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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五七年 論反右派與大躍進 節選自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之二）
魏紫丹
從反右到文革的中間環節的特點，表現在反右派，反右傾與文革三者的關係上﹕反右傾居中，它與反右派的關係，要比文革與反右派的關係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換一個說法﹕反右傾更像反右派。同樣，反右傾與文革要比反右派與文革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換一個說法﹕反右傾更像文革。所以說，反右傾是前承反右派，後啟文化大革命。有了這類中間環節，反右派與文革的關係便能一目了然﹕文革並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大躍進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但中共也並不是為了大躍進才反右派的。所以，文革的發動也不是為了要維護反右派的成果，雖然文革給右派帶來的是“再踏上一隻腳”。甚至，反右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反右傾是大躍進失敗的直接結果；所以，大躍進才是反右派與反右傾的直接中轉站，再經過“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七千人大會”、“四清”運動，幾次中轉才到達終點站﹕文化大革命。外在地看，文革與這些運動──其主題均是毛澤東要建立毛的“家天下”，是“親兄弟”的關係；而與反右派──主題則是鞏固“黨天下”，就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關係。所以文革對二者的態度是親疏有別的。對親兄弟，則不僅維護反右傾鐵案不許翻，而且更要置彭德懷於死地；對七千人大會，則聲稱它是對反右傾的反撲，是修正主義要搞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直接點出“1962年的右傾”；對四清，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還專門發佈了一個紅頭文件，要堅決保護四清運動的成果。這是我們外在地看到的一個輪廓。至於內在地看，毛澤東的悶葫蘆裏到底裝的是什麼錦囊妙計，這個問題還是要讓我們先從大躍進中，次從反右傾中，再次從七千人大會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層層剝筍，逐步展開。
一、反右派與大躍進的直接因果關係
《人民日報》在1958年2月12日的社論中說﹕“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給我們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不僅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進一步鞏固了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團結，鞏固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鼓舞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幹勁。經過整風運動，許多人過去認為根本辦不到的事情，現在很快地就辦好了；許多過去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快地解決了；許多原來想不到的好辦法，現在群眾都想出來了；許多過去沒有被發現的潛在力量，現在不斷地被發掘出來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是我國國民經濟新的躍進發展的基本動力。” 這種因果關係，毛澤東於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作了明確的肯定﹕”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先不說心裏通暢不通暢，只說下面一點﹕搞大躍進的確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經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都認為反右派鬥爭開放的“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結成“大躍進的經濟之果”，這樣地看待它們的因果關係，就決定了從大躍進的領導人到大躍進的指導思想，必然是與反右派一脈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針對各行業間的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毛的秘書李銳先生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綜觀鄧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澤東一樣的左。所以領導大躍進的正帥和副帥，正好是原先領導反右派的正帥和副帥。這絕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本質性的現象，必然性的體現。 1958年的另一個規律性的呈現是，遠非一般所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頭一尺；代表“魔”的，即整風中說的“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現在成了“精”，也就是“魔”，氣焰萬丈。所謂“成精”，是指“三害”作出了橫行無阻、淋漓盡致的表現。全國規模的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打罵成風……興妖作怪，興風作浪，颳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哀鴻鳴天，餓殍遍野(實際上不全是“遍野”，因為不准離家，所以絕大部分是餓死“在家”)。而所謂“淋漓盡致’，是因為都是上面壓下來的，全是正帥和副帥壓下來的。所以下面執行得特別凶猛，肆無忌憚，窮凶極惡。而這個“上面”也是明目張膽，毫不掩飾的。不像1957年右派所說﹕“三害”要從毛主席和黨中央那裏挖。現在不用“挖”了，已成了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了!正帥和副帥就是“三害”的化身，他們每天一跳八丈高，茲以“趕超”為例以明之﹕“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年到30年趕上美國；5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7年超過英國、16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月，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彙報提綱》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關於人民公社，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對“一大二公”做了這樣的解釋﹕“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人多勢眾；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 北戴河會議關於公社的決議說﹕“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人民公社實行公社所有，統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給制，導致窮富隊之間和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把自留地、家庭副業、集體貿易、小商小販統統做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公社化運動颳起了“共產風”。(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頁140) 我再舉副帥的一例﹕鄧小平麾下之中央書記處屢次麾軍前進，規定高指標的進度。1958年9月5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同上，頁141。)他們以“一天等於20年”的速度在發瘋發狂。毛陶醉得飄飄然，忘乎所以，並假惺惺地“謙遜”得讓人噴飯﹕“如果我們先到共產主義的門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蘇聯趕上來，然後一起進入。如果我們先進去了，對他們不太尊重。”好像歷史的進程如同棋手擺弄棋子那樣隨心所欲。 說“趕超英美”，實際上含有“超蘇”的意思。中共黨內指出的這一點，點明了毛澤東搞大躍進的野心，這就擊中了大躍進的要害，揭示出大躍進的靈魂所在，也明察到大躍進中共產風”的風源。毛澤東所有的政治行為，從動機到效果，都是遵循著從形成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到促成毛澤東的一人化專權的路線。離開毛澤東的這一動機，談什麼﹕“第一，長期落後挨打的歷史與遭受包圍封鎖的現實，使黨的領導人急於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第二，過分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第三，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不切實際地套用了革命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李偉﹕《“大躍進”的起點與起因》)都是官方口徑下的掩耳盜鈴的手法。和下面的欺人之談如出一轍﹕“毛澤東一開始提出整風是好心好意，真心誠意，只因為右派猖狂進攻才急轉彎，起而反右；廬山會議，毛本意要反左，彭德懷的一封信迫使毛改變了主意，總之是要歸罪於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猖狂進攻。”
二、反右派與大躍進之浮誇風及其後果的關係
我們再來從後果上考察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從這些關係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運動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歷史，反科學的極端反動性。因為從探明反右派的起因，到看清反右派的後果，就能充分地證明他們是倒行逆施的反動派。 首先我要談談“瞎指揮”與反右派的關係。這裏，我不是僅僅指責他們是一群瘋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頑不化的傢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樣﹕“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煉鋼，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必須指出的是，反右派以後，把知識分子打倒在地，毛胡說什麼“外行領導內行，這是客觀規律”，結果把經濟搞得一蹋糊塗，讓李銳先生們無限感嘆﹕“我們都感覺主席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臺來指揮就好了”(“廬山會議實錄”，頁46)。又如在大躍進中號召﹕不要迷信科學家，不要怕教授，對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沒有學問的人勝過有學問的人。結果把破除迷信變成了破除科學。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在講到水利問題時，他專門講了“水利化與外行內行問題”，指出﹕“外行解決問題來得快，還是內行跟著跑。內行跟外行跑，恐怕是個原則，許多事外行比內行高明”。（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189）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指出，外行領導內行，是一種規律。他說﹕“右派、中間派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只有內行才能領導內行，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處於被動地位，大多數共產黨員、工人、農民都不是專家。過去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批駁右派不系統，講得不透。為什麼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因為人人既是內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萬種行業，一萬門科學技術，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門。一萬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說人人是外行。做領導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點常識，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許多工程師、教授看我們不起，我們也覺得自己不行；硬說外行領導內行很難。要有點道理駁他們，我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內行領導外行是很難的。（同上，頁355∼356）” 在這個反科學的蠻幹思想指導下，就產生了許多瘋狂的口號﹕ “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 “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產一萬噸鐵、二萬噸焦、五萬噸礦石、十萬噸煤）運動”； “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 “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主觀能動性無限，巧婦能為無米之炊”； “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 “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堆”； “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 “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公共食堂萬歲”； “傾家蕩產大搞鋼鐵”； “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 “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 據說河南省小麥畝產量放7300多斤的衛星，用的小麥品種是碧瑪一號。而培育這個品種的科學家趙鳳章卻說這個品種只能畝產400斤。省長吳芝圃聽說，下令所有農業科學家，扛起鋪蓋卷，統統下放農村，向農民學習去。(這是我在勞動教養時，另一位農業科學家右派告訴我的)。這個吳芝圃在反他的上級──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之後，就取而代之，鄧小平表示支持他，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頁47。) 其次，談談“浮誇風”與反右派的關係。浮誇就是誇大成績。誇大農業產量，叫做“衛星上天”；誇大鋼鐵產量，叫做“元帥升帳”。據新華社的公開報道，水稻畝產量最高達130434斤10兩4錢，小麥畝產量最高為8585斤6兩，玉米畝產量最高為35393斤，其他農作物也都創造出了各自的高產記錄。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衛星”，是由徐水縣人民公社發射的﹕畝產山藥120萬斤，一顆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全縣平均畝產糧食2000斤。 “在工作方法60條”中，毛澤東曾指出﹕“要使幹部學會善於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跟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在這種觀點指導下，結果就是只能講成績，不能講缺點和錯誤。誰講缺點和錯誤，就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在“大躍進”中浮誇風猖獗，卻受不到抵制，就是這種觀點造成的後果。 在反右鬥爭前，還有人敢對毛提出批評和建議，如張奚若、陳銘樞就曾批評他偏聽偏信、厚今薄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迷信將來、鄙視既往；在反右運動後，言者無罪變成“言者有罪”，並且“罪不容誅”。這就造成再也沒人敢講真話，尤其是不敢講與領導人意見不符的真話。“彭老總不是照樣講真話嗎?”他那一封信是在肯定大躍進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見。就是說，在講假話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見。就這也不見容於毛澤東；就這，他後來還得用更大量的假話作違心的檢討。我敢說，共產黨內找不出一個敢講真話的。黨外呢?有，但也不多見，右派女英雄林昭算一個。遍及全國，更多更多的幹部是風馬牛(跟風，拍馬，吹牛)。其中的官僚左派康生、柯慶施、李清泉、吳芝圃等輩，罪惡昭彰，國人皆知；左派知識分子如錢學森之流的投機主義者也是助紂為虐，坑國害民，罪不可沒。
三、反右派與大躍進後違法亂紀成風的關係
在反右派鬥爭中，凡是主張依法治國，司法獨立，法律至上的政治家，法學專家，都被劃為右派。在國家機關中，司法系統，法院系統，監督系統中劃的右派最多。法制建設本來就是薄弱環節，現在又遭到嚴重摧殘。毛澤東從此以後，用以黨代政、以黨代法、靠政策治國、運動治國的做法，就成了他實施大權獨攬的基本途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毛澤東說﹕“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法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劉少奇插話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編著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四十年”，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頁）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毛又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1400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頁181)到了1959年，毛澤東更明確地強調說﹕“要人治，不要法治。”（張慶福。《憲政論叢》第一卷頁11）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建議加強法制，毛澤東對他說﹕“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們手腳的。”（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的激蕩》頁231） 他還曾直言不諱地說﹕“我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李銳反”左”文選》頁7） 1959年4月，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再次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最終要由他掛帥。這樣，黨對國家和社會各方面的一元化領導體制趨於強化。1957年9月，中央在批轉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黨組的報告中提出﹕“今後在不違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條件下，地方文教政法部門受命於省、市、自治區黨委和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全部審判活動，都必須堅決服從黨委的領導和監督，黨委有權過問一切案子。凡是黨委規定審批範圍的案件和與兄弟部門意見不一致的案件，都應當在審理後和宣判前，報請黨委審批。任何藉口審判‘獨立’，抗拒黨委對具體案件審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必須堅決給予糾正。”（張晉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頁298）這個指示，公開正式提出要以黨代法。毛澤東不適當地照樣搬用了大搞群眾運動這個經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眾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胡喬木﹕《中國為什麼犯20年“左”的錯誤》。中共黨史研究，1992，頁3) 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指出﹕“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判，會上一鬥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頁290） 所以，毛才要在大躍進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推翻一切束手束腳的清規戒律，肆無忌憚地破壞法制。 上海郊區各縣遂掀起農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運動中普遍出現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在一些地方發生了黨員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有的基層黨員幹部以不給飯吃懲罰沒有完成勞動任務的社員；有的濫扣社員工分；有的批鬥不經常出工的社員；有的甚至私設公堂，拷打群眾。1959年1月，市監委對奉賢縣嚴重違法亂紀案件進行了檢查，這個縣的縣委書記、副書記等人，在人民公社化和農業“大躍進”中，不顧群眾疾苦，提出錯誤口號和措施，強制幹部執行，造成基層幹部發生亂關亂鬥亂罰、捆綁吊打群眾、燒毀房子、逼死人命等一系列嚴重違法亂紀事件。市委決定開除縣委書記、副書記黨籍，重組縣委領導班子。 1960年12月，市委監委會同市委農委、市委政法部、各縣縣委，對人民公社幹部的作風問題進行了一次普遍檢查。1960年1∼11月，各縣發生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案件2474件，犯錯誤幹部2964人，佔農村幹部總數的2﹒52％，其中黨員幹部1783人，佔農村黨員總數的2﹒6％。(《中共上海黨志》第七篇紀律檢查﹕第一章檢查和處理違紀案件) 1959年10月，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開了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大搞“反右傾、鼓幹勁”，並於10月29日和11月16日連續舉辦了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不顧實際，對當年糧食生產的計劃產量再次加碼。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熟土層，又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產量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而最後核實的產量只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徵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這樣，在上交任務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按16萬人口計算，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由於糧食出現極大虧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糧上，他們懷疑生產隊普遍存在瞞產私分，社員家裏至少隱藏有1200──1500萬斤糧食，只要挖出這兩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不僅如此，王之一等為了“幹出一番成績來，一鳴驚人，揚名天下”，不顧災後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等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為46元，而集資任務竟每人達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而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之多。於是集資有了新的內容，凡是“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都在可集之列，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只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民諺就說﹕“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 這些嚴重脫離實際、嚴重傷害群眾利益的錯誤做法，理所當然地引起了黨內外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觸。王之一等人拒不接受群眾意見，既不認真調查研究，也不向上級黨委請示彙報，堅持錯誤，獨斷獨行，強行硬派，勒令完成。為了保證此項工作的“躍進”，以“反右傾，鼓幹勁”為藉口到處插“紅旗”，拔“白旗”，把對他們的命令執行遲緩的人視為“白旗”，進行批鬥，誰有不同意見，就給誰扣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帽子。廣大幹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誇者受到表彰和鼓勵，實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擊。為了使這場運動能夠普遍展開，王之一親自上陣，在縣委內部開刀，搞所謂“二張對比”，表揚了積極執行他旨意的書記處書記、宗艾公社黨委書記張俊文，批判了他認為右傾的另一位書記處書記張存銳和鞏佩璽，批判中採用了推擁和站板凳升級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幫”、“幫助幫助”。這種典型示範很快在全縣推行開來，推人打人之風甚囂塵上，一浪高過一浪。 宗艾公社是縣委書記王之一的“點”，是全縣八大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群眾拿不出所集物資和糧食，公社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有的幹部竟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就是一例。他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闢為鬥人場所，此樓被人們視為是好上難下的“黃鶴樓”，全社的企業幹部和農村主幹，多數在此挨鬥。批鬥中還組織有130人的專業隊（打人隊），刑法多達二十餘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升級，就是在桌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佔全縣死亡總數的一半。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煙瘴氣。全村952人中，有121被鬥，佔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達36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徵購任務竟達74﹒9萬斤。對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藉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並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打死你，哪里還在乎一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一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道地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121人，致死10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ＸＸ根本聽不進去，還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人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尸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等置若罔聞，不予制止，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所以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設時期，在一個縣內，因個別領導的錯誤決策，在短短三個月內，造成如此巨大的人為死亡事件，不僅在全省，就是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壽陽縣志辦公室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壽陽事件》）
四、反右派與“大躍進”暢行無阻的關係
雖然大躍進證明了“反右”的荒謬性，但大躍進為什麼得以暢行無阻?說到底，就是因為“反右”砸碎了人的脊梁骨，砸碎了民族的英雄主義。全民族原先都崇拜英雄，還敢說“敢把皇帝拉下馬”──海瑞就敢罵皇帝，敢直指皇帝為昏君。現在呢，都在唾棄英雄，都成了膽小鬼，連大隊書記也不敢罵，更不敢“拉下馬”，只要黨不點頭，也“拉不下馬”。從而使機會主義發展到無以復加、寡廉鮮恥的境地。 大躍進開始於農業的大躍進。從成立初級合作社，到最後人民公社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勢如破竹。雖曾發生過一些零星的抵抗，但都是弱不禁風。這除了是由於共產黨的欺騙宣傳外，還由於農民的力量在於家族；在對抗來自上下左右的壓力時，家族就是他們的靠山。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特別是在土改中鎮壓地主富農之後，農民中的共產黨的走狗……痞子們掌握了大權，家族從觀念上到實際上，遭到沉重打擊，基本上處於土崩瓦解狀態。而共產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如賣餘糧、統購統銷、合作化、公社化，都是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但是，由於痞子們的帶頭擁護，無恥出賣和充當打手，所以造成農民的無力無助，任人欺淩，即便到最後關頭，他們成千上萬地被餓死，也形不成反對的統一力量，甚至於會把最後一口氣變成為向“大救星”的呼救。更重要的則是，由於在所謂“舊中國”敢罵政府、罵國民黨、罵國民政府的知識子份，如羅隆基、梁漱冥之流，到了“新中國”，挨了整的想好好改造還來不及，沒有挨過整的，嚇得早已全把自己的嘴巴封得死緊。所以，就是看見了農民的非人痛苦，也沒有人敢說。若是踫上一兩個敢說的，如右派分子羅翼群，就喊出了“農民處於餓死的邊緣”，立即受到受共產黨打擊不說，廣大農民竟對他也是到處“喊打”。結果，便是4600萬農民，就這樣都被共產黨從“餓死的邊緣”，猛地推下地獄。特別是反右後，右派份子作為“雞”被“殺”，那些極少數鬧過事的學生，罷過工的工人，鬧過退社的農民，作為“猴”，早已被“儆”，有的更已經被“殺”，這就造成任何的反抗都不復再現了。於是就只好由著毛澤東信口雌黃﹕我們的人民多可愛呀！走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多麼高啊！“我們的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 但是，到底，人民還是看出了問題。全國的“躍進”典型安徽亳縣，在59、60兩年中餓死30%的人口，兩萬多家庭絕戶，人吃人現象發生於多處，60%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萬間以上，80%的林木被砍光。當地民謠唱道﹕“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炎黃春秋》2003年第一期﹕“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應該說，對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這個民謠道出了浸透了血淚的民間理解。反右派時《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謂《工人說話了》，內容作假，荒謬，乃此時言論之共性，不值一駁。我的意思是說，應該以這個民謠為中心思想，再寫一篇社論《農民說話了》。我還可以提供當時一位農民，得知我是右派時說的話﹕“比作蟲鳥，你們右派對於莊稼人來說，是益蟲益鳥；他們左派是害蟲害鳥。”真是一針見血。 張大軍先生寫的“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我母親所親歷的河南信陽大饑荒”等等無數揭露農民餓死慘景的文章，都同樣證明了上述的血的真理。這個真理，就是“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這樣一個因果關係。 還有，就是“政治掛帥”的口號是反右派以後提出來的，用以規定它與業務的關係。但它的真意，卻是林彪後來在文革中挑明撂響的﹕“政治可以衝擊其它”。政治對毛澤東來說，只是“抓權”的代名詞。階級鬥爭是他抓權的基本手段與途徑，只要不抓階級鬥爭，毛便失魂落魄。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推翻“八大”的決議，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重新確定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認為，地主階級已經搞臭了，不佔主要位置，不好說是主要矛盾了；經過反右派鬥爭，階級矛盾主要是三千萬資產階級、四千萬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和他們的知識份子，這七千萬人是主要矛盾。兩條道路鬥爭指的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鬥爭。毛的這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後來被寫入了總路線的基本點。 階級鬥爭在大躍進中的表現，主要是運用反右派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批白專道路，拔白旗，掃暮氣。這時的“四大”不僅僅是污蔑，聲討，而且是文武帶打。例如，“辯論”的本來意思是，平等地有你說的，也有我辯的，真理越辯越明。可那時的新式語言是﹕“辯論辯論他！”，就是對沒有完成躍進任務的進行批鬥。如有人說，“煉出的不是鋼，是一堆煤渣”，於是為了掃他的“右傾”或暮氣，就乾脆把他打個鼻青眼腫，少皮沒毛，然後還要讓他頭頂一塊石頭跪下。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為了要讓中國人都聽從毛的指鹿為馬，樹立“正確的個人崇拜”。為此，中國人付出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巨大代價。 當四清、文革前後，共產黨讓人民“憶苦思甜”的時候，人們說著說著，就涕淚並流地說到大躍進後大面積餓死人之慘狀，訴起共產黨的苦。而原來卻是要他們說解放前的苦日子的。凡是經歷過大躍進歲月的人都知道，那些年，基本上是風調雨順，按常理應該是好年樂景，但卻發生了全國規模的大饑荒，即便是沒餓死的幸存者，也是都成了《國際歌》中第一句唱詞所說的“饑寒交迫的奴隸”，總體情況比“解放前”的災害年還要苦得多。農民對此會說，說﹕“那時候，你還有地方去逃活命哇！” 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精神和肉體上遭受慘無人道的折磨……所有被他們說指罵為如何壞的“敵人”，都要比共產黨好得太多。 鄭義先生《從“環江右派集團”之覆滅解讀反右》一文，提供了從反右派到大躍進的這一段歷史的一個很清晰的縮影。有了他的論述，我們就不用再多置一詞了。 有一位受難者是歷史永遠不會遺忘的。他的名字叫王定，是前中共廣西環江縣縣長兼縣委書記。 王定青年時代參加共產黨，曾任東山游擊隊副大隊長、桂西北游擊隊副團長，妻子在殘酷的內戰中慘死。他是一個堅定忠誠的共產革命者。中共建政之後，任環江縣（原宜北縣）縣長兼縣委書記。 一九五六年，強制性的合作化運動席捲中國大地。在“一根牛繩還沒有用斷”的時間裏，環江縣全部高級社化。很快，生產下降、分配不公、分紅不兌現、口糧不夠吃的種種弊端顯現，農民們紛紛要求退社，哪怕不給土地，寧願上山開荒也要單幹。王定遂帶領一批幹部下鄉調查。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幅與宣傳機器開足馬力所鼓吹的“大好形勢”完全相反的景象﹕原來在農民手中生機勃勃的土地荒蕪了，連春種秋收的農時都混亂了──一個生產隊的土地，隊長跑一遍要幾天。山區地塊之小，有一句諺語可證﹕”螞拐（青蛙）一跳三塊田”，如此分散的土地和農舍，耕作、記工、開會、管理極其困難。王定和他的同事們漸漸發現，農民們已經暗地裏創造了一種對付合作化的辦法﹕明合暗不合。隊長無法派工、管理，乾脆把土地包給了農民，反正最後納稅交糧。有的地方乾脆秘密分田單幹。回縣後，他總結了合作化的教訓及農民創造的新形式，迅速制定了一個對合作化運動大膽修正的新政策﹕”包工、包產、包資和超產獎勵”的“三包到戶”。不久，報告得到中共柳州地委的肯定，並批復環江進行試點。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廣西日報》載文對環江縣“包產到戶”的經驗給予肯定。王定不曾料到，由此發端，他竟然成就了一個豐功偉績﹕在中國當代史上首倡“包產到戶”。從此，這個“包產到戶”的幽靈便如影隨形地困擾著共產主義烏托邦，無論怎樣的高壓，都無法將它從數億農民心中驅走。二十年後，最終衝破公有制的禁忌，成為中共用改革開放來救社會主義和自己命的大好政策！ 但在那個時候，王定同樣也不曾料到﹕實事求是的“包產到戶”竟然成為一項嚴重的反黨罪行。 在《廣西日報》肯定“包產到戶”四個月之後，毛澤東力主在全國展開了“整風運動”，公開號召全國民眾“提意見”幫助黨“開門整風”。在廣西省黨代會上，環江縣黨代表王定慷慨陳詞，一口氣向省委提了十條意見，對壓低農民口糧、大量餓死農民、浮誇虛報糧食產量、壓制民間批評、黨內缺乏民主等問題表示了極大的義憤。這個敢說真話的為民請命的發言剛剛結束，全場掌聲雷動，黨代表們紛紛圍攏來和王定握手﹕老王啊，你說出了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心裏話！ 不久之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毛澤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響應號召而說了真話的王定，成了廣西的典型。 省委某書記說﹕”不過是一個小小縣委書記就敢提出‘包產到戶’，查一查是不是右派！” 地委書記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戶’，是廣西的納吉（匈牙利事件領袖）。” 對王定的迫害轉移到黨代會的發言。但王定毫不認帳﹕”省委領導動員大家發言，號召整黨，把問題擺到桌面上。……在黨的會議上行使黨章規定的批評的權利，我錯在哪里？” 但毛澤東的“陽謀”已經展開，一切膽敢說真話的人都在劫難逃。王定遂被打成“環江右派集團”的頭目，追隨他首倡“包產到戶”的副書記、部長、區委書記們也紛紛被打成右派。 以王定為首的“環江右派集團”遭到了徹底覆滅。障礙一經鏟除，環江縣果然意氣風發地邁入了“大躍進”的偉大時代！王定的繼任者也創造了一個全國乃至全世界第一﹕水稻單產最高紀錄﹕畝產十三萬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一塊1﹒13畝的中稻“衛星田”即將驗收，各級黨政要員、農業專家和奉命到場助興的百姓共六千餘人圍聚在那塊馬蹄形的稻田周圍，猜測著它的產量。然而大家更感興趣的還是禾苗的密度，有人問社幹部李鈺金同志這塊田有多密？她的回答是請大家坐到上面去試一試。於是，自治區林墾廳陳副廳長、民政廳張副廳長、民族事務委員會秦副主任和兩個社的幹部，先後坐上禾面；六、七個人已經夠重了，可是七、八個電影攝影師和攝影記者為了搶上這個動人的鏡頭，也紛紛踏上禾面，但是這十幾個人的重量，並沒有給禾苗帶來多大影響。”（《廣西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高產頌》） 偉大的時刻到了。只見旗門開處，閃出一位北方大漢，威風凜凜。他就是王定的繼任者，中共環江縣委第一書記洪華。洪華躊躇滿志地將繫著紅綢的鐮刀授給領導開鐮的一位縣委幹部，四百名社員手執鐮刀沖進那塊懸旗結彩的稻田。緊張收打近十二個小時之後，產量出來了﹕1﹒075畝（尚有0﹒055畝留作參觀）中稻田，收穫稻穀142174斤，折算畝產13萬零434斤10兩4錢！──一個改寫了人類稻作歷史的紀錄誕生了！參加驗收的科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和水稻專家瞠目結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九月十二日，《廣西日報》以整版篇幅報導，社論的通欄大標題為“環江創全國水稻豐產最高紀錄”，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要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敢於理想，勇於實踐，糧食增產的前景是廣闊無垠的，增產的潛力是永遠不會枯竭的”。 正在勞改的右派頭子王定對這顆特大“人造衛星”死不相信，於是被鬥爭一氣。他和另一位因不信畝產5000斤而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勞改的大學生一起估算了一番﹕畝產13萬斤，鋪在地上該是…… 餓死人之後，謎底才被揭穿﹕關鍵的是移苗，在收割前38天，出動800多人，把附近幾個大隊140多畝好田裏即將成熟的禾苗連根帶土移進“衛星田”，密到沒有行距株距，無法通風透光而萎黃。於是用鼓風機日夜不停地送風降溫，並打樁拉繩，以經緯密集的繩索將禾苗扶直，防止倒伏。儘管如此，據事後人們考證，那塊“馬蹄形”不過畝產2萬6千餘斤，離13萬斤還差得很遠。謎底最重要的部分是過磅﹕過磅前安排挑糧隊進城誇功遊行，其路線途經四個生產隊倉庫，早已安排好的人馬混進挑糧隊，一起到縣委院內的球場上過磅上賬。但四個倉庫的糧只有6萬7千多斤，還不夠，就把已經上了賬的糧食趁混亂再過一次磅。 環江成了全國聞名的紅旗縣。洪華成了“大躍進”時代的大英雄。在柳州地委的三級幹部會議上，洪華披紅掛彩，上臺接受了一面數丈之長的特大紅旗。紅旗到縣那天，鑼鼓喧天，人潮旗海，事先安排好的八個大漢把洪華抬起，一直抬進縣委大院。歡迎的人群向洪華和大紅旗拋撒五色花瓣，陶醉在“環江奇跡”之中，誰也沒有料到，今天迎紅旗，抬洪華，明天就要餓肚皮，抬死尸。 那位首創“包產到戶”的王定，正在勞改農場裏掙扎於死亡線上。幸好場長是昔日戰友，囑令勞改隊長說﹕”王定是為人民犯錯誤的，你要保證他活著進來，活著出去！”王定這才奇跡般的活下來。可怕的是，有關餓死人的消息不斷傳進勞改隊，不久，”殺牛犯”們也不斷押進勞改隊。──大批餓死人之際，百姓們央求隊長殺牛救命。但牛是人民公社的，任何情況下殺牛都是破壞生產的犯法行為。往往是百姓們跪地求救，並全村具保，承擔責任，一定不讓隊長進監獄。許多生產隊長祗好冒險殺牛救命，然後被抓進勞改農場。僅鹿寨縣石榴河農場便進來一百七十多個“殺牛犯”，其中生產隊長一百五十多。 在那場人為的大饑饉中，環江縣16萬人口餓死4萬，整整四分之一！ 其原因概出於浮誇虛報而引起的高徵購。 請看1958年的幾組數字﹕ 廣西全區上報糧食總產229億斤，而實際產糧117億斤，謊報一倍； 柳州地區上報55億斤，實際只有16﹒9億斤，謊報兩倍多； 環江縣上報3﹒3億斤，實際不過1﹒05億斤，謊報兩倍多； 浮誇虛報必然引來高徵購。放了那麼多“糧食衛星”，不正是為了邀功嗎？ 於是，廣西自治區給柳州地區下達了8﹒6億斤的徵購任務，比上年實際征糧數增加2﹒14倍； 柳州地區給環江縣下達了0﹒71億斤任務，比上年實際征糧數猛增4﹒8倍！雖然環江最後只交了0﹒268億斤，還是造成了餓殍遍野的慘劇。 為了完成徵購任務，洪華便橫下心來勒索農民本來就不多的口糧，一個極為殘忍的“反瞞產”運動開始了。批判、鬥爭、掘地三尺……。至1959年2月，環江存糧告罄，開始斷糧、死人！ 此時，全國都在死人。中共“鄭州會議”試圖扭轉危局，糧食開始緊急返銷農村，環江也得到一百萬多斤返銷糧，嚴重的局勢稍有緩和。本來，區區一百萬斤糧食，全縣十六萬人口，人均不過七、八斤，不過杯水車薪。但緊接著一個晴天霹靂自九霄之上炸響﹕”廬山會議”扭轉方向，開始”反右傾”！會議還未結束，柳州地委便連夜召開電話會議，向每一位縣委書記先行“吹風”。得了風氣之先的洪華立即在環江掀起了更為猛烈的“反瞞產”運動。洪華為了在“反右傾”運動中再扛大紅旗，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逼糧食。最後全縣口糧僅留下0﹒31億斤，16萬人口，每天人均口糧0﹒5斤以下；30萬畝耕地的種子和近10萬頭豬、牛的精飼料，僅留了正常年景的45﹒5%。洪華高舉“反右傾”的大旗，對基層幹部殘酷逼糧，城關公社陳雙大隊是洪華挖後手糧的試點。他把大小隊幹部、黨團員、積極分子集中到大隊“核產”，以鬥爭、“小勞改”、輔以“饑餓療法”，連打帶餓，死了13人。洪華滿不在乎，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逃兵，鬥死幾個不要緊。” 洪華命令全縣封倉。幹部膽敢開倉，一律開除黨籍。群眾膽敢偷糧，一律開槍打死。龍岩公社有個幹部抓到一個偷糧的小學生，竟將他按到偷糧處開槍射擊。槍不響，硬是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扳機，才把這個年僅十二歲的孩子打成重傷，三天後死去。全縣因偷糧被打死的有數十人之多。據事後統計，當時刑法計有六十餘種之多，鐵絲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當大批死人開始之後，洪華要求“一定要以鮮明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來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辯明是非，識別真偽，這樣才不為假象所迷惑。”還若無其事地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走投無路的饑民開始逃荒。環江縣委不僅不開倉放糧，救民於水火，反而動用公安和民政部門四處追捕。 餓死的人也有罪﹕洪華只要見到死人就大罵。死在縣城中心的，罵﹕“大年初一來這裏死，他媽的，死也不會找對地方，偏偏來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風邪氣上升！是不是有政治問題，想擴大影響？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看到有人死在街上，他罵“以後有病的人不准出來！”死到無人埋尸時，他還罵﹕“現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風，是富裕農民不滿的表現！” 這個以說謊為生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在餓死4萬人民之後，仍然榮升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1961年春，才被當做替罪羊清除出黨，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二十年後，柳州地委竟然本著“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應“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貫徹“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復查洪華案件，最後發文“撤銷原判；黨內給予撤銷職務，恢復其黨籍，按一般縣級幹部待遇。” 靠謊言起家的洪華光榮平反，而敢說真話的王定卻歷盡坎坷。因為反右運動是鄧小平指揮的，不能否定，他得到的不過是“改正”右派。他想到地區信訪部門工作，為至今還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們申冤雪恥，但黨不放心。他想下縣做實際工作，黨不願他官復原職，也不放心。到地區工作吧，怕影響不好，還是不放心。最後乾脆打發到農村去當校長。 王定不甘就此沉默，將他半生對“環江慘案”的思考寫成文章投寄報章，但無人敢於發表。但這些用人民鮮血和死亡寫成的文字是不應當永遠被埋沒的﹕ “有史記載中，有哪一次瘟疫致死的有如此之眾？！古今中外諸國，又有哪個殘暴的君王，能在一次屠殺中把自己屬下的人民斃殺如此之多，如此之慘？！ “國家的刑法規定，殺死一個公民的凶犯，往往要被判死刑的。然而，說也奇怪，如果當官的假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作為增產糧強行搜刮去，將成千成萬的農民餓死了，是不會償命的，而且還發明更高級的假話‘三年自然災害’之類，作為擋箭牌。 “大講假話，大幹假事的頭目們，大都成了大躍進的幹將，個個升官晉爵，至今有的當了省級要員，有的當上地、專領導，名利雙收，出入轎車，錦衣玉食，威風抖抖，眩人眼目。而說真話、做實事的一些幹部們，則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削官、坐牢、開除黨籍，株連親友妻兒，甚至整死，給人們的印象，倒是不寒而慄，令人駭怕。這豈不是與報上的社論相反，成了說真話者戒了！” 反右運動可以從多種角度加以反思，王定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直覺，選擇的角度是“謊言”。這無疑是極深刻的。
五、反右派製造了一個可怕的“謊言中國”
從“環江慘案”裏，我們可以看出，反右運動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在此之前，關心民間疾苦的王定尚可以說真話，也還有人支持他說真話。但是，在最高統治者言而無信，把自己親自倡導，並發誓“言者無罪”的整風運動定性為“向黨進攻”，而且殘酷鎮壓之後，事情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尚未大規模地因言“殺人”，謊言世界尚未達到明目張膽、指鹿為馬之囂張，那麼，在獨裁者赤裸裸自食其言，甚至公然無恥到自稱“引蛇出洞”之後，中國已再無一句真話存在的餘地！上百萬右派的可怕下場，向全體民眾明確地宣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禁忌﹕說真話者殺。從那時起，中國變成了一個謊言的國度。在中國，不說慌話一天也活不下去，沒有一個人能例外。人為饑饉要說成自然災害，倒行逆施要說成英明決策，被迫害致死要說成“非自然死亡”，內政難要說成“帝修反”聯合反華，經濟崩潰要說成“形勢大好”，國際孤立要說成“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饑寒交迫要說成幸福生活，赤裸裸的專政要說成“最大的民主”，專政無產階級要說成無產階級專政，減產要說成增產，享有自身權利要說成“黨的關懷培養”，心懷不滿要說成“心情舒暢”，反對要說成“擁護”，政策失誤要說成“交學費”，好人要說成“壞人”，極權要說成“共和”，政治反對派要說成反革命……在數十年如一日的謊言塑造下，我們先是反感，然後麻木，最後說謊而不自知，說謊成為習慣，成為深入血肉的集體無意識。其結果是，我們所有的謊言最終都反過來成為加諸我們的鎖鏈，成為我們所有災難的根源。 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是數十萬知識分子橫遭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反右運動所確立的不准說真話的特大禁忌，不僅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淪喪，而且迫使我們一次又一次付出慘重代價。付出這種代價的不僅僅有數十萬知識份子，還有上百萬黨內較為正直之士和全體人民，特別還有農民。幾千萬條餓死者的生命，更是“反右運動”血淋淋的祭品。然後是四清、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鎮壓民主牆……直到最近的六四屠殺。可以說，中共的專制統治，離開了謊言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如果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從自己作起，即使不敢說真話，但至少決不說謊話，都不在會議、電視、廣播、報紙上附和謊言，請想像一下，這將是怎樣的景象！ 社會性的集體說謊，是四十年前那場反右運動留給我們民族的最深刻的創傷。人人講真話，反對生活在謊言中，應該是對受難者最好的紀念和對極權政治根本性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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