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名將孫元良 駁中共香港文匯報周奕副社長 胡志偉
胡：很抱歉，再次上門驚擾。 孫：我知道你的來意，有關周奕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六十八週年時發表於明報的文章，我早由旅港親友傳達。我雖老朽，但尚能跟上時代的潮流，從電腦搜索網頁查悉，周某係中共港澳工委機關報文匯報副社長，他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時代，通篇盡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難得老將軍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兩年前寫了一本《香港左派鬥爭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崢嶸歲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來就對香港左派暴動不以為然，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將六七暴動定性為極左思潮的產物，可是周某至今毫無悔意，依然為放菠蘿(炸彈)、殺害無辜市民的恐怖主義行逕評功擺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於該書字裏行間。
蔣介石是千年難遇的民族英雄
孫：有關抗日戰爭是誰領導的問題，我已在上次講透徹了，明白人聽一遍便茅塞頓開，唯被極左意識型態矇蔽心竅的人會絮絮叨叨糾纏不休。民國二十一年淞滬血戰時，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他也只是個四歲幼童，他憑什麼向我叫板呢？《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孫臏謂齊將田忌：「以君之下駟與彼之上駟……臣能令君勝」。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會屈尊同二段稚子對奕的…… 胡：貴臺灣的李敖最近在鳳凰電視上說，他囊無孔方時，每天為朋友代改小學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來愈臭。但周某人口口聲聲「向孫將軍討教」，從情理上講，您不能不答。何況，我所撰訪問記八千多字被《明報》刪掉一半，而中共挑戰的文章卻能在《明報》登載兩天，粵語謂「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對一連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孫：好！既然他要討教，我以抗戰健在唯一軍長的身份諄諄教誨他一番。周文的要害是對蔣公的評價問題以及所謂「不抵抗主義」。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說過：「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最高國防會議推舉蔣委員長為陸海空軍大元帥、以軍委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羅斯福總統提議組織中國戰區，邀請蔣出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以及勝利後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主持日本投降簽字典禮，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胡：從歷史上看確實如此，北宋靖康之難，宋徽宗、欽宗父子與後妃、親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擄至吉林五國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謝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節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殺，永曆帝被絞死，連美國共產黨記者白修德都坦承「蔣介石動員五百萬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 孫：說「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陸官修的史書中鋪天蓋地。其實，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委員長正在南昌指揮剿共軍事，聞訊即於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黨政軍首長會議，決定「一面訴諸國聯以求和平解決，一面準備自衛以謀抵抗……到忍無可忍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可見蔣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東北軍不抵抗的是張學良及其軍事廳廳長榮臻；日軍緊迫錦州時，蔣令張學良部積極抵抗，張卻不戰而逃。再者中共中央，於九一八後兩日――九月廿日就下達決議，號召「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滅國民黨統治，武裝保衛蘇聯」，不是將九•一八看作日寇侵華，而看作「反蘇戰爭的序幕」，究竟誰在賣國呢？
所謂「銑電」是李敖偽造的
胡：是的，去年我編註《張學良口述自傳》時，見到張學良多次重申：「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們衝突！」長期以來外界都傳說張學良的不抵抗日軍，是奉了蔣介石的「銑電」。最先提出所謂銑電的是臺灣作家李敖，原載於其編著之《張學良研究續集》，這一論調延續於李敖其他有關《蔣介石研究》系列叢書以及他與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敖原稱「銑電」發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經輾轉摘抄，已訛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見於百多種史學著作。然據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教授等斷言，無人見過此一銑電，而李敖也始終未明示該銑電典出何處；張學良則斬釘截鐵地表示「沒這回事，外頭瞎說！」。《張學良口述自傳》出版後，洛陽紙貴，於是極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喪權辱國」。 孫：這三個協定是暫時性的停戰協定，是處置緊急事件的方法，與外交無關。冀察政務委員會直屬於國民政府管轄，從該會成立至七•七抗戰爆發，北平完全受命於南京國民政府。倘周某所述這三個協定導致「半壁江山淪入日寇手中」，那麼還會有以後的「張北事件」「香河事件」「豐台事件」以及蘆溝橋事變的發生嗎？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這五年零九個多月的時間，是蔣介石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聘用德國顧問，將陸軍典範令修訂公佈，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至飛機六百架；又積極督導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粵漢與浙贛兩線。共軍西竄後，中央軍因進剿而將力量推移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使之成為抗戰後期之大後方；又改革幣制、推行法幣、白銀國有、實施兵役法，才為全民抗戰打下堅實基礎。」當時國家政令不能統一，在中央有寧粵分裂，胡漢民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個軍閥割據自雄，諸如山東韓復渠 、四川劉文輝、貴州周西城、甘肅馬家軍、新疆金樹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贛湘鄂皖等省建立蘇維埃政權，用盡方法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鄉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且將有產者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殺人無數，甚至連中共高層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殺害。試問當前線官兵聞悉鄉間的父老兄弟慘被清算鬥爭、姐妹遭受淩辱、家中屋宇被燒財物沒收，他們怎能安心投入抗戰？所以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是正確的。以上三項協定的簽訂只是個苦肉緩兵計而已。 胡：是啊，兩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時，聽到華南師大歷史系左雙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後南京國民政府一味忍讓，是為了爭取國際同情，「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之下，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兇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天才豪傑，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只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只有經過煉獄般的磨煉，才有可能重獲生機……如果是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儘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還要生事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也是無可厚非的……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釜沈舟，在準備很不充份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於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由此可見，香港的極左派土共，其見識落後於他們的大陸同行整整半個世紀！他們腦海中仍舊充滿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餿主意。
竄改歷史者愧對為國捐軀的數百萬官兵
孫：蔣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撥離間我們的師生關係。他說一•二八的總決策是不抵抗，事實上九•一八事變之初，蔣公就計劃在淞滬抵禦日軍，九月廿二日他復電淞滬衛戍司令熊式輝：「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十月六日，日艦大舉來滬，蔣公電示上海市長張群：「俟其進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變發生時，十九路軍是奉蔣公命令奮起應戰的。現在大陸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戰全部歸功於十九路軍，其實中央軍第五軍與軍校教導總隊防守江灣，承受的壓力遠較左翼十九路軍沈重，我率領的二五九旅單獨在婁塘鎮、朱家橋一帶狙擊日軍第十一師團，以久戰之兵抗新銳之敵，且日寇兵力數倍於我，我旅官兵傷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護國軍安全撤退。然而蔣委員長訓令第五軍，要把一切戰功記在十九路軍的賬上，這種功成不居的作法是為了提高非嫡系部隊的士氣。誰知大陸變色後，陳銘樞、蔣光鼐等將淞滬抗戰功勞竊為十九路軍獨有，甚無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後者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致死，是為老天有眼。周某所言「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須受抗命處分」係抄襲自《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蔣光鼐、蔡廷鍇所著〈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然而《蔡廷鍇自傳》無此敘述，且十九路軍本有十八個團，連同配屬指揮之稅警三個團、憲兵兩個團，共有廿三個團，絕非十六個團；還有，當時有權調動部隊的是軍委會與參謀總長，絕非軍政部，可見那篇所謂回憶是旁人閉門造車之作。周文又說中央「按兵不動」「援兵不繼」又是欺人之談。淞滬戰況緊急時，蔣公急電第一師胡宗南、第七師王均增援，惟長江被日海空軍封鎖，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蔣公在江西剿共前線抽調第十師衛立煌、第八十三師蔣伏生部入浙增援；蔣鼎文之第九師因共軍跟蹤追擊，由贛沿閩邊入浙，且戰且走，及至開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這些都是眾所週知的史實。反觀中共，在淞滬抗戰時發佈〈上海事件鬥爭綱領〉，號召國軍「士兵、巡捕、警察倒轉槍來向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瞄準……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以「武裝擁護蘇聯」，這究竟是抗日還是賣國呢？ 淞滬停戰是在英美法三國領事與國聯調停下達成的，當時以中國的國防力量而言，未具與日本繼續纏戰之實力，而日軍各師團則可以源源不絕登陸，何況我們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蘇維埃政權，所以停戰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國不曾戰敗，日本不曾戰勝，雙方互不賠償。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國官兵傷亡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軍傷亡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這也正說明了一個沒有準備的弱國，在遇到強敵時，究竟先跟敵人虛與委蛇好呢？還是立即宣戰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為歪纏的是稱國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戰，故八年抗戰應叫做「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云云。事實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蔣公親自部署長城抗戰與濼東戰鬥，投入卅六個師的兵力，喇嘛河之繆－流、冷口之黃光華、喜峰口之馮治安大刀隊、羅文峪之劉汝明、界嶺口之沈克、古北口之王以哲關麟徵徐庭瑤、南天門之黃傑，皆以血肉之軀同日寇之飛機坦克重炮作殊死戰，經月苦鬥，傷亡逾六萬五千人，倘若這些為國捐軀的官兵都不是抗戰，我想他們在黃泉之下都不會暝目的。另一例子是韓戰，雙方共投入四百多萬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萬傷亡，係二戰結束後最為慘烈之一場局部戰爭，然而交戰雙方均未向對方正式宣戰，那又如何解釋呢？
所謂「抗日反蔣」盡皆聯日叛國 胡：周某又在軍餉上面借題發揮，說什麼嫡系呀雜牌呀！ 孫：比起二次大戰中英軍和法軍的表現，國軍可說是貢獻卓著，因為國軍在中國本土牽制大量日軍，方便盟軍順利開展太平洋地區的反攻。國軍中約五分之一為中央軍，其餘為地方部隊，後者對國家的效忠是有條件的。自淞滬會戰至武漢會戰，中央軍精銳喪失大半，其後只得依賴地方部隊作戰，地方部隊有時陽奉陰違，山西閻錫山與雲南龍雲還私下與日寇款曲，醞釀單獨媾和，這一點日酋看得很清楚。戰後從敵方檔案查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村於一九三九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三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抗戰初期全國三百萬軍隊只是倚仗蘇浙皖贛湘五省財政收入的供養，其餘南北各省盡皆截留國稅，各自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養兵，而兵幾何，每兵每月所得幾何，中央概無過問之權。一旦疆場有事，中央責以防禦，則請餉之電，來若雪片，然財源平日均被一口吞盡涓滴無餘，中央何從得財以應其請？請而不遂，則一切責任歸於中央而舉土地以委諸敵人，尚稱非其罪矣！ 胡：是的，我在整理張學良口述自傳時發現，宋之文到北平督戰，要張學良出兵固守熱河，張學良獅子大開口，向中央勤索五百萬軍費，還要求行政院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當時民窮財盡，贛湘鄂皖等省疲於剿共，赤地千里，自顧尚且不暇，怎能津貼熱河？可見當時地方派系軍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斂。 孫：所以周文所說八個月未發軍餉的事，原由便在此，這能責怪中央政府嗎？熱河都統湯玉麟調用大批軍車搶運其家眷與金銀財寶往天津租界，置軍情於不顧，日寇僅以一百廿八名騎兵就一舉佔領了承德，東北軍五個旅、三個炮兵團竟望風披靡，這些都是張學良直接指揮的東北軍部隊，中央根本插不進手。湯玉麟是張作霖當土匪時的親信，張學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換，九•一八後張學良的私產由其賬房寧承恩全數匯入關內，他本人是毫髮未損的！事實上三十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叛亂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槍炮來屠殺自己同胞的聯日叛國行逕！ 胡：是的，近年從解密的檔案知悉，民國廿年七月，汪精衛李宗仁組織的「廣州國民政府」派遣「外長」陳友仁赴日活動，欲在分裂的粵方與日本之間建立「中日同盟」，還允許以滿洲利權換取日本對粵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發動九•一八事變，源於汪李賣國；民國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牽制國府兵力，使之無力南顧兩廣叛亂，從而使陳李叛軍順利從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權易手於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軍可輕易佔據黃河以北。這才有了兩廣獨立的「六一事變」，接著便有七•七蘆溝橋事變。當時老百姓是不知道這些密室陰謀的，所以反而在壞人挑唆下把鬥爭矛頭針對中央政府。
珍珠橋事件的魁首淪為汪偽漢奸
孫：周文所述珍珠橋事件，所謂傷亡純係捏造。周某侈言軍警彈壓，偏偏不說十二月十五日職業學生持木棍搗毀外交部，有攜槍學生首先開槍尋釁，還將外交部官員多人毆成重傷；衝入中央黨部的職業學生，棍打中央委員陳銘樞頭顱當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綁架半里路，警衛救出時已頭部重傷。十七日，平滬學生千餘人搗毀中央日報大門、經理部、編輯部、排字房、機器房，繼則縱火焚燒報館，文件賬冊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強阻消防隊撲救，為此擊傷工友十餘人。憲兵隊趕到將縱火、行兇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滬生因係脅從，經訊問即行釋放，餘廿五名北平學生交法院也從輕發落。事件中僅一名去排字房搗亂的學生，聞憲兵開到，越窗跳河溺斃。如此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官吏、搶劫汽車、私逮刑訊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職業學生的背後有黑手操控，意圖擾亂首都治安，為日本尋釁製造機會。蔣委員長會晤示威學生時，答應讓他們開赴前線抗日，然志願參軍者僅百份之一，由此可見那些學生來歷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學生不敢上戰場，也不敢向日本使領館抗議，反而搗毀中國政府機關，毆打中國官吏，這不是漢奸行為又是什麼呢？這批騷動學生的總指揮等數人，日後都在汪偽漢奸政府充任要職。 胡：是啊，西安事變爆發後，斯大林對王明直指張學良是日本間諜，斯大林是聰明的。我們至少能肯定，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是大漢奸，在日寇行將敗亡的民國卅三年猶投敵充任汪偽軍委會委員。中共以政治鬥爭需要而誇張事實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講「四•一二大屠殺」死傷逾萬，現在又悄悄改稱「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緣中共要員鄭振鐸、胡愈之以親歷者身份寫給國民黨中委吳稚暉的函件業已曝光，他們目擊閘北傷亡僅五十多人，且係白崇禧部下開槍。所以今日大陸學者稱，四•一二連大逮捕都夠不上，被捕者多數保釋了。據《政協文史資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決策又堅決執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蔣介石本身只求禮送共產黨員出境，並無殺戮意願。正因為蔣介石這種「襄公之仁」，導致了他日後的戡亂失利。 孫：馮玉祥敗部復活組織所謂「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就是一例，查該馮本係倒戈將軍，自中原大戰失敗後，即隱居山西汾陽，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舉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圖東山再起。事值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參加喜峰口抗戰，馮乘虛發難，通令察省各縣徵發民兵、勒索銀錢，勾結偽軍劉桂堂進佔沽源大肆搶掠，縱放監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閉張垣黨部，捕押黨務大員，拘禁警務處長，佔據省府與各廳，將最有抗日歷史的陸軍九十一師宮旅及張垣駐軍六十三軍馮占海、劉翼飛各部包圍繳械，任用失意軍人、惡霸土豪為軍師旅長，以抗日為名，竭察省民眾血汗為彼個人擴充地盤進窺中央而啟戰端，勇於內爭，怯於公敵。他暗中透過漢奸李際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則利用馮在北方搗亂，牽制中央。所謂收復多倫事件，係馮與日方訂立密約，叫偽軍劉桂堂部暫時讓出多倫，使馮能以「抗日」為名對抗中央。多倫本無日軍，偽軍撤而復入，馮玉祥兵敗後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爾警衛司令吉鴻昌與中共合組「討賊聯軍」，向冀北的國軍控制地區進攻，還決定十月四日攻打軍委會北平分會所在地，這支「討賊軍」不討伐日寇，卻專打國軍控制的城鎮，其烏合之眾不堪一擊，初敗於大青溝，後在小湯山被關麟徵部擊潰。像這樣起兵逮捕中央軍政人員嚴刑拷打、截留國稅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製中央銀行假鈔這一擾亂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都列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戰的宋哲元背後插了一刀，經五十一軍軍法處依法判處死刑，這是罪有應得，周文所謂「愛國要殺頭」云乎哉，純係欺人之談！ 周某是一個攝影記者，然左權死時他才九歲，他自然不知道左權是怎麼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軍掃蕩晉東南，左權率八路軍總部與中共北方局倉惶逃離遼縣麻田鎮時，正值日機轟炸，彈片擊中左權頭部身亡。他下令「決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後果，設若他堅守陣地，也許不至於身死，我部下八百孤軍死守四行倉庫與余程萬部死守衡陽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戰例猶在。周某自然也沒有攝到國軍蘇魯戰區政治部中將主任周復壯烈殉國的一幕，他是在山東安邱縣境被日寇包圍時，苦戰一晝夜後在白刃戰裏光榮犧牲的，周將軍的死是積極抗日的死，左權只能算消極逃跑的死。據「人大副委員長」張治中統計，僅民國廿九至卅三年，國軍政工人員出生入死與敵搏鬥陣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將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會作何種解釋？把歷史研究當成政治鬥爭的利器，其結果必然是指鹿為馬而貽笑天下人恥笑！
偽造歷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今年七•七紀念日我在紐約領受一項新聞文化獎，是日美東世界日報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鈞的長文，他說：「有人塗改歷史，甚至偽造歷史。但是我們信任歷史、依賴歷史家。歷史家是一門行業，有他的『格』，有他的標準，失格或不合標準，總是同行的恥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為學術界「四大不要臉」之一，就是一例)歷史學家發掘事實真相，維護事實真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歷史由一代代的歷史家不停地寫，上一代的錯誤下一代會糾正。歷史家的壽命最長久，就算是一代天驕，你終有一天伸腿鬆手。秦檜說嶽飛謀反，他又能說幾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檜樹，即使是檜樹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歷史家還會說嶽飛謀反嗎？(按：嶽飛死後廿一年，由宋高宗之姪孝宗下詔追復岳飛原官，追封鄂王，封贈遠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飛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題「偉烈純忠」廟額，其死後殊榮為歷史所罕見)如果還有人這麼說，他還有人格嗎？他還有學格嗎？他還能在這一行混下去嗎？歷史家的香火代代相傳，歷史家像竹子，風來了他彎一下腰，風過去後他又直起來。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寫的歷史，淘汰掉彎下腰寫的歷史！」 孫：偽造歷史的典型就是所謂「百團大戰」。周某說「八路軍出動了一零五個團，減輕了國軍的壓力」，然據《彭德懷自述》透露，參與破襲戰的八路軍只有廿二個團，日軍傷亡並非兩萬多人，而僅四百零九人。戰後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閱日軍戰史，須知日軍可以隱瞞在華殺人數字，但他自己的傷亡是不敢不據實呈報的，這裏牽涉一個遺屬撫卹問題，不可造次。另一場所謂平型關大捷，林彪謊報「殲敵精銳 昄垣師團一萬餘人」，實際日軍傷亡僅七十七人，被誇大了一百幾十倍。查所謂百團大戰本係蘇俄所策動，民廿九年日德意締結軸心同盟，蘇俄深恐日本關東軍由偽滿進入西伯利亞，與德軍夾擊紅軍，故策動中共攻擊日寇交通線；在中共方面，它受日軍「囚籠政策」壓迫，其華北敵後根據地大片被日偽軍佔領或封鎖，僅剩下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兩縣，迫使彭德懷感到「不能再退」了，這才發動此次破襲戰。然而這一對戰局毫無影響的遊擊騷擾戰竟在中共「七大」與文革中受到嚴厲批判，被老毛說成「援助蔣介石」，導致彭德懷病死獄中。彭德懷是個天良未泯的共產黨員，他繞開了老毛「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戰略方針。周文說共軍兵力不多，所以陣亡高級將領不多。他強調共軍到陝北不足三萬人，但絕口不提共軍在國軍背後偷襲，以滲透、策反手段大肆擴編，例如將山東省主席沈鴻烈轄下保安隊五萬人繳械、襲擊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麾下民軍萬餘人、策反閻錫山部下新軍抗敵決死隊兩萬多人、新四軍陳毅部在江蘇黃橋殲滅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一萬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國廿九年共軍已擴展至四十萬人，到卅四年四月，擴充至九十一萬人，另民兵二百二十萬，控制人口近億。三百多萬官兵只是炸死左權、病死彭雪楓兩員將官，能說它「積極抗戰」嗎？周某說我所舉例子都是「表面現象」，他以廣州失守來揶揄「南疆重臣毫髮未損」，他為什麼不提余程萬死守十日，一師人死剩數百的慘烈事實？為什麼不解釋一下：大陸電影家據實拍攝了《血戰崑崙關》卻被中共禁映呢？我們看抗日戰爭，必須看到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戰勝了日本侵略者，是岡村寧次向國軍統帥屈膝投降獻刀，這是問題的根本，至於在抗戰過程中的局部失利，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並無常勝將軍，史泰龍飾演的蘭保只不過是銀幕上的人物，並非真人真事。周某以廣州保衛戰來羞辱我，你那時才五歲，你不知駐守廣東的第四路軍中五個精銳師以及幾乎全部廣西守軍調往武漢戰場，剩下七個師裝備窳劣，而日軍四萬餘人在大亞灣澳頭登陸時，出動了一百多架轟炸機，加上海陸軍大炮兩萬多門，澳頭守軍一個營是全部戰死的，南澳僅廿名官兵生還。當時日本海軍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國軍海岸部隊炮兵只擁有八英寸大炮，海軍大炮非但口徑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陸上炮兵難以忍受的強烈後座力，這些都是未經戰陣者永遠難以知曉的軍事常識。廣東省有一萬多里長的海岸線，備多力分，七個師除去城鎮防衛部署，撒開來每一里海防線分不到一個兵；日寇數十架飛機轟炸增城時，李振師的炮兵陣地被炸得血肉模糊，這才失守增城。由於火力懸殊，加上日寇動輒使用毒氣，投擲細菌彈，散佈霍亂菌與結核桿菌，軍民同胞大批傷亡，元氣大喪一時難以恢復，所以惠陽、潮汕、花縣、淡水、增城、博羅抵抗了十三日後撤往粵北。然而整個廣東抗戰並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軍持續轟炸廣東十四個月，出動六千架次，幾乎無日無之，殺死無辜平民數以萬計。戰前廣州人口有一百廿一萬，淪陷後只剩下六十四萬人，減員的相當部份是被日本飛機炸死以及遭日軍屠殺或折磨致死的。設想國軍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傷亡，而且不會有日後兩次粵北大捷。時至今日，我們還忍心苛責那些為國犧牲的忠勇將士嗎？
日寇使用化學、細菌武器是廣州淪陷的主因
胡：當時我們對日寇違反國際公法使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並未察覺，祗是發覺廣州、海南守軍大批死於霍亂、結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細菌戰受害倖存者赴日本索賠，已被日本高院拒絕。著名作家夏衍作為一個目擊者寫道：「廣州最繁華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礫場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殘磚，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壓成血漿的屍塊……路上碎散著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頭骨、灰黃色的腦漿、炸到十幾步遠的紫藍色的肚腸……廣州街上盡是半瘋狂狀態地號哭著失去了丈夫和兒子的女人，盡是裝在這汽車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軍對廣州三百多處炸點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園林、商舖、工廠、學校，以及醫院、廟宇、教堂，其轟炸規模之大、範圍之廣、時間之長以及為害之烈，在中外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日寇如此殘忍地用飛機大炮殘殺平民，也許是國軍忍痛撤出廣州的原因之一。 孫：周某祗說國軍撤出廣州，不說國軍擊落日機一百多架，也不說國軍海防部隊死守漫長海岸線一年多，虎門炮臺曾擊退日本航空母艦鳳翔號、龍驤號等幾十艘軍艦輪番進攻，更不說馳援武漢的粵軍回援故鄉，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復從化、惠陽、江門、博羅、寶安、石龍、增城、淡水、東莞、新塘，還一度攻克廣州黃沙、石牌車站。周某侈言粵軍首長「毫髮未損」，他一個五歲稚童怎知鍾芳峻旅長壯烈殉國於增城；整個廣惠戰役，日軍傷亡近兩千人，光是在正果，國軍肉博就斃傷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國軍由於武器窳劣，保衛大廣州傷亡逾萬。就以吳鐵城、余漢謀、莫希德、曾養甫來說，他們在抗戰期間都有出色的表現。周某不譴責日寇的殘忍暴戾，反而責怪衛國捐軀的官兵，顯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場上去了！周文指稱國民黨在香港一點敵後鬥爭都沒有，顯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設立秘密電台搜集日軍情報並向毆洲採購大量軍火支援抗日戰場，事洩後被捕曾受嚴刑拷打致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駐香港軍事代表、中國國民黨港澳灣(廣州灣，今湛江)總支部負責人陳策將軍指揮六艘魚雷快艇，率英軍遠東情報局局長麥道高、警察督察長魯賓遜等七十名英方高級軍政人員突圍衝出日軍火力圈抵達國軍防區惠陽。這一消息轟動全球。抗戰勝利後英皇喬治六世授予陳策CBE勛銜以表彰他救援英軍之功。民卅一年蔣公親自批准在惠州設立英軍服務團，吸收逃出深水 戰俘營的英籍人士從事敵後工作，先後將六百多名盟軍戰俘救出虎穴，該團還為國軍提供了不少珍貴的日本軍事情報。即便周文所述的東江縱隊，也不過是四戰區張發奎將軍卵翼、庇護下的一支小型遊擊隊而已，若無張發奎余漢謀冒死擋住日寇兇燄，東江縱隊早已被日軍趕盡殺絕。當時在廣東的遊擊隊，主要是淪陷地區的國軍保安團隊，例如黃埔四期的湯平化率廣州市自衛團數千人，在廣州附近打遊擊，曾擊毀日機五架；粵軍老將伍觀淇率省第二遊擊區四支隊七千人，有一次斃傷日軍二百多人的輝煌戰績。東江縱隊只是一支小型遊擊隊而已，無論規模、成績都無法與湯伍等部相比。
所謂「沈崇被姦案」是個假案
胡：老將軍，周文說徐蚌會戰是人心傾向中共而決定了勝敗，尊意如何呢？ 孫：戡亂戰爭失敗，原因眾多。人心傾向中共，這裏可圈可點。民國卅六年中共就在其佔領區內實施土改，沒收公地與地主土地，與牲畜、農具、房屋、糧食、財等分給貧農，這些貧農，為了保田保家，便積極參加共軍，僅東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萬「翻身」農民上了前線，共軍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絕，中共將人性的貪財忘命之私心與其「解放戰爭」結成一體，再加上人海戰術，自然是無往不利了。恣意沒收人民的私有財產與積蓄，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土改以後，農村中傳統道德蕩然無存，地痞流氓充任村、鄉幹部，為日後的河北大興縣與湖南道縣大屠殺種下了禍根。在戡亂戰爭時，中共以老弱婦孺打頭陣，讓手無寸鐵的民眾來充當共軍的人肉盾牌，國軍官兵往往因為不忍向婦孺開火而喪失陣地。黃伯韜邱清泉的敗亡，主因是大部隊轉移時總有萬千逃避共禍的民眾隨軍行動，國軍不忍拋棄難民，於是貽誤戰機被敵圍殲。然而共軍轉移時從來沒有百姓跟著逃難，這使它能輕裝行進佔了優勢。 胡：劉備在長阪坡為掩護難民差點喪失了妻兒，此所以戰敗的劉備受到後世百姓讚美崇敬，而戰勝的曹操卻受萬世唾罵，在傳統戲劇中永遠是個白鼻子角色。同理，據中共旅遊部門宣佈，到蔣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眾，每年不下三百八十萬人，而去毛澤東韶山故居參訪者只有前述數字的十份之一。國共紛爭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中國人的子孫後代各自以自己的雙腳投下了對蔣公擁戴與懷念的一票，這是什麼金銀財寶都換不回的榮譽。 孫：我們失敗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後，美國政府對華實施軍火禁運，這對士氣影響極大。經過八年抗戰，國軍已經師老兵疲，而這些亟需休養生息的軍隊立即投入戡亂，遭遇的是抗日避戰養精蓄銳的共軍。抗戰末期國軍接受美械裝備的八個師，只領到訓練用的彈藥，他們就依賴這批彈藥反攻華南、進軍東北，而與他們對陣的乃是接受大批關東軍武器、蘇製武器與美國援蘇適宜於寒帶作戰的先進軍械。在缺乏配件、彈藥的窘境下，國軍只能盡量採取守勢。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國國務院內共諜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將武器運到天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開箱時，發現數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數器材殘缺不全，有炮無架，有槍無膛，形同廢鐵，這是傅作義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後 庶幾無愧
胡：從聶榮臻晚年所撰回憶錄知，民卅四年八、九月，葉劍英以「送一批幹部去太行山麓」為名，巧妙地借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把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維山、鄧光明等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到晉東南黎城以及雁北靈丘、然後轉赴各預定戰區，使中共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趕在國軍先遣人員之前進入各戰略要地部署突襲，遂連續發動上黨、邯鄲戰役，為席捲全國奠定了基礎，馬法五上將被俘就是在邯鄲戰役。還有，據《李先念傳》洩露：潛伏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共諜、美國人李敦白從軍調部美方負責人手中竊取了極密情報，拯救了李先念被國軍圍困的部隊。導致人心士氣崩潰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謂「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風潮席捲全國，迫使美國陸續撤出了駐天津、青島的軍隊，並停止對華軍援。中共建政後，曾於一九五O年在南京舉行表揚沈崇的大會，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黨員。沈崇改名後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任職，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楨孫女)而被清洗，調往外文出版社。紅衛兵造反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倖免。據一九三五年入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聶紺弩回憶，紅衛兵審查沈崇時，她坦承自己扯下彌天大謊。當年中共地下黨指示她色誘美軍士兵皮爾遜，實際上她並未失身。她承認，製造這一假案是為了「積極打擊美國，孤立國民黨」。沈崇經文革風浪後移居美國，與右派丈夫，漫畫家丁聰相依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對友人表示，因為自己年輕時誤入歧途，釀成全國性反美風暴，致使國民政府喪失大陸，她與丈夫也遭逢無窮無盡的屈辱，她感到無比懺悔、對不起受苦受難的億萬同胞……這些內幕秘辛都是 蔣公生前所未知悉的。周某明知您福壽雙歸，卻偏偏要激怒你，說什麼「灰頭土臉多年」。 孫：那是挑撥分化的鬼蜮伎倆。我離開軍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經商與兒女孝順，一直過得很安樂、富裕，比起在大陸戴鐐銬多年的同袍戰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漢傑以及死於非命的陳長捷、康澤、王耀武等人，委實有天壤之差。我捫心自問對得起黨國、對得起領袖，對得起天下蒼生。以後再有人在香港報上向我叫板尋釁，我是概不理會了，隨他說什麼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語錄：「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