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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大”── 大字報
辛明
“四大”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統稱，這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混淆視聽的概念。在本質上“四大”就是“一大”──大字報。因為大鳴、大放是虛指，講的是聲勢，而不是具體的行為方式或行為手段。而大辯論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只有共產黨認為的“正確言論和思想”才可以真正得到充分的表達。共產黨所反對的或不喜歡的言論和思想卻要受到嚴格地限制和打壓，從來也沒有機會與黨的正統觀念進行辯論。毛澤東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合在一起統稱為“四大”，實在只是為了裝潢門面，為他情有獨鍾的大字報壯大聲勢。 毛澤東為什麼會對大字報情有獨鍾呢？那是因為他可以利用它來運動群眾，把中國人民玩弄於股掌之間。
一、大字報源於中共專制統治下的特殊國情，誕生于中國人民對民主的強烈訴求
一般而言，人民可以通過兩個常規途徑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一、大眾傳媒。人們直接或通過作家和記者間接在報刊、雜志、電臺、電視臺發表自己的意見，籲請世人和政府的關注和重視。二、民意代表。人們通過自己選出的可以信賴的各級議員，在各級議會上轉達自己的願望和要求，表達自己對政府和社會的意願和期待。選民可以約見自己的各級議員，要求他們在各級會議上表達自己的意願。議員有義務會見自己的選民，不可以推諉不見。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篡政以後，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最嚴厲的政治思想統治。所有的大眾傳媒都變成了“黨的喉舌”，人民沒有最基本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喪失了通過大眾傳媒表達民意的任何可能性。同時，中國的各級議員（人大代表）是在中共各級組織部門“選定”後，然後再通過間接“選舉”產生。人民只有權利“選舉”區縣級人大代表。區縣級人大代表“選舉”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選舉”全國人大代表。也就是說，級別越高的人大代表離基層選民越遠、越高高在上。選民不認識他們的代表，代表不認識他們的選民。在選民和代表之間沒有任何有效的聯繫渠道。代表沒有代表他的選民表達民意的責任和義務，選民也不指望他的代表會代表他們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批評和要求。這樣的代表，與其稱之為人民代表，不如稱之為党的代表──以人民的名義替黨裝潢門面的代表。就這樣，表達民意的第二個途徑也被完全堵塞。 所以，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報刊雜志上只有一片對中國共產黨的歌功頌德和感恩戴德之聲。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種統戰機構的各級會議）上也永遠一致通過共產黨在事先擬議好的決議。民意算什麼東西？中國共產黨聽不到，也不在乎！ 1956年2月，“蘇聯老大哥”對斯大林展開了批判。共產主義鐵幕後面出現了思想言論“解凍”的大氣候。毛澤東居然也佯充開明君主，在1957年初號召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幫助党整風。在這種形勢下，沒有任何民意表達手段的普通中國人民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用大字報這種非正式的、影響力有限的“出版”方式“發表”自己的意見。 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灰色的墻壁上誕生了中國的“第一張大字報”。它單刀直入地質問北京大學團委：出席共青團代表大會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因此，大字報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同時在民意表達的兩個途徑上向共產黨提出了挑戰﹕ 一、在形式上突破了“黨的喉舌”的控制，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二、在內容上在爭取自由選舉他們的民意代表（團代會代表是廣大團員的民意代表）的權利。接著，哲學系的調幹生、共產黨員龍英華貼出大字報，建議在墻上開闢民主園地，展開爭鳴，幫助黨整風。隨後，更多的大字報相繼貼出。這一天後來被北大師生稱為“五•一九運動”。 不難看出，大字報的誕生與中國人民的民主訴求密切相關。它是中國人民在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也沒有真正的民意代表，從而喪失了所有民意表達手段之後所不得不使用的最後表達手段。 沈澤宜和張元勛在“五•一九運動”中貼出的長詩《是時候了》形象地表達了失去民意表達途徑的青年人是多麼痛苦。他們對自由地表達是多麼地渴望。
青年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 一齊都寫在紙上。 不要背地裏不平， 背地裏憤慨， 背地裏憂傷。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 看一看天光。 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 我的詩是一支火炬， 燒毀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光來自‘五四’。 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笞陽光中的一切黑暗。 為什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 為什麼有無數墻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 為什麼……為什麼？…… 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兄弟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大字報在內容上千差萬別，在形式上五花八門，短文、雜文、口號、對聯、漫畫，應有盡有、雜亂無章，完全談不上統一和規範。大字報五顏六色、光怪陸離、大小不一、形狀各异，有用彩紙寫的、有用白紙寫的、甚至有用舊報紙寫的。在風吹雨淋之後，紙張撕裂、漿糊剝落、滿地落英、四處飄零，既浪費紙張漿糊、又有礙市容觀瞻，更影響環境衛生。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除中國之外，沒有任何國家出現過全國範圍的大字報風潮。毛澤東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大字報大概也可以算作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創造出來的人間奇跡之一吧！
二、毛澤東利用大字報運動群眾、打倒政敵、維護個人極權統治
北大的“五•一九運動”很快就被鎮壓了。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反右鬥爭正式揭幕。“幫助黨整風”不再提了，變成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反擊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為數有限的幫助黨整風的大字報被淹沒在擁護党的英明領導的大字報的汪洋大海之中。北京大學是全國高校之首，北京其他高校和全國各地高校爭相效仿，接二連三地貼出了許多反擊右派分子們猖狂進攻的大字報，形成了大字報史上的第一個高潮。毛澤東和共產黨用高壓和欺騙恐嚇和愚弄群眾，把本來是民意在無可奈何之下的最後表達手段──大字報，用來對付先知先覺、敢想敢言的人民，殘酷地壓制了人民的自由訴求，在全國範圍內抓出了上百萬右派分子，把有良心、有正義感的敢言知識分子幾乎一網打盡。中國從此進入了更加萬馬齊喑的黑暗年代。 毛澤東嘗到了大字報的甜頭。他認識到，大字報是他運動群眾、打倒政敵、維護共產黨極權統治的有力工具。毛澤東在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鬥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鬥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 毛澤東的思路是，工農兵以大字報為武器展開反右派鬥爭，從而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大獲全勝了，可見這是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推而廣之，他甚至以為可以用這種方法解決一切問題。1958年，他寫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裏面有好幾條提到“鳴放辯論”的妙用。他認為連農業合作社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問題也可以用“鳴放辯論”的辦法解決。他引述了“湖北同志”王任重的意見：“以1957年生產和分配的數字為基礎，以後的增產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給社員，六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對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六成分配給社員）。如果生產和收入已經達到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的，可以在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後，增產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給社員，七成作為合作社積累），或者一兩年內暫時不分，以便增加積累，準備生產大躍進。” 考慮到農民並沒有權利真正進行“鳴放辯論”，我們就不難看出，這種貌似有理的辦法實質上是強奸民意的手段。除了傻子，沒有人會願意減少自己的分配。但是，一旦在黨的領導下展開“鳴放辯論”，幹部和積極分子為了爭寵獻媚就會提出按照黨要求的比例（甚至更少的比例）進行分配，農民群眾害怕當落後分子挨批挨鬥，也只好違心地附和。這就是所謂的通過鳴放辯論就能夠取得的群眾的同意。 為此，毛澤東想把大字報推廣到農村去。無論多麼無孔不入的政權都很難把它統治的觸角延展到農村，但毛澤東可不容許他的統治有死角存在。為了強調把大字報推廣到農村的必要性，他掩蓋大字報是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創造出的“人間奇跡”，而把它說成是中國人的光榮歷史傳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他談到要在農村推廣大字報，居然捕風捉影地說，“中國自子產時就產生了大字報。” 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公元前522)，是春秋時期鄭國的相國。毛澤東似乎在宣佈：大字報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年的光榮歷史了。但是，我們都知道，在春秋時期，人類還沒有發明造紙技術，“中國自子產時就產生了大字報”完全是不值一駁的奇談怪論。 就在那一年，毛澤東异想天開地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其結果是，中國沒能“超英趕美”，反而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在全國餓死了四千三百多萬人。毛澤東在中共領導層中的個人威望下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不得不退居二線，不再幹預經濟工作。在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領導下，陳雲、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務實派中共黨人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果斷地“堅決退夠、全面調整”，使國民經濟形勢有了一定好轉。中國農民開始擺脫餓死的困境，過上了半饑半飽的生活。毛澤東按捺不住，又迫不及待地要奪回他失去的權力。1962年，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等聳人聽聞的口號。然而，他還是無法動搖劉少奇盤根錯節的權力基礎。於是，在1966年，毛澤東孤注一擲，採取了任何封建主和帝王都不敢使用的下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群眾，搞亂全國，從下至上地推翻共產黨的各級領導，重新建立他個人的封建王朝。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在北大蹲點的妻子曹一歐的策劃下，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夥同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共七人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甚麼？》，攻擊北京市大學工作部和北京大學領導人宋碩、陸平、彭佩雲是“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正在南方巡游的毛澤東在5月31日接到康生送來的報告，看准了這是他搞亂全國、奪回權力的突破口，欣喜若狂地在電話中對康生說：“５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是寫不出來的。但是左派們寫出來了，我看好得很！”他指示康生在6月1日晚上8點半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全國新聞聯播節目中全文播送他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就這樣，在毛澤東的親自幹預和指揮下，大字報的狂飆隨即席捲全國，形成了大字報史上的第二個高潮。在此高潮中，大字報再次助紂為虐，幫助毛澤東搞亂全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無數僥幸逃過1957年大字報史第一個高潮的中國知識分子罹難，同時也樹立了毛澤東的個人絕對權威。 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認為打倒劉少奇的時機已經成熟，于8月5日公然發難，用鉛筆在６月２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空白處寫了幾十個字。在秘書徐業夫謄清以後，毛澤東在謄清稿上加了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全會上印發。它根本沒有抄成大字報張貼出來，與大字報毫無關係，毛澤東故意把它稱為“大字報”。這充分表達了他在1957年春天和和1966年夏天接連兩次嘗到大字報的甜頭以後，對大字報有多麼深厚的濃情蜜意。 毛澤東利用大字報運動群眾，打倒了劉少奇和他的所有政敵，奪回了他的個人權力，建立了他個人的獨裁專制體制。他十分得意地總結過大字報的“豐功偉績”，“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對毛澤東的這段“最高指示”，我們一定要正確理解，他說的“揭發黑暗面”是假，打倒政敵、奪回權力是真。 為了對大字報論功行賞，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授意他的黨和他的舉手代表們修改憲法。在憲法中增加了人民群眾“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從而把“四大”──實際上就是大字報──堂而皇之地列進了憲法條文。
三、鄧小平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大字報先利用後鎮壓
毛澤東長達二十七年的倒行逆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1976年4月清明期間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由南京首先發難，全國人民以悼念周恩來總理為名，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全國各地以大字報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民主訴求，宣布“秦皇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時的毛澤東“忘記”了他在一年前剛剛給予人民的“四大”憲法權利，在4月5日殘酷地把“四•五運動”鎮壓了下去。 當年9月9日，毛澤東的去世和“四人幫”隨後的被捕為中國帶來了新的轉機。但是，毛澤東在生命危淺之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卻仍然堅持“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人民忍無可忍了。於中共的“默許”之下，在西單的一堵長長的磚墻上，貼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報，反對“兩個凡是”，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與此同時，各種民辦刊物也應運而生，為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而吶喊。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充分利用人民對民主的渴望，在官方媒體“黨的喉舌”上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與民間的大字報遙相呼應、互相支持，終於把華國鋒趕下臺，奪取了最高權力。 權力一旦到手，鄧小平就變臉了。他無法再忍受人民的民主訴求，因為民主訴求是一黨專制的“天敵”。民刊很快受到了全面取締，民運活動人士幾乎一網打盡。對人民發聲的最後手段──大字報，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更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毛澤東運動群眾，以大字報攻擊政敵，使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吃盡了苦頭。所以，在利用大字報所表達的民意擠垮華國鋒、重新獲得最高權力以後，取消大字報就成了鄧小平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講到“四大”問題時，他指出：“‘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 這時的鄧小平顯然已經忘記了在華國鋒下臺前他所做過的支持民主墻的多次講話。他更加不記得在1957年“反右”鬥爭勝利後，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在那次中央全會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他說：“實行大鳴大放大爭，擺事實，講道理，出大字報，開座談會和辯論會，這是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夢想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這些話當作是他在為毛澤東捧臭腳。這應該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作為“反右”鬥爭的總指揮，他當時只嘗到了大字報的甜頭，還沒有吃過大字報的苦頭。 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做出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同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為期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是重要議題之一。這些人大常委中的許多人對“四大”的“危害”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他們仍然心有餘悸，不寒而栗。 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楊秀峰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條理由。其中的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是：“憲法中已經明確寫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這些規定保障了公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而‘四大’卻相反，妨礙了公民應當得到的正當的民主權利。 ” 楊秀峰完全回避了這樣的事實，即在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下，憲法中明確寫明的“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僅僅存在於紙上。它們是中共專制政權裝潢門面的旗幡，欺世盜名的謊言，掩蓋醜行的遮羞布。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人民從來沒有享受過這些自由。楊秀峰的另外三條理由“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會使一些人利用來大搞派性”、“泄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等等則更加不值一駁。 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幾乎异口同聲地贊同取消“四大”，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決定。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做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所謂“四大”的規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
結語
毛澤東提倡“四大”並用“四大”來厲行鎮壓，鄧小平利用“四大”之後再取消“四大”，表現不同，思想基礎卻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特別是他們個人的權力。在報刊雜誌都是‘黨的喉舌’，民意代表都是党的代表，人民沒有任何發聲手段的情況下，大字報將是人民不得已的和最後的輿論手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造反派就曾在緊跟毛澤東幹革命的歲月裏，在批判劉少奇及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號下，用大字報揭露批判過一些共產黨官僚即所謂“走資派”的醜惡嘴臉，儘管這些“走資派”必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批准或同意揭露批判的。 日本人把“四大”翻譯成“自由地發表意見”。應該說，他們譯得很準確。所謂“四大”實際上就是容許人民用大字報的形式，繞開官方對媒體的嚴密封鎖和對民意代表的嚴格管制，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取消“四大”實際上就取締了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人民要自由地發表意見的最後手段，就等同於絕對禁止自由地發表意見。因此，我們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們絕對不能放棄使用大字報的權利，聽任當權者割斷我們的微弱而無奈的發聲器官。雖然當代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共產黨一定會割斷它，我們也絕不能放棄。 目前，互聯網已經充分普及，國內上網人數已經高達一億以上。我們應該跟上科學技術前進的步伐，將人民自己的“一大”──往墻上貼大字報，提高為現代化的“一大”──往網上貼文章，從而在報刊雜志都是“黨的喉舌”，民意代表都是党的代表的情況下，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意願，創造言論自由的環境，直至最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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