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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位、按手印及其它
伍立楊
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一出於他的心胸；一出於當時的形勢。他顧念大局，以統一為要素，以道德為準繩，其心直可剖示天下。在他的心中，決無戀棧和弄權的半點私心。這與不學無術，自我膨脹，故弄玄虛的專制戀棧狂相比，是何等的高尚！ 至於有人說，孫先生手中無軍隊，即無實力，不得不讓位於袁世凱，則大謬。其一，如革命家、文論巨子雷昭性所說，倘若果有權利私心，難道不可以挾南方兵力相抗衡嗎？即使不能直搗黃龍，難道割據天塹劃江而治不可乎？然而這樣就不免人民流血，荼毒生靈。又其一，孫先生讓位以後，同盟會的年輕幹部，有捶胸頓足者，有呼天搶地者，至有失落發瘋者，即令在這樣的情勢下，他們對孫先生的舉措仍表示理解──是一種痛苦的理解。倘非如此，他們就會重拾利器，奮起狙擊袁世凱，只要孫先生點一點頭，稍做示意，這樣的志士會層出不窮，不惜流血五步，肝腦塗地，直至將其肉體消滅。因為孫先生為人以智慧和胸襟勝，從來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 可是袁世凱這樣低賤的心智，怎麼可能領會孫先生博大的胸懷度量，以及長遠崇高的考慮呢？所以緊接著，袁世凱利用和局的形勢，大肆徇私舞弊，專制誤國，至復辟帝制，全國奮起聲討，觳觫暴斃，亦咎由自取也。先生的高蹈遠引、遜位讓權，竟被視為軟弱，後世歷史家也有持此論者，這就讓人不可理喻了。
二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山先生潛往日本。1914年7月在此間成立中華革命黨。確實發生了要求黨員按指印、立誓約之事。 最近有人撰文甚至以為是專制的先聲，一言堂的萌芽，這就偏離事實很遠了。包括唐德剛先生都有這樣的看法，這是很遺憾的。詳見廣西師大新出的《袁氏當國》（唐德剛）一書。而雜文報所刊《孫中山輝煌生涯中的一處敗筆》一文（（2005、9、2，劉吉同文）），竟說，“孫中山對國民黨的改造，帶有強烈專制、獨裁色彩，家長制、惟我獨尊、愚昧政策、個人崇拜、無限權力、絕對服從、個人說了算……等等這些封建主義的東西”。 朋友，這就是膠柱鼓瑟，無限誇張了，危言聳聽，無以復加了！半夜吃桃子，專揀軟的捏嗎？專制極權在近現代的中國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閣下瞭解嗎？孫先生那樣春風風人夏雨雨人的仁人先知，史上哪里去找？見風就是雨，這許多的狠詞，閣下寫來過癮嗎？ 實情是，同盟會的幹部，一部分學者氣書生氣太重。以歐美為師，非常正確。但也要看是不是時候。歐美的議會已經成熟成型，甚至可說是雷打不動。當時的中國呢，同盟會給袁世凱分化、瓦解。在糖衣炮彈的同時，也預備刺刀伺候。章太炎這樣的革命元勳給袁世凱騙了，還敢於瘋癲似的同人家亂鬧，要分權，雖然是個笑話，但在背後，也有同盟會的實力在隱約地起作用，否則，哪有他那一番喘氣式的表演呢，只怕連活命的空間都沒有。在民主國家，政治及政治家的進退是由公民的選票來解決的。因為民主的主要功能，是為政治家們提供一種最有效的工具來解決他們之間的政治權利鬥爭，選票決定個人是否掌權。但是袁世凱不特限制選票，最後連議會都解散了，夫復何言？ 誓約的中心內容是：“為救中國危亡，拯民生困苦，願犧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這有啥緊張的嘛，您既選擇此道，這一點約束都不能承受嗎？ 再者，孫先生的按手印，在那麼一個特殊時期，同盟會渙散之風愈盛，份子複雜，官僚軟化，黃興也沮喪不已。連續給袁世凱所玩弄，相繼敗走，扶桑三島遂為亡命客集中之地；為矯正之，按個手印，有什麼呀！？可是我們的學者們，脾氣大不說，還迂闊地要說法。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孫先生也只好由他。大學者牽頭的革命組織，有那麼一點江湖氣，其實是好事。比較中外革命史，像孫先生那樣深邃仁厚的革命家，到哪里去找呢？ 專制的起源，跟人的性格、環境、背景、氣質和一個人的權利慾……關涉甚大。有的人，從他的氣質涵養來看，他就根本搞不了專制。而希特勒、齊奧塞斯庫、斯大林、波爾布特……幾乎就是天生的專制分子，不搞到鬼哭狼嚎、萬戶蕭疏他就決不罷休。 中山先生允文允武的人格氣魄所來有自。他革命一生，荊棘載途，先生卻如牛負重，兩肩擔起，未嘗稍息。很多歷史的關頭，機會微渺得如同海底撈針，而先生總是不辭艱危，期達目的。儘管有的行動原系孤注一擲，勝負殊未可分。但是，如唐德剛教授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所贊：“把握時機，不計個人成敗，原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氣魄宏偉，敢作敢為，尤非常人所能及”（第十三章）。他堅信權力與責任同在，充分理解這一點的人，方不至成為權利狂。出於對生命價值的無條件關愛，他推崇非暴力運動，但絕不是無原則的守持之。孫中山先生素重西學，深諳洋習，對設議院、變政治更有深刻的理解。1896年倫敦蒙難（為清公使館綁架），獲英國人民及政府營救，對英國人民所崇尚的正義及公德良心更確信無疑，也使他對文明國家的進步、教育、民意的認識更加堅定。他對中西文化良性傳統方面的有機繼承發展使他不但建樹偉岸，更以獻身國家的同時，表現出一種罕見的人格魅力，而時勢給他的名利，卻棄如弊屣，絕不介懷。
三 羅厚立先生撰文《國器章太炎》於《南方周末》（2005、8、11），說章太炎“多本天下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黨一派的私利”，說他上書袁世凱，化解廢除各地的割據勢力，“希望獲得真正的全國統一，進而使中國復一等國之資格，這是廣為引用的名句，但引者多受國民黨（同盟會）觀念影響，以此詬太炎以革命黨身份而助袁。其實章太炎以國士而獻策於中華民國新任的總統，追求的是國家的安定統一，自不必以黨派觀念而非議之” 。“章瘋子之稱，據說最初還是太炎自己使用……” 這些議論是大有問題的。 仿佛巴爾扎克乃文學界之拿破侖，章太炎也是個學術界的拿破侖。他的性格，加上他的天賦，更不能安於平靜與節制。此種性格乃決定其行事的根源。瘋子的稱謂，也不是什麼據說，他在《章太炎的白話文》裏面扎扎實實白紙黑字承認了的。 他的寄托希望於袁世凱，也大有其私利在，不是什麼天下為公。他個人的弱點，當然也是人性的弱點，不必回護。只是說，這並不十分影響他的學術光輝，倘若在西方民治國家，個人毛病不為大害。但在民初那樣板蕩專制的社會，就大有可議之處了。 您說他不為一黨一派的私利，這就是個笑話了。就是先進的民治國家，黨派之間也要光明正大的爭取私利──競選就是爭私利，爭組閣之權利。只是說前提是一種深厚的契約精神，一種正大的遊戲規則，您的派別在獲得私利的同時，必以實現最大的公權維護為前提。您爭私利，也要同時顧及別人的私利。孫中山、宋教仁的政黨政治觀念，是拿出政策和策略，和他黨競爭，而多黨競爭，他們堅定地視為良美政治。美國先賢以一黨刻意分之為二，就是要讓他們爭嘛。 套句老話問太炎，“你是哪一部分的？”只能答曰：他哪部分都不是，他只屬於他自己──一個糊塗任性的那部分！太炎正因頗有私心，與虎謀皮，才給袁世凱玩弄，而跳腳大罵的。當東北籌邊使等事，直是自取其辱。在會黨內部，他也是小孩的臉，說變就變的，故即令蔡元培那樣篤厚的仁人君子，也每每看不下去，斥責他“尤為無理取鬧”。倒是孫中山對他，以罕見的心胸忍讓之，強調“尊隆之道，在所必講”。袁世凱表面看重他，也正是因為有同盟會後盾潛在地在起作用，否則置之死地還不是分分鐘的事情？哪還有他的一番讓人津津樂道的表演？和他那些趣味盎然的行為藝術？他要是注意一黨一派的私利倒好了，他只忙乎他個人的私利。章太炎這樣的老先生，適合在一個憲政歷史深厚的體制下做議員，則可大幅度發揮其多思善謀之長才，那他的毛病就無傷大雅了。美國議員有被報界罵為無脊梁骨的軟香蕉的，有被罵為狗屎的，不一而足。但他們實際上起了關鍵的作用，因其人性的弱點，被良規也是鐵規所限制，難以形成破壞力。好制度，把壞人變成好人；而惡制度，則把好人也變成壞人。 袁世凱又不是人民的選擇，而是他自己告密、窺視、翻雲覆雨，殺人越貨走上專權捷徑。同他搞什麼國士獻策呢？於法理就不通嘛！成王敗寇那一套也非智者所宜取。所以，不是什麼“不必以黨派觀念而非議之”，而是大可非議。袁世凱之不配以總統身份接受國士的獻策──為什麼？潘恩、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著作中早就講過，以陰謀和暴力來攫取權力的、以專制暴力鉗制人民生命自由的，人民可以不承認他，也可推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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