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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 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與過程 辛灝年專題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之二 2007年2月24日講於渥太華大學 （該講演現場錄音稿已經講演人審閱、修改和補充）
當陽光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 ―― 引自《誰是新中國》
續上期
（七）中共發動文革的領袖和理論
一、中共發動文革的領袖
1、中共發動文革的最高領袖集團就是中共中央
有一個問題，是我首先應該予以進一步說明白的。這就是，究竟是不是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發動了文革，還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極權專制政黨的最高統治集團、即中共中央發動了文革。回答顯然是後者，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共中央發動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我的理由是﹕ 第一、那一場文化革命，自始至終，也就是說從發動到發展直至“奪取最後勝利”，都是由中共中央集體發動和領導的。如我前面所說，1964年7月，雖然是毛澤東建議建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但建立了那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卻是劉少奇正在掌握著實權的中共中央，組長則是劉少奇的心腹大將，號稱中共第八把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主要成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 1966年5月，批判否定“二月提綱”，撤銷第一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打倒彭羅陸楊，選舉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發出“516通知”，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而不是由任何個人或黨內任何部門的決定。 1966年8月， 是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是公開頒佈的“十六條”。其中所有條目內容都是由中共中央的這次全會擬定和通過的。文化革命算是正式開始“大打出手”。而劉少奇因為“犯了錯誤”，才從共產黨的第二把手降為黨的第八把手，也是由中共中央這一次全會所一致通過的。 1968年12月，是中共中央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集體決定將劉少奇開除了黨籍。 1969年4月，又是中共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新領袖集團。毛澤東因此而重新成為中共名副其實的“黨主”，並因此而重新掌控全黨和全中國的一切權力。 我只是簡單地舉了上述這幾件可以看得見的“大事”，就已經完全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發展和結局，與中共中央――這個中共的最高領袖集團的關係了。 第二、自從1864年7月，毛澤東建議中共中央建立文化革領導小組，直到毛死，就是“去向馬克思報到”，中共最高領袖集團沒有任何人公開地反對過發動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說，在中共自1964直到1975整整十二年間，中共的所有文獻，都沒有記錄下任何反對發動文革的意見。而不論是中共的文官，還是中共的武將，也沒有一個人公開地反對他們的黨中央發動這一場文革。在我們研究所的資料室書架上，放著十二本中共文化大革命文件匯編，每年都有沉沉的一大部，可就是沒有一份文件里面記載著中共統治集團內部，有人、或有組織、或有某部門在黨內黨外反對發動文革的言行。這是我首先要說的。 其次，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不是有很多老幹部反對過文革嗎？特別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慘的老幹部，老帥和老將軍們……比如說，著名的“二月逆流”，及其發動者葉劍英、譚震林、陳毅等等。對此，我還是要說，大錯特錯。因為，中共的這些老幹部、老帥和老將們，反對的只是整老幹部，卻從來沒有反對過他們的黨中央發動那一場文化大革命！所謂的二月逆流，葉劍英等大鬧懷仁堂，甚至傳言說他因為發脾氣拍桌子而拍斷了手指，但他們反對的，也只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中共的一大批老幹部。他們非但沒有反對發動文革，沒有反對打倒劉少奇，甚至不敢公開反對毛澤東對他們自己的清洗和整治，特別是對文革殘酷地迫害無辜的知識分子和老百姓，他們更是從來沒有表示過任何的反對。所謂的人民總理周恩來，也只是在文革中保護過少數幾個老幹部和老部下們，卻從來沒有保護過那些過於苦難的無辜人民……。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只反對連他們也要反、也要鬥、也要整的“部分黨內路線鬥爭”，卻不反對事不關己的其他“路線鬥爭”，特別是絕不反對發動文化革命、製造階級鬥爭以殘酷地鎮壓人民和知識分子。換句話說，在殘酷地鎮壓人民和知識分子這個文化革命的“對象”上，他們――包括劉少奇在內，和毛澤東從來都是高度一致的。他們只是不同意把自己也當作文化革命的對象罷了。 再就是，中共黨內雖然存在著對發動文革方式的不同意見和做法，但這也僅僅是對發動文革方式的不同意見罷了，這與反對文革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不是一回事。比如說，在文革中，是要黨委領導、還是不要黨委領導；是派工作組領導文革，還是撤銷工作組？等等。這些都是發動文革的方式問題。雖然在使用何種方式的爭鬥中，埋藏著可怕的權力鬥爭，潛伏著殘酷的“攻防之戰”，甚至是決定著“鹿死誰手”的致命關鍵，但是，它依然不是要發動和不要發動文革之爭。 最後，必須明白的是，在中共黨內，特別是他的最高領袖集團之內，不存在反對發動文革的問題，只存在著“由誰來利用和怎樣利用文革來達成自己目的”的問題。說穿了，就是毛要藉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來對黨內施行一場政治大清洗，籍以打倒劉少奇，消滅劉家黨。用他對埃德加﹒斯諾的話來說，就是寧肯“斷然毀掉這個黨”，也要打倒劉少奇，然後再建立一個絕對服從自己的共產黨。而劉少奇則企圖藉牢牢地把握著中共的層層領導權，從而能夠掌握著發動和領導文化革命的層層權力，這樣，毛澤東就不容易打倒他，也清洗不了他的劉家黨。說到底，就是“毛要整劉、劉要自保”。 除此之外，在所謂反修防修的共產政治大方向上，在制造階級鬥爭以殘酷迫害無辜人民的問題上，劉和毛並無分歧，也從來就沒有分歧。劉少奇自己就說過﹕“最近幾年，我也想過如何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如何才能使無產階級奪到手的政權不至於又失去，如何才能使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至於像蘇聯及其他一些國家那樣，‘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國家……。”（――1966年10月23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劉不僅是想，而且在1964年9月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即“後十條”中，他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更加嚴重，他所採取的四清路線，不儘打擊面極寬，而且也更加殘酷，連毛都認為太“左”了（――宋毅軍﹕艱難曲折的抗爭）。尤其不應忘記的是，劉少奇在1966年的六、七兩個月中，曾根據毛澤東的“橫掃”號召，更為“殺民以自保”，在全中國製造了無數的文革血案；也不要忘記了，將全國大中小學停課半年鬧文化大革命，將全國各級升學考試推遲半年、甚至取消現行高考制度的史無前例的行為和決定，就是劉少奇親自主持黨中央的會議所作出的……。 大家看一看，中共發動文革的最高領袖集團是誰呢？當然是中共中央！就不說毛澤東始終都是這個中共中央的主席和這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反過來，倘若沒有這樣一個總是“一致通過”的中共中央，倘若這個中共中央曾堅決地反對過毛澤東及其陰謀小組織發動那一場文化革命，文化革命還發動得起來嗎？單從1966年7月到1966年5月的近兩年間來看，僅僅因為在這個時期內，劉少奇還掌握著黨的實權，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組織不就是只能煽陰風、點鬼火，只敢從側面進攻和從外地發難嗎？
2、中共發動文革的最高領袖及其“陰謀領袖集團”
但中共發動文革，還有一個“陰謀領袖集團”，它的前身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毛的“陰謀小組織”。只因這個“陰謀小組織”在1966年5月竟然“登堂入室”，不僅從“非法走向了合法”，而且以他們組成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即1966年5月成立的第二個“文革小組”，並從此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開始領導那一場文化大革命。所以，這個“陰謀小組織”的性質，才開始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質的變化；這個變化的結果，便使他們從“陰謀小組織”變成了中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公開領袖集團。但它還是一個陰謀領袖集團。因為，它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搞陰謀。 當然，這個“陰謀領袖集團”絕不簡單地只是中共後來所指稱的所謂“四人幫”而已。因為﹕一是這個“陰謀領袖集團”的第一把手，就是毛澤東。所以，即便是依照中共自己後來的“定案”，也應該是“五人幫”，而不是“四人幫”，毛澤東才是真正的“幫主”。如果不把毛這個真正的文革“幫主”算在內，則曾以康生、陳伯達、江青等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即“陰謀領袖集團”，就不過是毛發動文革的一個“走狗集團”而已。後來在共產黨的法庭上，江青那一句“我是毛主席一條狗”的“真情之喊”，早已將一切包含在不言之中了。當然，這就同樣證明了，我在前面所說的，中共根本就沒有徹底否定文革。因為，中共在否定文革的問題上，至今都還是“只抓從兇，不究首惡”。 二是這個“陰謀領袖集團”，在整個文革的過程中，又不斷地在進行著“吐故納新”――這可是毛在文革中的一句“最高指示”，各色各類的造反派們也曾熱烈地敲鑼打鼓、高喊口號地歡呼過這個“最高指示”發表的。就是說，毛澤東這個“幫主”，為了他自身奪權的需要，曾對這個集團不斷地“打出去和拉進來”。也就是說，毛曾不斷地要把那些不聽他的話，或不夠聽他的話，或被他懷疑是不聽他話的，或已經在暗中參加了黨內其它政治集團的，或僅僅是為了“舍車保帥拋卒”而必須交出去的人，清除出去，如先後遭遇毛懷疑和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曾為毛陰謀奪權功勛卓著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曾為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文革打手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與之同時，他也不斷地要把被他認為是真正忠於自己的人馬吸收進來。當然，最後他只能相信的，就只有“四人幫”了。所以，中共文革領袖集團始終是以不變的毛澤東夫婦和其他可變的成員來組成的。 三是這個陰謀領袖集團的主要成員，早在1966年5月，就被毛全部拉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才是這個原來僅僅屬於毛個人的陰謀小組織，之所以能夠成為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陰謀集團”的原因。後來，就是在1967年2月之後，毛乾脆將他的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共的政治局。從此，中央文革小組就不僅是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領袖集團，而且成了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集團的核心力量。當然，這個陰謀領袖集團的領袖就是毛澤東。如果不能認識到這個至為重要的關係，我們就不能對是中共發動和領導了文革，和中共絕不可能徹底否定文革，有更為深切的了解。
二、 中共發動文革的理論
中共發動文革的理論，當然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但這個理論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提出和“完善”了的。從毛澤東在1964年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和提出“黨內有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到他正式地提出和完善發動文革的理論，那已經是文革高潮之中的事情了，就是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所謂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時，才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成了所謂“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幷提出了六個要點﹕一是“必須用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二是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三是“無産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就是資産階級要推翻無産階級專政，無産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産階級專政”；四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産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五是“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要開展‘文化大革命’”；六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文章說，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 當然，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這裏也不過是要“掛起無產階級專政和革命的羊頭，來賣他非要整死劉少奇和搞翻劉家黨的狗肉”罷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這個旨在整殺政敵的所謂理論，卻將中共革命、專政、鬥爭和要繼續革資本主義命、革修正主義命的所謂政治使命，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那一套完整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和專政”理論，又一次緊密地聯係起來了。所以，這就證明了我在前面所說的，沒有馬列、沒有世界共產革命，沒有前蘇聯及列寧和斯大林向中國強行輸入他們的理論和革命，特別是沒有一個由他們製造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就不會有這一場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碼是喪失了發動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號、理論和籍口。因為，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從來就不曾有過這樣一個“東西”！ 順便說一句，劉少奇最遺憾的，恐怕就是在他領導著前期文革，並且逼迫著毛澤東只能從側面攻擊和在外地發難時，他沒有形成自己領導這一場文化革命的革命理論，這自然也是他終於敗在毛澤東手里的又一個原因。
（八）、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和過程
說在前面﹕ 中共發動文革有兩種戰略和兩個過程――兼說中共發動文革的主謀略和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
1、關於“維護和顛覆黨內現存秩序”的兩種戰略
如果說，我已經將中共之所以發動文革和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的內外原因、歷史經驗、時代條件、社會基礎以及領袖理論作了說明，那麼，我現在要講的，就是中共為發動這一場“史無前例”所採用的謀略，和由這些謀略所製造的過程了。 自然，所謂謀略，就是陰謀；所謂過程，就是鬥爭。前者使得整個文革無時無處不與陰謀相連結，後者則使得整個文革自始至終都充滿著血腥。如果不是必須回頭反思和必須否定那場“史無前例”，我實在不願意再來回首這一段由“陰謀加血腥”所鑄成的骯髒而又罪惡的歷史及其製造者們了（――我在加拿大沃太華大學講演這一部分內容時，聽眾和我自己同樣都感到了難耐的壓抑，很多人告訴我，他們真的感到透不過氣來，因為實在是“太黑”了――講演者附記）。 但是，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和為了那場“史無前例”不再重演，我們還是要把它說清楚、道明白。 我首先要說在前面的，就是中共發動文革有兩種戰略。這兩種戰略決定了中共整個文革“內訌”的兩大鬥爭原則和兩大鬥爭方向。而且確實如毛澤東所言，是“你死我活”的一場較量。而之所以說有兩種戰略，就是指文革的兩大對立面，毛和劉，都各有一個建立在各自根本立場上的總戰略。 在劉，就是“必須維護黨內的現存秩序”。因為，只要“維護住了黨內的現存秩序”，就能維係劉家黨的實權和地位，就能擁有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正宗黨權，就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圖和要求，並依靠共產黨這部機器的“慣性”，來保護劉家黨和保護劉少奇自己……。 在毛，則是“必須顛覆黨內的現存秩序”。因為，對於已經失去了黨內“實權”的中共中央主席來說，唯有“顛覆了黨內的現存秩序”，才有可能奪回黨的“實權”，才有可能奪取文化革命的正宗發動權和領導權，才能夠達成打倒劉少奇、清除劉家黨和建立毛澤東個人“黨主”統治的目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對他的美國“馬屁友人”埃德加﹒斯諾所說的，他寧肯“斷然毀掉這個黨”，也要打倒劉少奇”，便是這個意思。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再說過的要“大破大立”、要“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也是這個意思。
2、關於前期文化革命和後期文化大革命的兩個過程
我們只有看清楚了毛、劉雙方各自絕然相反的總體戰略，也就是“內訌”的原則和方向，我們才能夠了解文革還有兩個過程。因為這兩個過程，是由他們各自的總體戰略所決定的。 這兩個過程，第一個過程，從表面上看，斗爭的範圍尚局限在文化、學術和思想領域之內，專以黨內外文化人、學者及知識分子作為鬥爭對象，但實質上，則是毛劉之間一場奪取和維護“發動和領導文化革命”權力的殊死鬥爭。第二個過程，則是將鬥爭擴張到政治以及各個領域，並以瘋狂奪取最高政治權力和各級政治權力作為最高目的的“後期文化革命”，或者說是“正式開場以後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的前後兩個過程，在實質上，就是前後兩個奪權的的過程。 在第一個過程中，在毛，由於僅僅是搞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根本就不是他的本意；二是因為他失去了黨的實權而無從正面領導和發動這場革命。 所以，如我在前面所說，他採取的就是“以文化界為突破口，陰謀發動，側身進攻；以學術批判為手段，籍古打今，制造混亂……”。在本階段，毛的唯一用心和所有行為都在奪取發動和領導文化革命的黨內正宗權力即實權，並且已經確定了“顛覆黨內的現存秩序”的總戰略。 在劉，發動文革雖非是他的本意，但領導文革則是他的實權所在；還因為製造階級鬥爭以鎮壓人民和知識分子，在他同樣是拿手好戲，與毛從無二至。所以，為了將這場革命局限在文化領域，特別是要杜絕毛“項庄舞劍、意在沛公”的可能，他就必須利用自己已經掌握的黨內實權，阻止毛的“胡來亂搞”。但考慮到毛畢竟擁有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份和偉大領袖的身份，對毛的神話運動方興未艾，所以，他只能在牢牢把握著黨對文化革命發動和領導的實權的同時，對毛要發動的這一場文化革命，“表面贊成，暗中抵制，情勢緊張時可以擇機反擊（――比如“二月提綱”事件），必須對抗時則採取頑強抗爭（――比如借毛同意而大派工作組來加強黨對文革的領導，轉移毛的鬥爭大方向）…… 在本階段，劉的全部用心和行為都是在用他手中的實權，維護他領導和發動文化革命的黨的正宗權力，也就是拼命“維護黨內的現存秩序”。 在第二個過程中，在毛，由於他已經從奪取了一部份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權力，到幾乎奪取了發動和領導文革的全部權力，所以，他立即便從“橫掃一切”開始，大打出手；繼而公開號召造反，意在徹底毀棄“黨內的現存秩序”。目的，就是要從奪取文化革命的領導權走向“徹底打倒劉少奇、消滅劉家黨、從而奪回自己對黨的全部統治權，建立自己對全黨和全國的絕對統治權”。他終於顛覆成功，如願以償。毛後來病重將死時發出的“最高指示”，就稱他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打倒蔣介石，第二件就是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因此，所有企圖對中共發動文化革命涂脂抹粉的共產黨學者、專家，和對文革至今依然懷有深刻戀情的極少數前造反派人士，只需重溫“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這個“諄諄教導”，也就不必白費心機了。 在這個過程中，劉由於前期的“表面贊成、暗中抵制”沒有成功，“擇機反擊和頑強抗爭”又接連遭遇失敗，在對毛的瘋狂造神運動和革命群眾對他的瘋狂造反革命中，他不僅迅速失去抵抗的力量，而且只能“承認錯誤以求自保”。但毛“追窮寇”的精神和殘酷的整人手段，終使他，還有他的劉家黨全軍潰敗，使他多年來苦心經營的黨的權力，迅速瓦解在這一場目標就是要打倒他及其所有黨羽和各級黨羽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3、毛的“偉大戰略部署”――中共發動文革的主謀略
毛既然策定了“必須顛覆黨內的現存秩序”這樣一個發動和領導文革的總體戰略，那麼，毛的所有謀略就在於如何才能“顛覆黨內的現存秩序”了。於是，毛便有了一個所謂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這一句話，便成了文革期間人盡皆知的“名言”，特別是各家“造反派戰友們”個個都要“歌功頌德”和竭力聽命追隨的對象。 但是，應該說清楚的是，毛畢竟不是神，也就不可能“料事如神”。也就是說，一切並非早已為毛所預料，一切也不可能為毛都算計好了。所以，毛的所謂“偉大戰略部署”，雖然在文革的第一個過程、即前期“文化革命”中，終於獲得成功；但在第二個過程、即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他已經有能力、有實權號召青年學生和“革命群眾”為他造劉少奇反的時候和之後，他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非但不是一帆風順，而且亂象環生，甚至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險局”。所以，毛的“偉大戰略部署”，才需要不斷更新和出新，就是需要不斷地設計新的陰謀，策定新的謀略，以應付局面，克敵制勝。如此，毛的偉大戰略部屬，就在他不變的“顛覆黨內的現存秩序以打倒劉少奇和摧毀劉家黨”這個“文革大方向”之下，形成了一系列由毛策劃或拍板，並由他那個已經登堂入室的“陰謀領袖集團”即中央文革小組所執行的謀略，說白了，就是“一連串的陰謀”。 應該清楚的是，由於毛的這“一連串的陰謀”，既貫穿在文化革命的全過程中，又左右了文化革命的全過程，更使毛在中共發動的文化革命當中，完全如願地實現了自己要實行黨內大清洗即打倒劉少奇、清除劉家黨、重新確立毛對全黨統治之絕對地位的政治欲望，以至無論是在黨內黨外，毛都達到了建立他本人的絕對黨主式統治和超級君主式統治的目的，所以，整個文革的發展和過程，就與毛在“顛覆黨內的現存秩序”這一總體戰略之下所製造的一切“偉大戰略部署”息息相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將毛發動和領導文革的全部謀略和整個過程，當成中共發動和領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謀略和主體過程。也就是我今天要講述的“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和過程”。
4、毛“ 偉大戰略部署” 的內容和本相、性質和特征
“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內容和本相﹕ 我在這裏所說的內容，是指“貫串內容”，就是貫串在毛澤東“偉大戰略部署”中的主體內容，即主謀略。概括起來說，就是“陰謀發動與放手一搏”。 應該說，正是這個“陰謀發動與放手一搏”，才貫串了毛“偉大戰略部屬”的始終。而毛之所以決心要“陰謀發動與放手一搏”，其根本原因，就是由於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要藉文革打倒的真正對象，是在黨內，並且是黨內的一個掌握著實權的重要政治集團和龐大政治集團，這個集團的領袖又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和馬列中國的國家主席，而不是手無寸鐵的普通“階級敵人”或“新老階級敵人”，更不是普通民眾和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毛想通過正常的黨內鬥爭途徑已經完全沒有辦法解決他們。再加上他早已失去了黨內的實權，所以，他就只能採用絕不能按照常理出牌的“陰謀發動” 和“放手一搏”，所謂“不得已而為之”。他知道自己是要承擔風險的，因為他已經是“背水一戰”了，只能贏，不能輸。 如果我再說得更具體一點，所謂陰謀奪權，就是指不擇手段地秘密策劃和精心策劃；所謂放手一搏，就是指不顧一切地公開奪權和殘酷奪權。這既是整個文革自始自終都為可怕的陰謀所左右，又是整個文革自始自終都充滿血腥的根本緣由，更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要籍發動文革“奪回權力”的政治本相暴露得淋灕盡致。這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本相，也是中共在發動文革的全過程中，一再地、持續地和不厭其煩地高喊要遵照“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以堅決反對“干擾運動大方向”的根本原因。而這個本相與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朱元璋為兒子能夠順利接班掌權而殘酷地屠殺開國功臣，洪秀全無恥地製造“天京之變”以消滅實權在握的東王楊秀清及其三萬部屬，特別是斯大林搞政治大清洗以殘暴地和大面積地殺害自己的黨人，在本相上實在沒有兩樣，都不過是一場殘酷的內訌罷了。
“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性質和特征﹕ 第一是欺騙性。這個欺騙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革命的名義”。列寧的這一句名言，曾在一個相當的歷史時期內，掩蓋過俄國共產黨“革命”的無數罪行和滔天罪行，同樣也為中國共產黨的血腥殘忍“革命”起到過極大的和歷史性的欺騙作用。到了文革，毛雖然決心要劉少奇垮臺、劉家黨滅亡，純屬一場拔刀相向的巨大“內訌”，但他又一定要將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由，說成是劉少奇和劉家黨既要搞修正主義，又要復辟資本主義；既是黨內的官僚資產者階級，更是混進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而證明他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革命正確性”。 第二是虛偽性。亦一言以蔽之，就是毛也要“順天應人”。也就是說，毛要借用中國古代君主所謂“上順天命和下應人心”的變革天命理論。在他，就是要“上順馬列革命之天，下應擁毛造反之人”。這樣，劉才不是毛要打倒的，而是人民打倒的；劉家黨才不是被毛滅亡的，而是他們自取滅亡的。說白了，毛既要殺劉，滅劉家黨，還要人民和歷史承認他殺得對、滅得對；殺得萬歲，滅得萬歲！從而將一場黨內的巨大內訌“丑戲”導演成一場“是人民要革命造反”的歷史“正劇”。這不過是中國專制歷史上那些壞君主的虛偽性在毛身上的惡性重演和極端表現……。所以，毛才會將他意在打倒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論上和馬列的共產革命緊密連結，大加“發展”，甚至吹噓他發動文革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馬列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所以，文革期間的許多革命造反派們，才會不分旗號門類，都要高喊“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都要拼命“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都曾因毛“順應”了他們的“革命造反民心”，而自覺地、熱切地和瘋狂地作了毛的工具和炮灰，甚至在被毛一再地將他們置於“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慘境地之後，少數人仍然“九死而未悔”。以至直到今日，還有人在為他們當年曾跟著偉大領袖造反革命而驕傲；更有甚者，竟然將那一場緊跟毛參加共產黨殘酷內訌的歷史，當作當代中國民主運動“開張”的序幕……。我曾一再地告訴海外一些普通的“練功”朋友說﹕“共產黨製造了愚昧，愚昧製造了我們。”該是我們自省的時候了（請注意，我在說這話時，是把我自己包括在內的）！特別是當年曾瘋狂過的“造反派戰友們”和今日“造神運動”之真誠熱切的參加者們。 第三是階段性。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縱觀整個文革，可以分為兩個過程。在這兩個過程裏，毛的偉大戰略部署固然在其欺騙性和虛偽性上別無二致，但由於階段的不同，毛所策劃的陰謀和採用的手段還是大不相同。在前期，毛因早就籌劃在心，蓄謀已久，所以，他使出的以文化界為突破口，以學術批判來點火煽風，和從“側面進攻、外地發難”等等陰謀，都是他在不得已之下“深究謀略、細考手段”所得。但到了第二個過程，也就是他和劉家黨已經開始正面交手之後，他所面臨的則是不斷的變局和意想不到的變局了。此時的毛及其陰謀領袖集團，也就不得不在文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非但要“深究謀略、細考手段”，而且更要“審時度勢、隨機應變”。比如我後面就要說到的，對於彭真搞出個“二月提綱”來抵抗他的陰謀進攻，劉少奇在他同意下大派工作組以改變他的“鬥爭大方向”，葉劍英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終於在懷仁堂開始拍桌子罵娘，“十六條”頒佈之後幾乎全國各地的“走資派”都在“造反”的旗號下建立“保皇”組織以自保，甚至到了後來，連那些原來十分聽話的革命小將，竟然把他的“最高指示”也不想當一回事情了……。面對這種種的變局，他就必須及時地制定出一個又一個對內對外的重大謀略，以務必“克敵致勝”，和必須“平息內亂”。這就是毛“偉大戰略部署”的階段性之由來。 第四是可變性。由於有了階段性，毛的“偉大戰略部署”就自然出現了可變性。但這還不是我要說的可變性。我說的可變性，指的是毛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所造成的毛偉大戰略部署的可怕內容、複雜變化和荒唐不經。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哪怕是象我這樣的“逍遙派”，也不可能不知道，毛的“偉大戰略部屬”常常是極其複雜、可怕和荒唐的。再加上為了不斷地神化毛的每一個“偉大戰略部署，也就更加地製造了它的可笑性。雖然，這個可笑性，卻常常包含著太多的血腥味。比如，明明是毛的偉大戰略部署要抓“軍內一小撮”，可是，就因為“軍內一小撮”抓了可能會導致“翻船”，所以，毛的“偉大戰略部屬”馬上便風向一轉，變成了“不許毀我長城”，曾為他“抓軍內一小撮”的文革大功臣王力、關鋒、戚本禹便從此淪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階下囚了，伴隨著他們掉了腦袋的，便是跟著中央文革“大抓軍內一小撮”的一大批“造反派”們。再比如，“516”兵團原來明明是針對周恩來的一個“偉大戰略部署”，但只因“反周國必亂”（――毛1975年的“最高指示”），後來便專門發動了一場清查“516”的運動，將一些曾經真心鐵意要跟著毛革命造反的青年學生抓的抓、殺的殺，直至數年之後方才說是“冤案”而不了了之。至於千千萬萬曾在“十六條”的煽動下要“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造反派們，毛的偉大戰略部署雖然是他們起來造反的旗號，但不過兩年，毛的“偉大戰略部署”就變成了“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一大批曾不惜性命都要為毛“造走資派反”的“造反派”們，便立即成了毛偉大戰略部署下的囚徒、甚至是冤鬼了。當然，最可笑的還是林彪事件。因為林彪明明已經是黨章、憲法上規定的“革命接班人”了，就等著毛去向馬克思報到，他便好接班做“萬歲”，這不可不謂毛的一個太偉大的“戰略部署”了。但當林彪從天上掉下來摔死之後，這個涂抹著“林副統帥”鮮血的偉大戰略部署，就變得荒唐和可笑得令人難以置信……。諸如此類的可變性，實在是充斥在毛的太多“偉大戰略部署”之中，我將在後面具體敘說文革的謀略與過程時詳細加以介紹。 第五是殘酷性。之所以說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還具有殘酷性，其一，如我前面所說，整個文化革命，都是以製造階級鬥爭來“保證”路線鬥爭的安全和需要的。說到底，就是要以製造階級鬥爭鎮壓和屠殺無辜人民、特別是無辜知識分子，既為那一場“史無前例”大敲開台鑼鼓，又為那一場“史無前例”埋棺陪斬，更要為那一場“史無前例”高奏血腥的“勝利凱歌”……。因為，在毛澤東最最重要的“偉大戰略部署”中，其“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諄諄教導”，不僅貫穿在他那個“偉大戰略部署”的始終，而且貫串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血腥歲月里。如果將來我們一定要查明白文革中到底被共產黨和毛澤東害死了多少人，則被害死的無辜民眾，也就是被某些“造反派戰友們”至今都認為是不值一提和絕對不值得研究的“普通人”，至少是共產黨走資派的千倍和萬倍（請參閱本期發表的王友琴教授的文革史研究專著﹕“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其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屬於所謂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共產黨幹部，包括更多的無辜民眾，絕大多數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和種種的酷刑相待，而且那些由紅衛兵和造反派發明和創造的種種酷刑，幾乎全部是公然執行的“私刑”，即所謂“批鬥”。這可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專制王朝都絕不允許的，也都沒有過的。凡遭遇過那些“私刑”折磨過的人，有的當場即成了冤鬼，有的則尋機自殺了卻了此生，有的則留下了終身的殘疾。由於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在執行種種殘酷私刑時，絕大多數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大庭廣眾之中，其因遭遇極端的羞辱而造成的心理殘害和性格扭曲，幾乎伴隨著被迫害者終生（仍請參閱本期發表的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無辜民眾當然永無雪仇之日，但對於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們來說，機會卻在等待著他們。共產黨的老幹部們平反復出之後，特別是文革結束，當他們重新登台亮相、操刀掌權之後，老幹部們對造反派的仇恨和報復，自然也是極其毒辣的。因為他們終於等到了能夠“秋後算賬”的那一天。 其三，毛澤東的殘酷和斯大林的殘酷不一樣的地方是，斯大林只需乾脆果斷地消滅政敵們的肉體，毛澤東則不僅要整殺政敵和民眾的肉體，而且更要整殺政敵和民眾的靈魂，扭曲他們的心靈和人格，以至於在文革中竟有造反派戰士在被押上刑場時，還要高喊一聲“毛主席萬歲！”而不知道自己就是死在毛的手裏。這樣的事實，在文革中，實在是屢見不鮮，足令今天的年輕人“萬思而難得其解”。再說，斯大林只是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刀把子”來殺人，毛澤東則用所謂的“群眾造反”和“群眾專政”，變出無窮的花樣來整人和殺人，沒有整死的也要被他們整得“生不如死”。文革中，被毛的一個個“戰略部署”逼瘋逼呆逼痴逼傻的男女老少，實在是數不勝數。
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殘酷性是說不完的，待我下面具體地敘述文革的謀略和過程時，我再慢慢地告訴大家。
一、 發動期的謀略與過程
我想說的是，在毛總的“偉大戰略部署”之下，中共文革發動期的主謀略就是“陰謀發動和瘋狂號召”。下面我開始談發動期的謀略與過程。
第一、陰謀對黨和陽謀對民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的第一謀略即是﹕“陰謀對黨”和”陽謀對民”。因為，這次運動是發動一場黨內的“路線鬥爭”，目的就是搞掉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龐大政治勢力。而劉少奇則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在全黨全國擁有著強大的政治力量和廣泛的政治影響。一般來說，非但許多黨的幹部一時半會兒不可能理解“打倒劉少奇”和“打倒走資派”――即“打倒自己”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一定會成為這場運動的絆腳石。所以，毛澤東就必須“先掛羊頭，後賣狗肉”，而不能“一步跨到台口”。就是只能步步誘導，直至達成最後目的。由此出發，毛澤東為這場黨內政治清洗運動所設計的高調，就是高喊“階級鬥爭”，高叫“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號召“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共產黨的“經”，非但共產黨人自己不會反對，不能反對，不敢反對，而且毛澤東一念，大家也只能跟著他念。這就是我所說的“陰謀對黨”。 我所說的“陽謀對民”，則是十七年來，共產黨從來就是公開叫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也是公開地製造階級鬥爭、厲行“階級屠殺”的。而發動文革對於全社會來說，關鍵是要讓全體人民“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好讓毛能夠一心專意地按照自己的“偉大戰略部署”，去打倒他在自己黨內的最大政敵。所謂“公開殺民”，是為了保證“陰謀殺劉”。所以，文革從準備到開場，毛才非但不是高喊打倒走資派，高叫打倒劉少奇，而是嘶叫“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大搞階級鎮壓，為這場他要發動的黨內清洗，排除一切可能出現的社會干擾、社會阻力和社會不穩現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和斯大林一樣，首先用大搞階級鬥爭和明抓階級鬥爭，來保證毛澤東陰謀發動黨內鬥爭的順利和勝利。
第二、以文化批判準備政治鬥爭
我在前面――“中共為什麼要要將一場政治浩劫定名為文化革命”中已經詳細說過，中共和毛澤東正是首先從文化入手，發動了文化戰線上的批判和鬥爭，即把文化當成了發動文革的工具和突破口，才終於發動了這一場其主體為空前政治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以造神運動先聲奪人劃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
我在前面已經談到了文革前毛澤東及其陰謀小組織在黨內黨外所發起的“造神運動”，即利用各種手段神話毛澤東的運動。它雖是對劉、鄧等黨內領袖要反對“個人崇拜”所進行的公開反擊，更重要的則是它為反對劉少奇直至打倒劉少奇做了極重要的準備。原因―― 一是首先造成“先聲奪人”的政治局面，以便“高舉神像，大打出手”。而為準備發動文革而造神的第一個能人大將，就是林彪。 林彪製造個人崇拜蓄謀已久，早自1959年他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時起，即多次鼓吹“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強調學習馬列主義主要是學習毛澤東著作(以後甚至還提出“要99%地”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而學習毛澤東著作，只要學好“老三篇”就夠用了。隨後，他又提出了“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口號。 1964年5月，林彪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從此，“紅寶書”問世。它不僅成了中共的“寶貝黨典”，而且成了人民的“聖經寶卷”。就不說文革開始後，在中國大陸所出現的鋪天蓋地的毛紀念章、毛石膏像、毛小紅書、毛語錄歌、毛的“雄文四卷”和家家都要供著的“寶書台”了……可以說，後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澤東的這本“紅寶書”的光輝指引下，走向一個又一個“光輝勝利”的。 林彪非但先造寶書，而且大造神話﹕什麼“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什麼“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什麼“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等等。可以說，自林彪開始神話化毛澤東以後，毛澤東就逐步在黨內黨外和軍內軍外被迅速地和瘋狂地神化起來了。請大家主意，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共八大劉、鄧提出要反對“個人崇拜”之後。也就是說，劉、鄧要反對的個人崇拜非但沒有成功，中共對毛的個人崇拜反而走向了 對神的崇拜。劉、鄧已經敗了。
毛澤東就是這樣地成了一尊任何人都不敢觸碰的“神”。這就是所謂先聲奪人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之下，還有誰可以成為他的對手呢？還有誰不會成為供在他面前的“犧牲”呢？在毛澤東這尊“神”的面前，劉少奇只是一個人，他要想以他的“人力”來對抗毛的“神力”，非但只能徒喚奈何，而且只能遭遇慘敗。因為神的力量是不能抗拒的，神的力量更是“無邊”的。後來，當毛、林反目成仇，林彪打算在蘇州附近的一座鐵路橋下安放炸藥炸死“紅太陽”時，那位被林彪命令執行任務的軍隊高官，就是不敢將炸藥塞進橋底下去，終於讓毛澤東逃過一劫。為什麼？就是對毛澤東的神話，使得毛的神秘淫威“無可抵擋”……。 二是劃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如果說先聲奪人的政治局面已經形成，則毛澤東已經成就的神話形象，就自然而然地和順理成章地形成了一個“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因為，神是不能反的；毛澤東是神，毛澤東就不能反；誰反了毛澤東，就必定沒有好下場……。這就為文革中幾個最響亮的政治口號的出現、甚囂塵上、甚至成為“尚方寶劍”，造就了一個“最高政治界限”。這個最高政治界限―― 就是﹕“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 就是﹕“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三反分子”的罪名和罪行的成立。 就是﹕ “惡攻罪即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的“天羅地網 ”，終於籠罩到了每一個中共黨徒和全國人民頭的頭上。回首文革，該有多少人慘死在這個可怕的罪名之下。 神話毛澤東的運動，就是為毛澤東造神的運動，終於為毛澤東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確立了一個誰也不敢一踫的“最高政治是非”。在這個通過“造神運動”所制造的最高政治是非面前，劉少奇和他黨徒們的可悲下場，似乎早已經被判定了。 我必須指出的是，所謂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並不是說，在中共發動的文革過程中，當真存在著“是與非”。因為在毛劉、毛林、或毛與任何一個他要批斗、打倒、清洗的人之間，也就是在中共文革殘酷內訌的全過程中，其實根本就不存在著什麼“是與非”的問題。而所謂是，就是誰贏誰“是”，誰輸誰“非”；就是從毛為“是”，從劉、或後來從林為“非”。是絕對地以人畫線，而非以事實和道理來畫線，充其量也就是簡單地以沒有是非的“敵我”來畫線而已。
第四、 否定二月提綱以奪取文革的領導權和發動權
現在有一個普遍的看法，就是認爲劉少奇及其劉家黨在文革中，一直是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直到被毛澤東整垮整死爲止。這個看法，固然因為劉少奇等的失敗甚至是慘死，使得人們對他們多少給予了一些同情之心，但是，就文革發動和發展的事實來說，並不確切。因為，如我前面所說，1959年之後，劉對毛的“逼宮”就已經一再地取得了勝算；1962年，毛澤東不得不在“十分緊張”的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當時即被與會的共產黨徒們稱作“劉、鄧大軍的勝利”；在1964年前後的“四清”運動中，劉不僅與毛對抗，而且將毛要發動的運動成功地納入了劉的框架，甚至用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取代了毛澤東的“四清路線”……。毛實際上已經日漸地被劉“架空”了。 1959－1966年，在這個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裏――（這大概便是毛澤東所說的“七八年再來一次”的原因），不僅劉少奇已經日漸地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實權，而且劉家黨也已經掌握了太多地區和各大行業的實權。所以，第一個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於1964年7月建立之後，中共中央對於文化革命的領導權都是掌控在劉少奇手裏的。因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彭真，就是劉少奇最重要的大將，他不僅將北京市委變成了一個令毛自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劉家黨領地，而且也讓毛為發動文化革命才建議成立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對毛的種種“最高指示”置若罔聞。瞭解了這個基本的事實，才能理解毛爲什麽要避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派江青到上海去暗中結黨，就是陰謀建立小組織，並首先在上海發難；瞭解了這個基本事實，才能够瞭解為什麼毛又要避開中央文革小組，讓江青勾結林彪，先從部隊的文化革命做起，然後再“由軍及黨”，將毛認定的那一條對抗他的革命路線的“黑線”，首先公之於眾，然後再公之於黨。也就是說，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就已經建立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非但不聽毛的指揮，違背毛的本意，而且與毛對抗。換言之，就是中共中央發動和領導文化革命的權力，毛澤東“鞭短難及”。 雖然這個局面既違背了毛要建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初衷，又使毛一心要發動的文化革命根本不能按照他的意圖發動起來，甚至逼迫毛不得不利用自己被神話化的偉大領袖地位，一是公開地和一再地對外放話，將文化界當作他的突破口，另搞一套；二是利用江青建立“上海幫”，即他的陰謀小組織，在外面和在下面先鬧起來。但是，由於劉少奇、劉家黨及其掌握的中央文革小組，鑒於毛既有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份，又是本黨早已確認和長期歌頌的偉大領袖，眼下神話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又是方興未艾，所以，他們雖掌有黨的實權，卻既不能公開與毛對抗，又不能公開反擊江青和林彪，只能暗中抵制，這就使他們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守勢”，處於被動的地位。 毛的行爲，特別是江青和林彪的行徑，劉家黨不可能不知道。因為，毛一再置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於完全不顧而對文化界、學術界和“文藝黑線”公開點名和批評，特別是戚本禹“批叛徒”的文章和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所已經引發的批判風潮，已經造成了一片風聲鶴唳的局面，而由這一切所公然亮出來的批判鬥爭鋒芒，不僅來頭明確，而且對象清楚。這就使劉家黨面對毛澤東從“邊鋒”和“外地”殺出來的“意在沛公”的文革陰謀，不得不開始防範，甚至不得不予以反擊。因為他們顯然知道，毛澤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就是1966年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二月提綱”之所以出爐的來由。劉、鄧和彭真等，企圖利用手中的黨權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領導文化革命的正宗權力，批評戚本禹的“影射史學”以維護吳唅和翦伯贊，反對姚文元的“公開挑釁”以迴護黨的領導人。名為文化革命“糾偏”，實爲劉家黨自保。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爲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終於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提綱”不僅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偏向加以適當的限制，而且強調要加強黨對文化革命的領導，要求點名批判必須得到上級的批准，藉以公開保護吳琀等人，幷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提綱表面上雖然是針對著戚本禹、特別是姚文元的“文風”而來，但實際上却是在反擊毛正在製造的“文革陰謀”。“提綱”雖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會議討論通過，發出以前，怯於毛的領袖地位，彭真還是不得不就“提綱”向毛請示，毛雖問了一些問題，但沒有說不同意在黨內發佈，他是要“放蛇出洞”。於是，彭真便趁機於2月12日請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簽字轉發了這個“提綱”。 但是，劉家黨試圖以這樣一個正宗的“提綱”來限制毛的文革陰謀，毛怎麽會不清楚？可以說，這是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吹響了毛家文革陰謀的號角之後，劉家黨對毛所進行的第一次公開反擊。毛更清楚，劉一如既往，還在想著要把毛澤東想發動的文化革命，以黨的名義和他所控制的中央黨權納入劉家黨的“正軌”，就象劉曾將他要搞的四清運動，納入劉的夫人王光美搞的“桃園經驗”一樣，也就是爲劉家黨所掌控。這就决定了毛非推翻這個“提綱”不可。更何況，如前所講，多年來毛早已形成的偉大領袖地位，數年來神話毛運動的“偉大成果”，早已經造成了只能“架空毛而不能公開地反對毛”這樣一種局面。而由江青、林彪已經一再發起的攻勢，也已經不斷地在獲得勝算。還有，就是全黨全國對又一場政治風暴就要來臨的全面恐懼局面也已經形成。自然，這一切已經决定了“二月提綱”必然失敗的命運。 毛要以“二月提綱”來“借力發力”，以顛覆劉家黨的重鎮京畿之地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1966年5月8日，經過林彪和江青的幕後部署，“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了署名高炬、何明的兩篇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綫開火”與“擦亮眼睛 辨明真假”。其矛頭不僅明攻“三家村”和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而且毫不隱晦地指向了彭真和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又發表了姚文元炮製的“評‘三家村’的反動本質”一文，公開指責北京市委的機關刊物和機關報――“前綫”和“北京日報”、“北京晚報”都是“猖狂地執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綫．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喉舌”。 一場“以外攻內”和“以神壓人”的陰謀奪權戰略終於在會議期間打響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那個“陰謀小組織”起草的、和由毛澤東親自拍板的中共中央“通知”(后被稱為“516通知”)。“通知”在全面地和嚴厲地批判了“二月提綱”並指控“提綱”是彭真的“個人陰謀”之後，宣稱﹕“中央决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舉無産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産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産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任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因爲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産階級專政變爲資産階級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麽平等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 話說到這個份上了，毛猶嫌不足，緊接著他又在上海嚴厲批評《二月提綱》，佯裝著對劉少奇、鄧小平等沒有從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鬥爭的高度及時支持姚文元文章，表示强烈不滿；指責他們“只反國際的修，不反國內的修”。毛還說，“我歷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委！”毛的政治意圖已經躍然嘴上，其後的文革也就是這麼干的。18日，林彪也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頌揚毛澤東的“天才”，暗示黨中央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 正是這一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使得前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垮了，其組長彭真自然也垮了。毛澤東甚至趁熱打鐵地將不聽命於他、因而被他稱為“閻王店”的中宣部“閻王”部長陸定一，和對他安裝錄音機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一幷打倒了。為了籠絡住林彪，毛澤東甚至早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由他親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擴大會議上，就聽憑林彪以“反對突出政治”的罪名，搞掉了解放軍的總參謀長羅瑞卿。於是，“彭陸羅楊”這個反黨集團就“順理成章”地被挖出來了，林彪對軍隊的統領大權也基本如願以償。 至此，劉少奇非但沒有能夠籍用“二月提綱”扭轉不利局面，而且幾乎只是在轉瞬之間，甚至不得不由他出面斬去了自己的左右手，從而失去了北京這塊不可少的地盤，失去了一部分一直操控在劉家黨手中的輿論權力，和黨中央的相當一部分權力。在表面上不得不順從毛澤東淫威的劉少奇及其黨人，第一次公開抗拒就此慘敗。而毛澤東不僅奪回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黨權，而且他那個“不合法”的班子，也就是以他的老婆爲核心的堅強的和不擇手段的“陰謀小組織成員” ――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終於全部“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成員和中堅力量。文革的“陰謀筆桿子”──王力、關鋒、戚本禹，也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從而將發動和領導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正宗權力，開始掌握到了毛家幫的手中。可以說，這是毛主席“偉大戰略部屬”的第一次偉大勝利。
第五、陰謀策劃群眾造反、奪取最高輿論權以掀起文革狂潮
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成立，以及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的清一色毛幫人馬，就是毛的那一個“陰謀小組織”，特別是他們全部進入了政治局，開始成爲中共權力核心的一部份，這自然使得毛澤東的願望基本得逞，也使他們的“陰謀小組織”志得意滿，“文革幹勁”倍增。但是，正是在與劉家黨“二月提綱”的較量中，使毛清楚地看到，他所要發動的這一場文化大革命，絕非易如反掌。因為，一是他早就看到了劉家黨的力量，這個力量是扎在中央，遍佈國中，不是解决了“彭羅陸楊”，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劉少奇離倒臺，劉家黨離崩潰，還早得很。二是他明白，這一場意圖解决劉家黨的文化革命，實際就是一場殘酷的政治內訌，要想得到黨的各級幹部和所有幹部的支持，是很不容易的。過去發動的歷次運動，都是“整民”，而這一次是“整黨”；過去是“殺民”，這一次是“殺黨”。他若是還象過去一樣，將黨徒當成革命的力量，則起碼劉少奇已經掌握的黨內力量，就不可能響應他，甚至要暗中反對他。就不說那些必定要“自保”的黨的各級官員們了。所以，在他還不不能够將自己要整掉劉家黨的意圖，公開地和明白地告訴全黨全國之時，他還必須善用謀略，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何況，毛要打倒劉少奇，還必須“上順馬列革命之天，下應擁毛造反之人”，就是既要借用馬克思主義“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又要利用“是人民要造劉少奇反、革劉少奇命”這樣一個籍口，這就需要時間和謀略來繼續制造欺騙和進行煽動。 現在，當他終於奪取了發動和領導文革的相當一部分黨的權力之後，他第一個需要做的，就還是要讓火從下面燒起來。這就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點火”，二是讓火勢“蔓延”開來。對前者，他早有决策，要想攻擊劉家黨，就必須自下而上，借鑒發動反右派鬥爭的歷史經驗，到民間去陰謀點火；要解决掉劉家黨，就要接受他1964年發動四清運動和現在發動文化革命的教訓，這一次不能再由著劉家黨改變他的“鬥爭大方向”。 這一把火，也果真爲他所點燃起來了。那就是康生早已秉承毛的旨意，派他的妻子曹軼歐到北大蹲點。曹則按照康生的意圖，找到了北大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聶元梓與哲學系的另6位教師――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經過一番謀劃，在北大食堂共同張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向北京市委的大學部部長和北大的黨委書記、校長開火。這自然是反右之後，第一張將鬥爭矛頭指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大字報；也是自1964年7月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以來，所公開貼出來反對黨的領導的第一張大字報。這張由毛及其“陰謀小組織”，彼時已經是堂而皇之的中央文革小組，用陰謀手段製造出來的大字報，立即被毛澤東認定幷高度評價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大字報全文，全國上下立即興起了造反運動。6月2日康生來到北大支持聶元梓，贊揚其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毛要從基層和民間點火的陰謀初戰告捷。 為了讓火勢蔓延開來，毛又在陰謀製造基層造反、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同時，陰謀抓回中共中央的輿論權，說白了，就是抓回中共的喉舌和第一機關報――人民日報的權力，還有就是統歸中宣部“閻王店”管的中央電台和對外宣傳部門的權力。否則，“革命人民”要造反的消息，“黨的基層”所貼出來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也就是毛澤東的意圖和部署，就不能為全黨全國甚至是全世界所知道。令人感到可笑復又可悲的是，劉少奇、鄧小平面對人民日報機關那些正在為黨的“第一喉舌”竟然在文化革命中落後了而“感到痛苦”，因而鬧騰著要造反、並要求中央派駐工作組以突破報社壓制的“革命群衆”，居然派出了以陳伯達爲首的文革第一個工作組去“滅火”。他們却不知道，早已經向毛家幫暗渡陳倉的陳伯達，這個共產黨的筆杆子，毛澤東的前秘書，毛、江陰謀小組織的成員，雖肩負著劉少奇和鄧小平派他去人民日報“滅火”的使命，但他去人民日報的真正目的，卻是銜毛之命去“點火”。
1966年6月1日，陳伯達主持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題目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2日，陳伯達主持的人民日報又緊鑼密鼓地發表了社論，題目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同一天，爲毛及其“陰謀小組織”――中央文革小組一手策劃的，已經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終於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評價赫然紙上，猶如一聲發了瘋的進軍號令。 聶元梓終於成了毛用陰謀製造出來的文革“遵命造反”第一人，火終於從共産黨基層點燃了起來。一場由毛發動的群眾造反運動，自此拉開了它的序幕。 人民日報和中共的中央一級喉舌，終於因爲陳伯達甘願爲毛賣命，而從劉家黨的手中被奪了回來，從此之後，毛已經再不需要利用上海的文匯報來首先發難了。 毛和他的陰謀小組織，終於因爲奪取了輿論權而獲得了對劉家黨的正宗“發難權”，終於因爲自下而上地點燃了第一把火，而真正地將文化大革命的毒焰煽動起來了。 遵照毛的意圖和謀略，以先搞亂大社會和先抓階級鬥爭來發動和保障黨內路綫鬥爭的陰謀策略，終於因爲共産黨文人陳伯達的緊跟快辦，單單只靠人民日報的兩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就掀起了文革的狂潮，就立即血濺了整個中國，就毫不遲疑地開始瘋狂地毒害和毒化著人類的靈魂了…… 用多年以後國內一些文革研究者的話來說就是﹕在人們心中，“文化大革命”就是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開始的，雖然沒有最高指示和紅頭文件爲根據，但是灾難降臨之日就是《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時，中華大地變得混亂、污濁、血腥和毫無理性可言……”（原載《同舟共進》2004年第6期）。 用共產黨喉舌的話來說就是﹕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衆、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爲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强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産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這一場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和勝利，敲響了中國土地上殘存的資本主義的喪鐘，也敲響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喪鐘。你們的日子不會長久了……。 歷史以鮮血所記錄下來的事實則是﹕正是從六月一日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時起，在全中國（台灣除外），十七年來被共産黨整够了、却還沒有整死的“運動員”，即所謂地富反壞右們；還有十七年來一直看著別人被整，參加整死別人，甚至是積極地參預了共産黨歷次政治運動，對人民和同類曾橫加迫害的各種人們；都一起開始嘗受無產階級專政史無前例的批判和鬥爭了，他們被逼得跳樓的跳樓，投水的投水，懸梁的懸梁…… 毛澤東和他那個已經登堂入室的“陰謀小組織”――中央文革小組，正是從“橫掃”開始，首先搞亂了整個中國社會，更用無數普通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的鮮血，爲他要搞亂自己的黨，和對自己的黨進行一場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製造了進行“亂中奪權”的社會基礎，即執行了為發動一場黨內的殘酷內訌所必須具備的“黨外血腥專政”。從此，劉少奇及其黨人便徒有節節抵抗和節節敗退的厄運了，人民只有在毛澤東的每一個偉大戰略部署中，被欺騙，被愚弄、被利用、被宰殺、更被無邊的恐懼緊緊地捆縛住了自己的身心……猶如洪秀全，雖然爲了殺掉一個楊秀清，却殺了整整三萬天國將士、染紅了揚子江的江水一樣，只是毛澤東的殘酷與陰毒，遠非洪秀全們所能相比。
第六、以指斥對方犯錯誤全面奪取文革領導權和發動權――關於“工作組”的一場政治較量
文革期間，在造反派中間，曾流傳過一句名言，就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說的﹕“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善於引導對方犯錯誤”。這當然是陰謀政治的一種典型表現。但是，就文革而言，這句“經典名言”的事實來源，就是指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領導文革一事。戚的意思是說，毛澤東用抽身事外的詭計，聽任劉少奇派工作組整群眾，而得罪了群眾；毛澤東解放了群眾，從而不費吹灰之力地就擁有了群眾並獲得了發動群眾造“劉鄧路線”反的巨大政治契機。 我今天需要說明的是，戚本禹的話頂多只說對了一半。因為，毛澤東並不是神，他不是早已決定抽身事外，有心誘導劉、鄧犯派工作組的錯誤，從而帶來了群眾起來造“劉鄧路線”反這樣一個政治結果；而是他本人，在仍然沒有完全奪回中央的實權之時，也就是說，在劉少奇仍然在主持中共中央一線工作，就是日常工作之時，他對於劉少奇召集人馬主持中央會議討論和作出派工作組領導文化革命的決定，他是沒有辦法反對的。這是其一。 其二，為發動和領導文化革命而派工作組，雖為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甚至是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所共同決定，但他們是向領袖毛澤東匯報過並且得到了毛的同意的。毛為什麼同意？因為，如我前面所講，第一個工作組就是派陳伯達到人民日報。劉、鄧的意思是“滅火”，而毛的意圖則是“點火”，是要奪取被劉、鄧中央控制的人民日報輿論權，然後由人民日報把火點到全國去。只因為陳伯達與毛、江早已“暗通款曲”，甚至已經是毛、江陰謀小組織的一員，所以，他才會背負著劉的指令，卻按照毛的指示，去為毛發動人民日報的革命群眾造反。這才是毛之所以一開始曾表示同意派工作組的真實原因。所以，當劉少奇和鄧小平，包括被蒙在鼓里的周恩來，在派陳伯達去人民日報同時，又派了由他們組建的“華北工作組”去了北大，毛在當時自然不好說什麼。 其三，當劉少奇於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鄧小平等一起聽取了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匯報之後，鑒於北京市委領導向中央提出“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他們不僅同意北京市委在匯報中提出的關於運動的八條要求，而且劉少奇還據此認為，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因此，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秩序，要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鄧小平甚至更明確地說：“中央的八條傳達要快，開個10萬人大會，一杆子插到底！”他們遂按照516通知的指示，決定派工作組到學校，整肅原學校的領導幹部和教師，同時控制各個學校的領導權和秩序，以這一方式實現毛澤東1966年5月7日給林彪信中所說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同時根據北京市委的建議，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成員分別由中組部從各部委和團中央從機關幹部中抽調。於是，全國許多省、市以至縣委，也採用北京市的做法，向當地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6月16日，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甚至决定向陸定一已經被打倒的中央宣傳部派出工作組，其用心自然也是十分的顯然。其後，直到毛回到北京公然批評劉、鄧大派工作組是犯了錯誤之前，劉、鄧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要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聽取有關工作組在各單位領導文革的匯報，討論有關工作組在領導各單位文革中出現的問題，不斷地、甚至是急如星火地發出對工作組領導文革的有關指示……。劉、鄧為了鉗製住毛澤東的進一步行動，甚至於6月22日，親自致信毛澤東，稱：“為了更好地推進全國文化大革命運動，幫助各級黨委和干部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發揚民主，改進工作”，准備在“七一”黨的45周年紀念日公開發表毛澤東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請毛澤東批示……。要知道，當年正是在那次大會上逼著毛澤東檢討的劉、鄧，此時不但還在眷念著在那次大會上“劉、鄧大軍的勝利”，甚至還要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向全國公開發表毛澤東當年的“檢討”，其用心雖是昭然若揭；其擔心，也可以略窺一斑。因為，只要他們還能夠掌握著黨中央權力，還能在全國大派工作組藉以領導和控制文革，毛澤東的一切陰謀和欲望便都不能得逞。然而，對此，毛澤東又怎麼可能沒有感覺，不會覺察，甚至不再謀劃新招以進行反擊呢？毛澤東當然明白他倆的用心，斷然地拒絕了劉、鄧的要求。 就這樣，在全國，各級黨的領導派工作組進入各單位，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領導文革，迅速得以實現。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要發動的文化革命，猶如四清運動一樣，又被劉家黨納入了“正軌”。而且這個“正軌”，正是十七年來共產黨用來整肅和整殺他們的階級敵人、異己分子和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血路”。全國各地各級被派駐到各單位的工作組，在各處所領導發動的文化革命，也就和十七年整肅和整殺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的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如前所述，只是更加殘酷、更加血腥、更加公然和更加沒有人性而已。 而我要說的另一半則是，這自然不是毛澤東所願意看到的景象。而所謂不是毛澤東所願意看到的景象，並不是說，毛澤東當真發了善心，不忍心看到全國普通民眾和無辜知識分子在遭受瘋狂的迫害。要知道，劉少奇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組所做的，正是十七年來毛澤東曾親自領導做過的；劉少奇在這個時期派工作組批判、鬥爭、逼殺“反動學術權威、各類文化人士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的行為，也正是毛澤東要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號召的；甚至是毛澤東在兩個月後頒佈所謂解放革命群眾的“十六條”時，所同樣號召的；至於整個文革時期，毛澤東都一直在堅持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為此而虐殺了無數的無辜人民和知識分子，就更不用說了……對無辜的人民和知識份子，還有階級敵人和各類份子，他非但從來沒有停過手，其殘酷與劉少奇相比，只是有過之無不及而已。如果說，劉少奇在文革初期曾借工作組對人民大開殺戒，則毛澤東就是對人民大開殺戒於整個文革時期，直到他死。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將劉少奇派工作組整群眾作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呢？而且在長達近兩個月的時間裏一直沒有予以製止？這就是毛的陰險所在了，就是毛要等著劉“犯錯誤”，再來整治他的政敵。 因為，毛雖然借劉、鄧要派工作組，而通過陳伯達獲得了向人民日報奪權的成功；但劉、鄧也乘機同意北京市委的要求，並在北京甚至是全國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毛因同意在先而不好說。但劉、鄧派工作組的行為，卻立即從根本上扭轉了毛要發動文革的大方向﹕一是毛本來希圖的自下而上、由外及內的發動文革謀略，不僅被劉、鄧按照黨領導運動的慣例，給悄悄地並且是迅速地扭轉了；而且更使他謀圖的，要自下而上、由外及內地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的運動，反而被劉家黨所領導；以至於他要摧毀的北京市委，居然也死而復活；猶如他要發動的四清運動既被劉家黨領導，又完全違背了他的初衷一樣。所以，以毛的敏銳和教訓，他不可能不立即發現這是劉少奇在故伎重演，是劉家黨繼“二月提綱”之後對他的第二次反扑，即在表面上“順毛之意”，領導和發動文化革命；實際上卻是“反毛之為”，將文革重新納入劉家黨的“規範”，就是共產黨的現存秩序之中。一句話，就是再一次“架空”了毛，讓毛的目的不能得逞。 但是，一是如我剛才所說，因為毛剛剛同意派工作組以行其私，不好馬上翻臉；二是毛在迅速看透了劉、鄧的目的之後，在他還沒有想到什麼好的謀略以對付劉、鄧之時，他便決定“抽身事外”了。大家都知道，毛很快離開了北京，並且到武漢暢遊了長江，向全黨全國人民表示他的“龍體”好得很，根本就不需要“退居二線”，甚至還能身居一線發動和領導一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曾在1959年被迫退居二線，才造成劉少奇走上一線，開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大權，所以，他後來才會在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說，他六五年就已經決心要搞掉劉少奇！） 他如願以償。因為，“毛主席暢遊長江”，頓時成為全中國的重大新聞，鋪天蓋地地響徹在天地之間。 然而，毛當真是“抽身事外”了嗎？非也。不能一日不搞陰謀的毛，又怎麼可能真正地抽身事外，甚至聽憑他的政敵們去扭轉他要發動的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從而讓他前功盡棄呢？當然不是。他是在觀察和研究劉、鄧派工作組的動向和“成果”，他在謀劃怎樣才能粉碎劉家黨的第二次反撲。一個顯然的事實是，劉、鄧對毛的反撲是按常理出牌，用黨來領導運動，似乎天經地義；但是，從來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毛澤東，這一次終於又眼疾手利地從劉、鄧派工作組將全國整得血淚橫流的“成果”中，找到了擊敗敵手的重大契機。這個契機就是﹕既然你派工作組壓制群眾，我就要解放群眾，更要發動群眾來反對你。何況，他對自己要發動的這一場清洗政敵的運動，早就認定是必須是“自下攻上和由外攻內”的。何況“現實的經驗更值得注意”，倘若沒有康生的老婆去北大蹲點勾結聶元梓等人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運動的火焰就能夠從基層燒得起來嗎？ 好在事實已經給他提供了充足的炮彈。僅以北京為例﹕1966年6月4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爲首的工作組到北大領導文革。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48名（有資料說是六十多人）領導幹部和反動權威被學生揪鬥、毒打，史稱“618事件”。而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要把起來打人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當時，據首都24所高等院校六、七兩個月的一個並不完全的統計，各校工作組已經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領導和教師（――教授和講師）打成了“黑幫份子和反動權威”，並且戰果還在繼續擴大和迅速擴大…… 毛終於在表面上“抽身事外”。他號召了“橫掃一切”，劉執行了“橫掃一切”。從表面上看，他手上倒沒有沾上工作組“橫掃”人民的血腥，劉卻滿手都沾著“橫掃”人民的鮮血……。毛在對此進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精心地策劃之後，不僅找到了擊敗對手的好辦法，甚至找到了對政敵大打出手的好時機。好在他早已是“領袖和太陽”，事實已經證明，只要他發號召，登高一呼，“革命群眾”就會聽他的，共產黨的絕大多數幹部和黨員們也是不敢不從的。更何況，他是要“解放群眾”，“救群眾於劉少奇工作組的水火之中”呢？毛反倒成了普羅米修士，劉卻成了撒旦了！ 但也正因為毛擁有著已經被神話的領袖地位，所以，他才在自己還不適宜公開發話、或自己還不適合公開動作的時候，他就會讓他的“狗仔隊”先鬧起來。這個“狗仔隊”，就是他的那個“陰謀小組織”，即已經登堂入室的中央文革小組。可以說，在整個文革期間，毛澤東都是將自己置身於全體黨人的領袖地位之上的。在“革命”不利於他，或“革命”需要以“破壞搗亂”為手段，或“革命”已經需要“大打出手”的時候，他都會派出他的“狗仔隊”，不是到處煽風點火，就是到處大打出手。要是他的“狗仔隊”鬧過了，鬧錯了，鬧得不利於他了，他就會出面“批評”他的“狗仔隊”，當然是名為批評，實為保護。他用自己的陰謀小組織如此地對付劉、鄧，如此地對付林彪，甚至也如此地對付周恩來……。 毛澤東在決心將劉、鄧陷於“派工作組壓制群眾”的罪名之後，1966年7月18日，他胸有成竹地從南方回到了北京，並立即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有關工作組問題的彙報。 1966年7月22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討論《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規劃》。會議先是聽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運動情況匯報。之后，因歸來的毛澤東狀了膽子，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立即發言大批市委工作組，說工作組怕群眾，壓制民主，給群眾運動潑冷水。劉少奇駁斥了“文革”小組的發言，說：“我們有材料，你們這裡挑動群眾鬥群眾。”康生拍了拍皮包說﹕“我們也有材料。”於是，陳伯達重彈中央領導怕群眾的調子，提出要從北京大學撤回工作組。鄧小平霍地一下站起來，一手叉腰，一手指著陳伯達，厲聲說：“你們說我們怕群眾，那你們去前邊試試！”他明確表示：“撤工作組我不贊成。”劉少奇也明確講：“多數工作組是好的……”。 1966年7月22日和23日，手中有了令箭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和副組長陳伯達及江青兩次跑到北京大學，公開地挑起了北大師生對“618”事件的辯論，公開表態說，毒打領導幹部和教授的“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1966年7月24日和25日，毛澤東連續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談了話，嚴厲地批評了工作組。他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 還說﹕“運動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鬥，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他進一步說：“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工作組搗了很多亂，要它幹什麽？” 他甚至說：“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麽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鬥爭壞人它不捨得，批判學術權威它沒有本領，改革教育制度它也不行，起了一個鎮壓群衆、阻礙群衆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90％以上的工作組都幹盡了壞事。” 1966年7月25日晚上，也就是毛澤東發話的當天晚上，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便舉起毛澤東的令箭，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批判北大工作組“鎮壓群衆”，幷提出撤銷工作組。 1966年 7月26日，劉少奇、鄧小平不得不屈服於已經被“神化”的領袖，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决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决定﹔2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鄧小平代爲起草、周恩來審定的“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决定”。 很快，工作組就被毛澤東公開指責爲犯了“方向和路綫”錯誤，而劉、鄧召開中央會議經過討論才決定派工作組的行為，則被他指責爲“實際上是站在資産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産階級革命”。毛的“狗仔隊”中央文革小組，可以說和他們的主人配合得如魚得水。 1966年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把“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下的工作，說成是方向、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提出這次全會“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他甚至當著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面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雖然劉少奇不得不承擔責任，說“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毛澤東卻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明眼人應該是能夠看得出毛對劉的用心了。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寫道﹕“……從6月初以來的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産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産階級專政，將無産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産階級的威風，滅無産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他沒有點名，但是誰都知道，這個司令部裏的司令，不是劉少奇還會是誰？ 毛上述對劉少奇、鄧小平“方向路綫錯誤”甚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嚴厲責難，為兩個月後他發動批判“資反路線”埋下了可怕的伏筆。
在黨的八届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更是一再地指責劉、鄧派出的工作組是“鎮壓”、“恐怖”，“站在資産階級方面反對無産階級”。 在毛、劉鬥爭的第二個回合中，劉少奇以派工作組維係劉家黨的努力慘遭失敗。毛澤東終於“隨機應變地引導他的對手劉少奇犯了錯誤”。毛的文革大方向，也因此而獲得了進一步的明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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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雖然本身就是一個發動文革的最高領袖集團，但中共發動文革的第一個領袖和第一位領袖，自然是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是中共中央的主席，不是他發動，沒有他同意，也發動不起來。就不說發動文革原就是毛的“本意”了。但在
其四，就是那些曾緊跟毛主席他老人家造反革命的紅衛兵小將、革命闖將和各色各類的“革命造反派”們，在偉大領袖感到大功告成，已該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時候了，於是，在他們當中，被毛藏起來的“良弓”屈指可數，但被毛也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烹掉的“走狗”，真不知有幾千幾萬、還是有幾十萬幾百萬了……。毛的偉大戰略部署就是這樣的翻臉無情，殘酷之極。造反派們的下場不僅如此糟糕，如此淒慘，而且在他們的偉大領袖已經向馬克思報到，甚至他們“敬愛的江青同志”也已經坐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牢，特別是無數在文革中曾遭遇過他們蔑視、欺辱、專政、甚至是踐踏和毒打的“地富反壞右”，都被“走資派”鄧小平給予平反、改正、摘帽之後，他們非但至今得不到平反，甚至反而被戴上了“三種人”的帽子，永遠也摘不掉。這是不是毛的“偉大戰略部署”所遺留下來的又一種特殊的“殘酷性”？因為毛對他們的殘酷鎮壓和走資派們後來對他們的堅決鎮壓竟然如出一轍。這豈不是天大的冤枉！
於是，神化毛澤東在文革正式發動前，就已經成了一場文藝運動、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歌頌毛的歌曲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北京有個金太陽”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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