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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八九年 趙紫陽不如光緒帝
大陸 容邦發
編者按﹕一九八九年之後成長成熟起來的一代，已經有了他們獨立的思考和看法。這篇反思八九年的文章就是一例。作者的文化底蘊藏顯然已在改變，思考問題的方法也已經不同往日，對歷史問題的研究既回到了時代和事件本身，又跳脫了功利和情緒的羈絆。中國有希望，中國有光明，希望和光明就在他們的身上。 作者曾將該文遍投海外。本刊現予刊出，以表示對作者勇氣和見識的尊敬。
一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的拂曉，隨著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漸漸稀疏，古都北京迎來了歷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八九民運敗局已定。承天門下，“文明古國”的最後一塊遮羞布蕩然無存。 一個多月以來，儘管廣場上抗議、示威的學生和民衆阻斷了北京市的部分交通，但幷未造成公共秩序的失控，糧油菜肉的供應和價格幾乎沒受什麽影響，工人、幹部照常上班，中小學也照常上課。即便是血腥鎮壓之後的６月５日星期一上午，我來到位於東皇城根的學校時，同學中也沒幾個遲到的，基本上全都到齊了。那麽，既然這麽長的時間都等過來了，爲什麽鄧小平當局不願意再等上幾天呢？我認爲，如果廣場上的靜坐學生已處於一種熱情遞减的勢頭，那麽當局是一定會等的，直到把學生拖垮爲止。但廣場上時不時有新鮮的刺激冒出來，在北京乃至全國掀起一浪接一浪的抗議高潮，特別是所謂“四君子”的絕食行動，徹底打亂了當局拖下去的計劃。鄧小平首先是擔心夜長夢多，恐生變數——再出什麽意想不到的亂子，危及自己的面子、聲望和地位；其次，就是他擔心持續混亂會影響到中國來年的GDP，以他匪氣十足的一貫思想——“不管黃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這也不足爲怪，老鼠就是經濟指標，不惜一切代價搞好經濟，不管別人怎麽說，也要經濟挂帥。他肯定也清楚“人命關天”一詞的份量，但他顯然認爲幾千絕食學生的命不值這個價。作爲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自然清楚坦克上街，機槍掃射意味著什麽，也知道武力鎮壓的可怕後果——戰爭年代到處都在濫殺無辜，他可以相對容易地掩人耳目，但１９８９年整個世界都在走向和解，中國也正處於少有的和平、發展期，所以他一直都在爲何時動武，如何動武而猶豫不决。 當局的最初想法顯然是：６月３日便裝軍人到位，包圍廣場，震懾民衆，６月４日淩晨武力驅散廣場上的學生和民衆，那麽戒嚴部隊到時候只須動用催泪瓦斯和棍棒清場就足够了，最多再發射一些橡皮子彈嚇唬嚇唬圍觀群衆，把剩下的幾百個、上千個頑固學生兩人一個地架上軍車或者警車，不影響星期一北京市民照常上班。所以，我們看到學生在天安門附近繳獲的武器有很多是沒有槍栓——不能用的，這是因爲當局開始想用空槍威懾民衆，他們也害怕軍人因受不了群衆的攻擊而失控，一旦都開了槍，就壞大事了。當然，幷不是所有的武器都是做樣子的，他們還是留了最後一手，所以６月３日下午１點左右，在六部口就發生了數百武警和公安施放催瓦斯搶回彈藥車的暴力事件——這車上裝的就是真家夥了。 但鄧小平沒有想到經過文革洗禮的北京民衆都不是“省油的燈”，不僅識破了他的陰謀，而且成功地圍堵了軍車，幷繳了戒嚴部隊的械。這一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既惱羞成怒，又憂心如焚，他堅信市民和學生手上一旦有了武器，局面將進一步失控。他聯想到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搶槍武鬥的情形——全國將陷於可怕的混亂之中。在６月３日深夜那最後一刻，他或許還在爲人民子弟兵能否堅決執行他的命令而憂心忡忡。但人民解放軍不僅向人民開了槍，一些官兵甚至殺紅了眼。六四之後的最初幾天，從下面反映上來的死傷情况，明顯縮小了民衆的傷亡，誇大了戒嚴部隊的死傷，鄧小平黨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産黨員和全國人民書》的誤導—— “……在平息（暴亂）過程中，戒嚴部隊又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極少數暴徒置若罔聞，對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在這種情况下，發生了一些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 以至於６月９日他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還底氣十足地表示:“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麽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很顯然，鄧小平不僅低估了民衆的抵抗，也高估了解放軍的覺悟，殊不知時代早就不同了。這個一生生活在戰亂和憂懼之中的心理變態者，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仍舊牢牢掌控著中國的軍隊，才是釀成這場悲劇的根源。
二
鄧小平血腥鎮壓八九民運已經蓋棺論定。但人們同時會想到當年的另一個大人物——那位實權僅次於鄧小平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６月３日那個血腥的夜晚，這個曾經聲泪俱下地向學生們表示“我們來得太晚了”的中共總書記到底在哪裏？在做什麽？他不是說學生不是在搞動亂，是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决問題嗎？那麽，６月３日當晚，他爲什麽不挺身而出——救學生和民衆於水火呢？ 有人說趙紫陽此時已被軟禁，但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可靠消息可以證實——我們的總書記不是由於自私、無能或者怯懦，而是因爲他已被鄧小平的手下軟禁在家中，完全失去了行動自由，故而不能向學生施以援手。 不管怎麽說，學生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沒有像預想中那樣奇迹般地浮現，更可悲的是，面對日益臨近的殺戮，他們竟渾然不知——廣場上的大學生自恃有百萬北京民衆和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同情與支持，諒政府不敢把他們怎樣，最終鑄成大錯。 現在看來，１９８９年的民主運動與１８９８年的戊戌變法是何其相似——名義上，光緒是大清帝國的一把手，趙紫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把手；而事實上，他倆都是“兒皇帝”，真正掌握國柄的是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戊戌變法想搞政治體制改革；八九民運也想搞政治體制改革。戊戌變法的核心力量是帝國體制內的文化精英；八九民運的生力軍也是進入國家體制的知識分子精英（編按﹕這些精英在知識水平上和民權覺悟上無法與他們的前輩相比，事後他們在海內外的表現也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證明。歷史是要給這些爬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精英”們打上引號的）。光緒想通過變法、維新向慈禧要回本該屬於他的君權；趙紫陽也想借八九民運的力量向鄧小平“逼宮”。大清帝國的政治改良最終因朝中守舊勢力發動宮廷政變而告失敗，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之路也因頑固勢力的血腥鎮壓被阻塞，無數民衆喋血街頭。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菜市口刑場，以太後慈禧爲首的僞清廷將戊戌六君子明正典刑；而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深夜到６月４日白天，不光是菜市口，整座北京城變成了屠宰場，成千上萬名抗議者和無辜者死傷，幕後元凶正是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爲首的僞中央。事後，趙紫陽被鄧小平軟禁，直至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病逝於富强胡同寓所，享年８５歲；光緒皇帝也遭到慈禧軟禁，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夭折於中南海瀛台，年僅３７歲。 但疑惑始終縈繞在人們的腦海：１９８９年，作爲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是全中國除了鄧小平之外最有權力的人，他在失勢前所掌握的實際權力要比一百年前的光緒皇帝大得多——與光緒的大膽言行相比，趙紫陽所表現出來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勇氣實在不敢恭維。 戊戌變法、政變的過程跟八九民運、六四鎮壓的過程非常接近。慈禧太後最初對於光緒變法的默許是源於各方面的壓力，再說依祖制光緒也到了該親政的年紀。但從一八九八年八月下旬開始，慈禧就已經在積極籌劃鎮壓維新派了，她早就講過：“……讓他（光緒）去辦。等辦不出個模樣，天下大亂之時，我再來收拾。”這一時期，掌握軍權的總理衙門大臣榮祿也放出話來，大駡康有爲和梁啓超已到了“天下共憤，罪惡貫盈”的地步。九月初，慈禧認爲廢掉光緒皇帝的時機到了，便讓光緒皇帝發布秋季赴天津閱兵的上諭，天津是榮祿的地盤，她擺明了就是要給維新派一點顔色看看。如果光緒沒這個政治敏感度或者幹脆就聽天由命，他的下場也許不至於像現在歷史書上所記載的那般悲慘，光緒完全可以像趙紫陽那樣選擇順其自然，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魚死網破，背水一戰，爲救國，也爲自救。九月十五日，他令楊銳帶出“密詔”，向康有爲等人求救。康有爲馬上心領神會，決定發動中國的“倒幕”戰爭——“殺祿圍園”，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消滅榮祿等守舊勢力，然後再派兵包圍頤和園，除掉慈禧，讓光緒成爲中國的明治天皇，待大政歸還之後，全力推行新政。這是光緒皇帝很明智的選擇，但下面的人沒把這事辦漂亮，康有爲首先想到的是同情變法的袁世凱，“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挾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康南海自編年譜》，叢刊《戊戌變法》肆，第１６１頁）其實，康有爲清楚袁世凱和榮祿的關系，也知道袁世凱是個勢利小人，也應該看出袁世凱的思想始終還停留在洋務派甚至是慈禧、榮祿之流的水準——袁世凱曾經對光緒明確表示：“我國聲名文物，遠駕他邦，何必設己從人，輕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自應恪守我法，而富國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勢不得不參用各國新法，擇善從之。”（《遵奉面諭謹擬條陳事件呈》）但他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實在是不得已而爲之，只能在袁世凱和其他更守舊的候選人之間選擇，兩害取其輕。光緒皇帝在得到康有爲的暗示之後，九月十六日便招見了袁世凱，幷賞以侍郎官銜，專辦練兵事宜。第二天，光緒再次召見袁世凱，讓袁世凱“與榮祿各辦各事”。言外之意是叫袁世凱脫離榮祿的節制，直接聽從皇帝的調遣。光緒還明確告訴袁世凱：朝廷一旦有“意外之變”，他就即刻帶兵進京。 如果百年前的戊戌政變太久遠，那麽我們再來看１３年前——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軍方抓捕“四人幫”（“文革派”）的宮廷政變。當年１月份周恩來去世後，“文革派”與軍隊老幹部之間的矛盾就愈演愈烈，幷且日益公開化。毛澤東死後不久，政變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當天，汪東興僅出動８３４１部隊的幾十號人就幹淨利索解决了問題——密捕了“四人幫”和毛遠新。執行抓捕任務的都來自中央警衛團團職以上的幹部，若幹年後，葉劍英元帥曾回憶道:“抓‘四人幫’我們沒開過會，都是個別聯系。只有我們三個人(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知道，沒有第四個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國政治大地震》） 其實，趙紫陽也完全可以採取類似的辦法，爲國，爲民，也爲自己放手一博；而相同的政變機會也同樣適用於“文革派”——明知道先下手爲強，“文革派”和趙紫陽爲何都錯失了良機呢？今天看來，“四人幫”和趙紫陽之所以失策，有一點原因是一樣的，即文官確實不如軍閥心狠手辣，文人最缺的就是軍人的果斷和勇氣，他們往往謹小慎微，瞻前顧後，優柔寡斷，最終壞了大事。
三
趙紫陽沒有做出過任何應對鄧小平的措施和努力，至少從現有的、較爲可信的史料上還看不出這一點來。是趙紫陽耻於爲之？我不敢肯定。但以他曾與鄧小平等人沆瀣一氣合夥對付胡耀邦的不良記錄來看，不能說他就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清白人。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以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政治鬥爭中失利，被迫辭職；趙紫陽於１９８７年１月接替他出任代理總書記，幷在同年１０月正式擔任黨的總書記。當然，後來趙紫陽在戒嚴的問題上良心發現也是實事，但那是另外一碼事。 趙紫陽和鄧小平的個人關系和政治分歧很像光緒和慈禧太後，趙紫陽是鄧小平提拔的，光緒是慈禧扶植的，但趙紫陽和光緒最終都因爲政見不和與他們各自的“恩人”分道揚鑣了。 鄧小平確實是個職業政客，他不僅有鐵石般的心腸，也有狐狸般的嗅覺，早在１９８９年的新年伊始，他就已經聞到暴風雨來臨前的雨腥味。於是，他再次重申了他務實求穩的改革理念，他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麽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 ”幷且著重强調了他對於民主的中國式解讀： ……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注意力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對這一點我們有深切的體驗，因爲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親眼看到了它的惡果。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內戰”不一定都是用槍炮，動拳頭、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 獨裁意識濃厚的鄧小平是絕對不允許中國有第二套改革方案存在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國理念，豈容你平頭百姓染指？不過，他的所有改革內容說白了就是“經濟挂帥”。爲了遮羞，他也提過政治體制改革，但還是沒脫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頑固“俗套”。早在八九民主運動發生前的１９８６年，就已經爲中國的“政改”定下了自己的框架，他表示： ……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而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最中心的環節，還是發展生産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産力發展了，人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會主義制度就鞏固了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９日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時的談話）。 但趙紫陽幷不買鄧小平的賬，他的民主意識已經不再是經濟建設的附屬物了，顯示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新思維和勃勃“野心”。十三大召開後，在趙紫陽的授意下，國家體改委、中組部、中央黨校、體改所組織成立了調研組，從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３日至４月７日，調研組爲建立與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新架構，在深圳特區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一系列改革設想和方案。最後向中央和有關部門提交了《深圳發展的前景與制度變革》的總報告，以及《關於全面深化深圳經濟特區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和《關於深圳經濟特區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兩個分報告。《報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五點建議： １、國務院對特區行使直接的行政管理權幷給予立法指導，任命特區最高行政負責人； ２、成立中共特區工作委員會，直屬中央領導，“特工委”書記由行政首長兼任，黨的工作機構精幹化，只設一個黨務部，黨所包攬的政府部門的業務向政府部門轉移； ３、特區人民政府爲深圳最高權利機關，具有行政與地方立法雙重職能； ４、特區司法獨立； ５、建立和發展特區的咨議民主制度，開放民意。 這次，趙紫陽之所以試圖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前哨深圳進行民主改良（編按﹕似乎稱其為“改良專制”更為合適，因為它比百年前康、梁的變法內容，不論是在性質上還是在條文上都還差得太遠）試點，顯然有點要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意思，這是剛愎自用的鄧小平所决不能容忍的，但當時他還要利用趙紫陽這顆棋子平衡黨內的自由派和保守勢力，只要趙紫陽不主動找茬、挑釁，他還可以再等等看。 但趙紫陽開始“得寸進尺”，他試圖贏得更多的民心。自從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學潮爆發以來，他一直在靜觀其變，不置可否。５月４日，趙紫陽在會見亞行高官時，突然發出了完全不同於“四•二六”社論的聲音，他爲正在天安門廣場上宣讀“五四宣言”的遊行學生辯護，認爲“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並認爲“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决學生的合理要求”。趙紫陽當時站在示威學生的立場上是聰明的，如果利用得好，不僅有利於他獨攬大權，也有利於中國的民主改良進程。 兩周後，５月１６日下午，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了鄧小平垂簾聽政的“內部消息”，這段講話在當晚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節目中如實播出。與當時的許多人一樣，當時還年幼無知的我竟然沒有從中聽出玄機。
四
但鄧小平將這一切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學生是鬧不成事的，這些人對於民主的認識也相當膚淺，他們不是反政府，更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相信多數中國人還沒這個膽識，他最擔心的是學生領袖和“幕後黑手”，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削弱共産黨以及他們這幫老黨員對中國的絕對控制，這勢必就會嚴重損害他們以及他們親友的既得利益，正如慈禧之流所擔心的——“改革者漢人之利，滿人之害也。吾有産業，吾甯贈之朋友，而必不使奴隸分其潤也”（清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剛毅語）。 早在１９８６年年底，全國各地陸續爆發的小規模學潮就開始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惕，他的態度非常明確—— ……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沖天安門的，要採取堅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規定，就是法律性質的，必須堅决執行，不能讓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但就在兩天後，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下午１點鍾左右，數百名北大學生突然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對鄧小平此前的這番講話表示抗議。這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在首都北京爆發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學潮。事發之前，我所在中學的高年級師生奉命悉數出動（當時我們幷不知情），到天安門廣場站好位，阻攔示威學生進入紀念碑附近。我在廣場上親眼目睹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現在看來，六四鎮壓是必然會發生的，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會如此血腥（編按﹕太多瞭解共產黨的人知道中共肯定會如此血腥。誠如一位作家在1989年5月29日寫給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的信所說的那樣﹕“不開槍殺人，就不是共產黨。”另外，中共“六四”屠殺，是殺在象征著他那最高專制權力的天安門廣場上；但此前十七年，不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規模屠殺真不知已有凡幾！中共只是不讓人知道，或知道了也絕不容許傳播罷了……）。從４月２６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中，我們就可以讀出濃烈的火藥味——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决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原載《人民日報》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６日頭版頭條）。 “四•二六”社論基本上體現了鄧小平的一貫思想，是經過他首肯的。這一點，在六四鎮壓之後得以證實，他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再次肯定了“四•二六”社論—— ……《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爲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准確的。
五
事情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鄧小平遲早都是要對學生動武的。既然如此，那麽趙紫陽爲何不選擇背水一戰呢？就算是５月１９日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向靜坐學生大倒苦水之時就已經失勢，他也完全可以利用當天看望學生的機會，留在廣場上做最一博。據一位學生領袖回憶說，趙紫陽自５月１９日廣場講話之後便賦閑在家，幷未失去行動自由，也可以會見各方來賓。那他當時爲什麽不利用總書記的身份積極活動呢？特別是５月２０日之後的數日，戒嚴部隊被民衆成功地堵截在城外，如果趙紫陽此時能够行動起來，也不是完全沒有翻盤的可能。５月底，隨著廣場學生的激情流失，留給趙紫陽的機會已經不多了，但他也幷非完全不能有所作爲，即便最後的勝算不大，也能給鄧小平當局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在這裏還要指出一點，６月３日晚軍隊開槍後，雖然個別的戒嚴部隊官兵表現得凶殘、無耻，但多數軍人還沒到完全喪失理智的程度。６月４日淩晨，台灣一位歌星曾找戒嚴部隊談判——他尚且可以讓全副武裝的士兵有所收斂，試想一下，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書記親自坐鎮廣場時，他們還敢機槍、坦克相向嗎？退一步說，即使趙紫陽被戒嚴部隊當場抓捕，天安門廣場“失守”，但其他省份和軍區中“親趙”或是同情學生的當權者還會坐視不理嗎？趙紫陽的叛逆和膽量顯然仍舊停留在廣場上多數學生的水平，他不可能走得太遠，他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大局觀和政治遠見——如果換成是光緒皇帝，他會錯失良機嗎（編按﹕他畢竟還是一個共產黨，並且直到死都在要求平反，直到死都在申訴自己沒有反黨……）？ 當然，趙紫陽手下沒有如戊戌三傑般有份量的人物，這是他不如光緒的地方，但他有一樣武器是光緒皇帝朢塵莫及的，那就是被中央決策層的“第二種聲音”調動起來的強大民心。而光緒皇帝發起的戊戌變法在各省巡撫中只有陳寶箴一人支持，更不用說普通百姓了，但即便是這樣，人家尚且敢鋌而走險。反觀趙紫陽，他直到最後一刻還想把他和鄧小平的分歧一廂情願地定位在“人民內部矛盾”，始終不願意走出那個中共中央的“小圈子”，全身心地站到人民的一邊，而是一心充當“和事老”的角色，誰都不願意得罪。他從來都沒有明確表示支持學生，只是“苦口嘙心”地勸他們離開廣場，他和鄧小平之流的主要區別在於，他相信可以用不流血的辦法解決問題，鄧小平他們則不以爲然。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他撕破臉皮和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那幫人死磕。但我很奇怪——在他心目中，難道百萬學生和民衆的安危還不如那幾個垂暮老人的面子和交情更重要嗎？趙紫陽作爲當時唯一一個有可能化解危機幷避免流血的中共高官，最後却在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抗爭的情况下掉頭不顧，實際上就是見死不救。我們現在知道，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因爲怠慢戒嚴令被當局判刑五年。他說不上是真同情學生運動，只是對野戰軍進城有些顧慮，擔心替別人背上鎮壓學生的黑鍋——遺臭萬年。趙紫陽倒是真的同情學生，但他骨子裏還是沒有脫離共產專制型體制文化的窠臼，他也很害怕擔上分裂黨、篡黨奪權的罪責，再加上鄧小平曾經有恩於自己，以他一貫優柔寡斷的個性，是拉不下這個臉面，也沒有膽量向鄧小平攤牌的，所以，我們也不可能指望他像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那樣站到坦克上發表演說——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抵制軍管抵制戒嚴。况且，即便是真同情，在趙紫陽看來，也是有底綫的，爲了保住名聲，這個總書記可以不做，但如果一定要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賭一賭，他就不幹了——有必要冒這個險嗎？值得冒這個險嗎？在這一點上，趙紫陽倒是有點像戊戌政變中被夾在帝後兩黨之間兩頭賣乖的袁世凱。趙紫陽顯然還不想把事情做絕，他已經設計好了退路，他還要顧及自己一大家子人——最後果然全都毫發未損（編按﹕透徹）。 我曾於６月４日當天下午來到中國美術館大門前，親眼看見了橫在附近路面的兩輛電車和滿街的碎石；在北大紅樓附近，有一座我常去的澡堂，二樓墻上竟然赫然現出一排巨大的彈孔；而戒嚴部隊所經之處，到處都是人們憤怒的目光。令人不解的是，趙紫陽最後竟將如此巨大的民心白白浪費，徹底拋弃了。 想當年，身心羸弱的光緒在預感到大勢已去之後，還不忘了催促康有爲等人迅速南下“避風頭”，比起趙紫陽的撂挑子後就對學生撒手不管的不作爲態度，光緒顯然是一個更有遠見、更有責任感的“領導”。因爲這次冒險，光緒皇帝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的下場自然要比趙紫陽更爲凄慘，但他贏得了當時漢族精英發自內心的崇敬和忠誠，那個“誓殺盡天下君主”的譚嗣同最後爲“酬聖主（光緒）”慷慨赴死，而戊戌六君子的鮮血最終喚醒了一場革命（編按﹕是從專制改良的反面）。至於康有爲、梁啓超等人，他們幷非不知滿清的罪惡，也不是不知道共和的好處，但因爲這份敬畏之心和知遇之恩，他們始終堅守君主立憲的立場，再次印證了孟子的話“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當然，光緒和他“戰友們”的歷史使命和積極意義也只是在１８９８年，就像趙紫陽的微弱光輝只能短促地閃現在是在１９８９年的初夏一樣。
六
兩千多年前，儒家教父孔子就認爲：“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裏仁篇第肆》)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 ，它鼓勵人們“當仁不讓”。但後來的禦用文人和無賴文人都把這些光輝、理性的儒家真諦隱去，單單把許多陰暗、僵化的儒家教條放大來自欺欺人。所以，近一百年來每一次針對傳統文化的革命，更像是道家和法家聯手對儒家的屠殺。五四之後，中國文化就變成了一堆不倫不類、渾渾噩噩的爛泥了，而“和稀泥”是國人的強項。孟子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盡心下》）但以趙紫陽的思路，這個排序完全是倒過來的，他作爲中共總書記，卻連光緒的自信都沒有。人家光緒至少知道自己是皇帝，名正言順的“一把手”，慈禧太後垂簾聽政不合祖制、不合法。況且，就算趙紫陽你潛意識裏覺得鄧小平才是“父皇”，那你也有義務制止他的不義言行。在孟子看來，如果軍事攻伐和宮廷政變合乎民利，合乎真正的道義，就應該當仁不讓，完全可以不顧什麽禮制、名份，甚至可以把君主殺了——“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 這就意味著，當非暴力的改良不能爲一個非理性的政權所容的時候，和它對話的就只能是刀槍，這也是孔子一貫的“湯武革命”論。但趙紫陽沒有做到這點，恐怕連想都沒有想過，他骨子裏始終沒有擺脫中國道家“無爲”文化、法家“三綱”文化、特別是中共馬列文化的桎梏。而即便是在六四之後，我也從來沒聽趙紫陽說過什麽太“出格”的話，做過任何太“出格”的事，畢竟，由始至終他都是一個生活在共産黨體制內幷深受中國官僚文化熏陶的中共黨員。光緒則不同，他深受帝師翁同龢的影響。翁同龢是典型的儒家出身，甲午海戰時，他是主戰派，跟以李鴻章爲首的主和派針鋒相對；甲午戰爭後，他又積極支持康有爲的變法主張，幷將康有爲推薦給光緒皇帝，最終促成了戊戌變法。因其力主變法，一八九八年六月，慈禧下令“革翁同龢職，驅出北京”，但他的儒家理念深深地影響了這位年輕的皇帝，這才有了光緒最後的驚人之舉。 戊戌六君子的鮮血最終喚醒了一場辛亥革命，而“六四”鎮壓留給人們更多的是凄慘、恐怖的記憶，對於國民的集體意識，或許它什麽也不能喚醒（編按﹕還是醒了，只是醒悟的已經不可能是同一批人。何況，中國早就醒了的人很多……我們再作別論）。 馬列文化的毒害和儒家文化的缺失，不僅體現在趙紫陽一個人身上。在６月３日夜裏，當許多學生和民衆冒著受傷危險保護“子弟兵”免受“暴徒”襲擊時，一些戒嚴部隊的士兵已經開始毆打被俘的學生和市民，甚至向裝載傷員的紅十字救護車開槍。由此可見，我們這些“好好先生”的心態是有問題的，他們不明白，對於敵人的寬容實際上就是自作孽——他們顯然還沒把戒嚴部隊當作敵人，以至於有些人在明知對方已經開槍後，還自欺欺人地爲人家辯解，認定他們一定在之前服用過什麽可以引起精神錯亂的藥物，所以才會對人群開槍。事實上，我們這種幾千年來爲國人所褒揚的“以德報怨”精神，特別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為馬列文化長期侵染和強行迫害所造成的愚昧心態，不過是深埋於我們心底的奴性潜意識而已。就連強調忠恕之道的孔子都要求弟子“以直報怨”——否則，我們拿什麽去報答那些有恩於我們的人呢？ 專制文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滅絕人性”，這也是全世界專制文化的共性，更是馬列文化要用“階級性消滅人性”的拿手好戲。儒家的“滅人欲”是把“雙刃劍”，既可以激勵人們爲真理而鬥爭，同樣可以被皇帝集團用來愚民；共産主義也是把“雙刃劍”，既可以鼓動人們起來反抗强權，也可以爲一些落後國家的獨裁者所利用——以階級性取代人性。人們就被這種異化的文化弄變態的，不光是中國，不光是現在，這種情況古今中外都有，但都莫此為大。當權者把完整一套“假” 、“大”、“空”的東西軟硬兼施地塞進人們的大腦，試圖泯滅人們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因爲他們有一套似乎嚴謹的理論體系和思路說辭，所以往往具有一定的說服力，有時候人們憑直覺就能判斷的對與錯，可一旦聯想到政治課本和新聞聯播就困惑、泄氣了。明儒王陽明當初之所以提出“致良知”，反對“考據”，清儒顔元甚至說知識就是毒藥，其真實用意就是希望人們不要讓知識成爲良心的束縛，在個人道德的培養上尤其如此，儒家文化和道義不是用來背誦、研究的，而是用來身體力行的，科舉制度的毛病和共産黨政治說教的罪惡恰恰就在這裏，我不能說它們所有初衷的全都是險惡的，但事實上它們確實培養出了無數的膽小君子和虛僞小人。
七
我們看到，從６月３日晚上到６月４日淩晨，廣場上的學生不僅毫無作爲，甚至叫人泄氣，令人發笑，毫無尊嚴可言。一些民衆和學生在長安街上爲他們拼盡了最後一滴血，最終他們却選擇了“一哄而散”，銷聲匿迹，這種作派與趙紫陽幷無二致。一直以來，游行、絕食、靜坐的學生們只知道跟當局摔盆子、摜碗，到臨了也捨不得砸點“貴重物件”，與視人命如草芥的暴君徹底决裂，這是因爲學生們一開始就沈醉於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非暴力政治幻想之中（按﹕至今還是如此，甚至又已經振振有詞了十八年……），他們完全不清楚他們所面對的是怎樣一個政權——它既不是那個有著民主傳統的美國，也不是那個還端著些紳士風度的大英帝國。倒是那個似乎有點“神經質”的學生領袖看出了些許門道——她說，這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僞中央”，你不打倒它，它就打倒你。 八九民運在很多地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革的影響，如在學校貼大字報，蔑視、攻擊當權派。在人們的印象中，鄧小平是被毛澤東批過的，爲什麽就不能再批一次呢？我曾在示威學生和民衆中看到還有因爲反對鄧小平的改革而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派”，他們打著馬恩列斯毛周的畫像出現在游行隊伍中。但就像文革中鬧得天翻地覆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最終也不敢觸碰毛主席和黨中央一樣，直到１９８９年，在人們潜意識裏，那個抽象、神秘、永遠高高在上的黨中央仍舊如同一尊神，它是宇宙的邊緣，是生存的底綫，這就是國人骨子裏的偶像崇拜――馬列文化所長期制造的愚昧產物！沒有這種集體的敬畏心理，滿腦子老莊楊朱思想的中國人，特別是死了都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國人，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割據、戰亂。所以，即便是到了戒嚴部隊開槍殺人的最後一刻，大學生們沖他們喊的還是“畜牲”、“劊子手”、“法西斯”，很少有喊“打倒鄧小平”的，喊“打倒李鵬”的都不多，更沒聽誰喊過“打倒共産黨”。學生如此，老百姓就更沒有這個政治覺悟了，而這恰恰就是這次學生運動的幼稚之處——學生們仍舊沒有脫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窠臼。歷史已經證明，在中國，不首先批判馬列文化，不勇敢地改造民族文化，不去喚醒最廣大的民衆，光靠一些精英分子帶頭發動的民主變革是不會成功的，即使僥幸成功，也不能長久，也必定會變質、腐爛，直至最後失敗。八九年就正是如此。 ６月３日夜裏，真正可歌可泣的是那些勇冠袍澤的“暴徒”，在那個空前慘烈的夜晚，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瞭他們有一顆忠勇、剛直的心，這些勇士中有市民也有學生，如果說六四鎮壓過程中還有什麽振撼心靈的情節和意義，那這份榮耀只能屬於他們。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那一刻，他們的心沒有受到奴性意識和共產黨馬列文化的蠱惑和玷污，他們忠於自己的良心和流淌的鮮血，於是，他們做出了中國人幾千年來最偉大、最慘烈的抵抗——以血肉之軀迎擊正規軍的沖鋒槍和坦克。 趙紫陽不是英雄，廣場上的學生也不是——他們的歷史使命和歷史意義在槍聲響起之後就已經結束了，真正的英雄是６月３日到６月４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奮起反抗暴政的“暴徒”——他們才是六四的主角。他們中的一些人因此流血、犧牲——這裏，我指的不是那些不幸的無辜死傷者（這些人或許連自己是怎麽受傷，怎麽死的都不清楚），我指的是那些敢於奮起抗擊殺人軍隊的民衆和學生。我曾在紀錄片中看到一個從燃燒的裝甲車裏鑽出來的解放軍士兵向圍觀群衆高舉雙手，他知錯了？懺悔了？恐怕都不是——他是怕被憤怒的民衆打死。“暴徒”同樣是人，但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最終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是他們點燃了６月３日到６月４日的沖天怒火，向試圖强暴整個民族的流氓當局大聲喊出了“不”（編按﹕深刻，準確，後生可畏！）。
八
現在，再回到趙紫陽的問題上就比較清楚了——趙紫陽終究不是“喪失理智”的“暴徒”，他是個有“黨性”、講“原則”的人。 當然，我們還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趙紫陽之所以沒有太大的動作是因爲他壓根就不相信鄧小平會對學生和民衆使用致命的武器。我有這個印象，在當時，除了腦子有毛病的人，事先誰都沒有想到戒嚴部隊會對抗議民衆大開殺戒——我想就連鄧小平自己也沒有完全想到。據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所證實，他於５月２８日即被當局逮捕，如果屬實，那此時的趙紫陽確實就只剩聽天由命一條路了，而當６月３日深夜北京城內槍聲大作之時，就算他再有殺賊之心，也爲時已晚。 就這樣，擋在戒嚴部隊面前最大的“路障”——趙紫陽被輕松搬開了，鄧小平遂令軍人强行突破、清場。鄧小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血腥鎮壓八九民主改良運動，是因爲他太瞭解中國，太瞭解中國人。換句話說：他是有絕對取勝把握的。 當廣場上剩下的學生帶著“怨婦”的悲憤悻悻離去時，中國的良知元氣大傷。 假如時光倒流，再讓趙紫陽重新抉擇，他會選擇“兵諫”嗎? 但歷史不能假設。 誠然，比起光緒皇帝的大義凜然和主動出擊，消極觀望的趙紫陽確實欠缺了膽識和責任感。但作爲一個長期生活在共產專制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他能够在關鍵時刻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綫，比起那麽多卑劣的幫凶和麻木的看客來，又不知高出了多少。
一九八九年祈求共產黨改良的慘痛結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