無當地像很多物理“哥猜”家那樣思考宇宙是絕對還是相對的才得到的，而是因為他仔細分析了牛頓力學和電動力學之間的矛盾以及光速不變這個假設的推論所得到的。 回到我們討論的問題上來，在我看來，研究中國社會中學生打老師殺老師的現像是研究中國社會最有學術價值的課題之一。中國社會的傳統是只要一個人做過我一天的老師，他就永遠是我尊敬的對象。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話，就是他的一個既真誠又誇張的說法。在中國歷史上也好，傳統觀念中也好，背叛自己的老師就和背叛父母一樣會受到最強烈的譴責。中國傳統中的株連也會牽涉到學生，原因就在於按照常理，不管老師犯了怎樣的錯，學生永遠是應該尊敬老師的，不會因為老師遭難了就不認他是老師了，不會因為有人會說老師壞就覺得老師是壞人了。只有在十惡不赦的情況下，而且通常是在被動的情況下，學生才會背叛自己的老師。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學生毆打甚至殺害自己的老師呢？不管從學術角度還是從人性角度，這都是一個絕好的研究課題。如果弄清楚了這個問題，會對理解共產黨社會怎樣將正常人逼向瘋狂有極大的幫助。 從王友琴對待研究課題的態度來看，也可以看出她是這一課題的最佳PI。只要是真正的學術研究，不是“哥猜”家們嘩眾取寵的把戲，研究者本人應該儘量讓自己和研究的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一個正常社會中正常人的心態來調查記錄分析所有的資料。對於人文課題，研究者自然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總會多少有自己的觀點和傾向滲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但一個研究成果的好壞，尤其是一個還沒有太多人涉足的領域，一個收集資料會遇到極大困難的課題，除了看研究者有沒有認真的分析和深刻的結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就像一個自然科學新領域，最重要的是可靠的實驗數據，而不是空想出來的理論。 王友琴在學生打老師殺老師這個課題上，收集了大量從來沒有人收集過的資料，用嚴格的學術標準整理了這些剛開始是非常原始的資料，仔細分析了這些資料和當時社會上一些重大事件的關係，得出了相當可靠的結論。在文革研究中，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那麼嚴謹同時又那麼有意義的研究工作。王友琴收集的學生打老師殺老師資料將永遠是任何想要認真客觀研究文革甚至中國社會的人的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和王友琴的工作相比，我覺得有些人關于文革异端思潮的研究雖然可能會引起親身參與文革造反的人們的興趣，對正常社會裏成長起來的正常人卻不會有太多影響。而某些人關於林彪事件的所謂研究更是缺少嚴格的學術性，更適合去寫小說，拍電影，卻不可能真正進入學術界。中國的人文學術界在共產黨領導下早就忘掉該怎樣做研究了，大學裏的教授們寫出的學術論文也毫無學術內容，所以也難怪人文學術界“哥猜”家們常常可以讓人相信他們真的是在做學術。 王友琴的工作引起了那麼多人的注意，甚至引出了某些當年造反派人士的反對意見出來，說明王友琴多少年來收集死難者資料的工作已經引起了所有人的關注，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只要不是像上次有人以極其惡毒的造謠誣陷方式對王友琴進行人身攻擊，這樣的討論只會讓更多的人注意到文革中殺人暴行，注意到文革時期社會已經畸形到什麼地步，也可以讓正常社會裏的正常人瞭解到，人可以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裏變得多麼邪惡。這樣的討論其實只會爭取到更多的人參加到這樣的資料收集工作中來。 對此，我想一定會讓某些當年的造反派人士希望把文革研究轉變成研究他們這些造反派怎麼先知先覺的課題的人們失望，因為不管是新一代大陸人，還是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外國人和海外華人，從人類本能來說，有興趣的是人性(或者更精確地說是人性的滅絕)在一個特殊時代的表現方式，而不是幾個造反派自戀狂喋喋不休的自說自話。這些造反派的自說自話和自戀狂病症，也許對研究人類在特殊環境中會變形成為怎樣的人有幫助，對以瞭解社會為目的的研究卻似乎不會有多大用處。 我們需要更多的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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