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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 你要做大陸的 第九個「民主黨派」嗎？ 著名泛藍人士、民運人士 郭 平
拜讀《郁主席，此言差矣！》 一文後，感觸良深。新黨主席郁慕明三點附和中共的言論，著實叫人不敢領教。第一點提醒胡錦濤以臺灣政壇亂象為鑒，放緩民主腳步。第二點指控應有CIA 介入海外民運組織和法輪功。為「不容外力干涉，分裂中國」，所以他不支援民運和法輪功。第三點肯定中共是安定力量，希望中共穩定執政。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會出大亂子。 新黨儼然已成中共的親密友黨，如此為之文飾幫腔，甘心充當霸道鷹犬，毋作王道幹城，令許多有正氣和骨氣的新黨朋友難以認同。新黨經過此番「夠可以」的表態之後，按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十月二十一日所公佈的《中國的民主建設》白皮書，肯定可繼往開來，在原有的八個民主黨派之後，夠資格成為一個符合條件的第九個 民主黨派。什麼條件？則是必須在中共執政領導下，與中共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而貨真價實的民主黨派存在的意義，就在做好監督制衡執政黨。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制衡的政治，是假民主政治，哪有民主可言？ 就郁先生第一點而言，臺灣今天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是因過去給的民主不夠，經驗不足所引起，而不是給得太多，是建立民主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所有因之衍生的腐化或異化的亂象，包括統獨爭議，應可透過民主法治機制加以修正調和，何需因噎廢食？就像一個嬰孩，生下來不可能就健步如飛，總要跌跌倒倒一陣，步伐才能逐漸穩妥。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必然會經過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而這裏的關鍵是過程。眼下流行源自著名的社會與政治學家李普瑟特觀點，「經濟成長會增加受過教育中產階級的人數而加快民主化」，說要等中產階級興起才能開始實行民主。也有人認為，民主不是什麼大道理，而是一種生活方式，要活過才知道；也需要長時間累積經驗，方能達到較為完善水平。確實，中產階級與國民受教育水平可提升民主素質，但並非絕對，其他因素也的確存在，比如說實施時間的長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與香港，印度較窮，香港較富。十億人口的印度2004年人均收入只有622美元，是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1272 美元（編按：這是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應予存疑）的一半。印度2003年人均受教育年數為5.1年，而中國大陸為6.4年。眾所周知，印度民主體制行之多年，除了喀什米爾和宗教衝突問題，少有動亂，政黨輪替，家常便飯，司空見慣，民主意識強大。相形之下，香港雖然人均收入達23600美元，比臺灣還高，中產階級強大的香港依然沒有實施普選。足以可見中產階級的存在並非實行民主的必要條件，不然為什麼中產階級比例少的印度可以民主，而中產階級比比皆是的香港卻不可以？筆者認為，中印之間的差別是在「行」的問題，不在「知」的問題。恰恰驗證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所強調的「行」的重要性。當從實踐中汲取並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才能逐步改進和完善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開放體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越早開始，越少學費，越早政通人和。任何人幫腔鼓吹延緩民主改革，鼓吹「民主導致動亂」，不但昧於國父的《知難行易》哲學真諦，而且遠離他民權主義的遺教。延遲民主，不訂出一個時間表來，只會天怒更多，人怨更深，終致得不償失。當下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完全取決在中共自己的一念之間，到底是以天下蒼生為念，或是以一黨之私為念？ 就郁先生第二點而言，民運和法輪功是否有CIA介入，請拿出證據。「應有」和「有」，一是猜測，一是確定，二者有天壤之別，必須講清楚，不能臆測。如欲利用仇外的民族情結，來迎合中共，則更令人不齒。怎麼一向「反共」的郁先生也跟素來擅長開設「美國特務臺灣特務帽子工廠」的中共沆瀣一氣，幹起這種行當來了？筆者作為來自臺灣的學人，自參加中國民運二十多年來，老老少少、上上下下的民運朋友認識許多，做過全球民運組織理事長、監事長，還沒發現過CIA 介入的蛛絲馬跡，從未和CIA打過交道，也從未收過CIA的銀子。否則怎有些民運朋友生活潦倒，有些「老字號」大小民運刊物停刊？反而臺北和僑胞們，以前倒是常對民運慷慨解囊，民運人士至今仍銘感在心，也自愧有負海內外厚望。郁慕明所說的話，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不敢講，所起的壞作用，非大陸上八個花瓶黨派所能起到。或許，郁欲藉此撈取政治資本，一躍而成為大陸第九民主黨派？郁既然指出CIA介入民運，想來必有所本，許多民運朋友倒是盼望他拿出證據來，以昭大信於天下，不要平白冤枉眾多民運人士。 2004年10月25日，美國前國務卿鮑爾在北京接受CNN和鳳凰衛視訪問時，強調了《臺灣不是獨立的，臺灣不享有主權國家地位。這是美國的政策，美國的堅定政策》。歷任美國總統，布希和克林頓在內，都宣示不支持台獨。郁慕明「外力介入，分裂中國」的說法，明顯落後於事實，不攻自破。 就郁先生第三點而言，他怎會不瞭解如今大陸最流行的口號「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背後是一個不安定的局面？就從近的來說，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披露：全國2003年共發生5萬8千宗較大社會騷亂事件，平均每日達160宗，比2002年增加了15%。除了2004年10月底，四川漢源 十餘萬農民包圍省委書記抗議事件外，大規模農民維權、職工與國企抗爭行動，到如今還層出不窮。所有問題的矛頭都指向執政黨的長期貪汙腐敗。大陸的順口溜說：貪官越反越貪，腐敗越反越烈。難道這與體制、黨治之長期缺乏監督制衡無關嗎？從長期來說，就憑共產黨的暴力專制本質，它能營造一個安定的社會嗎？早在10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就明白指出，「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我們都知道決定一個人或政黨的本質，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內在的文化底蘊。中共表面是中國人的政黨，它的政治文化底蘊是馬列主義，不是三民主義所論述的中國固有道德和固有文化。無庸爭論的說，歷史發展已經作出選擇，歷史淘汰了馬列主義。共產運動的老祖宗俄羅斯人民和東歐人民也已經做出選擇，他們拋棄了馬列主義。遺憾的是，馬列教條至今依然在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教育上，束縛桎梏著中國人民；特別是一黨專政，還在嚴厲的迫害異己、控制互聯網。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難道 一黨專制會是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安定力量？除非中山先生錯了，或世界潮流錯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三講裏批評了保皇黨專保護外來的大清皇帝。現在郁先生卻在異曲同工地專保護著舶來的馬列黨，只看到同種，看不到異文，誤入了虛假民族主義情緒的陷阱，真是有違中山先生關於馬列主義的批判教導。中共改革開放以後，比較討喜而不危害一黨專制的施政，如在經濟上，國防上，衛生上，體育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應該加以肯定。但更應該認識到，如再加上體制改革，出馬列，入三民，成就肯定會如虎添翼，大大超越現有水平。否則，連目前的成果也會曇花一現。唯有拋開馬列的死水，回歸孫文的活源，才能大力促使中國永續地民主、進步、繁榮、安定、幸福、和諧、統一，這才是根本，根深本固方能長久地枝茂葉盛。把孫文學說發揚發展光大，就能發出真正的巨大安定力量。 郁慕明現正在瀋陽作「民族之旅」，連上次北京和胡錦濤見面之旅，以及以前大大小小的大陸之旅，是不是全部或大部由中共用民脂民膏招待的？十月底 病逝、有「紅色資本家」之稱的原中共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官方新聞稿竟然稱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他1985年就參加了共產黨，1987年《人民日報》卻報導：「一些好奇的西方記者，常常問榮毅仁，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榮笑笑說：我還不是，但我希望將來能達到黨員標準。多麼虛假而又無聊！當然，我衷心希望郁慕明千萬不是下一個榮毅仁。像臭老九得吞聲忍氣一樣，這第九個民主黨派畢竟也不是好幹的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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