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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下） 二零零六年增訂本
王友琴
目 錄
3.主要的折磨方式 4.誰被打? 5.誰打老師?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五、為什麼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產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3.人性惡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惡浪之後 七、未被審判的罪行 八、四十年後的反思 九、簡短的結語
正 文﹕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頭、棍棒打，用腳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農民鬥爭地主的這一方式。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學生讀過。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師範學院，上文寫到的吳天石和李敬儀夫婦就是因“游街”而被折磨死的。 (3)在挂在被打成“敵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上，寫上“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這個人的被打了紅“×”的名字。這一象徵手法被使用，是因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標有紅“×”。許多教師被強迫必須在公眾場合挂著這種牌子。開始的時候，這種牌子多由兩尺見方的硬紙板做成。但是後來有學生製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體攻擊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學──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墻的學校──鬥爭校長劉啟明的時候，有學生甚至用細鐵絲把一塊巨大的城墻磚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飛機”或“坐噴氣式”。這兩個名詞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在“鬥爭會”上，被鬥的人被強迫站在臺上，低頭，彎腰，雙臂後舉，身體形狀如噴氣式飛機。“鬥爭會”常常持續數小時，長時間保持這種姿式是很痛苦的，特別是對那些年紀大的人來說。 (5)剃“陰陽頭”。其髮型，形似中國古代的“陰陽”圖案。學生把教師的頭髮剃去半邊，因而命名。這一方法常使用於女老師身上作為特別的懲罰。不僅中學生，大學生也這樣作。 (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佩戴紅色袖章，腰束皮帶。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學生不需要任何搜索證便可以到老師家中搜查他們的私有財物。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師一般都有很多書籍。除了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學書籍外，其他書都被視為“四舊”沒收或者燒掉。南京師範學院西方美術史教授秦宣夫的畫冊全部被來抄家的紅衛兵倒上煤油燒光。一位教師的相當完整的中國象棋藏書，也全部被沒收和毀掉了。 (8) 校園“勞改隊”，又稱“牛鬼蛇神隊”或“專政隊”。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被打入其中。這種隊被認為是“敵人”集體。隊中的人必須做髒的、重的工作。如掃廁所，拾垃圾，等等。他們也必須總是挂著“黑牌”。在“勞改隊”裏的老師隨時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有14個教職員在“勞改隊”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其中“勞改一隊”6人，“勞改二隊”12人，“勞改三隊”6人。進“勞改隊”的人占了全校教職員工人數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訪者估計，各校被正式趕入“牛鬼蛇神隊”的老師的比例普遍超過百分之二十。1985年前後在北京編寫的五所中學的簡史顯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46名教師曾被趕入“牛鬼蛇神隊”中並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學，63名教師進過“牛鬼蛇神隊”[20]。在北京育英學校，二十多名教師進過“勞改隊”[21]。在北京育才中學，16名在“勞動隊”中的幹部和老師都被當作“黑幫分子”毒打[22]。在通縣(北京郊區)第一中學，學生剃了四個女教師的頭髮，76名老師中的53名被強迫進入“牛鬼蛇神隊”，在皮鞭下每天勞動14─15小時[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稱作“嚎歌”，因為被強迫唱此歌的教師已不被視為人類而被視為動物。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被強迫一日數次唱這個“歌”。如果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打或被罰。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此“歌”詞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對人民 有罪，人民對我專政， ｜6 5 3 3｜2 2｜ 我要低頭 認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許老老 實實， 不許亂說 亂動，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亂說 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爛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錄所列的學校中都幾乎都被採用過。還有別的方式在部分學校被採用。其中相當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設立牢房關押教師。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學，一位姓龔的老師被關押在學校幾個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北京第五中學，校長呂清寰被關在樓梯下麵的小黑屋裏幾個月。北京第十三中學，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北京清華園中學，北京外國語學校，都設有專門牢房關押人。北京第四中學和第六中學都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了監獄。在北京第六中學，如上文已經寫到的，紅衛兵設立的監獄關押老師和別的人長達三個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學學習“革命經驗”。據一位北京景山學校的紅衛兵說，他們因被指責為“鬥爭性不強”而去參觀。她看到監獄中遍地都是血跡。兩年以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這種牢房建立於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被俗稱為“牛棚”。實際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 各式各樣的折磨方式均被使用。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紅衛兵學生用塑料包的鋼絲繩打老師。據一位受害者說，這種塑料包裹的鞭子，不會象銅頭皮帶那樣造成皮膚上的明顯傷害，但是導致更加嚴重的疼痛，“疼得鑽心”。在南京南市小學，一位女教師被強迫站在一隻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聽批鬥。批鬥完後，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這名教師摔到地上。在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有教師被紅衛兵強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01中學和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強迫老師打那些已經被打死的同事的尸體。當他們拒絕這樣做時，紅衛兵咒罵他們“同情階級敵人”，將和被打死的人“同樣下場”。 甚至連那些有幸免於進入“勞改隊”的老師也生活在恐懼中，因為時常有學生來要錢和糧票。據幾位被訪者說，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老師白天呆在學校附近的農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騷擾。
4.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教師成為“文革”的打擊目標。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學生遇見老師，不再向老師問好。他們不禮貌地呼叫教師的全名，以代替過去帶有敬意的“姓＋老師”。大多數教師都在大字報上和“揭發批判會”上受到語言攻擊。被揭發批判的老師不被允許替自己辯護。在8月初“工作組”離開學校之後，學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毆打教師。當老師遭到身體攻擊時，他們得不到任何保護。不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被打。一般來說，下列四類老師被打最多： (1) 學校的負責人，包括學校一級(在大學裏，系一級也在內)負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為“反革命黑幫分子”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之中，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以及主管教學工作的人受到更嚴重的折磨。舉例來說，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較低並只主管學校總務工作如建築物維修的副校長外，其他五名校一級領導幹部都被毒打，而學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當時是第一副校長。假使學校當時有正校長在職，這個正校長可能先於卞被打死。 (2)學術上較有成就、教學業務上較強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被“鬥爭”。在大型大學裏，幾乎所有的教授都成為“反動學術權威”，不論他們的專業是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在一般大學裏，一個講師也會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只因為那裏沒有多少人有更高級的職稱。1956年以後，很少機會有職稱提升，所以1966年時，級別低的青年教師中學術成就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樣被鬥。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裏，教師中級別相對較高或業務能力較強的老師都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而加以攻擊。每一個學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擊目標。 文學藝術界和教育界一樣，被規定為文革的重點打擊對象，所以在文革前發表過文藝作品的人，都遭到攻擊。一些年輕的中學語文老師，僅僅因為在《北京晚報》等處上發表過一兩篇短文，就被攻擊為“黑作家”“小吳晗”而遭到“鬥爭”和毆打。（吳晗是明史專家，京劇《海瑞罷官》的劇作者。1965年10月在報紙上開始“批判”《海瑞罷官》被當作發動文革的第一個重大動作。） (3)被認為有“政治問題”的人，比如有“海外關係”的人，和國民黨曾有關係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有意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1957年有相當一大批教師被打成“右派份子”，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當其衝被攻擊。有的青年教師僅僅因為曾經聽過“美國之音”廣播，在文革前就被指為“偷聽敵臺”而遭到監控，文革開始後受到更加嚴重的攻擊。教師隊伍在“文革”前已經多次被清洗，文革是要又一次從中找出新的打擊目標。 在相當多的地方，當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自己還沒有被“打倒”的時候，他們先領導攻擊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們自己也進了文革的打擊對象圈子。 以上三類人是在“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設定的目標。他們因此難逃攻擊。 (4)一般老師也會挨打 教師是學校制度的主導力量部分。因為整個學校制度被指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教師從整體上被當作文革的打擊對象。即使是一般教員，也會為一些原因比如得罪過學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會被打。 紅衛兵擁有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使得個人可以趁機報復私仇。比如，丘慶玉，上文寫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是被已經畢業上了中學的學生回到學校報復時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學，副教導主任單承佐被當作“黑幫分子”鬥爭時，一個學生凶猛地打他並說：“你還記得你以前處分了我嗎？現在是你倒黴的時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學，一個初二的學生毒打一位女教師，逼她在地上爬行，僅僅因為“文革”前這個女教師到這個學生的班上代課時批評過這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個七十來歲但相當健康的老校工許占魁，平時對學生比較嚴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開始以後，“牛鬼蛇神”一詞常被用來指稱那些鬥爭對象。對文革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古詩，原意是指化妝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義就成了打擊對象的總稱。這一詞意的模糊性導致了很多老師被打的隨意性。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幾個紅衛兵學生遇到體育老師張敏，問她每月工資多少，然後就按照工資數用銅頭皮帶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容貌漂亮並發表過數首詩，因而遭到“鬥爭”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學，有一位老師因外貌比較醜也被打，因為學生說他像電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務”。 在中學裏，每個班有一個班主任，管束學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這部分老師比其他老師更易遭到學生的暴力攻擊，雖然他們既非學校的“當權派”也不是“學術權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位班主任，一個二十多歲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陰陽頭”。在北京第二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剃了五十來歲的女班主任的頭髮。湖南湘潭第一中學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剛從師專畢業不久，二十來歲。男學生把她的蚊帳捅爛，把她的東西砸壞。由於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經給過一些學生不及格分數的老師被打得非常厲害。 訪問教師時，筆者曾經問過，被打時你們的反應是什麼？事實上，他們全都無聲地忍耐了種種殘酷的虐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郭聖銘教授，當他被從家裏拖出去游街、頭上戴著“高帽子”、腳上沒有穿鞋子的時候，他想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胡鬧，不要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學幫助他承受了侮辱。為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他讓自己相信種種暴力行為都只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他不是這樣做的唯一教師。龔浩然，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教員，自稱在“文革”前練過武功並知道怎麼在這種情況下保護自己。當學生打他的時候，他蹲下，雙手抱頭，以武功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呼吸。他總算被傷得不算厲害。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學教師孫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關押在家中毒打數日。他說，他總結的“經驗”是被打時要盡可能保護身體不動，這樣可以減少疼痛和傷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鰲，被打傷後不能從醫院得到治療。他用“雲南白藥”── 一種傳統的治療外傷的中草藥──治療自己。這種藥需要與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從未喝過白酒。從1966年夏天之後他便天天喝酒。開始是為了治傷，後來則是因為形成了習慣。他一直喝了下去。 沒有一個人採取公開行動抗議或反對這些暴行。這並不是因為老師們全都怯懦，而是因為抗議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三個明顯的原因：(1)警察已經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學生的行動[24]。沒有人幫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這些打人的學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的“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而老師卻是些互相隔絕孤立的個人。(3)任何個人性質的抵抗會帶來嚴厲的報復並導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並被打。據紅衛兵在當時宣稱，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來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文革後有當事者透露李文波沒有用菜刀攻擊紅衛兵，只是要求讓他的妻子上廁所。紅衛兵因此毆打他的妻子。在混亂中發生衝突。李文波被當場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帶走，在9月12日被以“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刑，在9月13日被槍斃。李文波死後，紅衛兵在全城發起了以“討還血債”為藉口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女十五中的紅衛兵在8月25日當晚打死了學校負責人梁光琪。從第二天──8月26日──開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字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被打者的範圍也擴大了。上面寫到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26歲的劉樹華老師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後自殺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若沒有戶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紅衛兵卻無處不在。一位教師被訪者說，秘密逃離北京或中國的念頭曾在他頭腦中閃過，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樣太困難也太危險，所以不能做。孫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師，在家中被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時，他的姐姐孫啟坤，一個退休會計，來跟他道別。她的丈夫是北京鐵道學院的教授，在其學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經有教授被打死，他們就一起離開了家。孫啟坤在弟弟孫菊生的家中被紅衛兵抓住。她拒絕說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孫啟坤被打死。 唯一從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師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教授，著名的音樂家。在受到侮辱毆打之後，他在1966年11月秘密離開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後，建立了一個專案組作全國性的調查。那些被認為幫助過他甚至僅僅跟他有過接觸的人都受到了殘酷的審問。這些人中，有的被關押了8年，有的死在關押中。這種殘酷廣泛的株連手段，使得沒有人敢于幫助別人逃跑，也沒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這種情況下，一隻鎖牢的鐵籠子已被造成，教師們無處可逃。面對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師們除了忍耐並把自我欺騙當作心理避難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地理老師，目擊了許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懼中，她跪在家中地上並叫她的兒子打她，來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她覺得沒有這種“彩排”，她將無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師們在6月裏曾被“工作組”劃為四個類別。在工作組撤離學校後，這種政治身份仍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稱強調的要“區別”對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和“敵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師，防止了教師團結起來抗議暴力行為。在卞種耘老師被打死以後，校中只有一位語文老師張靜芬用偽裝的筆跡匿名給卞的丈夫寫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師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認為“沒有問題”的老師，和學生一起鬥爭別的老師。在訪談中，聽到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其他老師以報私仇的故事。
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為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為。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為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為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於“紅五類”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為其成員 。這五種家庭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裏，沒有農民，因為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准搬進北京城裏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幹部）可以算作“革命幹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為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幹部”子女成為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占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為這個中學的幹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一般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外圍”的組織，支持和協助紅衛兵。所謂“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制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後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打人者競相顯示對 “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為是他們中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後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後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髒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裏沒有犯罪感，只有一片亢奮與猙獰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就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女學生打死的。相當一些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坪，而且發明瞭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脖子上挂著磚頭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紅衛兵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後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後突然鬆開繩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斷三根肋骨，還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後遺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十三個把名字改成“衛紅”“繼紅”“紅虎”等等的女紅衛兵，當時被稱作“十三紅”，因打人凶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學，有一些女紅衛兵給自己剃了光頭，被稱為“光頭黨”，在北京以打人凶惡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員被打死。當時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鰲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來說，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凶。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於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制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於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裏，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一零一中學，北京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外國語學校。南京第13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兩名教員，這所中學鄰近南京軍區大院和南京空軍部隊指揮部大院，有相當多那裏的子弟是該校學生。這一現象明顯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於高級幹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薑培良時，薑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薑被打死後，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復正常。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幹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後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同時，“黑五類子弟”“紅五類子弟”的新說法在紅衛兵的傳單和報紙上反復運用，並且立即進入了人們的日常語言。這個說法不但意味著把整個社會的人和他們的年輕子女分成了敵對階級，而且意味著對“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弟可以隨意淩辱甚至毆打殺戮。 有人把1966年時的整個年輕一代稱為“紅衛兵一代”。這一說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因為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員不被承認為“紅五類”。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如果不被當作“黑五類”，也不能算“紅五類”，當時有時候被稱作“灰五類”。不但整個社會的成年人被劃分為三個等級（後來“紅色高棉”也是這樣做的），所有的青少年也被劃分為三個等級。 一大批學生象他們的老師校長一樣遭到來自同學的迫害。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墻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鬥爭會”這一天在其他班級中也發生了。高三的紅衛兵負責人還到各班視察進行情況。在同一天，副校長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師也遭到歐打。卞仲耘被打死於次日。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為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紅衛兵還在校園裏毆打侮辱了所謂“狗崽子”即從“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初三女學生吳芳芳，父親是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當時被當作“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還指控她撕了一張毛澤東像。（實際情況是一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紙像破了。） 吳芳芳遭到“鬥爭”和毒打，以致精神失常，不知人事。紅衛兵把她和上文寫到的美術教員陳葆坤一起關在校中。陳葆坤在1966年8月17日被打死。吳芳芳一直沒有能康復。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產生地，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紅衛兵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的人“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為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產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以後，她服毒自殺，死時19歲。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不僅僅對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規模升級以及死亡人數劇增，對所謂“非紅五類子弟”（當時紅衛兵文件使用的語言）也如此。位于中共北京西城區委機關後面的太平橋中學，該校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扎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身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尸，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該校已經在1970年代遷址。人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說，她平時“是不起眼的人”。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有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人人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當時常常開大會，一般就坐在地上。）紅衛兵在初二的教室裏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裏揉。她的眼睛流血，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尸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上述兩名被打死的女中學生的名字，請告知）。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後，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鬥爭會”上被鬥。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隻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為他說話。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寧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遠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志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裏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裏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紅衛兵命令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多月的老師把他的尸體抬出了監獄，放進火葬場的運尸車。 在上海外國語學院附中，學生王一民，因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被毆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殺。 清華大學建工系五年級學生侯協興，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改造”三年後被准許回到學校繼續讀書。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1966年8月26日，侯協興從清華學生宿舍2號樓五層跳下自殺。連住在該樓另一側的學生都聽到了身體落地時的巨大聲響。目擊者說，他的身體把地面砸出了一個一尺來深的坑。 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楊明愛被指控為“反動學生”，停發生活費。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學舉行了所謂“巴黎公社式選舉”，選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一批人被宣布剝奪選舉權──各個小單位先召開全體會議，然後在會場上點名喝斥一些人“滾出去”不准參加選舉。楊明愛是被剝奪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邊上吊自殺。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藉口。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復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復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這個人被打死後，紅衛兵還命令該校一名教師去買豆漿，說可以用豆漿洗掉他們打人時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跡。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黑五類”子弟學生普遍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凶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為什麼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產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後被指定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這個“ 通知 ” 一年後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這是為什麼高級幹部子女最早開始攻擊學校領導人和教員的原因之一。同時，一些高級幹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後來稱其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制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於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于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旗戰鬥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持”[27]。在這封信裏，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鬥小組”的領導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始了在大會主席臺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持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但是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持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為（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後，1966年8月8日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道：“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因為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個文件對文革變成群眾性暴力迫害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照片被印刷出來並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她的名字也改為“宋要武”。[30] 在最高當局絕對控制下的媒體如《人民日報》，每天用極其熱情洋溢的語彙贊頌紅衛兵的行動。文革領導人動用巨大的財政支出，給紅衛兵提供免費交通食宿，讓他們作所謂“革命大串連”，把北京的暴力風氣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報紙報道每次接見人數是一百萬。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為迅速升級並達到了最高峰。 斯大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後，有人替斯大林辯護說是下麵的人做了這些壞事，斯大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學生在“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江渭清回憶錄《七十年的征程》，528頁）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的母親聞訊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作了批示。這個批示沒有發給董光苔看過，只是通過解放軍軍人來學校傳達給紅衛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記得的內容是：“此人如無大罪惡，可以放出來。”由于得到這個批示，董光苔就被從“勞改隊”裏釋放出去。但是只釋放了她一個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當作有“大罪惡”的人關在學校裏繼續遭受紅衛兵的毆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時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為紅衛兵的革命功勞。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記錄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字沒有名單，不是因為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為文革的攻擊對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澤東自己也曾對此作過描述。毛澤東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做了５個小時談話。中共中央把這次談話的紀要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在談話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被毛澤東視為“老朋友”，但也許不懂毛澤東說的“開刀”是什麼意思。他的有關英文著述裏沒有寫到文革殺人，沒有寫到紅衛兵打殺教員。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也是知道的。這不是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為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甚至從文革的實際需要出發，也完全沒有必要殺害教師。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過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除了摧毀學校系統之外，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 劉少奇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為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幾個月後，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鬥爭會”鬥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後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戮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劉少奇和任何別的人都沒有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凶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後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長年持續進行，直至十年後毛澤東死亡。 放寬視野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上，斯大林犯有類似的暴行。在1937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幾乎所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都被摧毀了，遭到鎮壓的有教育部門的大批幹部和幾萬名普通教員。文革重點討伐“帝修反”，其中“修”即蘇聯修正主義，而“蘇修”被指控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反斯大林”。在迫害和殺戮教師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脈相承。當然，斯大林主要使用了專業的警察和勞改營，還沒有讓十多歲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充當打手和劊子手。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和特徵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于中學校園。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用“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誇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後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顯然直接相關。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走，“紅旗戰鬥小組”就在校園裏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於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於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以及紅衛兵在全國進行“革命大串連”，暴力攻擊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傳開，繼而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最早打死校長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曾經到北京經濟學院鼓動那裏的紅衛兵，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說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彭小蒙曾經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煽動。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革命串連”到貴陽，打了那裏的劇團演員，還剃了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園長的頭髮，並用銅頭皮帶把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先破後立”，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裏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採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從樹上打光。校園裏彌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個白色的仙鶴雕塑。紅衛兵砸了白鶴，又在噴水池裏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13年後筆者曾到101中學，看到噴水池中仍然沒有裝飾也沒有水，只有一些垃圾散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為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意味著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毀文物圖書及毆打殺害不敢和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而他們不但沒有危險，甚至享受“風光和光榮”。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後，又走向校外。他們淩駕於法律之上，掌有生殺大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和完備紅衛兵的權力機制。“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發出過十三個“通令”。“西糾”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由他們通過暴力行動來強制執行。上文寫到的北京驅逐十萬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糾”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命令實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當時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和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都戴上了他們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的新聞照片上清晰可見，無疑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權威性 。1966年這場大規模的迫害和驅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注銷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尸，主要是由紅衛兵執行的。“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在校園裏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學生家庭背景的所謂“階級成份”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實際上，這是文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化。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為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組成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指控為“階級陣線不清”，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係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為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幹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裏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為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為的產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裏不討論當時毛澤東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眾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普遍實踐一套新的社會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贊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挂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為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種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為──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組織就有這樣的三個特點。因此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惡 上述的兩個原因──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出現──並不能給予學生打老師的殘酷性充分的解釋。事實上，殘酷程度在各地各學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學生自己發明和施行的。所以，個人的因素必須被考慮。 一個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的被訪者說，6月開始停課時他很高興，因為他當時欠了三篇作文未交。後來，文革給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災難，但是當時豁免了他的功課，使得這三篇作文不必再寫。這種心理相當普遍。從一開始文革就相當成功地利用了人性中懶惰的弱點。沒有老師管束沒有作業和考試的生活使學生興奮愉快並擁護文革。等他們自己身受迫害並且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後悔已經太晚。 隨著文革的發展，到1966年8月，當攻擊老師被當作“革命行動”來鼓勵的時候，人性中的攻擊性與惡意被釋放調動出來，成為殘暴行動施加在老師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寫出了一些暴力事件，並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細節。這些拷打折磨十分殘酷而且明顯地威脅生命，可是施行者卻並不在乎。很多被訪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園中，紅衛兵中有一種亢奮的氣氛。他們把頭抬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為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儘管人性之惡這一角度對於解釋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過於籠統了，但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1966年8月中學紅衛兵打人比大學紅衛兵殘酷得多。年輕而受教育較少的中學學生更缺乏能力來抵禦或抑制人的獸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惡浪之後
隨著打老師發生的是整個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暴力行為。然而，當迫害觸及到“5.16通知”攻擊的“五界”以外，即學術、教育、新聞、文藝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級幹部時，北京的一批紅衛兵開始反對那些正在攻擊他們的父母的一些大學生組織。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改變了他們對早期紅衛兵的無條件支持的態度並開始支持紅衛兵的對立派──那些正在攻擊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的“黨內走資派”的大學生組織。當他們的父母被新起的群眾組織批鬥時，一部分早期紅衛兵成了他們自己發起的運動的受害者。這些早期的紅衛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時間。 但是，部分早期紅衛兵的衰落並不意味著暴力迫害的結束。1967年，文革的主要矛頭對準了高層黨政幹部，實行了所謂“奪權”並建立了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然後，在1968年春天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教師再次成為主要打擊目標。新建立的各層“革命委員會” 領導了這新一輪的迫害高潮。這一輪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統化、更漫長。 全中國的每個學校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老師幹部關押在其中，當時的官方術語稱此為“隔離審查”，民間口語則把這種設在本單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為其中所關的人，當時被稱為“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1990年代所建的賽克勒博物館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龐大的校園監獄。有200多人曾被關在那裏。這座監獄存在了十個月。而且北大當時還有一些相比較小的“牛棚”同時存在。 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更多的是在關緊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很多教師被拘押在學校裏“隔離審查”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卻被謊報是自殺。還有很多人受盡了身體與心理的折磨而自殺。跳樓，服毒，割動脈，投水，觸電，自縊，各種可怕的方式被均採用。 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場面，這一事件後來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為“革命事件”。兩年之後，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被關在北京大學“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師和幹部被押出來“鬥爭”。他們排隊經過校園的時候，通道兩邊站滿了學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的“牛鬼蛇神”們。經過幾百米長的“夾鞭刑”後，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樣的體罰和折磨。整個北大校園充滿狂野、殘酷和邪惡的氣氛。通過這種“周年紀念”，1966年開始的校園暴力，在1968年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擴大。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的的學校。他們接手領導“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諱言，儘管在1968年8月後，學校由外來的“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學生（外加“革命幹部”）主導控制，但是一大批學生造反派充當了“專案組”成員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驅動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當多的學校，在整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軍代表”和“工宣隊”領導期間被迫害死的人數多于他們進校之前。但也並不都如此。在北京農業大學，後一階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階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員。北農大從1967年開始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是一個學生，該校名叫“東方紅”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的領導人。 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本文第三節開始所寫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長胡志濤，1968年被強迫站在“批鬥會”上長達48個小時不准休息，而學生則輪班睡覺來“鬥爭”她。在這所中學，有四位教師──化學教師胡秀正，地理教師趙壽琪，歷史老師梁希孔，語文老師周學敏──遭迫害而“自殺”。其中最年輕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關押在學校中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留下一個年幼的女兒。梁希孔，周學敏老師上吊身亡。老校工王永海，出身于一個沒落的滿清王爺家庭，是個先天的殘疾人外加弱智，孤身一人，一直就在該校當工友。他因家庭出身挨“鬥”，他跑了，從此失蹤，肯定是在什麼地方死了。另外，還有四名教員在遭受折磨後病故。化學教員趙炳炎，參加過“三青團”，有肝病，還被迫去拆城墻，不准請假，1969年有一天勞動以後躺下就起不來了，四天以後死亡。他1953年參加工作當老師，死時不到40歲。關秉衡老師已經退休，被罰掃大街，街上來往的學生認識她，她要求到她弟弟住的那一帶去掃街，還為此挨鬥。她在1970年得癌症去世。宗傳訓，英語老師，50來歲，被指控是“歷史反革命”，病了不准看病，故去。王蔭同，語文教員，因為曾經當過傅作義的秘書被指控為“歷史反革命”和“特務”，遭到“鬥爭”，1969年身故。1978年夏天在校中為這幾位老師開了追悼會，為他們平反。王蔭同老師的妻子在會上大哭。她說：“你們讓我哭一次。他死後我還沒哭過。不敢哭，怕挨鬥。”在這一個不大的中學，文革後官方用一個特別的隱晦的詞“非正常死亡”描述的教職工死亡有整整十起。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8年8月9日，體育教員趙曉東在教學樓五樓對他的“鬥爭會”後，從樓梯拐角處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腦漿迸濺在樓前的水泥地上。在清華大學電機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條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學，1966年有兩名教員被迫自殺，1968年又有語文教員林麗珍和俄語教員胡叔煒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在江蘇儀征實驗小學，除了校長，有七名教師因“黑五類”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鬥爭”和挨打，其中一人企圖用剪刀割斷喉管自殺，剪斷了聲帶，未死致殘。 據筆者瞭解，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有52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師大女附中有五人被害死（一名副校長被打死和四名教員“自殺”）；北京女三中有四人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學有三名教員被害死（一名校長被打死和三名教員“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教員被害死；北京寬街小學有三人被害死（校長及教導主任被打死，校長的丈夫也同時被打死，一名教員“自殺”）；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國各個地方同時同步發生，受難者的總數量和分佈密度都是駭人聽聞的。校園迫害和殺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之一。教育工作者，也是受到迫害最嚴重的群體之一。
七、未被審判的罪行
1976年毛澤東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佈文革結束。1978年後，本文寫到的受難者們都陸續得到了“平反”。這時候，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法院控告一個1966年時的成年人製造偽證煽動學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堯收到了北京西城區檢察院的“不起訴”的決定。[32]這一案子被拒絕，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 但是，實際上王晶堯根本不可能在死亡發生的當時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間，“反對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最嚴重的“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堯在那時控告，他自己也會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到嚴厲懲罰。王晶堯不服，多方上書，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支持北京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不起訴”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說：“1966年6月21、22日師大女附中批鬥校領導時，學生對卞仲耘同志的武鬥行為是受左的思想影響的結果”，“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游鬥、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個人的罪。[33] 這個決定說明瞭北大附中首先開始暴力迫害的事實。但是，既然歸因于仿效了北大附中的作法，北大附中學生的行為是否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呢？如上所述，北大附中紅衛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吳素芬、陳彥榮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為此沒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懲處。1979年，以“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的名義，發給陳彥榮的家屬兩千五百元作為“補助”。（陳家有年幼的孩子們，經濟上特別困難。一般的受難者家庭則未能得到這樣多的錢，規定的標準數額是420元。）但是，文革後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陳彥榮的案件或者其他類似案件審判或者懲罰任何人。這些死亡的發生，既未被書報記載，也未被追究法律責任。 王晶堯通過司法途徑為妻子卞仲耘討回正義的做法失敗了。這一失敗是文革後當局的總體政策決定的。文革後，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為千萬文革受害者舉行了“平反”。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為之前發生的迫害也是規模空前的。從普通的中小學教員到在權力頂端僅位于毛澤東之後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得到了“平反”。上文寫到的被害死的教育工作者，得到了“平反”和數百元的貨幣賠償，但是他們的死亡只被說成是“冤假錯案”，殺害他們的罪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司法正義審判。 1980年底，北京舉行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審判是司法系統的重要程序部分。這場審判作為一種形式本身，就是文革後的最重要的改變和進步之一。 但是，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提出“公訴”，而不是以他們迫害和殺戮千萬普通中國人民的罪行起訴。在特別法庭的判決書裏，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黨奪權”，而不是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1966年8月在北京大批中小學教員和校外居民遭到殺害，是極其嚴重的犯罪，江青明顯在其中充當了積極活躍的領導人角色，但是這一發生在北京的公開的大規模的殺戮卻完全沒有在判決書中被提到。 不提這一項大規模的殺戮的重要原因，顯然是因為對此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為林彪或江青“篡黨奪權”的個人權力野心所致。“打倒”劉少奇和高層幹部或許還可能用這一條理由來解釋，打死中小學教員卻不能用這個原因解釋。要說明大批中小學教員被害的原因，必須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但是，在這一審判後，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毛澤東在文革中所作的稱為“錯誤”，而不是“罪惡”。 判決書列出的全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單，只有60多人。從數字看，只相當于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死亡數。從身份來說，只有級別極高的幹部和教授、作家、科學家等，如北京大學受難者中只有兩名一級教授被列入。中小學教員不被提到。
八、四十年後的反思
在1990年代，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怎樣想呢？
1、從歷史的角度：教訓是什麼？ 在1990年代，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他遭到長期迫害，在12年後重新擔任了該校校長）說，現在是檢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時候了。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以前，在1964年以後，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為。文革前教育屈從于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裏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他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邦如校長已經在1992年去世。 長期以來，這一對教育工作者的迫害和殺戮一直被排除在文革的記錄和敘述框架之外。暴行和受難者的名字都一起被遺忘，也就談不上吸取歷史的教訓。1993年，我在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宿舍樓前照相，曾和住在宿舍裏的四名高中三年級學生談話。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就被打死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說起我為何而來，他們說：“真的嗎？有副校長在這裏被打死？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2、從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紅衛兵？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說，她收到過一個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挂曆和一封信。這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另一名教師不同意。她說，道歉不道歉，對老師們來說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問題在于，這些學生參與了打死老師的事件卻不道歉，他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的老師不教關于天堂和地獄的思想，但是人應該對自己作了的壞事有內疚感和負罪感。 多年之後，少數文革參與者仍然認為紅衛兵當時所做的並不太錯，因為那是一場“革命”，只要方向正確，手段不那麼重要。但是多數身臨其境的被訪者都認為，那場“運動”無論方向還是手段都是錯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九、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1966年對教師的暴力攻擊的特徵。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一、普遍發生。二、傷亡嚴重。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數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布如此之廣，形成了一種大規模的殘酷的群體性迫害。這顯然不能僅僅歸為“冤假錯案”，而屬於極其典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 學校在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必須指出，在1966年發生的對教師的暴力迫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學校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建立了學校以及相伴隨的師生關係。這種關係通過體制性的方法如授課、考試、評分等連結起來。在歷史上，師生衝突從未發展成大規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對教師的暴力攻擊不能簡單地用中國的“傳統”或文革前的社會矛盾來解釋。 在“文革”初期發生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治體制中以及從“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發現使其得以進行的條件。沒有那些條件，不可能在短短兩個月間把所有的學校變成暴力場。但是，沒有“文革”的發動，那些條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記錄的由紅衛兵學生執行的對教師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園暴力和紅衛兵殺戮的實際產生，主要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實踐的產物。
注釋： * 我向所有的被訪者深表謝意。他們慷慨付出時間為本文提供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多與痛苦的記憶相關聯。特別要感謝王晶堯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後，調查情況，收集材料並冒險保存下來。他對妻子和歷史的忠誠精神令人起敬。我也感謝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幫助我在電腦網絡上作調查。
[1]高皋，嚴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實上，這本書不能被認為是“出版”了的。由于一個前紅衛兵譚力夫抱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示出版社不公開發售此書，以保持“安定團結”。此書未在書店而只是在“內部”出售。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紅衛兵狂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江沛，1994。《狂飆－－紅衛兵童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丁曉禾編著，1998。 [3]在本文的1995年本中，列出的學校有76所，以後增加到200多所。 [4]一篇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 [5]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5月，《毛澤東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頁。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廣泛地被大學生和中學生所讀。 [6]比如，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個集會上的演講中用了這一說法，見《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見學生在卞仲耘家門口貼的大字報，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王年一編，北京，1988年，上冊，49頁。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北京教育叢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91頁。 [13]《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傳材料特刊，《北京日報》編輯部編，1988年2月。 [14]《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15]這一故事引自未發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寫作組”寫的材料。 [16]《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黨史辦公室，1987年7月。 [17]《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衛平(1966年時北京初中二年級學生)和譚馥(1966年時天津初中三年級學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英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學校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縣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參見注[12]。 [25]見《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26]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70頁。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62頁。 [28]見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49頁。 [30]《人民日報》，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頁。 [32]見“北京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不起訴通知書”，1980年西檢審刑字第72號。 [33](89)高檢辦廳字101號。
附錄Ⅰ
我調查所及學校的名單
北京 北京大學 北京農業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北京師範學院 中央民族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第一中學 北京第二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第五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六中學 北京第三十中學 北京第三十一中學 北京第四十七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北京第六十五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北京一零一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