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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和軍統在抗戰中做了什麼？ （下） 大陸 游國立 席曉勤
第20期編者按﹕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代大陸人的眼睛裏，戴笠簡直就是罪惡和魔鬼的化身；共產黨的歷史學者和文藝家們，早已將他塑造成了一個集萬惡於一身的“國民黨反動派”。然而，中國大陸民間二十年的歷史反思，終於重新開始認識他了……。黃花崗雜誌本期發表的這篇由大陸新一代學者所記錄下來的，關於戴笠在大中華民國偉大民族戰爭中的卓越表現，將使我們在讀後百感交集…… （續上期）
軍統壯士上海除奸
抗戰初期，軍統局在上海對敵軍和漢奸的破壞誅鋤工作，是非常積極的，也使日偽受到巨大的創傷。日本駐上海的特務組織，早視軍統局的地下活動如芒刺目釘，務必斬盡殺絕而後快。
汪精衛到達上海後，組織偽特務機構，專門對付軍統局地下組織，狼狽為虐，事態嚴重，加以上海部分重要幹部的接連叛變，使戴笠深深感到，軍統局的地下工作，已經由主動攻擊優勢而陷於被攻擊的逆境。如果無法遏制反擊，不但敵偽囂張，明暗异勢，而且對淪陷區的民心動向，將會發生不良影響。這一情報戰場的勝敗，關係到整個抗戰的前途。 因此，戴笠除了運用軍統局的力量，從艱困的工作環境中，誅鋤叛逆，壓制敵偽，爭取勝利外，還從各方面組織力量共同裁制敵偽。好像奇兵突起一樣的，使敵偽防不勝防。 情報組織方面，除了在各地就已被破壞過的殘餘組織，加強整頓，變更方式，仍留該地繼續工作外，還積極擴大增建復式布置。 上海為通都大邑，更是當時汪精衛與日敵密謀建立偽政權，企圖分化中國的接頭中心，所以是彙集情報最重要的地區。 雖然，上海區的情報組織，在王天木、陳第蓉等叛變後，仍能立足，繼續維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員與工作方法，向為王、陳等所熟悉，活動起來，難免多有顧慮，同時也隨時有再被破壞的可能。因此，戴笠特地遴選一位與軍、警界以及上海社會素無瓜葛的書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報組織──上海第二區。 這一位從來沒有擔任過地下秘密組織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學的同學姜紹謨。 姜紹謨，北京大學畢業，曾參加北伐，之後曾經出任過浙江省黨部部長，以及教育部司長等職，抗戰開始後，才參加戴的軍統局，在重慶局本部工作。當戴與他談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夠去另建新的組織之時，他毫不猶豫，一口承諾。 雖然他沒有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但他很明瞭當時的處境，很能夠把握原則。他到上海以後，除了書記陳祖康以及與戴笠聯繫的無線電臺是軍統局配屬的以外，其他工作，完全不憑藉軍統局的淵源，他不與軍統局的有關人員來往，而以他個人過去北大同學和黨政工作的關係，逐步的開展工作。知道的人，總以為他是為了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而來上海。 他以此為煙幕，利用偽錢幣司長梅哲之和偽文官長徐又琛，從偽府要員陳公博處彙集外交政經情報。並且利用偽海軍部長兼第二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關係，秘密策動任援道，任因而親筆上書蔣委員長，表示“身在曹營心在漢”決心擁護中央，並且表示等候國軍反攻，他一定捉汪立功，率偽軍反正。 對於日敵軍部方面，他也找到了一位正在敵軍特務機關走紅的旅日華僑，搜集軍事情報。這位“日本通”很有辦法，居然能替姜弄到一張上海日軍特務機關的汽車牌號，使他能在“禁區”暢行無阻，而不被懷疑檢查，這對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日本通的關係，日軍特務機關的某譯電員，也被姜吸收為情報員。於是，很多重要的敵軍軍事情報，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敵機決定飛往重慶轟炸設在羅家灣的軍統局，就因為姜的預先急電通知，而使軍統局得以作有組織的徹底疏散。結果，敵機只炸壞幾處空屋，徒勞無功。 姜紹謨在上海的情報活動，非常成功。這說明了戴笠應變的方法，以及用人的眼力和時機，的確高人一等，而有獨到之處。 加強情報的組織和搜集以外，最重要的，莫過於對叛逆的誅鋤，戴笠當然有所籌劃。他認為部分特工之所以背叛，76號之所以囂張，是因為有個賣國求榮的汪精衛，他們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與日敵勾結越來越積極的汪精衛身上。因此，如何設法誘導王天木、陳第蓉等將計就計，誅鋤汪精衛，以自贖自效，才是上策。逼不得已，再行誅鋤背叛之事。 當時，曾任上海行動組組長的劉戈青，暫在香港避鋒頭。原來，劉戈青於淞滬淪陷後的兩個月之內，曾經率領他的行動組，在徐家匯火燒日本東亞同文書院，並且一連執行十一次除奸行動，曾誅殺偽上海市民協會常委會主席顧馨一等重要漢奸十餘人，威震上海。 1938年大年除夕，劉戈青再次突人以梁鴻志為首的偽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陳錄私宅，鋤奸成功。一時，上海敵偽，相顧失色。 日敵特務機關特別以四萬元的巨款為懸賞，企圖緝捕劉戈青。 因形勢嚴峻，所以劉才奉命離滬，暫時避留香港。 不久，日特再次猖狂，劉戈青計劃第二次返回到上海，接近王、陳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慫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 情況突變。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誘捕？招兵買馬？難以揣度。劉當即轉呈戴笠請示。戴復電叫他赴渝面商。 1939年8月10日，劉戈青到達重慶。戴判斷王的真意，當為誘捕獻功，貪圖賞金。劉以為正可以乘機混入敵人陣營，接近王、陳，相機行事。當然，以敵特對劉痛恨的程度而言，這是相當冒險的。 可是，劉慷慨豪壯的向戴表示：“為了維護組織的工作，整飭團體的紀律，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個人生死問題，請先生不必顧慮。” 戴見他出於一片至誠，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機智勇膽，於是同意他的想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經過一番安排，一星期後，戴命令劉經過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約，同時交付劉兩大任務： 一、策動王天木、陳第蓉，將計就計，擔任反間工作，只要有利於國家民族，自可將功折罪。 二、與王天木密商，誅鋤汪精衛。如果成功，不但可贖罪，而且可受重賞。並且拿出一封他親筆寫給王天木的書信，命劉到上海後，當面交給王天木。 這年十月四日，劉戈青到了上海，六日，安然和王見面，將戴笠的親筆書信交給王天木。信是這樣寫的： “余遇君素厚，弟念數年來患難相從，凡事予優容，人或為之不平，余則未嘗改易顏色，似此無負於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汝一人投敵，曷為一時失足，容有可諒之處；今復函誘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賊而欲自絕於國人矣。余不欲戈青來滬，惟念汝現居逆方高位（注：汪許以軍政部長職位），有機與汪逆接近，正可乘間為我而圖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險地，即為我達此意與汝也。若果能出此，則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項功績，而邀逾格之重獎也。戴罪圖功，此其時矣。望毋負余意，餘由戈青代達……” 王天木看完來信，不覺緊張汗流，幾乎癱瘓在沙發上，當面應允聽從戴的命令，掩護劉接近汪而下手誅戮，以申國法。當時議定乘雙十國慶汪成立“新政權”後閱兵的機會，由劉化裝為汪的衛士混入閱兵場，相機行事。 可是，汪成立“新政權”的計劃，未能如期實現，閱兵也被取消了。劉以為誅汪的行動，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權”之先，才最具意義。何況，他自己是個被懸賞的“通緝犯”，怎能曠日持久？於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體的事實表現，向戴笠作悔過自新的交代。 戴笠知道劉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許王天木的決心鋤奸贖罪，並且還答應他的請求，送他四萬元法幣，以為活動工作的費用。可是，王卻向劉聲稱誅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能再找陳第蓉加入。劉奉令返滬，本有策動陳反正、戴罪圖功的任務，當即欣賞同意。於是，在王的安排下，劉和陳見了面。 不料，陳第蓉居然開出條件，請戴笠釋放他在後方被捕的家屬，才肯與劉合作。劉急電戴報告，並且建議迅速派專人將陳的胞妹釋送上海，和陳相聚，以安其心。 陳第蓉的胞妹陳第蒸，遂由劉的舊屬朱三元送到上海，當面把她父親的一封信交給他胞兄。陳關切而又緊張的拆開書信，他那位讀書明理、精通法律的父親，很嚴厲的在書信上訓斥他說：“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優待，未及言誅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當思戴罪圖功，否則，噬臍莫及矣！” 陳第蓉看到他父親的書信，尚在猶豫，他妹妹陳第燕卻跪在她哥哥面前，聲淚俱下，要求陳不再做漢奸，否則她寧可跪死，也不起來。陳無奈之下，只好表示：“為了不使父母傷心，從此改過，不做漢奸”。陳第燕看到她哥哥應允不再做漢奸了，才起來兄妹相見。 劉戈青向陳交代此事以後，問起陳誅汪反正之事，陳約他等待時機，隨時聯繫。 誰知，陳劣性不改，藉口加強彼此聯繫，與劉幾次酬應以後竟然親自開車，將劉誑到76號偽特工總部關了起來。顯而易見的，陳第蓉不但不知悔改，而且出賣了劉戈青。 當時，76號偽特工總部的嚴刑拷打，是出了名的“閻王殿”，劉戈青自揣必受摧殘。不想第二天，76號的要員李士群親自和他晤談，把劉從監牢內請了出來，待以賓客之禮。 幾次談話，甚至對飲小酌。一方面勸劉參加他的特工總部，許以京滬方面的要職，“共圖大事”；一方面想以輕鬆的友誼氣氛，套問劉此次奉命來滬，究有幾人？以及軍統局在上海的虛實。 劉戈青意志堅決，態度嚴正。除了暗示他已準備隨時犧牲，不願與李等“共圖大事”外，還虛虛實實的稱贊軍統局在上海力量的強大，甚至只要他隨便打出去一個電話，就會有人冒險來看他。 李土群對劉的話將信將疑，裝出一片愛惜英雄好漢的豪氣，向劉表示：“電話就在旁邊，可以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同志真的能僅憑你一個電話，就不顧一切後果地跑來看你，我可以讓你們自由交談，絕不派人監視。” 劉立即打電話給朱三元，朱三元本來是劉戈青主持上海行動組時最得力的幹部，接到電話，毫無顧忌的應約赴難。最難得的，還有位不是軍統局同志的商人包天擎，卻以友誼的立場，陪同朱三元身人虎穴。 朱、包二人迅速如約而至，頓使李士群又敬畏又嫉恨，更想盡量利用劉來對付軍統局。另外，既然假裝慷慨的姿態已經擺了出來，只好“大方”到底。於是當面對劉、朱等恭維他們的肝膽相照， 不愧為真正講義氣的朋友，一面吩咐手下不准監視他們，儘量給他們方便；一面很客氣的道了“少陪”。 這時，劉縱有千言萬語，也無法向朱等傾訴，除了對包天擎的見義勇為，特致謝忱外；當即寫了張紙條交給朱三元，叫他帶回去密呈戴笠，上面寫道： “受命來滬，原擬乘機擊逆首懸於天下，孰料天不假其便，數月來迭遭變故，今更身人樊籠，自問必死。此間處境雖萬分惡劣，必要時決心一死，上報知遇之恩；下贖方命之罪，絕不以團體的生命，換取個人的自由。茲乘三元兄之便，謹奉寸柬，以明素志；並托帶還錶，呈於鈞前……” 除了這封書信，劉又從手腕上拔褪下一隻手錶，請他一並交還戴雨農。 朱三元看到這封信，再看到手錶，不覺感動流？目。原來，當時一隻名貴的手錶，來之不易。戴雨農為了激勵部下工作，常拿來贈送給有功的人，一則使其感到光榮和珍貴；同時也可以因為時間准確，不致誤事。劉的這只手錶，就是他在上海誅鋤漢奸後，戴贈送給他的。現在退還贈表，分明是表明必死的心跡，同時也有一種留為紀念的想法，實在是意義深長。 朱三元安然走出76號，回到重慶，報告戴雨農，包天擎卻以朋友身分，每隔三兩天，就跑去探望劉戈青，送衣服送飲食，相當殷勤。 自劉戈青被陳第蓉誘捕後，加以青島、北平的組織，仍然因為王、陳背叛的關係而相繼被破壞。戴雨農覺得，他對人的失足，已充分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而且有求必應，真可謂仁至義盡了。但是，既然王、陳等已無悔過反正的希望，於是由他自己策劃誅鋤工作。他很瞭解王天木和他幾個親信人物的關係，所以他找到一位出乎叛逆的防範想像以外，而事實上最適當的高級幹部去秘密進行。這位幹部就是常在北方活動，而和上海的工作殊少往來的吳安之。 吳安之到了上海，找到王天木的保鏢馬河圖，以同鄉的情誼和國家大義、組織的精神來感動他，並且對他下達戴笠的命令，讓他做誅鋤叛逆的執法者。馬河圖雖然受王天木的恩養，但他也素來敬重吳安之的為人正直誠篤，更懾服戴雨農的威嚴，吳對他開導說：“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留芳遺臭，在你一念之間；將功折罪，鋤奸自效，才有光明前途”。 經過反復開導，馬幡然醒悟，慷慨接受命令，吳安之還叫他與戴雨農已經安排好的內線行動人員丁寶林和許清江聯絡合作，相機行事。 1939年的聖誕夜，正當王天木、陳第蓉、何天風等與幾個日敵漢奸在舞場行樂之際，馬等動手鋤奸，當場殺死陳、何二人；王天木剛巧離座上廁所，幸免脫去。但事後，因為馬河圖是王的親信保鏢，而事發之時，王又離去，敵偽懷疑是受王的主使，而將王逮捕審訊。 馬河圖一擊成功，吳安之立即偕馬離滬，同赴河南，許、丁也離開上海，回到後方。不久，奉到戴雨農的命令，派馬河圖為新鄉行動隊隊長。馬感奮之餘，非常盡力，曾經滲入日軍新開闢的飛機場，炸毀九架敵機，炸彈四千餘箱，燒掉汽油倉庫兩座，汽油七千餘桶。 李士群既無法使劉戈青變節，收為己用，也未能從劉的口中奪取任何秘密，於是改變態度，對劉嚴刑虐待。一直1940年5月，劉才找到機會，設計脫逃魔掌，回到重慶。
喬家才太行之行不辱使命
1940年，國民黨軍隊為了控制黃河北岸的廣大地區，在第一戰區的統轄之下，已設有三個主要軍區﹕西邊是中條山軍區，中間是太岳山軍區，東邊是太行山軍區。中條、太岳接連在一起，南臨黃河，但渡口控制在共產黨手中。只有太行山區，才是惟一孤懸在敵後的抗戰根據地。 太行山軍區，東西三百多里，南北兩百多里。北面深山為共產黨所據，東邊是平漢鐵路，南邊是道清鐵路，西邊是白晉鐵路、潞澤公路、晉博公路。這三方面交通線上的重要據點，都駐有口軍，形成對太行山的大包圍態勢。太行山區又分為東西兩區，東區由廿四集團軍龐炳勛負責，有龐兼軍長四十軍和孫殿英的新五軍；西區為范漢杰廿七軍，名義上列入廿四集團軍序列，但仍受三十四集團軍胡宗南節制。 戴笠對太行山區的重要性，早有認識，也早有過安排。1937年8月，南口戰役結束，敵軍繼續西侵的趨向日益明顯，戴雨農即下令成立晉綏察區，派李果諶為區長，馳赴太原，就近加強部署並負責指揮三省的情報工作，其後敵軍南犯，太原失守。為牽制敵軍，必須組織民間武力，建立基地，從事敵後游擊不可。戴笠於是與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密謀此事。在湯的支持之下，授予李果諶十三軍游擊司令的番號。設司令部於太行山，策聯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間武力，組成游擊隊，共達三萬人。不僅用以襲擊敵偽，而且可以扼制正在日益擴張的共軍。後來重慶最高統帥部決定封鎖黃河，並以敵後游擊任務，專付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以及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吾。李果諶只好將部隊交給孫、張收編。 不久，由於“華北督導團”在中條山區的表現，同時，軍統局在山西的情報組織於1940年5月，遭敵偽破壞，被捕去七十餘人。因此，戴雨農考慮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區，一面組織群眾，加強軍民合作，發揮像“華北督導團”那樣的作用；一面以武力為後盾，加強山西方面的情報和行動工作，打擊敵偽，實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於是他和他的密友、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軍談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軍軍長范漢杰具呈軍委會，請求派一熟悉晉東南情形的專員前往太行山，協助軍隊工作。軍委會批交軍統局辦理。戴雨農便把這一項艱巨的任務，交付給了山西人喬家才。 當時，戴雨農除了派喬家才赴太行山，同時也派劉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戰區工作。喬和劉都擔任過軍統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種嚴厲的性格，往往聲色俱厲，不顧一切。戴雨農用其所長，大度包容，但亦告誡他們出外應付複雜環境，所與共事的人物，品類不齊，各人的心性不同，萬不可以軍統局的情形去衡量別人。戴雨農借替他們餞行，把酒暢談的機會，以輕鬆的談吐，對他們加以匡正，告訴他們對任何事情，都不要僅看到局部，或者僅看到他人一時的缺點，就對整個的事態，有一種悲觀的看法和責難的論斷，而必須從大處看，從好的一面看。同時，希望對一個人或一件事能夠改正缺點為優點；在糾正的方式上，也有比嚴厲批評更好的方式。他並且打比方給他們聽，他說： “我們軍統局的高級幹部以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廣東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習慣來看湖南、浙江、廣東人，你能看得順眼嗎？” “一個人也需有天地之大無所不包的度量；我們對於一個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就夠了。” 他這番敘談，既不傷喬、劉的尊嚴，也達到了訓導的目的。喬、劉了悟之下，很愉快的向他辭別，各自踏上征程。 1940年，喬家才以軍統局晉東南站站長的身份，自重慶攜帶無線電機出發，途經西安、洛陽兩地，選調了十個人，同往太行山。 范軍長見到喬家才，看到戴雨農帶給他的親筆函件，非常歡迎，當即發表他為廿七軍軍部參謀處副處長兼設計委員會的視察專員。當然，這項職位，只是一種足以使他開展工作的合法身份而已，並不要求他真的去參加參謀工作。 軍區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廿七軍的設計委員會，由軍長、軍參謀長、各師師長、党部專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書記所組成；另設一主任，負實際責任。各縣縣長，由設計委員會委派，但事實上由軍部和各師所瓜分。雖說表面上已構成一個戰地政務的形態，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徵購糧秣、興辦學校和出刊報紙，有較好的成績以外，其他加強軍民合作、發動群眾力量等等，仍是徒有虛名。而最成問題的，卻是關係軍區生死存亡的軍事情報。 當時，軍中的情報，完全依賴部隊的諜報組，而謀報組的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知識水準與技能訓練也不夠理想。尤其有些便衣人員，進出敵前敵後，往往與地方上壞人相互勾結，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誣指他人為漢奸。以致人民對便衣情報人員，存 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哪里還能搜集到可靠的情報？更嚴重的，有些便衣人員，甚至還被漢奸收買，出賣情報給敵偽。 因此，喬家才認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種任務，改善情報工作，實為當務之急。他決定一方面以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為中心，在各縣建立屬於軍統局的秘密情報組織；另一方面則設法健全各縣黨政機構的情報工作，而以籌辦短期訓練班為開始。 在范軍長的大力支持下，短期訓練班調訓各師的擔任情報工作的人員，得到很好的效果。受訓的幹部回到部隊，再輾轉灌輸新的觀念和技術給他們的部下，逐漸的，部隊的情報業務，也開始面目一新。 加強軍民合作，太行山已經有個設計委員會的組織，這與中條山完全授權“華北督導團”不同，何況，“華北督導團”是直屬軍委會的公開機構，有團員五百人之多，而軍統局的晉東南站，只是個秘密情報機構，喬家才本人只是設計委員會的視察專員。因此，這項工作，必需因勢利導，相機推動廿七軍自身，在這方面多所努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喬家才和晉東南站來直接參與處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軍民合作關係的事件發生了。事情是這樣的﹕喬家才奉範軍長命令，調查游擊隊和“聯莊會”的衝突糾紛。 當時在太行山區，廿七軍指揮兩個游擊縱隊，分別活動於河南省的輝縣與修武。縱隊的編制很大。縱隊長是中將軍銜，擔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軍校畢業的老前輩，可是縱隊的兵員並不多，素質也不齊，紀律也不好，要糧要錢，增加人民很大的負擔。 河南的民眾非常強悍，為了自衛，大都有武器，有組織。輝縣的淪陷區，就有個“聯莊會”的組織，曾經向輝縣縣政府備過案。本來對國軍抗敵防共，都是有幫助的。可是，卻因為受不了活動於輝縣的游擊隊的征糧騷擾，以及某些諜報人員的欺淩勒索，以致常常發生糾紛，甚至在少數人的激憤之下，秘密處決了幾個我方便衣人員。一時雙方矛盾激化，大有劍拔弩張之勢。 於是，游擊縱隊的張司令一再向廿七軍軍部報告輝縣的“聯莊會”是漢奸組織，殺害游擊隊員。軍部轉報第一戰區長官部，長官部轉請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根據輝縣縣政府的報告，答復長官部，說明“聯莊會”不是漢奸組織，而是游擊隊紀律太壞；“聯莊會”為了防止他們的騷擾，是種出於無奈的“自衛行動”。 雙方各不相讓。游擊隊為了報復，為了催糧，竟然把“聯莊會”李會長的兒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漢奸罪名。“聯莊會”當然不服，氣憤洶洶的轟鬧起來。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決，可能導致嚴重的不良後果。 喬家才奉命之後，派河南人楊慶明深入敵後，作公正而詳實的調查，以求徹底瞭解真相。 原來輝縣縣政府，為了供應國軍的軍糧，不得不利用“聯莊會”的組織，控制敵占區的民眾。“聯莊會”既然居住在敵占區，又要向國軍供糧，就不能不向敵偽應付；可是，游擊隊勒索騷擾，有人失蹤也是事實。因此，如果從某一種角度去說他們是漢奸組織，也不是毫無根據。 但無論如何，把李會長的兒子捉上太行山，當作漢奸扣辦，激起眾怒，總不是辦法，同時也解決不了問題。於是，他向范軍長建議“不要為了游擊隊的問題，而損害到軍民感情”，主張把李會長的兒子釋放回去，雙方和解。 可是軍部既已經向長官部報告過“聯莊會”是漢奸組織，現在又和解，多少有點出爾反爾的顧慮，加以游擊縱隊張司令的堅決反對，他的建議沒有被接納。 可是，他並不灰心，而再接再厲的進行疏解勸說，尤其對張司令，除了闡述“抗戰是離不開民眾的；激起眾怒，陷國軍於不義，是最要不得的”的道理以外，還把戴雨農勉勵他：“一個人也需有天地之大無所不包的度量”的話頭，復誦給張聽，並且加以引申發揮。 張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勸告，贊成和解。 於是，由廿七軍下達命令，立刻釋放“聯莊會”李會長的兒子送到軍部；由喬家才派楊慶明護送交輝縣縣政府，並且責成戴縣長，嚴戒“聯莊會”不得再有殺害游擊隊人員的情事。如果游擊隊人員確有不法行為，可以押送軍部，一定秉公法辦。如此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由於“聯莊會”和游擊隊衝突事件的和平解決，使太行山區的軍民合作，無論是精神的啟發灌注，以及業務的改善增強，都發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聯莊會”的民眾，對於此後軍統局的搜集情報和爆破行動工作，也充分予以掩護和支援。 從1941年2月起，日軍連續進犯黃河北岸的三個山區。等到戰事結束以後，雖說廿七軍仍然返回以陵川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夠力量，保衛太行山。可是，喬家才卻發現軍政的配合不夠，於是，他和范軍長討論此問題。 本來，地方行政，不僅是替軍隊徵購糧食，還要聯絡敵區民眾，幫助我軍，對付敵人。可是，各縣縣長，都是由駐防的各師所派；他們本來是軍官，又不是當地人。所以軍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夠；再加上戰事發生後，部隊一撤退，縣政府也跟著走了；使地方上成為無政府狀態。因此，喬家才向范軍長建議改由當地的地方人士當縣長。 范軍長和所屬的三個師長都很尊重喬的意見，於是，除了陵川不是敵區，由軍長委派楊玉鈺擔任縣長以外，其餘壺關的馬子駿、長治的聶吉甫、高平的姬梅軒、晉城的張子仁，都是由喬推薦的。 各縣的行政組織調整以後，首先喬和他們確定一個原則：縣政可以以軍的武力為後盾，但不完全依賴他生存，而必須設法以縣的民眾為基礎，依賴民眾以生存，所以決不應有隨軍隊進退的打算。 在此原則之下，他們都能把行政推行到軍隊的步哨之外好幾十里，直接接近敵人的地區，成了軍隊的外圍；每天過著戰鬥生活，隨時警戒，隨時行動，其中尤以長治、高平、晉城三縣所發揮的效能最大。 敵占區的民眾，往往自動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前來接洽送款，提供敵情動態。因此，不但太行山區的軍政配合和群眾運動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且也對軍統局打擊敵軍有很大的幫助。 戴雨農自從派喬家才赴太行山區以後，為了加強敵後的組織發展，推動工作，即從各方面不斷地給予支援。除了把原來設在晉東南的若干直屬組織，配屬給喬指揮，還陸續的從後方增派無線電台和新受訓的青年，輸運槍支彈藥和爆破器材。 喬有了充裕的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區對軍政配合和接近民眾的努力，局面已經打開，因此，很快的在長治、高平、晉城、修武、輝縣、新鄉、春城、蘭封等地，建立了性質不同的特工組織，除了經常搜集情報外，還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對敵軍的行動破壞上面，以配合軍統局全國性的打擊敵偽活動。在許多襲擊敵人、破壞交通和礦井的事件當中，最使敵軍疲於奔命而感到束手無策的，就是有計劃的大規模破壞敵軍軍用電話線。軍統局的工作人員，聯合當地的軍政人員和敵區的民眾，在喬家才命令之下，曾經在一個夜晚，把敵軍在長治、高平、晉城三縣所架設的電話線，全部割取下來，運回太行山區。並且利用這些電線，架設起以廿七軍部為中心，向東通到太行東區的新五軍，向南通到修武縣政府的電話線。 敵軍為了防止電話線再被破壞竊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責成當地民眾負責看守，否則加以殘害；以及在電杆上綁手榴彈，下面埋地雷炸藥等等，都因為敵區民眾和軍統局人員的充分合作，而能事先防範，避免受到傷害。 敵軍電話線一再被破壞，毫無辦法；居然以長治司令官名義，用飛機空投一封致范軍長書信，大意為：“你強迫支那良民破壞我們的電話線，你們中央軍不應有此行為，希望以後不要再來破壞。” 喬家才建議范軍長，用副官處蔣處長的名義，回復敵軍一封義正詞嚴的函件，謂﹕“破壞電線之事，是出於中華人民的愛國心和復仇心。因為你們行不義之師，侵犯我國，到處奸擄殘殺。今後不但繼續破壞電話線，而且還要阻絕你們的交通，截斷你們的糧源。如果你們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趕快回日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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