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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二零零六年增訂本
王友琴
全文目錄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二、尋訪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2.暴力迫害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 從駡到打 第二階段 從打到打死 第三階段 從校內到校外和從北京到全國的大規模殺戮 3.主要的折磨方式 4.誰被打? 5.誰打老師?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五、爲什麽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産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3.人性惡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惡浪之後 七、未被審判的罪行 八、四十年後的反思 九、簡短的結語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法律、道德以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衡量，那麽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因爲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制的敬畏的傳統。事實上，1966年夏季發生的大規模的普遍的學生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折磨侮辱，不但在歷史上非同尋常，也是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間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對這類場景，現在的人們評價不一。有人覺得這種狂熱場景實際上透著邪惡，也有人覺得這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對同一場景的不同判斷，顯然和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緊密相關。然而本文要强調的一點是：在開始評價這些已經被報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還有大量的未被報告的另一面。而這未被報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師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實際上這完全不是通常意義上說的“自殺”）；另外，還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和打駡，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隨著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爲他們恢復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範圍只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人民日報》的內部規則是副部長級以上受難者才予登載）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受難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傷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媒體報道。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於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紅衛兵學生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爲，却沒有提到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爲，於是也未能說清暴力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幷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况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這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86頁）作爲數量詞，“若干”顯然少於“萬”。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在說，“陰陽頭”就算當時的“淩辱”中的最壞的情况了。但是實際情况遠非如此。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寫，正是這段未被報告的歷史。
二、尋訪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記錄和報告這一現實情况，迫使文革研究者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採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其他記錄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正式開始於1979年。我和數百名曾經歷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過話。被訪者中大多是1966年時的在校學生，有一部分則是是教師，還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傷的人的直系親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幾百所學校裏的事情。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裏，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兒園。 在所有調查所及的學校中［3］，在1966年，無一例外地發生了紅衛兵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况。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一批學校外的居民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調查中我詢問網絡使用者當年他們所在的學校中是否發生了毆打教師。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這七所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情况的學校的名字。結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至今爲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但是不少人在接受採訪前有過猶豫或者曾反復改變是否接受採訪的决定。文革殘留的恐怖氣氛一直在影響人們。一些曾參與打人行動或者牽涉較深的前紅衛兵不願談及這一話題，有人挂斷了我的電話，拒絕接收採訪。 被訪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憶中，目擊者往往只記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畫面，却不能準確記得事情發生的日期。爲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幫助筆者爲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比如，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郭蘭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殺，但是無人記得準確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開會批判她，因此她自殺。有人記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後。後來有一個被訪者想起來那一天是他生日。接著筆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確實是星期六。這樣才查出了郭蘭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爲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耻，也是因爲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舉例來說，是當時的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强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是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官方保存的死亡檔案以及這類檔案本身也幷不齊全，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仍然會有遺漏。這篇文章只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爲我所知。在這種情况下，本文所記載的，其實挂一漏萬，只可能是比實際發生的大大减輕而不是誇大或渲染過重。 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實錄性資料，如當時手寫的日記、“檢討”、“認罪書”、會議記錄等等。由於政治恐怖，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或者在日記上只抄寫了一些《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當然，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表明了文革時代人們精神活動枯竭以及心態壓抑的狀况，但是無助於提供關於歷史事件本身的記錄。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衆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制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贊美紅衛兵却對他們的暴力行爲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衆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爲打死人的殘暴的行爲當時在最壞的情况下也只會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爲”。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歷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瞭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迫害和殺戮的特殊反應，以及文革領導人如何利用媒體操縱普通人的心理和行爲。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本文是由筆者把被訪者的口頭叙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其中，通過採訪調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調查所得的材料再現幷分析“文革”的一個部份。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 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殺戮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爲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强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强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裏側。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裏，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爲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佈在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場上爬行，幷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張桌子幷跪在那裏。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脚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脚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强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裏，用鐵制的火鈎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鰲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頭上的一個大傷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强迫韓家鰲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鰲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髮。萬邦儒和韓家鰲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佈，黑佈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髮被剪掉。他們還被强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園裏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侮辱幷毆打一大批他們認爲“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顧涵芬，一名女職員，在會上被打得昏迷過去，會後被丟在自行車棚子裏，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學教師劉樹華，在“鬥爭會”被毒打和侮辱，會後爬上了清華校園內的烟囪頂上，跳下身亡。連該校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也遭到過紅衛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爲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以後，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學生毆打“鬥爭”了十多名教師。他們强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在後面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被“鬥爭”的女教員都被剃去半邊頭髮，成爲紅衛兵所說的“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臺上，在上千觀衆面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脚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臺上。溫寒江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里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爲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臺上，還召開過一系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裏被打幷被剪了頭髮。 酷刑在北京各學校迅速傳播。在位於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邊的二龍路學校，校長徐丕凱被綁在樹上，紅衛兵學生把他當活靶子練習刺殺動作，用像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猛捅他。徐丕凱被戳斷了數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家住部辦公室街對面的小院裏。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內的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有二龍路中學、第四中學、第八中學、第35中學等學校的學生，抄了蔣南翔的家。他們强迫蔣南翔面對紅衛兵跪下。紅衛兵用脚踩著他的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陣，紅衛兵揭開他的白襯衫後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經被打得血痕累累，紅衛兵還嫌鞭痕造成的“圖案”不勻稱，掄起皮帶補打血痕不够濃重的一側。紅衛兵還打了與蔣南翔同住的老母親和寡婦姐姐，幷强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帶抽打他。 死亡大量發生了。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原爲教員，文革前夕被以“歷史問題”爲由不准再教書）。這個學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工。紅衛兵領導人在學校大會上說，這叫“殺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連續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裏。她的頭髮被薅掉，嘴裏塞滿污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强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尸體。數學教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初一的班主任趙尊榮是22歲的年輕姑娘，也被剃了“陰陽頭”。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學的紅衛兵到該校女教師唐婉森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紅衛兵還在操場上燒書，强迫一批教職員圍繞火堆跪下，舉起胳膊伸向火堆，以致手臂被烤出大泡。圖書館員沈世敏受到這種折磨後，在家中上吊身亡。一名老工友被打死，還未找到他的名字。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裏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産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扎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認爲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火葬場當時堆積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燒的過程中，高雲被發現還活著。他活到了文革後。 北京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也和高雲一樣，遭到紅衛兵毒打後被認爲已經死亡，被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人師傅發現她還有呼吸，沒有燒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被紅衛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一直遭到毆打侮辱，頭髮也早被剪掉了半邊。26日，紅衛兵把她和學校另一名負責人高孑非抓出來“批鬥”，罰跪，强迫他們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絕喝，被紅衛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該校四樓實驗室旁邊開闢了一間“牛棚”，全校70餘名教員中有40人被關進那裏，“勞動改造”外加寫“檢查交代”，還常常被紅衛兵喊出去打耳光揪頭髮等等。化學老師王岫背上被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女教員王開舜“勞改”時彎腰擦洗便池，有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她後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後來她的脊椎成爲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殘廢終身。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鬥爭”，然後把叠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幷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臺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尸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尸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後改名爲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工劉桂蘭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漱喜被剃了頭髮，被“鬥爭”和毆打。有一次，紅衛兵“鬥爭”她和英語教員賀惠生，把他們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姚漱喜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厠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幾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時36歲。 北京第四十九中學語文老師鄭育秋，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被紅衛兵打傷，全身腫爛，抬到第四醫院（現恢復舊名叫普仁醫院），醫生拒診，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里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紅衛兵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瞭望哨和强光燈。他們在“監獄”的墻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他們在那裏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自始至終被關在這座校園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裏。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裏：該校高三學生王光華，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産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幷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打後跳烟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傅敏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語文教員朱鴻志遭到毒打後被關在學校教學樓中，夜裏到樓外小樹林上吊。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脉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姓袁的地理教員和姓許的電工師傅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還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跳下後尸體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筆者尋訪多年，還沒有能找到第二中學這兩名受難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升倌，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産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却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校長安豐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斷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髮，脖子上挂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裏“勞改”。美學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頭髮，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强制“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强迫他喝了水溝裏的髒水。這條水溝裏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准送醫院。當天夜裏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解剖了尸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系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裏。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鬍子被强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歷史系教授向達被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生病不准治療，在11月20日因尿毒癥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綫電系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迹畫了一個圓圈幷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那座牌坊造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這一地點在1967年5月建造了巨型毛澤東塑像，1987年8月29日拆除。)一塊一塊沉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裏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何萬福被“鬥爭”後在1966年8月13日身帶遺書在龍潭湖投湖自殺身亡。8月下旬，中文系教授劉盼遂和他的妻子在西單附近自己家中被紅學生紅衛兵打死。9月5日，俄語系教授胡明從北師大主樓北邊的宿舍樓上跳樓身亡。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北京戲劇學校校長江楓在學校遭到“鬥爭”，被毆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歲的養女毆打，她自殺。戲劇學校教員、京劇演員葉盛章遭紅衛兵毒打，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東便門護城河投河，9月3日發現了他的尸體。 在小學裏，年齡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强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髮。在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教員的頭髮，還强迫她和她教美術的丈夫在衆多學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慶萍是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鬥爭”和毒打幷被關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淩晨在校內墜樓死亡。因爲沒有遺書留下，家人一直認爲她是被從樓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後扔下去的。她留下三個孩子，分別爲11歲、9歲和8歲。8月24日，北京崇文區西花市大街小學女教員鄂少琪被“揭發”有“不滿言論”後跳河自殺；永定門小學教員馮杰民被紅衛兵“批鬥”後用剪刀自殺。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一天內被學生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丘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趙謙光是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烟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樓自殺。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殺，他幸而沒有死。在實驗一小，王啓賢老師跪在地上，還被强迫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學，有四名女教師被學生紅衛兵剃了“陰陽頭”。 幼兒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兒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鬥”。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髮。有幼兒園裏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裏的髒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鬥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幷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游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鬥死，她的臀部和脚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鬥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死去。三個星期之後，8月27日，這個學校裏再次舉行大型“鬥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鬥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鬥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爲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爲“南師八三造反團”。後來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毆打教員，把一些教員打得大小便失禁，9月5日，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被打死。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歷史教員朱慶頤被學生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挂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游街，然後强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鬥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强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爲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啓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强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復。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志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髮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厠所時被强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只穿單衣）。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被“批鬥”後在校中跳樓自殺。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後在家中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和俄語教員袁俊英自殺。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懸梁自盡。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後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貞被游街和侮辱後在9月9日自殺。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嘉善路小學的小學生，用火柴點燃了一名女教師燙過的捲髮，燒起滿頭火焰。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游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幷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後自殺。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師範學院發生全校性的大規模“游鬥”。中文系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學校醫務所醫師周天柱三人在“游鬥”過程中死亡。歷史系教授何基被“游鬥”後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髮。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髮。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被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裏，鬥完後“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紅橋區金鐘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爲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沖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天津紅橋區紅星中學俄語教師魏恕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劃爲“右派分子”的丈夫“劃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毆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學生被集合在教學樓前的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當紅衛兵拳打脚踢地把一場串“牛鬼蛇神”帶上臺子跪下的時候，魏恕從教學樓四層的側面跳了下來。第二天學校召開“批鬥畏罪自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會，臺子上扎了一個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 在福建厦門，厦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思杰，在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厦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後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淩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鬥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後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後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下鄉勞動兩年，貶入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采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 在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一名紅衛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髮也被剪掉了半邊。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臺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尸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裏吐痰扔髒東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産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鍾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自殺，數學教員黃天倪臥軌自殺，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未死。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復被“鬥爭”後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在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陳自成、王亭原是遼寧大學的教師，1957年陳自成被劃爲“右派分子”，1958年他的妻子王亭在“右派補課”中也被定爲“右派分子”，一起被送到“北大荒”。1966年8月28日，他們和一批教職員被臉上塗了墨，圍繞主樓爬行。當晚他們留下遺書給小兒子（大兒子在外婆家），然後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時年分別爲44、40歲。學校裏就他們自殺開大會，叫他們的孩子（11歲）上臺發言表態，批判已經死亡的父母。這個學校在興凱湖邊靠近國境，但在實行迫害方面，緊跟北京，一點不落後。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挂牌子“示衆”幷被批鬥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佈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裏用烟熏得昏了過去，然後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後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毆打和折磨，於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幷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幷監禁在教室裏。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鬥爭，在一次鬥爭會上，除了被辱駡、挂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學生在臺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爲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爲“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 暴力迫害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 從駡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當局者爲“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這一大字報。這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國。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組”被派往各學校取代學校當局幷領導那裏的“文革”運動。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搞運動”。學生以北京大學爲榜樣，開始用同樣的一套詞語來改擊他們所在學校當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佈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學校裏，那些最早起來開始對老師作語言攻擊的人得到了工作組的大力支持，成爲新建立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工作組號召和組織學生寫大字報“揭發”教師。除了“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這一類政治性術語之外，象“猪”、“毒蛇”之類的貶意詞語，也被用來咒駡教師。［8］髒話“他媽的”，從1966年初夏開始在校園中普及化，後來成爲紅衛兵的特色用語之一，不但用在口頭上，還用在書面上。 工作組把教師“排隊”幷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相當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組劃成了第四類，幷且被宣佈“停職反省”。北京西城區的工作隊，把全區61所中學的58•4％劃爲“三類”， 5％劃爲“四類”；476名中學領導幹部，40%劃成“三類”，14%劃成“四類”。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被打死的卞仲耘副校長和被嚴重打傷的胡志濤副校長，因爲是“重點中學”的領導，都被工作組劃爲“四類”。有些教師不能忍受壓力和侮辱，自殺了。 在北京大學，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歷史系教授汪籛的門框上。關於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籛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籛認錯幷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然後在當天夜裏反鎖家門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墻。他的鄰居們聽到了他臨終前的痛苦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歷史系青年教員俞偉超遭到“鬥爭”後兩次自殺，幸而未死，被高壓電燒毀兩根食指。 北京寬街小學的李蔭福老師是六年級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組指控有“歷史問題”，在工作組時期自殺了。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洛煥投水自殺。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李平心於1966年6月15日自殺。 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遭到“鬥爭”後於7月6日自殺。 在6月就有學生對教師進行暴力性攻擊。在清華大學，6月11日和12日，有學生組織了“打狗隊”，來打那些被看作“黑幫分子”或別種“敵人”的人。在“打狗隊”看來，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們對“狗”實行“戴高帽子”和“游街示衆”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對那些已經受到語言攻擊的人展開了暴力攻擊。比如，上文寫到的自殺了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被學生追趕幷毆打。有學生從厠所拿來大便紙簍，扣在程賢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還把墨水倒在他們身上。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傷痕上敷了草藥膏。胡壽文，上文寫到的生物系講師，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在蘭州大學，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持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叠，讓江隆基跪在上面，幷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决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 “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在中學也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黨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鬥爭會”上被打以及會後又被打。她說：“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脚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9］這個“鬥爭會”是由工作組主持召開的。她寫信向上級領導求救。她的丈夫親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傳達室。但是高層領導人沒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雖然工作組鼓勵學生批判鬥爭老師，幷計劃把那些已被劃入“第四類”的人送去“勞改”，但是對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1966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制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10］劉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亂鬥”，他自己正在積極領導“工作組”組織“鬥”人。他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鬥倒鬥臭”。（他在和該校工作組成員的談話中使用了這一“文革術語”。他在該校上學的17歲的女兒也成爲工作組的成員之一。）但是這個文件要求制止大規模使用暴力，顯然和這一時期還沒有發生文革的攻擊對象被活活打死直接有關。
第二階段 從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組被撤銷後立即發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從大學撤銷工作組的决定(包括中學)”。在此之後的一周內，工作組才離開各個學校。學生組織，其中絕大部分稱他們自己爲“紅衛兵”，填補了因工作組撤銷而造成的權力真空。正是在這時候，大規模的打老師事件發生了。已經被工作組劃入“第四類”的人首先被紅衛兵開會“鬥爭”和毒打。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打人，在那時候普遍幷且公然地發生。 首先，各學校建立了校園“勞改隊”或稱“專政隊”。北京大學公共數學課講師董懷允在工作組領導文革時期已經被編入另組，不得參加“革命群衆”的會議等。他也目擊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鬥爭場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聶元梓宣佈建立校園勞改隊。董懷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自殺。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卞仲耘校長打死後，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當面向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來辦公室的幹部來到學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正確對待革命群衆”。至今沒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層官員曾如何談論卞仲耘之死。但是，他們在卞仲耘被打死後沒有採取措施來制止暴力是十分明顯的。相反，他們高度稱贊正在全國迅速傳開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告訴她“要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彭小蒙代表紅衛兵在大會上作了演講。這兩個最爲矚目的紅衛兵人物所在的學校是最早開始用暴力攻擊老師的。 在8月18日之後，暴力行爲猛然升級，越來越多的老師被打或被打死。這一點，從上文寫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從撤銷工作組到8月18日大會之前，北京市紅衛兵打死人的學校有兩所，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學（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之後，有數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寫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和第八中學校長華錦，都在8月18日大會後，被連續毆打折磨和關押，在8月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關於“文革”期間的北京中小學教育的文章說，僅僅在八月的兩個星期內，在北京西城區，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傷或致殘的人不可計數。［11］這篇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介紹篇幅很短，幷且未給予準確數目，也未說明受難者姓名。但是這篇文章顯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內部統計資料作依據，只是這些資料不准學者查閱。 在本文和筆者的《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一書，記載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難經過，材料來自筆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調查，還相當不完全。
第三階段 從校內到校外、從北京到全國的大規模殺戮
在1966年8月18日大會之後，暴力迅速發展升級。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關於不准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那時候，北京學生的暴力行爲已經從校內擴展到校外。 受難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僅有從前的工廠或商店的擁有者，有擁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還有藝術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藝工作者一起被中學紅衛兵“鬥爭”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殺。 1966年8月24日，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把崇文區藥王廟後門10號居民孫如謙和東曉市居民牟志林抓到學校中打死。 1966年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把住在附近的37歲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名老年女人打死。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一起被毒打。該校紅衛兵還打死了北大東門外溝沿8號60歲的居民吳素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後，又在該校化學實驗室中把學校附近西單玉華台飯莊的一名18歲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 上文寫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個人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家，幷且打他。鄰居李叢貞，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說了“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了。”爲此話李叢貞被綁在柱子上當衆打死。李死後，紅衛兵爲判斷他是不是真死了，掄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見沒有反應，才把尸體松了綁。 8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二（二）班的紅衛兵到北京大學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學的爺爺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原來的菜窖變成了打人場所，有十三個從校外抓來的人被打死在那裏。位於北京郊外風景區的第四十七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該校紅衛兵不僅打了他們學校的老師，而且把學校附近的幾個村莊中的所有“階級敵人”都“消滅”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殺戮從市區擴展到農村。在北京大興縣，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在受難者中，年紀最小的是剛生三十八天的嬰兒。［13］ 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這個數字出現在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份“內部”文件上，標題爲《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個標題就表明了把紅衛兵打死人當作革命功績看待。而在這之前，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份簡報中，就說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簡報的副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但是這些“內部”文件從來沒有向人民公佈過。）文革後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14］發表一篇關於那時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的長文，簡單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說明這些死者是誰以及他們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動詞被動語態“被打死”，而沒有說明是誰殺害了這1772人。這種口氣是會令後人驚訝的：即使在文革後，殺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認爲是嚴重事件，也不被認爲需要追查責任。事實上，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和“四人幫”的判决書也沒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殺戮。 根據一份“內部”材料，從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數有所下降，顯然是因爲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去了，用來打人的時間有所减少。9月2號後每日被打死人數大幅降落，是因爲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一個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現象”。那個文件口氣十分溫和，“打死人”被稱作“現象”而不是被稱作“犯罪”。但是這個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見當時紅衛兵的行動看似雜亂，但是總的局勢是上面穩穩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紅衛兵殺戮發生在北京的每個區，以西城區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區是北京最爲中心的一個區，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區內。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在西城區內。西城區當時有六十所中學，平均每一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5至6人。（打死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做的。） 特別殘忍的是，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彈射擊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樣被用大刀砍頭的，而是被紅衛兵們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打死一個人，有時候用數個小時，有時甚至用幾天的時間，顯然死亡過程因漫長而更爲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爛，渾身血迹斑斑，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車，沒有姓名標記，橫七竪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場焚燒。因爲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爐供不應求，來不及焚燒。加上天氣炎熱，火葬場只好往死尸堆上放冰塊控制腐爛。目擊者說，那裏的場面極其恐怖。 另外，事實上有更多的受難者不可能被計算在1772人內，因爲他們被强制遣返後，在離開北京前往農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時他們的北京居民戶口已被注銷。另外，在9月底以後也還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第六中學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丘慶玉。 儘管1772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很多目擊者認爲有理由認爲被打死的人的總數大於1772。北京市在文革後“內部”統計了被打死的總人數，沒有分別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數應該高於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時期，在北京的中學裏流行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28塊是當時火葬一具尸體的價錢。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費用要由他們的家屬支付。他們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後，爲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幷不說是召開“平反會”，只說是舉行“骨灰安葬儀式”，而儀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幷沒有骨灰在內。 在大規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時，北京有十萬居民，被作爲“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他們的人數，占當時城區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被掃地出門，失去了一切財物，在其後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達農村不久後就因受到“鬥爭”和饑寒交迫而死亡了。 從1966年8月開始，紅衛兵得到免費車票去全國各地旅行以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兵把暴力行爲帶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學的三個紅衛兵串連了上海市上海中學的紅衛兵到郊區梅龍公社牛行大隊“鬥地主”。結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國學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該校紅衛兵就發起對附中和上海外語學院的教師和幹部的殘酷“鬥爭”，8月下旬北京來的紅衛兵到了那裏以後，又對老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毒打。老師被打傷後血流在地上。他們强迫老師用舌頭把地上的血舔乾淨。 在上海育才中學，9月初，北京紅衛兵“串連”到達以後，在該校召開全校大會，在會上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揪到臺上打耳光，謾駡侮辱。這是該校文革中第一次發生大規模當衆打人。接著，北京紅衛兵和該校紅衛兵一起“鬥爭”該校老師。一天晚上，他們連夜毒打該校數學女教師王守璠，直到淩晨四五點鐘才歇手。他們打她耳光，還强迫她在地上爬幷喝抽水馬桶裏面的髒水。王守璠隨後就跳井自殺了。 來自上海的一位被訪者，前上海中學紅衛兵成員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麽這麽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麽。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麽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所附的學校名單，我們可以看到從北到南，從大城市到鄉村，學生攻擊教師和其他“敵人”的現象到處發生。在湖北省省會武漢，根據該市官方文革後的“內部”統計，1966年夏天，紅衛兵打死了62人，還有32人因被打鬥而死亡。［16］廣播和報紙對紅衛兵的宣傳，以及“革命串連”，是把暴力從校園帶到社會，從北京發展到全國的有力幫助。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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