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實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為撫慰在共產黨的文革中每一個被冤屈的靈魂，每一顆受盡磨難的心靈，前後費時費心十個春秋，經過了仔細的調查與研究，才完成了這篇「摧毀日記的革命」。通過文革中「日記」的遭遇，和有習慣寫日記的中國人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將那一場瘋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進行的戕害，從一個常常會被人忽視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實的記錄。所謂，「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它的意義，絕非尋常。

然而，王友琴教授的工作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此。因為，正是從她對中國人記「日記」所遭受的痛苦磨難，和對記「日記」者的悲慘命運的記錄中，我們才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悲天憫人之心。換言之，就是可以看到她對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生命和命運的深沉關切，和對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真誠關愛。事實是，遭受共產黨文革之迫害至深、至廣，並且最容易被人忘卻、甚至最容易被人輕蔑者，還是那些被稱為是「普通人」的中國人。王友琴教授就是因為有了一顆普通人的尋常心，才真正從普通人的命運，和普通人所遭遇的文革屠殺與文革迫害中感受到了，人之所以被稱為人的尊嚴，和這個尊嚴不容侵犯的權利。她的經歷，特別是她的研究，尤使她看到了這個尊嚴、這個權利恰恰被共產黨的文革所侵犯、所剝奪、所迫害的殘忍事實。這個事實，不僅使「民為貴」這一先哲的思想，痛苦地格鬥在她的心靈和現實之中；而且使她真正地明白了，所謂民主，就是普通人的民主。其意義，就是普通人有捍衛自己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權力。而一切對於普通人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輕視甚至是蔑視，都只可能導致專制心態的難以消泯，甚至是專制思想的死灰復燃。就不說共產黨文革那種對於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之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殘害和踐踏了。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看到了她的工作的價值，才看到了她的工作對於人、特別是對於普通人的意義，及其對於建立一個使普通人能夠真正擁有「生命權利和生存地位」的社會，該是怎樣的重要和迫切。

王友琴教授為了撫慰文革中每一個遭受過殘酷迫害的冤魂，每一顆受盡磨難的心靈，已經做了太多的工作，我們期待著她的更多的成績。因為，她的成績越大，我們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就更能夠理解普通人的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重要性。這，才是「治本」之為，才是中國能夠實現民主的希望所在。

正文：

文革害死了以百萬計的受難者的生命，毀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此外，文革還破壞了什麼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識到的一項是：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

一、

很多人有記日記的習慣，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過的，所想過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寫下來，或長或短，積在一起，成為生命的一份記錄，個人成長的一道軌跡，也是自我反省和心靈探索的一種方式。日記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後期和文革之後，當我收集記錄文革受難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時候，我發現，人們往往記得什麼發生了却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有幾位記性特別好的被訪者，他們能講出人物、情節、場景、聲音，往事像電影一樣存在他們的腦子裡。然而，他們却往往記不得這些事情發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記得在哪一年。

為了確定一個受難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覆追問，比如仔細回想是在某個有記錄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後一類；或者交叉核對，詢問好幾個當事人來弄清楚某個日子。但是那樣做也仍然常常沒有結果。在這種情况下，有被訪者說：「假如有日記可查就好了。」「如果當時把這些寫在日記上，現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時候沒寫日記。」

這種時刻，我常常會覺得很遺憾。個人的記憶匯總起來，會逼近歷史的總體再現。可是這些像沒有日期的紀錄電影膠片一樣的記憶，必須通過具體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後連貫。個人的記憶也只有在準確的時間坐標中，才能和他人的記憶匯合成真切的整體畫面。

於是，我開始詢問被訪者們是否寫日記。在對上千人的採訪中，我發現，文革中幾乎沒有人寫日記。

１９７９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長者對我說：「假使那時候我寫日記，我會記錄下來很多事情，對寫作文革歷史會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寫日記，我絕對不可能平安活到現在。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不會有對文革的個人即時記錄。」

他的旁邊站著他的妻子。他們是我的同學的父母。他們那時候是６０來歲，都是性格開朗幽默、喜歡表達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年輕時候就喜歡寫作，文革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們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隔離審查」，受到「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處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幾處。幾個中學還未畢業的孩子都被送到邊疆農村，以後也全都未能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個孩子很年輕就身染重病以致終身殘疾。

確實，在當時的中國人中，他們一家的遭遇相對來說遠不是最悲慘的，因為他們家沒有人被活活打死，沒有人「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文革中「自殺」都與通常意義上的不同），沒有人被判刑關進監獄。但是，他們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長期的痛苦是顯然的，而且是在他們長期隱忍不抗議不爭辯甚至連在日記上都絕不略有微詞的情况下，他們才沒有遭到更壞的命運。

一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常常誤以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為他們反對或者抗議了文革而遭到懲罰，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動出擊對千百萬人實行各種迫害。無數人受到殘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却極少。觀察歷史，會發現廣大受迫害者的忍氣吞聲和隱忍順從是空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殘忍也是空前的，殘忍到了連寫日記都會遭到殺身之禍的程度。

正如這位長者所說，要活下來（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來，而只是像他們家那樣痛苦地活著），就不能寫日記，要寫日記，就不能活下來。他指出了日記和活命相關聯，也是從一個方面指出了文革的嚴酷性。我瞭解到的事實告訴我，這絕不是誇張性的說法，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敘述。

當時，我看著這一對老人，心裡想：無數人在文革中死去，無數的家庭被破壞，他們一家度過了灾難，活了下來。現在他們「平反」了，全家團聚了。相形之下，沒有寫日記，失去了個人的記錄，確實只是一種最不嚴重的損失，甚至可以說微不足道。

然而，作為歷史的一部份，日記的故事却是重要的，也應該被記載。不但應該記載因寫日記而被害死的受難者們的名字，記載把他們送上死路的時代氛圍，而且也應該從中認識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會生活規則上造成的「革命」性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導致的個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變形。實際上，種種扭曲和變形一直延伸進了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個人日記以從中尋找罪證是普遍發生的事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革命」行動和必要步驟。從日記中摘找出來的話語就可以作為罪證，進而對寫日記的個人施加嚴厲的處罰。處罰包括在群眾大會上被「鬥爭」，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份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長期徒刑，甚至死刑。這種用日記作罪證的方法並非始於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規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嚴重的日記恐怖。

隨之發生的是，人們停止寫日記，包括那些幾十年來一直在寫日記的人。文革當局從來不曾下令禁止寫日記，但是日記給人們帶來的灾難，「鬥爭會」「牛棚」、「勞改」，威力遠遠勝過文字的禁令。同時，由於沒有明文規定什麼樣的日記可以算是「反動」以及應給予何種處罰，人們無從知道可能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而這種不可預測性只會更增加了日記恐怖的程度。

開始時，我沒有把「日記在文革中」當作專門調查題目。但是，隨著我的調查筆記的日益積累，隨著我對文革往事的思考，我發現，很多與日記相關的故事被我記錄下來了。當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會相隨而來。一個小小的、常見的、並不稀奇的日記本子，把一些發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人們身上的悲慘事件，聯繫在一起了。他們的故事體現了文革的一個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

王本中老師，個子不高，相當瘦。1996年我訪問他的時候，他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數學老師和校長。

他１９６３年從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分配到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數學教研組。除了教數學，他還兼任高中一個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單身，就住進了中學三個人一間的教師集體宿舍。

１９６６年文革在中學裡展開的時候，他在學校裡算是最年輕的老師之一。６月２日學校停課以後，學校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字報，幾乎所有的教員都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攻擊。有一天，他班上的學生在學校鍋爐房的外牆上貼了一大片大字報，有幾十張紙，不但字數多篇幅長，而且標題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兩年前。他是數學老師，他的數學課相當受歡迎。另外，他把一些對數學特別愛好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數學小組，進行課外學習。數學小組的學生進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學生數學競賽中得到了好成績，其中一個學生還獲得了一等獎。１９６５年下半年，他被提拔為數學教研室副組長。這一提拔在當時算是快的。提拔他時，副校長卞仲耘專門和他談過話。但是也就在同時，「文化大革命」這一名詞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對一些文藝作品和辦學方針的「批判」也開始了。不久，他當班主任的高二（二）班裡的共青團書記，一個中央政府部長的女兒，和一個將軍的女兒等人，開始反對班委會。她們說當時擔任班長的學生「家庭出身不好」，不應該當班長。她們還說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當班長，是班主任王本中貫徹錯誤的「階級路線」的結果。她們要求進行班幹部改選。

那時王本中以為，擔任班長的學生雖然不是幹部子弟，但也不過是「小業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壞出身」；班上的學生幹部已經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了，有一兩個不是沒關係。關於改選，王本中認為慣例是在每個學期開始的時候選舉班裡的學生幹部，那時正在學期中間，沒有道理重新選舉。王本中去請示了學校的教導主任梅樹民。梅主任早他十年從北師大畢業，說：還是再做做要改選的學生的工作吧。他們都沒有同意在學期中間撤換「小業主」家庭出身的班長的要求。

班裡開了兩次會，質問王本中為什麼「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學生幹部。王本中辯解說，他努力執行了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當前班裡的學生幹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現好，所以都符合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那些反對他的學生說，這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因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中，文革在中學校裡開始了。青年教師中，王本中最早變成運動對象。一開始是「小字報」，貼在教室裡。小字報說王本中「反對黨的階級路線」，「打擊革命幹部子弟」。王本中指導的學生「數學小組」成員被稱為「不關心政治」的「白專」學生，王本中則被指控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後來，這些內容又寫在「大字報」上貼在校園裡。事態愈演愈烈，以致貼出了這份長篇大字報。

學生的這張大字報把王本中平日的種種言行，都列為「反毛澤東思想」，當時最嚴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這還不够，這些學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記。

現在的人會覺得詫異，怎麼學生要老師交出日記，老師就一定得給他們呢？那是因為現在的人有「個人權利」「個人隱私」「無罪推定」這些觀念。文革不承認這些觀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記。回顧文革歷史，我們更能理解這些觀念對每個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麼重要。

王本中沒有辦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學以及直到那時的所有日記，一共八本。交了日記，王本中心裡還存著希望。他想，看了日記，學生會瞭解他的內心真實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可是，一個星期後，校園裡又貼出了長篇大字報，大標題是：「從王本中的反動黃色日記看他的反動世界觀」。

說他的日記「反動」，證據是他在高中時的日記裡，寫到他的同學張伯謙。１９５７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學上學。他是班裡的學習委員，張是共青團支部的宣傳委員。在「反右派鬥爭」之前，有一段時間講「新聞自由」，同學們討論問題，王把這些討論寫在了日記上。後來，四中當局整理了張伯謙的言論上報到共產黨徐州市委。市委認為張伯謙是「極右份子」，不過因為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太年輕，所以不給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學，並且把他送去「勞動教養」。王本中在日記裡也寫到他和當時的班主任的談話。他告訴班主任他覺得對張的處分太重，班主任說，學校寫這份材料上報的時候，也未想到會有這麼重的處分，因為對中學生一般不抓「右派份子」。至於「黃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記裡幾次寫到過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女同學。

晚至文革結束後的１９７８年，像 張 伯謙 那樣在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運動」中受到迫害的上百萬人才得到了「改正」。在１９５７年高中學生張伯謙為了一些言論而被送進了勞改營，而在１９６６年，王本中日記中有關張的一些事實性記錄，也幾乎把他拖進同一陷阱。

高二（二）班的一些學生不但摘抄出班主任的日記來「批判」，還摘抄出參加「數學小組」學生的日記（那時候很多學生寫日記），也寫在大字報上。這些學生的日記中提到對數學教師的崇敬，也提到晚自習的時候曾去問王本中數學問題。這些都不但成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且成了「黃色思想」的證據。――王大學畢業分配到女附中教書以來，有時候確實有學生來他住的地方問過不懂的數學問題。他一直住在學校裡三個老師一間屋的集體宿舍裡，從來沒想到可以對女學生來問數學問題作如此解釋。

王本中覺得這樣「批判」他的日記是斷章取義，是曲解，想把日記要回來加以解釋。他要求學生把日記還給他。學生拒絕還，後來又說「丟了」。他要求學生把他的日記交給當時上面派來領導學校文革的「工作組」審查，也沒有結果。事實上，這八本日記後來再也沒有回到王的手中。

筆者收集到了一些該校當時的材料。在工作組寫的送報上級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他們把女附中定為「（第）四類學校」，把副校長卞仲耘和胡志濤劃成「四類幹部」。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學校和教員都進行了「排隊」並分成四個類別。有的地方把學生也分了類。其中第四類是最「壞」的，屬於要清洗和專政的「階級敵人」範疇。看到在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組提供的根據之一與王本中有關。

工作組寫道：

他們（指女附中的領導核心——筆者注）在青年中還宣揚成名成家個人奮鬥的名利思想，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卞仲耘就曾號召數學組「要培養出幾個像華羅庚那樣的數學家」，還鼓吹學生要學習文學，將來好當「黨委書記」。對那些只專不紅的教師和學生大加讚揚，推崇備至。如數學教師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在學校中公開宣揚「要學習居里夫人」，鼓勵同學「要為這個理想，去努力奮鬥，廢寢忘食」。有的同學在他的影響下，整天埋頭讀書，不問政治，一心想當居里夫人。而校領導却認為王是青年教師學習的榜樣。

 這就是當時可以把一個中學定成「四類」的「理由」。分配來校中的一個數學教員的父親是地主，而且他自己曾經告訴女學生要學習居里夫人，就是把兩名副校長劃為「敵人」的證據。這種口氣，這種邏輯，體現了那一時代佔有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殘忍。並且，這份材料並非出自中學生之手。當時在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組長原任中共哈爾濱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副組長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副會長，資歷級別都不低。在西城區統籌指導「排隊劃類」的則是共青團中央書記之一的胡啟立（胡在８月中旬也被「打倒」）。這份報告上簽署的日期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這份材料當時上報給高層領導，却從來未問過王本人這些話是在什麼場合說的，原話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麼，也未說明在引號裡引用的話是由誰作證提供的。

在對學校領導人的全校性的「揭發批判會」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問題」和「揭發黑幫」。在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上，他的名字還被根據諧音寫成侮辱性的「王八種」。女子中學的學生竟會有這種骯髒聯想和罵人方式！同時，這些學生却把老師大學時代日記中提到一名女同學、把老師回答女學生的數學問題這樣正常的事情，稱之為「黃色」和「反動」。實際上，文革在對傳統文化的攻擊之後產生的這種野蠻和粗魯，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１９６６年７月中旬，工作組把女附中全體老師集中到馬神廟小學「集訓」。所有的教師都必須住在那裡，整天開會。每個教師都必須逐個進行自我檢討認罪。一些學生積極份子也參與組織整老師。數學教研組有兩名「特級」教師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名教師被排作該教研組「最壞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壞的」。兩名老教師有三十多年教齡，級別也是中學教員中最高的，確實屬於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資歷淺而級別低，不該算是運動重點，只是由於他指導的數學小組獲獎，加上他寫了那些日記，他也成為「重點對象」。

在「集訓」地，每個老師都要反復檢討認罪，才能「過關」。順序是從「問題較輕」的人開始。還沒輪到王本中檢討認罪的時候，上面忽然宣佈撤走工作組，因為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緊接著，7月31日在校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由紅衛兵代替工作組控制了學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學校的五名領導人遭到紅衛兵的暴力「鬥爭」。卞仲耘副校長被當場打死。教導主任梅樹民被用帶釘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襯衫的布絲都被打進肉裡，揭不下來。他因此後來患了心臟病。

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王本中學校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的名字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學校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暴力在各處升級發展。８月下旬，該校幾個初中二年級的紅衛兵把附近西單「玉華台」飯館的一個十八歲的女服務員抓來，說她是「流氓」，把她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實驗室靠著校門，來來往往經過的人都聽到了慘叫聲。

紅衛兵不但打校長、老師和校外的「牛鬼蛇神」，還打所謂「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王本中當班主任的班上，有１３個這樣的學生。該班紅衛兵命令這１３個同學跪在教室的地上，「鬥爭」她們。

在３０年後王本中談到這件事情，仍然感到氣憤。他說，竟然這樣對待這１３名同學，而且後來也不道歉。這個班的學生從此分裂為二。文革後的校慶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為這些打了同學的紅衛兵忘記了這件事嗎？還是他們假裝忘記了？還是根本不認為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師顯然知道要教育這些不道歉的人改變已經太晚，希望他會幫助現在學校裡的中學生從文革歷史學到道德的教訓。雖然，這絕不僅僅是道德的問題。

紅衛兵在８月１８日集會後所做的事情，當時他們自己稱作「殺向社會」。他們在校外抄家打人，燒書砸文物，還得到免費火車票以及食宿費用到外地「革命串連」。在北京，從８月下旬到９月初，有兩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該校所在的西城區人數最多。王本中的「問題」一時無人過問。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單身宿舍的幾個年輕的單身老師一夜未睡，討論在這樣的時刻他們該怎麼作。討論的結果是，跟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走了十七年（指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他們現在應該革命，應該徹底擺脫過去。

第二天一早，他們立即採取了兩項「革命行動」：一是學紅衛兵學生的樣子成立了一個「戰鬥小組」，從毛澤東的一首詞裡找出一個短語「奔騰急」作為名字，並且用這個名字連夜趕寫了幾十張紙長的大字報，表示他們要積極投入文革。二是賣書和燒筆記本。他們把自己的舊書全都送到廢品收購站幾分錢一斤賣掉，把以前做的學習筆記，包括日記本子，全都燒掉。他們要和自己的過去决裂，要改變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時代大勢拋弃。

回首往事，我們會看到，這種野蠻的高壓和狂熱的氣氛的結合，遠比理論說服有威力，真的會使一批人很快轉變，投入聲勢浩大的革命，和過去决裂。燒掉筆記日記是一個象徵。但又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行動。不再堅持理性，不再認真思索，隨著權力指揮棒和大潮流走，才會有億萬人緊跟文革領導人走的現象。對這種情况發生的反省和警惕，應該是我們能從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訓之一。

後來，王本中又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又為「戰備」挖過城牆，修過地下防空洞。他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沒有離開這所學校。學校已經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應的改動。三十年後，王本中當上了這個重新又成為北京最好的最難進入的中學的校長。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似乎文革最終並沒有造成多少改變：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賞識的青年教師，三十年後的校長選擇看起來倒好像正是那時的選人趨勢的結果。走過了一個巨大的圈子，情况似乎又回到了文革開始時的原點。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轉的慘痛的事情在文革過程中發生了。他的學校中，校長被打死，四名教師遭到迫害而「自殺」身亡，還有四名教師受到嚴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療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殘疾人工友受到攻擊後失踪。受難者永遠不會復活。當年的學生，失去繼續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可能出現當年期待的能為科學技術做出貢獻的優秀人才。

還有一樣後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從１９６６年他班上的學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記橫加攻擊並且從未歸還之後，王本中再也不寫日記。――如果我不問，也許他甚至不會向我提到這一點。關於寫日記這一習慣的改變到底對他個人或者對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則是我至今還在思考的問題之一。

回顧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師告訴我，在１９６８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成為「監控對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網右派」問題。在「搞完」（這個「搞」意味著什麼，需要另文介紹）第三批人的時候，他被「解放」了。然後開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並把他們關在宿舍樓的地下室的時候，他被吸收參加整（「整」也是文革常用動詞之一，意義也需要解釋）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幹，但是開會的時候跟著喊「你老實交待」，另外，還跟著「專案組」調查同事的歷史。

他在１９９６年告訴我，他在當時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內疚。因為自己的地位從被審查變成了被信任，雖然還不是被依靠，覺得自己應該「積極要求進步」。當他到北京師範大學查閱「青年軍」（抗戰時期由青年學生組織的一支軍隊，文革時被指為「反動組織」）核心組織的名單，看到一個該校語文老師的名字。這位老師當時已經被「隔離審查」。當王本中和另外兩個一起去「外調」的人發現了這個名字，就當作「重大成果」回校趕快報告，連夜審訊這位老師，逼迫他承認。王本中說，當時出於邀功心理，很對不起這位老師。而且，後來還發現並不是那名老師，是一個同名的人。　

為作文革歷史調查，我訪問過很多人。在我的經驗中，很少人願意說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錯事。王本中身為一校之長，而且和我素不相識，第一次見面談話，一個小時後就跟我講出他做的這件事情，我是有些驚訝的。於是我也想到，雖然他後來不再寫日記，但是他原來是多年一直堅持寫的，從中學時代寫到大學畢業後當老師，寫過八本日記。我能隱約覺出，當年認真寫日記的習慣和他道德感的養成是有內在的關聯的。

發現受難者陳沅芷的過程頗為複雜。

１９９３年，有一名前北京２５中學的學生告訴我，那裡在１９６６年有一名老師被紅衛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願深談（他那時是一名紅衛兵），也確實不記得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記下這件事，以後再作探究。

１９９８年，韋君宜出版的《思痛錄》一書中提到文革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同志，無故死於女學生之手。罪狀沒有，只因她是個領導。還知道分司廳中學的一個，育英中學的陳沅芷」（見該書第九章。北京：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陳沅芷」的名字。因為書中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句話，我就設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學校詢問有關詳情。育英學校一位願意幫助我的教員說，那裡並沒有過叫這個名字的老師。我很困惑。那時韋君宜還在世，但是已經因病重而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思痛錄》寫於更早的年代，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２００２年去世。（慚愧的是，分司廳中學的受難者始終沒有能找到名字。）

後來，有一名老同學看到我的《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後告訴我，舒蕪先生的妻子是個教員，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為文革後給「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蕪的名字。這位老同學還給了我舒蕪女兒的地址，他的女兒是一個文革後出現的新作家。

我寫信給舒蕪女兒却未收到回信，就給舒蕪本人寫信。沒有地址，信是寄給出版社轉交的。那時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傳》。不久就收到了舒蕪先生回信。他說，他的亡妻名叫陳沅芷，原為北京第２５中學語文教員，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在校中被紅衛兵打死。

原來，陳沅芷是第２５中學的老師，難怪育英學校說沒有這個老師。不過韋君宜並沒有錯。她是老北京人，第２５中學在１９５０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個私立中學。在眾多的共產黨老幹部的回憶錄裡，只有韋君宜這一本，把她所認識的在歷次「政治運動」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寫出來，其中不但有她的親戚和朋友，而且作為領導幹部（她長期擔任中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她還一一寫出了該出版社被集體送到湖北農村「五七幹校」後八名工作人員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陳沅芷在１９５８年調到第２５中學以前，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助理編輯，韋君宜的下屬。韋君宜在書中雖然沒有詳細寫到陳沅芷，但是沒有忘記她。正是這種對受難者的記憶和歉意，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她追隨一生的「革命」的批評，表現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則，使得《思痛錄》這本書鶴立雞群，與眾不同。

陳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記直接相關。

１９５５年，發生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胡風與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加上了毛澤東親自寫的按語，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牽連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這樣構陷做成。舒蕪原來是和胡風等非常接近的人，由於他最先交出了胡風和他的通信並且揭發了這個「集團」，沒有像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人那樣遭到逮捕關押判刑。但是到了１９５７年他還是被劃成「右派份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級處分。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北京城裡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陳沅芷和舒蕪在崇文區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時只有舒蕪的母親在家。舒蕪被關在他的工作單位的「集訓隊」中不能回家，陳沅芷平常住在第２５中學，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紅衛兵看到了陳沅芷的日記。其中有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所記。那一年９月舒蕪在八達嶺農場參加植樹勞動，原來以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過國慶節，但是９月末宣布別人按原定回京，「右派份子」却不能回。舒蕪寫信通知了家人。陳沅芷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記中發了幾句牢騷。因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記本，所以現在無從看到原文。

紅衛兵說這是「反動日記」，立即趕到第２５中學（在東城區），把陳沅芷抓到崇文區的家中來「鬥爭」一番，又送回第２５中學。

這樣一來，陳沅芷在校中的身份就一下子從「普通群眾」變成了「牛鬼蛇神」。她被關在校內，和其他該校已經被「揪出來」的「黑幫分子」以及紅衛兵從校外抓來的「地富反壞右」等關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學一樣，北京第25中學的紅衛兵也在校園內自設監獄，扣留關押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他們在監獄門上寫了「教育室」三個大字，實際上在那裡拷打折磨被他們抓來的人。（在北京第13中學，這樣的地方叫做「紅色恐怖刑訊室」；在北京第六中學，叫「牛鬼蛇神勞改所」。）

一名該校學生說，有一次「鬥爭」陳沅芷，紅衛兵的一個頭頭把兩張桌子架起來，讓陳沅芷高高站在上層。「鬥爭會」結束後，他們把兩層桌子推倒，陳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陳沅芷被關在校中兩個星期，與家人隔絕。1966年9月8日，陳沅芷死在校中，時年42歲。

她的丈夫舒蕪從自己單位的「集訓隊」被叫到第２５中學裡。他看到陳沅芷的屍體躺在磚地上，披頭散髮，臉上有血跡。一名紅衛兵向舒蕪訓話：「陳沅芷是現行反革命，已經絕食而死。」他們叫來了火葬場的收屍卡車，叫舒蕪付了火葬費，命令兩個也被關在「教育室」裡的該校老師和舒蕪一起把陳沅芷的屍體抬上了運屍卡車。

像當時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樣，陳沅芷的屍體不標姓名地被燒掉，骨灰被丟弃。被紅衛兵作為毆打關押她的「理由」的日記，也完全沒有了下落。　

十二年後，陳沅芷的家屬得到了一紙她的「平反」書。由北京第25中學共產黨支部和「北京城區教育局黨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聯署的《關於對陳沅芷同志逝世的結論意見》說：「陳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下，於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這是當時寫這樣的「結論」的公式和套話。　

在１９６６年的「紅八月」裡，像陳沅芷那樣被打死的人，僅僅在北京就有兩千多人。同時，紅衛兵還把十萬多北京居民驅逐出北京，並燒毀和破壞了無數書籍文物。文革在這時候被推向了最高潮。但是在文革觀念的引導下，打死「階級敵人」被視為理所應當，像陳沅芷這樣的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的死亡，根本不被關注。甚至直到文革結束後，這種觀念依然延續。在我１９９５年發表《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後，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質問：寫這樣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麼意思？這種觀念壓抑了對文革受難者的歷史記載。陳沅芷的丈夫和女兒在文革後出版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中，也沒有寫到過她。是《思痛錄》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為對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領導人除了發動革命，也大力從事寫作他們的文革歷史來進一步確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則。１９６６年底開始籌備一個大型展覽會，展示和表彰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開始的紅衛兵運動，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８月地位升至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兩次用毛筆為這個「」題字，作為展覽的一部分。林彪顯然大力支持鼓勵這個展覽。１９６７年夏天，這個展覽在北京最好的展覽館「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蘇聯被指控為「修正主義」後改名）舉行。展覽上有一張大幅圖表，題為「首都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主要繳獲品統計——據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統計」。其中的「繳獲品」有１２種。在「槍支」「彈藥」「凶器」「地契變天賬」「反動旗子」後面，赫然是「反動日記詩文」，下面列出的數字是「６８２０本（篇）」（見附圖）。

寫作了這「六千八百二十本（篇）」「反動日記詩文」的人的數目，顯然會很大。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命運呢？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毒打和虐待？他們中多少人為此失去生命？實際上，關於紅衛兵的「戰果」的表格還有一個只在高層傳閱的版本，那個版本上多幾個欄目，一項是北京沒收私人房產５２萬間，一項是紅衛兵打死１，７００多人，趕出北京的「黑五類」８萬５千多人。

陳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間的一個人，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統計在內了，因為這個數字是作為「統計數字」用的，並沒有附上具體的人名字。當然，很少人知道陳沅芷的名字，但是類似她所遭遇的這樣的虐殺當時在北京完全不是個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地公然進行的。這些行動當時一再受到官方媒體的讚揚和鼓勵，而且一年後紅衛兵的暴行在這樣的展覽大廳裡再次受到高度讚揚。如果說陳沅芷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遭到的虐殺還可能解釋為是個別紅衛兵個人或者個別學校的紅衛兵的殘忍所致，那麼，在這個林彪題字、江青等光臨的展覽會上，這些暴行顯然已經被强有力地肯定成一種普遍施用的「革命規則」了。

從展覽大廳這張圖表下走過的人，大概都會感覺到某種警告：你寫日記詩文了嗎？

在１９８０年代，給文革受害者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反」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給１９５５年所定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那時候我數次聽到年長的學者們議論到陳沅芷的丈夫舒蕪。有一名老學者說得較重。他說，出賣師長朋友，可謂「無耻」。現在舒蕪還有何面目見天下人呢？

林彪題字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

然而，議論歸議論，從來沒有見到真有人在書報上發表這樣的議論。我曾經想過，舒蕪並非有權有勢批評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麼虧欠，又不像政治問題那樣是禁區，為什麼不能在媒體上公開談論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為自己辯護，告訴人們當時他受到了怎樣的壓力，以說明歷史真相。我逐漸意識到，在中國不但從政治和法律角度討論文革是被禁止的，從道德角度來批評譴責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許的。舒蕪在１９５５年做了毛澤東需要他做的，因此不能被稱作「告密」或「出賣」或「背叛」，不允許用中國傳統的道德品質層面上的用語來描述和批評。

對於文革的發動，官方正式文件歸結為毛澤東對國內形勢估計的「錯誤」。這樣的解釋明顯不能說服人。於是，只有採取壓制手段，不准普通學者出版印刷關於文革歷史的文章和書籍。也正因此，文革歷史長期以來被含糊其辭，日漸淡化消解，像陳沅芷這樣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却，更不要說她那招致殺身之禍的日記和北京那被紅衛兵抄家收繳的６，８２０份「反動日記詩文」了。

四、

我在１９９０年代數次訪問劉美德老師。她１９５２年在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化學老師。

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毛澤東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傳記裡面。

「紅旗戰鬥小組」做了什麼呢？他們大力推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把學生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共三大類，把「黑五類」子弟稱作「狗崽子」。他們毆打老師、校長和「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還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１９６６年８月，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吳素珍，陳彥榮和一名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却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學文革後清查文革死亡人數，把她列為「無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說，打她的紅衛兵其實是知道從哪裡把她抓到學校來的，只是他們不說。

在１９６６年，北京大學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開始校園暴力的學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為嚴重和殘忍的學校之一。

目擊者說，紅衛兵在學校裡「鬥爭」劉美德，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裡，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她說，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紅衛兵非常興奮，說《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照相了。紅衛兵强迫劉美德爬上方桌子並跪在那裡。高三的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脚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5］那名記者照完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脚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類似的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强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裡，用鐵制的火鉤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在校中被毒打，脾臟破裂死亡。

因為想要叙述暴力怎樣在北京「紅八月」裡一步一步發展起來，最後形成了血腥的８月末每天打死三位數人的整整一個星期，我問起記者拍攝那張照片的日期。但是劉美德說不記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幾名受訪學生也記得這個場面。有一個女學生說，她當時嚇得閉上了眼睛，生怕劉美德肚子裡的孩子會掉出來。但是，如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說的，他們不記得時間，不記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樣恐怖的日子裡，沒有人寫日記。如果寫，也不寫這樣的事情。

記錄這樣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個專門詞語叫做記「變天賬」，意思是要在「變天」後算賬。加上當時住房狹小和抄家成風，這樣的記錄很可能被發現和報告。如果發生，那麼想要「變天」就是沒有人能承擔得起的大罪。

劉美德說，她以前是記日記的。年輕的時候，總是買最漂亮的本子來寫日記。（記得她說到這裡的時候，我還會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也許有點可笑。）後來看到別的人「出問題」是因為寫日記，就不再寫了。特別是，比她在北大上學時低一班的女同學劉品馨，1953年畢業後留校在數學系教書，因為日記上被人發現了什麼話，被「鬥爭」了不知道多少次，導致精神失常。

讀劉品馨的日記故事，只會讓我覺得胸口好象被針在扎著。幾年以後，我在採訪筆記本上重新讀到她的名字的時候，還想到，「品馨」和「美德」這樣的名字含義相似，父母起名的時候都滿懷希望要她們成長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却沒有想到過她們以後會遭到這樣的苦難。

一個在１９５７年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被訪者曾經提到，她不寫日記，因為聽到過一個說法：「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來作罪證，言論其次，思想如果不說出來，就難以被抓住。１９５７年劃的百萬「右派份子」，就是由他們發表的談話（甚至只是在小組會上或者個別談話中）或寫出的文章來定罪的。他們落入陷阱遭到摧殘２０多年。這個順口溜是一個現實的描述，不是在開玩笑。

站在文革領導者的方面看，嚴厲懲罰「日記犯」有其「合理性」。１９６７年１月，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共有六條。第二條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規定」所說的「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其實一般不會有人做這樣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極少人做過，後果是專政機構進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課停工有很多「革命群眾」可以協助，審訊手段殘酷，導致這類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為新一輪鎮壓的藉口。事實上，在１９５７年以言治罪發生之後，人們已經被訓練得絕不再對別人說任何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話。人們謹慎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他們不敢公開發表任何批評，哪怕在發生了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間數千萬人餓死的明顯的「人禍」之後，也沒有人敢於公開發表批評。在這種情况下，文革要繼續挖掘「階級敵人」以進行「階級鬥爭」，必然要在人們的隱私寫作如「日記」這樣的東西上搜尋「罪證」。因為當人們不敢當眾說真話的時候，還可能在日記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另外，自從１９６６年８月紅衛兵在北京抄家數十萬戶之後，抄家成為可以隨便進行的行動，搜索日記一類東西，可以明火執仗地去做。

        「現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點打擊目標之一。在１９９０年代，一個在１９６９年出生的讀過大學和研究生的人問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時候被抓獲的「反革命」叫「現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對。在文革後才上小學的人不懂這個詞顯然是個好事，至少那時候不會再發動小學生來抓「反革命」了。這個詞在文革時代却是連兒童都懂的。那時候還發動兒童搜索和「揪鬥」「現行反革命」。文革時代這個詞和所謂「歷史反革命」相對使用，後者指１９４９年共產黨執政以前在舊政府擔任過職務和曾是國民黨成員的人。但是到底什麼是「現行反革命」呢？未經歷文革者難以想像的是，他們可能只是在日記上發了些牢騷而已，別無其他。

劉美德老師說，她現在只有「效率手册」，用來記錄要做的和做過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說，「效率手册」和日記是不同的。

當成年人不再寫日記的時候，年輕人怎麼樣呢？文革中被「打倒」的確實多半是年紀較大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文革看起來像是一場青年打倒老人的革命。法國的一名著名左派教授Alain Badiou (１９３７－)在２００５年還在强調這個方面並且作為全盤肯定文革的重要理由。然而，實際上，青少年是否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在文革時期自由自在充滿歡喜呢？

１９６６年時Ｌ是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學生，後來在美國成為數學教授。他在１９９６年借開會之便，來到我的辦公室訪問，因為他看到了我寫的關於文革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題目是「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他告訴我，以前他對文革記得比較清楚的是１９６７年的武鬥，却不大記得１９６６年的事情。他說這一定是因為他的記憶被一度「堵塞」了。　

他說，他的父親有一點「歷史問題」，不算嚴重，也已經在文革前十年去世。他功課不錯，初中時當過班上的共青團支部委員。１９６３年進了高中，因為越來越强調「階級路線」，他在班裡的地位漸漸變了，但是還可以。他記得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他還和班上的同學一起打籃球。後來學校裡貼出了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８月１３日，高一有幾個學生貼大字報批評這副對聯，是這個學校裡唯一的反對的聲音。他寫了一張大字報去支持這張大字報。因此他被圍攻。他想起８月１日全班還一起打籃球，不明白怎麼十幾天中有了這麼大的變動。

他的班裡有五分之一的同學是「紅五類」家庭出身，當了紅衛兵。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時候，他的學校的一個紅衛兵學生在天安門城樓上講過話。有十多個老師進了學校的「勞改隊」中，輪流被打。有一個老師被逼在操場上學狗爬和狗叫。他的紅衛兵同學在１９６６年９月抄了他的家，把家裡翻得一塌糊塗。抄家時把他的日記拿走了。後來，兩三個月後，有人還給了他日記。但是他心很灰。他燒掉了還回來的日記。後來也沒再寫。

當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時候，Ｗ是傾心交談的人之一。她在１９６６年時是北京第八中學初一的學生。（八中一直是男校，但是在１９６５年招收了男女生混合試驗班。）她曾經被同學開會「鬥爭」。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有人在她的碗裡撒了沙子。只因為她不是紅衛兵而在與同學的談話中批評了紅衛兵幾句。

儘管１９６６年夏天她還不到１４歲，在那所學校的時間也短，可是她却比別的人更清楚地記得學校裡被打的老師和學生的名字——這是我後來向別的人核對事實時發現的。這樣的傾談使人感受到她的同情心、善良和敏銳。她告訴我她在初中的時候一直寫日記。「那些日記還在嗎？」我問。她說不在了，而且，她在文革中停止了記日記。「為了什麼原因呢？」我又問。她楞住了，說：「我只記得是為了一件什麼事而停下來的。但是，那件事是什麼，我不記得了。」「想想看。下次告訴我。」我說。可是下次見面的時候，她還是沒能想起來。

是的，停止記日記的具體原因是不會被寫下來的。也許，再也不可能想出來那個事件了。這是一個邏輯上必然的難題：我們難以發現我們失去以往生活的記錄的原因，因為那從一開始就未被記錄並也被當做了不准記錄的東西的一部份。

也有年輕人寫日記。Ｚ在文革開始時是北大附中的學生。她說，她那時候寫過一些筆記，而且還保存在父母家裡，因為她母親總是仔細地為她保存著從過去生活中留下來的東西。找出來以後，結果是她和我都非常失望。因為在她的筆記中，那個當時流行的紅塑料封面本子裡，只是抄了一些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還有「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的「感想」，寫的都是當時官方報紙上的話，沒有她的個人感受，也沒有記述什麼學校裡面發生的具體事件。

Ｘ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有十歲，小學生。他說他從來就沒有養成過寫日記的習慣。回想起來，他很有些驚訝，因為他在十來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政治上如此「成熟」，知道寫日記，寫詩，寫文學作品，都非常危險，所以從來就沒有這方面的衝動。他說，認真想一想也不值得奇怪，那時候的社會環境，就會造成這樣一種「成熟」。　

Ｄ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有四歲。她寫過一年日記，在她八、九歲的時候。這些日記寫在不到手掌大的薄薄的筆記本上。每一篇都很短，其中夾雜著很多拼音和錯別字。她的母親是個教員，重視教育，所以那時候仍然要求孩子寫日記以學習寫字和表達。其中有一頁上寫到，小孩子吵架（這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事情），一個叫「林紅」的孩子（也是８歲）說：「你們不能罵我。我是林副主席的林，紅太陽的紅。罵我就是反革命。」（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孩子吵架用語言。）

那是１９７０年。「林副主席」是指林彪，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黨章規定的毛的「接班人」。「紅太陽」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對毛澤東的稱呼。對毛澤東的這種稱呼有一整套，主要是由林彪提倡建立起來的，也是他在文革中被提升到那個位置的原因之一。文革讓一個８歲的孩子就學會了這樣的關於「反革命」的邏輯。

Ｄ在一年多後就停止了寫日記。那時候整個社會充滿了打擊排斥受過較多教育的人的風氣，在１９７３年文革領導人還號召全國學習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反「師道尊嚴」和反「修正主義路線回潮」，那時候的小孩子都不會用功學習文化知識。他們的童年，沒有什麼功課，也沒有什麼考試，這也許足以讓天天要做家庭作業常常得參加考試的孩子們羡慕。然而，罵別的孩子是反革命的童年（那也意味著自己可能被罵為「反革命」），因為怕危險而連寫想日記的衝動都沒有產生過的（堅持寫下去是另一回事）少年人，是自由和快樂的嗎？

一方面是文革造成的現實恐怖和迫害，一方面是文革對人性中懶惰粗野的縱容和激勵，使得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寫日記的人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低於他們的上一代人。

六、

鄭培蒂老師１９６２年從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畢業，留校教授公共英語。她從小一直寫日記。她的丈夫是大學同班同學，那時派在西藏工作。他們之間有很多通信。路途遙遠。前一封信的回信還沒到，後一封信就發出了。所以他們制訂了一套信件編號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號碼，信上的交談不會弄岔。文革一開始，看到年紀較大的教授幹部被「揭發」和「鬥爭」，他們雖然因年輕還不是重點對象，看到針對別人的恐怖行動，他們也很緊張。１９６６年夏天，７月或者８月的一天，她的丈夫來探親，他們倆在北大校園的紅湖游泳池邊，把她大學時代和留校教書以後所寫的日記，以及他們夫婦之間的通信，全都燒掉了。那些編了號碼的信原是他們夫婦最珍貴的東西之一。從那以後，鄭培蒂停止了寫日記。因為後來不再寫日記，她已經記不得她的日記是哪一天燒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時候的日記留在父母家。鄭老師中學上過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我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寫的女三中孫曆生老師的悲慘遭遇，最早是她告訴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談話。她的正義感和對受難者的同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時候，這些日記被從父親的工作單位來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親是北京城市建築委員會的工程師，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兒的日記當成父親的了。鄭培蒂小時候喜歡攢新鈔票，拿到新鈔票就收起來，捨不得用。她把這些新鈔票夾在了自己的日記本子裡。後來「落實政策」的時候，這些日記本從其父親的單位裡被歸還，不過夾在日記中的那些新鈔票都不見了。說起那些查抄他人住宅窺探他人日記的文革積極份子，他們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還有這類醜行。

因為失去了日記以及不再寫日記，回憶文革歷史的時候，為了確定某個事情的發生時間，只好以個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記錄在案的社會大事件為基準來判斷。例如，在她生第一個孩子剛剛滿月的時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語系的學生沖進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樓，押上一輛卡車，同時其他學生留在那裡開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記、書信、筆記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來。她被押在卡車上拉到北大。進了北大南門下了車，有人從她背後用一個帆布袋子把她的頭蒙住，又有人塞給她一根棍子。她什麼也看不見，被棍子牽著走，進了一座樓，上樓，進了一個房間。在那裡她頭上的帆布帶子被打開。對付一個剛剛生完孩子的28歲的英語教師，用得著這種布袋蒙頭的做法嗎？顯然這不是為了實際需要，而是為了滿足那些人的虐待欲望。

她被學生和當時的西語系「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審訊，還被强迫在審訓記錄上按了手印。因為平常生活中從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動。當天夜裡，她被關在那個樓裡的一間小房間裡，手脚都被綁著。奶水漲得不得了。但是她不能動。那一天是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關而被記住。

鄭培蒂被西語系「文革委員會」的人押到校醫院打了一針，止住了奶水。醫生不敢不照辦，只是小聲安慰她：「這沒關係的。」然後她就被關進了北大「牛棚」。那裡原來是八個簡易外語教室，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改建為校園監獄，關押過２００多名北大教職員工。那個地方在１９９０年代建造了美輪美奐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被關在「牛棚」裡的人被叫出「開會」。從未名湖邊的「臨湖軒」開始，校園甬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幾百米長。那些人手裡拿著棍子、樹枝和銅頭皮帶。「牛鬼蛇神」們排成隊從路上走過，被夾在中間。棍子鞭子雨點一樣落下來。他們都低頭彎腰，只看到甬道兩邊很多人的脚。天氣很熱，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單衣，走過這種「夾鞭刑」後，單衣被打爛了，雙臂皮開肉綻。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長袖衣褲，這樣被打時就傷得輕些。但是鄭培蒂沒有意識到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兩年以前的這一天，也就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學有學生發起了對六十多個「黑幫」實行暴力攻擊。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學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鬥人者把廁所裡的垃圾簍子套在被鬥者頭上，强迫被鬥者下跪，撕破被鬥者的衣服，等等。當時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７月２５和２６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這一翻案直接導致了１９６６年８月紅衛兵的殘暴殺戮，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後幾次「紀念」這一事件，都把這個日子當作一種光榮來紀念和慶祝。每次「紀念」都伴有「鬥爭會」，簡直像是「助興節目」一樣。這次兩週年「紀念」，是最為狂暴而邪惡的一次。

鄭培蒂因為忘記了「６１８」這個日子，沒有預先穿上長袖衣服以備挨打。近年來一位美國作家的話有時候被引用，「那些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這是說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聽起來多少有些抽象。在鄭老師那裡，忘却了這個日期的後果非常具體，是一場原已非常嚴重的皮肉之灾和心理摧殘的加重懲罰。

鄭培蒂被關押了近一年――用了這樣的不準確的時間詞，是因為沒有日記，沒有記下她是哪天被放出來的。她只記得，她過生日的時候還被關著。她的生日是在１２月底，而她是５月從家裡被抓走關起來的。

她被關在大「牛棚」裡一段時間之後，又被關在２７樓。在那裡，她每天晚上可以離開２７樓去外面的鍋爐房打開水一次。她設法通知了從西藏來探親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嚴寒中，她的丈夫悄悄來到鍋爐房外面等著會她。他在大衣袋裡給她帶來幾個金橘，一種生在溫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連皮吃的特別的橘子，是她最喜歡的水果。這種約會很快被專案組發現而不能再繼續。只是這一天的日期，因為這特殊的生日禮物而被牢牢記住。

鄭培蒂被關押「鬥爭」的「原因」，是因為她的一個表舅是老共產黨人，曾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同居，遠在毛和江結合之前。鄭有一次告訴了一名是同學又是室友的人這件事。這是事實。但是說出這樣的事實被認為會影響毛澤東和江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她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她剛被關起來的那幾天，從北大校園到海澱鎮上都貼滿了「鄭培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該萬死」的標語。

１９８０年代，鄭培蒂在電視上教授英語，她的教學方式和風度氣質給觀眾學生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鄭培蒂再次開始寫日記是１９８２年，十六年之後。再次開始的日期不會被忘却，因為那已經被寫下並被保存著。

謝冕，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當代文學的教授。他在１９５９年畢業之後留校任教，１９６６年還是助教級別。他從小學就開始記日記，一直沒有停過。他中學畢業後當過兵。去軍隊的時候，他把他中小學時代寫的日記，也通通都背到了兵營裡，從來不缺不丟。後來離開軍隊到北京大學上學，念中國語言文學系，筆頭更勤。

文革開始的時候，他的年齡和背景，以及北京大學名教授很多的特點，都使他的處境相對來說要算好的。因為是一個年輕的低級別的老師，還有過在軍隊的經歷，他沒有被列為「運動重點」，也沒有被學生「鬥爭」。如果他大學畢業後是被分配在中學裡教書的，他可能比上文寫到的王本中老師受到更大的衝擊。因為他教的是文學，而不是數學，前者更容易被指責為「資產階級思想」或「修正主義貨色」等等。

儘管這樣，文革開始以後，他也停止了寫日記。不過他把舊日的日記還保留了下來，因此他確切知道他停止寫日記是在 １９６６年６月間。他說好像並不是某一件特殊的事件使他停止寫日記的，而是當時的整個氣氛與世態强烈地告訴他不能再繼續寫。也就是說，他知道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文革做出記錄和寫下自己的思考判斷是很危險的事情。能使這樣一個酷愛寫日記的人停止這一活動，改變一個人十多年的習慣，那種壓力以及由此引起的內心的恐懼與焦慮，一定非常大。

１９９５年，談到文革時，他會說起一些難忘的場面。比如，一次中文系在五院外側的空地上開鬥爭會。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都被抓來了。有一個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上。打倒在地上之後，還繼續打。沒人制止。

另一個場面是，有一段時間命令「教師下班」搞運動，謝冕和他當學生時候的老師周祖謨先生，都被分派到中文系文學專業１９６５年進北京大學的那個班「交代問題」。教師「交代」時，措辭語氣，稍有被認為不當之處，就被班上的學生聲色俱厲地加以呵斥，說是「態度不老實」，「對自己的罪行沒有認識」等等。要周先生「交代家庭」，周「交代」時說：「我的狗父參加過一貫道。」

謝冕說，周祖謨先生是現代漢語專家，教過他「現代漢語語音」課。班上二十六個學生，來自全國各地，他一一校正語音，一絲不苟。而且，他知道福建人、上海人各自都有什麼毛病，所以能對症下藥。周先生自己，說話作文，字斟句酌，十分嚴謹。他說出「我的狗父」這樣的話來，一定是經歷過痛苦的考慮，無可奈何，才這樣說的。一個語言學家用了這樣的表述，內心遭受的折磨會多於常人。謝冕說，這一個詞，他二十幾年也忘不了。

這樣兩個場景具體清晰，但是，因為沒有日記，他不記得發生在哪一天，哪一月了，甚至連哪一年，也要仔細來想，才能想清楚。

就在那之後不久，謝冕老師自己也落入了周祖謨先生一樣的境地。當40歲以上的教員和幹部都被「鬥」得差不多了，軍宣隊又開始整40歲以下的人，還發明了一個說法叫做「陸平的第二套班子」（陸平是文革前的中共北大黨委書記和校長）。謝冕就成了這第二套班子裡的人。

現在還會聽到有人說，文革時代是「大民主」，使用「四大」（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群眾起來「解放」自己，等等。這些人的記憶和陳述是真的嗎？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明白，使人不敢寫日記的環境和氣氛一定是非常嚴厲和殘酷的。既然連日記都停止寫了，人還有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嗎？在不敢寫日記的同時，那些寫在大字報上的話，會是什麼東西，也是很清楚的。

謝冕老師說，他在１９７６年底重新開始寫日記。他的日記經歷的整整１０年的空白，正好就是文革的整個跨度，從發生、發展直到因毛澤東死（毛死於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而停止的整個過程。

極少人在文革期間依然一如既往地寫日記，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許很多：那時他是一級教授，鐵定了的「反動學術權威」，文革重點打擊對象，日記這樣的事情反倒不會成為他被清查的重點；他１９６６年時６０歲，寫日記的習慣更為悠久深厚，不易改變。另外，他的日記非常簡短，客觀，中性，好像會計的賬簿。他不發議論，不臧否人物，不談個人感想。這種類型的日記如被拿走審查，相對比較安全。他的行動表明他始終拒絕接受一種不准記錄的生活，雖然他沒有說及這一點。

 在他的日記裡，記有：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下午１：３０入城參加市政協文教組討論《海瑞罷官》。

從這一記錄中，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時候，作為一個整體，教授們專家們還並未都被當作革命對象來掃蕩，他們被發動跟著上面的指示「討論」京劇《海瑞罷官》。雖然那篇在１９６５年１1月發表的批判該劇的文章（曾被江青自豪地稱作文革的發端）根本不像「討論」，而是橫加罪名，不容被控者辯解，也不許別人發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此時，還是用了這樣比較緩和的動詞「討論」，而不是直截了當地要教授們去「批倒批臭」某書某劇某理論或者甚至他們自身，如後來所發生的那樣。

五個月以後，記有：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工作組張小山同志說，我不是名位思想問題，而是牛鬼蛇神，和陸平黑幫勾結。

這時候，教授們已經變成了「敵人」，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所記的是：他，吳組緗，魏建功，王瑤，「被宣布停止勞動」。這幾個名字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從中可以看到，從１９６６年夏天到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這些教授一直在校園「勞改隊」中。這次放出來不久以後，他們又被關進了「牛棚」。關進去的日子沒有被記下。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９日的日記寫道：

今天是１２月９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韓指導員宣佈從今天起，恢復我們五個人的自由（王瑤，章廷謙，陰法魯，林燾）。上星期五（１２月６日）已經恢復了魏建功，吳組緗，朱德熙，岑祺祥四人的自由。

在這一天的日記裡，他還寫道：「我雖然沒有喊『毛主席萬歲』，但是我心裡喊了。」

筆者讀到這段日記的時候，王力先生已經去世。對最後這兩句話可以作幾種解釋或猜測。也許這是他當時的真實的感受，也許是為了寫些這樣的「套話」以保護自己也保護自己的日記。也許是一種機智的諷刺，因為那時這種高喊萬歲已經成了一套真假難分的儀式，而說這種話也成了一種常用的修辭方式。不管怎麼解釋，有一點是無疑的，這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你被審查被關押被打被折磨，然後你不僅不能反抗或者抱怨，你還得喊萬歲謝恩。

當時王力先生在行動上難有選擇，但是他記錄下來這一點，表達了他自己的一種保留評價餘地的努力，也留給了後人一個可供分析思索的圖景。儘管記錄的內容是重要的，但是記錄這件事本身也非常重要。記錄是一種態度。

日記還記錄了他＂恢復＂自由後所經歷的：

１２月１１日，在東操場參加「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晚上１１點，有人來查戶口。

１２月１２日，寫了「關於我家拆鋼琴的經過」，又謄寫「補充交代我的罪行」。

１２月１３日，領導上要我們寫一篇參加東操場大會後的感想。

１２月１４日，上午九點一刻，中文系全體師生對我們九人進行批鬥。（指上文所記的分別在１２月６日和１２月９日「恢復自由」的中文系的九名教授。）

如果沒有這些日記，後人不可能知道被宣佈「恢復自由」的具體含意是什麼――半夜「查戶口」，「補充交代罪行」，繼續被「批鬥」，也很難知道當時日復一日，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教師，以及領導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做什麼。

１９６８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延續了一年多，是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方法最為細密殘酷的一場整人「運動」。其中有一項是整「反動言論」。當時的人已經說話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那時候人也根本沒有錄音機（錄音機是在文革後才出現在商店裡供普通人購買的），為了要坐實人們的「反動言論」，「專案組」的打手們使出各種手段，晝夜連續逼供，恐嚇訛詐利誘，使用刑罰，還製造偽證。他們更高興的是發現人們手寫的東西，因為這樣容易給人定罪。所以，他們搜尋人們的私人通信和日記，試圖發現可能和「反革命」連掛上的詞句。他們把這樣的發現稱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階級鬥爭的偉大勝利」，抓到的東西越多，他們的功勞也越大。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同時也因為這種嚴厲和殘酷，關於這一段的歷史的當時的記載也是最為稀少的。

北京大學造反派批判校長陸平和反動學術權威

在王力先生一生的日記中，獨獨缺了１９６８年初到１２月９日以前的一段，顯然是因為被關押在北大「牛棚」裡面。「牛棚」中幾十個人一間，都在地上打通鋪。和王力先生在地鋪上相鄰的教授說，夏天的一天晚上，王先生被看守人員叫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他看到王力脫下身上穿的圓領白汗衫，背上布滿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

王力先生的妻子夏蔚雲告訴我，他抗戰時期曾經在昆明西南聯大，知道「雲南白藥」的功效，就帶了一盒「雲南白藥」進「牛棚」，還曾經給一起關在那裡的同事服用。「白藥」用草藥製成，傳統上用於治療金創外傷，抗戰時間曾經為軍隊大量製造，文革時成為北大教授的生活必備品。

王力也和鄭培蒂一樣，在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從「牛棚」被帶出經歷了那場大規模的毒打。他多年後跟家人說，這是他一生中身受的最大的奇耻大辱。但是這些毆打都沒有能寫在他的日記裡。記錄這些迫害事件是危險的，因為會被指控為所謂「變天賬」而遭到更大的迫害。　

發生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８年的校園暴力迫害高峰，不但狂暴肆虐，主宰一時，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留下寫實的記錄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使得當時留下文革的真實記錄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確實，四十年後我們也沒能發現當時秘密寫成的能夠為將來的人閱讀的文革記錄。）這些大規模的迫害不但控制當時人的生死，而且因其記錄缺失的特性而影響相對當時來說的將來——即今天和以後，因為對歷史的評判以及對慘劇的防範，需要建立在對事實真相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礎之上。

當經歷者依然活著，日記縱然失去，往事仍可補記，如果還有這種心思的話。但是，對那些因為日記而已經喪失了生命的人來說，生活和關於生活的記錄都變成了無法逆轉的死亡和毀滅。

黃復新，１９６４年大學畢業。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他是長沙湖南省水力電力勘察院的工程師。他的女朋友是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學生。黃復新在大學裡學的是工程專業，畢業後又做工程工作，他讀過的文學作品非常少，文學修養確實不高。有一次女朋友曾經批評他「文學水平低」。黃復新說，為了要女朋友高興，他决心提高自己的文學水平，具體的方法之一是開始寫日記。他希望通過寫日記來「提高文學水平」。而且，他把他的日記都給他的女朋友看。他前後一共寫了四本日記。

１９７０年，一個新的名叫「打擊反革命活動」的運動開始了。與前有所不同的是，這個運動不但在各單位關押很多人，而且把不少人正式逮捕，送進拘留所，再由法院（當時在「軍事管制委員會」管理下）判刑，最後關入正式監獄或者送上死刑場。其中第一步在各個工廠學校進行，由這些單位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和「公檢法軍管會」商定抓誰。

黃復新的日記放在女朋友的學生集體宿舍裡，被她的同學讀到，而且被認為有「反動內容」。因此他在單位裡被「隔離審查」。他的日記裡有一首表現思念之情的詩，被解釋成「盼望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黃復新說，這首詩甚至不是他自已寫的，因為有時候他無話可寫，或者是為了學習別人怎麼寫作，他會從書報雜誌上抄一些詩文在日記裡。再說，如果他真的「盼望」國民黨「反攻大陸」，他與其寫在日記裡，不如設法匿名寄到境外去，還有可能逃過信檢，送到國民黨那裡去。他說他寫日記主要是為了取悅女友，跟台灣沒有任何關係。

黃復新年紀輕，不可能在歷史上曾經為國民黨政府工作過，也不可能參加過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重點追查這兩個「反動組織」的成員，不可能成為所謂「歷史反革命」。日記的事情，他在被「隔離審查」之後仍然覺得是可以解釋清楚的。所以他雖然被關，却一直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嚴重問題」。

跟他關在同一間房裡的人，比他年長很多，被指控為「歷史反革命」。當黃復新被通知去參加大會並且聽說可能要逮捕人時，他還以為是要逮捕那名「歷史反革命」年長者。他勸那位年長者多穿一些衣服在身上，準備好直接從會場被公安警察抓走，那樣，身上多穿的衣服進了監獄可以有用。他是個關心別人的人。

他沒有想到，結果是他自己被逮捕了。在群眾大會上，他當眾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送到長沙拘留所。以後他既沒有過自我辯護的機會，也沒有過審判過程，甚至也從來沒有收到過判决書，他被口頭宣佈判了九年徒刑，罪名是「現行反革命」。

黃復新被押解到湖南省北部津市的涔淡勞改農場服刑。在那裡，犯人從事高强度體力勞動，而且吃不飽飯。他服刑期間，沒有任何監獄外的人和他來往。沒有人來探監，也沒有人給他寫信。只有他的一個在小縣城裡當小學教師的姐姐，不時給他寄錢，每次５元。這在監獄中很受其他在押犯人的羡慕。因為犯人家屬經濟上的窘困和被要求在政治上「劃清界線」，所以監獄中的在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當時被稱為「反革命犯」以和刑事犯相區別，很少得到外面的接濟。五塊錢對一個小學教員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數字。但是，黃復新的姐姐雖然給他寄錢，却從來不給他寫信。他寫信給姐姐問監獄外邊的人的情况，姐姐的回信是不要談這些，並警告他如再寫信，她將中斷寄錢。

毛澤東死去兩年半以後，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黃復新的九年刑期立即就要滿期的時候，黃復新被通知「無罪釋放」並得到了法院的一紙平反釋放通知書。他立即回到長沙。這時候，他才知道他的女朋友早已經因為他的日記案自殺身死。

可以想像，黃復新在坐牢近九年終於獲得釋放的時候，又得到這樣的死訊，會是怎樣地震驚和悲痛。

黃復新被判刑時，對他的判决書曾在街頭廣為張貼，以起到威懾作用。但是對黃復新本人，只是口頭宣佈的。他當然不可能保存有他當年的判决書。不過筆者找到一份有關材料，可以說明當時如何用日記作為罪名判刑，以及黃復新的案子既不是少見的也不是受害最嚴重的。

我找到一份關於55名「反革命份子」的材料，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在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１日發出。材料首頁說：「為了加强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份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檢法軍管會。」

這份材料的其餘部分就是５５人的名字和「罪行」。其中一個人的罪狀，僅僅就是日記和一些私人文字書寫。

現行反革命犯郭昌明，男，三十一歲，四川省人，北京鋼鐵學院助教。其父、兄均系資本家代理人。

郭犯思想反動透頂，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書寫十萬餘字的反動文章、日記、詩詞，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郭犯在押期間，借交待罪行之名，繼續書寫大量反動材料，惡毒攻擊污蔑我黨，無耻吹捧劉賊，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需要註明，其中所說的「劉賊」，是指當時已經被「打倒」的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當時街頭的大字報都如此稱劉少奇。這份法律文件也用這樣的語言寫。　

５５人中的大部分都在不到一個月後被判處死刑槍决，最輕的也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名受訪者說，他記得當時看到在他們食堂旁邊貼出的一份幾十人的「判决書」，有一名被處以死刑的人是鋼鐵學院的助教。這名受訪者當時是大學生，因「反動言論」被「隔離審查」，軍代表威脅說也要槍斃他，命令他跟死刑榜上的人「對對號」。他對死刑名單上年齡身份和自己相近的人印象特別深，但是沒有記下這個鋼鐵學院的人的名字。這位受訪者後來被判刑五年，文革後得到「平反」。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郭昌文，希望提供有關信息。

從這個法律文件，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通過司法機構以日記治罪以及治罪程度之重。「反動日記」的罪名，不但如上文所述出現在北京官方舉辦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的大報表上，而且出現在判决生死的法律文件中。也就是說，日記罪已經進入了法律領域，社會中最强有力最全面的控制和鎮壓的常規。

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文革已經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四年。從中學生紅衛兵打死寫日記的陳沅芷老師，到「公檢法軍管會」對「日記罪」的宣判，日記恐怖越來越系統化和嚴密化了。

清華大學造反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

日記恐怖是在文革結束後才漸漸結束的。應該注意到，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０日，毛澤東死亡兩年之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了一份《關於認真清理被指控為「惡攻」的案件的指示》。「惡攻」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縮略語。１９７１年林彪突然失寵以至暴死之後，「惡攻」的賓語剩下了毛澤東一人。稱為「惡攻」，是因為頻繁使用，才產生了簡稱。文革中，遭到這個罪名危害的不知其數。「現行反革命」罪是文革中最嚴重的罪之一，而「惡攻」罪又是「現行反革命」罪中最嚴重的之一。「惡攻」可以被判處長期徒刑以至死刑。這個《指示》規定了有五種被指控為「惡攻」的人可以「甄別」「糾正」。這五種「惡攻」人的第三種和寫日記有關。《指示》寫道：

第三種是，有的人對某些理論問題和方針政策問題，在一定的場合或者書信、日記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種情况，在黨和國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說錯了，也可以通過民主討論、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决，不能亂扣帽子。至於有的同志反對林彪、「四人幫」在思想理論上製造的混亂，堅持正確的觀點，反被定為散布「惡攻」言論，那就更不對了。

這個《指示》對一個很大數目的中國人來說可真是性命攸關啊。一大批因「惡攻」而被關在監獄裡或者被戴上「敵我矛盾」「帽子」的人，一直被認為再無希望翻案了。在這個《指示》下達以後，才有了黃復新這樣的人被釋放出獄的新景象。對沒有被栽上這一罪名的人，那時候也松了口氣，知道懸在頭頂上的利劍終於解除了一把。

這個《指示》發出之時，正是胡耀邦當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後給千千萬萬受害者平反，人道方面的貢獻很大。這一定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為文革迫害面的深廣也是史無前例的。但是，他們把這不正確地稱作「糾正冤假錯案」。「冤假錯案」是在執法中發生的個別問題；文革發生的則是系統性的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和虐殺，所據之「法」為非法。其實，他們自己很清楚把文革迫害稱之為「冤假錯案」並不符合事實，只是一個掩飾性的說法。所以胡耀邦先改了據以定罪的「法」（按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指示」不能算法，但是當時也就是法）本身，才來糾正一個一個的「案」。

當時胡耀邦新法的貫徹過程並不容易。黨治國先生的案例可以證明。他是陝西人，１９５７年時是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生。《文革受難者》書中的陳祖東教授和李丕濟教授都曾經教過他，這兩位教授在1968年「自殺」。黨治國在１９５８年２月被劃為「右派份子」（清華大學有571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作為懲罰被送去煤礦勞動兩年，回到清華大學當工人，每月只有31元工資（一般畢業生為56元），處處受歧視。後來他回了老家陝西韓城農村，1962年「摘帽」，到銅川礦務局當了工人。

黨治國在1970年2月16日被逮捕，正是毛澤東在那年1月31日批示開始「打擊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之時。他被捕當天，還未審訊，就被當作死刑犯上報陝西省。上面認為數目够了，批准了名字排在他前面的四個人，沒有殺他。１９７１年他被判處２０年徒刑。判20年徒刑不需要經省裡批准，市里上報備案就可以了。

黨治國的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他說，就是和幾個年齡相仿的談得來的青年在一起聊天讀書。他寫有日記並存放在朋友處。文革開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