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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民族歷史 找回民族自尊
――《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講演系列之二
辛灝年2005年6月18日講於英國牛津大學 （林丹、謝宗延 、陳文修根據錄音整理 辛灝年校閱補充）
前言
我們中華民族就像一個又古老又龐大的房子，有很多很多的東西，有好也有壞，有的是寶貝，有的則應該扔掉。我相信，即便是一座很現代的又新又大的房子，它有著美麗的客廳和種種現代化的設備，但它一定也會有個廚房，有個衛生間，也要有個放垃圾的地方。這是常情。但是，近些年來，我們一些號稱是「精英」的朋友，他們因為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恨鐵不成鋼」，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開始說我們的中華民族的「天不好，地不好，人不好，山不好，水不好，民族也不好，民族傳統文化更不好……」，唯獨沒有說一九四九年以後那個「當家」的馬列黨族、即「馬列子孫集團」不好。這種思想，這個說法，便在客觀上為共產黨開脫了罪責。這種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文化拿來為共產黨做墊背的狀況，到九十年代以後，直至今天，就更進一步地發展了。大家可以上網站去看一看，可以找到國內的雜誌看一看，那上面，有一些人，已經在公開的說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劣等的文化，中國人民是愚昧的人民了……而且說得咬牙切齒。講一句心裡話，我真是聽了很難過，因為事實――根本就不是這樣。 幾年前，有一位朋友，他在和我聊天的時候曾說﹕「你看，人家俄羅斯民族是多麼的偉大，多麼的文明，多麼地有修養……我們中華民族是什麼東西嘛！太愚昧無知了嘛！」我當時聽了真是很難受，也很生氣。我回敬了他。我說﹕「如果你說俄羅斯民族比我中華民族偉大、 文明、 有修養，那我請問你，馬克思主義是在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首先奪取了政權、復辟了專制、並對人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專制復辟統治的？是俄羅斯嘛！是前蘇聯嘛！馬克思主義侵入了俄羅斯民族，並且在俄羅斯『以革命的名義』建立了一個現代『教政合一』的專制政權，還向世界、特別是向我們中國，強行輸出馬列，蓄意製造辛亥之後我們艱難共和進程中的混亂，瘋狂顛覆了我們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而且，它的共產專制制度一直搞了七十四年才終於崩潰。然而，到今天為止，中共專制政權也不過才五十六年，能不能搞到七十四年，我看還很難說。所以，憑什麼說我們的中華民族就比不上俄羅斯民族呢？就比它愚昧呢？就比它糟糕呢？五十多年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難道還沒有被中國的馬列子孫――共產黨罵夠、燒夠、否定夠、踐踏夠，所以，你們今天還要接著罵、接著燒、接著否定、接著踐踏嗎？再說，你們繼續否定和謾駡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成就』和影響，能夠比得上共產黨嗎？」 我們顯然是「僵持」在那里了。但他沒有再反駁我。 由於這件事情對我刺激比較大，所以，我才決心看一看，在我們的民族和文化裡面，是不是真的就沒有任何好東西了？我想再來搜檢一下，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文化、更有著三千五百年紀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到底還有沒有值得我們肯定的東西？我更想看一看，我們的民族和民族文化，是不是當真像今天的那些所謂的精英們罵的那樣――一無是處，毫無希望。 我看不是。所以，今天我要請在座的朋友們原諒我，原諒我今天是專門來說中華民族好和中華民族的好文化的。因為，該罵的和不該罵的，都已經被別人罵夠了。我也來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我只講四點，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請大家批評。
一、樸素的「天人觀念」
我覺得我們的民族文化一開場就不錯。首先就有一個非常好的和樸素的天人觀念。大約三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們就對「天和人」的關係作出了一些樸素的解釋，並且給予了一些很好的發展。用三句話來作個總結，就是﹕一、開了一個好頭；二、有兩個好的發展；三、造成了三個進步的結果 。
開了一個好頭 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的皇帝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天子」。在上古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們把上帝、上天和神「三合一」了。他們不像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民，是把上帝、上天和神分開的。我們的先人認為，上天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神，所謂「三尺頭上有神明」，就是說，我們中國人是「敬神」的，我們中國人是「畏天」的，我們中國人對上帝是「敬重」的。而把三者合一，就給自己減少了很多麻煩。因為上天就是上帝，就是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的神。那麼管理著眾人的，管理著我們民族的是誰呢？便是上帝自己派到人間來的兒子，他就叫「天子」。這樣一來，由於上帝（即上天、神）的兒子 ――「天子」管理著我們，天和民便開始有了關係；天和人也開始有了關係。而古人所說的「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的話，就是說，祭天是天子的事情，是祭他的老子，也是代表我們在祭他的老子；祭土，就是祭地的事情，也只需要天子的兒子們、即被分封的諸侯們代表我們去做；而我們老百姓，只要安安生生的過日子就可以了。 所以，中國上古時代雖然也有宗教，但宗教只是一種祭祀的儀式。形形色色的宗教，不論是有記載的，還是只有傳說的，它們都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神派到人間來管理我們人民的，這和歐洲大不一樣。這樣一來，它便產生了一個很好的人間觀念，就是「天人之間」的關係，與宗教和信仰都沒有太大的關係。而「上天、天子、人民」這三個要素，則構成了一個很樸素的天人觀念。
兩個好的發展 1、天人關係的變化 這種樸素的天人觀念有兩個很好的發展，第一個發展是在大約在兩千五百多年之前，就是西元前四百多年，我們的一個先人，鄭國的大夫鄭子產，鄭重地說了一句千年之前民間就有的傳言。他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他這句話很重要，他說老天在看著你，那就等於是人民在看著你。人民發出的聲音，就是老天要告訴你的話。這樣一來天和民的關係就變得「近」了，上天的意志裡面已經開始滲透著人民的意志了。同樣一句話，「民之聲即神之聲」，這是英國的一位著名神學家阿魯坤說的，可跟鄭子產相比，它晚了我們一千五百年；跟我國民間早已流傳的相比，則晚了二千五百年。
2、天民關係的革新 第二個發展，就是它革新了天民之間的關係，由於在那個時代裡面有一些殘暴的君主，他們不是好天子，人們不滿意他，想換掉他，怎麼辦呢？人民必須要拿出一個辦法來，而這個辦法，就是利用「天命」。中國古書裡面有這麼一句話，叫：「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湯武革命，就是指商湯討夏桀和武王伐紂。桀和紂是兩個壞君王，商湯討夏桀和武王伐紂就是要救黎民和天下嘛。所謂順天。就是上從天意。所謂應人，就是下應民心。它說明，天和民是相通的，人民的意志已經在冥冥中變成了上天的意志。天子對人民的管理和統治必須服從於他的上天，可上天也要聽人民的。所以「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這句話，孟子說得很好。它的意思就是，我們只聽到說殺了一個暴徒紂王，沒有聽說殺了一個君王。這樣一種樸素的政治文化及其發展，給我們中國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正面歷史影響。
三個進步的結果 1、神教分離 很顯然，樸素的天人關係，為同時期和後來中國宗教信仰的發展，規範了兩個十分重要的原則，這就是神教分離和教政分離。首先，神是天上的東西，教是人間的東西。中國古代的宗教，只是為天子和人民擔負著安排祭祀的儀式而已。據此，中國的宗教，就不能夠去挾著上天的名義，挾著上帝的名義，挾著神的名義，象挾天子以令諸侯那樣，來奴役自己的人民，來表示﹕只有他，才能和上帝、上天相通；所以，人民必須服從他的統治，只有他們才代表了上天和上帝的意志。 因為，我們的人民，自己和上天本來就是相通的，「直通」的，而且上天還要聽我們人民的，所謂「天命就是民命」。因此，在人間，就沒有任何力量，既可以超越上天的意志――天命，又可以超越人民的意志――民命，以代天、代民立言行事。這樣一來，不僅從一開始，就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宗教分離開來了；而且，從一開始，就取消了宗教對神和人的「兩面代表性」。也就是說，在中國，根本就不需要、也沒有存在過能夠既能代表神權、又能代表民權的「教權」。因為，我們的上帝和人民，根本不需要宗教來作他們的中間人，來作他們的代表；更不需要宗教來作為自己信仰、思想、政治和任何一個方面的管理者。這個思想，在歐洲，直到十六世紀，也就是歐洲的千年宗教黑暗統治行將結束的時候，才由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所提出。千萬不要小視這個樸素的理念，這個理念，使中國數千年漫長的政治歷史中，直到西元1949年以前，從沒有出現過宗教思想統治和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政體，更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千年宗教黑暗統治的巨大歷史悲劇。
2、教政分離 神教分離所造成的另一個好結果，就是「教政分離」。大家看看我們中國歷朝歷代的天子們，從來都不會讓一個教會的長老、一個宗教的領袖，來為他戴上皇冠。他總是把各種各樣的宗教拿在自己手裡面，或是去配合他的統治，或者是幫助他的統治，或是去解決他統治當中的一些問題。所以我們中國才會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都從來沒有出現過「教政合一」這樣一種極端專制的糟糕統治。 佛教在中國倡行的時候，魏晉南北朝最為厲害。我就不說北朝了，我說南朝。南朝有一個皇帝叫梁武帝。他自己非常信佛教，曾三次把自己捐到和尚廟裡去做小沙彌，做苦工。但梁武帝在處理政事的時候，卻從來不跟佛教拉上關係，從來不請他喜歡的和尚們來解決他要處理的人間政治問題。光是南朝就有三位皇帝「愛佛教不愛江山」，特別是梁武帝居然能夠和不信佛教的人在皇宮前面打擂臺，進行辯論，辯論輸了，也不亂殺人。這可是共產黨統治下，連做夢都做不到的事情，誰敢和共產黨辯論馬克思主義對還是錯呢！那不是找死嗎？所以，大家想想看，在我們中國的民族文化裡，這難道還不是最精彩的民族文化之一嗎？ 教政合一的要害是什麼？教政合一的要害就是思想統治。人，是萬物之靈。一旦人的思想被統治了，不能獨立思想了，不能獨立思考了，就等於成了「腦死」之人，這樣的人和動物還有多大的區別呢！現在有所謂「豬論」，是說，中國人只要能吃飽就行了，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不需要思想和思考。這就是思想統治的殘酷結果。所以，我認為，在我們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政治傳統裡面，其精華之精華，就是我們從來沒有實行過「教政合一」的統治。我們的歷代皇帝們在這一方面是相當開明的，也是共產黨和他的統治所無法相比的。 神教分離和教政分離，使得我們中國，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在教權服從神權」虛幻幌子下，使「政權服從教權」，和「人民既要服從政權、更要服從教權」的統治現象。而也正是教政分離，才使得中國在思想文化上從來沒有墮入過歐洲式的千年黑暗時期，使我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痛苦地中斷過對文化的創造，和對優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可以說，直至二十世紀，在馬列驅趕著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的鬼影，夾帶著蘇俄現代「教政合一」極權統治的惡行，入侵中國，對我們民族施行了瘋狂的文化侵略、無恥的武裝顛覆和殘忍的宗教屠殺，實行了「五千年中國從未有過的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統治」，則中華民族便能自始自終地向這個若大的地球宣稱：吾國自古以來何有宗教戰爭？宗教屠殺？宗教統治？更哪有千千萬萬、成代成批的思想罪犯可言？！
3、思想自由 第三個好的結果是思想自由。大家想一想，中國的皇帝不進行思想統治，雖然他敬天敬神；他不搞教政合一，便能允許各種宗教的存在。所以宗教信仰才不會成為絕對的統治思想，更不可能成為人民的思想挃桍。這就帶來了思想的自由。 而所謂思想自由。就是什麼思想都可以啊。墨家思想也可以，道家思想也可以，儒家的思想也可以，總之什麼思想都可以，只要你這個思想對我好，對人民好，對我統治有利，我就重用你。相反，我也不會消滅你、迫害你，反正讓你存在，讓你自生自滅。除掉你是真正的邪教，並且已經對社會、對統治、對人民造成危害和威脅時，那可就要另當別論了。 在中國歷史上，為思想殺人的例子是極其少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是怎麼死的？一天早晨，孔子知道自己要死，他就自己穿戴整齊，拿出一個杖柅，走出家門，仰望蒼天，俯看大地，笑呵呵地飄然而逝。而古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怎麼死的？在那個號稱是共和國的雅典的法庭上，「因為他要研究天上的事情和地上的問題」，就被法官賜他一杯毒酒――所謂飲鴆而亡。西方的先哲們、也就是思想家們，包括教權統治下的無數科學家，比如著名的哥白尼、伽裡略們，幾乎都是被教權迫害至死。在我們中國呢？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找到我們中國的科學家，我們四大發明的發現者們，有哪一個是被我們的皇帝燒死的？是被我們的宗教迫害死的？沒有嘛！李時珍、徐光啟那些有名的科學家都是善始善終啊。為什麼？就是因為思想自由嘛。沒有思想自由，何能有創造發明的自由呢？而思想自由的成就是什麼呢？第一、就是學術自由；第二、便是文學自由。 第一，所謂學術自由，就是各種學說都能夠並生並存。大家想想看，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了孔子，他的學生墨子，卻成了他思想的反對面，或是對立面，可是他們都能夠同時存在，還可以互相批評。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諸子百家，大家各執一說，也沒有統治者來迫害他們；相反，這些從民間來的學者專家們，哪怕他們當中有的還曾賣身為奴，比如秦國的名臣百里奚，但只要他有思想、有本事，統治者就會重用他們。在諸侯爭雄稱霸的時代，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成了著名的政治家，這就是學術自由啊，就是學術自由所帶來的好現象和好結果啊。反過來，如果沒有學術自由，那有諸子百家？如果沒有學術自由，那來百家爭鳴？那個時候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是真的；不像後來的毛澤東共產黨，是在耍「陰陽兩謀」，是要「引蛇出洞」，目的則是要「獨尊馬列，殺盡百家」。 第二，所謂文學自由。大家都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文學成就是很了不起的。那麼，我們的文學成就是從那裡來的呢？還是來自於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宗教自由嘛！而也正是各種各樣思想領域的自由，才造就了文學創造本身的最大自由。一方面，我們的文學在歷代皇帝統治期間，由於皇帝們對文學基本上都是無為而治，他根本就不想管那麼多，所以，你要愛寫你就寫，寫好寫好他都不大管。另一方面，文學家和詩人們，因為傳統的影響，又都有一個自覺地要為社會和人生進行「教化」的想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所以，文學家和詩人們又沒有因為當政者對他們無為而治，就採取不問天下、不關心社會疾苦的創作態度。相反，他們追求的，卻是「窮則獨善其身，達是兼濟天下」。孔子就說過一句話：「詩言志」。他還解釋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他是在說，詩是可以用來激發我們的激情的，詩是可以讓我們觀查社會和人生的，詩是可以讓我們將民間的疾苦上達天聽的，詩是可以讓我們用心靈來改變我們的人生和社會的。 你們看魏國的皇帝 ――魏文帝，他就對文學的社會功用發表過這樣的感慨。他說：「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你們看這位皇帝，他把文學看的是多麼的崇高。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文人們，我們的詩人作家們，由於他們有著自我擔負教化社會的那樣一種責任感，也由於整個社會環境基本上是自由的，社會思想是相當自由的，才創作出了太多的多姿多彩的篇章。 兩千多年前，我們就有了描寫真實社會生活的詩歌總集《詩經》，我們就有了表現痛苦愛國理想的浪漫詩篇《離騷》。到了大漢朝，一方面有著鋪張揚勵的大賦，來歌頌那個大一統帝國的聲威和成就；一方面民間的疾苦又在漢樂府裡面，就象先秦時代的《詩經》一樣，汩汩而流。到了後漢，我們一方面可以從《古詩十九首》裡面，看到整個社會在走向下坡路時，人民的痛苦與悲慘生活；另一方面，當此要變革天命的時候，我們又可以讀到「三曹七子」們雅好慷慨的詩歌，這些詩歌，表現了他們雖生於亂世，卻對建功立業懷抱著何等的美好追求和嚮往。即便是到了南北朝，在北方，雖是「天蒼蒼野茫茫，胡音生於北俗」；在南方，卻是「粉濃花香人癡，豔曲生於南朝」；但也同樣是在這個山河破裂、綱紀敗壞的時代裡，還是產生了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一枝獨秀……我就不說那風格多樣的《唐詩》、情彩斑爛的《宋詞》了。我單講那個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卻用武力打敗了我們的蒙人，在他們統治的元代，戲曲的創作和成就居然在中國戲曲史上佔據了最高峰。像《竇娥冤》這樣震憾人心的戲劇，即便是在全世界的戲劇之中，也要堪稱一流。所以，直到今天，它還流傳在我們的民間，活躍在我們的舞臺上。 連沒有什麼文化的蒙人，在統治了有文化的中國以後，也產生了如此偉大的文學成就。而文化也不多的滿人，只因他完全地接受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所以，在他統治的專制末世，竟也在文學上，使得我們的小說創作走上了世界的顛峰。我原來是寫小說的，我愛我自己民族的文學，我也喜歡外國人的文學，所謂「不薄洋人愛國人」。可是說心裡話，看了《安娜.卡列尼娜》，看了《包法利夫人》，看了《傲慢與偏見》……之後，真的，覺得它們離咱們的《紅樓夢》，還是差得遠了。這裡有一個民族文化欣賞的界限問題，有一個不好比的民族文化欣賞的習慣問題，但若是站在文學理論的立場上，我還是覺得，《紅樓夢》那種無一字說教，卻全部用文學的描寫和文學的形象，來創造人物、勾勒社會圖畫的那樣一種本領，那樣一種才華，真的是極少有的。 我們的民族，在自身的文學發展當中，還產生了自己優秀的古典美學。大家都知道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斯多德。他們的美學思想寄寓在他們的哲學思想裡面，在西方綿延了兩千多年，一直到一八七五年，德國的美學家鮑姆嘉通，才把它從哲學的王冠上拿下來，單獨建立了一個叫做美學的理論學科，也就是藝術哲學，好讓有興趣的人來從事專業研究。但是，大家可知道，一千六百年前，我們有一個三十五歲的和尚劉勰，就寫出了一部了不起的美學著作《文心雕龍》。至今我們都可以說，《文心雕龍》，不論是在思想和藝術，理性和形象，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等各個方面，都提出了相當正確和深刻的創作理論和文學觀念。而且，當時中國正處在一個被外來文化侵擾，並且正在產生文化融合的大紛亂時代裡，但他卻能夠把他的文學理想、文學思想和對文學創作方法的理性認識，進行了那麼美妙和深刻的總結――所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這樣一種美麗清越的文字，那樣一種深刻雋永的理論，今天，也只能使我們這些後人，在心裡感到「羞愧」而已。 第三，所謂宗教自由我就不想多說了。在中國，儒家、釋教、道家，神仙家、陰陽家、什麼家都有，什麼信仰團體都可以存在。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了天下，遍中國便開始只有一家宗教――就是西洋來的「馬教」了。而其他的宗教，要不就是被共產黨指為反動道會門，全部被共產黨殺光剿滅，譬如「一貫道」等；要不就逐步地和迅速地為共產黨所改造，所領導，變成了享受著共產黨的各級政治待遇、卻永遠失去了自由的形形色色宗教團體，比如今天已經在享受著科技級、初級、廳級待遇的各等各級和尚廟，和在實際上必須由共產黨幹部擔任各級主教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等等。
二、開明的王道追求
第二個方面，我以為，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還存在過有一種非常好的現象，被我稱之為「開明的王道追求」。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們中國人講「內聖外王」――就是孔子曰仁，孟子曰義；講王道，不講霸道。大家都明白，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政治追求，即便我們沒有全部做到，或者說我們做的還相差很遠，可是我們有此追求。比如說，孔子在兩千多年前說過，「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就是說邊遠地區的人民不服從，不要打他，而是用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道德來感召他，來吸引他。孟子對梁惠王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你不是要打燕國嗎？燕國老百姓歡迎你打，你就打；如果燕國老百姓不歡迎你打，你就不要打。這起碼是不主張無端地進行侵略嘛。即便是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政治文化也還是很不錯的政治文化。 二千年前還一個很有名的知識份子叫賈捐之，他曾在一篇著名的《霸棄珠崖文》中說﹕「欲與聲教治之，則治；不欲與者，不強治。」它指的是，當時，有人要把海南島拿過來，但也有人反對。他就說：如果海南島的老百姓願意讓我們用文化來同化、教化和管理他們，那我們就治理它；如果他不願意，就不要強行地去治理它。我上面所舉的這三個例子，可以說，我們的先人起碼是在思想上，在理論上，在實際的政治主張上，都是在追求著王道、而不是在追求著霸道的。 還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修長城和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而且幾千年來，大家都因此而罵秦始皇是個暴君。那我現在想問大家一句，不論秦始皇為修長城是怎樣地害苦了老百姓，但他的目的，卻顯然不是為了侵略，而是為了保護家國。中國歷代的君王們都修長城，也都是為了「護邊」，也就是預防侵略，而不是為了去侵佔他國、他民族的土地。這恐怕也是個基本的事實吧。 漢代直到武帝時，都曾遭遇匈奴不斷的「犯邊」，就是掠奪和屠殺我們邊境上的人民。當時，漢代剛剛歷經大亂才建立帝國，沒有本錢去和匈奴打，他只好把自己的公主（有的並非是皇室的真公主）一個又一個地嫁給匈奴人去和親。用以換取邊境的安寧。等到漢武帝的時候，國家強大了，他覺得不能再讓漢家的女兒，為漢家的人民去忍受這份侮辱，就決心反擊匈奴，結果還真的把匈奴打敗了。打敗了匈奴之後，由於他氣盛了，也就生出了擴張之心，就繼續地追殺匈奴，把匈奴的一支追殺到匈牙利去了，又迫使另外一支逃到了東邊，後來成為我國北方幾個少數民族的先人。由於年年爭戰，使得國力重新走向貧弱，他晚年因覺悟，就頒佈了「罪己詔」。他認為，我已經保衛了邊境和邊民，就應該知足了；我不應該再為著建立戰功和開疆擴土，而繼續讓人民流血流汗，使人民的生活越來越來窮困。 到了唐代，西藏當時叫吐蕃，曾兩次大規模地侵略中原，但最後都被大唐王朝打敗了，打回去了。可是我們的唐太宗和唐玄宗兩代皇帝，卻在打贏藏人之後，派出自己的公主去和親。這就不是因為打不過人家才被迫要去和親了。因為我們唐代的君主們，已經意識到和平的重要性，「睦邊」的重要性。已經弱化了那種要以武力擴展來為自己開疆擴土的欲望。 到了清朝，西元一七二零年，康熙皇帝就曾邀請達賴五世喇嘛到北京來相聚。為了歡迎他，康熙皇帝親自走出北京城二十公里，和五世達賴喇嘛席地而坐，飲茶討論國事。由此看來，我們的漢人，我們的先人，雖然還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夠好，但是，王道的思想和王道的追求，而不是霸道的思想和霸道的追求，畢竟還是他們所不敢輕易忘卻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大小朝代。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只有兩個未曾統一中國的朝代，一個尚可說是中華的一脈，一個卻是馬列的邪宗，只有他們這兩家，在打下天下、擁有天下之後，竟敢「大殺天下」。他們，一個就是洪秀全的農民造反王朝，另外一個就是毛澤東的共產革命王朝。除此之外，我們哪一朝哪一代的開國皇帝，不論大小，開國之後都不是「大殺天下」，而是「大赦天下」，非但對前朝的貴族、官吏甚至是戰敗的軍人，不當作「階級敵人」看，不去大批地或一批又一批地屠殺他們；而且把原來就該殺的犯人從監牢裡放出來，給予他們一個在新朝代裡繼續做人的機會。這和農民領袖洪秀全、特別是共產領袖毛澤東在奪取了政權以後，一定要利用「鎮壓反革命」等種種手段，發動各色各樣的政治運動，一再地和連續地殘酷屠殺「戰敗者、敵對階級，投降起義者、甚至是無辜的百姓」，完全不同。 在《走向共和》這部電視連續劇裡面，有一句非常漂亮的臺詞，是從一位記者的嘴裡說出來的。她說：「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配著這句說詞的，便是孫中山先生走進已經垮臺的滿清皇宮，告訴隆裕皇后說，「像這樣地優待前朝統治者，唯有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才能做到」。辛亥革命為什麼能做到呢？因為辛亥革命繼承了中華民族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中的這樣一種優秀傳統。這個傳統告訴我們，敵人已經被我們打敗了，在我們過去的敵人之中，能幹的我們應該用，不能幹的我們也應該留，要讓他們有安全感，以便共同建設新的國家。所以，只有馬列奉行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種殘酷的政治文化，才會把已經被打敗的敵人，把已經投降的敵人，甚至是把無辜的人民，按在他們血腥的鍘刀之下。這實在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所使然。 大家稍稍翻一翻最近國內出版的歷史書籍，看一看國內拍攝的歷史劇，就會發現，辛亥革命之後，失去了權力和貴族尊嚴的滿清王公大臣們，照樣過著自由的生活。有能力的，仍然擁有去奮鬥的社會條件，沒能力的，則可以我行我素地自我消磨。沒有人無來由地便去抓他們，捕他們，鬥他們，押著他們掛牌子遊街，逼迫他們去勞動改造；只准許他們規規矩矩，不准許他們亂說亂動，直至成批地殺害他們……。哪像共產黨那樣，殺了地主，還要奪地主的土地；奪取了人家的財產，還要殺害人家的性命；殺了人家的性命，還要給人家戴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要將人家的子子孫孫都踩在腳底下，永世不得翻身……一次土改就殺了兩百萬地主，一次鎮反就殺了四百六十萬反革命。毛澤東曾又歉虛、又驕傲地說：「秦始皇算什麼，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六十個儒生，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知識份子！」但是，這絕不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相反，是對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政治文化――「王道文化」的公開背叛和徹底反動。
三、理性地反對封建
第三，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東西，就是「理性地反對封建」。大家聽到我這句話，一定會覺得很詫異﹕我們中國是在什麼時候就「理性地反過封建」了？ 第一，反封建反得早。在全世界，像中華民族這樣，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反了封建、置了郡縣」，就自發自覺地從君主貴族政治走向了君主平民政治，非但極其罕見，幾乎絕無僅有。而共產黨卻根據馬列的所謂歷史發展「規律」，把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歷史，全部說成是封建，全部說成是封建社會，這不僅大錯特錯，而且是對中國歷史的蓄意歪曲和否定。 我們真正建立了「封候建國」這樣一種等級政治制度的大周朝，曾有八百年的歷史。其間，西周三百年；東周五百年，含春秋兩百四十八年、戰國兩百五十二年。距今已有兩千多年了。也就是說，所謂封建制度，只是中國兩千年前的古代政治制度。歷史的事實是，到了春秋時代，封建秩序就已經開始動搖；到了戰國時代，大周朝的封建社會就已經在走向瓦解了。整個社會，等級森嚴的政治秩序正在崩潰，平民意識更已經在迅速擴張。 鄭莊公以一國之諸侯，居然敢與周天子互換人質，歷史上稱做「周鄭交質」；其後，他甚至敢與王師交戰，射傷了周恒王的肩膀，使得周王室的威信掃地。後來，魯國的公子翬已經敢殺掉其父魯隱公，而另立公子允；宋國的華督也敢殺掉宋殤公，而另立公子馮；至於齊襄公竟與已經嫁給魯恒公的妹妹亂倫，而引發了叛亂篡國的悲劇；一些諸侯國的大夫，已經敢於弒君而自立，直至造成「三分公國」的亡國之禍……等等這樣一類無視封建禮法即封建秩序的事情，實已層出不窮。於是，隨著等級制度的日漸崩解，在民間，才會出現許多有思想、有才能的平民，哪怕是曾經賣身為奴的人，或戰敗為奴的人，都能夠憑著他們的才華和本領，而完全可以不依靠「出身好和出身貴」，就能在政治上和各種各樣的舞臺上展頭露角，施展才華和抱袱。奴隸百里奚在秦穆公時代出將入相的故事，蘇秦、張儀等無數民間士人，均可以在各諸侯國成為著名政治家的春秋戰國傳奇，都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一股進步的政治潮流，已經在隨著封建社會的日漸腐朽和沒落，而預示著一個新的和相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出現。倘使沒有這一歷史的變化和進步，春秋戰國時期，就沒有了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沒有了「諸子百家」，也就沒有了後來的秦始皇統一中國， 秦始皇終於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了中國。「廢了封建，置了郡縣」。中國終於從封建的貴族政治，走向了相對進步的君主平民政治。就是終於從「只有是貴族出身的人才能按階級管理天下的嚴格等級社會」，走向了一個進步時代。在這個進步的時代裡，只有君主一家可以世代相襲，其他所有的大臣和官員，甚至是宰相，基本上都是來自民間社會，要靠自己的才華和奮鬥才能夠脫穎而出，施展抱負。 此後，在秦以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好宰相、好官僚和好政治家。說句笑話就是，出身於「貧下中農」的大官、好官也有的是。那個時代，在以宰相為「班主」的平民政府和天子皇帝之間，雖然不可能存在「君臣有憲」，卻也是「互有制約」。宋朝人洪咨夔就曾評價中國的君主制度說﹕「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人主就是指皇帝，中書就由宰相當頭的「政府」。而中國古代的皇帝，大多數都能夠遵守這種制約。大家去看看歷史劇，讀一讀中國古代各種各樣的歷史故事，就會知道，許多的皇帝是不具有絕對的專制權力的。他在許多國家大事上，甚至是皇家的私人大事上，都要受到群臣的制約。他要冊立某一個妃子為皇后，還要「庭議」，還要臣子們一起來討論合適不合適；大臣們如果都反對，他也沒有辦法。他要冊封某個皇子作為太子，就要「朝會」，就是和大臣們進行三番五次地討論；要是大臣們一致反對的話，他也只好讓步。好皇帝聽大臣們的意見，就是聽以宰相為首的那個平民政府的意見；壞皇帝不聽群臣的意見，不買那個平民政府的帳，甚至還敢於濫殺大臣，那他就是自取滅亡。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王朝興亡歷史上，實在是數不勝數。 中國在秦以後的漫長君主專制統治時期內，一直到明朝那個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廢了宰相為止，皇帝和政府的關係，基本上都是互相制約的關係。這個政府，是用吐故納新的方法，也就是用考試的方法、監察的方法、早期則是「舉賢良方正」的方法，和設立諫官制度的方法，從民間不斷的引進優秀人才，自朝廷到地方不斷地懲治和淘汰壞的官僚，不斷地充實和更新平民政府。表面上看，它只是皇帝的辦事機關，智囊機關，官僚衙門，實際上，它掌握著政府的一些基本權力，甚至是和皇帝討價還價的權力。這個統治形態，從整體上來說，到了朱元璋才轉變，才惡化，也才開始了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沒落期。這個農民革命英雄出身的皇帝，他廢了宰相，將整個政府的權力攬到了自己的手中，將平民政府對皇權的制約，基本上毀棄掉了。滿清入關以後，一個少數部族統治了廣袤的中原大地，他害怕漢人造反推翻他，於是他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朱元璋的統治方法。這個方法，猶如乾隆皇帝所言，就是：「幹綱獨斷，乃本朝家法」。 儘管如此，自朱元璋的大明一直到愛新覺羅的大清，雖然宰相政府的職能，甚至是形態，已經消失，皇帝老子們已經真正做到了「幹綱獨斷」，但通過考試「不問出身好壞貴賤」地選拔官吏制度，和保留諫官及監察部門以制約官僚的制度，卻從來沒有被廢棄。相對於毛澤東時代一切講究成份、一切都要有嚴酷的等級、一切都要從「出身好壞」出發，來決定全體人民的全部命運，甚至是普通人民起碼的謀生要求；相對於共產黨改革開放之後，至今依然是「非黨不官」、「逆向淘汰」、至今連一個象樣的考選制度和監察制度都弄不出來，或根本就願意弄出來，即便是有，也只是過場和形式而已，我們的歷史到底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甚至是早就倒退到兩千餘年前的嚴酷封建等級社會去了？我想，歷史終究會作出一個公正的結論。 第二，反封建反得徹底。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焚燒了一大批經史子集，坑殺了四百六十個儒生，不僅是歷史的重大罪行，更得罪了世世代代的文人。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份子們，對他可以說是天天罵，月月罵，年年罵，代代罵。今天，在中國，有一些自稱是崇尚「個人自由至上」的知識份子，他們在仍然沒有真正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大陸，雖然高聲自號是「自由派」，卻不敢公開地罵史無前例的獨夫民賊毛澤東，特別是昨天的江皇帝和今天的胡皇帝，只敢於繼續大罵秦始皇；雖不敢真罵專制的共產黨、卻敢於惡罵共和的先知孫文――不公平啊！ 可是，大家是否知道，秦始皇為什麼要焚燒那些史籍、活埋那些儒生呢？ 秦始皇滅六國之後，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大秦朝，不但沒有象共產黨那樣，鎮壓反革命，殺地主鬥資本家，實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發動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的反右派鬥爭，直至發動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把知識界整個兒推進了血海，相反，秦始皇卻把「舊中國」各諸侯國的著名貴族知識份子們，都請到了大秦的首都 ――咸陽，讓他們做博士官，好吃好喝好住的款待他們，好讓他們自由地做學問。每年春天和秋天，還親自和他們在一起開會議政，請他們提意見，還讓他們罵，然後還宴請他們……這些博士官們，以著名的儒生淳於越為代表，整整罵了他八年，十六次，他都沒有將他們打成右派，也沒有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分子，更沒有抓他們勞教、勞改、甚至「綁縛刑場執行槍決」。 直到第八年，秦朝苛政，民間已屢有動亂，政權也已經不穩，宰相李斯，也是個平民出身的知識官僚，才向秦始皇提出，淳於越們到處講演，要廢除郡縣，復辟封建；要你重新封候建國，把已經統一的中國，重新分裂成周朝那樣的許多諸侯小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重新實行封建貴族政治，推翻君主平民政治，大開歷史的倒車……。於是，秦始皇問他該怎麼辦？李斯說，那就明令頒佈「禁書令」﹕主要是焚燒六國的史籍，他想借此來剷除六國舊貴族要求復辟封建制度的歷史政治基礎；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他想借此來消滅儒生們企圖復辟封建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礎……。免得他們到處煽風點火，擾亂人心。秦始皇完全聽從了李斯的建議，頒發了「禁書令」。於是，一場秦火，幾乎將秦前三代的史籍和經書，大部燒成了灰燼。當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就隨之而灰飛煙滅。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從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來嚴禁「以古非今」，也就是絕不允許「推翻郡縣，復辟封建」。 開始，秦始皇雖然大規模地焚了書，卻沒有大規模地殺害知識份子。但是，就在他以為「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之後，卻因為為他求長生不死仙藥的方士徐福，竟然騙了他大量的金錢東去而不返；方士韓終不但也和徐福一樣「攜款捲逃」，而且曾被他賜予許多好處的煉丹方士盧生和候生，也在背後罵他，然後也逃之夭夭……。秦始皇一氣之下，便要禦史查辦這些騙他和罵他的讀書人（他把儒生和方士都納為讀書人一類）。未想，儒生們為自保，卻互相「揭發「起來，就象中共發動歷次政治運動整肅和迫害知識份子一樣，許多知識份子為自保，就開始互相揭發、甚至相互誣衊起來。於是，秦始皇便下令將被揭發出來的四百六十個儒生活埋了。這就是他的「坑儒「。 焚書和坑儒，當然都是暴行，更是一種極端的暴行。可幸的是，其後歷朝歷代的皇帝，大多數確實都將他的焚書坑儒當成了一個警戒，當成了一面可怕的鏡子，而不敢效法。朱元璋興文字獄，是因他出身貧賤，心理變態，並非是志在大規模地鎮壓知識份子。清朝的文字獄，則源於民族壓迫，出自少數部族在統治了廣大中原之後，所必然會產生的恐懼心理，也不是蓄意要對知識份子進行大規模的迫害，甚至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個案」而已。兩者均非蓄意發動的全民式的政治運動。 二千餘年來，唯獨只有毛澤東和共產黨，不僅將秦始皇當成了學習的榜樣，而且還「以俄為祖」，「以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為師」，創造性地和極端地發展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政。毛澤東曾「歉虛」地說他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人的「語錄」，共產黨曾一次就打了117萬右派分子的「革命貢獻」（當時的中國，一共才有四百萬知識份子），只能叫一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矚目而驚心。秦始皇當然只能望塵而莫及，朱元璋和康熙、乾隆怕也只能是「望毛而興歎」！就不說，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千多年，整個世界早已經處在追求和實現民主的光明時代；而中國，也已經在20世記初就開始過「走向共和」了！ 秦始皇在兩千二百年前，就廢除了封建，統一了中國；用四百六十顆反動貴族儒生的腦袋，保住了中國從封建貴族政治轉向君主平民政治的歷史性進步。雖然殺人就是暴政，坑儒則是絕對錯誤，燒書不用說便是愚昧和愚蠢，但是，倘使我們能回首兩千兩百年前的時空，然後再想一想，中國的反封建是不是全世界最早的？中國的反封建是不是相當地堅決和徹底的？那也是一場革命啊，而且是決心掃除和結束封建制度的革命啊！ 此後，大漢朝取代了大秦朝。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在建國伊始，為了維護剛剛建立的統治，一方面繼承了秦皇朝的郡縣制，一方面也對劉家子弟和異姓功臣進行了暫時的分封，即短暫的「封侯建國」。可是，自秦始皇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廢封建，置郡縣，從封建貴族政治走向君主平民政治，一直到漢武帝最後用《推恩令》的辦法，徹底解決封建的殘餘制度，其間九十三年，曾一再地出現過「要封建和反封建」的長期較量，反復較量和殘酷較量。其中，眾多異性王國對大漢朝的反叛固然與此息息相關，更多的則是劉氏同姓王國，都曾為了「捍衛」自身的封建貴族權利，而一再地製造過種種的政治陰謀，掀起過形形色色反對中央朝廷和反對國家統一的背叛行動，直至發動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其中發生在漢景帝時期的「七王之亂」，和發生在漢武帝時代的淮南王反叛陰謀，以及為發動武裝叛亂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與北方匈奴相勾結的賣國勾當，竟然險些動搖了大漢的國本，顛覆了大漢繼承大秦的郡縣制，即君主平民制度。 但是，較之封建貴族政治相對進步的君主平民政治，還是在前後長達百年的奮鬥中，在大漢開國初期幾位開明有為的君主們堅持之下，由於一些先進政治家諸如賈誼、晁錯的智慧和獻策，而終於成功在一代雄主――漢武大帝的時代。中國的封建制度，也終於壽終正寢。其後，即便封建社會的種種殘餘形式和殘餘行為，還會在前進的時代裡，時而會沉渣泛起，但是，「封而不建」既已成為政治的規矩，「統而不分」也已成為歷史的理想。世襲的皇室各等貴族，頂多也只能是錦衣玉食，卻再也不能夠「割據稱國、復辟封建」了。即便有，也只能是轉瞬即亡。請大家看一看最近國內拍的一部很好的歷史劇《漢武大帝》，從那裡面，是能夠看到我們的大漢民族，是怎樣為了維護進步的政治制度，而在與落後封建制度和倒退歷史要求的頑強抗爭中，表現了我們偉大民族追求進步的意志和精神的。 第三，反封建不反民族文化。我在前面已經說了，我們中國反封建，一是反得早，二是反得徹底。就前者而言，與歐洲反封建較早的英國和法國相比，約早了一千六、七百年；比反封建最遲的德國、日本相比，則早了幾乎兩千多年；至於1861年才廢除農村封建制、即農奴制的俄國，那就更不用比了。就後者而論，則正是因為歐洲的封建制度崩解得太遲，所以，歐洲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物件和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反對「封建專制」；而我們中國的辛亥民主革命，就是孫文發動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的重大使命和主要內容，則是反對「君主專制」，又稱「君主帝制」；因為「封建專制」在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反過了，而且反得很徹底。 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只有明白了這個區分，我們才能瞭解共產黨硬要根據馬列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他們的反封建革命口號，將我們中國秦王朝以後兩千年歷史「一筆勾銷」的荒唐不經；和他們更要籍口「反封建」，而將中國的優秀民族文化予以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的滔天罪惡。因為，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在及早地和堅決地反掉了封建貴族政治之後，除掉秦始皇曾用過「焚書」的極端方式，來維護他奠定的郡縣制度以外，之前和之後，我們的先人都是反封建卻並不反自己的民族文化。雖然一把「秦火」，幾乎燒盡了我們的古籍，但是，其間，不僅尚有民族優秀分子，在暗中保護著和傳承著殘存的文化典籍；之後，特別是到了漢王朝建立之初，我們的先人，就更是自覺地從民間開始了一場「挽救民族文化」的運動。 他們不僅在民間全力搜求殘遺的文化典籍，而且許多昔日的儒生，他們先是憑著記憶，用口耳相傳；後則憑著記憶，用筆記錄；再就是對憑記憶傳承和記錄下來的文化典籍，考據和研究他們的內容之真偽，篇目之缺失。單單是著名的詩經，便既有申培公於魯地授徒教學的「魯詩」；也有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所傳的齊詩和韓詩；還有相傳是從孔門弟子子夏的門徒手裡傳承下來的「毛詩」；……其他諸如「易經」、「禮經」、「書經和「春秋」等，也都各有傳人。 這一場從民間開始的搶救民族文化的運動，不僅在漢初「要封建和反封建」的艱難較量時代，廣泛地影響了民間，也迅速地影響了朝廷，而且立即獲得了官方的支持、參預和推展。大家知道，從馬上得天下的劉邦，雖是個不讀書、也看不起讀書人的大漢開國皇帝，但是，在大臣陸賈跟他說明了道理之後，他便馬上改變了態度，明確地表示了對於搶救詩書的支持，甚至對儒生叔孫通大加欣賞。其後，他的兒子漢文帝則對少年儒生賈誼更是欣賞得了不得。特別是一些諸侯王，如劉邦的兒子，楚元王劉交、河間獻王劉德等，不但向民間廣求詩書文獻，重用先秦遺老遺少中的著名文化人士，而且還專門派兒子去向大儒申公學詩，以開拯救、學習和傳承民族文化之風氣……。 到了文帝和景帝，朝廷已經將對書經、詩經和春秋的研究，立為有博士頭銜的官學了，董仲舒、胡母生作了研究「春秋公羊學」的博士，晁錯和張生作了研究「書經」的博士，魯人申培公、燕人韓嬰、齊人轅固生作了研究「詩經」的博士……。由於書經失傳，文帝時，唯有濟南的秦朝博士伏生能治書經，但年高九十，不能行動，文帝就專派太常掌故晁錯前往學習，將其所傳，全部背頌下來，帶回了朝廷。到了漢武帝時，因著名儒臣王臧、趙綰的鼓勵，更因為武帝自己懷抱建功立業的理想，而開始尊儒，於是又聘請楊何為「易經」博士，後蒼為「禮經」博士，歐陽生為「書經」博士，加上原有的「詩經」博士和「春秋」博士，這就是所謂「立五經博士」。自此，朝廷開始允許五經博士授徒，五經學人，便稱「太學生」，朝廷也開始在這些畢業的太學生中考選官員。 此後，雖然武帝開始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改變了漢初的「獨尊道術」，不再對其他思想學術文化流派「予以提倡、納為官學」，但是，既未迫害，更為殺戮，而是「無為之治」，任其自生自滅罷了。絕非象兩千餘年之後的共產黨那樣，一意只在「獨尊洋教馬術，殺盡中華百家」，為建立一個背祖叛宗的馬列王朝，而不知屠戮了我多少中華優秀兒女的性命，毀掉了我們中華多少優秀的好文化。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何在東西兩漢，除儒學之外，其他各派學術、甚至包括由道術演變而成的上中下三等道教，都能夠為自己拓展一片發展的空間，雖然有的也曾走上了歧途，而成為邪教。 漢初從民間開始、由朝廷推動的「搶救民族文化」的運動，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 一是它使得在先秦就已經成形、成熟、並形成了輝煌局面的中國民族文化，沒有因為「秦火」而滅絕，卻反而得到了傳承和發展。 二是先秦文化留下來的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自由精神」，因此而影響了其後中國兩千年的文化發展歷史，為後來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成就，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三是它開了一個「好頭」。其後二千年，直到共產黨用馬列的思想文化來奴役中國人民為止，凡歷朝歷代的興亡之際，都不再出現過「秦火之禍」。也就是再也沒有哪一家開國皇帝，要對前朝和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進行滅絕性的焚燒和毀棄，從而使得中國的文化能夠沒有間斷和不再間斷地流傳了下來，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獲得了輝煌的發展。連入主了中原的少數部族統治者――元和清，都非但全盤接受了中華文化，而且為中華文化所同化，甚至在他們統治的朝代，依然產生了優秀的文化成就――中國戲劇和小說的發展，就正是在元清兩朝才攀登上了世界戲劇和文學的高峰的。 四是漢初，正處在「要封建和反封建」這樣一個倍顯艱難的時代。但是，不僅是在民間，而且在朝廷，都沒有因為決心反對和削除封建，更沒有因為封建勢力的一再反撲、反叛，而要求將先秦的「封建文化」同時消滅。相反，他們不但擯棄了秦始皇為反封建而採取的簡單粗暴做法，相反，卻一再地和持續地為搶救民族文化和繼承民族的優秀文化，立下了曠世之功，從而為中華民族未來的文化發展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石。相反的是，在其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唯有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馬列王朝，只需馬列的一句「反封建」口號，就會在「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馬列反動思想旗幟下，不僅對中國的民族文化進行了無恥的載髒誣衊，而且對我們悠久的民族歷史和輝煌的民族文化進行了瘋狂的否定，大規模的焚燒，和一再的、連續的毀滅。直到如今，馬列的思想文化仍然像無以根除的毒汁，浸透在我們當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在文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仍然在氾濫著其罪惡的影響。稱之為「史無前例」，乃確鑿無疑。 五是在歷經了馬列子孫集團――中國共產黨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浩劫之後，又為當代中華兒女懷著深哀巨痛而繼承「漢志」，對馬列文化和馬列行徑進行歷史性的批判和否定，從而號召「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留下了歷史的豐富遺產、思想的銳利武器和民族文化的深厚營養。 大家想一想，我們中國人，除掉馬列子孫以外，是不是早就「理性地反對過封建」了？
四、偉大的同化力量
我們中華民族，因為文明開發得早，發展得早，而且發展得好，所以，才會在相當程度上，追求著「內聖外王」的王道文化和王道政治；才使得我們的中華民族，不是依靠武力，而主要是依靠「文力」，也就是文化，來發生影響，產生凝聚；既教化了眾多的化外之民，更同化了許多的週邊民族，從而逐步地開疆擴土，逐漸地形成了一個有著統一政治和統一文化的泱泱大國。這個泱泱大國，雖然合久又分，分久又合，但是，他的文化，在不斷的分分合合之中，卻不是破裂了，消散了，而是摶合了，融彙了，並且更具有中華民族的文明特色了。這就既形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同化力量」，又因為這一偉大的同化力量，而促成了我們大中華的形成、鞏固和發展。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歷史上曾出現過幾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期，一是先秦時期，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是元、清兩朝。而次次融合，都既依靠的是我們的文化，又發展了我們的文化。比如，秦、楚兩大國，在東周、也就是在春秋戰國期間，秦作為原來的西北少數民族，就是先「華化」了自己，先接受了華夏文化，然後才「華化」了整個的西北地方諸民族，直至最後了統一了中國，又統一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南方的楚國，則同樣是先華化了自己，就是先接受了華夏的文化，然後才「華化」了長江以南的諸民族，直至終於成為我們大中華民族的一片美麗南國。 特別具有同化意義的例子是，就是在春秋的內亂和兼併時期，當時對於華廈民族的許多諸侯國而言，最大的危險，曾來自於南方的楚國。當時的楚國地廣勢強，它自己就曾宣言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也就是說，他要趁亂侵略中國了。但是，南蠻楚國，雖因乘機征伐，而滅掉了漢陽一帶不少華夏姬姓諸侯國，但是，它卻在對北方華夏民族征討釁亂的過程中，受到了華夏民族文化的深沉影響，竟然漸漸地變「嗜侵略」而為「愛和平」，變「亂中國」而為「入中國」了！也就是說，由一個彪悍的蠻夷而逐漸覺醒，幷逐漸「善變」為一個「要知華夏文明、欲加華夏之盟」的「盟國」了。據歷史記載，後來，楚莊王雖曾攻打過陳國，卻因申叔時諫言，便恢復了陳國；雖攻打過鄭國，卻又能夠在打贏之後自行退兵而不佔領；於楚晉邲一戰中，它曾將宋團團圍住，卻只因為有人告知宋國國內已經是一片「易子而食，折骸而焚」的苦況，楚王居然能夠以華夏文化的「不忍人」之心，退兵而返。由此可知，此時的南蠻楚國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致莽莽楚天，終於變成了我華夏民族的美麗南疆…… 而另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則是，從兩晉五胡亂華，亂到南北朝的末年，北方的胡人，不僅佔領了黃河流域，而且入主中原，先後建立了大大小小幾十個國家。但在經歷了三百年的大紛亂之後，這些已經入主中國境內的鮮卑、匈奴、氐、羌各民族，卻日漸地被我們漢文明所同化了。不但他們的文化幾乎全部融入了漢文化，為漢文化所吸收、所改造；而且，絕大多數的胡人都已經被同化成了漢人，即便是還有一些要守住自己文化風俗習慣的團體和部落，也已經成為我大漢民族的一個部分。其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就不僅強迫鮮卑人接受漢人的衣冠文物，並且下令鮮卑人習漢語，改漢姓，死後連屍骨都要埋葬在中國。也正因為如此，才在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亂紛紛之後，重又出現了我中華民族的偉大統一國家――隋和唐，特別是唐王朝，則更將我們偉大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推向了一個更加偉大和高遠的時代。 還有一個宗教上的例子，就更能夠說明我中華文化非同凡響的同化力量了。東漢以後，特別是在紛紛亂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信仰在亂世之際傳入了中華，又因中華亂世而大獲傳播，進而發展、坐大，直至成了一種「有教義、有地盤、有財產、有僧眾的民間『教政合一』式封建勢力」。但是，從南北朝而至隋唐，中華民族從信佛、傳佛、揚佛而終於走向了「平佛」，即從對佛教的誇張、厚待、甚至放縱，最終地走向了能夠以平常心而待之，直至將它匯入進了中華的主流文化──儒學，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佛教文化，這就是唐代中期佛教「禪宗」的出現，也就是說，佛教被我們的中華文化「儒化」、即中國化了。這不僅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消化能力，而且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教化力量。此後，不論宋、元、明、清各朝視佛教是尊還是賤，佛教終不過是我們宗教自由之中國的一家宗教而已。 後來，雖然蒙人滅了我們的大宋，但蒙族卻成了我大中華民族的一個部分；滿人滅了我大明，但滿人卻同他的民族一起被我中華民族所同化。也就是說，他能以「武力」贏我，我卻能以「文力」勝人；你滅了我的國，我卻依然能夠用自身的文明和文化，教化和同化了你們，直到讓你也成為我的一部份。所以，著名的康熙皇帝才會說自己是中華的千古一帝；即便是慈禧太后，她在私心之中，也曾對自己說，她也是中華的千古一後。因為，他們都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當我們要自問，中華民族偉大的同化力量究竟來自於哪里時，一言以答之，就是來自我們偉大的文明和文化，就來自於這一偉大文明文化所形成的、擁有無限魅力的「文力」。這個文力，面對著一切企圖滅亡我的國家、甚至是企圖滅亡我民族者，它表現出來的，都是「一個不毒的偉丈夫和一個大量的真君子」的崇高形象。
朋友們：我今天講的，還不過是我們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中很少的一點值得我們驕傲的東西，由於學識所限，還有更多的好東西，就是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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