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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黃花崗雜誌第19期） 孫中山與共產黨的政治關係（下） 辛灝年講演錄《 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四大關係》連載之二
二、建國分野﹕
孫中山創建的是要“走向共和”的進步中國 共產黨篡立了一個“復辟專制”的倒退中國
當然，毛澤東之所以要否定和推倒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推倒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就是我們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建立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屬新馬列國”。但這個“俄屬新馬列國”，它的前身就是前蘇聯在別人的國家所篡立的第三個蘇維埃共和國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49年後則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復辟了專制的倒退中國，和一個實行了一家洋教黑暗統治的假新中國。也就是說，共產黨“在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如同英國的斯圖亞太特王朝、法國波旁王朝、和前蘇聯革命名義下的共產專制復辟一樣，成功了。雖然他們好景難長，都是短命的，最後都要垮。 為了證明事實究竟是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先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對他們進行一番比較，好讓這“兩個中國”在事實的比較中，揭開真象，以證明這“兩個中國”的根本不同性質。再說，有了大中華民國這個“參照物”，我們就更能夠看清楚“馬列中國”的政治本象了。
在民族方面﹕簡單地說，一是孫中山先生公開宣稱，由辛亥共和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是對 “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中華民族世代歷史的一脈相承，這就等於是向世界宣稱了──大中華民國就是大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民主國家。
二是推翻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其性質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中華民族第二次驅除外族統治、恢復中華的偉業，是繼朱元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的又一次偉大的民族革命。她使國內各民族開始走向了平等，即所謂五族共和的實現。特別是因為她能夠做到“絕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與之和平共處於中國之內”，才使她確實像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台詞所說的那樣﹕“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她不報復，不殺人，不抄家、不向前朝的遺老遺少大事復仇，更不對全體人民、特別是前朝的遺老遺少，講出身、分階級、劃成份、實行專政。 三是從此明確必須對外爭取民族獨立，猶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幟”，並以反對前蘇聯藉口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來顛覆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為自己的民族革命天職。對前者這個歷史性的民族願望，終於因大中華民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而由蔣介石於1942年春天在開羅會議上光榮完成；對後者這個中華民族的深災巨禍，卻因為日本的長期瘋狂侵略和中共奪權篡國的成功，而慘遭失敗，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墮落成為幾乎消滅了中華民族的“馬列黨族國家”。 四是“繼承我優秀的民族文化，並吸收世界之先進文化，以並趨於世界……”。孫先生開創的大中華民國和曾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不包括李登輝之後的台灣“中國”國民黨），不僅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十分看重，其有心繼承、傳揚、發展，俱為歷史的事實；而且對世界文明、特別是西方近代的進步政治文明等其它文化，作有心的介紹、移植和傳播，也為歷史所證實。在大陸慘遭失敗的大中華民國，在退守台灣之後，當然是在兩蔣時代，對於中華民族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整理、研究、傳承和宏揚，確實為保存我中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至於今天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我們就不必說了，他們對我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的陰陽兩手背叛，歷史已經將它斑斑可考地記錄在案。
在民權方面﹕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較之朱元璋的民族革命更為進步、更在本質上與朱明王朝完全不一樣。因為她不僅驅除了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而且從根本上結束了自秦始皇之後中國已經綿延了2100年的君主帝制，並從此開始“走向共和”。她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引用中共御製的教科書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1912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合法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中國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 ） 人民擁有了思想輿論出版自由，至1913年7月，民辦報紙已經達到500多種。1916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500家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不僅成為歷史的事實，而且造成了勝利的結果。即便是在她被共產黨即中國的“馬列子孫”一再攻訐的國民黨訓政時期，就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人民所擁有的思想輿論出版自由，也是今天的中國大陸人民連想都不敢想的。我曾在講演中不止一次講過﹕至1937年3月止，中國文化人自己創辦的民間報紙就有1117份，民辦的各類文化刊物就有1518份……不獨如此，當時中國的大報──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當時中國的大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當時中國的七十餘家大型電台中的絕大多數，全都是民辦的……。其時，共產派知識分子可以公開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一邊撰文歌頌我們敵國的首領斯大林是他們的父親，一邊責罵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朋友門，這就是大中華民國在國民黨蔣介石訓政時期，她的人民所擁有的民權！至於在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時代，我們的老百姓們，我們的知識分子們，究竟享有過多少的民權和怎樣的民權，我今天就不講了，好在大陸歷史學者們的反思成果昭然，我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 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誠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勝利在辛亥之後……，甚至中國的新文學就更是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才產生了舉世聞名的大作家和好作品，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和北伐勝利之後已經在走向統一和進步的大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真正新中國。我們只要稍稍設想一下，1949年之後，只要中國大陸還存在著一份人民自己辦的自由報紙，上可以揭露共產黨的統治罪惡，下可以揭開社會主義的黑暗，我們的人民還會被共產黨葬送掉八千萬無辜的生命嗎？毛婦江青的四人幫還能夠橫行無忌整整十年、使神州陷入萬般血腥之中嗎？
在民生方面﹕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又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470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40年（清王朝改革開放時期──講演者註）投資的總額……”（同上）。於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1914年3月15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盛舉，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組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商會”，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裏，是不是也像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和好中國呢？ 應該說，就民生而言，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是否能夠保證人民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力。由於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從來就有保護人民私產的制度，甚至有“製民之產”、也就是要幫助人民發展和保護私有財產的思想和做法；由於大中華民國創建之後，中國健康的市場經濟，就是真正的自由經濟制度，不僅立即得到了建立，而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於北伐之後的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其能夠調動的民間財力，僅佔全國民間財力的百分之三；更由於大中華民國的各級政府從來就沒有對人民划成份、分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動不動就抄家劫財、沒收財產，甚至是為了抗戰，國民政府也只是號召國民認捐，而不是強迫國民“交產”，更不會“抄家”，衛國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發生的上萬青年學生跪求商人捐款支持抗戰的行為，實在是只能使得1949年後的商人感慨萬千！（參閱黃花崗雜誌十九期“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一書連載之七”） 特別應該說到的是，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了保護中國的知識分子，維護他們的生命，保證他們的生活，曾想盡辦法將當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中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五十、和初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三十統統轉移到了大後方……我們要是將國民政府對中國知識分子生命和生活的重視，與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無端地、大規模地和一再地慘遭屠殺、蹂躪、批判、鬥爭、貧困和饑餓相比，又豈止是“天差地別”一句話所能形容的。 至於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1930年就已經頒佈土地改革綱領，及其在內憂外患之下，甚至是浴血抗戰之中，在凡是沒有戰事、而可能實行土改革的局部地區所進行的375減租等一系列的農村改革，自然都是這個政府所做的民生奮鬥的一部分。這才是1949年之後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之所以能夠立即全面地推行“未殺一人”的土地改革，更因此而將整個台灣地區的民生水平推向了世界先進地區水平的最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也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方面入手，將共產黨奪權建國之後是怎麼幹的，大致地作一番交待，並與孫中山創建的、蔣介石曾捍衛和建設的大中華民國再作一些具體的比較。雖然，我們剛才已經作過一些比較了。
民族方面﹕
從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傳承上來看﹕ 一是我剛才已經說了，孫中山創建的大中華民國，傳承的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因而他才是我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所有創建、捍衛和建設過我大中華民國的奮鬥者，當然都是我中華的兒女。但是，中共所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承的卻是“馬恩列斯毛鄧江……，並且現在還在想著“怎樣才能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甚至所有共產黨人都說“死了便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絕不向中華民族的歷代祖先報到。由此可見，由中共所篡立的這個國家，當然不是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是如我在“中國命運和台灣前途”的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是“馬列黨族的國家”，而所有為篡立和維護這個“馬列中國”而賣命的，自然就都是“馬列子孫”，雖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受了被一個所謂美好理想的欺騙。多年來，我在講演中都一直在講要“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兒女的民族精神”，期望當代的中國人，“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誰想，最近我才發現，一九五七年，四川省重慶中學的鄧祜曾老師就已經說過﹕“……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就為這，鄧祜曾老師就被共產黨劃為右派並剝奪了生命的權力！ (李才義﹕“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轉引自魏紫丹教授的“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一文，黃花崗雜誌第20期 ) 難道鄧祜曾老師說得不對嗎？當然對，太對了！不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倒退的反動的主義，就算他好得不得了，我們中華兒女也只需要有好說好，有好學好，也沒有必要非把馬列頂在頭上做祖宗，更沒有必要拋棄、批判、否定和打倒“中華國”，卻篡立什麼“馬列國”呀！任何為人父母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好，就會逼著自己的兒女改姓更宗嗎？任何一個為人子女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比自己家好，就要給別人家做孝子賢孫，還一定要推翻自己的父母，否定自己的祖宗，毆打甚至屠殺不聽自己話、不跟著自己走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下一代嗎？
二是孫中山在1924年春天的三民主義系列講演中，曾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明確地反對“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但是，中國共產黨卻要堅持“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一定要用“馬克思的辦法”來統治中國。所以，它才會堅持製造階級鬥爭，堅持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始終迷信暴力和堅持運用暴力來殘酷地鎮壓我們中華的兒女。所以，它才會全方位地消滅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有的，並以“製民之產”（孟子語）為特徵的私有經濟制度，實行所謂的公有制，即實際上的“黨有制”──說到底就是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完美無缺的私有制”（──這是我1986年11月11日在武漢大學講演時所說的話，險些倒了大霉！），來剝奪全國人民的財產，以奉其一黨的享受。所以，它才會強迫馬列中國的所有臣民都必須“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也就是說，用刺刀逼迫所有的中國人，“說話必須首先稱馬列的教導，著述必須證明馬列的正確，做事必須以馬列的思想作為指導”。直到今天，連北京師範大學的歷史系教授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雖然洋洋千萬言，浩浩二十二卷，卻依然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既要用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歷史，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無比正確，又要用馬克思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來剪裁、編造、竄改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實在令真正的中華兒女蒙羞…… 至於鄧小平依然要“掛馬克思主義的羊頭、賣專制改良狗肉的改革開放”，其實質就是“專制改良”，也就是中共的“洋務運動”，說到底，他還是要“繼續傳承馬列和救社會主義的命"!而那個被鄧小平誇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共“黨儲”胡錦濤一上台，就不僅宣稱“北朝鮮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而且還要大大“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工程建設”，繼續用大陸人民的血汗來維護他那個反動的的“洋祖宗”──馬列在中國的思想和政治統治，以圖反撲我中華兒女意在第三次“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的思想和意志──對此，我們真正的中華兒女，還有多少人能夠“不以為恥”呢？ 這一切，既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所未有，更為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的羞辱。一言以蔽之，若要與孫中山奉行的對外獨立、對內平等的民族原則相比，共產黨奉行的則是﹕“馬列貴、中華次之，民為賤”；或曰﹕“馬列貴，共黨次之，中華賤。”雖然，我們的祖宗老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三是孫中山在他於1924年春天的三民主義系統講演中，曾以日本佔領者對朝鮮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消滅為例，一再地指出，“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而共產黨就是要用馬克思的思想來消滅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可悲的歷史事實是，當中共終於篡立了馬列中國之後，就開始“獨尊馬列、殺盡百家”，就立即把馬克思的那一句“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當作共產主義革命和專政的“聖經”，不但把秦始皇之後早已“廢了封建、置了郡縣”的中國兩千餘年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文化，全部誣蔑為“封建歷史和封建文化”，毫不手軟地予以全面的和徹底地批判與否定；而且，於文革期間乾脆高喊起“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決裂”的口號，在全中國大陸發動“破四舊、立四新”，到處鬥打砸抄燒殺，焚燒四舊，批判“封資修”，就是焚燒中華民族所謂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同時，在馬列中國，馬列子孫們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絕不放過，非但誣蔑，竄改，還要在全國範圍內抓捕、流放、勞改和處決1949年前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員”，其行其徑，令人髮指。其實，共產黨要鎮壓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在抗戰中建立、旨在報效民族的先進青年團體，並藉以摧毀所謂舊社會的整個社會基礎，他是要所有的中國人“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恐懼。這個目的他達到了。長期以來，海內外、特別是海外絕大部分所謂“民運人士”，他們不僅始終遠離孫文的三民主義，而且一再拒絕甚至持續反對孫文三民主義的言行（──最近更有所謂“著名民運人士”居然發展到明確針對孫文思想在海內外、特別是在大陸本土的迅速傳播，和被年輕一代所廣泛接受的現狀，而用極其惡劣的語言攥文全盤否定、瘋狂攻擊和誣陷孫文的所有思想和全部歷史──講演者附註），便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明證。 到了八十年代，當中共不得不用滿清早已用過的“洋務運動”來救自己和社會主義的命時，他又培養和利用了一批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來辱罵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以替共產黨“遮羞委過”。他們口口聲聲、不厭其煩地喊叫著的，就是中華的“天不好、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人不好、民不好，歷史不好、文化不好……，卻絕不說共產黨不好”──當時，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就曾這樣氣憤地對我說過。 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紀初，當人民的革命覺醒已經漸成風潮，中共離開“大限”已經越來越近之時，中共為保一己之命，便用“革命的兩手”即“表面反對以製造影響、暗中放行以大打出手”的辦法，縱容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來高喊什麼中華民族的孽根性，來大罵什麼中華文化的愚昧性，來高喊“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並終於發展到惡毒攻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攻擊他的正確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為了不擇手段地誣陷、誣蔑孫中山而“放言放人”到海外……。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和九十年代之後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就是這樣地“在他們跟共產黨的感情關係、依附關係與自身的名利欲望、保險係數”之間，尋找到了一種“平衡”，在海內、更在海外對共產黨展開了一連串的“小罵大幫忙”之舉……。然而，說到底，他們也就是在用“民族虛無主義”這樣一個“武器”，來為共產黨及其馬列中國的罪行“背書”而已。這既是共產黨“反民族”之惡劣行徑的一種變態發展，更是共產黨長期“否定和踐踏”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必然惡果。對此，我在後面還要專門地談到。 至於馬列中國又是如何地阻絕西方進步文化的傳播，如何地製造“唯有馬氏一家、絕無他人分店”這一所謂無產階級的反動洋教專制文化的，我在“反思民族歷史、找回民族自尊”的講演中，早已說過了。
從對外獨立和對內平等上來看﹕ 第一、孫先生在生前曾一再地對他的國民黨人交待過，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終於在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實現了先生的遺願，於1942年春天在開羅簽字，廢除了列強與滿清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第二、孫先生在晚年一再地呼籲和平統一”及“和平統一救中國”。先生所說的和平統一，當然就是我大中華民國的和平統一；先生要追求和平統一的意願，就是要反對分裂中國──就是反對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 第三，孫先生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號召期和發動期，則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因為，正是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專制統治和腐敗統治，才造成了中國境內的民族壓迫和東西方各家列強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欺辱；而當中國國民革命初造成功、大中華民國已經創建之時，孫先生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並一再聲明“決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 然而，中國共產黨──這個現在自稱是“孫先生最忠實革命傳人”的馬列子孫政黨，在他打下了天下之後，究竟又是怎樣地“繼承”了孫先生的真民族主義精神和價值來“建國、治國”的呢？說白了，就是三句話﹕一是“喪權辱國為蘇、俄”，二是 “支持台獨搞分裂”，三是“製造階級滅平等”。
我先說第一句話﹕喪權辱國為蘇、俄。 應該說，稍微了解一些真實的中國現代歷史的人，特別是稍稍了解一點中共“感情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這個馬列子孫集團，既有一個“父親”，還有一個“恩人”。父親，當然就是前蘇聯和斯大林，中共詩人郭沫若就曾公開高唱“斯大林是我們的父親……”；恩人就是日本。我在前面已經介紹了毛澤東說過的話。所以，中共從起家革命到勝利奪權，對他的“父親”和恩人，特別是他的“匈奴父親”，曾一二再、再而三地敢於“喪權辱國”。甚至直到今天，在他的父親斯大林和前蘇聯，都已經命歸黃泉之後，他依然因“父子情深”，而不斷地在“喪我們中國之權，辱我們中華之國”。 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 1949年，中共剛剛篡國建政，毛澤東就立即率團訪問了前蘇聯，並立即按照斯大林的要求，簽訂了敢於大膽喪權辱國的“中蘇友好協議”。這個協議的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指蔣介石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 除此之外，這個“協議”還厚顏無恥地將中國的主權大送特送﹕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之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承認江東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1945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三是“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議，承認蘇聯在大連旅順的特權……”如此一來，被蔣介石廢棄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中，凡晚清與老沙皇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是這樣地被重新簽了回來。它證明了什麼，它只能證明了“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證明共產革命推倒了中國國民革命之民族革命的勝利果實。誰愛國，誰賣國，還有什麼能夠比這個更具有說服力嗎？ 然而，中共至今還在賣國。 充滿著愛國熱情的《中國失土論壇》報導說﹕1999年底，江澤民、李鵬背著中國大陸人民和葉利欽簽訂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用遠大於珍寶島(中蘇珍寶島之戰，中國實際上被蘇聯打敗)面積的150多個中國地區換回了被俄羅斯實際控制的珍寶島……出賣了1953年由聯大裁決為中國領土的南唐努烏梁海地區，徹底廢棄了俄國一直想推翻的《尼布楚條約》，出賣了《尼布楚條約》規定的中俄最後一塊位於滿洲里北部的地區，再一次承認了清政府與沙皇俄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其後，《中國失土論壇》尤懷著愛國的憂憤，繼續報導稱﹕中俄日前簽訂《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胡錦濤喪權辱國﹕不但承認江澤民的賣國條約，出賣了大黑瞎子島2/3的主權……面積 350平方公里(比272平方公里的台北市還大)，更比珍寶島(面積0.7平方公里)大五百倍。 香港記者程翔以筆名“鍾國仁”在香港《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江澤民要向中國人民交代的一件事”。該文強調：“中共向俄國出賣了約1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算外蒙古），相當於40個台灣。”（程翔文集《漫漫愛國路》第51頁）。上了台的胡錦濤立即乘程翔到中國大陸採訪抓捕了他，並將他判刑，至今不放。在對蘇、俄的感情上，中國的馬列子孫可謂“代代深情難已”。這與孫中山先生的真民族主義精神和蔣介石所代表的中華兒女的真民族主義情懷相比，實在是天地之差。誰叫他們是馬列子孫呢？更多的，我就不說了。
我現在說第二句話﹕支持台獨搞分裂。 乍一聽，許多朋友都會一“懵”﹕中共現在不是天天在反對台獨嗎？它怎麼會支持台獨呢？其實，中共才是分裂中國製造台獨的始作俑者。我早在“民主統一為中華”的講演中，就已經詳細地說過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共是怎樣在前蘇聯和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建立了台灣共產黨，並為台灣共產黨製造了“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這三大政治綱領，發起了“共產革命台獨”的。中共今天的對外發言人，也已經主動證實﹕1947年的台灣“二﹒二八”事件，事實上是中共為打贏內戰而在全中國發動“反蔣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共支持和領導的。當年，毛澤東就曾在延安對台灣發表講話，公開地和明確地支持過台灣獨立。 如果說這都已經是歷史，那麼，問題是，中共建國之後，直至整個七十年代，台灣的獨立運動，實際上如他們自己說的那樣，就是“社會主義的台獨運動”。其實質，就是中共要利用“追求社會主義的台獨勢力”來推翻中華民國的台北政權，以為中共解放台灣作內應。雖然，“社會主義的台獨運動”，後來曾在理論上明確地將他們的運動，敲定為“推翻中華民國”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台灣共和國”這樣兩個階段。為推翻中華民國，他們接受中共的訓練和支持；為建立台灣共和國，台獨分子竟然自稱是馬列主義者……。七十年代，被稱為狂左狂獨的台獨雜誌──《台灣時代》，就曾一再地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宣傳台獨，論證“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製造一個台灣民族的理論根據，更是台灣民族革命的綱領……”。至於在海外的社會主義台獨勢力，不但由中共送給“津貼”，而且受中共召回“訓練”，然後再由中共用炮艇護送“闖島”，向全世界作“民主秀”……台獨人士、台灣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在第一次大選挺扁時，就曾說出過這樣一句真情實意的話：“我們早期的台獨人士大都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才跟共產黨最接近……”。這句話，還用得著我來解釋嗎？（──當代的“台獨禍水”、台灣前“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不久前居然說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蔣介石的國民黨鎮壓台灣人民才逼迫出來的，這不僅是他在公然地撒著彌天大謊，而且證明﹕他原來確實就是一個共產黨徒，和他要反對和消滅真正中國國民黨──而不是今天那個所謂的台灣中國國民黨──的本性！──講演者註 ）。 我在“民主統一為中華”的講演中早就說過﹕至於今天，中共和海內外的反華台獨勢力，他們一個天天叫打，卻死也不敢打；一個歲歲叫獨，卻死也不敢獨；一個藉口“反獨促統”，而在海內外高舞著那一竿虛假民族主義的大旗，大搞紅色統戰，只想實現“專制一統”，而絕不是“民主統一”；一個卻因中共“舞旗逼統”，而愈加有了高喊台獨和逼行台獨的理由。他們，一個是靠出賣民族、分裂中國起家的中共，一個卻是至今仍要侮辱中華民族、推翻中華民國的惡性政治分裂勢力──他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被他們“玩”得何等的“天衣無縫”！ 今天我們回首往事，難道還看不出共產黨在他篡國建政的歷史上，一心想幹的和一直在幹著的，就是分裂大中華民國，就是顛覆大中華民國，就是支持台獨顛覆中華民國的台灣，就是要和台獨“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嗎？這一切，與孫先生真正要“和平統一救我大中華民國”的歷史願望，實在是南轅北轍的。 至於中共奪權篡國之後，又是怎樣對待國內各民族的，我就不想多講了。大家只需要記住兩句話就行﹕一是製造了階級和實行了專政的馬列黨族──就是馬列子孫們，永遠“高高在上”；其他一切民族──包括我大漢民族的所有人民，都只能在嚴格的階級劃分中“低低在下”，受盡迫害和蹂躪。二就是毛澤東所言，“民族鬥爭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正是從這個馬列主義的根本立場出發，中國馬列子孫統治集團對中國境內（台灣除外）各民族所進行的鬥爭、鎮壓、甚至是屠殺，實在是觸目驚心。否則，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都是各週邊民族曾用各種方式參加進了我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唯獨在當今的馬列中國，卻處處在出現著要求脫離中國的悲哀景象，不論是武裝暴動的公開分裂，還是旨在出賣中國的陰謀分裂，都在海內外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策劃著，準備著，甚至還有中國的“民運人士”們在積極地參加著……。
民權方面 我剛才從民族問題出發，談了孫中山和共產黨在建國上完全對立的關係。我之所以多談了一些，是因為，在民族問題上認識共產黨，是目前我們中華兒女覺醒的弱點所在。它很有些像晚清革命之初，因為對民族問題沒有認識或認識不清，才使得革命的發動，因缺少了理由,“民族自尊”所引發的革命激情，而遲遲難成氣候。後來，正是因為國內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們突然意識到了“革命排滿”的迫切性，特別是孫先生又及時地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正確的和科學的民族主義理論，中國的國民革命，才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不數年就驅除了韃虜，恢復了中華，並從此開始了“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恰恰又是同樣的一個歷史局面，只是這個歷史局面，在“民族自尊”的問題上，顯得更痛苦也更迷茫，更令許多人、包括那些自稱的精英們都迷糊不清，或乾脆是不敢弄清，或是只敢裝糊塗。所以，說清楚當代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要害，就是馬列中國絕非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是“馬列國”而非“中華國”，便顯得格外地重要。 我現在可以從民權問題出發，來和大家一起探討孫中山和共產黨在建國方面的第二個關係了。也就是說，探討孫中山要建立的是一個擁有怎樣制度的國家，共產黨已經篡立的又是一個什麼制度的國家。這個問題，我似乎可以講得簡單一些。因為，共產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殘暴統治方式和血醒統治行為，凡中國人皆有目共睹。海外還有點良心的華僑，也會承認這個歷史和現狀。我只是想將共產黨的“絕對黨權治國”和孫中山的“民權建國思想”，作一些簡單的比較而已。 眾所周知的是，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又稱民權革命。因為三民主義的中心主義，就是民權主義，而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及民生主義的關係，就是“一根扁擔挑兩頭”的關係。因為，“即便是漢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治是普通的國民所不能承受的……”。而他的政治革命，就是反對專制和維護民權的革命。他的民生革命，則是他革命建國的根本追求，是建立在民權革命的基礎上的。因為，他也曾明確地指出過，“沒有民權，就沒有民生。”用今天大陸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經濟發展得再好，錢都流到共產黨的荷包裏面去了，這樣的發展對人民又有什麼用？”所以，孫中山的革命，才稱做中國國民革命，它要建立的國家，應該是一個民權得到伸張、保障和發展的國家，就是現代民主國家。這也是孫先生所一再說的，“中國非實現民主不可”的本意所在。 因為孫先生提倡民權，所以，他就要提倡並身體力行“天下為公”，共產黨便恰好是他的反面，就是厲行“天下唯黨”。 因為孫先生要天下為公，所以，他才會主張四大民權，即“選舉、罷免、創制、復決”這四大權利，並進一步提出“訓政”的中心內容，就是教會人民使用這四大權利，從實行“縣自治”開始；他才會主張多黨制，主張一黨台上執政，一黨台下監督──1913年春節，他在上海的茶話會上就是這麼說的；他才會認為中國人民必須擁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遷徙、居住的完全自由……”，這句話，就寫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上；他才會提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政治權能理論，請人民當老板，請政府當司機，從而既要讓人民擁有選、換司機的權利，又要政治專門家來擔任司機的工作，孫先生說得是夠透徹的了……。而孫先生本人，則是近三千年來，能夠真正身體力行“天下為公”之第一人。因為惟有他，才會做到“三讓天下”﹕在壇香山創建興中會時，他就將主席的位置讓給了劉祥；在第一廣州起義前夕，他又能夠做到將“未來總統”的地位讓給那個要做“未來總統”的楊衢雲；在開國後，又能夠將到手的總統大位，讓給了袁世凱──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坐天下”而“打天下”。而他讓總統的唯一條件，就是袁世凱必須向全體國民宣誓“永不使專制復行於中國”（──袁世凱當然發了誓、後來又毀了誓，所以，他只當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在全國人民的反對下，一命嗚呼了……）。 那麼，為什麼說共產黨是厲行“天下唯黨”呢？ 因為，共產黨說得、也做得再清楚明白不過了﹕一是“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所以，他就一點民權也不給了，連當今的“村自治”都是假的。廣東汕尾村民只因選出來的村長，不是共產黨員，不是共產黨想要的，胡錦濤的共產黨居然就敢用裝甲車和機關槍去血洗汕尾，實在將海外“保共改良”派們為共產黨所製造的“村自治”謊言，掃蕩得一乾二淨！何況這還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屠殺了汕尾村民的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非但沒有遭遇懲罰，還被“最堅定的馬列子孫”胡錦濤請到北京大加款待，當然還是繼續做他的“廣東王”。 二是要實行和堅持無產階級的專政，說白了，就是要實行和堅持共產黨的獨黨專政。由於無產階級的身份是可以變的，比如昔日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現在就比“資產階級大富豪”還要富有和腐爛，但只要他們還叫共產黨，就還是要實行和堅持專政，對被專政的人民來說，所謂民權也就無從談起。這就是今日有權更有錢的共產黨從不談、也絕不談什麼民權之類空話的原因。眼下在海外鬧得甚歡的大陸維權運動，要維的就應該是“民權”，但是誰也不敢說出這“民權”兩個字。為什麼？共產黨不給！ 三還是共產黨的那句要他那個“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的話，再說白了，就是要實行共產黨一黨的永久專政，就是千秋萬代都必須由共產黨專政，所以，共產黨才在他的憲法里，對他實行的“多黨制”作了最明確不過的說明，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也就是說，不論中國將來有了再多的政黨，也都是必須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權力還是都要掌在共產黨的手里。換句話說，再多的花瓶黨與“民權”還是一點關係也沒有；或者說，所有的花瓶黨根本就沒有本事代表人民的一絲毫利益和一丁點權力！那個連戰，就是當真把台灣那個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帶到北京，做了第九個民主黨派，到那時，這個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就連在台灣“鬧騰”的權力也會喪失得乾乾淨淨。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可悲的是，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正在朝著這個“可怕的方向”在辛勤地努力著呢！ 四是共產黨不論幹了多少壞事，毀了多少民權，滅了多少民命，卻始終堅持自己永遠是“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所以，共產黨就永遠都在強迫人民要“愛”他。半個多世紀以來，什麼“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主要是強迫人民“愛黨”的形形色色教育，可謂五花八門何其之多！長期以來，共產黨握著刀槍、厚著臉皮地強迫人民愛他，目的何在呢？就是不准你向他要民權，不准你分他的黨權，就是不能讓人民擁有民主的權力！因為，你既然愛我，當然你的一切就都是屬於我的了，那你還要向我要什麼民權呢？只要好好地愛我，一切都聽我的就行了！這樣，共產黨就能夠通過“權永為我所用，利永為我所謀，情永為我所專”，而把我們人民的民權永遠地和毫不保留地剝奪了一個乾乾淨淨！ 如此，共產黨便終於做到了“天下唯黨”，而不是“天下為公”；如此，共產黨便終於因為剝奪了所有的民權，才可以對全體人民厲行專制。因為，被剝奪了一切權力的人民，就是想反也很難反得起來。 還用我敘述大量的事實來證明嗎？恐怕不必要了吧！
民生方面﹕ 什麼是民生？孫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講演中，說得明明白白﹕“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即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由於孫先生“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所以，孫文用三民主義建國的核心價值，就是民生這兩個字。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民革命，不論是她的民族革命、民權革命、還是民生革命； 孫先生手創的大中華民國，不論她是走在軍政、訓政還是憲政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上；她們都是在為著改善國民的民生、創造國民更好的生活在奮鬥。明白了這樣一個核心價值，就能夠明白孫文革命建國的真締所在，就能夠明白孫文革命建國的根本追求。 正是從這一根本追求出發，孫先生才會要求“從政治上著手來解決民生問題”，而從政治上著手，除掉民族革命，就是民權建國。而民權建國，說到底，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因為，隨著時代的進步，一個國家，只要不能夠做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就必須由天下人來共治”，這個國家非但管不好，而且民生就不能得到起碼的保障，更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這就應了孫先生的另一句話，叫做“專制國愈強，其民愈苦”。 孫先生當然說得對。因為，專制國越強，民權就越薄；專制統治越殘酷，民生就會越加慘遭剝奪。說遠了，尼古拉二世的專制俄國，曾是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世界上的強國，是一個老大的專制強國。但正是因為“其民愈苦”，所以，人民才會在轉眼之間就推翻了它。十九世紀末，在全世界看起來，前蘇聯就是一等一的強國，連美國都怕他，你防著我，我防著你，互相冷戰了四十多年，害得我們中國人，也要天天跟著馬列子孫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可是，它的人民，卻沒有讓西方花一文錢，更出乎西方所有人所料地，僅僅在三天以內，就自崩自解了，而且還連帶著東歐的一大把“社會主義強國”，統統地跨了個一乾二淨！為什麼，就是因為，它這個專制國越強，其民就越苦，人民一有機會，就把它給掀翻了。所以，孫先生所言，“……蓋專制國通例，國愈強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國則反之，在共和國度中，其國民利益之增減，視國家之強弱成正比例。國家強盛，其國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國家衰弱，其國民之利益日日減少。蓋共和國以國民為國家之主體故已。”共產黨垮台以後的俄羅斯共和國，在渡過了萬般艱難的變革期之後，近幾年來，已經開始走上了“其共和國愈強，其民愈富”的道路。 就不說東歐那幾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民生問題上的迅速進步了。海外眾多報刊網站上刊載的，2006年俄羅斯共和國普通人民的平均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十二；相反，中國大陸普通人民的平均收入竟然降低了百分之二。而由海內外報刊雜誌所揭露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大陸工人、農民和太多普通民眾生活的苦況，及其遭受壓迫和壓榨的迅速加劇，和大陸民間反抗的烽火四起，恰恰證明了“專制國愈強、其民愈困；共和國愈強，其民愈甘”的道理。而這個道理，又恰恰說明了現今馬列中國“強大”的本象，並不像海外這些親共報紙所吹捧的那樣。而之所以說，這才是真象，就是因為，中國的共產黨，在民生的問題上，就像在其他的建國問題上一樣，也是處處都是跟孫中山先生反著來和對著幹的。所以，結果才會完全兩樣。 那麼，共產黨在民生問題上，又是怎樣地處處都和孫中山對著幹的呢？ 首先，孫中山以民生為核心，共產黨以權力為核心。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曾在黨的全會公報中，公然地宣稱﹕“有權就有一切，喪失了權力，就會喪失一切”。大家看看，共產黨的話說得有多“到位”，這還不是以權力為核心的價值嗎？而共產黨從奪權打天下，到打下天下便掌控著一切權力，而後更從“為革命抓權”發展到今天“為革命抓權又抓錢”，甚至今天遍中國大陸都是“權錢交易”──“有權者必有錢，有錢者必找權”的現實，可以說，實在已經將共產黨將權力當作核心價值的本質，證明得再清楚明白不過了！ 其次，正因為共產黨是把權力當作國家社會的核心價值的，所以，他一旦權在手，便立即要““國家為我黨所私有，政治為我黨所獨佔，利益為我黨所獨享”了。其中，國家為我黨所私有，還需要我再作解釋嗎？其中，政治為我黨所獨佔，我也已經在前面解說過了；其中，唯有“利益為我黨所獨享”，我就再簡單地說兩句。 其實，共產黨本著打天下就該坐天下的專制奪權理念，其目的，就是為了他們“哥們”來集體享受的。這就是“黨享”的歷史由來。但隨著時勢的變化，和人心對他的厭惡，直至人民對他反抗的發生，他的黨享的意義，就開始“一分為二”了﹕ 一是保命，鄧小平的名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共產黨是渴望著永遠地活下去的，而要活下去，就必須為保自己的命,殺他人的命。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已經將“黨享”的內容發揮到了極致。 二是享受。就是說，共產黨絕不屬於“好死不如賴活”的那一類，他既要活，就要好好地活，要獲得比其他人都好，還要好得多。所以，他就要竭盡享受之道，“我的我要，你的我也要”，於是，貪污腐敗就成了共產黨好好活和活得好的不二法門。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共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毛澤東就告訴他那些親近的黨徒們說，“放心，我們的幹部和士兵是餓不死的，至於人民會餓死多少，我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毛澤東正傳》，太史著，黎明出版社 ），所以，那時，我們便沒有聽說共產黨當官的、當兵的餓死過一個，卻都知道，老百姓餓死了幾千萬！當時我們安徽就餓死了七百萬，我可是親身感受到什麼叫餓，親眼見到過人是怎麼餓死的。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便說，“既然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的子女為什麼就不能先富起來？”，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們，不但為了無產階級的江山要全面接班，而且更為了接班抓錢，全都“暴富”了起來。最近，海外那家最大的親共大報──台灣背景的《世界日報》，居然在一個極不起眼的角落里，報導說﹕ “……站在金字塔頂尖的人，大部分帶有濃厚官方背景，經營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基礎建設工程、證卷五大領域，百分之九十都是高幹子弟，共擁有資產人民幣兩兆以上。……香港《太陽報》引述《世界經理人》報導，截止今年（2007）三月底，中國擁有財產5000萬元以上的人有27310人，超過億元的有3222人，其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 當然，這在互聯網上早已不是新聞了。 朋友們，毛澤東的共產黨打了天下，就抄家劫財，將中國的中產社會、民間財富統統搶了一個精光，讓中國人的民生連同我們那些無辜人民的腦袋，全都搬了家，人民連民生這兩個字講都不敢講，誰講，誰就是封資修和國民黨反革命。鄧小平流的的共產黨為救他們黨的命，便重新搞起慈禧太后的洋務運動，雖然不得已在表面上對人民作了幾年的讓步，但是沒有幾年，高樓大廈就起來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們就更是大大地享受起來了，既“泛榮”，又“娼盛”，而我們的人民就下崗的下崗、流串的流串，流離失所的流離失所，哭告無門的哭告無門，“專制國愈強、其民愈苦”的景象，也就愈來愈令我們觸目而驚心！我前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講演時就講過，什麼才是民生發展好了，就是愈來愈多的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了！可是，在共產黨那里，所謂民生，全為黨享所霸；所謂民生，全為黨享所吸……中國的馬列子孫為“敲剝天下之骨肉，離散天下之骨髓，以奉其一黨之享受”，實在是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 有一句話，是我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的。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明白，只要共產黨一天不打算“走向共和”，一天不打算承認民權；只要他一天不還我“中華國”，拋棄他“馬列國”，並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民權得到申張的真正共和國；所謂民生，大家就都不要想！因為，共產黨只會為了自己的命和權而竭盡黨享，而絕不會將所有的“強大和發展”都拿來為了民生！因為這早已為共產黨“以權力為核心價值的立國取向”所決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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