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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論戰 ――兼論當代中國政治改良主義的實質 袁 紅 冰
編者按：袁紅冰教授的力作――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論戰，值得認真一讀。該文有理有據地論證了當代中國所謂新自由主義和所謂新左派的歷史政治由來，以及兩者論戰的政治背景和利害關係所在。特別是通過對它們本是同根同生、同氣相求之政治本相的揭露，導證了當代中國政治改良主義的實質，並指出了這一政治改良主義的絕然沒有出路。從而為呼喚完成中國的共和革命，以建設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提供了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的充分論據。 袁紅冰教授是近期才來到海外的中國著名學者。他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有著準確而又深刻的理解。這無疑將有助於海外華人知識份子對當代中國現狀的研究。
引言
中共為了強化專制政治而進行的經濟改革，日益明顯地裸露出深刻傷害大部分中國人根本利益的猙獰面目。中共官僚體制內部，以經濟改革方向為觸發點，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論戰也越來越激烈。 儘管爭論的雙方原則上都屬於官辦學者、御用文人的範疇，但每一方卻又都竭力想讓歷史相信，爭論的對方正試圖把中國的命運引入黑暗。而事實則在於，新自由主義參與製造了今日中國的苦難，新左派則是昨日中國苦難的思想之源的殘跡。 鑑於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聲稱自己是真理的佔有者，並承擔著拯救中國於社會大危機之中的歷史責任，因此，對他們的爭論作思想的審視，有助於人們認清中國走出社會大危機的正確道路。
一、概念的界定
自由，這是一個被眾多缺乏真正學術智慧的庸人學者模糊化的概念。所以，在討論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爭論之前，我們不得不費些精神，用盡可能簡捷的邏輯，明確各項與「自由」有關的概念。 以人類近代史的起點為界，自由主義首先是從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的生命哲學。自由的生命哲學抗爭中世紀神權政治對心靈的專制和奴役，確認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理念，從而創造出屬於自由人的人格。歷史是人格的展開，正是這種自由人格引導人類走出中世紀的專制鐵幕。直到今天，人類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運動，仍然在相當程度上體現著自由人格的生命哲學理念。 自由主義的生命哲學造就的思想家群體，又以天啟般的智慧，開拓出屬於自由主義的政治法律學說。自由主義政治法律學說的實踐，不僅為近現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直接影響到經濟體制的形成，甚至最初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以公民個人所有權、法律關係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契約自由三項法律原則為支撐點。 自由市場經濟運行百年，雖然以物質財富增長的狂飆突進論證了自己的價值，但同時也出現了兩項尖銳質疑其合理性的現象。一是不受限制的契約自由，導致對雇工群體的各種非人道待遇，而這種人道災難深深震撼了人類的良知；一是缺乏綜合協調的眾多個別意志推動的經濟運作，週期性地導致予社會以巨大破壞力的經濟危機。 與最初的自由市場經濟伴生的人道災難和經濟危機告誡人們，自由的絕對性只能在精神領域實現，現實中的個人自由只有受到合理限定，才會與社會正義和社會運行必須的理性一致。 現實問題對初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引發了兩類思潮，一類思潮徹底否定自由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聯的政治制度；另一類則是改良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 前一類思潮主要包括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基本沒有能力形成現實的社會運動，而共產主義運動為禍百年，現已淪落為精神的破落戶。 改良主義的思潮則生機盎然，結出豐碩的成功之果：通過各種勞動保障性立法，將契約自由限定在人道的範疇之內；通過維護公共利益之立法，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通過金融和相關法律之手，國家權力適度協調經濟運作，極大降低了經濟危機的頻率和強度。 經過不斷改良後形成的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越來越顯示出其符合人類追求幸福要求的價值。不過，需要指出，這種價值只有在現代民主法治的政治法律制度背景中才能得到實現。 人類對幸福和正義的理解，如大海一樣起伏動盪。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人們對國家權力干預經濟活動的適度性權衡，對強調自由競爭與強調社會利益適度性權衡，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那種更傾向於自由競爭、減少國家干預、降低社會福利程度的經濟學思潮，被歸類入稱作「自由主義」的或者「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範疇。 但是，無論「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還是反「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都屬於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框架內的理論。因此，自由主義生命哲學與自由主義政治法律學的論戰對象是專制主義，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論戰對象卻不是專制主義，而是自由市場經濟價值體系內的另一種思想――這是理解作為經濟理論的「自由主義」的關鍵之點。 本文以下使用的「新自由主義」，除特別說明外，則專指一批中國經濟學專家上世紀九十年代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學來的經濟思想理論，這種中國式的「新自由主義」是對外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不全面的模仿，或者說表面形式的模仿。
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做了什麼
時間本無意志，但人的意志經常深深刻在某些時間點上。一九八九年就是刻滿諸種意志的時間之柱。這一年因此在許多意義上成為歷史的分界，對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如此。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主導的經濟改革具有明顯的超越經濟領域的趨向。那是一種可能帶動社會全面進步的經濟改革。但是，具有社會全面進步意義的改革溺死於「六四」血海。「六四」之後，鄧小平，這個犯下反人類罪行的獨裁者的意志主導的經濟改革，則有一個毫不含糊的最終目的――通過發展經濟，維護中共上層權貴集團的極權專制統治。 「六四」事件使中共用偽善的謊言構築起的政治道德基石徹底崩潰。政治道德的影響力喪失之後，專制政治便企圖、也只能用利益收買人心。鄧小平就是要通過經濟改革為收買人心創造物質基礎。 專制政治本質上是社會的天敵，權貴階層必然要以對社會的全面壓抑與掠奪，作為其特權存在的前提。因此，專制政治沒有能力真正收買天下蒼生。於是，鄧小平以老政客的詭詐與精明確定，為擁有知識和擁有資本的兩個最具能量的階層，知識份子和商人，打開進入權貴階層之門――專制權力將主要收買知識份子和商人。 歷史可悲地按照獨裁者的意志運行。由腐敗的官權、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或者說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御用文人構成的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是一隻極為貪婪的政治動物。它唯一的意志就在於，依託專制權力，借經濟改革之名，行攫取社會財富之實。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正適應了中共政治黑幫集團的意志取向。於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成為顯學，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成為專制權力的新寵，御用文人中的顯貴。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中共官僚特權階層駕馭的經濟改革，迅速建立起「完善」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以腐敗的專制權力為主軸，以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無恥的知識之間的黑幕交易為動力，而它的天性就是要把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御用文人和官辦學者組成的「上層一萬家」，迅速地推上財富之巔。引領權貴市場經濟運作的「經濟改革」，則變成一支蘸著底層民眾的血淚，書寫不公正歷史的罪惡之筆。而新自由主義文人，則是握著這支筆的魔鬼之手。 「六四」之後，中共經濟改革惡跡如荼，現僅舉概要，以明其惡。 以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增強社會競爭性的理念為旗幟，中共廢止了原本就極其脆弱的社會福利保障系統。中國最貧困的群體――九億農民，因此被完全排除在一切現代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之外。 尤其無法容忍之處在於，由於醫療費用是按照中國「上層一萬家」的生活水準為標的確定，就生活水準而言「上層一萬家」處於九天之上，農民淪於九地之下，所以，農村原有的簡陋不堪的醫療保障體系被新自由主義者借諸專制權力摧毀之後，農民根本無力承擔醫療費，而成為「非醫療」群體，許多年老農民生重病之後，只好以自殺來結束生命。 教育產業化是中共經濟改革的另一重大舉措，也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一項明確體現。產業化十年，中國教育光怪陸離。學術腐敗如雨後新竹，生機蓬勃；教學質量似黃果樹大瀑布，一落千尺。學費高昂，底層民眾多有賣血以籌子女學費；學術低迷，莘莘學子青春毀於大學。教授風流，常召妓以娛肥腹粗腰之身；學生無錢，不得不賣身青樓，以維持艱難之學業。 當歷史有一日冷峻審訊：中國教育何以墮落至此。必有答曰：「官辦學者為專制籌謀有功，教育產業化，便是官僚集團賞賜給官辦學者的一塊豐饒的「自留地」，以供其任意縱橫，瞬間暴富。 住房改革是新自由主義者們奉獻給中共經濟改革的得意之策，也是歷史必將記住的不公正的過程。 工薪階層，普通民眾，半生風雨，一世辛勞，或胼手砥足，或節衣縮食，所得積蓄，瞬息之間，便消失於住房改革，房開商的錢袋卻與其便便之大腹，一起豐滿鼓漲。每一個成功的房開商後，都有一個權勢灼人的貪官，和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貪官為房開商攫取民財提供權力保護；經濟學家為房開商刮食民脂民膏提供黑色的智慧。奸商、貪官、無恥文人――三位一體，恰可成吸血之魔；三足鼎立正托起屬於權貴的「太平盛世」。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被新自由主義者們譽為經濟改革的「攻堅戰」。事實已經證明，「攻堅戰」的實質，就是腐敗的權力通過新自由主義設計的改革方案，與奸商惡賈勾結在一起，合法地瘋狂掠奪由工人的血汗凝聚而成的國有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在半個世紀間，由工人奴工般艱苦的勞作構建而成。工人極低的工資同他們創造的價值完全不成比例。只是過去國有企業為工人提供簡陋的住房和公費醫療，還可使工人低質量的生活得到保障。 中共當局首先通過住房改革，廢止了無償住房制，工人不得不把終生積蓄拿出來購買遮風擋雨之所；隨後通過醫療改革，廢止了工人的公費醫療制度；最後，又通過改革「攻堅戰」――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造，由各級貪官主導，把國營企業以幾十倍壓低的價格，出賣給與貪官沆瀣一氣的商人。商人又在幕後把其購買國企獲得的超巨額利益，回饋給貪官。而數千萬工人則由此失去了生活的唯一依託，成為被社會拋棄的人。 證券市場和所謂「現代金融管理機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經濟改革的名義引入中國的。 十年滄桑，證券市場證明它不過是由經濟學家投資知識，貪官投資腐敗權力組成的「有限公司」，而這家公司的社會效應只在於，通過黑箱運作把無數股民的金錢、渴望、焦慮和痛苦，變做投資者的財富與歡樂。 「現代的金融管理機制」則使銀行演化成一種特殊機制――通過銀行的投資運作，儲民的儲金合法地轉化成貪官與奸商錢袋裏的財富和銀行的金融黑洞。 縱觀「六四」之後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無非害民、損民、欺民之策；新自由主義參予實施的改革計畫，儘是殘民、賊民、虐民之舉。 貪官污吏出專制權力，奸商惡賈出骯髒的金錢，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首的官辦學者出墮落的知識，共同構建起政治黑幫集團對中國的統治。政治黑幫集團壟斷了權力，金錢和知識，底層民眾則由此喪失了實際可能真正行使的基本人權――現代中國專制體制下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實已經冠絕古今。 十六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所作所為，可一言以蔽之：毀滅正義與良知；掠奪底層民眾；強化腐敗之專制。 然而，「魔鬼三角」之波詭雲譎，不如人心之難測。同樣欲強化中共專制的「新左派」，在痛苦的沉寂之後，竟對新自由主義發出思想決鬥的挑戰。這究竟是為什麼？
三、新左派為什麼仇恨新自由主義
新左派實質上是被鄧小平打入冷宮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左派前冠以「新」，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時髦。在經濟領域，新左派堅持認為，只有以國營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才能為中共獨裁專制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 鄧小平之所以把新左派打入冷宮，並非因為他們對專制的忠誠，而是因為他們對計劃經濟的堅持。鄧小平早已意識到，計劃經濟在中國的實踐是失敗的；蘇聯的崩潰則表明計劃經濟會導致專制政治的大潰敗。作為一個精明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相信，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可以用來為專制政治服務；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計劃經濟不能有效地維護專制政治，那就應當通過經濟改革，變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以滿足強化專制政治的需要。 鄧小平，以及其後的江澤民冷落新左派，是由於新左派們顢頇頑固，不知變通，而鄧小平到江澤民又賜給新左派比較寬鬆的生存空間，是因為獨裁者明白，新左派心中雪藏著對專制終身不渝的依戀。 中共專制政治必須以計劃經濟為基礎；沒有計劃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這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不過，在考察新左派時，不必太注重其理念，因為，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大都是心靈之外的存在。 新左派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堅持計劃經濟，根本原因在於他們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什麼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他們的衣食父母。如果離開以教授或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內容的職業，新左派們就喪失了其唯一的謀生手段。可見，新左派的現實生存都要仰賴可能永遠不會實現的共產主義。這是新左派堅持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根本原因。 在此點上，新左派遠不如新自由主義者聰明。如果把鄧小平、江澤民等獨裁者比作狗的主人，那麼，新左派就是蠢笨的狗――它咬住一根已經沒有肉的骨頭，寧死不鬆口；新自由主義者則屬於聰明的狗，它會適時放開無肉之骨，撲向另一塊肥肉。 新左派對新自由主義刻骨的嫉恨之情，不是基於對中國命運的關懷――崇尚給中國造成無數人間苦難的計劃經濟者，不可能真正關懷中國的命運――而是由於社會政治地位的變化。 新左派代表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過去長期處於中共政權的中心，享有政治顯貴和精神顯貴的尊榮。但是，自鄧小平公開宣稱「市場和計畫都是方法」後，新左派及其代表的思潮迅速退出歷史中心，以致被徹底邊緣化。與之同時，鵲巢鳩佔，新自由主義以主流經濟學者的名義，成為主導經濟改革的理論新貴，並受到萬眾矚目。一卑一亢，一落一起，世事滄桑，世態炎涼，新左派「怎一個愁字了得」！又怎能不於懷念往昔尊榮的同時，對專制者的思想新寵――新自由主義嫉恨如仇。那種刻骨銘心的嫉恨，可有一比：恰似人老珠黃、雞皮鶴發之大老婆，對撒嬌賣呆、風騷俗豔之小老婆所有的嫉恨情懷。 新左派無新自由主義者的聰明機變，卻也有政客的精明。鄧小平、江澤民時代，新左派雖然也作出過一些意志表現，但總體上處於蟄伏狀態。他們明白，當其時也，新自由主義正獲熱戀，權勢熏天，不可與之爭鋒。胡錦濤爬上權力之巔後，新左派如冬眠之蛇遇春雨而複甦，昂首瞪目，向天鼓噪。因為，新左派敏銳地意識到，胡錦濤，這個不學無術的前學生輔導員，同他們一樣，除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什麼知識也沒有――胡錦濤是他們的同類！ 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論據中，包括了經濟改革造成的人民苦難、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和權力的空前腐敗，以及民族道德的崩潰，而這似乎為新左派贏得了政治道德的籌碼。但是，新左派又以向毛澤東時代全面回歸和重溫計劃經濟之夢，作為中國命運的方向。這就使新左派論據中蘊涵的政治道德，在其結論中消失殆盡，蕩然無存。理由在於，對於人民，毛澤東時代和計劃經濟乃是另一種悲劇，另一番苦難。 新左派以人民的苦難和社會不公正為論據，要求驅逐新自由主義，使自己重返歷史中心。不過，這個要求註定只能是水中撈月。新左派代表的思潮已經完全不適應強化中共現代專制的需要，因此，不可能被中共權貴集團所接受。即便胡錦濤個人更寵愛新左派，情況也不會有根本變化。而作為一種為專制主義的生存殫精竭慮的思潮，天生只能通過專制政治的寵愛，來獲得發展的前提。 不過，新左派將繼續在狹小的空間中生存下去。中共權貴集團完全明白，新左派是專制政治的忠誠戰士，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乃是何種方式最適於維護專制生存權之爭。所以，只要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制度沒有崩潰，新左派就不會徹底喪失生存空間。 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乃是中共暴政思想理論危機的一次爆發。它表明中共暴政已經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思想理論危機會產生、加速、或者強化專制的政治危機的效應，但是，無論雙方在論戰過程中表現出多少聲嘶力竭的激憤，歷史都不會真正嚴肅地關注這次論戰。因為，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在最終的政治立場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為強化現代專制而生存與戰鬥。 對於中國，有歷史價值的爭論乃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爭論。這個將決定中國命運的爭論會在政治大變革的暴風雨中展開。
四、新自由主義的謊言
專制政治之下，歷史常在欺騙中行進；被欺騙的人民總是懷著種種幻想，走向屬於他們的社會悲劇，直至幻想破滅――「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再次證明了上述歷史的邏輯。 如果說中共獨裁集團是這項歷史性欺騙的總設計師，新自由主義以及政治改良主義思潮，就是謊言內容的編導者。 「六四」之後，由於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中共暴政處於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之中。面對政治危機，鄧小平以及中共獨裁者集團決定實施兩個政治舉措。 首先，為擴大中共暴政統治的社會基礎，決定允許兩個最具社會能量的階層：知識份子和商人，進入統治階層，從而形成由官僚、知識份子和商人共同主宰社會的政治黑幫集團。 其次，繼續推行由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以達到兩個目的：一是以改革的名義，為官僚、知識份子和商人攫取、掠奪社會財富建立「合法」的社會機制，從而通過物質利益強化統治集團內部的凝聚力；一是通過經濟改革，為強化因政治道德基礎崩潰而弱化的專制政治，提供經濟實力。 毛澤東、華國鋒時代，知識份子整體上處於地獄的最底層。或許由於絕大多數高貴自由的靈魂在一次又一次殘酷的政治迫害中凋殘了，死去了，而活下來的絕大多數是奴顏媚骨的小人，所以，一得到暴政意欲把知識份子納入權貴階層的信號，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便歡呼雀躍，毫無愧疚地背叛了良知，放棄了對真理的忠誠，如饑餓的烏鴉之群撲向腐肉一般，撲向暴政扔給他們的物欲和社會地位。同時，他們也竭盡所能地，以知識的名義，為暴政辯護。其中新自由主義者，即主流經濟學者，最受暴政賞識。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種種觀念，正為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欺騙世界和中國人民，提供了極為動人的謊言。這些謊言中最經典的有下列三項。 其一曰：經濟改革最終目標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而完善的市場機制，會給人們帶來幸福的生活。現在底層民眾經歷的艱難困苦，只是改革的陣痛；權力極度腐敗乃是經濟改革的潤滑劑。 其二曰：國營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造，即各種方式的私有化，是實現完善市場經濟必須邁出的關鍵一步。而最終目的的合理性，比國營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的弊端更重要。 其三曰：經濟改革將造就一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強大之後，就會提出政治上的權利要求，整個社會便因此而逐步民主化。 除上述三項經典謊言外，新自由主義者們幾乎用學術的文字，為中共經濟改革導致的每一項人民的苦難和社會罪惡，作精緻的謊言包裝。他們存在的主要價值，就是讓底層民眾在謊言描繪的幻想中，習慣於現實的苦難，無限度地容忍現實的罪惡。 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根本沒有能力演進成自由市場經濟。理由很簡單：自由市場經濟以民主政治為前提和依託，構成自由市場經濟所必須的主體平等的法律權利，公平競爭的法律規則，都需要由民主政治的法律提供。 中共專制之下，市場運作不可能擺脫腐敗權力的控制，市場主體之間因此失去了實質的平等關係和公平競爭的關係――與權力關係的親疏決定著市場主體是否能取得特權，和競爭中的強勢地位。所以，中共經濟改革只能以崇尚腐敗權力的權貴市場經濟為歸宿，而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就在於為權貴階層以暴發的速度積累私人財富提供運作機制。因此，權力的腐敗與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一致，只要權貴市場經濟機制存在，權力腐敗就會愈演愈烈。而與社會不公正相伴的底層民眾的痛苦，也不會是「陣痛」。 國營企業的產權改造，不過是貪官、奸商、無恥文人共同組成的政治黑幫集團，為他們「合法」地搶掠國營企業――幾千萬工人一生血汗凝聚起來的財富――設計的「經改方案」。新自由主義者則力圖讓人相信，權貴階層對國營企業的「合法」搶劫，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創造所有制的條件，即擴大私人所有權的範疇。在這裏，新自由主義暗示：私有制等同於以民主政治為背景的自由市場經濟。但這個暗示是騙局。 中國歷史數千年，實行的全是有自己特點的私人所有制，而專制制度就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鄧小平對此看得極其清楚。他相信，中共獨裁集團完全可以通過由貪官、奸商、御用文人掌握的權貴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財產私有化，來維持專制政治，而且這種經濟體制，比計劃經濟下的所有權模式，更有利於強化專制政治的統治基礎。 當今世界上，中國九億農民乃是少有的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群體。在中國，土地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國家又是共產黨的私產，而共產黨實質上由共產黨權貴階層所控制，所以，共產黨權貴階層乃是中國所有土地的主人，是當代最大的地主。如果新自由主義者真認為中國私有化的目的是實現自由市場經濟，那麼他們首先應當推行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即把名義上歸國家所有的土地，分給農民所有，否則，剝奪了九億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怎麼可能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但是，新自由主義者決不會這樣作的。因為，土地一旦歸農民所有，權貴階層就再也不能把對土地的任意支配權轉化為他們個人的財富了。這正是，權貴所不欲，新自由主義必不為。 亞里斯多德曾提出，中產階級佔絕對多數的社會最穩定而富於理性。新自由主義者便把這個理論演繹成前述第三項經典謊言。 一個理性、健康的中產階級只能通過公平競爭的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產生，而中國的權貴市場經濟唯一的結果，便是權貴們的豪華生活和底層人民的苦難，便是財富和權利的極端的兩極分化――這不是理論的推演，而是事實的證明。 在此情況下，權貴市場經濟製造出的作為政治裝飾品的所謂中產階級，不僅永遠不能成為絕大多數，因為，兩極分化才是權貴市場經濟邏輯結論；同時也不會嚮往民主，因為，他們不是公平競爭的產物，而是腐敗權力的附產品。當民主與專制決戰時，「戀母情結」會使他們遠離民主。 謊言重重，遮天蔽日。新自由主義已然成功地欺騙了歷史，而歷史正在艱難地掙脫謊言。值此歷史艱難之際，人們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領域的學術謊言，卻正在政治範疇內最深刻地傷害著中國的命運。
五、新自由主義與政治改良主義
改良，還是民主革命――這是現實對中國命運提出的無可迴避的問題。 改良主義思潮論證，中共政權正在或者可以通過自我的政治改革，逐步由專制走向民主。民主革命意志則昭示天下，唯有通過全民的大反抗，以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一切方式，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才可能實現憲政民主，構建聯邦中國。 政治改良主義也試圖欺騙歷史，而被欺騙的歷史必定與罪惡和苦難同在。為了挽救歷史，必須撕裂謊言的鐵幕。 中國為什麼不可能走向政治改良之路？ 中共建政五十七年，是用暴政的罪惡和人民的血淚書寫的歷史。中共官僚集團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必受天遣，不可饒恕。唯有通過歷史性大審判控訴如山如海的罪行，被中共暴政虐殺的正義和良知才能復興，死於暴政的八千萬同胞的冤魂，才能不再詛咒這個冷酷的國度，並得到安寧。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於中共暴政已經失去了自我救贖的政治道德基礎；歷史只有通過對其罪惡的懲罰，才能回歸人性。 與權力腐爛同生共長的權貴市場經濟，使中共官僚集團墮落成只能聽懂物欲召喚的黑幫集團。這個黑幫集團殘存的主要政治意志，便是通過國家恐怖主義強化專制權力。因為，專制權力是權貴階層榮華富貴之所托，生死存亡之所依。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於中共暴政已經喪失了民主政治改良所需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意志。 謊言可以欺騙歷史，命運卻仍然依照真實的邏輯運行。權貴市場經濟運行十六年來，儘管御用文人、官辦學者的謊言如火如荼，但諸種矛盾的積累卻勢如瘋牛狂奔，不可阻止，早已超越了政治改良的界限。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於中共暴政製造的政治、經濟、社會大危機，在呼喚民主大革命。 改良與革命之爭，絕非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屬於用溫柔的，還是堅硬的方式否定專制之爭。在中共暴政完全沒有民主意義上的政治改良能力和意志的情況下，改良主義政治幻想的廣泛流播，只能遲滯民主大革命的進程，為專制贏得更長的時間；要求人民與暴政和解的陽痿的「智慧」恣意氾濫，恰可麻痹全民維權抗暴的意志，為專制贏得更大的迴旋空間。 現代政治改良思潮是中共暴政生存權的辯護士，它存在的價值只表現為論證中共暴政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而新自由主義的學術謊言，乃是當代中國政治改良主義的經濟學上的思想之源；政治改良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學術謊言的政治延伸。 在西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是關於自由市場經濟的一種學說，而自由市場經濟又與民主政治如影隨形；新自由主義被中國文人模仿到中國之後，竟成為權貴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成為替暴政粉飾太平，欺騙人民的思想佞臣――這個思想理論的悲劇的原因，可簡而言之：「橘在淮南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失去民主政治制度依託的新自由主義，便失去了基本的理論良知。 自由，意味著豐饒的精神內涵。「文藝復興」運動湧現的「自由」，乃是創造自由人格、撞碎中世紀專制地獄之門的生命哲學；乃是崇尚人權，否定專制的政治哲學。或許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僅僅從文字的角度引發的同「自由」的相關性錯覺，使得新自由主義在同新左派的論戰中，贏得了更多同情。不願深思的大眾，往往傾向於望文生義。殊不知，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衛護的，並不是「自由」，卻是「自由」的死敵，極端專制主義。這個現象正以可悲的方式論證了亞里斯多德關於形式優於內容的哲學理念。 心有靈犀，心意相通――在新自由主義稱謂的啟示下，中國當代的政治改良主義者紛紛自稱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的乾脆簡稱「自由知識份子」，以便盜名欺世，掩蓋其專制主義文奴的醜陋之心靈。於是，在真正自由的心靈因其追求自由而被關入鐵牢、被萬里放逐之時，又出現了自稱的「自由知識份子」與中共極端專制主義暴政和諧相處的奇觀：「自由知識份子」以專制政治為衣食父母，又以製造和傳播改良主義幻想回饋專制；暴政則以「自由知識份子」作為欺騙天下的政治花瓶，並給政治花瓶們充分的言論和行為空間，來表現其花瓶的價值。 如果林昭泉下有靈，得知被專制去勢的精神太監們竟也不知羞恥地自稱「自由知識份子」，她曾用青春的生命與暴政作百死不悔之決戰的鬼魂，定然會悲憤得願再死百次。 在一個謊言充斥的時代，所有高貴的概念都會蒙受侮辱。「自由知識份子」這個本應屬於反專制戰士的桂冠，卻由於被一群同暴政「和解」的改良主義文人盜用，從而蒙受血也難以洗盡的恥辱。 當代某些自稱「自由知識份子」的人們，竟爭先恐後，熱衷於充當極權專制的政治小妾，鎮日裏只顧假癡裝嗔，撒嬌賣呆，向獨裁者求「和解」之愛，與暴政調「和解」之情――只要想一想這種狀態，賈府門外的石獅都會嘔吐三日三夜。 盜取「自由知識份子」之名後，政治改良主義者便開始欺世。他們編撰了一系列改良主義政治哲學概念，儘管他們中絕大部分人的智商離哲學意境的距離，如有限至無限一樣漫長。 細數改良主義政治辭典，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特點：所有的概念都是，或者首先是對人民、或者是對被摧殘與被欺淩者提出的要求，其中最觸目的有五項，曰理性，曰中立，曰妥協，曰和解，曰多元化。 所謂「理性」，其實質就是人民受到暴政迫害、摧殘甚至虐殺時，只能在體現暴政意志的專制法律枷鎖內，絕對和平主義地表達卑微的不滿。 所謂「中立」，其實質就是在壟斷了權力、財富和知識的中共權貴集團荼毒天下蒼生，掠取社會財富時，「自由知識份子」應當採取超然於利用國家權力犯罪的權貴集團，和被害的廣大民眾之上的立場。如果同被害人一道譴責犯罪，則違背了「中立」的要求。 所謂「妥協」，其實質就是首先必須放棄對暴政五十七年間所犯的奴役人民罪、虐殺人民罪、思想滅絕罪、信仰滅絕罪、酷刑罪、掠奪人民和社會財富罪等反人類罪行的法律追訴權，然後才可以同中共進行政治談判，否則就是煽動仇恨。 所謂「和解」，其實質就是當獨裁者還高踞於專制權力之巔，手握滴血的屠刀之時，訴求民主者必須謙卑地俯下身軀，去乞討獨裁者把「和解」賜給專制政治的受害人。而受害人則應寬容地忘卻專制的罪惡。 所謂「多元化」，其實質就是在中共權貴集團以國家恐怖主義的鐵血方式，剿殺一切非專制主義的精神存在和生命個性的時候，改良主義不去抨擊中共權貴集團對多元化的血腥否定，卻裝模作樣地要求人們預先肯定民主社會中中共也有生存的權利。 改良主義思潮竭力給人平和理性的印象，那種平和理性溫柔得似乎永遠不會放聲大笑或悲哭，但是，認真審視改良主義的諸種觀念便會發現，改良主義外表的溫柔之下，隱藏著冷酷無情的鋒芒。不過，鋒芒所向，皆是抗爭不屈的自由的心靈，而新自由主義，正在改良主義的銳利鋒芒上刺目地閃耀。
結語
當今之中共暴政的本質，乃是對外開放型的現代奴隸制。絕大多數中國人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精神自由權和其他基本人權，並被囚禁在專制鐵幕之下；中共權貴階層則用奴隸的血淚所創生的金錢，去收買各國的政客和資本家，為中共現代奴隸制的發展與強化，提供國際政治和資本的支撐點。 新自由主義以及政治改良主義則用改良的幻想，欺騙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從而遲滯了民主大革命的思想理論準備，使中共暴政得以數經危機，依然保持著行刑隊一樣真實的存在。 新自由主義欲用經濟的高速發展，來為自己作最後的辯護。然而，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苦難和不公正也在高速積累，社會大危機也在高速積累。而問題的關鍵更在於，經濟發展並不必然表明社會進步。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和日本的經濟也處於高速發展之中，結果經濟的發展為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當前，中國正循著與上述情況相同的歷史邏輯運行。 專制政治如果不能死於民主大革命，就必然從法西斯化和軍國主義的轉化中，尋找殺出政治、經濟、社會全面危機的血路。中共暴政一旦完成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轉型――這種魔鬼轉型正在進行中，整個世界都將為他們對中共暴政曾經的「綏靖」，而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中國人則將為他們曾被改良主義欺騙，而噬臍莫及。 為了人類免於被中共暴政拖入萬劫不復的戰爭災難，為了早日結束中國的苦難和罪惡，一切熱戀自由並關懷中國命運的人們，應當迅速鑄成民主大革命的堅硬意志，並以果決的行動，把這一意志推向歷史之巔。 中國的命運，人類的未來，都取決於中國民主大革命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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