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寬鬆時期的成就 王若望傳記：第五部
上海的回城風 一九七八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走向開放與寬鬆的轉捩點，會議公報否定了華國鋒的「凡是」派路線，華的權力，也由鄧小平取而代之。可是在人們的心目中，胡耀邦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寬鬆的表現首先在「西單民主牆」打開一個缺口，為言論自由爭得了方寸之地。 追敘西單民主牆的興起，經歷了曲折和有趣的鬥爭，不妨說，是汪東興催生了「民主牆」。「四人幫」扼殺了團中央辦的《中國青年》月刊，「四人幫」粉碎後，《中國青年》有理由復刊，該刊編輯人員都是胡耀邦的部下，並參加了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第一期刊出了「天安門詩抄」，汪東興文化不高，在他那裏收容了為四人幫服務的筆桿子，其中有人將復刊第一期的《中國青年》送到汪東興那裏，他下令禁止該刊的發行。編輯人員就用化整為零打遊擊戰方式，將第一期《中國青年》拆開張貼在首都西單牆上，「西單民主牆」就這樣誕生了。胡耀邦卻支持民主牆，設法將民主牆上討論的重大問題反映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來。民眾就這一事件張貼大字報批評汪東興無權干涉言論自由，這時批汪的大字報已不限於西單，而且向其他街道擴展。大字報所涉及的問題，如要求平反冤錯假案，不管是不是反毛；更大膽地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 西單民主牆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直至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張貼矛頭針對鄧小平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和「第五個現代化」，正好與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唱對台戲。不僅扼殺了可憐的西單牆方寸自由之角，而且把魏京生重判十五年。鄧小平一朝權在手，第一個動作便是製造冤錯假案。胡耀邦面對鄧、汪聯合把西單民主牆扼殺的行徑，束手無策。彭真跳過胡耀邦，將起訴魏京生犯有洩密罪的判決書直接交給鄧小平，等到胡耀邦想插手干預，冤案已成定局。所謂「洩密罪」也很離奇，判決書上預先造了謠，說魏京生講過越南戰場上中方指揮官的姓名。此事報紙早就揭曉，何來洩密？從此司法部門給持不同政見者定罪，大多襲用「洩密罪」。 北方的民主牆事件擴散到上海，南京，慢了一個季度。上海響應西單民主牆，在淮海中路，人民廣場南京路一面的大樓，貼出了長幅的大字報，第一回合的語句比起魏京生的幾張還要激烈，我趕熱鬧前往觀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報，是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對面。 「毛澤東不是神，是人」！ 「四人幫倒了謹防新的四人幫重來」！
三年以前，黨中央號召大城市青年支持邊疆經濟建設，分配上海人前往的是雲南、青海和新疆三省，由於近年來黨的政策表現了寬鬆的氣象，所有支邊青年再也忍不住了，便成群結隊回到生活過的城市。帶頭發動第一波回城風的，便是上海的青年們。 當第一批回城青年達到了目的，第二天便前往上海。在市委所在地康平路，聚集約兩萬餘的人群，真叫做波瀾壯闊。 這場運動與八九天安門的群眾運動有相似之處，它是自發的，支邊青年皆從新疆、雲南省回來，所以又是集中而有秩序，市委領導找不到什麼藉口動武鎮壓；不同之處，回城風只有一項要求：准予邊疆回歸故鄉的中青年落實戶口。 讀者有所不知，中共對城市戶口的管制極端嚴格，幾乎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步。敢於衝擊城市戶口制度，首先發難的就是上海人。參與回城鬥爭的還有支邊青年的家長們，他們向聚集在馬路邊上的群眾宣稱：當年街道幹部如何用車輪戰逼迫子女非支邊不可；有的則用威脅的手段，如果不鼓勵子女支持新疆，就要敲掉家長的飯碗。我聽過白髮老人在馬路邊聲淚俱下的控訴，才知道所謂「車輪戰」，是發動老頭老媽一批一批輪流到某人家中，如家長點頭，當場畫押，並通知派出所今後不得將其子女列入城市，於是這家門口便貼上「光榮人家」的告示，車輪戰的部隊才停止戰鬥。有一位老人發狠地說：派出所和里弄幹部耍的是無賴手段！不過只有極少數家長被迫上鉤。 三天以後，集合在康平路上的回城青年人已有五萬七千餘了。並且選派出代表應雄耀、喬中林等五人，提出了要和市委領導人對話的要求，在被迫之下，上海市委只得低頭，恢復支邊青年原有的城市戶口；只有一條例外：男、女青年已和當地的對象結婚者，遷出的戶口不能恢復。 這場回城風的鬥爭以完全勝利告終！勝利的喜訊傳至四面八方，當年奔赴青海、甘肅、新疆等處的支邊青年乘著勝利的東風紛紛趕回上海。這幾個地方加起來的人數在十五萬人以上。「回城風」的勝利引起的連鎖反應，幾乎是在全國範圍衝擊了城市戶口制度。 從此，城鄉男女婚姻制度自動取消；農民進城做買賣，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對付員警的干預。 「回城風」的鬥爭，還有一個特點，新疆回歸的上海青年，大多是高小、初中文化程度，他們從小出了遠門，生活閱歷比較豐富，正如毛澤東所說：「社會是很好的大學校」，生活的艱苦鍛煉出不屈不撓和近乎狡獪的性格，比如說，「回城風」的鬥爭沒有知名的領袖，他們學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也用車輪戰術與市委領導軟磨硬撐。上述王輔臣、傅申奇、張先樑等，開始似乎沒有什麼，但他們的命運並不美妙，沒多久當他們回應西單民主牆，到街頭貼大字報，就遭到逮捕。 在以後的捉捉放放中，這幾位久經考驗的民運戰士表現出堅定和圓滑，始終不改初衷，他們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與我協力同心，發起成立「中國人權協會」，（最初命名「中國人權研討會」）我本人任顧問，主要骨幹王輔臣、張惠康、傅申奇、溫定凱、喬中林、龔星南等。公然面呈市府民政局，要求登記註冊。民政局並未拒絕，只是說：按規定社會團體必須與某個單位掛鉤，事實上所有的官方機構見到「人權」就怕，誰也不肯與這樣的社團沾邊。「人權協會」每週在復興公園舉行座談，公安人員站得遠遠的，用攝像機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漢。在座的神態自如，只當沒這回事，引得公園的遊客們向他們伸出大拇指。 「中國人權協會」也引起了黨中央領導人的注意，鄧小平就在八七年底的一次報告中曾提及：「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中間有的人要求到外國去『政治避難』，有的甚至秘密同蔣特機構發生關係，策劃破壞活動」。（引自《鄧小平文選》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按最後一句看來，他又在捏造虛假的罪名，準備採取鎮壓手段，只過了半個月，即有喬中林、李慶榮、應雄耀、董紹平、王輔臣和傅申奇等被捕。
胡耀邦仗義執言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任命胡耀邦為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兼秘書長，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比較開放寬鬆的局面。這種寬鬆在知識份子中間形成兩種反應：極左分子覺得這是個捲土重來的機會；民主派的知識份子認為根絕產生「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必須進一步與極左思潮作鬥爭。前一階段極左思潮曾把華國鋒的「凡是」解釋成「反右」，如上海作協的劉金和唐鐵海一夥混淆「左」和「右」，表明極左思潮常常依附於「四人幫」，二者是形與影的關係。 一九七九年極左派的反撲先在文藝刊物上露頭，六月號《河北文學》刊出「歌德與缺德」一文，認為作家的任務是「歌頌現代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食無衣之慮，日不怕盜賊行兇，夜不怕蒙面大漢上門。河水泱泱，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為何不可『歌』其『德』」？誰指出社會主義有陰暗面者，就是「缺德」。 此人還以惡毒的語言辱罵揭露林彪、四人幫種種惡行的文藝是「善於在陰濕的血污中聞腥的動物只能詛咒紅日」，後面一句是罵反對紅太陽毛主席者是動物。明顯露出此人原是四人幫的僕從、餘孽！ 我立即撰文進行反擊，題為「春天裏的一股冷風」（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０日《光明日報》、同月３０日《人民日報》轉載），以下簡稱「冷風」。 由於《人民日報》轉載，「冷風」的作用非同小可，各省市黨報紛紛轉載，幾個省的作家協會、文聯發表書面談話，聲討「歌德派」，「歌德派文學」在文化界成了流行的貶詞。 這一下嚇壞了極左派頭頭胡喬木，他不便正面反撲，而是運用組織力量，打電話通知各省市文宣部門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趕浪潮，對「冷風」卻沒有半句肯定。《河北文學》主編田間對「冷風」一文也不以為然，乃寫信給胡耀邦，信中指責王若望的文風太刻薄了，不注意文藝界的團結。胡在百忙中邀請田間和編輯——即「歌德」的作者赴京面談。 胡耀邦發話安撫田間和那位編輯，指出「冷風」還是符合大方向的。我從中宣部內部發行的《宣傳通訊》看過胡耀邦的談話摘要： 「王若望是我黨的老近衛軍戰士，他的批評失之於尖刻，你們不必計較，而《河北文學》的那篇文章是確實不符三中全會的大方向」。 那個時候，「老近衛軍戰士」的稱謂是很高的榮譽，當年列寧贊許功勳卓著的近衛軍戰士，就是這麼說的。本人不想借列寧和胡耀邦之光來炫耀自己，對誰也未透露過。直到十年以後胡耀邦逝世，適值《百姓》的主編陸鏗兄來訪，我才跟他講了胡耀邦的談話。我說：當年由胡耀邦跟《河北文學》編輯談話的那本《宣傳通訊》，上海地區的文教幹部沒有看到，原來是陳沂部長做了小動作，因為我在四屆全國文代會上公開批評他「左」得離奇，他對我心存報復，竟將耀邦稱讚我的那期《宣傳通訊》扣留不發。感謝安徽宣傳部長贈給了我一本，使我知道耀邦講話的原文。 從這件小動作上暴露出這位陳沂是小人肚皮雞肚腸，他想一手遮天，結果是自欺欺人。
《紅旗》論壇第一篇 一九七九年是我多產的一年，「冷風」引起國人和耀邦的注目，刺激著我旺盛的創作欲，大有「語不驚人誓不休」的雄心。 如果說「冷風」是針對一個刊物，一篇文章，往下要批判的便是黨中央的文藝領導。 接下來的一篇題為：「談文藝的無為而治」發表於九月號的《紅旗》上（以下簡稱「紅無為」）。《紅旗》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這就提高了它的身價。「紅無為」敢於批判《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而此文歷來認為是老毛的經典文獻。此文一開頭對「文藝講話」強調作家世界觀的改造，似乎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就寫不出優秀的文藝作品，「紅無為」提出相反的論點：「文藝工作者改造世界觀，往往是通過自己深入群眾的體驗，藝術的感染，榜樣的示範等途徑逐步實現，並由此獲得創作的題材和靈感。而那種採取行政手段把作家趕下鄉，開學習會討論，或採取批鬥方式，送幹校勞動之類，都不會收到什麼好效果」。並批判了「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之類「無法分工的分工」等荒唐的領導方法。往下，羅列了所謂黨領導文藝，其實是外行領導內行，給予作家開出「不」字當頭的許多條戒律，計有「英雄人物不能寫缺點和動搖；寫愛情就是小資產階級請調；英雄人物不能失敗，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觀失望；用兒童的心理和語氣寫少兒讀物，就是資產階級童心論；暴露我們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擊社會主義；中間人物不能寫；歷史上黨的錯誤路線碰不得；代表這個錯誤路線的人物寫不得；悲劇、諷刺劇要不得……」 《紅旗》犯下的錯誤驚動了黨中央，《紅旗》主編熊複請示胡耀邦如何善後，胡看了我的那篇「紅無為」，據說提了幾條意見：「不必公開批評，不要作者檢討，《紅旗》是我黨的機關刊物，由黨中央的機關報認錯沒有先例，影響也不好。作為一家爭鳴，讓他去『鳴』，好在問題不大」。 耀邦並未指出一家之「鳴」錯在哪裡，熊複感謝胡耀邦衛護了《紅旗》的面子，他當然照辦，只是把向我約稿的柯藍作了替罪羊，株連他丟了飯碗。
冤家路窄 陳沂原是軍委文化部長，下面兩個副部長，一位叫劉白羽，另一位叫魏巍，三個「左」王組成的領導班子鬧不團結，據說副部長劉和魏拿得出響噹噹的作品，魏有一個記述長徵的劇本，劉有幾篇歌頌內戰的小說，而陳部長卻沒有一篇文藝作品發表。 部長受到兩個副部長的排擠，這種情況在軍內並不稀奇，幾十年來，軍隊是個獨立王國，外來幹部等於異己分子，只有個別忍氣吞聲的外來戶才能混得下去。 陳沂把自己的苦惱向胡耀邦報告，他想離開文化部，至於受排擠的內情他沒有說。胡耀邦是個好好先生，他提出：中央的部長不當，當市里的部長，行不行？陳沂問：是哪個市？當他明白是上海市，便覺得挺好。胡耀邦只注意陳的級別是軍委文化部長，他可不知道，把一個「左」王派到上海領導意識形態，其後果比軍隊左了一大片要嚴重得多。 陳沂從出發前電告吳強和我到機場迎接，承他看得起我，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四十年間相互碰撞，想不到又在上海相逢！ 陳沂剛上任不久，按理應會見文教、宣傳、衛生部門的專家和領導，他把這樣的會見改為大家聚集在「文化廣場」聽大報告，簡單省事做到了，卻把與各條戰線的領導與專家瞭解下情和親切交談的機會錯過，勢必成為首長教誨，居高臨下的格局。這且不去說它，他在台上所講的內容令人大為洩氣，我是聽眾，他忽然講到白樺的「苦戀」是不愛國的，將軍們和耀邦同志很有意見；他還說，市委宣傳部就是要強調思想改造，就是要捍衛社會主義……。我在台下替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大報告在技術上也很差勁，講得重複，冗長，教條，枯燥，言談之間聽得出此人淺薄，不學無術，人們擔心他怎麼擔當得起宣傳部長的重任。 在這以前，我的黨籍已恢復，重新回到《上海文學》任副主編，領導我的是老成持重的鍾望陽，為著發稿用與不用，難免發生衝突，我信任陳沂，在相持不決的情況下，有時把可用的稿件請部長作最後決定。為著一篇很精彩的作品，被鍾排斥，我告到部長那裏，陳沂沒空看，我並不怪他，可是他同樣否定了這篇佳作。我相當惱火地當面批評了他，沒想到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參加會議者大多是各區宣傳幹部，他舉王若望的例子，批評我自作主張，黨性不強。 這一場衝突，我沒有感到有什么差錯，退一步說我真有錯誤，應當當面提出，趁我缺席而大扣帽子，豈不是一種缺席裁判？這一年正好在北京開四屆文代會，出席會議的作家名單，須經市委宣傳部審核，這樣的手續體現了黨領導一切，民間團體沒有任何獨立性可言，部長陳沂發現上面有王若望的名字，本打算將王若望刷掉，後來還是保留。 我在赴京路上就設想了爭取公開發言的機會，這次文代會由胡啟立代表中央致詞，他的祝詞強調創作自由不容侵犯，如有誰干涉作家創作自由，可以向全國文聯、作協或中宣部提出申訴。這對我的公開發言又是一種鼓勵。文代會的程式中有一項各地代表自由發言———以前文代會以及其他會議，從未有過，「自由發言」一項，實因「自由」二字是中共的禁忌，四屆文代會實屬「首創」。 我代表上海作家發言，前半段熱烈擁護胡啟立承諾創作自由，接著舉上海宣傳部長為例，批評他便是窒息文藝的領導人，至今記得我還舉出若干事實：話劇「布穀鳥叫了」，「洞簫橫吹」以及白樺的「苦戀」等，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涉，有的禁演。黨中央的文藝政策已經公佈了，傳達到下邊如果頂著不執行，你們說怎么辦呀？我和陳部長的友情已有半個世紀，曾當面對他提出忠告，他不願接受，反而干涉的情況多起來了。我們的宣傳部長還在繼續犯錯呢。最後，我又回到胡啟立的祝詞，我說：「真正兌現創作自由，不要怕得罪領導，胡啟立授予作家們有權上告，今天我的自由發言就是第二次使用上告的權利唔！」 我的這次發言，會場上激起多次鼓掌。 回到上海，便碰上陳沂軟硬兼施對付王某的動作，他找我去談話，當然沒有好面孔，陳要我承認我是一種報復心理，還要我發表文章，挽回在文代會上肆意攻擊陳的影響。 我說：話都講出去了，如何挽回？如要我發表文章，我或許有更多事實證明我的發言並非惡意攻擊，報復心理或許有，先是你在宣傳工作會議上，你點了我的名，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上，雙方是平等的，你既然點我的名，我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況下指出部長的缺點，高明的領導人聞過則喜，不高明的領導人才會指我是報復。 陳想不出反駁之詞，一時語塞。我動之以情誠懇勸說他珍惜我們之間已有五十多年的友誼：想當初你通知吳強和我到機場接你。我和文藝界的同志對你抱著多高的期望，你也以為上海有兩名老朋友可以更好地協助你的工作。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對立。 我進一步說：「你不妨反思一下，你剛到上海，下車伊始，第一次在文化廣場跟上千名專家和領導見面，你輕率地把幾位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批了一通，完全是從極左的角度做的大報告，人們挖苦這是新官上任放的第一把火。我曾通過馬楠同志（陳的妻子）反映一些作家對你的粗暴作風有意見，我的用心良苦，卻換回了你如此恨我，難道這是我的責任！」 陳沂只能列入「不高明」的領導人之類，對我的推心置腹的進言依然無動於衷，上一節曾講到他扣留內部刊物《宣傳通訊》，因為那上面刊有耀邦稱讚王若望的話，他就全部扣發，借機報復。如果通過這次交談，他表示願意改進的話，彌合我們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還是做得到的，可惜他始終耿耿於懷。他在六年後寫的一篇文章――副標題為：「從王若望被開除黨籍談起」一文中，曾這樣講到這次交談：「我萬萬沒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王若望針對我作了不實事求是、不與人為善的發言。這個發言，不僅在上海幾百人的代表團中造成不良影響，也在全國文藝界造成不好的影響。回到上海後，我向市委作了彙報，但我們並沒有對王若望進行公開批評。我只是個別找他談話，指出他的錯誤，對他進行了批評。最後問他：「你這樣做，考慮後果沒有」？他說：「沒有」。（參看《自傳》二卷附錄４２２頁）。上述引文提到「我們並沒有對王若望進行公開批評」，從這句話裏，可見市委並不同意他準備嚴懲王若望的意見。 陳沂部長手中有權，他怎肯善罷甘休，於是又想方設法把我調離《上海文學》編輯部，這么做未免太露骨了，便轉了個彎調我到黨校去學習。我剛剛恢復黨籍，既然他用冠冕堂皇的名義調我去黨校學習，不服從也不行。
進黨校受洗 我歷史上兩次被開除黨籍，兩次進黨校進修，記得一九四三年我頭一次進入山東分局黨校，因我得了個「山東王實味」的美名，分局組織部長李林同意調我至黨校，那時我對李林部長的決定，感情上並不抵觸，不像第二次進黨校那么勉強。記得老根據地流行兩句順口溜：「叫你洗澡，請入黨校」。「洗澡」在這裏不是真的洗澡，指的是思想改造，或者像天主教徒受洗，這兩句口訣說明進入黨校的學生多半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結合我的遭遇，當時覺著到那裏洗掉「山東王實味」的美名，洗得乾乾淨淨，一舉兩得，所以我第一次進黨校的心情是愉快而滿意的。 第二次進黨校，同樣也有洗去思想上污垢的含義，在陳沂眼裏，王某喜歡「抗上」的污垢夠嚴重的。我心裏明白，進黨校不過是一種過渡，他的計謀最終是撤掉我的《上海文學》副主編職務。 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注意喜鵲的生活，黨校設在郊區，觀察喜鵲比較方便，引起對喜鵲的研究，多半是法國昆蟲學家法布林著的《昆蟲記》使我對動物發生了興趣。七年後我寫成《喜鵲王》的科學小品，是我進黨校的「博士論文」，也是意外收穫。我還寫了「上海一霸」，評論上海市委書記，一手提拔四人幫的柯慶施罪惡的一生。（發表於一九八零年《民主與法制》）。 我的處世哲學：自我感覺良好。儘管有權的人左右逢源，背後捉弄我，打擊我，我處之泰然，自求多福。 既然來黨校的同學大多是犯了這樣那樣的差錯，得罪了上級，他們的自由化思想比較嚴重，與我可算是臭味相投，這就使我聯想起當年在「五七幹校」中的一段自由開放的生活，在這裏，我悄悄地做了兩件有意義的事：一是記下各人受打擊遭迫害的經歷；二是出了幾個問卷調查，請求同學寫下自己對某些現實問題的意見。 學習結束時，我的調查研究贏得了雙豐收，兩本筆記本記得滿滿的，可惜這兩大豐碩成果在一九八七年抄家中被公安人員抄去。好在我用拉丁字編碼記下各人的名字，沒有株連同學。此處只能以苦思冥想記下問卷答案的幹部思想調查： （一） 最不滿領導體制中的何人何事？（二）何項制度？（三）有哪幾件好人好事過硬的？大多數答卷：（一）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組織部長，人事處長；（二）開會忙，向黨交心，公車、房屋、補貼上的等級森嚴，不斷搞政治運動，報表弄虛作假，黨委干涉個人婚姻自由••••••；（三）最不過硬的是學雷鋒，學大寨，學焦裕祿，學楊懷遠，好人好事大多是弄虛作假，吹肥皂泡吹出來的。少數答案比上述答案更徹底，報上大字標題表揚的模範人物，沒一個經得起考驗，標題越大越不可信，那個單位挑選的模範人物，本單位的群眾最討厭。 關於拉丁字密碼速記法，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漕河涇獄中發明出來的，這裏順便補敘一下：原是為了寫作安全，用密碼寫下禁忌的雜文或通信中防止官方偷檢而製作。當時，除了羊子能解讀，無人知道底牌。直至一九七八年，有一位中國通美國人林培瑞先生，漢語已到了能說相聲的水平，我曾教他自編的「拉丁密碼速記法」，林教授一學就會，當場使用密碼與我筆談。這並不是他特別聰明，實因這個速記簡單易學（林教授曾於一九八七年協助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讀者如有興趣學習，參看附錄（四）中文，代數公式對照例句即可。 自羊子的媽媽介紹羊子與我認識，在定情後整整蹉跎了十二個年頭，即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起初是摘了右派帽子，頭上還有一頂現行反革命，後面這頂帽子壓得我好苦，直至一九七八年年底才宣告廢除，幾乎同時，原有的右派帽子，由上海市委公佈的二十四位著名的右派，由廣播電台宣告右派「改正」，其中王若望排行「改正」名列第四。 這可以說是雙喜臨門，我和羊子的愛情延續了十二年，也應該到了劃句號的時候（有關詳情，請閱當時轟動全國的、由上海夏畫先生主編的《青年一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第二次結婚」）。 新婚之後，羊子趕回湖南株洲田心機車車輛廠上班，正如杜甫「新婚別」中所說：「暮婚晨告別，無奈太匆忙」，我捨不得離開她，半年後就去株洲探親。我利用那個簡陋而又甜蜜的小屋，寫出了《饑餓三部曲》（發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收穫》，後編入港版《王若望選集》，並有美國駱基南（Kyna Rybin）女士譯成英文，由倫敦、紐約同時出版。） 這篇報告文學引起了文化界普遍的重視，（《收穫》又增印三版發行三十四萬冊）。讀者認為是寫出了中共治下黑暗生活的第一個作品，系「大牆文學」的開山之作。 不過，當時的中宣部長王任重看了並不滿意，他通過黨組織作了口頭指示：不介紹，不擴散，不轉載，「三箭齊發」。中宣部內的朋友告訴我：部長看過饑餓三部曲，他批評作者將國民黨的監獄與我們的監獄作對比，讓讀者覺得共產黨監獄的黑暗還超過國民黨。造成的影響極壞。 我在一篇雜文中批評「朱子家訓」，宣示我的治家格言：「長幼平等，民主治家，婚姻自主，睦鄰友好」。 我跟李明有七個子女，李明亡故，撫養孩子的重任就由做父親的一人承當。 我崇尚民主自由，總不能出門喊民主，關了門依然實行家長制。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從小就受到民主精神的薰陶。上述治家格言便是貫徹民主精神的身體力行，在舊家庭中，真要做到並不容易，比如說：不可打罵孩子，這是低一級的標準，高一點的要讓年輕一代敢於批評長輩，真正體現「長幼平等」，由於家長多次挨鬥，在學校裏黑五類的子女都抬不起頭，養成了挨打挨罵不還手的馴順的受氣包性格，我和李明真正做到了不打罵子女，只是要求他們敢於批評家長，很難做得到。 有一篇《談情趣》的短文中，我介紹自己如何跟孩子們一同戲耍，體現了「長幼平等」的家庭樂趣：「我寧願要童心，不要野心和小人之心。我有七個孩子，他們尚在幼年時，我愛跟他們一起跳採茶撲蝶舞，我手裏擎起紙做的蝴蝶，誘他們來撲打，這時，我完全忘卻了『嚴父』的身份了。由童心發出來的情趣是最純潔而又有趣的」。（刊於一九八六年第四期《青年一代》，編入港版王若望雜文集《棱棱鳳骨》一三六頁） 封建味道濃厚的家庭，父母包辦兒女的婚姻，幾乎是歷史傳統賦予的特權，在前一節《林昭之死》中，曾提起社會上流行的兩句話：「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是「門當戶對」的復活與延伸；林凡與徐建的婚姻悲劇，並非政府官員搞株連，倒是自己的媽媽破壞了這一對美滿姻緣，林凡的母親卻是五四運動獲得婚姻自由的過來人咧。 再舉我自家的例子：我的大兒子看中了近鄰高家的大姑娘，只因他的父親屬於黑五類，女方的母親百般阻撓，我的兒子差一點要跳樓。這時我不能再袖手旁觀，只得代兒子向高先生告急，高先生本人也因被「三五零辦公室」當作揚帆的同黨，吃盡苦頭，多虧他以感同身受的實例批駁「不嫁黑五郎」的政治標準第一，才使親家母回心轉意，終成眷屬。 對其他幾個孩子的婚事，同樣受著「有女不嫁黑五郎」的影響，他們可沒有老大那么幸運，這種社會性的歧視，誰也沒法抗衡。必須等到父親頭上脫了帽子，找到對象的喜訊紛至遝來，半年之內我家接連辦了三次婚禮，兩代新娘聚到一起的時候，相互解嘲曰：「遲到的愛情」。 雖則我沒法抗衡社會性的「政治標準第一」，然婚姻自由的原則還是可以堅持的。在孩子們找對象的問題上，我只做一個觀潮派，成與敗考驗他們的能耐，自生自滅。只是在定情之後，讓他把確定關係的對象讓我看一下，我不加評語，完全尊重子女的選擇。聯想起我的妹妹對她子女的婚姻，一切都得聽她的，結果幾個兒媳，不是鬧離婚，就是躲在娘家去避難，我替她總結孩子們鬧婚變的教訓，說：「青年人自己找對象那么專注，可以說全身心投入，她（他）所瞭解的愛人總比只見一面的老娘瞭解得全面和周密，戀愛自由產生良性反應，我家孩子就經得起時間考驗，不僅沒有鬧離婚，或接納第三者，連反目打架的事也沒發生。只有小兒子的婚姻偏離了中國傳統習俗，查明責任在女方，而小兒子至今還癡迷地愛她」。 此處再補敘「四人幫」的另一條罪行：在七四年九月，突然宣佈凍結五類分子的存款，只因我曾創作的兒童文學《阿福尋寶記》改編為電影；另有《無罪的女囚》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共得一萬七千元，還有一千五百元是羊子的存款，在活捉四人幫以後，如數發還，還加上兩千元的利息，分配使用也是通過民主方式：已婚子女兩人各得一千元，未婚子女五人各得三千元，這就給他們辦起結婚筵席來很有氣派了。在我的名下，只收利息就滿意了。 上海解決房子可不那么容易，我採取的計策是迂迴曲折，逐步佔有陣地。比如說，我從復興路遷出，房管所調撥萬體館對面的高樓房子，我提出以大換小，復興路的房子面積大，萬體館的面積小，希望考慮分兩套，房管所只得同意。我與羊子在萬體館大樓裏住了一年，又遷入香花橋路四層樓的一小套居住，萬體館的房子便讓給兩個兒子成家。 羊子對我們住房越住越小，毫無怨言，她也喜歡孩子們，誇獎他們的倫理道德水平是上好的。我多次搬家，意外的收穫也像我坐牢那樣換了好幾處，周遊列國結交了親如家人的鄰居，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直至我們來美國頭兩年，當年的鄰居還捎信來遙致問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