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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和軍統在抗戰中做了什麼？ （上） 大陸 游國立 席曉勤
編者按﹕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代大陸人的眼睛裏，戴笠簡直就是罪惡和魔鬼的化身；共產黨的歷史學者和文藝家們，早已將他塑造成了一個集萬惡於一身的“國民黨反動派”。然而，中國大陸民間二十年的歷史反思，終於重新開始認識他了……。黃花崗雜誌本期發表的這篇由大陸新一代學者所記錄下來的，關於戴笠在大中華民國偉大民族戰爭中的卓越表現，將使我們在讀後百感交集……
黃浚間諜案
抗戰已開始成爲大事。爲此，戴笠决定逐步調整特務處的工作重點，加强對日情報和行動工作。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戴笠的思想傾向來說，他基本上屬於黃埔系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廬山牯嶺街到海會寺，參加廬山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和第二期開學典禮。該團是由蔣介石親自舉辦的，目的在統一全國黨、政、軍以及教育界上層幹部對日抗戰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和駐守華北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報告盧溝橋事變的電報分別到達蔣介石手中。盧溝橋事變給雲集廬山參加典禮的各省黨政軍大員以極大的震動，會前：大家都在紛紛討論這件事。許多軍政人員因戴笠是蔣的親信，曾參與蔣的許多機密决策，也就聚攏在戴的周圍，聆聽戴對於形勢的看法。 廬山訓練班畢業典禮之後，戴笠已知大規模的抗戰將不可避免，即匆匆趕回南京進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務處各外勤區、站、組要迅速布置潜伏組織，以應付抗戰初期部分國土淪陷後的對日情報工作，特別是華北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各大城市尤應及早抓緊落實。其次，他規定特務處的工作要立即轉入戰時體制，精簡機關，充實一綫人員，提高辦事效能，以適應戰時需要。不久，戴笠又發佈命令，抗戰期間特工嚴禁結婚，違者處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爲了身體力行，也爲了家庭安全和减少拖累，戴笠同時决定把母親藍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縣保安村老家，幷打電報給在甘肅景泰縣縣長任上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縣長不必做”，回家照料母親，以减少後顧之憂。戴春林遵命辭職回鄉。 7月中旬，戴笠親自趕到上海佈置對日工作和潜伏組織。一天，戴主持在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的寓所召開上海區組長以上的10餘名骨幹特工開會，討論在吳淞、江灣、虹口和閘北三個地點建立潜伏組的人事問題。因虹口和閘北地區是當時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區，過去只有一個在虹口東恒路開小當鋪的老闆朱松舟是專搞對日情報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情報，因此戴笠很重視這個潜伏組的力量配備，提出要有10名左右的組員，幷配備1部電臺，迅速派遣進去。 這時，情况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七七”事變後，上海形勢一日數變，日海軍第三艦隊雲集上海，對海面實施封鎖；日軍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構築工事，日夜連續舉行演習，日僑開始撤離上海等等。上海一時謠言四起，人心浮動，在虹口區的中國人紛紛撤離，有錢的達宮貴人坐飛機、火車、輪船跑到香港或內地大城市，有的躲進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沒錢的也要携兒帶女逃離虹口。 在這種情况下潜伏組進入虹口，不僅目標顯著，極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隨時有生命危險。因此，當上海區長周偉龍提出了兩名組長人選時，他們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經在社會暴露，不適宜做潜伏工作。周偉龍無奈，只得再次點將說：“那就由沈醉出任組長，你看怎樣？” 沈醉說：“我多年來也是一直搞行動工作，恐怕不適宜作潜伏。” 這時，戴笠插話了，他說：“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還是你去吧！” 沈醉無可奈何，只好答應下來。 第二天，沈醉即開始著手找人，加上報務員共14人，臨出發前，沈醉去請示戴笠，潜伏組的工作目標除日軍以外，要不要同時注意中共組織。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專門去搞共産黨，不過發現了還是應當要做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發，潜入虹口地區。由於這項工作開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組雖然在偵察、搜集日軍情報、指示轟炸目標、進行暗殺活動方面做過一些工作，終無大的收穫。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黃埔學生出身，又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還經常在軍事常識上出差錯。潜伏組建立不到一個月，終於在日軍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趕了出來。 戴笠正在上海緊張地布置潜伏工作時，蔣介石在南京緊急召回戴笠，讓他參與偵破一起最高軍事機密泄露案。原來在8月初，蔣介石主持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在日軍發動上海戰役前，先行殲滅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封鎖江陰要塞，攔截江陰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軍艦與商船，確保南京、武漢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這個命令還沒有下達到有關部隊，原先耀武揚威地停泊與行駛在南京、武漢、重慶一帶的日軍艦船以及這一帶僑民幾乎在一夜之間均撤往江陰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亂和狼狽。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覺。與此同時，當蔣介石出席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對學生進行訓話時，發現居然有日本特務事先已經得到消息，企圖混入，因門衛嚴密檢查而臨時逃離。種種迹象表明，有人嚴重泄密。蔣介石聞訊大怒，嚴令南京軍警憲特機關組成聯合專案組，迅速偵破。 戴笠經過分析，認爲這兩件被泄露的機密都是當時最重大的國家機密，事先能够與聞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與會或接觸到這兩件機密情報的人員進行過篩排查，不難發現蛛絲馬迹和嫌疑對像。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經過一番嚴密的過濾，很快發現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學，其子也是日本留學生，回國後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與日本人來往較多。經調查黃浚平時生活腐化，揮霍無度，其經濟來源與其收入嚴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黃浚是最高國防會議的與會人之一。 據此，戴笠進一步派特務對黃浚和其子進行監視跟踪，發現黃浚經常獨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國人開的咖啡館；一是玄武湖公園。於是戴重點對這兩個地方進行周密的設點監測，終於發現這是黃浚向日本人遞送情報的地點。 一個星期天，黃浚西服革履，皮鞋錚亮，走進玄武湖公園，轉了一會，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駱駝”牌香烟，用打火機點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來。同時，又不由自主地四處張望，好像在等著什麽人。是老婆？還是情人？過了好大一會，一個中年男子來到他的身邊。問道：“先生，能借個火嗎？” 黃浚回答：“當然可以，”說完，就把打火機遞了過去。 那位中年男子點著烟後，又問：“夫子廟怎樣走？” 黃浚說：“這幾句話說不清楚，不如我給你畫個圖吧。”說完，就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在上面寫了些字，便交給那個問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 黃浚和那個中年人的一舉一動，早被埋伏在這裏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結果，二人被當場拿獲，其子也因參與他的活動被逮捕。經軍事法庭會審，黃浚供認全部罪行，蔣下令將黃俊以賣國罪槍决。
特工別動隊
8月4日傍晚，戴笠帶著侍衛賈金南，乘坐小汽車，從南京風塵仆仆地趕到了上海。他在楓林橋寓所沐浴更衣之後，立即讓已晋升爲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的王兆槐親自開車陪他出去一趟。 此時夜幕早已降臨，空氣中依然彌漫著濃烈的硝烟氣息，往日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此時變得像死一般靜寂。 “戴先生，我們去什麽地方？！”王兆槐發動了汽車，回頭問抿著嘴巴、雙眉緊皺的戴笠。 “華格臬路杜公館！”戴笠簡單地說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館？”王兆槐自言自語地低語了一聲。他不明白，在這戰火紛飛之際，戴笠親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來，特務處與杜月笙打過不少交道，不過大都是讓他王兆槐去聯系、交涉。爲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參加杜月笙創辦的恒社，拜杜爲師。可戴笠很少親自出面去找杜月笙，這次到底爲什麽？ “我這次奉校長之命來找杜先生。請他出面，把上海民衆組織起來，協助國軍禦敵。怎麽樣？”坐在王身邊的戴笠，楞楞地望著那些因避戰而逃到法租界地，現在橫躺竪臥在馬路兩旁的難民，半晌才冒出了這麽一句話。 “好是好！有那麽多槍嗎？”王兆槐信口問道。 “我正要跟你談這件事。據我所知，日本三菱銀行與三井洋行的倉庫裏有大批的槍支彈藥，你要設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搶運回來！”戴笠口氣十分堅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一驚。從日本人的倉庫裏把武器搞出來，那不是虎嘴裏拔牙嗎！那間倉庫位於黃浦江附近，白天戰火紛飛，人來車往；晚上停泊在江邊的七八艘敵艦，不停地往岸上、江面上打探照燈。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打開倉庫，運走那麽多武器，談何容易！但他畢竟是在黃浦受過正規訓練的軍人，軍令如山，再難也不能說個“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們商量一下。他們昨天已經從虹口區撤出來了。”王兆槐毫不猶豫地答道。 “哦！他們怎麽撤出來了？！”戴笠驚詫地問。 “戰事一發，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內遷入日租界的中國人通通趕了出來。他們也怕租界裏有我們派去的特工人員呀！”王兆槐有點沮喪地說。 戴笠聽後，深深地嘆口氣，說：“是啊，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遲了……” 說話間，汽車已駛到了華格臬路杜公館門口。戴笠讓王兆槐留在車內等候，自己親自登門，遞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間，不禁浮想聯翩…… 自從1921年結識杜月笙，迄今已有十多年了。這十多年間，兩人的地位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黃金榮，成了上海灘首屈一指的青幫大亨；而戴笠也已從一•個“流浪漢”變成了老蔣手下的大紅人。當年在上海“混窮”的時候，戴笠雖不願與幫會爲伍，但任特務處長之後，總少不了要與三教九流、鶏鳴狗盜之輩打交道。爲了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與杜月笙聯繫，自己則因公務繁忙很少登門拜訪。 知道來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這次戴笠親自登門，定有要事。自戰事發生以來，杜月笙也在憂心忡忡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如果日本人占領了上海，他在華界的生意、店鋪，就通通得關閉。 他杜月笙的萬貫家財和數千門徒，都將隨著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東流。幾天來杜月笙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他希望國軍早日把日本人趕出上海，也願意親自爲此做些努力。但他畢竟對打仗的事一竅不通，不知該做些什麽，也不知怎麽去做。 可是一見到戴笠的名片，他馬上意識到，自己將有用武之地了，他興奮得幾乎是倒履相迎，連聲高喊：“戴先生請！快請進來……” “月笙兄，何必客氣，叫我雨農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幷緊緊握著杜月笙那乾瘦的手，直到走進客廳，才慢慢鬆開。 “月笙兄，好久不見，身體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沒話找話地寒喧。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農兄，來，先喝口茶，等會我們兄弟倆好好喝兩盅……”杜月笙接過一杯傭人沏來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經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寬敞闊綽的擺著鏤花硬木傢具的中式客廳，開門見山地說：“月笙兄，改日再來喝酒吧。今天我特來有要事相求！” “哦！雨農兄有什麽事！只要是我杜某能辦到的……” “這事很急。我來是請月笙兄出面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別動隊，分布於滬西、浦東和蘇州河一帶，配合國軍禦敵……”戴笠興致勃勃地說起來。 杜月笙一聽，心裏頓時凉了半截。如果讓他出錢出人，他會毫不猶豫地拍著胸脯應承下來。但讓他出面組建一支別動隊，真槍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實在是太勉爲其難了。但他還是耐著性子聽完，然後問：“你說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一萬！”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一萬？！”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氣，半晌沒說出一句話來。他定定地望著戴笠那張滿是笑容的長臉，心想，這個戴雨農簡直是在异想天開，我手下的徒子徒孫雖多，但大都是在賭場、妓院、店鋪等地混慣了的烏合之衆，讓他們聚衆鬧事、呐喊助威還差不多，如果讓他們拋妻別子，拿槍打仗，爲國捐軀，那可就難了！ 戴笠見其沉默不語，一個勁地在客廳裏踱方步，就開口笑道：“月笙兄，這是一項有關抗戰前途的大事！來之前，我已跟蔣委員長請示過了。委員長認爲，勢在必行。他答應別動隊成立後，所有的番號、軍械、糧餉，都可以由中央頒發。” 一聽“蔣委員長”和“中央”這兩個名詞，杜月笙頓時停住了脚步。他是個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員長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難也是推辭不得的。 於是，他坐下來試探著說：“既然這是件大事，那我們就多找幾個朋友來幫忙，共同設法，如何？” “月笙兄說得對！我們先來擬個籌備委員會名單吧！”戴笠辦事向來是說幹就幹，雷厲風行。他邊說邊從衣兜裏掏出鋼筆和記事本，與杜月笙隔幾而坐，你一個、我一個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後敲定籌委會組成人員名單：上海市市長俞鴻鈞、新任廣東省主席吳鐵城、工商界的貝祖貽、錢新之，軍警界的吉章簡、蔡勁軍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名單擬好後，戴笠興奮地搓著雙手說：“月笙兄，我們的籌備委員會這不就建立起來啦！我看籌備地點，暫時就設在三極無綫電學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來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興奮起來。他知道既然有個籌備委員會，再重的挑子也是衆人分擔，用不著他一個人去發愁了。 這時，傭人端上新備的夜宵、酒菜，戴笠這才想起汽車裏的王兆槐，連忙讓傭人去叫他進來，共進夜餐。 席間，邊吃邊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對杜月笙說：“其實募集1萬人馬幷不太難。我在京滬地區的部屬集中起來，編成一個特務大隊沒問題。加上我在京滬辦的兩個訓練班的學員，差不多有兩三千人。” “我剛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區的保衛團，都是受過一點正規訓練的。他們的團長大都是我的學生，找個把個人，或許不成問題。”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聽，高興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說，“你莫忘了，你還有兩員大將喲！” “誰？！”杜月笙不解地問。 “你的愛徒陸京士他們呀！” 戴笠此言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陸京土等是上海各工廠搞護衛隊的負責人，與各廠工人有很多聯繫。他驚喜地說：“雨農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徵集？！” “是啊！上海工人有100多萬，他們都是愛國不落人後的呀？只要陸京士他們一句話，集合幾千人還成問題？” “雨農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們就分頭行動。”杜月笙心裏有了底，高興地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第二天，他倆先召集籌備委員會成員開了個會，然後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學生，宣布成立別動隊的命令。就在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條駁船，讓王兆槐、沈醉帶領40多名年輕力壯的部屬，前往日本三菱銀行和三井洋行倉庫搶運武器。 倉庫位於黃浦江的一個小碼頭附近。江面七八條艦上的探照燈，不停地沖著江面和沿岸來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駕著駁船，巧妙地躲過敵人的探照燈，悄悄地駛到倉庫附近的碼頭，幷摸掉守護倉庫的日軍崗哨，溜到倉庫門前。倉庫門上的大鐵鎖，是有大拇指那麽粗的鎖環。爲了不驚動別處的崗哨，他們用濕毛巾將鎖環裹住，輪流地用鋼鋸鋸銼鎖環，其他人均分佈在倉庫四周的隱蔽處，監視著敵人的動靜。幾乎每一個人都緊張得汗流浹背。他們都知道，萬一被敵人發現，他們將腹背受敵，無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個多小時，倉庫門鎖才被鋸斷。庫房裏果然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槍支彈藥。40多個人一刻不敢鬆懈。他們連背帶扛地搶運武器。敵人的探照燈掃過來時，他們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燈一過，他們又跳起來，一路小跑地搬運。 自從王兆槐等人走後，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楓林橋住所內等候著消息。前來與戴笠商量別動隊成立短期技術訓練班的余樂醒，見其心神不寧的樣子，也只好獨自擬訂了別動隊短期輪流培訓計劃，放在戴笠面前，請他審批。余樂醒告辭走後，戴笠仍無法專心研究培訓計劃。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順利地把武器搶運過來，別動隊即使成立，也無法馬上投人戰鬥。 一萬多人的武器裝備，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撥是不可能的。這批武器等於是他這支特工武裝的命根子啊！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深夜已過了一點鐘，兩點鐘，南市白雲觀的偵緝大隊仍沒有電話來報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電話過去詢問，得到的仍是：人還沒回來！ 直到淩晨4點，戴笠靠在沙發上剛剛要進入夢鄉。電話鈴急驟地響了起來。戴笠猛地從沙發上跳起來，抓過電話筒。他一下就聽出了王兆槐那疲憊但很興奮的聲音：“戴先生，貨全運回來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沒有遇到麻煩？”戴笠睡意全消。 “沒有！很順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們先休息吧！”戴笠說完放下話筒，興奮地搓著雙手，高興得不能自己。他走進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個熱水澡，便開始研究余樂醒擬訂的培訓計劃。他邊看邊想，這次一定要幹個樣子給人們瞧瞧，我戴某幷不光是會收集情報，打起仗來，照樣不含糊！ 僅一個來月的時間，一萬多人的“蘇浙別動隊”正式成立。蔣介石親自頒發了“蘇浙別動隊”的番號。戴笠親自擔任別動隊委員會的書記長。別動隊的總指揮則由杜月笙推薦的早年擔任過軍長的老友劉志陸承擔。該別動隊共分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第一支隊隊長何天風，主要成員都是杜月笙的門徒；第二、三支隊隊長分別爲陸京士等，主要成員爲上海各廠家、企業的工人；第四、五支隊隊長分別爲張業、陶一珊，主要成員是戴笠在京滬地區的部屬和被招入特訓班的年輕學生。特務大隊，隊長王兆槐，成員都是原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的人馬。 與此同時，他又分別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術訓練班，讓別動隊員分批分期地去戰地短期訓練，然後分赴前綫，配合正規部隊作戰。 總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裝了，戴笠的神氣勁就別提了。
中日間諜戰
淞滬戰爭期間，戴笠在上海組建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別動隊等，這還都是公開或半公開的特工活動。除此以外，他還秘密領導了一場與日本特工之間進行的間諜與反間諜，這完全是一場高水平的鬥智鬥勇的較量。 較量首先是從與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間諜鬥爭開始的。 1937年9月中旬，章乃器向戴笠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壽，幷說程、彭兩人願意爲反間諜鬥爭作出貢獻。 特工戰綫本是一個風雲詭譎、變幻莫測的戰場，以戴笠之精明和謹慎，當然不會僅僅依靠一位學者先生的判斷和推薦，就吸收運用兩個素不相識的反間諜人材。於是，戴笠指令由文强當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與程、彭二學生洽談，意在對其進行考察。文强經過瞭解，得知程、彭與章乃器先生是師生關係，因出於愛國心，願意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中某教授的特殊關係，打入同文書院及虹口地區和日本海軍俱樂部，搜集日方情報，貢獻給國民政府，支持淞滬抗戰。 東亞同文書院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爲後臺的日諜巢穴，成立於1887年，原名叫日清貿易研究所，其實是打著“研究”的旗號，開展以軍事目的爲出發點的情報調查活動。內容一是調查中國市場和經濟，二是調查中國的地理、政治、軍事等問題。調查的項目非常細緻，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路面結構；橋梁的長度、建築材料、載重量；渡口的運量及河面的寬度等都要一一調查清楚。在其繪製的地圖上，不僅精確到村莊，甚至連村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標了出來。調查材料分別登載在該書院辦的；苧嚴研究》雜志和《支那省別全書》、《兵要地志》等書中，送日本陸軍統帥部參考掌握。 調查人員以日本留學生爲主，幷有一些軍事人員參與。當時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大兒子近衛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書院任職，在中國各界高層人物中收買漢奸。他們的足迹遍及全國，甚至雲貴等省的邊遠鄉村也去，足見其調查情報之深入。 程克祥、彭壽本是東亞同文書院的雇員，但淞滬戰起，兩人激於尚未泯滅的愛國心理，更受恩師章乃器的教誨和影響，决定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的關係，搜集一些日方的情報，爲抗日救國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兩隻船的想法，想借此瞭解一些中方抗戰的活動，提供給緊迫不舍的東亞同文書院。此二人無疑是一種雙重間諜。 爲達到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個取其“以文會友”之義的“文友社”組織，以作掩護，由程、彭分別任社長經理，聘用男女記者五六人，幷相應地租用了一座獨立的三層樓房，備用金三萬元法幣，小轎車一部及司機等。 戴笠聽取了文强的彙報，經過一番深思，對文强說：“此事惟恐章乃器這位書生學者上當，我們也得謹防反間之計，看情况只能將計就計，反正在租界上，諒也跳不出我們的手心。”於是，戴笠當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條件。 淞滬抗戰期間，戴笠時間的計算完全不以“天”爲單位，而是以“小時”、甚至“分鐘”來計算的。他限令文强連夜將“文友社”的編制預算定下來，上報備案。又限其三日內將“文友社”這支反間諜網絡布置起來，開展活動。然後戴笠、文强設計一步一步地與程、彭二人鬥智，逼其就範。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後，戴笠、文强設計如何將特務處的特工人員不露任何痕迹地打進去，以控制這座反間諜機關的主動權。 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黃埔六期出身的特工、杭州警察局指導員王樹人當一名文友社的看門人兼收發，實際是這座機關的戴方特工總負責。 因王是跛脚，處處又裝出一副無所作爲、任人訓斥笑駡的昏閽模樣，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間諜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進文友社的特工人員也沒有識破王樹人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平時，王對他們的指示都是用約定的不直接接觸的方式進行聯絡。 接著，文友社聘用記者，程克祥引來了三名日方間諜，戴笠决定派兩名女特工打進去工作。爲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對聘用記者進行當場考試，合格則用，不合格則不用。而戴笠安排的兩名女特務，一名安占江，東北人；一名吳憶梅，曾任《上海晚報》記者。兩個人不但年輕貌美，能說會寫，善繪畫，懂照相，而且都受過大專教育，又分別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過嚴格的女警官訓練，騎馬、射箭、打槍等樣樣皆精，是兩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還預先對她們訓練一番，既不能太露，以顯出馬脚，又不能裝得太“笨”，反不被錄取。果然是一試就中，又沒有令程、彭和日方間諜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設計遏制企圖進入文友社的日方間諜，而對已經進入的則試圖趕走，這樣不給日諜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於戴方特工人員的活動。程克祥介紹的三名日方間諜，文强提出須進行考試、審查資歷，有可靠的保證人和保證金，以便確定工資待遇爲藉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難而退，主動提出不汁報酬，只爲“愛國”盡義務。 文友社的汽車司機也是程克祥引來的日方間諜，且十分狡猾，很難對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辦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風點火，散布流言，說這個司機很驕傲，看不起中國人，要對付他。結果日諜作賊心虛，把這名司機以自動辭職爲名調走。隨後，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請朱學範介紹了一位司機陳阿毛應聘，與王樹人配合，可謂珠聯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繼續通過章乃器先生、胡子嬰夫婦對程、彭施加影響，促使他們堅定地站在戴的一邊。程、彭受當時抗戰大潮的影響，也逐漸和戴笠、文强一方靠攏，最終成了一邊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間諜機關。 安占江、吳憶梅則以文友社記者爲掩護，深入到同文書院和日本海軍俱樂部內，調查搜集各種情報資料，每天向文强、戴笠彙報，甚至把日諜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聯絡點、關係人等重大情報，都基本上調查清楚。 安、吳二人還按照戴笠的指令，將同文書院內以教授面目僞裝的日諜上尉福田信一引誘出來，綁架到南京警察所關押了起來。 中日之間高水平的間諜鬥爭是在戴笠與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實隆少將之間展開的。 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擁有發展軍工生産的巨大潜力，同時也是遠東的國際經濟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國最高統帥部來說，是志在必保，由此蔣介石把70萬國軍精銳投入戰場，甚至把“黃埔之花”毫無保留地全部調上前綫，作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在日軍最高統帥部來說，也是志在必得，企圖通過迅速攻占上海，實施中央突破，打擊中國持久抗戰的决心和能力。 淞滬戰役打到9月底，戰場態勢進入相持階段，呈膠著狀態。蔣介石對戰場形勢憂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滬戰場，國際國內對抗戰的信心都將動搖，抗戰前途殊難逆料。如果繼續拼下去，70萬精銳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頽勢嗎？後果亦不堪設想！ 恰在這時，出自宋子文的謀略，依據《九國公約》，請歐美列强出面調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謂《九國公約》，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其主要內容是根據“中國之門戶開放”的“原則”，確定各締約國享有在中國通商貿易和開辦企業的“機會均等”權。 宋子文提出讓《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面解决中日爭端，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等人爲首紛紛出面調停，使國民黨內一部分高層領袖人物歡聲雀起，認爲是一著置日本於死地的好棋，就連戴笠也把《九國公約》看成救命符，認爲上海有救，和談成功就是勝利。 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內與許多學者研究過日本問題多年的文强卻提醒戴笠：“要謹防中敵人緩兵之計。”戴笠是悟性極高的人，他略一思索，興奮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認爲“謹防”二字說得好，他一定要在電話中向校長禀報。 《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面干涉中日戰事，確使日本方面一時處於被動，不得不有所對策。於是，日軍統帥部急調原在華北的間諜老手南本實隆少將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動，迅速竊取中國統帥部對日作戰的部署，幷伺機暗殺動進行外交調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報，很快被戴笠派遣打人日本軍方的諜工人員偵知，並迅速電告戴笠知悉。 南本實隆是位中國通，對中國社會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因久在平津一帶活動，能說出一口流利的略帶天津音的中國話，且外表忠厚至誠，樸實無華，內則奸詐陰險，詭計百出，應付各種險惡局面皆能從容不迫，鎮定自若，因而得以成爲日軍大特務頭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華北、內蒙和東北等地，曾多次破壞戴笠布置的特工組織，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務處特工人員就有數百之多。戴笠對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爲“毒蛇”，屢次設計要在華北將其幹掉，皆因南本以變幻莫測之功而滑掉。 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計劃就是將其幹掉，以泄心頭之恨。他考慮到南本到達上海後，必定要在同文書院和日本虹口海軍俱樂部露面，戴笠已在這兩處日諜巢穴安排了內綫，其行踪將不難掌握。難的是派誰去執行這一極危險而極艱難的任務。戴笠先將當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當這一殺手任務的特工逐一排隊，分析比較，最後選定由文强擔任。 戴笠考慮：文强是湖南長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漢作風，能臨危不懼，又是黃埔四期畢業；對校長和自己都很忠誠，不會臨陣變節，多年在浙警校特訓班和南京諜校參參加特訓班工作，對特工情報業務和行動技術熟悉，未出任過公開職務，不被日方注意；辦事機警幹練，極有頭腦，可謂有勇有謀，文武雙全。 接下來，戴笠考慮如何說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這一任務。他歷來的觀點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險的任務，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電話給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來一趟。這處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爲嚴格的密室，除心腹親信毛人鳳外，即使文强這樣的親信大特務也不清楚。毛人風向文强指明地址，幷交代只能坐自備汽車去，幷且不能直開大門，須遠遠停下，步行前往。這是戴笠的慣用手法，未向部下交代任務，已經先聲奪人，在心理上讓他建立起一種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覺。 文强來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室，兩人先到內室共進早餐。然後戴笠才讓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電報，接下來就是一番鼓勵：“觀濤兄，你辛苦，文友社這出戲唱得不錯，你還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戲，我考慮由你出馬最爲妥當”。 戴笠介紹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後，問道：“老兄有無左輪手槍？西服可多做幾套，配幾名得力助手給你，由你自己挑選，作好出馬的準備吧！”“希望老兄多動腦筋，爲國誅患”。 說完，戴把準備好的一枝馬牌3號左輪，配有30發達姆彈，連同500元特別費一一推到文强的面前。這一連串的動作和氣勢已使文强感到毫無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貿然接受。戴見他面有難色，已知其意。結果又是頂高帽子被戴到了文强頭上：“你的兼職多，事太忙，我很瞭解，再忙你也幹得下來；不必推辭，不要被一個難字擋住了前進的道路，要做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這一番恰似戰前動員的思想鼓動工作，不但無絲毫霸氣、殺氣，而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激之以義，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氣，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臨告辭出門，戴笠還叮囑文强說，這次談話不可告第二人，此間會見地點也不可告訴任何人，以後無他的親自電話，絕不要來。 四天後，情况發生了新的變化。南本到上海後，撇開外圍，用掏心戰術，直接用重金收買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國民黨原八十七師參謀長楊振華，要其提供中國軍隊的情報。豈知楊此時一方面激於愛國大義，不甘就此墮落爲漢奸；二是懾於自己是戴笠身邊的一個別動隊的參謀長，不敢貿然出賣機密，便也用了一個脚踏兩船的辦法，將這一情報向戴笠作了報告。戴笠迅速以變應變，重新精心設計了一個新的計劃，交代文强執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緊急召見文强，一見面就說：“該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們急於要趕在九國公約國開會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務，你判斷陶德曼奔走和談是緩兵之計，幸好我已向校長禀報。你的見解證明毒蛇的活動恰恰就是和談爲假，進攻爲實。我們的方針要有針對性，不到時候不誅此蛇，且看他如何橫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人我們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報，手法是以重金收買奸逆，到處混進他們潜伏的間諜。這是毒蛇在平津地區活動的一套規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經用自上而下的辦法，企圖收買楊振華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參謀長。” 喝了一口水，戴笠繼續說道：“我决定將計就計，要楊金蟬脫殼，推薦你頂替他任軍事委員會少將高級參謀、以甘心爲虎作倀的面孔出現。他們要通過全面的考驗，然後再談其他。毒蛇要楊約你7今晚8時前往靜安寺路100弄10號見面。到達時，按門上的電鈕，有一妙齡女僕開門，問‘是李先生嗎？’你說‘是’，就可隨她進去。你的化名楊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將，你得注意，千萬不可露出馬脚。我已電軍委會，在職員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將高參的虛名，以免有內奸去查册誤事。你好好準備去與毒蛇見面。不必帶手槍，也不要帶任何男女，自備汽車，換換牌照。見面後問到年齡可報大一點，日本人不到50歲出頭不會有少將官銜，中國人不講這些，也得大幾歲好。此去不要忘記是英租界，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護你，以後還得派。問題是他們爲何不約到虹口租界，也不是旅館和公共場所？可見初次約見，已對你有了信任感。這種信任感來自楊振華的介紹，楊這個人呀……”戴笠沒有再說下去。楊果在淞滬抗戰後公開投敵，可見戴笠的懷疑是正確的。 戴笠的這一番長篇指示，條分縷析，絲絲人扣，恰如給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業務課。最後，戴笠再次囑咐，要深思初次見面的對話，使其百分之百信任，“陷阱就在你的腦子裏”。 上完“課”，戴笠問文强：“有無困難”？ 此時，文强已經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還沒有和毒蛇見面呢，有困難再來請示。” 於是，彼此哈哈大笑。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見面，雙方只是瞭解證實對方身份，幷約定過兩日到虹口海軍俱樂部進行第二次會談。臨分別，南本送文强一大捆東西，文强竟將他們帶回蘇浙行動委員會辦公大樓。戴笠一聽，勃然大怒，指著文强的鼻子大駡：“你怎麽會將毒蛇贈禮不加考慮地帶回來了？試問一聲爆炸，玉石俱焚，那還了得嗎！”戴笠越說越急，連聲音也沙啞起來。當即由行動技術專家余樂醒在樓下大院里加以各種引爆試驗，終於證明不是炸彈，拆開點數，竟是一萬元法幣。 一場虛驚，頗使文强不快。戴笠只好解釋說：“老兄沉著應變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過頭也是不得已。過慮則愚，過敏則亂，不如此則怠，不認真則萬事無成。全勝而敗不如積小勝而大勝。劍及履及，步步以慎敵之心，則有備無患。反之，掉以輕心，事無不敗之理。”說完這番話，戴笠還用劍拔弩張的字體寫下上述之贈文。如此一來，文强不但轉嗔爲喜，而且對虹口之約勇氣倍增，心明如鏡，毫無後顧之憂。 文强第二次赴約，南本實隆開始拋出底牌，急欲瞭解四件事：一是中國統帥部之抗戰决心如何？二是對日作戰之動員及兵力配備如何？三是請九國以約之制裁倡議是否出白宋子文部長的謀略？四是對陶德曼奔走和談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藉口，約定兩日後再談。 第三次赴約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鈎已成，但要嚴防脫鈎，關鍵在假戲真做，以解對方燃眉之急，而附帶目的可騙取一筆巨款，以充軍坰。別動隊萬人所需，如有200萬元到手，則兩年餉銀無虞，這一任務最好達成。據此。文强閉門造車，寫好了四個問題的答復提綱，經戴笠審定修改，囑咐留存底稿，上報校長備案。 第三次虹口會議，文强拋出第二題，騙取了日方同意支付200萬元的承諾，幷當場由南本在名片上簽字。戴笠認爲日本人素來小氣，南本在華北從來沒有這麽痛快過。200萬元的兌現難免有變。 果然，第四次會談，200萬元現款未能到手，雙方周旋的結果是四個題目的總代價爲400萬元。第五次會談，文强只拿到40萬元現款，餘下的360萬元南本只同意開支票，條件是文强必須把另外三個問題全部交出。戴笠評價40萬元可作小勝，反諜大勝的考驗是360萬元支票交付後能否兌現。 第六次會談在赫德路某號進行，這處房屋原是特務處特務劉戈青租賃的，因租期於下月期滿，戴令其悄悄搬走，騰空作爲會談地點，幷開始利用這處地方爲除掉南本預作準備，這項計劃連文强也沒有預知。由此足見戴笠謀創之深遠。這次會談，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須在三、五天後提取，且須按9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轉出戶頭。這一次，南本又拋出一個新問題，要求文强作爲內應，暗殺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萬酬金，事成之後不會少於百萬之數。對此文强佯爲應允，回來後當即向戴笠彙報，戴不禁大吃驚。 戴於是問文强，這出戲是不是到了該收場的時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還有更大的陰謀，使我們提高警惕，要加强對領袖和部長等們的安全戒備。我們引蛇上鈎，不止於騙款，更大的目的是在華北給他滑掉了，這次不容許再滑掉。戴接著分析：“對楊振華這位參謀長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說了什麽話，你的活動就會被他們監視，接著也會對你下毒手。你考慮過沒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當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會談點除掉南本實隆及其一夥，外圍行動則由戴吩咐趙理君、王兆槐去幹。 第七次會談，文强再次騙到5萬暗殺宋子文的酬金，約定第八次會淡仍在原址，具體商定暗殺計劃。 文强歸來後，向戴笠彙報會談經過和除掉南本一夥的布置，戴笠則分析淞滬戰場上中國軍隊形勢很嚴峻，陶德曼和談調停落空，我們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南本許諾的400萬元代價，只到手46萬元，其餘的支票經查詢正金銀行，答復不能轉戶，還要一星期才能辦到。戴分析這其中有詐。多方迹象表明，明日的鴻門宴看來要落空。戴甚至後悔，不應該貪圖金錢，應在第七次會談時就幹掉南本實隆這條毒蛇。 第八次會談，戴笠布下天羅地網，專等南本來鑽。但文强等人一直等到午後6時，也沒有見到南本一夥人的影子。戴笠打來電話，要文强立即撤退。在銀行家貝淞蓀家裏，戴笠告訴文强，日軍已從金山衛登陸，已經用不著我們對四個問題的答復，對暗殺宋子文也已不感興趣，幷吩咐文强迅速準備從上海撤退。 總的來看，戴笠指揮文强對南本鬥智，其7次會談，每次會談前戴笠均對文强作出詳細指示，其分析判斷之準確，有如剝繭抽絲，絲絲緊扣。確是特工中的頂尖人物。然南本亦屬一流特工高手，在間不容髮之際，不但自己拔脚溜掉，而且300多萬元巨款也未被戴笠取走。
看不見的戰線
在此期間，戴笠幷未忘記他的老本行——搜集情報。他除派人設法收集敵方情報外，還派了一些可靠的部屬前往正規部隊充當聯絡員，以隨時掌握部隊及戰爭情况，向老蔣彙報。爲此，他常常奔波於閘北、羅店、瀏河等前綫。此時，日軍大量增兵，且海、陸、空一齊向我守軍反攻。我方守軍雖已增加到三個集團軍，共54個師的兵力，但終因武器裝備太差，而不能繼續反擊，雙方處於相持狀態。 這天，戴笠在由前綫返回途中，正逢滂沱大雨，回到作爲別動隊指揮部的三極無綫電學校時，周身早被雨水淋得透濕。一向自以爲體壯如牛的戴笠，由於多日來勞累過渡，竟被這一場大雨打倒，生起病來。當天夜裏，他高燒不止，昏迷中說著胡話。 貿金南和警衛人員嚇得連夜把他送進附近的醫院。孰料，這次病情來勢凶猛，戴笠竟三天三夜高燒不退。他住院後的第二天，負責松江訓練班的部屬汪祖華來滬向他彙報情况，請示工作。戴笠緊閉雙眼躺在醫院病床上，燒得滿面通紅，滿嘴起泡，呼吸顯得十分急促。汪祖華十分分擔心地問在病房陪伴戴笠的陳質平：“戴先生怎麽燒成這樣？” 沒陳等質平開口，戴笠已睜開被燒得通紅的雙眼，似醒非醒地指著汪祖華身上的西服說道：“你這身衣服怎麽可以上戰場？去，趕緊做一身中山服！”說著，從枕頭下抓了一把足能做20套中山裝的鈔票遞給他。汪祖華知道，他燒得有些神志不清了，但爲了禮貌起見，他收下了錢，又恭恭敬敬地說：“我這就回去。不知戴先生有沒有什麽指示？” 戴笠似乎明白了他的話，掙扎著爬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到桌邊，抓起桌上的筆，吃力地寫了三個字“不怕死”。當時在場的陳質平、汪祖華均深受感動。在當時全國軍民抗日救國激情空前高漲的情况下，這三個字，對當時的“蘇浙別動隊”隊員們起到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10月下旬，日寇大量增兵。“蘇浙別動隊”第四支隊奉命掩護正規部隊由閘北撤往蘇州河南岸。該隊全體人員本著“不怕死”的精神，與日軍展開激烈的巷戰，逐街逐房地抵擋日寇。但由於他們 都沒有受過正規訓練，所以，正規軍撤退之後，第四支隊的2000餘人幾乎全部陣亡。 11月上旬，正規部隊奉命大撤退。陶一珊率領的第五支隊及第二、三支隊的部分隊員，却奉命配合五十五師某旅固守南市，以掩護主力部隊往浙皖邊境撤退。接到命令後，戴笠即令諜報組組長周偉龍送去命令，讓陶一珊部效仿“八百孤軍”死守四行倉庫的壯舉，固守南市，沒有他的命令，决不許撤退。 原來，在此前不久，部分部隊撤過蘇州河轉移之際，老蔣即令八十八師死守閘北，拖住日軍，以爭取時間。但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認爲，大部隊撤退後，八十八師將陷入四面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很可能導致全師覆沒。爲保存實力，减少犧牲，他征得當時最高指揮官顧祝同的首肯，决定留下謝晋元所在的524團死守閘北。 當時，謝晋元團僅有400多人，但爲麻痹敵人，號稱“八百”。大部隊轉移後，謝團以大陸、金城、鹽業、中國四家銀行的聯合倉庫爲據點，頑强地阻擊敵人。當時他們三面都是日軍，只有身後蘇州河對岸是英租界。而英租界當局一方面擔心炮彈落人該租界，一方面擔心中日軍隊涉河闖入租界，故在河岸沿綫聳立了一排裝滿汽油的大坦克。他們成了真正的“孤軍”。 但是連續幾天幾夜，他們都以四行倉庫那四層樓高的龐大建築爲據點，擊退了日軍的多次進攻，却未讓日軍越雷池一步。他們的英勇頑强精神令上海市民不勝敬佩。市民們想方設法爲他們送醫送藥，送慰勞晶，奔走援助。當時，甚至還有一位剛高中畢業不久的女學生楊惠敏，冒著槍林彈雨，泅水過河，給謝團官兵獻旗，以表上海民衆對抗戰勇士們的敬意…… 戴笠當時有專門的電話綫與四行倉庫聯絡，及時聽取謝團的戰鬥情况，然後向老蔣彙報，同時，把老蔣的命令直接傳達給謝晋元。因此，戴笠對“八百孤軍”的情况非常瞭解，同時也爲謝晋元等官兵的那種以身許國、誓與陣地共存亡的愛國精神所感動。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能緣謝團一樣頑强抗敵，在這場戰鬥中建立功勛。他要讓以往瞧不起特務處的官員們看看，他戴笠領導的特工武裝决不亞於正規部隊。 當時，戴笠和宋子文共同坐鎮英法租界，指揮蘇浙別動隊和上海市警察總隊。南市大部隊撤退的前夜，風雨交加。病愈不久的戴笠，在法租界三極無綫電學校的別動隊指揮總部坐鎮指揮。奉命冒雨前來的特務大隊隊長王兆槐、偵諜組組長周偉龍及人事科長文觀濤，一個個神情嚴肅地站在戴笠面前，等候著他的指示。 戴笠習慣地把雙手叉在腰上，不安地在室內走動著說道：“現在情况非常緊急，明天一早大部隊全部撤退，命我別動隊，警察總隊，配合五十五師的一個旅，固守南市，掩護大部隊撤退。我已命陶一珊任總指揮，率別動隊5000多同志配合固守。偉龍兄今晚一定要設法送去三萬個麵包，作爲緊急食糧，另外送去200面國旗，讓一珊派人連夜插遍南市各個角落。觀濤兄，你馬上去哈同路宋公館，宋部長已爲我準備了四部電話機。你拿到後，立却送到偉龍兄的錦江公所，讓他一幷送給一珊。這些電話可以直接與我及宋部長通話，委員長隨時都要瞭解固守南市的情况。你們現在就分頭去辦吧！我在這裏等一珊的電話。” 周、文兩人二話不說，披上雨衣就走了。王兆槐站在一旁有些按捺不住地問：“戴先生，我的任務……” “放心！還能沒你幹的事？！你的任務是堅守白雲觀稽查處。萬一一珊他們的防綫被突破，你就要帶人頂上去，直到我下令撤退爲止。”戴笠說著，從公文包中抓出一叠鈔票，遞給他，接著說：“你處理完這裏的事後，立即帶稽查處的同志化裝轉移，先去香港，再轉武漢。這是5000元錢，足够你們做路費了。” 王兆槐接過錢，小心地裝進軍裝內衣的口袋裏，自言自語地說：“千萬莫丟了。”他扣好衣袋扣，又不放心地摸了摸，這才突然想起什麽似地問：“我們走了，那稽查處關的40多名死刑犯如何處理？” 戴笠習慣地歪著腦袋沉思片刻，正想開口說什麽，電話鈴急驟地響了起來，一旁的賈金南抓起話筒問了句什麽，立即遞給戴笠。 戴笠急匆匆地去接電話，對王兆槐說道：“現在哪有時間顧他們？到時候你看著處理吧！” 王兆槐知道戴笠已沒什麽要交待的了，便向他行了個軍禮，轉身走了出去。 電話是杜月笙打來的，他告訴戴笠說，法租界宣布，華法交界的各鐵栅欄門，從當天晚12時起一律關閉，禁止通行。他擔心別動隊也將與四行倉庫的守軍一樣三面受敵，無退身之路。戴笠聽完，沉默片刻，然後堅决地說道：“月笙兄，我們的同志是有這方面思想準備的。” 大敵當前，杜月笙雖然心疼他的三千門徒，但也不便說什麽。他清楚，這五千奉命固守南市的別動隊成員中，有2000多是戴笠的部下和特訓班的青年學生。 自第二天上午，大部隊撤出南市之後，日寇就用飛機、大炮開始向南市猛烈轟炸。整個南市地區終日硝烟彌漫，烈焰騰空。身居法租界的杜月笙，深爲他的門徒擔憂，終日站在樓上向濃烟滾滾、槍聲稠密的南市地區眺望，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在窗前來回搓手踱步。 戴笠也在爲他的學生和部下擔心。他知道，自己的事業和成功，絕大部分是靠著這些人才取得的。然而，他畢竟是個軍人，懂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道理。同時，他此時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替守南市的部屬憂心。他正在忙著制定上海淪陷後的潜伏計劃，以及“蘇浙別動隊”日後的行動方案。 南市守軍與日寇激戰了三天三夜，戴笠也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困乏之極時，他便去洗個熱水澡。這是他任特務處長以來，“發現”的一個最佳的解乏、解困、鬆弛神經的方法。 固守南市的第四天淩晨，大部隊全部撤退。守南市的五十五師某旅和警察總隊，先後接到撤退命令，已向吳福綫轉移。戴笠剛剛布置完“蘇浙別動隊”第一、二支隊轉移到浦東去打游擊的任務， 正在英租界的宋子文公館商量第三、五支隊撤退後的去向。 突然，傭人說有電話在找戴笠。戴笠剛抓起電話，就聽見杜月笙那低沉而焦灼的聲音﹕“雨農兄，快下命令撤退吧！現在大部隊已經撤退，其他的守軍也撤離了南市。弟兄們再不撤，就會全部犧牲的！” “月笙兄莫急，我也正在考慮他們的撤退問題。現在他們已經三面受敵，只有先撤往法租界。租界方面我正想請宋部長聯絡……” 戴笠話音未落，杜月笙就接茬兒說：“租界方面由我去疏通。雨農兄，你只要下個手令就行了，一珊沒你的手令不肯撤退。” “那好，我馬上請宋部長的隨從給你送去手令。”戴笠放下電話，立即提筆下了道命令：“蘇浙別動隊立即放弃陣地，向法租界撤退。” 通過杜月笙和宋子文的共同努力，當天下午4時，法租界當局終於同意在當時12時開放距蘇浙別動隊指揮部所在地――南市十六字鋪招商局碼頭最近的南陽橋鐵珊門，放蘇浙別動隊進入租界。但此時，敵軍已到達徐家匯以西地區，炮彈已落到了別動隊陣地。 陶一珊接到放弃陣地蛇命令，這才率部向南陽橋方向轉移，於當晚12時全部放下武器。撤人法租界，向戴笠複命。 與此同時，王兆槐在日軍距白雲觀稽查大隊僅半小時路程之際，亦率部化裝成難民向後方撤退。臨行前他自作主張，釋放了關押著的40多名死刑犯。他頗爲激動地對犯人說：“你們部是死囚，但都是中國人。在敵人到達前的幾小時處决你們，我也於心不忍。現在我自作主張放了你們，你們今後要好好做人……現在趕快離開吧！” 40多名犯人先是深感突然，但等他們意識到自己已獲得自由時，都禁不住感激涕零地跪下沖王兆槐連連磕頭，然後才起身離去。 王兆槐等人隨即迅速轉移，經香港去武漢待命。 陶一珊率領的第三、五支隊進入法租界後，部隊全部化整爲零。戴笠命一部分人隨周偉龍留在上海執行潜伏任務，另一部分人轉往安徽祁門打游擊，後改編爲“忠義救國軍”。還有小部分人隨陶一珊化裝潜往香港，轉道奔赴武漢。此時，蔣介石已决定以漢口爲中央政府所在地，淞滬保衛戰之後的南京保衛戰，只是爲了阻止和延緩敵人的進攻，以掩護前方部隊的休整和後方部隊的集結。 南京鶏鵝巷特務處已由鄭介民帶領，隨中央機關轉移到了漢口。戴笠的妻兒老母也由當時已晋升爲特務處機要秘書的毛人風負責，派人送回了江山保安鄉。所以，戴笠安排妥上海的工作之後，便徑直去武漢向老蔣復命。他清楚，淞滬一戰中，自己和部屬的所作所爲，無疑又給特務處增加了一圈光環，在老蔣的心目中，又增添了一個砝碼……
皇協軍之亡與李福和之死
日寇在佔領了我大片國土之後，曾想利用過去的華人軍隊，加以整編，給予名義，供他驅使，又怕靠不住；冀東保安隊的突然反正，就是前車之鑒。於是，敵人想起了組織“皇協軍”的新花樣。 日軍的部隊，自稱是“皇軍”，表示效忠日本帝國；那麽由華人組成的軍隊，也效忠日本帝國的，就叫“皇協軍”。這和後來汪精衛僞政權所組織的僞軍，意義和性質都不相同。汪的僞軍是“中國政府”的軍隊，效忠汪僞政權；“皇協軍”雖說也是中國人，但與“中國政府”無關。日本要組成這樣的軍隊，當然首先要選擇徹底奴隸化的“日本通”人物來負責。於是由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介紹了一位她認爲絕對可靠的失意軍人李福和擔任“皇協軍”的第一軍軍長。 日本華北派遣軍爲了慎重起見，特別保送李到日本，接受奴化訓練；讓他服膺“大和魂”和“武土道”的精神，把他塑造成一個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國的漢奸偶像。 李福和由日本受訓完畢，回到北平，頓時身價百倍。日本方面更全力吹捧，以“反共”“聯日”爲口號。宣傳他是亞洲的“反共英雄”、“東方的佛朗哥”。當即招兵買馬，配備精良器械，優給官兵待遇，以效法“皇軍”的姿態，於1938年4月15口開到河南的重鎮彰德。真是聲勢顯赫，聳人聽聞。日軍的企圖，是以第一軍爲試金石，如果效果卓著，再來第二、第三……等“皇協軍”。實現其“以華制華”的夢想。 蔣介石深感問題嚴重，指示軍統方面給予制裁，扼其氣焰。戴笠受命後，下令安陽情報組和駐在新五軍的高參嚴家誥，密切合作，盡一切可能，予“皇協第一軍”迎頭痛擊。安陽情報組奉到命令，開始調查策動。很快就發覺“皇協軍”的副軍長徐靖遠、第一師師長黃宇宙等民族意識堅强，幷不是真心想做漢奸，尤其不甘心以中國人而效忠日本帝國；其所以參加僞軍，不過想借此掌握部分武力，好等待機會而已。 於是，先派組員師振東滲入“皇協軍”，由第一師參議李本中介紹，擔任秘書；再由黃宇宙介紹，與第二師師長吳朝翰取得聯絡，因爲工作順利，再經師振東介紹七人參加“皇協軍”，遍布於該軍的各個重要部門；嚴家浩也派人與徐、黃等取得聯絡，暗中為戴笠勉勵他們殺死李福和，反正歸順。經過三個月的策動，完全成熟，靜待適當時機發動。但表面上僞裝服從敵軍，精神抖擻，使敵軍感到相當滿意。 李福和非常得意，以爲是自己留日的鍍金招牌和領導有方，在部屬的慫恿下，親自赴北平，向日軍要求增加重裝備，以便能名副其實的向“皇軍”看齊，接替彰德一帶的防務。 日本“華北派遣軍”接受李的要求，决定於8月初派員赴彰德校閱點驗，然後予以重新編裝。消息傳回彰德，徐、黃、吳等决定就在點驗的時機，發難行動。 1938年8月7日，李福和陪同敵軍軍官多人，由平漢路南下，抵達“皇協軍”的集結地——彰德的西曲溝村校閱點驗。 突然，副軍長徐靖遠一聲令下，當場擊斃李福和與全部日軍軍官，通電反正。經戴笠呈奉軍委會，任命吳朝翰爲河北游擊司令，徐靖遠、黃宇宙爲副司令；吳兼第一支隊司令，黃兼第二支隊司令，隸屬第一戰區，撥歸鹿鍾麟主席指揮。 “皇協軍”第一軍的被策動反正，給予日軍的打擊很大，同時也打破了日本利用中國人組織軍隊，向日本帝國效忠的迷夢，從此不敢再組織“皇協軍”了。
（待續）
戴笠的無碑無墓之墳――共產黨將之夷成平地
戴笠故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