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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再反思 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與過程（下） 辛灝年專題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連載之三 2007年2月24日講於渥太華大學 （該講演現場錄音稿已經講演人審閱、修改和補充）
（續黃花崗雜誌第20期）
要目
插敘﹕一個重大轉折及其過程 一、中共十六條──宣示了文革的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 二、中共十六條──製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 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 第七、以號召“四大”打開發動文革的新局面 第八、以“破四舊、立四新”來掃除發動文革的最後文化道德障礙 第九、以支持、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以誘發青年學生“擁毛造反” 第十、以公開號召、蓄意教唆和默許殘殺來煽動紅衛兵帶頭造反
插敘﹕一個重大轉折及其過程──中共十六條的頒佈及其所宣示的“文化革命的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
我現在要敘述一個重大的轉折及其過程，才能根據這個轉折過程來講述中共發動文革的新謀略。 這個過程就是1966年8月初，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而也正是“十六條”的公開頒佈，才真正地確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創造了文革的新局面，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既標志了毛澤東的“旗開得勝”，又開始了文革更加血腥的進程。
一、中共十六條宣示了文革的 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
1、中共十六條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質
正是中共十六條所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才使我們進一步看清了馬列主義於“革命理想”之下的血腥本質，才能更加看清共產主義革命、共產黨政權和共產黨領袖們在“革命名義”之下的虛偽本性和殘忍特質……這自然不是我在妄加評論，而是由一部共產革命和共產專制的血腥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至於今天一些在海外搞民運的前造反派朋友們，之所以也象文革中的中共陰謀領袖集團成員──、毛澤東、康生和陳伯達等人那樣，動不動就要喊出一聲“巴黎公社原則”，它無非證明了，要想徹底擺脫社會主義革命的虛假理想、虛假理論和虛假歷史對我們的影響，該是何等地艱難……。這無疑是歷史釀就的悲劇，罪，並不在這些造反派民運朋友的身上。然而，我們只要願意讀一讀“巴黎公社的反動宣言”，只要願意稍稍瞭解一下巴黎公社暴動時濫殺無辜的殘酷景象，和巴黎公社對巴黎百分之八十民族文化古跡的焚燒和毀棄，我們就能從“巴黎公社的倒退原則和反動原則”即共產革命的原則中，找到中共發動文革的又一個歷史源頭和造反榜樣……至於極少數跑到海外的原共產黨毛派造反人士，在他們“紀念”文革四十周年時，仍然口口聲聲地粉飾“毛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依然感情尤深地大聲疾呼說﹕“毛是為了反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才要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海外文革反思現象，實在是證明了，毛澤東曾為現實和歷史蓄意製造出來的一個“文革假像”，非但有人會上當，甚至還有人要以此來為毛辯護──當然，說到底，那不過是在為自己昔日跟毛澤東造反的歷史行為辯護而已。 我說遠了，如果我還想把話說回來，就是如果中共沒有這樣一個革命的的理論，革命的藉口，那麼，不論是毛澤東要真正發動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還是劉少奇一定要領導的中共文化革命，就都沒有發動和領導的任何籍口，即沒有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了。而由中共“十六條”所宣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也不過是這一場內訌對外的“冠冕堂皇”的性質罷了！共產黨徒在籍口革命這一漂亮名詞而做盡壞事上面，同樣堪稱是“史無前例”。因為，說到底，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就是一場“革命名義下的瘋狂內訌和殘酷內訌”。
2、中共十六條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領袖 這次會議，終於因為“劉少奇派工作組整了群眾的錯誤”，迫使劉從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落到了億萬人之上、七人之下，退到中共中央“白虎堂”的第八把交椅上去了，所謂“天有二日、國有二主”的局面，立即得以改變，毛的偉大戰略部署終于獲得了一次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勝利。所以，“十六條”才會公開地、徹底地和毫不諱言地將毛澤東推向了發動和領導文革之獨一無二的領袖地位。它的第十六條，也就是最後一條的標題，就是“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在該條中，它還具體地解釋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它強調﹕“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它總結和預言﹕“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早已被神化的毛澤東，正在被迅速神化的毛澤東，在中共的“十六條”裏又被進一步地神化了起來；已經奪回了文革發動權和領導權的毛澤東，從此成了領導文化革命的唯一領袖和絕對領袖。在這座神像之下和在這位領袖面前，任何人，都只可能成為被打倒的對象，而絕不可能成為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就更不用說反對他和打倒他了，這是連想都不敢想和不能想的。劉少奇和劉家黨的命運，將只能在“神和領袖”的面前失去一切力量，甚至化為烏有。就不說，自此以後，神化毛澤東已經高潮連著高潮，毛的像章、毛的語錄、毛的語錄歌；歌頌毛、歌唱毛，表演毛的數不盡的“神曲和神舞、神象和神龕”，全都沐浴著“毛紅太陽”那滾燙的光芒，將全中國都在為他屠殺和嘶殺的無邊血影，照耀得一片燦爛，更烤炙著無數可憐和無辜的人心，扭曲著無數無知和可悲的人性……。
3、中共十六條公佈的文化大革命的對象 中共“十六條”明確地向全中國公佈了文化革命要打倒的兩個對象。第一個對象，如它宣布的那樣﹕“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說，不僅正式地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走資派”政治概念，而且明確地提出了這場文化革命的重點，就是整這些“黨內的走資派”。這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甚至是世界共產革命的歷史上確屬史無前例。因為，即便是斯大林在進行黨內大清洗時，也並沒有製造出這樣一個理論。如我前面所說，斯大林只是找了幾個理由，以便他直截了當地殺死政敵；毛澤東卻創造了一個堂而皇之的“革命”理論，變著手段來整死他的政敵。為此，他就要借用共產革命原理，發展共產革命理論，運用“共產革命手段”，來證明他之所以決心要打倒劉少奇、消滅劉家黨，是因為他們要復辟資本主義，大搞修正主義，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且是人民群眾要起來造他們的反，所以他才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光輝理論”，並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藉以引導和領導他的革命闖將和革命群眾起來造反革命──殺劉奪權。也就是說，他要將一場殘酷的政治內訌，當作一場歷史的“正劇”，來上演給人民和歷史看。不僅要欺騙人民，而且要欺騙歷史。 正是從此出發，中共“十六條”才會這樣宣稱﹕這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所以，文化革命才需要“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這些話雖然是意有所指，但同樣是“堂而皇之”，只不過“撤換走資派和奪回領導權”的革命目的，總算是第一次明確地說出了口，從而透露了毛要又一次“假革命之名義以奪權”的真正用心。只不過毛這一次要奪的，乃是黨內的大權和實權。 所以，整“走資派”，這才是“十六條”所明確指出的文革第一對象和主要對象，當然也就是文革的“路線鬥爭”內容，即黨內大清洗內容，是“主戲”。 但是，也如我前面所說，為了保證這場黨內清洗的成功，就必須製造一個絕對安全的外部條件，也就是在毛澤東於黨內進行大清洗時，絕不給人民“真正造反”、也就是“真正造共產黨反”的機遇，他就必須充分汲取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按照自己的需要，再一次地“製造階級鬥爭和調節階級鬥爭”，大演一場“副戲”，從而使得人民和一切真正有造反之心者，只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這就是“製造階級鬥爭”，就是用大抓階級鬥爭來保護他的路線鬥爭和保證他的路線鬥爭的勝利。這當然是所有共產黨的拿手好戲，也是“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的毛共“聖經”，在整個文革期間，實在是沒有一天不講、沒有一天不喊、沒有一天不在製造著痛苦和鮮血的來由。更是中共十六條所明確指出的，要“……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為此，“十六條”就又將已經被批得、鬥得、甚至是被打得血肉橫飛的“一切牛鬼蛇神”，特別是曾經幫助劉家黨反對戚本禹、姚文元的“反動學術權威們”，和所有有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右派分子們，再一次列入了“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的對象。為此，“十六條”還具體地指出，“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還有就是“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以及“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就又把十七年來已經被共產黨整過、鬥過、殺過不止一次的所有階級敵人和始終被共產黨認為是有問題的人，以及我們的民族歷史、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都又一次當成了必須進行瘋狂掃蕩的對象。馬克思的那句血腥名言──“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終于又在中華民族欣遇了它史無前例的得意之秋。 這就是“十六條”所昭示的兩大革命對象。第一個對像是走資派，第二個對象，又是無辜的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前者是目的，後者是保證。自然，又一場血肉橫飛，甚至是更加殘暴的血腥殺戮，就要隨著十六條的公佈，而充滿革命血腥地上演起來了。
4、中共十六條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和闖將 中共“十六條”還明確地規定了文化革命的主力和闖將就是“廣大的工農兵和青年學生”。 我似乎應該首先說明的是，共產黨的虛偽性，就在它要不斷地要製造出它的任何行為都是擁有著“人民性和群眾性”的，是“人民群眾要求、擁護、參加甚至是作為主力軍”的。所以，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凡是共產黨發動的戰爭，都是人民戰爭；凡是共產黨發動的任何革命，都是人民革命；只要是共產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這樣，就既可以進行欺騙，又可以製造混亂，更可以用人民和群眾的名義來對付他們的敵人，並反轉來鎮壓人民和群眾。 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更需如此。但是這一次卻有一點不一樣。因為，毛要借發動文化革命來清洗他黨內的政敵，那他就不僅要在口頭上利用人民和群眾的名義，甚至要在實際上利用人民和群眾的力量。因為，他面對的政敵，是已經攫取了相當一部分黨內的實權，甚至是大部分黨權的“掌權者”。所以，當他只能寄希望于“以下攻上、以外攻內”之“放手一搏”的謀略時，他就當真要依靠一部份群眾的力量，來達成他陰謀奪權的目的了。而這個群眾的力量，必須是容易受騙的力量和容易被挑動的力量。歷史的經驗證明，這個力量，也就是被毛澤東認為最容易被欺騙和被利用的力量，就是沒有文化或缺少文化的工農兵，特別是一大批出世未久、入世不深的青年學生。而他要的，就是前者的無知和後者的幼稚，一句話──好騙。 我在前面說過，中共在歷史上主要就是利用了這兩種人。而在所謂的工農兵當中，則主要是利用了他們當中的壞人──諸如被毛澤東稱為“最具有革命之堅定性和徹底性的流氓、地痞、惡棍”（參見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星火》雜誌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一稿）之流；而不是大多數好人──就是那些老老實實的普通民眾──工人和農民等等，才一次又一次地大大地把群眾發動起來、也“運動”起來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當派性蔓延、派戰激烈的時候，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派性最強的，竟主要是沒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和缺少文化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他們的派性超過了中學生；而中學生的派性則遠超過大學生；大學生的派性又要比大學教師們強；到了教授和專家們，派性就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沒有了派性，直至反轉來蔑視派性或為派性“嘆息”了……這可是我當年就發現的“派性秘密”。也就是說，隨著知識層次和文化水平的遞減，則派性越強，反之則越低。這個現象實在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這個現象可以證明，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的真正關係”──所以，“十六條”才會明確指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當然，所謂革命的知識分子，就是指的是戚本禹、姚文元這些喪盡了天良的大小知識分子，或流氓知識分子；所謂革命的幹部，就是那些不問青紅皂白地幫助毛打擊政敵、以圖往上爬的無恥黨徒。但在上述的話裏，這兩句話不過是共產黨慣用的套話而已。十六條所指出的主力，其實就是“廣大的工農兵和一大批青少年學生”。而且十六條說，“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越缺少知識的群眾，和越幼稚的青年，才會越正確。 然而，毛澤東心裏明白，這場大革命要靠的，特別是在“發動期”這個關鍵時刻要靠的，就是他一心要發動的青年學生。因為，歷史上，正是學生運動，才使得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無所措手足──（當然，如果學生運動真的要對付起共產黨來，那就要“例外”了！）何況，他們早已為共產黨長達十七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共產革命傳統的教育，“教育好了”；更何況，十七年的造神運動，也早已使毛成了他們的“偉大領袖和精神偶像”。所以，“十六條”才會特別對學生說道﹕“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之所以如此，一是毛澤東深知，如果學生也互相鬥了起來，則文化革命就喪失了它的“闖將”。沒有了幼稚青年受騙上當，充當闖將──就是炮灰，文化革命還能否發動得起來，就會大成問題。二是不久，毛澤東已經知道，北京的紅衛兵已經因為父母是否“走資派”而出現互鬥的現象，全國各地、特別是大、中學校也已經出現了學生鬥學生和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情形，如果不及時地予以制止，就會存在著改變文革鬥爭大方向的嚴重問題，就是真正的天下打亂，而這個亂，是絕對不適宜他的“亂中奪權”的。所以，“十六條”才會下達這樣一條死命令，就是對學生“一律不整”，只是留了一句未來大大地兌現了的後話，“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等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這個我們後面再說。
二、中共“十六條”創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
1、所謂製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簡單地說，就是新在確立了毛澤東才是文革的唯一領袖，剝奪了劉少奇領導文革的權力和黨內的實權；奠定了文革的革命名義和革命理論，明確了文革所要打倒的兩個主要對象；“端正”了文革的鬥爭大方向，開始逐步實現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從此，在中共黨內，由“兩駕馬車”來領導文革、爭奪文革領導權的“暗中較量”，得以根本改變，毛澤東從此實現了對文革的的“一元化”正宗領導。 此後，在中共黨內，被清洗的力量，不僅失去了自己的領袖，而且失去了自己的靠山，即便他們要想保護自己，也都必須打著“擁毛造反”的旗號，建立保皇造反派來“自保”了。如此，他們失敗的命運已成必然。因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打著紅旗反紅旗，必被紅旗所打倒。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難成”。 這就是中共十六條所製造的文革的新局面。
2、所謂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 這一部分的內容，我可能要多講一些。 首先，我要說清楚的是，所謂突破了文革橫掃的舊局面，就事實而言，就是開創了文革“橫殺”的新局面。 有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正是“十六條”，才大大地突破了文革自人民日報發表“橫掃”社論以來，在全中國所製造的恐怖局面，並將它發展到了不但是橫掃、而且是“橫殺”的“嶄新恐怖水平”。 這個例子就是﹕在六、七兩個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曾被共產黨封為中國語言大師和人民藝術家的老舍，因在文革前十七年共產黨整殺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所有政治運動中，均充當過“積極分子”，所以，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也就是人民日報的“橫掃”社論已經把全中國“橫掃”得鬼哭狼嚎的時分，他還在上海得意地對巴金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也就是說，他認為，這又是一場專整別人的運動，不會整到他，他甚至還會做一回“積極分子”。可是，不過一個月之後，當共產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公佈之際，包括老舍在內的北京文化界名人──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以及中國“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等三十多人，均在偉大革命首都的驕陽烈日之下，遭遇了首都紅衛兵們的拳打腳踢，鞭抽棍擊，一個個被打得鮮血淋灕。當那個從延安來的革命女作家──草明，指著老舍告訴紅衛兵們說“他就是反動作家老舍”時，一個女紅衛兵便立即舉起手中的軍用皮帶，當頭向共產黨封的“人民藝術家”──老舍，猛地抽去……，當晚，老舍大概是因為突然之間，感到了“哀莫大於心死”吧，因為他知道紅衛兵是毛支持的，於是就抱著他那本通紅的“全國人大代表”的證書，在太平湖自沉而死…… 歷史的事實是﹕就是在“十六條”公布的日子裏，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在轉眼之間就將六、七兩個月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地、甚至是發了瘋似地推向了“公開逼殺和公開屠殺牛鬼蛇神”的高潮。在上海，不久前，還在“家書”中諄諄教導他那個叛逆的兒子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光輝著作的著名翻譯家傅雷，就與他的妻子雙雙懸梁自盡在家中；在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報大院，“社長吳冷西等一批‘走資派’則被揪到五樓大禮堂，任由‘造反派’強迫他們跪在臺上，圍著他們拳打腳踢．吐唾沫，抽皮鞭，原文藝部主任陳笑雨在遭遇毆打鬥爭時雖“滿身污穢、一臉憤懣、雙目炯炯、雙唇緊閉……”(《人民日報回憶錄》336頁)，事後，他便自沉在玉淵潭清澈的河水中，永遠離開了這個沒有天理人性的血腥人間……。 在全中國的學術界、文化界，那些曾為共產黨革命造反奪權、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而功勛卓著的“共產派學者文藝家”們，特別是那些在1949年前對國民黨蔣介石罵得十分自由、異常勇敢、卻又毫髮未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如費孝通、史良之流，他們在“十六條”頒佈之後，幾乎無一能夠逃脫文革對他們的懲罰和迫害。由十六條鼓勵和煽動起來的“毛主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將他們亂棍打死者有之，逼他們自殺、自裁者有之，用“水火棍”迫使他們從此象狗一樣地活在沒有自由的牛棚裏接受淩辱、改造、批鬥者，就更是比比皆是，全國皆然……而且紅衛兵和造反派連死人也不放過﹕晚清改革派大臣張之洞的遺體、晚清保皇派領袖康有為的尸骨，就被他們挖出來，或在荒野、或被拖在大街上進行批鬥；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被埋在八寶山的枯骨，也被紅衛兵挖出來，並當著他的未亡人楊世華的面，進行批鬥、聲討、高喊“打倒”的口號；曾熱切地支持和幫助中共推翻了孫中山所創建的中華民國的宋慶齡，就是“前中華民國國母”，她的父母的尸骨，也被共產黨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從上海的宋家祖墳裏挖出來大大地批判鬥爭了一番…… 然而，在全中國，除掉有名譽有地位的眾多專家學者慘遭迫害之外，那些普通的知識分子、文化人，甚至只是普通的大中小學教師們，就不說“不被造反派們算作人民”的黑五類及其子女、親屬們了，在他們當中，又該有多少個“成千上萬”被共產黨和毛澤東所頒佈的十六條橫掃得、屠戮得“冤魂遍中華、血淚浸中原”呢？我的大哥高爾森（退休前為南開大學教授兼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只因為畢業於北京大學、執教於南開大學，年輕時翻譯出版過幾本“馬克思主義的光輝著作”，五八年後因受右派父親牽連，已經被貶到“安徽省蕪湖造船廠廠辦子弟小學”教書了，卻依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遇了八千人大會的的批鬥和游街示眾……然而，他已經算是十分“幸運”的了。因為十三年後，當他乘著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春風”，被調回南開大學時，居然是“訪舊半為鬼，驚呼己尚存……”！因為他年輕時在南開的同事們，已經沒有多少還有命挨過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殺”，而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而哪些活著的當年同事們，竟然反過來羨慕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竟然是“最小最小”的…… 我似乎特別要說明的是，正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和“十六條”頒布的前後，毛澤東曾一再地煽動他的革命小將們起來造反、革命、殺人，以血腥手段把天下搞得大亂，以便他亂中奪權。為此，在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史無前例地出現了眾多的青年學生代表們；為此，毛澤東竟然放下偉大領袖的身段和神“神”的光輝，一再地寫信或通過他的“狗仔隊”──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帶話給他的革命小將們，熱情地肯定甚至歌頌他們“公開的私刑殺人行為”。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 但是，誠如文革史研究專家王友琴教授所言﹕“紅旗戰鬥小組”做了什麼呢？他們大力推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把學生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共三大類，把“黑五類”子弟稱作“狗崽子”……。 就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是這個“紅旗戰鬥小組”，和北京城裏組織起來的紅衛兵們，根據公安機關提供的名單，開始了抄家殺人。短短的一個八月，就殺害了“黑五類”數千人之多。這還只是在“天子腳下”。至於現在也有前紅衛兵或造反派領袖們說，文革中，那些“普通人的死亡”，是“不值得研究”的，好像是“打死活該”，“死得其所”……。我今天就不說了。因為這句話，是否是事實，到底對不對，對於那些枉死在文革中的大批普通靈魂，是不是少了一點起碼的同情心，似乎是沒有必要爭論的。要知道，連專制君主都知道說一句“民為貴”，就不說今天的我們，特別是一些已經成為民運人士的前紅衛兵和造反派朋友們了。怎麼可以說出這樣的話呢？是糊涂了，還是怎麼了？但願他們只是想“遮蔽”自身那個紅衛兵、造反派群體的“某些歷史”而已。如此，我們也只能說一句“理解萬歲”了。 至於其餘被侮辱、毒打和攆出北京城的更是不計其數。我本人，就在8月31日的北京火車站前面的廣場上，親眼看見一片被男女紅衛兵們看守或正在毒打的“花頭”。因為他們“不屬於人民”，所以，他們必須被趕出北京城…… 還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全中國的成千上萬所中學裏，曠古未有的公開打老師、甚至打死老師的現象，竟然已經成為中學生們的家常便飯（請參閱王友琴教授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第一個被打死的中學校長，竟然就是“老革命”出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中──即“中共皇家女中”的副校長（請觀看黃花崗網站刊發的珍貴文革紀錄片──《我雖死去……》）。我所在的安徽省蕪湖第一中學高三（二）班的同學們，不得已之下，就將我們那個已經被初中部的女紅衛兵剃成了花頭的女班主任──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林蓉麗老師“請”進教室，專為她演出了一幕批判她的“活報劇”。我坐在下面，強忍著淚水，做出了一副沒有表情的樣子，因為我就是她被批判的“內容”之一，是她所喜歡的“修正主義的苗子”……。這在中共“十六條”頒佈後的全國中學裏，已經算是很“文明”的了……，我們這個班在文革中就被批判為“資產階級集體溫情主義”的典型…… 因為，毛澤東要支持的是青年學生“造反”者，是敢於鬥人、打人、殺人的“紅衛兵殺人犯”。毛澤東就是要用“鼓勵瘋狂犯罪”和“縱容私刑殺人”的辦法，來發動青年學生和紅衛兵開展文化大革命，並期待他們來幫助自己陰謀奪取被劉少奇和劉家黨所已經獲取的權力。 然而，問題是，這一切令人髮指的罪行，都統統發生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特別是發生在中共的“十六條”公佈之後。為了發動和保護這些學生紅衛兵殺人犯，“十六條”還一再肯定青年學生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澤東更是為他的小將們提出了完全可以“橫行霸道和殺人越貨”的理論，這就是文革中人人皆知的八個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因為，偉大領袖早就教導過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當然，造共產黨的反，永遠無理；造毛澤東的反，永遠無理。即便是後來的青年學生敢于如此了（其實八九學運離“造反”這兩個字還有十萬八千里），共產黨的坦克車和機關槍對他們的橫掃濫射，卻反而變成“有理”了，甚至已經有理了十八年！ “十六條”終于把青年學生變成了革命小將或毛主席的紅衛兵。被“禦封”的革命小將、特別是紅衛兵，更是立即成了毛澤東的“黨衛軍”和“沖鋒隊”。無辜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正在被他們折磨得死去活來，而劉少奇們要吃大苦頭的日子就將來臨，一場更其瘋狂的腥風血雨就要席捲在我們可憐而又無奈的祖國大地之上。 然而，直至今天，還有人在說﹕是“十六條”，才把群眾從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解放了出來，才使得廣大革命群眾開始敢于造起走資派的反來了……，這顯然是極少數前造反派人士為維護自己的文革行為而在公然地向歷史撒謊。因為，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十六條”，它的唯一“德政”，就是為利用和煽動青年學生造反革命，而不准許鬥學生和學生互鬥，並出于毛澤東的政治需要，而將幾個曾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青年學生解放了出來，讓他們帶頭去造反。如北京那幾個“根正苗紅”的學生造反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之類。除此之外，正是十六條的頒布，才將全中國的文化革命真正如中共十六條所宣稱的那樣，變成了文化“大”革命；才將自六月一日起已經開始“橫掃一切”的中共文化革命，推向了“造反有理、殺人無罪”的新高潮，才將文化革命的三字經“鬥批改”從此改變成為“鬥批殺”，而且不不管是自殺還是他殺。至於劉少奇的“資反路線”這一文革政治觀念，究竟是什麼時候才由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陰謀領袖集團製造出來的，我在後面將要詳細說到。因為，自八月初“十六條”頒布到十月四日整整整兩個月間，這個文革政治概念還根本沒有被毛澤東“搞”出來。
3、所謂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 就象我在前面講到毛澤東偉大戰略部署時所說的那樣，這個偉大戰略部署的某些謀略，是毛早已就陰謀策劃好了的；但這個偉大戰略部署的另一些謀略，卻是隨著文革形勢的發展，而逐步地被陰謀製造出來的。如果說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使得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奪取了一次極其關鍵的轉折性勝利，甚至可以稱之為“旗開得勝”，但是，由于劉少奇只是在黨中地位下降，還遠沒有徹底垮掉，若要中共黨徒和全國民眾立即領會毛要打倒劉少奇的本意，並高舉起“打倒劉少奇”的旗幟，還很不容易；由於劉家黨在中央和各地的勢力還沒有崩解，他們甚至已經轉而豎起“擁毛造反”的旗幟來“保劉”、特別是“自保”；而毛澤東又是旨在非整死劉和非清除劉家黨不可，否則，他就不能安然地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變成他自己一人的“黨主專政”……；所以，如果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是毛澤東的勝利，但這一勝利非但還沒有塵埃落地，甚至還要遇到想像不到的複雜局面和艱難前程。這就逼迫著毛澤東，非得在旗開得勝的基礎上，重新調整自己的偉大戰略部署不可。正是這個調整，才又製造出了此後的一系列陰謀謀略，為將中共文革從全面發動期順利地推向全面奪權期，一步一步地奠定了政治基礎。 下面，我要講的，就仍然是中共發動期的謀略。只不過，它們都是出現在“十六條”頒布之後了，是為了實現“十六條”，而出臺的另一些“新謀略”。 我還是按照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和過程的順序，來繼續地講下去。
第七、以號召“四大”打開發動文革的新局面
今天的年輕人，大約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在文革中所號召的“四大”了；今天──除掉極少數極少數前“造反派頭頭們”以外，大約也沒有什麼人會津津樂道共產黨所號召的文革“四大”了；今天，還要把共產黨在文革當中號召的“四大”──這個曾迫害和逼殺了無數無辜中國人民、特別是無數無辜知識分子的中共陰謀手段和殺人工具，當成是“自由和民主”來歌頌的人，即便是在前造反派人士中，怕也只能是“鳳毛麟角”。歷史已經把它埋葬了，雖然，它的幽靈鬼火尚在。 為了簡單地追述共產黨在文革中號召的“四大“──這樣一個“陰謀政治現象”，而不是“自由民主現象”；為了通過對什麼是共產黨號召的“四大“的瞭解，來認知共產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特別是認知它不過是中共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陰謀謀略，我以為有必要將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內容和決策，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目的和功能，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範圍和手段，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政治效果和政治本質，和中共在文革“四大”的歷史命運，向大家作一個簡要的介紹和說明。
一、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內容和決策
“四大”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來自1957年共產黨發動的反右派鬥爭。來路，是在反右鬥爭中，雖由知識分子首先發起，卻轉而迅速被共產黨利用，從此成為共產黨號召黨人和群眾用貼大字報的方式批判鬥爭和迫害知識分子的工具。（參閱辛明﹕“四大中的一大──大字報”，黃花崗雜誌第21期）其結果是，在共產黨蓄意“號召鳴放”和決策“引蛇出洞”的陰陽兩謀之下，蓋因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只知陽謀而不知陰謀，完全是善意地響應了共產黨的號召──短暫地鳴了，放了，貼了大字報，進行了大辯論，而使得千千萬萬的中國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更有很多被判處勞教、勞改甚至改判為反革命分子而槍決──如北大女學生林昭等，從而逼使千千萬萬個人家破人亡。並從此在中國，將自辛亥之後中國人民早已經擁有的所有發言權、輿論權和思想權，繼1949年以來的歷次鎮壓之後，全面徹底地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中國從此絕對地成了共產黨的一言堂，中國從此便絕對地要“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了。一個來自外族的反動思想，從此成了共產黨統治中國人民的絕對統治思想；中國從此人人都必須做“馬列子孫”，而不敢再做“中華兒女”；中國人從此連死了，也只能和必須去向馬克思報到了！一九五七年，只因重慶中學的鄧祜曾老師在“鳴放”中說了一句話﹕“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鄧老師就被打成了右派，並被迫害至死。從此之後，凡中國人，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有誰敢於做“中華兒女”、而敢於不做“馬列子孫”呢？ 到了1966年6月1日和2日，自從共產黨的“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觸及人類靈魂的大革命”這樣兩篇社論之後，再加上北京大學被陰謀製造出來的第一張所謂馬列主義“大字報”，在中央廣播電台播出、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之後，全國就開始出現了以聶元梓為第一人的“造反派”。於是，曾在1957年之後銷聲匿跡的“大字報”，便突然鋪天蓋地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它們的矛頭直接地和毫不留情地指向著“地富反壞右”這些黑五類、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文化人和廣大大中小學無數的無辜教授、教師們，豈但是卷起了一片風聲鶴唳，而且是殺出了一片淋灕鮮血。雖然大鳴、大放只是虛話，真正的大辯論更不可能出現，但大字報，卻已經作為“四大“的先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套殺人武器”，開始橫行在正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國大陸。 這之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他“貼”出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正式地提出了，要“‘敢’字當頭”，“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于是，這個指向極為明確的“四大“，才正式欣逢了它的第二個命運之春，中國人民也才遭遇了它們的又一次可怕浩劫。但文革中的“四大”和反右中的“四大”略有不同。反右中的四大，始為先進知識分子所用，後為共產黨用來打擊、迫害、捕殺先進知識分子；文革中的四大，則純為共產黨陰謀製造和公開發動，其目的就是要把被“紅太陽”視為生死“內敵”的劉少奇、劉家黨以及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批臭、鬥倒、整垮、逼死”。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凡是要被“四大”“批臭、鬥倒、整垮、逼死”的共產黨，都必須是“紅太陽”要打倒的，而不是任何人所敢於打倒的。這是一個絕對的前提，絲毫違反不得。造反派們充滿革命激情高喊的“敢把皇帝拉下馬”中的“皇帝”，不過是“真共產皇帝”毛澤東要拉下馬的“假共產皇帝”劉少奇及其黨羽而已。 此後，中共頒佈的“十六條”，又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大字報，鄭重其事地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要“‘敢’字當頭”，“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四大”終于作為中共文獻所決策、所規定的發動文化革命的重要手段，被轟轟烈烈地號召起來了，而它的對象，也被中共的文獻規定得清清楚楚，就是毛澤東所要整的共產黨的“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於是，自“十六條”頒布，“四大”正式被共產黨號召，全中國立即因為它而陷入加倍的殘酷批鬥和血腥迫害之中。
二、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目的和功能
我先說目的 “四大“既然是中共領袖毛澤東號召的革命方式，是中共文獻規定的革命手段，那麼，它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被用來“點火”，即製造“革命輿論”。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已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所以，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聶元梓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就是毛澤東的陰謀小組織所一手策劃和製造的。而也正是這一張大字報，就立即在全中國掀起了發動文革的瘋狂輿論，點燃了文化革命的毒焰。此後，在全中國，幾乎各地各級各單位都有人利用“四大”，特別是和主要是利用“貼大字報”的方式，來點燃本地區和本單位的文化革命毒焰，製造在本地區和本單位發動文革的輿論。甚至在整個文革期間，上至毛澤東，下至一個最小的造反隊頭頭，無分哪一派，他們都曾為了大造革命輿論，而充分地或陰謀地利用過共產黨教給他們的“四大”工具。可以說，沒有“四大“，就沒有了文革的發動，就沒有了文革的聲勢，就沒有了所謂的造反派，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和逼殺。 它的第二個目的，則是被利用來公開打擊政治對手。毛澤東正是用貼大字報的方式，炮打了他所要打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並且起到了號召他的闖將和主力軍炮打劉少奇和劉家黨的巨大作用。此後，在文革期間的全中國，凡是要打擊自己的政敵者，當然主要是共產黨和他們的各類造反派們，在遵命攻擊和打倒某個對象時，“四大”往往就成了他們的第一套武器。有時，只需要貼一張大字報“鳴一下和放一下”，他們的對象，就有可能跳樓的跳樓、投河的投河、服毒的服毒了。所以，在文革中，得意的造反派們才會稱大字報就是“精神原子彈”，它的作用可以想見是多麼地巨大和可怕。
現在說到功能 從總的方面來看，“四大”，就是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響應毛澤東號召造反、革命所最早早使用的武器，也是最普遍的武器。特別是在文革的發動期，由於毛澤東的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是當權者，他們沒有政治力量和輿論能力來造“牛鬼蛇神和走資派”的反，所以，他們就只能在“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線”的公開號召和陰謀策劃下，用“四大“來對牛鬼蛇神和走資派”發動進攻。但對毛澤東及其發動文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來說，正是“四大”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功能，才使它成了毛用來達成他實行“以下攻上、以外攻內”和“放手一搏”的重要工具。具體地說﹕ 首先，它是路線鬥爭的工具。因為，對內，美其名曰﹕毛澤東要搞的是路線鬥爭，就是實行對黨內的政治大清洗。由于黨權大部分被掌握劉家黨手中，所以，毛澤東要稿掉劉少奇和搞垮劉家黨，就必須利用革命群眾和幼稚青年幫助他“以下攻上和以外攻內”，即“誘民攻黨”。毛澤東當然不能也不敢發槍發炮給他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小將，他當然只能將他曾勝利地使用過的“四大”這個工具交給他們，以點火、揭發、煽動、批判、鬥爭、直至高喊打倒他的政敵們，以造成是人民群眾才要打倒劉少奇和劉家黨這樣一種“革命政治現象”。這樣，毛打倒劉少奇和搞垮劉家黨，就不過是“順應民心”罷了。在文革的全過程中，特別是在運動的發動期和奪權期，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他的革命群眾、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們也都是這樣做的，並且大功告成。 其次，它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如我前面所說，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為了保證路線鬥爭的勝利，就必須一如既往地和更加厲害地“製造階級鬥爭和調節階級鬥爭”，以造成一個“一切階級敵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都不敢亂說亂動”的外部局面，以保證他對內發動的路線鬥爭不受幹擾和破壞，更不能因此而給“真想造共產黨的反的人”以任何可趁之機。更何況，他那種要先搞得“天下打亂”、然後再“亂中奪權”的政治謀略，又必須是“亂中有治”的。亂誰？就是搞亂劉家黨，搞得他們感到大禍臨頭，卻首尾、左右不能相顧。治誰？就是治得老百姓服服貼貼，“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絕對不敢真造共產黨的反。而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他就仍然要借助于“群眾專政”的力量，而所謂群眾專政，就是由他的革命群眾──文革中就是共產黨的各色各樣造反派，來幫助他實行專政。而造反派實行“群眾專政”的重要工具，並且是具有挑戰性和恐嚇性的工具，就是“四大”。擁有著豐富群眾專政經驗的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就正是在運動的發動期，首先策劃和利用了聶元梓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然後再在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號召下，號召革命人民紛紛貼大字報揭露、批判所謂的“一切牛鬼蛇神”，在全中國，將共產黨無數無辜的“階級敵人”──早已沒有了土地的地主，早已經無地無錢的富農和資產階級，和一直在被專政、被勞改著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還有大批的普通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化人，推向了血腥之路。而普通民眾，自然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誰還敢亂說亂動呢？誠如文革中我們那裏的民謠所唱的那樣﹕“不用槍，不用炮，只要一張大字報，保你嚇得要上吊！” 再者，它還是打擊特定政治對象的殘酷武器。也就是說，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央文革小組和各地各級各單位領導和工作組，甚至包括紅衛兵團體和造反派組織，只要他們決定了必須打倒或攻擊某個人物、某種勢力、某個集團，甚至包括某些造反司令部、造反隊及其頭目，他們往往所使用的第一手段，也是“四大”，特別是在“四大”中掛帥的“大字報”。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親自運用“四大”為武器，在黨中央貼出了“炮大司令部”的大字報。毛澤東要搞垮舊上海市委，搞掉劉少奇的線上人陳丕顯、曹荻歐，他就派聶元梓到上海去串聯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首先幹的，就是貼陳、曹的大字報，用“四大”來向他們發動進攻。中央文革的陰謀領袖們，特別是江青，只因為她想搞掉上海攤那些知道她底細的三十年代的電影明星們，她也是先派人到上海去貼他們的大字報，揭露他們的風流醜事，搞臭他們再迫害他們……。可以說，在文革中，可謂無人不怕大字報，因為，他常常是遭遇攻擊和迫害的前奏。特別是那些有來頭的大字報，即那些有來頭的“四大”。這樣的例子，在文革中實在是數不勝數，甚至可以說是“遍地開花”，經久不衰。
三、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範圍和手段
就範圍來說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的“四大”，它們都是具有明確的範圍的。如前所述，毛澤東和“十六條”都曾公開的宣稱﹕“四大”就是用來批判和鬥爭“一切牛鬼蛇神的”，並且是只准許按照共產黨和毛澤東規定的範圍來進行的。因為一切被共產黨專政的，和即將被共產黨專政的對象，都是絲毫也沒有運用“四大”的權力的。“十六條”就明確地規定了，在文化革命中“必須堅持黨的階級路線”；文革中頒布的“公安六條”，則明確地規定了那些沒有任何資格參加文革的階級敵人；隨著文革的發展，則是不成文地規定了所有路線鬥爭的對象及其敗將，他們根本就談不上還有什麼“四大”的權力；而所謂的“大辯論”，在文革的造反者和被造反者之間，則是根本就沒有辯論的可能──因為，不論是地富反壞右、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在文革中已經倒臺的“革命派”，或已經被拋棄甚至遭遇了鎮壓的造反派，都是沒有任何可以參加辯論的權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早已告訴他們，他們全都“只能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就不說，在文革中稍有“異議”的人了﹕遇羅克僅僅是對共產黨極其反動和史無前例的“血統論”發生了懷疑而已，就被逮捕判刑直至槍決；劉文輝倒是用大字報批判了中共發動文革的錯誤，就被迅速逮捕、迅速審判、迅速槍決，並且連骨灰都不準留下來；後來的共產黨員張志新只是要堅持用馬列主義理論去批評文革現象，就不僅被剝奪了“四大”的權力，而且被割斷了喉管，然後才送上刑場；江西的女青年李九蓮只是對文革產生了逆反心理，並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竟然在華國鋒時期還被共產黨槍決，直至被拋尸荒野，連尸體也慘遭蹂躪……這樣的悲慘事實在中共的文革中多不勝舉。
就手段來說 中共在發動文革中號召“四大”，同樣使用了“革命的兩手”。這兩手，就是既要“絕對地控制”，又要“絕對地不控制”。 所謂“絕對地控制”，簡單地說，共產黨在文革中所號召的“四大”，如我前面所說，其目標和範圍是極其明確的，不可越雷池一步，也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哪怕他是“通天”的造反派，也只能絕對聽從毛主席的偉大革命部署，永遠守住文革的鬥爭大方向，否則就是“自取滅亡”。聶元梓、蒯大富及全中國許多造反派頭目的悲慘下場，整個造反派所遭遇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歷史命運，就是明證。 所謂“絕對地不控制”，則是在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每一個階段和範圍內，面向共產黨的敵人、毛澤東的敵人、中央文革的敵人、文化革命的其他對象、無辜的人民群眾、無辜的知識分子和“各類分子”，“四大”都可以造謠、誣陷、栽贓、坑害，無所不為。共產黨和毛澤東非但不予以任何節制，甚至鼓勵、號召和保護一切下流無恥和罪惡的造謠、誣蔑及中傷……這自然也是一個“史無前例”。在這個史無前例裏面，遍中國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四大”逼迫得含羞蒙辱，家破人亡，那就還是讓歷史來作證，讓“天良”來作證了。
四、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政治效果和政治本質
先談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一個政治效果，就是確實為中共發動文革、毛澤東實行黨內大清洗和保證發動黨內路線鬥爭的外部安全，起到了莫大的政治作用。 1966年6月1日和2日，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和聶元梓“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相繼發表，就已經使得大字報在全中國鋪天蓋地起來。所以，不論是中共黨的文革史家，還是民間的文革史家，甚至是共產黨造反派出身的文革史家，幾乎都認為那是中共文革正式開始的日子。反過來說，中共文革正式發動的革命標志和政治標志，就是在全中國立即風起雲涌的“革命大字報”。此後，在六、七兩個月裏，可以說，“四大”，主要是大字報，不僅成了中共發動文革的武器工具，而且成了中共發動文革的成就象徵。因為，正是在中共號召的“四大”之下，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用製造階級鬥爭的辦法，來搞亂外部，穩住外部，以適應實行內部清洗的目的。這就是“四大”的第一個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二個政治效果，就是毛澤東自己用大字報，向黨內發出了他要發動文革整“走資派”的信號。這個信號，告訴給了他的黨人們，他這一次是要整頓內部，甚至是要打倒黨內的高官和大官們，即他所說的“走資派”。同時，他又用他自己的大字報，向人民宣佈，“四大”才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更是人民反對、打倒“走資派”，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重要武器。他和中共的“十六條”公開為“四大”定了性，公開為發動“四大”作了決策。因此，就前者來說，他就是利用“四大”，將鬥爭的矛頭立即轉向了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下子就搞亂了他的“黨心”，搞亂了他的政敵，甚至傾刻間就搞亂了政敵的隊伍和陣線；就後者來說，則正是利用“四大”，才將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造反視野”，迅速地擴大到了共產黨內的革命對象身上。雖然在八、九兩個月，這種“革命視野”的擴大，雖有成效，卻還成效不大，但卻為隨之而來的批判、鬥爭中共走資派的暴風驟雨，作了開拓和鋪墊。這就是八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和頒布十六條之後，在全中國，文化革命才正式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批判鬥爭才發展成為“抄家殺人”的緣故，迫害人民卻更要迫害走資派的來由……一句話，就是中共文革因此而“更上層樓”，中共文革將因此而結出“革命正果”……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三個政治效果，就是“四大”開始被共產黨的各個政治派別所利用，特別是在八、九兩個月，全國各地各單位要跟毛造反的造反派，開始試圖用“四大”來造“走資派”的反；反之，全國各地各單位那些要保衛“走資派”的，也要高舉毛的造反旗幟，卻要利用“四大”來“保皇”。由于造反派在擁毛造反的一杆旗號下，出現了各為其主的不同派別（這個主，當然都是共產黨），這就為文革“四大”帶來了另一個政治效果，這個效果，就是派性的出現和膨脹，就是派戰的開始和激化。而派戰在沒有發展到武鬥的階段時，四大就成了它最重要的武器。這時，不光是大字報依然在獨領風騷，大辯論也已經擺開擂臺，只是這個“辯論”仍屬於革命造反派內部的辯論，與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無關，也不可能允許他們參加。所以，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三個效果，就是因“四大”而導致了派性的出現和迅速激烈化；反之，派性的激烈化，又將“四大”推向了如火如荼的新階段。 中共在文革中發動四大的第四個政治效果，就是在1966年十月之後，當“批判劉少奇資反路線”的陰謀戰略，終于被毛和他的陰謀領袖集團炮製出來之後，“四大”終于如毛所願地被派到了中共文革的“正面戰場”上。從此，“四大”在批判劉少奇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場上，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作用”。由北京幕後策劃的批判劉少奇陰謀，自然是要用“四大”來首先打開局面；而由各地革命造反派們立馬響應的對劉少奇的批判，就更是只能利用“四大”來表示他們對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無限忠誠”，和對黨內最大走資派劉少奇的“無比痛恨”……雖然這些造反派自己與劉少奇從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就總體來說，他們不過是要跟著共產黨的大皇帝打共產黨的二皇帝罷了。 應該說，在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時期，就是批判資反路線和造劉少奇反的時期，“四大”對於毛澤東終於能夠徹底打倒劉少奇和清除劉家黨，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劉少奇打倒之後，它作為中共發動文革的陰謀手段，在中共文革的奪權時期以及後來鞏固權利的時期，依然是功不可沒。當毛要第二次搞掉鄧小平的時候，所謂“走資派還在走”的造反派大字報，所謂“萬裏不倒，火車不跑”的造反派大字報，還是立下了汗馬功勞。至于後來那些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字報，對於毛澤東和他的“後宮掌權者們”來說，也同樣是功勞不小。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五個政治效果，可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罪惡效果。 我顯然應該說明的是，我剛才所說的文革“四大”的上述政治效果，都還說的是“四大”對中共發動文革所產生的“正面效果”，就是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對他們自己發動文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然而，我似乎特別應該講到的是，中共在文革中發動“四大”，對於破壞民族道德、顛覆社會倫理，毀滅正常人性、毒化世道人心所起到的作用，實在已經對我們的好幾代人，甚至是我們整個的民族都起到了難以想像的腐化作用。誠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那樣，中共在文革中發動“四大”，在政治上雖有嚴酷的範圍，但在道德上卻無起碼的要求。為了打倒劉少奇，為了清洗所謂的走資派，為了批判鬥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的誣陷、造謠、栽贓、陷害，非但可以為所欲為，而且大受鼓勵和弘揚，甚至連對自己的父母親人都在所不顧。如此，一切的流氓行為、無賴舉動、滅人性和絕人倫的罪惡行徑，久而久之，就既深化了共產黨的“黨性”，又惡化了人民的“個性”，甚至醜化了我們悠久民族的民族性。 我們的古人早就說過，“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大學》）。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號召的四大，對我們民族、國家、社會和幾代國民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實在是用得上“罊竹難書”這一句話。因為它不僅對造就惡劣腐爛的社會風氣，起到了不可比擬的作用；對形成陰險狡詐的人格，起到了難以想像的影響；而且，對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那些自號“精英”們的身上，所練就出來的“貪婪、虛偽、奸詐和多面人格”的壞品性和壞作風，還有，就是缺少起碼的人文修養的種種令人惡心的表現，就更是令人哀之而復哀之。 應該說，今日中國一切可悲和可怕的社會癥狀和人格癥狀，都與文革號召放縱“四大”源遠流長，關係甚深。這個效果，無疑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的的一種精神和文化的負擔，在壓迫著我們和我們艱難的追尋。而由這一效果所造就的，當代中國“國民人格和社會文化”的重大缺陷，實在已經成為共產黨直至今日依然能夠“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我們的人民不僅被共產黨愚昧了，而且被共產黨的文革及其“四大”毒化了。再加上共產黨的“腐敗腐爛成就”遠遠地超過了他的“洋務運動成就”，而使得這種愚昧和毒化不僅還在代代相傳，甚至還在“發揚光大”。且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風氣已經敗壞到了何等的田地，只說近些年來，我們只需稍稍留心一下海外一些對某種人來說實在是自由萬分的中文網站，隨便看看一些昔日的造反派人士，或非造反派人士，或不同“出身”的少數民運人士間的互相攻擊謾罵，讀一讀他們用以對付他人、對付無辜者、甚至是對朋友和戰友的批判、謾罵、造謠、誣陷的“文章和文字”，我們一定可以從哪些惡狠狠的語言，甚至是恨不能將對方一輥子打死還要“踏上一隻腳”的“唯我革命姿態”上──就是批判和鬥爭的“狠勁”上，看到中共文革及其“四大”留在我們國民心靈上的可怕影響。這不怪他們，因為他們也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或“隔代”受害者；但我們也該有所“自醒”了……因為，為什麼直到今天，當我們的一些朋友已經成了為中國的民主和自由前途正在進行著艱苦奮鬥的戰士時，卻依然不能戮力清除文革及其“四大”對自己的惡劣影響，並努力地去提高自己的應有的民主修養、甚至是文化修養呢？
再談政治本質 我想，我已經到了該說說中共文革“四大”的政治本質的時候了。 可以斷言的是，在中共文革中，“四大”，乃是共產黨迫害同黨的工具，殘害人民的屠刀和毀滅“自由民主”的死敵。因為在全體中國人民毫無言論出版自由和整個中國社會黑暗血腥得沒有一絲亮光的可怕文革歲月裏面，“四大”，它的鮮明的政治目的，它的可怕的攻擊力量，和他“造謠誣陷豈但無罪而且有功”的無恥下流特徵，使它成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用來達到製造輿論以打倒政敵、整殺人民的最無恥的武器和最血腥的手段之一。 1970年的那個除夕之夜，我的一位年輕的數學老師齊健先生，曾和我走在母校冷清得怕人的大操場上。當我們看著遠處黑魆魆的小山坡上那一排排無人為之下葬的棺材時──裏面躺著的全是因武鬥而死的“造反派戰士”，他告訴我說﹕“中國就是一個大監獄，沒有一個人能夠享受到一丁點的自由……” 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家王友琴教授在“摧毀日記的革命”一文中曾說道﹕“現在還會聽到有人說，文革時代是“大民主”，使用““四大”“（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群眾起來“解放”自己，等等。這些人的記憶和陳述是真的嗎？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明白，使人不敢寫日記的環境和氣氛一定是非常嚴厲和殘酷的。既然連日記都停止寫了，人還有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嗎？在不敢寫日記的同時，那些寫在大字報上的話，會是什麼東西，也是很清楚的。“ 她的文章明確地用事實告訴我們，1967年，由林彪題詞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就赫然地統計著，僅僅是是在1966年8月和10月間，北京紅衛兵和造反派在抄家殺人中所繳獲的“私人日記”就有6820本（篇）。文革前、特別是文革中，僅僅因為被發現寫“反動日記”而被無產階級專了政、甚至是送掉性命的，在全中國就更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了……，我本人一生都不寫日記，就是這個原因。就不說在那個所謂“四大”的歲月裏面，一個孩子只因喊錯了一個字，寫錯了一個字，就成了小牛鬼蛇神（參閱黃花崗雜志第18期“難忘的反標事件”一文），就被造反派押進了牛棚。我年青時在蕪湖市文化局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位劇作家，文化革命當中，他的13歲的孩子，只因為在喊口號時將“毛主席萬歲”錯喊成了“劉主席萬歲”，就被公安局逮捕並被造反派押送游街批鬥了一百多場，終于被逼成了一個少年瘋子，而且瘋了一輩子。我在1979年寫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的媽媽”（原題是“媽媽的愛”，發表于1979年《北京文學》4月號，轉載於《新華文摘》5月號，將重新發表在黃花崗第22期上），就是根據一個小學教師讀報時將“劉主席”讀成了“毛主席”，而被逮捕判刑直至被迫害至死的事實來寫的。我前面說了，我自己在文革中寫下的長篇小說和詩歌，幾乎只能在極親近的同學和朋友中傳閱一下，就必須馬上燒掉了事，因為一旦被傳出去，或被好事的造反派知道，就會大禍臨頭（參見“逍遙派說文革”一文）……在文革中，這樣的事例，實在是千千萬萬！請問，他們這些人可有一分鐘為自己辯論和辯護的權力，我們可有發表一篇不符合共產黨統治、文革鬥爭大方向和“造反派脾氣”的作品的權力？就不要說是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反對文化革命、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任何一種文字了？就連即將被打倒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絕對沒有寫一張大字報為自己辯護的權力啊！只需要一句“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就已經夠了！因為“狗頭”都砸爛了，還有什麼“四大”可言呢？如此，在中共文革中，則“大辯論”何來？“四大”只能為誰所用？“四大”又怎麼可能就是“自由和民主”？！甚至是共產黨恩賜給人民群眾的“大自由和大民主”？！ 至於1966年10月之後，在毛澤東的“造反派”們用“四大”來批判、攻擊、鬥爭和打倒中共黨內的“走資派”的日子裏面，他們雖然揭露和批判了不少共產黨官僚的罪行，對此，確可謂“有功”。但說到底，也還是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即毛澤東的陰謀小組織，暗中發動和公開號召他們幹的，是為了他們在黨內的奪權服務的。就不說他們使用“四大”發動造反革命的的對象，也是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規定著明確的範圍的……。一句話，就是他們是舉著“尚方寶劍”才敢造的反，才敢造某些“規定對象”的反。對此，我在後面講到文革造反派的問題時，將會詳細地加以說明。
五、中共文革“四大”的歷史命運
我以為應當弄清楚的是，1975年，中共的四屆人大還曾將“四大”寫進共產黨的憲法，那是因為，那個時候毛澤東和他的“四人幫”正在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殘餘文革”，“四大”對他們仍然是陰謀武器，還有用。我今天就不詳細說了。但是，1980年，當共產黨面對著79年“民主牆”上的大字報這樣一個“民主政治現象”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公開取消了“四大”，同時決定取締一切新聞出版的自由，陳雲就公開宣稱“絕不容許別人象我們當年利用新聞出版自由去跟國民黨幹那樣，來跟我們幹！對於民辦刊物，要全部取締，一個不留。”（陳雲講話，1980年春）因為，曾被打倒過、又“官復原位”的當年的“走資派”們，害怕沒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中國人民，會反過來“利用四大”反對共產黨，而絕不是因為“四大”乃是他們所必須排斥的“西方民主”。這不過是共產黨說的政治笑話而已！至於1979年為什麼會出現“大字報”上牆的“民主牆”，首先敢於貼大字報上牆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朋友，為什麼鄧小平和共產黨對“民主牆”先要利用，後要推倒，並由此而廢掉了至今仍然為極少數文革造反派領袖們所眷戀的“大民主和大自由”──“四大”，我今天就不講了。歷史遲早都會將一切真相揭開。 但我要說明的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民主自由國家，都不曾出現過中共所號召的“四大”這樣一個血腥的怪物。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擁有著充分的輿論權和出版權。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們，無需利用發動群眾、甚至欺騙、犧牲群眾來達成他們要打倒政敵、以為自己奪取權力的目的。因為，他們的權力是由自由的人民來“做主”付予的。 至於人民應不應該放棄“四大”的權力，當然不應該。但此“四大”絕不是共產黨所號召的“四大”，而必須是與共產黨所號召的“四大”絕然相反。因為，只有當“四大”能夠作為被剝奪了言論出版自由的人民之真正反對專制制度的武器的時候，它才會回到它原來的自由民主意義之上。然而，人民有心，共產黨不許──這便是半個世紀以來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酷現實。而當人民有心，共產黨也許了，或共產黨的專制制度已經被推倒了，那同樣也就不必要什麼“四大”了──因為，已經擁有了新聞、出版和輿論等一切自由的人民，還要那個侵透著共產黨血腥氣味的“四大”幹什麼呢？
第八、以“破四舊、立四新”來掃除 發動文革的最後文化道德障礙
一、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極端反動的政治文化概念──鬥爭和決裂
我以為，有一個東西是我們必須明白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有兩個對人類具有致命危害的政治文化概念，或者說是兩個政治原理，一是“鬥爭”，二是“決裂”。所謂鬥爭，當然是指階級鬥爭，並且指“人類的整個一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就是說，人類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是階級和階級的永恆鬥爭。所謂決裂，就是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說白了，就是否定人類歷史上所創造的一切文化和文明，並用馬列所製造的血腥文化和反動文明全面取而代之。所以，由馬克思發動的，和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成功實踐的共產革命，說到底，都是在製造兩種“背叛”﹕一個就是打著階級鬥爭的旗號，不斷地、甚至是持續地製造階級鬥爭，以進行背叛式奪權；一個則是批判、否定、割斷甚至是毀棄各民族自身的文化與文明，就是背叛本民族的傳統。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幾乎沒有一家不是這麼幹的。特別是前蘇聯的共產革命成功後，就更是逼迫著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這麼幹。中國共產黨不僅以製造殘暴階級鬥爭的方式，在中國大陸推翻了曾艱難“走向共和”的大中華民國，而且在批判、否定、焚燒和背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明價值上，無疑是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 所以，凡是要研究共產黨的革命和實踐者，就必須深深地瞭解和懂得共產黨“革命”的這兩個內容及其特性。瞭解了、並懂得了這兩個內容及其特性，再來了瞭解中共發動的文革，瞭解中共文革期間為什麼會把“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口號喊得特別響亮，實行得更是史無前例的血腥，特別是共產黨和毛澤東為何要在“十六條”頒佈之後，還要特別地號召和發動“破四舊、立四新”的原因，就容易得多了。
二、“破四舊、立四新”是為了排除 傳統文化道德障礙，以便號召打倒劉少奇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革命提供了一個“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決裂”的共產革命理論，這就為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號召發動一場所謂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帶來了一個現成的“革命理論根據”。而毛澤東之所以要利用馬克思的這個理論來發動一場“破四舊、立四新”的運動，根本原因，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 因為，劉少奇在一九三五年中共遵義會議之後，就開始為毛澤東管理黨務。其間31年，他作為毛澤東的黨務總管，全面地掌控了中共的組織大權，即用人的權力，也就是說在中共的黨務系統和組織系統，他才是掌握著實權的共產黨領袖，其人脈之廣泛和親信之眾多，早已造成大權在握的局面。再加上他畢竟早已成為黨的第二把手，1959年又因“逼宮”而迫使毛讓他當上了國家主席，在名義上已經與毛同樣是“真命天子”。如我前面所講，1959年中共“馬列國”的國慶節，他的畫像和毛的畫像是並舉在游行隊伍前面的，“萬歲”的口號已經不再是毛澤東一人的專利，而必須與他分享。所以，劉少奇也就不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其威信和形象，已經是越來越深入了黨心，越來越深入了所謂民心。劉家黨更是早已將“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主席”的話，對內傳達到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基層黨支部。這是我首先要說的。 再就是，毛澤東雖有“雄文四卷”，“金光四射”，劉少奇卻也並非沒有自己的理論和著述。他的理論“建樹”，就是他的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與毛的“雄文”一樣，都被共產黨規定為黨員的必讀書，也是中共的“聖經”之一。特別是他在這本書裏面提出的，“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理論，即“黨的馴服工具論”，不僅成了中共教育其黨徒的經典，而且成了黨徒必須遵守的法則，甚至在文革中成了黨員和群眾不敢造劉少奇和各級共產黨官僚反的“緊箍咒”。其對中共全黨的影響，實在不能不說是既深、且透，而且具有很大的“壓迫力”。尤其是由于劉家黨的宣傳，黨內黨外都眾口一詞地說，“幸虧是劉少奇才扭轉了三年‘人禍’餓死人的局面”，就更是在黨徒和國民的心中，為劉少奇製造了相當正面的形象。 大家看看，如果我上面說的這兩條完全屬實，那麼，毛澤東要想打倒劉少奇，甚至要徹底肅清劉少奇在黨內外、特別是黨內的影響，他就不可能不遇到兩大障礙。一個就是劉少奇的權力和人脈，一個就是劉少奇對其黨徒和全國老百姓的影響力，也就是他在共產黨員、甚至是全中國大陸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而毛在文革中一再地號召造反派們要有“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革命精神，就是因為要打倒劉少奇實在是太難了。而且難就難在，這既是一場號召“以下反上”的運動，要是不能排除劉少奇權利和人脈的障礙，特別是不能排除劉少奇已經形成的“光輝形象”，和由劉少奇的地位和形象所造成的，黨員和群眾反劉的“心理障礙”，只是簡單地發一個號召，說要造劉少奇的反，要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在實際上非但做不倒，而且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要是能做到，毛就不用再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還要共產黨、人民、甚至歷史，都要承認他打倒劉少奇是正確的，而劉少奇不論是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是“應該和必須打倒”的呢？都是人民和造反派們要打倒他的呢？這就是毛澤東不能簡單地發動一場宮廷政變或軍事政變以打倒劉少奇，然後再清除劉家黨的原因。當然，這就更增加了毛要打倒劉的難度。 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以所謂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錯誤，而把劉在黨內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雖然是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但這並不等於說劉少奇已經被打倒了。因為，劉少奇憑著自己在黨內國內的人脈、影響和形象，未必不能卷土重來。何況，他只是犯了派工作組的錯誤，黨外的老百姓搞不清楚，黨內的高級幹部還能心裏一點數都沒有？因此，這非但並沒有對劉的形象產生很大的破壞性，而且暗中對劉的同情心甚至反而會“看漲”。何況，劉仍然是國家主席，兩個月後，他雖然已經被林彪、陳伯達在黨內公開指明為“最大的走資派”，但是，幾天之後，中共的國慶節，還是得讓他上天安們，而且還得讓他站到毛的身邊去“並駕齊驅”，雖然這曾經難壞了那個“弄臣”周恩來……。 正是因為如此，毛才會明確地意識到，一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還遠沒有達到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的目的，劉根本還沒有“倒”，劉家黨還沒有開始“清”；二是在黨員和人民的眼睛裏，劉不過是犯了錯誤而已，他還有東山再起的希望；三是要堅決打倒劉少奇和徹底清洗劉家黨，就必須要黨內外的造反派們首先領會他的“倒劉”意圖──就是發動這場文革的終極目的，然後還要擁有敢於造劉少奇反的膽量，再就是必須先把劉批臭，否則就是打倒了，也不是真倒，還有翻案的可能……。不久之後，大批特批劉少奇“黑《修養》”、特別是大批特批劉少奇的“黨的訓服工具論”的批判運動，前者就是要把劉少奇徹底搞臭，後者則是要排除黨徒和群眾造反的巨大思想障礙，這當然是文化大革命是否真地能夠實現毛“倒劉”意圖的重要輿論戰役。 這才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剛結束，毛澤東和林彪就緊鑼密鼓地發動了“破四舊、立四新”運動的原因。因為，在本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方向已經明確地公之於眾之後，惟有號召全黨全國、特別是入世不深的革命小將和文化不高的工農兵，從全國範圍內先鬧起來，並且從民族文化的根子上，從黨內秩序的底盤上，將“束縛”著黨徒和人民“反心”的人倫道德、傳統文化和“共黨修養”予以徹底的再批判，甚至是乾脆發了瘋似地焚燒它一通，才能激發起青年學生和革命群眾的造反膽量和革命激情來；才能真正做到“以下攻上”、“以外攻內”“以小攻老”，“以民攻黨”，才能造成一派“學生敢打老師，兒女敢揭父母，妻子敢批丈夫，下級敢鬥上級”的史無前例的“革命景象”。否則，這個反就造不起來，也就是“亂”不起來；否則，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和貴為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屬于劉少奇“資產階級路線”的黨委書記們、行政長官們，就沒有人敢去碰他們，更不用說“敢把他們拉下馬”了！同時，而也只有在全國都製造出了一派“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革命氣氛和革命精神，才能迅速地將造反的矛頭引導到劉少奇及其全國各地各級劉家黨頭目的身上。至于這重“背天逆地”的瘋狂行為，究竟又會給全中國的老百姓，甚至是他自己的黨人，帶來怎樣的痛苦和災難，這就不是毛要考慮和願意考慮的了。“誑騙天下之民眾，誘發天下之惡鬥，以遂其一人之欲望”──這在毛，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情，更是他向來不屑為之一顧的。
三、中共文革是怎樣 號召和實行“破四舊、立四新”的？
如果這個道理，我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來看看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和林彪，是怎樣地號召“破四舊、立四新”的，和文革是怎樣來“破四舊、立四新”的。歷史的事實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已經提及“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一“革命內容”，但還沒有將“破四舊、立四新”當作一場運動來大張旗鼓地進行發動。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已經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內容。“十六條”明確地說﹕“……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要敢於“以下反上”），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就是要以“無知”批鬥“有知”），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消滅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文明、倫理和道德），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就是要讓一切都能夠適應中共發動文革造反奪權的需要），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以利於毛澤東一心想要的“封建黨主專制制度”）。”在此，我們已經能夠看到毛澤東要又一次“將馬克思的‘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的普遍共產革命真理，與中共發動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革命手段了！當然，它所包藏的禍心，就要浮出水面。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紅衛兵、學生和教師。林彪在大會上聲嘶竭力地號召說︰“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在中共完成了為“破四舊、立四新”“大造革命輿論”的階段之後，終於正式地被中共號召起來了。 1966年8月19日清晨起，北京城就立即開展起了“破四舊”運動。全國聞風而動。自此，在“破四舊、立四新”的造反革命旗號之下，抄家、打人、形形色色的群眾專政、慘無人道的私刑虐殺，甚至公然地殺人──即殺“黑五類”，頓是“蔚然成風”。北京的紅衛兵在北京公開打死人，就為我所親見。前面已經說過，他們在短短數日內，居然就按照北京公安方面提供的“黑五類”名單，公開虐殺了四千多無辜的“階級敵人”……整個中國已經是一片鬼哭人嚎，一派魍魍魎世界。然而── 1966年8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的《“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一文，卻稱北京和各地紅衛兵帶頭掀起了破“四舊”、立“四新”是“創舉”。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好得很》的社論，公開誇獎“創舉”說︰“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在全中國，許多城鄉連墻壁都被刷成了血紅色，所以文革當中，才有所謂“紅海洋”之美稱…… 正是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號召下，自中國有歷史以來，因統治者號召而在陝西砸黃帝陵、在山東砸孔廟、在全國各地把我們中華民族的族寶和中國人民的國寶當作反動的“四舊”來“砸、燒、破”的全國性統一行動，終於成了共產黨和毛澤東號召“造反”的又一條戰線，猶如“巴黎公社”焚燒巴黎的宮殿廟宇和文化古跡一樣，在中國的歷史上創造了又一個史無前例！當然，既然共產黨和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將這一場所謂革命定名為“文化革命”，那麼，為了發動和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而史無前例地毀滅我們的文化古跡，文化傳統，豈不是完全符合馬列“要與一切傳統文化觀念作最徹底地決裂”的最高原則嗎？ 一場為共產黨、毛澤東和林彪發動及其號召的所謂“破四舊、立四新”，就是這樣地又一次“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了；文革造反中因民族文化道德傳統所形成的最後障礙，終於被徹底地推倒，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更是並被踐踏得蕩然無存。一場人鬥人、子鬥父、妻鬥夫、親友相鬥，學生鬥老師、甚至是殺老師的文化大革命，一場“以下鬥上”、以“無知鬥有知”和“以外來邪教消滅中華正統”的文化大焚燒，終於在一場所謂“破四舊、立四新”中，血腥地和瘋狂地發動起來了。從而為毛澤東一心要在製造大混亂中，號召和發動“敢把皇帝拉下馬”──就是敢於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的一場“人民革命造反”和“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打開了一條“血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文明傳統和無數中國人民的鮮血和生命，則為中共所製造的這一場瘋狂內訌和殘酷內訌，作出了可怕的犧牲和無謂的犧牲；直至它所造成的影響，至今還在毒化著我們的世道人心，毒化著那些天天都在攻訐著我們民族和文化的昔日共產黨“改革派”知識份子，特別是今日共產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
四、共產黨的“破四舊、立四新”與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在近年來的馬列中國，有一種突出的政治文化現象，就是凡是我們要批判和否定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惡制和惡政時，共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就立即會站出來批判說“中華民族是劣等的民族”；凡是我們要批判和否定坑害了我們幾代中國人的中共馬列文化，共黨的自由派知識份子馬上就會挺身而出地批判“中華民族的文化才是愚昧的文化”；特別是我們只要一批判和否定共產黨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和文革”，共產黨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就會立即大罵起秦始皇來；今日，竟已經發展到只要有人敢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專制統治和專制賣國行徑，共產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馬上就會加倍地和咬牙切齒地批判和咒罵孫中山先生才是專制的總根子和賣國的大元凶……；至於我們今天要在反思中共文革的時候，批判和否定中共在文革中發動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他們則早已經把秦始皇“焚書坑儒”罪行，看成是比共產黨和毛澤東發動“破四舊和立四新”更加罪惡萬分，或者起碼是“相提並論”，藉以取而代“罵”。 但這樣做，卻是對秦始皇最大的不公正。 因為，要是將文革的“焚書坑儒、抄家殺民”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相比，非但只能使秦始皇望洋興嘆，而且會使秦始皇痛苦异常。因為，秦始皇少了共產黨毛澤東殺人的氣派，他不過是焚了已經被他滅亡了的前各諸侯國的歷史文化典籍，殺了四百六十個亡了國、卻又為他所養的前各諸侯國的貴族知識分子──原因是秦始皇反對他們企圖推倒郡縣制、復辟封建制、恢復貴族等級制度、重新分割中國……。“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雖然殺害知識分子有罪，但是他反得並沒有錯，因為他是在維護“不講出身、不講等級、不容分裂和相對進步的新君主平民制度”！他比兩千多年後居然還要“大講成份、出身、階級”，在文革“破四舊、立四新”中更要唆使紅衛兵瘋狂地高喊“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共產黨和毛澤東要進步一萬萬倍！（──我在沃太華大學回答聽眾提問講到此處時，全場爆發激烈的掌聲──講演者附注）更何況他並沒有在全中國撲殺無辜人民，沒有公開縱容他的“革命群眾”遍設私牢，酷刑殺民，更沒有公開號召大秦朝的“造反派”都起來燒和殺！ 大家說，秦始皇冤枉不冤枉？
第九、以支持、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以誘發青年學生“擁毛造反”
一、毛澤東和“十六條”吹捧“保護”青年學生
中國自古就有兩句格言，一句是“少不更事”，一句就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所謂少不更事，就是說年紀太輕，懂的事情太少，容易出岔子、犯錯誤，甚至容易被人誘騙做壞事，直至走上邪路。所謂自古英雄出少年，卻說的是，正是因為年少，“初生牛犢不怕虎”，所以，膽子大，敢於闖，不會瞻前顧後，當然，闖對了路，也會成為英雄，甚至會成就一番事業。這兩句話都對，並且不矛盾。因為，歷史上已經有無數的例子，分別證明了這兩句格言的正確。 而毛澤東所看重的，就既是青年學生“少不更事”；又是“少年英雄”那番敢沖敢打敢拼命的“革命精神”。誠如我在前面早已詳細說過的那樣，毛澤東和共產黨早就擁有了利用年輕學生的豐富歷史經驗，而且次次靈驗，“功勛卓著”，所以，當他終於要發動一場革命造反來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旨在奪回自己已經喪失的黨內實權之時，他竟然又一次利用了青年學生們“少不更事”的年齡特徵，和“自古英雄出少年”的青少年奮鬥欲望，利用自己早已被、和正在被神化的無上領袖地位，將他們誘騙上了一條“滅人性、絕人倫”的所謂革命造反之路。讓他們去當先鋒，去做闖將，去“敢把皇帝拉下馬”，最後則將他們推向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慘境地。 為了將這樣一場“以下攻上、以外攻內、以小攻老、男女老少皆能互攻惡鬥”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地發動起來，以達到毛澤東要打倒“馬列中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黨羽的目的，在運動的發動期，特別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前後，尤其是之後，毛澤東對於被他後來敕封的革命小將即“紅衛兵”，以及青年學生們，一是根據中共的歷史經驗，早已謀定“故伎重演”──決心再一次利用年輕學生的“少不更事”，以助其革劉少奇的命；二是“眼疾手厲”──就是在他發現年輕學生的動向確實是殊可利用之時，便立即地加以拉攏利用，甚至連怕馬屁的手段也都盡情地使用了出來；三是“極力保護”──就是在他要發動的這一場革命造反，還必須要利用這些“革命小將”來充當“革命闖將”，“來沖、來打、甚至是來殺”之時，他則使出渾身解數來保護他的革命小將們，唯恐他們被劉家黨用種種辦法將小將們的造反革命消化於無形。
就“故伎重演”來說，早在1966年7月21日，剛剛從武漢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就在他“對中央首長的講話”中，明確地告訴大家說﹕“5月25日聶元梓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是寫不出來的。”他開誠佈公地說明了造反和造反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且把聶元梓的大字報比成了世界共成革命歷史上的“巴黎公社宣言”。 緊接著，毛就話鋒頭一轉，居然講了一個真實的小故事。他說﹕“……有幾個少先隊員給他們的爸爸貼大字報，說爸爸忘記了過去，沒有給我們講毛澤東思想，只是問我們在學校的分數，好的給獎賞……我叫陳伯達同志告訴這些小朋友﹕大字報寫得好。”毛在這裏，不但發現了少年的“無知可用”，而且發現了自己的“神威所及”，他決心要利用了。 於是，他乾脆將話清楚明白地說出了口。他說﹕“我要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說到了正題，毛又惺惺作態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說到此處，毛又將臉陡然一變，厲聲地說﹕“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然後，他終於對各位中央首長恐嚇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第二天，就是1966年7月22日，毛又“在會見大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的講話”中迫不及待地說﹕“……要趕快把方針定下來，改過來，要依靠學校的革命師生和左派……。”他要以革命師生來取代劉少奇派的工作組了。 到了1966年7月24日、25日，毛澤東又在連續地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談話時，明確指出﹕“……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這個時候，他是反過來把年輕學生當成了他要發動文化革命的“救星”的。 …… 這就是毛澤東決心利用年輕學生的“故伎重演”，就象劉少奇在一九三五年底曾經利用北京年輕學生的愛國熱情，發動了那一場“假抗日、真救共”的著名一﹒二九學生運動一樣；更象在1945－1949年共產黨在“為篡立馬列中國、而要顛覆中華中國”所發動的內戰中，毛曾在“毛管區”明確指出的那樣﹕中共在“蔣管區”所發動的學生運動就是“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只不過，這一次，毛澤東卻是要利用年輕學生幫助他發動內訌來打倒共產黨的另一個領袖──劉少奇罷了！
就“眼疾手利”來說，就是向來善於抓“新生事物”的毛澤東，因唯恐文革不能按照他的意願發動起來，因此，當他突然之間發現了“紅衛兵”這三個字時，他在情緒上的興奮和他在行動上的迅速，同樣都是十分“偉大”的。我在前面已經提到，1966年12月9日晚10時，周恩來曾在國務院中南海小禮堂內對革命小將發表了“談紅衛兵對外影響的問題”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周恩來說﹕“……紅衛兵6月誕生後，7月發展，仍是少數，但被主席發現了，抓住了，鑒於主席對清華附中的支持，在陳伯達同志的報告中談過。8月18日接見紅衛兵上天安門，震動世界，成了一股青少年突擊力量……在工作組撤銷後，象北大、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等，阻力小了，沖向了社會，他們取得了成績……現在全世界都在注視著紅衛兵的一舉一動，特別是北京的紅衛兵，這說明紅衛兵對世界的影響……” 周恩來對革命小將們拍馬屁的話，“言之不虛”。 因為，用王友琴教授的研究成果來說，就是﹕……“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於中學校園。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用“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就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則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可以說，這個“新生事物”在誕生伊始時，所立即標明的政治立場和行動方向，對毛澤東來說，非但是“正合孤意”，而且是“求之不得”。這不僅與他要發動這一場造反革命大有好處，而且這一場文革所需要的，就正是這樣一批“革命闖將”。有了他們，才好為他沖開局面。因此，毛澤東一經發現，就立即抓住不放，熱情支持。因為，誠如周恩來後來所說，在七月份，這些紅衛兵“仍是少數”。毛決心要他的紅衛兵大大地發展起來。 所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便極其熱枕地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的態度的；無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和你們採取同樣態度的人民，我們一律給以熱烈的支持。……”毛對紅衛兵的這個馬屁，可以說是拍得夠響亮的了。而它所產生的作用，也就更加難以想像。 由於毛澤東無意之中，發現了自己的一支“近衛軍和沖鋒隊”，而這支近衛軍和沖鋒隊此刻已開始大打出手，橫行京城。所以，1966年8月4日，毛澤東乾脆就當著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面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毛澤東說這些話時，膽氣顯然是更壯、目標也是更明確了。 所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十六條”才會明確指出﹕“……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少不更事的年輕學生，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公開頒佈的文獻中，竟然是“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於是，在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竟然史無前例地出現了所謂革命學生代表──就是那些敢於在學校跟工作組抗衡和鬥爭的“根正苗紅的革命闖將”們。 於是，毛澤東決心用接見紅衛兵的方式，將正在“造反打人、革命殺人”的紅衛兵運動鋪天蓋地地擴展開來。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了首都和來京進行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紅衛兵、學生和教師。他的副統帥林彪在大會上聲嘶竭力地對青年學生、革命小將和紅衛兵們號召說︰“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一場如同並超過了希特勒納粹運動的中共紅衛兵運動，一支酷似希特勒沖鋒隊和黨衛軍、只是更加殘酷的中共黨衛軍和紅衛兵隊伍，就這樣開始橫心無忌地在中國的大地上，發起了種種史無前例的暴行。
就“竭力保護”來說，第一，在中共的文獻“十六條”中，就已經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十六條”之所以這樣明確地把不整學生的話說得這樣死，並不是毛澤東和共黨當真對年輕學生“別有一番柔情在心頭”，而是毛澤東早已認定了，發動文革所要依靠的革命闖將，就是這支“年輕的文化大革命大軍！”如果現在就允許整殺這支“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大軍”，共產黨的文革就發動不起來了。這個死理，是被毛澤東認準了，也認死了。至於他在利用完了他的革命小將之後，又是怎樣“殺狡兔、烹走狗”的，那是後話。 還有，就是由於“十六條”正式地將“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佈告了天下，所以，一大批原來出身“紅五類”、特別是出身于“革命幹部”家庭的中共紅貴族子弟，就是那些正在喊著“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和“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早期紅衛兵們，最典型的就是劉少奇及其他一些“大走資派”的子女們，將要迅速地成為被文化革命打倒的“走資派”家屬，甚至成為新的“黑七類、黑八類”子女。因此，如果一旦由著學生鬥起學生來，或挑動起學生鬥學生來，則共產黨子女內部的火熱鬥爭，也同樣有可能轉移毛的文革大方向。這當然對他剛剛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極為不利。 再就是，儘管毛親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條”對“不準學生鬥學生”下了死規定，但是，在“十六條”頒佈之後，特別是在八、九兩個月，在全國、特別是在北京，紅衛兵批鬥、拷打甚至是公然殺死原出身“黑五類”年輕學生的事情，非但沒有及時收斂，而且極其猖狂。北京的中學生遇羅克，僅僅是寫文章批評了對“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歧視，他就不僅在1968年被逮捕，還在1970年“打擊反革命”的運動中被判處死刑槍決。對此，我在後面將要詳細說到。 第二，劉少奇及其黨羽，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斃”，就象彭真搞出“二月提綱”和劉少奇大派工作組，都是為了抵制毛一樣。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劉家黨確乎已經處於明顯的逆勢，劉少奇本人也失去了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文化革命的一線大權。但是，一是劉少奇在黨內確是“根深蒂固”，二是劉少奇黨羽甚眾，三是全國各地的劉家黨仍然處於重要的權力地位之上，他們還有的是力量來對這場矛頭已經明確指向了“自己”的政治運動，進行頑強的抵抗，雖然在已經被神化了的偉大領袖腳下，他們不敢作公開的反對，甚至還要接過“擁毛造反”的旗號，以“暗渡陳倉”，也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正因為如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公開頒佈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之後，全國各地的劉家黨為了“保劉”、更為了“自保”，面對著紅衛兵的迅速堀起，特別是針對著紅衛兵們沖著他們而來的狂妄造反行為，他們曾想過種種辦法，來抵制紅衛兵和青年學生的造反大潮。而在八、九這兩個月，他們想出來的最高明的辦法，一個就是動員不知深淺的工人、特別是農民，來保護他們，藉以抵抗紅衛兵和革命小將對他們的造反和革命，從而在全國各地都製造出了工人、特別是農民與紅衛兵和革命小將的沖突，原因就是紅衛兵要鬥當地的“走資派”，工人和農民則要保護毛主席的“好幹部”，有的工人和農民甚至乾脆從紅衛兵和革命小將的手中，將走資派和好幹部搶而去之。北京郊區的農民就曾把人民大學一個叫郭影秋的走資派搶到鄉下保護起來了……。另一個則是藉口毛主席曾號召知識青年要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而趁機安排紅衛兵和年輕學生下農村幫農民夏收和秋收，以便將這些令他們頭疼的革命小將推向農村的廣闊天地，讓他們有勁都使到莊稼地裏去。反正劉少奇早已決定大中學校“停課鬧革命”了。我們安徽的“走資派”們，當時就把我們這些中學生下放到了鄉下，要不是一個多月之後，我們學校那些消息靈通的紅衛兵得到消息，說是讓我們下鄉是為了不給我們造反革命，我們還都被蒙在鼓裏。兩年後，當毛澤東也用這個辦法把全國的年輕學生──無論是有沒有為他賣過命、造過反、當過炮灰的，都統通強行送到“廣闊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不知道他是否也是從“走資派”那裏學來的這一招了。 針對“十六條”頒佈之後出現的這種新情況，用文革的語言來說，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毛澤東立即敏銳地覺察到，這是他黨內的政敵們在跟他搗亂，完全是他們組織起來的，是在破壞他的“偉大戰略部署”。 1966年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他說﹕“……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行動……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麼要緊？外國人照相就照相，無非是照我們的落後面，讓帝國主義講我們的壞話，有什麼要緊？” 1966年9月7日，毛澤東在關於“對青島、長沙、西安問題的指示”中，這樣寫道﹕ 林彪、周恩來、陶鑄、伯達、任重、江青﹕ 此件已讀，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情況都是一樣的，都是組織的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這樣下去不行的。試以中央發指示，不這樣做，再發社論告工農兵不要干預學生運動。（在北京）除人大調六百名農民進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沒有，以北京經驗告訴外地…… 196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專門對毛澤東的上述指示作出了“四項決定”，稱﹕ “……主席的指示一針見血，指出了當前全國各地運動中出現的緊張形勢的癥結所在﹕怕學生，調動工農整學生的做法是十錯誤的…… “為此，中央決定﹕一、不準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對學生。二、凡是發生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事件的地方，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平息工農、市民同學生之間的糾紛，絕不允許把責任推給群眾。三、勸說工人、農民、市民、不要干涉學生運動，相信學生中的絕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對他們的言論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不要同學生直接辯論，不要同學生發生沖突。四、各級黨委負責人，不要怕學生，……要放下架子站到學生中間去，同他們商量問題……” |
應該說，是“十六條”才第一次正式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名稱，宣言了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性質。用它的話來說，就是﹕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具體的說，就是“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如果我們再把“十六條”裏的這兩句話和一年零三個月之後，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