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期首頁

 

中國歷史的

文明價值

陳致平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都有它的價值;不過一個歷史悠久而文化豐富的民族國家,其歷史價值當更值得重視。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價值,也往往就是這個民族國家的歷史特徵。中華民族歷史,有四個值得重視的特徵:一個是幾千年來中國有一套好的史官制度,一個是中國史料的豐富與綿密,一個是中國歷史本身的獨立性與完整性,一個是綿亙在中國歷史中,成為中國學術思想中心的儒家思想,它所表現的人道精神與民本觀念。

 

一、中國悠久的史官制度與史官精神

 

中國自有歷史文化,便有了史官。唐朝劉知幾的史通,有一篇講「史官建置」,內容詳述史官制度的緣革。據史通、古史世本、漢許慎的說文序,與唐杜佑通典,都說:史官之制始於黃帝而「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在四千幾百年前的黃帝時代,是中國歷史的傳疑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開端時期。根據傳說,倉頡沮誦既是黃帝的史官,卻又是創制文字的人。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史」字說:「史,記事者也……」  古史( )字,便象徵一人手中執策而記事就是古代的史官。上古史官記錄的不過是帝王的言行、祈禱、戰爭、狩獵一類大事,用最簡單的文字符號記載下來。上古史官也就是最早創制文字符號與懂得使用文字符號的人。所以文字、文化與史官,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尚書堻\多原始資料,都是出自上古史官的記錄。到了秦前三代,史官的故事漸多。據說孔甲、終古是夏朝的史官,尹逸、向摯是殷朝的史官。這類故事,還都是來自傳說,不能算做信史。

可是自從發現了殷墟甲骨文,我們得到了商殷直接史料的證據,證明了在商朝確已有了史官。經甲旨文學家的研究,研究出為殷王作卜辭的「貞人」,大都是史官。在卜辭中所見殷代官名,以史官為最多。如「尹」「蔔」  「工」 「史」  「卿史」  「御史」都是史官的官名,說文堛滿u史」,周秦的「御史」,早在商朝的甲骨文堣w經有了。原來在上古時,巫、祝、卜、史這類官職,其職務往往不分,分工是越往後才越細的。當時的巫也可以稱巫吏,祝也可稱卜祝,而太卜也可稱太史。史官都兼通天文、氣象、佔卜之術,他們一方面為帝王作簡單的言行紀錄,一方面也為帝王佔卜祈禱,和觀察天文曆象。這就是司馬遷所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這也和古埃及巴比倫歷史之出於「祭司」者,其意義相同

這種卜祝史不分的上古史官,演進到周朝,逐漸脫離神職而人事化,而專業化。史通稱:「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周朝王室的史官,見於記載的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左史、右史,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御史掌萬民之治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左右史經常跟隨在周王左右,記錄周王的言行,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牘。周代王朝的史官,不僅完備,而且職掌範圍很廣。除了紀錄史事之外,有些史官還要管理國家的文書法令、檔案文獻等。王朝之外,各國諸侯也都有史官。春秋時齊太史、晉董狐、楚左史倚相,都是聞名國際的史官。孔子所著之春秋,便是根據魯史官的資料寫成,就是左傅所根據的資料,也是出白魯史官。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出使到魯國,參觀魯太史的藏書,看見易象與魯春秋,感歎說周禮盡在魯矣,足見魯史官藏書的豐富。西元前二七九年秦昭襄王與趙惠文王相會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間頭叫史官記下:「某年月日,趙王為秦王鼓瑟。」接著藺相如請秦王鼓缶,也叫史官寫道:「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鼓缶。」孟子說:「晉之乘、楚之籌杌、魯之春秋」,都是各國史官所記國史的別名。後來晉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年)在汲塚中所發現的古竹書紀年,就是戰國時魏國史官所寫的編年史,從夏朝開始記到魏安釐王時,前後一千多年。不僅列國的諸侯有史宮,就是諸侯之下的卿大夫也有史官。晉國的趙鞅有史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齊國的田文,每逢坐對賓客,有史官站在屏風後作記錄。

到了秦朝,統一中國,設置了太史令一官。胡毋敬曾為太史令,與李斯共同修定文字,作博學章。漢朝沿用秦制,仍設太史令,秩六百石,屬太常卿。漢武帝用司馬談為太史令,談死,子遷繼之。司馬遷在史記中所作自序,自稱其先世在周室為太史,世典史職。漢制天下獻書,都要送與太史令參考。司馬遷之所以能作史記,正以他身為太史,能看到國家保藏的大量史料。到了王莽的時候,又仿照古制,令史官站在殿庭柱下,聽政事,作紀錄,稱為「柱下五史」。東漢初年置令史於蘭台,從事修史,稱蘭台合史。章和以後集中圖書於東觀,集中史臣於其中,從事著作。到魏晉時,正式設置「著作郎」,從事著史。南北朝時,著作郎外又有修史學土。從元魏開始,又設置起居舍史,修「起居注」,專記天子的言行。傳到唐朝,特設起居舍人二員,起居郎二員,每逢天子臨朝,站在階前柱下,郎居左,舍人居右,延首而聽,退而縮錄成為起居注。

從唐朝起,開館設監,由官家集多數人的力量,合修國史,遂開史館之制。史館由宰相作監修,吏官除著作郎、起居郎、起居舍人外,又有修撰、直館等職。著史通的劉知幾便做過修撰。唐代修史的程式繁重,尤其在貞觀到開元的這一段時間,制度最為嚴密。從武後時起,宰相要撰「時政記」,又據「起居注」與「時政記」合撰為「日曆」,詳記某年某月某日之事。到了一朝皇帝死後,再根據「日曆」編為「實錄」。最後再合幾朝「實錄」,整編為國史。史館到宋朝更加擴大,分國史院與

實錄院,史官有提舉,有監修,有修撰,有編修,有檢討,有校勘等。其起居注、日曆、實錄的制度,都緣襲唐朝。這種制度後來歷遼金元,一直相傳到明清之末。這以上是約略說明,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套史官制度,從四千幾百年前的黃帝傳疑時代,歷經商周秦漢魏晉隋唐,一脈相承,綿綿不絕,一直傳到近代。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徵。

在中國的史料中,能有一套綿密而有系統的正史,這與中國的「史官、史館」制度,有密切關係。但是這種御用的史官和官辦的史館,他們會不會包庇帝王專代政府發言,而歪曲了歷史,使歷史知識與歷史本身發生了遠大的距離呢?這種情況是勢所難免,可是在中國古代,另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與制度,來糾正這個偏差。

原來在上古的史官,鄉是專門職守,終身事業,而且父子兄弟相傳。史官必須忠於他們的職責,必要時須以身殉職。這種精神,可以稱為史節。史官不能徇私情,或為金錢勢力的利誘威脅而改寫歷史,這種觀念,可以稱為史德。史官要有史節史德,才能保持歷史的獨立性,使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史官是直接對歷史本身負責,而非對君主權貴負責,縱以天子之尊,亦不能干涉史官。關於這個問題,歷史上有幾樁故事可做說明。

在周靈王二十四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齊國的權臣崔杼殺死他的君主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便將這事據實直書曰:「崔抒弒其君。」崔杼大怒,便將太史殺死。太史的弟弟繼承兄職,依樣直書,崔杼又把他弟弟殺死。太史的第二個弟弟,還是一樣,崔杼再把他殺死,於是一連殺死了史官兄弟三人。那知輪到了太史的第三個弟弟,依然不怕死,依然照實直書,崔杼莫可奈何,終於屈服在正義之下,不再干涉。這時齊國還有一家史官南史氏,聽到這個消息,唯恐歷史失傳,手持簡筆前往紀錄。行至中途,聞知太史的四弟得存,歷史紀錄未改,遂欣然而返。又一樁事是在周匡王六年(西元前六O七年),晉國發生內亂,趙穿殺死晉靈公,時晉國當權者為趟穿之兄正卿趙盾。靈公被殺後,趙盾迎立晉成公為君,也沒有追究殺君之事。晉國的太史董狐認為這事應由趙盾負責,乃在史冊上直書「趙盾弒其君」。趙盾見了不服道:「我又沒有害死君主,怎麼說我弒君?」董狐遺:「你身為正卿,事變時你藏起來,事後又不追討殺君之賊,則弒君的責任你不負誰負?」後來孔子讀史至此,歎道:「董狐古之良史也!」宋朝殉國的文山公,也特別稱頌這兩樁事,就是他正氣歌中所謂:「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另外一段,是關於起居注的故事。唐置起居郎與起居舍人,記錄天子的言行,謂之「起居注」。主持起居注的史官,稱知起居注事。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西元六四二年)諫談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注事,太宗詢問褚遂良想要看起居注。褚遂良道:「史官書寫人君言動,向例人君不得自取觀看。」太宗問道:「朕有不善之事,你是否也記下?」褚遂良遺:「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倚郎劉洎在一旁說道:「即是遂良不記,天下人亦當記之!」太宗嘆道:「誠然!」後來宰相房玄齡監修國史,太宗問他:「前世規定史官所記不許人主得見,是什麼道理?」玄齡遺:「史官的責任是不虛美,不隱惡,恐人主見而憤怒,干涉史官。」諫議大夫朱子奢道:「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如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之下,還有可靠的歷史麼?」在唐文宗的開成初年,有一天文宗和宰相議事,看見起居郎鄭朋執筆站在一邊作記錄,文宗要索取觀看,鄭朗拒絕,並引述太宗與褚遂良朱子奢的故事,文宗說:「朕恐平日言語不合治體,想要參看起居注以便改正。」鄭朋不得已而獻之。後來到開成四年,魏暮為起居舍人,文宗又要索閱起居注,而魏暮堅持不許,文宗乃引鄭朋之例論:「朕曾經看過。」魏暮說:「這是史官失職,若陛下常閱記注,從此史臣執筆,必有迴避,後世何以能有信史!」文宗只得作罷。

這幾段歷史的記載,並非孤立的例證。我們從這些故事的後面看出一個長時期的觀念和制度,在這個觀念和制度中,表現出中國史官的獨立精神。我們不能說中國過去的史官,都不受帝王的干涉;也不能說中國過去的歷史都靠得住;但起碼有這樣一個觀念,這樣一種制度,已經多多少少保持了我們歷史的相當正確性。僅止這個觀念制度本身所代表的意識價值,已值得我們非常重視。

 

二、中國史料的豐富與綿密

 

中國的歷史悠久,而史料綿密。從黃帝傳說到民國紀元約四千六百多年,自甲骨文發現,以商殷為中國「信史」的開端;據甲骨學專家董作賓先生的推算,從商湯建國(西元前一七五一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六百六十二年;從盤庚算起(西元前一三九八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三百零九年;從周武王伐紂(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零二十二年。再根據史書的紀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記周召共和元年,為中國歷史紀年之始(西元前八四一年)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明白有年可考。從孔子春秋編年,始於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到民國紀元是二千六百三十三年,明白有年有月有日可考。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四O三年)封韓趙魏為諸侯,是戰國的開端,也是資治通鑑編年的開始,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三百一十四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國真正統一的開始,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一百三十二年。幾千年來,史料密切銜接,一絲不斷,一部廿五史,歷歷如貫珠,在全世界的歷史上,真是少有,這是史料的綿密。至於史料的豐富,古人所謂汁牛充棟,一部四庫全書,可以說都是史料。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尚書不用說,那是上古史料;春秋是魯史,詩經是上古歌謠,自然也是史料;禮經包括上古禮儀制度政治思想,也是史料;易經雖為卜卦之書,而易傳中亦包括很多史料;樂經有無,成為問題,但樂章與詩相配合,也算做史料,這是經部。子部包括歷代哲學家的著作,集部包括歷代文人學者的著作,章學誠說:「集者一人之史也。」我們知道,要研究歷代的學術思想與文藝,必須要從子部集部中找資料,所以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廣義說來,都是歷史。所以章學誠說:「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我們現在單看史部的書籍。唐劉知幾史通把史書分為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六家;六家之外,又列十類。隋書經籍志,分史書為: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等十三門。清修四庫全書分史部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載記、詔合奏議、職官、政書、傳記、時令、地理、目錄、史鈔、史評等十五類。按體例來說,則有正史的紀傳體,如二十五史;有以時為綱的編年史,如春秋、通鑑;有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加通鑑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有以國為綱的國別史,如國語、十六國春秋;有以人為綱的傅記,如孔子編年,高士傳;有專記朝典的,如漢宮儀、唐六典;專記地理的,如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水經注等;有專記風俗的,如荊楚歲時記;有專記職官的,如歷代職官表;有專講姓氏的,加古今姓氏書辨;有專講金石的,如集古錄、金石錄;有專講名物的,加茶經、酒經、廣群芳譜;有大規模的政書,如三通九通、與各朝會要;有專講史法的,如史通、文史通義;有講歷史批評的,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其他如古史、雜史、別史等,更是種類繁多,還有「地方誌」「家族譜」「公府檔案」「碑帖遺跡」等,則不勝列舉。他們的份量,舉例來說:如清乾隆間所欽定的二十四史是三千二百四十三卷,加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而成二十五史,恰為三千五百卷;一部資治通鑑是二百九十四卷,續資治通鑑是三百二十卷;七紀事本末是二百九十七卷;歷代名臣奏議是三百五十卷;大清一統志是五百卷;至如九通則為二千二百三十七卷,真是汪洋浩瀚。這所舉還是自清代以前的舊史書,近代的著作還不算。當然這些書,其中不免蕪雜重復,有好有壞;然而它總是幾千年來文化累積的資木,我們要認真去探索,真是如入寶山,目不暇給,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份資本的雄厚。這中國史料的悠久豐富與綿密,是中國歷史的第二項價值。

 

三、中國歷史本身的獨立性與整體性

 

由於中國歷史的特殊背景,使中國歷史文化本身,自成一個體系,自成一個單元,而構成中國歷史的獨立性與整體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分為種族的、區域的、與文化的三項背景。

先說種族的背景。中國人種實在是淵源於本土的,絕近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研究,已經證明,從幾萬年前中國人就居住在中國的本土上,中國是中國人的老家。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的文化,都是中國人在中國本土上演進的。中國人雖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但是以一個主要的民族為中心,搏合其他種族而成。上古的中華民族是以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夏族為中心,搏合同化其附近種族,而構成一個龐大的漢族。以後兩千多年,以漢族為中心,再不斷的吸收同化其他種族,這樣前後經過長時間血緣文化的交流而構成現代的中華民族。所以除了極少數的邊疆民族之外,中國人的體形、膚色、語文、風俗、習慣,都大致相成(參見下節)。而這個龐大的民族,又是始終居住在同一個自然區域之內,遂形成這一個民族的獨立性與整體性。

其次講到區域背景。中華民族與其文化,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擴展到長江流域,再擴展到珠江流域。從黃河流域到珠江流域這塊區域,居東亞大陸的北溫帶,氣候適宜,物產豐富,山環水繞,地靈人傑,正是一個文化的溫床。就在這個溫床堙A培養出中華民族的高度文化。圍繞在這塊區域的四周,東面為大海所阻,東北一帶高山,西北是荒寒沙漠之地,西南是橫斷山脈和一片古稱蠻煙瘴雨之區。散居在這些邊區的鄰族,都是文化落後的民族,於是天然地形成了一個文化隔離圈。中國人就在這個隔離圈的中心,自我發展成一個獨立的文化。中國人自以為居天下之中,故很早便自稱為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國人視四方民族皆為戎狄蠻夷之邦,而與遠域的文化相隔離。直到滿清中葉,海運開闢,才正式接觸到西方文化,而打破了這個藩籬。

這個種族發展的背景,加上這個區域環境的背景,而產生了個自成系統的中國文化。而又以這個文化為背景,互為因果的促成中國歷史的獨立性與整體性。這其中,有三個主要的文化因素:一是文字,二是行政制度,三是學術思想。

中國文字在世界上是獨具一格,它是一種單音獨體,而具備有形、音、意三種符號的文字,這種文字從創制到現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這種文字的特性是運用靈活而結構優美。以這種文字所組合成的中國文學,特別具有發揮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力量。因之這種文字不僅為漢人所珍愛,亦為邊疆其他民族所羨慕。所以許多入主中原的異族,如北朝的鮮卑人,金朝的女真人,清朝的滿洲人,他們都不惜放棄了他們自己的文字而採用了中國的文字,結果遂與漢人同化。中國人就憑藉著這種文字的力量,統一了中華民族,使中國民族文化成為一個獨立而整體的單元。

中國自秦漢時脫離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所建立的一套行政制度,後來雖時有變革,但在原則上是始終一脈相承,一直沿襲到近代。在這套行政制度中,促成中華民族團結與統一的,有兩項最重要的制度。一是從秦漢後所實行的郡縣制度,一是選舉制度中從隋唐後所實行的科舉考試制度。郡縣制度變封建為流官,將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直接貫澈於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擴張而統治了整個的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則打破了一切貧富貴賤的階級,憑才學而取士。用統一的方法,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文字,統一的教材,來為國家選拔人才。在這種科舉考試制度下的中國知識份子,在思想意識上自然地殊途同歸,使龐大而複雜的中華民族的領導階層,自然地走上一條共同的文化道路。

第三項因素是學術思想:在中國的學術思想中,白漢武罷黜百家表彰儒術之後,儒家一直成為中國兩千年來的學術思想之中心。它不僅影響了漢族,並且影響了邊疆種族,成為在精神上團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一個極大力量。這在下面再加以說明。

 

四、潛在在中國歷史中的人道精神與民本觀念

 

儒家思想,始終是中國歷史堛漱@個潛在力量,它支配了兩千多年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識,儒家思想並非完全創自孔子,不過到孔子而集其大成,孔子的儒家思想實以周代的禮教為其背景。所以孔子之前的儒家可以說是儒家的前身,孔子之後的儒家,可以說是儒家的後身。在孔子之前的一部份歷史經驗與歷史觀念,常被提供為儒家思想立論的根據,如春秋中的微言大義與孟子中的種種歷史引證,這可以算做儒家思想之因。在孔孟之後兩千多年的中國學術思想又順著孔孟的思想而發展,成為儒家的後身,可以算做儒家思想之果。這其中的種種因果又互為循環,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我們綜合前身的儒家思想與後身的儒家思想,認為其中與歷史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裹的兩項基本觀念,一為「人道觀念」,一為「民本思想」。這兩項觀念綿亙在幾千年中國的學術思想之中。

中國的歷史演進,從殷人尚鬼進化到周朝的禮教制度,已由神道社會進化到人道社會。我們分析周朝禮教的內容,完全以人為本,是一個高度的人倫秩序人文文化。這個人倫秩序,人文文化,也就是孔子思想的基礎,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余從周。」而孔子的學術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一套人道思想。所以我們的祖先,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經脫離了神權社會了。從周朝以後,中國的社會,尤其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宗教觀念,物權觀念,都很淡薄,而重視人道,重視倫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儘管有政權的戰爭,有種族的戰爭;(此世界各國皆有之)但卻沒有宗教戰爭,也沒有掠奪奴隸的戰爭。在中國歷史上,政治的演變,儘管有光明的時候,也有黑暗的時候;但在政治觀念上,時時不忘人道的價值。人就是人,既不是物,也不能依賴於神,所謂「萬物之性人為貴。」「人定勝天。」所以在中國歷史中所表現的社會形態與民族性,是特別富於人性與人情。歷代學人的著述,詩人的歌詠,也是特別著重於人道與人情的發揮。

其次,是中國歷史上所表現的「民本觀念」。從尚書泰誓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到管子的牧民,到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一直到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原君,這種民本思想,是幾千年貫澈到底。在歷史經驗的例證中,則從堯舜的禪讓故事,到周太工的遷豳,到周曆王的止謗,到陳涉吳廣的起義,漢光武的復興,朱元璋的革命,在在為這個觀念做說明。在政治制度方面,如前述的選舉考試制度,與監察制度、諫議制度,都能發揮政治的功能,表現民本與自由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打破貴族平民的階級,和君權神授的學說。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問,是一個「君權統治,而充滿民本觀念」的社會。在這個社會堙A人民常能享受很多的自由,君權有時反受到很多的限制。

這人道精神與民木觀念,在中國歷史上的潛在力量,是我們讀中國歷史時,所不容忽視的一項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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