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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五七年 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 節選自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 魏紫丹
編者按：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曾以遭遇中共蠻橫鎮壓、殘酷打擊的親身經歷為藍本，寫作了《還原一九五七》一書， 毛的反智主義，敵視知識分子是一貫的。下面的史料表明，反右派鬥爭的發生，乃是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其一、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1374頁)」「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幷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麽人物呢？就是 『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 ：『……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爲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同上，1375頁)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個人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産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爲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同上，頁1376)「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同上，頁1384)「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爲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爲……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産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頁1398) 上述這些話，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裏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産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毛澤東選集》五卷，頁279)由此，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綳的階級鬥爭爲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定爲了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 「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慮。作爲「因素」，爲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其二、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爲什麽還能提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和與「民主 」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的方針呢？他還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同上)。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有意識地 」，幷不是「留下民主黨派 」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産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强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見，於1948年4月20日復電說：「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幷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産黨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强，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爲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産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産階級的財産，也不能沒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傭勞動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財産。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産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綫。」(轉引自丘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北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1998第1期)在幾天後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對此一設想講得更加具體。他說 ：「民盟解散了，中間派沒有了，今後國民黨也沒有了，新中國自然應該考慮像南斯拉夫那樣，實行在一黨制下的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換言之，一黨制幷不取消統一戰綫，也不否認聯合政府，但統一戰綫和聯合政府幷不等於說一定要有許多黨派幷存。事實上，像南斯拉夫那樣，黨與非黨聯盟也可以說是聯合政府。(馬貴凡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改變初衷，是出於對主子唯唯從命，一切遵照執行。這裏能够發現和說明的幾個問題是：(1)毛澤東一再表明是要讓民主黨派都退出歷史舞臺，但主子不批准，才改變主意，現在却說是「有意識留下
」。說明毛從來都是按著他的需要，隨意編瞎話的；(2)發電報的時間是1947年。但遼沈、淮海、平津具有戰略决戰性的三大戰役，却是發生在此後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實是國民黨還有很大實力，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民主黨派正充當毛所謂的反蔣第二戰綫的主力軍，恰如鷹犬垂涎三尺地起勁追逐著前面搖晃著的骨頭。正值此時，毛却打算完他們的蛋，實行「黨天下
」，自己獨吞預期的果實；(3) 其三、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 ：「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産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爲自由資産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衆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衆從自由資産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幷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産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衆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弃他們。」 這裏明確無誤地作出了「反右 」的界定，「反右」的决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說，上述這些話，如：「以便使群衆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弃他們。 」是造成「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 」的歷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麽，他後來搞的大鳴大放：「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 」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與其像毛澤東說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話；倒不如按著歷史的本來面貌說，叫做「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更合事實。如再往前追溯： 其四、「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年12期)可見毛早把民主人士當作鬥爭對象，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按其盤根錯節，毒根很深來說，更可以追溯到： 其五、早在毛澤東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就能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有人在訪問許良英的《撥開「反右」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此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識分子分爲三類 ：一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産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是『民族革命之死敵 』；二是多數『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産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 』。三是『小知識分子 』，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産階級，『是我們的朋友』。」作者說：「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 ：《我們在寫歷史》第144頁) 其六、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爲「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衆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 「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爲：後兩者的批評監督 「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 「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册，散見第136-212等頁)。可見，毛澤東後來的通過鳴放，讓知識分子幫助党整風，而且態度誠懇得出奇，是要「鬥 」出「從右的方面出發的 」意見來的。這一點，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後續步驟是陰謀或陽謀，可作另議，但從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懷有「預謀 」這一事實，已爲歷史所確證。
二、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近因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20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二十大 』，……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他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 』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33—334)「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頁338) 所以，講近因，主要地是三個事件：1、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2、波匈事件；3、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1、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在中蘇論戰的「九評」中，《一評》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二評》說：「中國共産黨一向認爲，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 』，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鄧小平指責赫魯曉夫說：對斯大林，「爲什麽人都死了，還要這樣醜化他呢？ 」（(李越然 ：《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頁240)毛澤東說 ：「他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使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11) 毛澤東要擁護斯大林，這是爲什麽呢？王若水先生在《毛主席與他的世界共運領袖之夢》一文中有清楚明白的叙述： 「文革」的發生是突然的，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念頭却是醞釀已久的。要瞭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們必須多費一些篇幅，從五十年代的 「斯大林問題」談起。 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産主義運動失去了領袖。誰來代替他的位置呢？這個人要有長期領導革命鬥爭的資歷和豐功偉績，要有卓越的領袖才能和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威望。這樣的人本來應當由蘇共的領袖來充任，因爲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無論是斯大林指定的繼承人馬林科夫（他很快就下臺了），還是後來掌權的赫魯曉夫，都不具備這樣的資格。 在斯大林死後，世界上活著的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和毛主席相比。以毛這樣的性格，産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雄心，這是極爲自然的。幾十年中，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盛行著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論的絕對權威；現在該輪到毛主席了。 實際上，赫魯曉夫幷沒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績，也沒有徹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却妨害了毛主席，因爲毛正要搞對自己的崇拜。這才是毛的真正所「懼 」。 毛也不會不想到，「肅反」的錯誤，他自己也不是沒有犯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毛在贛西南搞肅清「AB團 」的運動，殺害了一大批無辜的「革命」者。紅一方面軍四萬多人中就殺了幾十個團長，打出４４００多AB團分子。紅二十軍幹部，從軍長、政治委員到副排長以上幹部，共７００多人，都被當作AB團關押，先後處死。紅二十軍番號取消，戰士被編入紅七軍。一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隊伍，就這樣全軍覆滅了！地方的情况更糟。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１８９０人。遇害的還有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等人。這個大冤案一直沒有平反。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搞 「審幹運動」，也弄得草木皆兵。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特務」多達一萬五千多人，有的單位清理出的「特務」超過總人數的一半。雖然這主要是康生執行的，但身爲總學委主任的毛主席是無論如何不能辭其咎的。 現在，斯大林已經不再是毛的阻礙，赫魯曉夫也沒有被毛看在眼裏，可是對個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礙了毛主席。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種世界性的萬人膜拜的威風。儘管那時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已經在中國流行，可是和蘇聯對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規模上却是瞠乎其後的。 毛主席要保護自己，就要保護斯大林；他要爲自己樹立斯大林在世時享有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就要想辦法爲「個人崇拜 」翻案。 …… 王若水的文章說明三個問題：一是毛要當世界領袖，讓世人對他進行個人崇拜。二是毛怕人們在斯大林的鏡子裏，看到自己更加瘋狂地殘害「階級敵人」和黨內异己的血腥罪惡，會對他進行譴責與清算。三是毛要維護斯大林的根本制度。因爲只有這個制度，而不是別的任何制度才能够實現其無限膨脹的領袖欲的。這也就是他自始至終「一邊倒 」向斯大林主義的原委。 起先他還假惺惺地表示贊同在中共八大上反個人崇拜。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党的章程的報告》，指出：「蘇聯共産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 」，表示「我們黨也厭弃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决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 後來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會議上，毛乾脆赤裸裸地講：「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 ：一種是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斯大林正確的東西也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爲什麽不崇拜呢？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 ：政治局只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乾脆 ：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只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是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還說 ：「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 許多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和中央委員們競相歌功頌德，發言說：「對於領袖應當無條件地信任，特別是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不存在個人崇拜的問題，要更加强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要宣傳毛主席的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 ：跟好、學好、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和工賊，後來死無葬身之地的劉少奇當時在會上發言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 」。更有甚者，他在59年的廬山會議上竟說：「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 『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爲指導思想這一條。党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産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柯慶施更高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１９７０年１2月１8日，毛接見斯諾時，說 ：「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麽混得下去呢！」 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爲這一切的標志，直到勝利終止。 」毛澤東說：「這是爲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爲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爲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 毛澤東這裏說的「過去是爲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爲了反對劉少奇」，就是他爲自己蓋棺論定的，終生做了的兩件事。前者是建立黨天下，後者是建立毛天下。右派反的是黨天下；反右派是鞏固黨天下。反右派是屬於前者，即「第一件事 」，文革屬於後者，即「第二件事 」。所以，反右與文革，不管在形式上有多少雷同之處，而在本質上，在概念上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對二者關係的許多錯誤之見，都由於對此本質的混淆不清。 在毛澤東本人對個人崇拜的鼓吹下，在林彪、柯慶施、康生等人帶動下，中國的造神運動大大超過蘇聯，而於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前無古人。 1957年，右派却對「個人崇拜 」發起了「猖狂」的進攻，茲舉一二： 民主建國會成立於1945年，章乃器是主要創始人之一， 「民建」在1949年前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奪權做了大量工作，建國後章乃器被 「選」爲糧食部長，但是在1957年却被打成「極右分子 」，撤了部長職務。主要的根據是章乃器當時說了不要搞個人崇拜，說對毛澤東也不能搞個人崇拜。現在看來他的講話完全正確，但是他戴著右派帽子過了22年，「文革 」被打得遍體鱗傷。(孫文廣 ：《「民建」座談會發言紀》，博訊自由發稿區) 首發在《觀察》的曉楓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澤東僞馬列面目的女英雄》寫道：22歲的四川大學學生馮元春以極其平靜的聲調在鳴放辯論會上說 ：「……所謂無産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統冶階級組成的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他們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尊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要想怎麽幹就怎麽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决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 她就著「高鐃事件 」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麽？高饒沒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團也沒有聯繫，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爲什麽被侮辱的婦女却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她繼續說 ：「我們再來看看共産黨，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再無存糧，今後要是發生一點灾害便會餓死人。再看共産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她就著胡風事件說：「毛主席經常說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爲什麽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産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還把別人朋友之間的來信公布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不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爲皇帝，他說 ：「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轉引自《許行 ：一九五七年學生民主運動尋思》) 1956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時，明確表示 ：「斯大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綫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 《光明日報》1957年6月8日載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陳新桂認爲目前 「鳴」「放」中有五種顧慮。他說：其中有人根本懷疑整風有何用處。儲安平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提出「黨天下」和「一党治國」。儲安平說，在蘇聯以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是無産階級專政，是通過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産黨專政。把黨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這樣，不出宗派主義就很奇怪了。這是個理論問題 ：如何一黨專政？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這要毛主席繼續發展了。在延安整過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産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著名的右派，人大女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說：「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爲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産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爲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産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爲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産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爲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思憶文叢 ：《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 「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麽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錯誤，二次大戰不一定起來。不是斯大林的錯誤，赫魯曉夫領導的十萬人也不會全死掉。」「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爲什麽不能反對呢？」(同上，《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 北大學生王書瑤說：「正是蘇聯人民對共産黨可能發生的錯誤領導喪失了任何警惕性，認爲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蘇聯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錯誤和犯罪得以實現，而中央權力極大這點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今天在我國廣泛流行著的對共産黨的某種崇拜，是十分有害的。」(同上 ：《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 北大學生群學說：「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産生個人崇拜。」「首先他們强調了一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幷予歌頌、贊美，進而把它的作用誇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個黨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絕群衆的意見，而當把黨的地位异常特殊之後，再就進一步推崇個別高級領導人員，以至發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話，全部理論基礎是 ：歷史主要由個別政黨所創，而政黨由領導者所創，一切及時指示奉若神明，否認了群衆的主要作用。」(同上：《論 」個人崇拜」産生的歷史必然性》) 因爲這些老少男女右派們都信仰民主自由，都反對極權專制；因而，反對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簡直是他們的天性！而反對個人崇拜的性質，歸根結底是反對「黨天下 」。
2，波匈事件 吳冷西在《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一章《從評價斯大林說起》中說：「少奇同志指出，這十天的活動中，感到蘇聯同志的大國沙文主義由來已久，表現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黨對他們的强烈不滿。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由來已久，於今尤烈。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帶來的惡劣影響，現在已相當充分地暴露出來。 「小平同志說，波蘭同志在莫斯科向我們訴苦，情緒激動，有時簡直有點像我們土改時貧雇農『吐苦水』。從波蘭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經出現了否定蘇聯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傾向。各自誇大民族特性，否定國際共性。蘇共領導人雖然開始感到過去大國主義一套不靈，但幷未覺悟到必須改轅易轍。我們幫人要幫到底，今後還須要向兩方面多做工作。 「兩人的發言明顯地反映出這樣一種傾向 ：雖然他們都實際地感到了『蘇聯大國主義 』所帶來的巨大危害和惡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國主義的危害，他們的關心點更多地在於警惕否定『社會主義 』本身、『蘇聯的一切』的傾向，幷將其原因歸咎於『斯大林批判』的不良影響。」 這就是中共對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基本的認知和鮮明的不同態度。瞭解到這一點，你就會對下面的事態發展了然於心，不致大惑不解了。 關於波蘭事件，吳在書中說：「毛主席聽了後說，現在情况非常緊急，我們要早定方針。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 「毛主席說，事不宜遲，我們應該馬上警告蘇方，堅决反對他們對波蘭動武。會議一致同意這個决定。毛主席即說，會議到此結束，馬上約見蘇聯駐華大使。他要胡喬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這時仍穿著睡衣，喬木建議他是不是換穿中山裝。毛主席說，就這樣也沒什麽關係。 」約半小時後，毛主席在菊香書屋的臥室裏接見蘇聯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過去兩人多次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現在兩人都表情嚴肅，尤金似乎預感到這次接見非比尋常。毛主席劈頭就直接了當地對尤金說，我們的政治局才剛開過會……，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爲，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産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决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同志。情况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請你趕緊立辦。尤金滿頭大汗，連聲『是』！『是』！迅速退走。」 那麽，對匈牙利事件又是什麽態度呢？ 吳冷西寫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除同意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蘇方外，還特意電告我們代表團，聲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對蘇軍從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會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時，嚴厲指出 ：蘇共這個决定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拋弃社會主義匈牙利，將成爲歷史罪人。」 由此，毛澤東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筆血債。劉賓雁說 ：「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將有外國人在場。因爲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1956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二十萬蘇軍在毛澤東的督促和周恩來的坐鎮支持下，長驅直入匈牙利，一場血腥屠殺開始，納吉政府垮臺。納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匈牙利起義畫上句號。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喪生，一萬二千人受傷，三萬多人受迫害，幾百名革命領導人被捕處決。二十多萬人逃亡西方，四萬七千人流亡美國。(《開放》2006。11)據徐鑄成回憶，當以他爲團長的中國新聞代表團訪蘇時，「我們團到達的當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變後新上臺的首領卡達爾到蘇訪問，蘇共中央特爲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的歡迎酒會，我們被邀請參加……。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總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達爾對中國很感激。當蘇聯朋友把我們向卡達爾介紹時，他對我團代表一一熱情握手，還和我擁抱。」(《 「陽謀」親歷記》) 這兒需要提出一個質問，以揭示毛出爾反爾，翻雲復雨的嘴臉：决定對匈牙利出兵，難道就不是你剛剛十天前說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 」的了嗎？認你說成什麽，也絕不能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內政的正當理由。 前已點明，毛澤東所以態度强烈地反對蘇聯出兵波蘭，是因爲波蘭只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而這一點正合毛意。毛這時候出的一切主意，對蘇共都是包藏禍心的，都是爲了抬高自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事後也證明這一點。斯大林在時的分工是，蘇共管歐洲，中共管亞洲，現在，毛的魔爪已伸進歐洲。 至於堅决主張出兵匈牙利，是因爲匈牙利事件的性質爲毛所不容：要廢除一党專政，成立聯合政府，要蘇聯撤軍，主張芬蘭式中立化…… 李丹慧、沈志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中寫道： 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以師哲的回憶最爲詳細：10月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中共代表團看了這個報告後深感意外。經研究提出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由於兩種辦法各有利弊，大家討論了一天也沒有結果。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爲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動手。當晚，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緊急會議。劉少奇明確表示，對匈牙利的局勢，是不是還有挽救的機會？不要就這樣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錯誤。鄧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 ：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在敵人手裏。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决維護人民政權。中共的意見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這裏引人深思之處在於 ：「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爲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這一點說明，毛澤東施展「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一種思維定勢。對國人，對洋人，一視同仁。我和寒山先生的所見不約而同： 他說：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態度最堅决，而在北京的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後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瞭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爲什麽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 「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 另一點，寒山先生也說得對： 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在世界共産主義領導人中幷沒有得到擁護，因爲他們都害怕群衆，但是很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却對這個方針十分有好感。在匈牙利，中共大使郝德清不但邀請匈牙利知識分子來大使館作客，而且四處旅行，和各地知識分子廣泛接觸，宣傳 「雙百」方針。他還主持了一個面向匈牙利報紙和電臺的有關中共八大的宣傳活動，在其中「雙百」方針是一個重要內容。因此，匈牙利知識分子一直把中國看得和蘇聯不一樣，直到蘇聯出兵鎮壓時，很多人還說中國是站在他們一邊的。 除了匈牙利知識分子對中共有好感外，匈牙利黨內的民主派也對中國寄予希望。匈牙利共産黨和東歐其他黨一樣，內部有蘇聯派和本土派的矛盾，斯大林時期蘇聯派掌權，壓制本土派，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後本土派抬頭，很多人被從監獄中放了出來重新掌權。就在這個人事轉變的關頭，中國大使積極地和當時還被壓制的本土派聯繫，甚至得到了一份當時還沒有恢復名譽的黨內改革派領袖納吉給中央的信的副本。 納吉在信中對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十分贊賞，說這五項原則也應該應用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間，這明顯是在挑戰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 然而，當匈牙利知識分子、學生和黨內民主派把運動發展到要求改變共産黨一黨獨裁的局面，退出蘇聯用來控制東歐衛星國的華沙條約組織時，中共大使館的態度逐漸轉變了。當時郝德清下令斷絕和匈牙利人的來往，關閉使館大門，每天把匈牙利的情况向北京報告。中共最終判斷匈牙利的事件已經發展成反革命，在赫魯曉夫動搖猶豫的時候强烈要求蘇聯出兵鎮壓，在這個决策中，大使館的報告無疑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之後，匈共領導人訪問中國時，毛澤東告訴他們在匈牙利發生所謂「反革命暴亂」時，他每天都聽取大使館的報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研究局勢。從匈牙利事件中他吸取了教訓，制定了在中國防止出現類似事件的方針。 今天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應該想到中了毛澤東「陽謀」的對象，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也有其他共産黨國家的知識分子。匈牙利就是一個事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毛澤東的雙百方針》) 從這一點說開去，作爲事後的諸葛亮，我們不僅僅是如過去看到和想到的那樣 ：毛澤東搞整風反右，匈牙利事件是其外因，或說誘因；而且現在更進一步看到和想到：那時中國存在著的內政「黨天下」與外交「一邊倒 」所産生的政治弊端，正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條件。但他决不會用消除政治弊端，來預防和克服匈牙利事件之爆發；而是爲了保護這個「政治弊端 」，堅决主張出兵鎮壓匈牙利發生的所謂「反革命暴亂」。實質上就是，進行一場國際的反右派鬥爭。這時，在他腦子裏已打好要進行一場國內的反右派鬥爭的底稿。不是嗎？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毛對二者都定性爲鎮壓反革命，而且在克敵制勝上又都是同一思路，都是先 「誘敵深入」，後「聚而殲之」。再進一步說得更開些，文革何嘗不是如此？正如我前引李銳所說：「他知道自己爲什麽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爲赫魯曉夫……」――先是反蘇聯的赫魯曉夫，搞國際的文革；後是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搞國內的文革。說明毛澤東是從稱霸世界出發來解决獨霸中國的問題的；這和常言說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正好是相反相成吧！
3、 「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毛澤東口出髒話，駡人「放屁」，「拉屎 」等，已成家常便飯。這次說「螞蟻出洞了 」，不算駡人，只能算是輕蔑，可是，接著說的「烏龜王八都出來了 」，在中國就是惡狠狠的臭駡了。不管這些，且先看「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烏龜王八」，是指哪些人，以及他們的動靜。 根據王光美的回憶，她跟著劉少奇曾沿著京廣綫進行了實地考察。她說：「波匈事件以後，少奇對怎樣從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訓想得很多。思考的結果，少奇同志認爲，爲了不使類似的事件在中國發生，我們一定要關心人民的生活，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强對領導人的監督。少奇提出 ：「還要規定一些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産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 「河北省工會主席杜存訓同志就工人的情况作了彙報。他提到 ：一年半的時間裏，發生罷工、請願24起，工人中有人說 ：『共産黨怕罷工，一鬧就老實』，『匈牙利工人有辦法』、『共産黨好，就是吃不飽』等等。 「石家莊基本建設局的李德仁同志詳細彙報了工人、學生參加的14起鬧事的情况，涉及14個單位的500多人。 「國營一一六廠按計劃招收了一批工人，開工後發現沒那麽多位置，便宣布將多出來的人調到一個五金生産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講清緣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不一視同仁，有 「走後門」現象。群衆提出意見，領導又採取了壓服的辦法。結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參加了罷工鬧事。當地政法機關把它定爲反革命事件，將帶頭的人抓了起來。 「化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在化縣的一個地方蓋麻風病院。未蓋之前，與群衆商量，群衆不同意。縣政府不管群衆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裏蓋一座麻風病院。開始蓋時，群衆就不滿意，今年3月下旬，化縣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同群衆談話，群衆還是不同意。他們扣留了群衆3個代表，有黨、團支部書記和一個轉業軍人。這樣群衆就更加不滿意，有400多人在一個合作社主任的領導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幷把幹部的衣服也扯爛了。化縣公安局的副局長帶了8名警察，在現場開槍打死5個人，打傷9個人。 「在廣州，我們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內港工人鬧事。原因是那裏的800多名工人因爲工作時間太長，工作班次調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內要求工人義務勞動蓋集體宿舍，而房子蓋好了，却通通分給職員、幹部和家屬住上了，工人很不滿意，於是鬧事……」(《王光美訪談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共産黨對農民、手工業者、工商界資本家進行了實質上的掠奪，幷受到敲鑼打鼓的「歡迎」之後，國內形勢反而更形緊張，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更行突出。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從十月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遼寧等省，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人民對政府批評的意見，對現實不滿的言論，日漸增多和激烈。 被劃爲右派的重慶中學的一位普通教師鄧祜曾，在一次中學教師集中參加整風的座談會上的發言，雖幷不出語驚人，但却說出了人人心中有之的意見。他認爲「中國也有個人崇拜 」，幷且批評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違背了價值規律；批評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還說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爲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李才義 ：《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 毛澤東講到的情况是：「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産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産黨能够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1頁）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産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况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麽『要殺幾千萬人 』、什麽『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産黨呀，共産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麽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 『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繼而又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况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同上，頁332—334)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 『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麽辦？ 」（同上，頁352） 我所引用的毛的講話，一是來自八届二中全會，另一是來自1957年1月18和27日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講話。 毛還說：「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够。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况，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同上，頁355)。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同上，頁338） 「現在（1957年1月18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同上，頁339） 毛澤東對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在側重點上也與劉少奇不同，他說：「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 」（同上，頁318）他還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産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同上，頁323） 從內因外因遠因近因，任何一方面的原因，特別是這些原因的總和來進行分析、判斷，必然會引出個九九歸一的結果，這就是，早已暗藏殺機的毛澤東，定要通過鎮壓，堅决掃除「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和「烏龜王八 」！
三、中共要讓「出洞的螞蟻 」成爲熱鍋上的螞蟻
誰也不會料想到，毛竟在中共八届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如上所述，多次提到學生上街、上訪、鬧事，民主黨派和教授發怪議論，階級敵人心懷仇恨等等之後，不是提出消滅「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烏龜王八 」！也不是如後來說的鏟除毒草，掃除牛鬼蛇神，反擊資産階級右派的進攻等，而是責己從嚴，把矛頭指向共産黨自身：「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 ：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同上，頁327)，即所謂「三害 」。在這次講話中，兩處提到整風，另一次是在上頁(頁326)，他是這樣說的：「你要搞資産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産階級大民主的。 」兩次所說，兩個基本點：一次是整黨，一次是整教授。時間證明：整黨是虛晃一槍，整教授却落到實處。且不止於此，整黨的結果，遂了毛澤東設陷阱的初衷 ：讓幫助整「三害」的人，激怒「三害」，當毛一聲令下「反右 」時，「三害」便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瘋狂，殺向幫助黨整風者！其殘殺之悲壯程度，50年後的今日書之，奚啻一篇現代的《吊古戰場文》！ 反右之後，毛又是怎樣談整風的呢？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會上，他說 ：「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産階級、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所說的， 「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颱風。那麽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476頁）。 原來整風是爲了「一緩和，資産階級、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 」；「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 即便真的如他所說：「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可他又說過：「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産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賬要挂在資産階級身上。 」說來說去，整風還是要整資産階級。這就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整風反右，一前一後，前爲誘敵深入，後爲聚而殲之。
1、開台鑼鼓 在殺氣騰騰的1957年1月27日毛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之後，正好一個月的時候，他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粉墨登場。與一個月前的殺氣騰騰相比，我舉一例，看看毛澤東，簡直判若兩人：第九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願這些問題。毛澤東說 ：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爲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够；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的想法不同，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許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還要更厲害」 與跟省市自治區書記剛講過的話相比，毛在這裏沒有說「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 」。而是說「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 」；也沒說階級仇恨和大學生多是地富資産階級子弟；還沒說讓他們放臭屁，後發制人……而是說「主要是因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 」若與事後的說法和做法相比，就更顯出其虛僞、殘酷、無耻到了罪不容誅的程度。事後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幷且有出 「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爲許多小 「匈牙利 」，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同上，頁432)事後他又是這樣做的：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升學問題上街游行，被誣稱爲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槍斃了三個，監禁了四個。雖然文革後徹底平反，但三個死者是無法復活的。難道這就是毛所說的處理學生鬧事的「四條辦法 」嗎？即小見大，毛按其需要虛構出的「漢陽縣小匈牙利事件 」，就是解剖整個反右運動的一隻麻雀。 你聽這次報告，毛做作得是多麽地細聲嫩氣呀！(這一篇，在《毛澤東選集》五卷上，正好安排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之後，如果不是事後對這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進行了篡改，兩篇文章將形成多麽强烈的對比和辛辣的諷刺，以致把毛的嘴臉扭曲和撕裂得不成樣子了！全部報告，簡直能把人感動得不禁涕零之至！我聽的是傳達稿。有幸聽到錄音的著名文學家傅雷對毛的談笑風生、甜言蜜語，感到如沐春風，如醉如痴，給兒子寫信說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衆的心。……真是藝術高手。」(《傅雷家書》頁158) 乾脆讓我把傅先生的事說到底：翻著《傅雷家書》往下看，再一封信，就是說：「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傅雷家書》頁163)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寫的了 ：「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麽簡單，老朋友爲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傅雷家書》頁167)這信說得是，傅先生當上了資産階級右派份子，在作家協會上接受「幫助 」。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文革中，夫妻雙雙自殺，同歸於盡。蓋棺論定：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如果把毛澤東這次開台鑼鼓式的講話，比作是一鼓作氣，那麽，三月的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就是再而不衰；四月底的天安門城樓接見，就是三而不竭。毛主席一個 「鬥」字為其樂無窮的生命力，如癌細胞般頑强，實乃全中國人民的「最大福氣」！
2、再而不衰 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回憶：當天下午，即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 ：「國內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决不强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 「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裏聽到他的講話時引起哄堂大笑，幷聽到劉少奇同志等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 「聽畢，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約赴中山公園聊天，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明，都認爲今後更應響應黨的號召，爲社會主義建設多盡力。正如《傅雷家書》所載，他當時給他兒子信中所寫的，他衷心感到社會主義的可愛，感到社會主義國家很多，而 「毛澤東全世界只有一個」(天下無雙)。可見那時正是最熱愛共産黨、熱愛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 「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贊賞，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熱泪，感到無比溫暖、幸福。我們大概已是最後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華、鄧拓、王芸生、舒新城，其餘還有幾位我不認識。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首長沒有在座，也沒有中宣部的陸定一和周揚同志，僅有康生陪同接見，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著金仲華同志，鄧拓同志則坐在我們對面。 「康生先講話，說：『今天，毛主席邀請新聞出版界一部分代表來談談，各位有什麽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對我說 ：『鑄成同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 ：『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抓松了，會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教主席指示，該怎樣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 』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裝油，倒出來，總會漏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列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輕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 」主席這最後一句話，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寫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怎麽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賞識，認爲他的片面性較少呢？ 「後來，毛主席問道：『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麽具體困難沒有？』我說 ：『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意義上，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我認爲這就是高價徵求批評。』 「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我接著說：『我們《文匯報》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收到來信很多，批評相當尖銳，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我們故意放一放，好讓大家把意見說完，等以後再開展討論。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圍攻(指張春橋組織的圍攻)，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麽應付？ 』毛主席說：『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這種批評、反批評、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是辯證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興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見約談兩個小時，我們辭出後，我立即趕到北辦，向全體同志詳細談毛主席對《文匯報》的評價以及毛主席對新聞出版界的談話，當時即由記者姚芳藻同志詳細記錄，當晚即密封寄一份給上海編輯部、北辦人員，大家聽了很鼓舞。(《 「陽謀」親歷記》)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會議上作報告說：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 「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决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爲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文化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14-415) 請看毛澤東在此提供的這幅民主、自由的「願景」是多麽誘人啊！其實，他講話的原稿比這個修改稿更誘人，更親切，更可愛！比如他說，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住班房是因爲他搞反革命秘密團體。修改稿上就删去了。這麽美好的方針政策，用 「放」一言以蔽之。不過，毛澤東說出口的、欺騙世人的「放」，你道它實際上是個什麽東西？說出來會大煞風景的。原來他裝在肚子裏或只說給高幹而要暗中保密的 「放」，竟是「放屁」的意思。他說的這個意思的話，我在前面已有引述 ：「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
3，三而不竭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座談，請黨外人士幫助中國共産黨整風。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 ：「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整風的總題目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整風會影響到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産黨整風。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麽不得了，到處唱對臺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兩個月來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批評意見是很好的。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能解决。幾年來不得解决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决了。」 他還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他說：「統一戰綫中的矛盾是什麽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講到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問題，說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徵求意見。 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5期刊出了章伯鈞所作的傳達：毛主席說， 「大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産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産黨包辦。請鄧小平同志約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 毛還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麽辦，要老老實實學。」 毛對各個民主黨派最近召開的以發展壯大自己組織爲主要議題的會，對他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的勢頭，感到非常惱火，本來决心要狠整他們，但此時却佯裝退兵30里，說 ：「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祇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産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産黨進行工作。」 毛澤東把口蜜腹劍表現得淋漓盡致，用文學家傅雷的話說：「毛主席的講話……是到了化境的。」 另外，還必須挑明一點，毛澤東是「右派」的教唆犯。他示範給了黨外人士：說什麽話就可以當上右派？所以，凡是涉及上面的問題提意見的，哪怕是拾他的牙慧，也都劃了右派。這次談話後，毛就不露面了，跺在一旁，暗窺這些短命鬼怎樣前仆後繼地落入陷阱。
4，緊鑼密鼓 經過毛澤東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動鳴放，於第二天，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 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衆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爲有必要按照 「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報告爲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了矛盾的問題作爲當前整風的主題。——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强迫，幷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在進行整風運動的同時，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幷且著手進一步建立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根本制度。——整風計劃應該貫撤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幷且使整風運動的進行同工作的改進結合起來，同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解决結合起來，防止關門整風，妨害工作。 原來在八届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如果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預先發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同上，頁327-328)現在，不知爲何如此火急火燎，接著前面的緊鑼密鼓，馬不停蹄地又是一場緊鑼密鼓，幷且是鼓動黨外人士去對共産黨「不教而誅」，大誅特誅：從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13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有70餘人次發言。從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界代表座談會，有108人次發言。從5月4日至23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分別在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9個大城市邀請部分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提意見，報紙對發言作了報道。同時，新聞界、文藝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衛生界也先後召開座談會，各界人士紛紛發言向黨提意見。 看來毛是要一不作，二不休，捉不住右派不煞戲。 果不然後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雙百方針，長期共存，田不贊成(形左實右)，我同李濟深講，黨內有人不贊成，用來嚇民主人士。」(《廬山會議實錄》，頁244)這裏的「田 」是他的秘書田家英。爲什麽田不贊成「雙百方針 」就是「形左實右 」呢？這在廬山是不用多說了，因爲引蛇出洞的陰謀早已大白於天下。你不贊成讓右派向黨進攻，形式上是愛護黨，實際上蛇不出洞你怎麽消滅它呢？這不是形式上是愛護黨實際上是保護了右派嗎？毛說此話是爲了「用來嚇民主人士 」的。可見雙百方針是假的，鄧托以其先見之明，早就揭穿「雙百方針是假的 」。50年後的今天，你指出這一點「假 」，簡直是了無新意了！且慢，我還有話說。毛澤東騙人，他用的是假話之中套假話，就此例而言，你認爲田真說過不贊成雙百方針一類的話嗎？請看 ：「田還說了這樣一件事 ：反右前，爲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放手發動群衆的阻力有來自黨內的。有次同民主人士談話中，舉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鳴放的例子。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他從未反對過鳴放。」(同上，頁45-46)指出這一點是爲了說明，你別以爲你揭穿了毛澤東或共産黨說的假話，就是還原了事實真相，遠非如此，他爲了施展某一陰謀，把假像搞成連環套，當你自以爲得到真相的時候，其實你在連環套中還未走出去！ 反右就是一個大陰謀。由於篇幅已經過大，這裏就不再贅述。這一點，我已在拙著《還原1957˙反右探源篇》中有較爲翔實的考察；同樣，關於右派的言論，我也在《還原1957˙右派言論篇》中，分門別類地舉出了其犖犖大端。還是由於這同一原因，屬於本課題「從反右到文革 」中應有之意的，即論述右派在文革中的表現與遭遇，也將在另外的篇章中敘述。
在大學裏批鬥學生右派 |
將對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反思，推向了一個更加高遠的思想境界。今年，又值中共發動反右鬥爭五十週年，魏紫丹教授則進一步對
「中共發動反右斗爭的前前後後」，作了完全學術性的研究，本文就節選自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這是本刊同仁所看到的極少數最具有認識價值的
「反右」研究著述之一，不僅性質上區別於共產黨自己的右派分子們對「我黨」反右的認知，也區別於相當多的、直到今天還對共產黨「欲說還休」的許多回憶著述，將一種真正還原了的歷史真相，奉獻給了他的同輩和後輩讀者們。更因為他找到了歷史自身的軌跡和中共種種惡跡的之所由來，從而發掘了中共發動反右和發動文革這兩大
「史無前例」的政治關係和邏輯關係。我們敬請讀者閱讀這篇好文章，也期待著他的這本新著能夠早日出版問世。
後來，經過大鳴大放，他發現民主黨派當真要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滅民主黨派的心迹。他於那篇背信弃義、聲名狼藉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後來添加道：
「在學校裏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游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
『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産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
：『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萬人，我們就要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