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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 「一九五七」 上篇﹕這是陰謀（之二） 魏 紫 丹
編者按語：「右派份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凈和高遠的歷史境界…… 本期連載還原一九五七──《探源篇》的第三部分。
三，說來說去還是「陰謀說」 毛澤東氣急敗壞，一怒之下甩掉了「陽謀」這塊遮羞布；現在更加無恥地原形畢露。他說：「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雖然這比說「你講我男盜女娼就男盜女娼」更加無恥和無賴，但這總算是他打自己嘴裏承認了是「陰謀」。 第一，果如前引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所說，「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這時候部長還蒙在鼓裏的話，那麼，隨後他便成為「引蛇出洞」陰謀的施工者了。 據第一號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回憶道： 「5月15日，毛澤東致送《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中共高幹閱讀。信中，老人家把共產黨人分為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把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分為左派、中間派、右派。並指出『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 「這邊廂，民主黨派裏的兩個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見，獲得了『東南風轉西北風』的天氣預報。他們完全三緘其口，靜觀以民盟農工為舞台中心，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角色的一台踐踏知識份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那邊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整風號召，大講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光明未來，宣傳『鳴放』，鼓勵『監督』。」 「為了把昔日的朋友製造成為今天的敵人，並讓全社會認可，毛澤東在上海發出了指示：『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這羅網，便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召集系列整風座談會。 「座談會是從5月8日起召開的，先後搞了13次。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發表意見，來幫助中共整風。 「座談會的頭幾天，父親沒有去。一則，他的意見早就發表過了，二則，他正拉肚子。 「李維漢很著急父親不入圈套，便親自撥電話敦請：『伯老，你一定要去參加座談，給我們中共提提意見呀。』 「5月21日，實在跺（音：托）不過李維漢的面子人情，父親去了，行前還跟母親講：『今天開會，我真不知說什麼好？』 「進了會議室，他被請入主賓席-在頭排大沙發入座。這顯然是一個必須發言的席位。果然，親自坐鎮的李維漢點名要父親『給中共提意見。』 「父親講了幾十分鐘，他談到政治設計院問題；聽意見於基層『放權於部』會，發揮管理機關的作用問題；國務院會議程序問題；及檢查歷次政治運動的建議。最後父親說：「我的講話不是靈感和一時高興，所提意見也不都是那麼嚴重。無非是希望共產黨改革體制，改善領導，在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方面前進一步罷了。』他講話的時候，李維漢一直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 「對李維漢而言，章伯鈞是他釣到手的一條大鯊魚，自可邀寵於毛。但遠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還記載著如法炮製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為右派。」 第二，當時上海有人問劉賓雁：「黨中央整風的決心大不大？」劉是個年輕氣盛、忠誠直率、從不設防的人，他隨口答問：「毛主席的決心大！至於黨中央嘛，還得走著瞧。」後來傳說：「劉少奇、彭真一線，向毛主席施加壓力。」 現在真相已明，當他們對毛的「引蛇出洞」陰謀心領神會時，黨中央就成為一個共同迫害知識份子的沆瀣一氣的陰謀集團。各個領導都是施展陰謀詭計的能手。他們用實踐證明：「有人說這是陰謀」是千真萬確的，現在，讓彭真現身說法。 戴煌說，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陰謀詭計而被劃為右派的。我讀他寫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感慨萬分。他的歷史能紅得滴出血來，幼年當兒童團長，十幾歲參加新四軍，後為中共打內戰，當隨軍記者，建國後到新華社，參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還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學院調幹培訓，他是班級的黨支部書記。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遺臭萬年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這之前，他沒有提過意見，寫過大字報。 反右展開之後，彭真親自召集了首都高校黨支部委員以上幹部的聯席會議，戴煌參加了，望著彭真那偉岸的身軀，滿面的紅光，誠懇的態度，聽著他宏亮的嗓音： 「反右歸反右，整風歸整風。我們黨內的同志，機關的同志，還要繼續幫助黨搞好整風。有什麼說什麼，有什麼問題還得改什麼問題。經過前一階段的整風，表明黨內的問題的確不少……我們有些黨員幹部就像封建把頭一樣，騎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這樣的人不整整行嗎？ 「所以，我們黨內的同志應該說，而且說錯了也不要緊，和『章羅同盟』他們攻擊共產黨，企圖和黨在中國平分秋色，顯然不是一種性質……」 彭市長的一番話，引起他審視自己的黨性，心中明明有一些憂心的問題，如回到蘇北故鄉，看到慘敗的景象和鄉親的怨聲載道；以及認為，神化與特權是中國的最大隱患。這些並未積極向黨提出，幫助黨整風。 6月13日，新華社召集在外交學院學習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他發言了，主要是談反對神化與特權。他指出，現在已經開始了對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說過的話，不管對不對，科學不科學，那就一定千真萬確，一定是馬列主義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談話。毛說，我們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還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有6億人口，打掉了3億人，還有3億人，一樣建設社會主義。可帝國主義國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機起來造反了，從而引起世界範圍內的革命…… 戴煌認為，就說美國人民吧！他們今天活得好好的，憑什麼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車，去揭竿而起鬧世界革命呢？ 後果就悲慘了：挨批、挨鬥、劃右派、勞改……百般苦罪，概括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第三，引蛇出洞的伎倆，屙膿尿血的人格，賣國的嘴臉，鱷魚的眼淚。說的是，周恩來不殺王造時，王造時卻由周恩來而死。 王造時是政治學博士，29歲的大學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為羅隆基、彭文應）之稱，長有「愛國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鄒韜奮對他的評價是八個字：「天真爛漫，篤實敦厚」。 所謂「七君子」，都是救國會的頭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沈鈞儒、沙千里、李公僕、章乃器、史良。在周恩來操控下，以抗日為名，大事反蔣。於1936年12月22日他們以「危害民國罪」被關進蘇州高等法院監牢。他們雖被利用，但確是出於愛國熱忱，故獲釋後，得到「愛國七君子」美名。我謂「利用」；你不相信嗎？試看，「愛國七君子」若真的愛起國來，中共又是何種態度？ 1941年4月15日，《新華日報》頭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電」 條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日本天皇陛下，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因此雙方任命各自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維拉徹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岡洋右及特命駐蘇全權大使建川美次陸軍中將，為各自代表。雙方代表互閱國書，均屬完好妥善，當即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現行條約用俄文及日文繕寫兩份，由上述雙方代表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於莫斯科。莫洛托夫（簽署）；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宣言 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於莫斯科。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簽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崗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消息傳開，輿論譁然，各界人士反應強烈。中華民國政府鄭重聲明，對條約涉及中國的部分宣佈無效，並指示駐莫斯科大使要求蘇聯方面澄清。 親蘇親共但又自認是中國人的人士，不僅無法面對別人的質問，也無法面對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義憤填膺。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4月7日2時，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也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 黃炎培等，他們的救國會經過討論，表明態度，由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內稱：「今貴國於4月13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州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佈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且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這一下可大大地觸怒了中共，同時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賣國嘴臉。 章乃器的妻子鬍子嬰在她寫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第80頁）中回憶道：「1941年，蘇聯因戰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其中有涉及中國主權的地方，國民黨報紙即借此攻擊蘇聯。救國會也發表宣言對蘇聯提出抗議。周恩來同志知道後，認為這樣做不適宜。沈蘅老表示救國會要作自我檢討。章乃器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救國會發表宣言是救國會的事，共產黨無權干涉，救國會也不應該檢討。他爭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國會。章乃器退出救國會時，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沒有接受。」半年後，他們夫妻離婚。這事我們不管，我們關心的是其賣國。 共產黨對王造時記仇在心，解放後先讓他失業，後給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當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70大壽時作為獻禮，就在民主黨派中唯一地宣佈解散了救國會，以謝罪於斯大林大元帥。 在《沈重的1957》中載有王造時的有關此事的遺稿：1957年寫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的交代」，其中寫道： 當時，「在重慶救國會的重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這件事的結果，認為救國會運動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而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著這個問題。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地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當場推舉我起草，張申府審查。我隨即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張申府看過之後，旋經開會修正通過。當時我們七個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鄒韜奮同志生活書店被迫已遷往香港外，我們六個人都在重慶參加會議。（記得王炳南，張友漁同志等也參加會議。）開會決定：由沙千里謄清兩份，於次日在史良家簽字。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僕、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和我九人……」（第106頁） 這封公開信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斯大林。為縮小打擊面，造謠說是王造時一人幹的。 「當時黨的個別領導人按照《真理報》的調子，說成是斯大林的一種策略：讓日本的矛頭向南（專門侵略中國-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蘇聯），免使蘇聯腹背受敵，便於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國。因此，那條約及宣言是正確的。」（第107頁） 王造時政治上受冷遇，經濟上處困境，心理上陷苦悶，採取了少說話，不寫作，免是非的消極態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一派萬紫千紅！中共中央統戰部消除對他的誤會。3月27日傍晚，周總理接見了他，晚宴上，一邊給他夾菜，一邊聊天，回憶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歲月。後來又談到讓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復救國會的問題。實在可以說是 枯木逢春。王造時舒心之情，可以從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寫給周總理的信中看出： 周總理： 二月下旬我進京參加全國政協，三月間與統戰部兩度談話結果，得將1941年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所引起對我的誤會及其間的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運的是您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請我作一懇談。您那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您提出我來北京工作及恢復救國會各節，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同時，請您接受我至誠向往之忱，隨時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辛勤工作，無負盛意……」 關於「恢復救國會」，遺稿記載：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總理召見。在談話中周總理曾經問我是否考慮恢復救國會的問題（既然恢復，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覆說要問沈鈞儒，史良和其他與救國會有關係的朋友（為什麼單單問你？）。周總理說，當初解散救國會是一個錯誤。毛主席看見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沒有救國會的名字，認為是一種損失（裝迷！那是誰叫解散的？）。周總理說我當初反對解散是對的。（那就是說，第一，當初你是反對解散的，這一點先肯定下來；第二，你是對的，黨是錯誤的，別人不反對也是錯誤的。）我答覆說，我當初也不是絕對反對解散，我當初的意見是如果其他民主黨派解散，救國會也就應當解散；如果其他民主黨派還有歷史任務，救國會也就考慮不解散……（真是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初為什麼單單提出解散救國會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個民主黨派？現在又為什麼單單問你是否考慮恢復的問題，而不問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現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賣了你，你還要老實巴腳地替人家數身價）」。（第109-110頁） 王造時誤以為報國有門了，積極性也上來了，熱情地投入了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之中。他這條本來是凍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氣給哈出了洞；正好給共產黨劃右派。 不僅僅鬥他現行的右派言論，還挖他反蘇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帥的歷史罪惡以及要「恢復救國會」的陰謀活動。七鬥八鬥，他受不了了，就又向總理發出求援信： 恩來總理： 六月十二日晨緘上一函，並附呈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和上海市政協的發言兩紙，想蒙鑑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學會（我忝為該會副會長）及市政協政法組（我忝為該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談會，主要對我在宣傳工作會議及新聞日報座談會的發言，作尖銳的批評，我得到了很好的啟發和教育。但在批評之中及各報發表關於我的消息，動輒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實不勝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來，由於家庭疊遭不幸事故，加以自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於公於私都無好處。本年三月間在京得有機緣同統戰部及救國會諸友暢談之後，相與澄清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複蒙我公召見懇談，猥承勉勵，精神為之一奮，私衷自矢，今後對黨對社會主義，更應竭忠盡慮，以圖報答。適值黨大力號召放鳴，廣開言路，我鑑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激於愛黨愛國之情，感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殊不料由於對政策的體會不夠，對社會的觀察不周，所發生的客觀效果徒加了黨和政府的困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此雖非始願所及，但後果責任理應由我來負。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亂之誚，我不僅愧對黨國，愧對我公，抑且愧對自己。我將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地作一書面檢查，以冀彌補損失於萬一。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右派人物，則違心之言，我所不為。恐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也無裨益也。 承您關懷備至，我當此疑難，心懷又不免向往您處。誠知您正在開人民代表大會，原無暇晷處理瑣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劉述周部長，由此間負責同志約我面談，指示對我的要求，使我能夠認識問題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書面檢查，糾正不良影響，同時不強我作言不由衷之論。如果您認為我當面聆教更為妥當，我也可隨時入京趨謁。 我的長兒長期患精神病於上海醫院，幼兒初患精神病於南京醫院，長女神經曾受刺激在家修養，而愛人則於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個人也有血壓嫌高及風濕痛之病，自顧孑然一身，原無所求。如能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磚一瓦之用，而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誠衷心所祝，殊不願抑鬱困死，徒負您臨別相期的至意。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諸希諒察。謹致 最敬仰的敬禮！ 王造時上 就像我們可以「預報」準確昨天的天氣一樣，我們充當事後諸葛亮可以判斷周恩來決不會給他回信，相反，倒會去問一問他信上所說的「劉述周部長」：「王造時這棵大毒草鋤得怎麼樣了？」 可憐的著作等身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成了被人奚落為「檢討」等身的王博士。最終死於上海第一看守所。 當七君子住國民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去解救他們，神氣十足地斥責庭長道：「我們有事要找院長，他為什麼不見？就是蔣，我要見，他也不敢不見。你們的院長為什麼不出來？」 王造時被釋放出獄時，帶著他在獄中翻譯出的他老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 當他住共產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啞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釋放，死時還帶著手銬一副。 倒是周恩來總理有情有義，《沈重的1957》寫道：「一份關於王造時病危的報告，終於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 「人民的好總理馬上打來了長途電話，要求盡力搶救王造時先生。王造時被送往上海瑞金醫院搶救…… 「然而，王造時此刻已危在旦夕，氣息奄奄，帶著手銬躺在病床上。聽說周總理打來電話，他鬍鬚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頁）三天後他死了。 他的小女兒王海容，因不與父親劃清界限，也劃了右派，剛在醫院動了乳房癌大手術，現拖著沈重病體邊哭邊奔，趕往上海龍華火葬場。 說了半天，還沒說王造時的右派言論是什麼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第五版上，載有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放毒」，題目是「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還配發了他發言時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說：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穀；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這就是他 獲得「自比魏徵，向黨進攻」的罪名的根據。 第四，「大約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華人世界》刊物上，我讀到了徐鑄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忘記了，裏面寫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難忘： 「反右鬥爭初期，周恩來還召見過一次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龍雲，要他承認和時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國政協常委的陳銘樞，結成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周恩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 「儘管自己已在報紙上的一篇篇批判聲中岌岌可危，卻沒有片刻的猶豫，龍雲當時就拒絕了，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塊，這事怎麼能行呢？ 「軍人出身，戎馬半生的龍雲，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鈞，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應下來，那就永遠不會答應，即便如渾身都是外交細胞的周恩來，也就只有徒勞而返；或許，這事終究讓始作俑者覺得了某些荒唐，周恩來召見之後也就不見有新的動靜……」 徐鑄成先生還在文章裏提供了這段史實的出處： 「他是聽一位在國務院參事室任職的老人講的，這位老人是龍雲生前的好友。龍雲在雲南當土皇帝的時候，前者則在雲南省參議會做事。我想，無論是徐鑄成，還是那位老人，大約不會也風馬牛地捏造出這一段情節來，他們直到行將就木前說出來，寫出來，無非是要為歷史保留一點真相…… 「顯然，不經十分警惕黨內黨外有人結成聯盟、可又偏偏嗜好在歷次運動中炮製出種種『集團』來的毛澤東的授意，周恩來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動作的。」（《禪機1957》第462頁）我所以寧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轉述，一則是由於要尊重人家的勞動成果，這個資料及其觀點，是理應屬於胡平先生的，我不能掠美；二則，我認為，材料愈接近原始愈好。 不過，我們由此看到，毛澤東真是個黑心肝，爛肚子的人，始而把兩個「反貼門神不對臉」的人，硬著手脖打成「章羅聯盟」；繼而又要風馬牛地捏出個「龍陳聯盟」。前者，陰謀得逞；後者，陰謀流產。儘管毛的陰謀已玩得臻於爐火純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陰謀家之成功，斷然只能是「得逞」於一時；試問：「章羅聯盟」於今安在哉？伴隨著「章羅聯盟，天下奇冤」的結論，陰謀家的嘴臉原形畢露，一同載入史冊。由中共左手捂、右手蓋的大陰謀家毛澤東的險惡、醜惡、兇惡、邪惡、罪惡的被全部、徹底揭穿，被全部、徹底清算，雖已拖過了上世紀末期，但決躲不過本世紀初葉。這是中國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無憑，《誰是新中國》和「九評」在中國大陸引起的巨大反響，即為實證。 當然，人們也愈益認清了周恩來助紂為虐的角色。 第五，毛澤東把陰謀定為國策，人們生活在陰謀的籠罩之下，邁步在密布的陷阱之間。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重慶向4000多名黨內外幹部發表講話時，要求打破「五怕」思想。這「五怕」是： 一，怕黨員不許放，不許鳴。李富春說，黨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膽放，大膽鳴，用不著顧慮什麼； 二，怕整。他說這大概是因為「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和其他運動時，有些人被整過，感情上還有影響。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情況已不同了； 三，怕說錯。他說共產黨還常常不免犯錯誤，錯了大家可以討論、糾正。要是大家都怕說錯，怎麼鳴得起來爭得起來呢？ 四，怕「圍剿」。李富春說，黨中央對「圍剿」小說《組織部來的年輕人》的情況，已經提出了批評。王蒙的作品有缺點，也有正確的一面。是真理就不會怕圍剿，真理總歸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說那更不必顧慮。大家鳴大家爭論，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以求得共同的認識。 5月18、19兩天，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共計聽取了13個小時的意見。 大家反映最強烈的是：黨群關係緊張，在於有些黨員對知識份子看法不對頭。人事部門只知道政治歷史，不知道學術歷史，有了什麼事情就去翻檔案袋，查老帳。黨群關係不好，還因為中間隔了一層年輕的黨團員和所謂的積極份子，他們中的不少人，根據領導的胃口逢迎領導。又根據自己的利益去使領導偏聽偏信…… 陶鑄就此說道，今天沒有誰是舊知識份子了。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經過這七年，黨和大家已互相瞭解，急風知勁草，大家都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他要求教授們打消一切顧慮，大膽講話，堅決揭開這兩校的蓋子來。（轉引自《禪機1957-上》第170頁） 5月底6月初，有一天下午，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你們幾所大學鳴放得還不夠，因為黨委力量強，黨委書記要示弱……讓他們敢於盡情鳴放，無所顧忌。最後著重交代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風和雨》；轉引自上書第260頁）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對於中央關於大鳴大放的通知，是贊成的，他更歡迎知識界的人士能給政府提意見。 在聚集的高級知識份子中間，他真誠地請求他們說：「我們黨員中有一些人，說打通思想時是我打你通，談說服教育時是我說你服，沒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處和必須教育的地方。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武漢地區最近「放」了一點。但很不夠；「鳴」了一些，但很沒勁。為何放不開，鳴不起來？有人說，黨群之間隔著一堵牆。這堵牆是鋼筋水泥的，磚的木的，還是紙紮的？我們要研究它，並且不管是什麼，都要打倒它，用整風的辦法打倒它。我們省委對科學、教育、文藝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請教打倒牆的辦法。」 王任重的講話，在二十多個高級知識份子之間，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紛紛把心裏想說的話抖出來，對國家的熱愛，對政府的信任，使他們說話無所顧忌。 馬哲民，這位中南財經學院的院長更是如此。當然，他的發言也就更加尖刻。 他慷慨激昂：「解放以來，知識份子有進步靠攏黨是事實，但與黨有距離也是事實。解放以來，知識份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幹部對知識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與反動派的分別，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運動中常把人民內部的問題與敵我問題混淆起來，而不少運動又是以知識份子為重點。所以人人自危，覺得國家有前途，個人沒前途，活下去沒意思。現在我們要改變這種現象……」 這是一次座談會，一次由早晨到下午六點多的座談會。報紙評論說，人們去拆「牆」了，去拆黨和非黨之間的牆了。一件無法估價的重大工程在武漢地區也開工了。（見1957年5月13日文匯報） 春華秋實。與這次會議相應的是，三個月後，為反擊右派而召集的一次省人代會議，會議對馬哲民口誅筆伐，在「華中右派的主帥」頭銜下，羅織種種罪名。 最後，撤消了他的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中央委員會常委、委員、湖北省主任委員，政協湖北省常委；但保留委員。 第六，上行下效，直至農村，都也處處在搞「引蛇出洞」。我到全國劃右派最多的河南省做過調查研究。 滑縣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家鄉，窮得很。1958年初，全縣幾千名教師集中在縣城第一中學進行整風反右學習大會。 第二天，縣委王書記作動員報告，主席台上坐有文教局長宋立業和公安局長等人。 王書記說，我們這次大會的目的是，幫助黨整掉三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要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形式給黨提意見。為讓大家暢所欲言，縣委提出三大保證：第一，保證不打棍子；第二，保證不扣帽子；第三，保證條條有答覆。保證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幾天過去了，沒人貼大字報。王書記又作第二次動員報告，批評思想不解放；對幫助黨整風的態度就說明你是否跟黨一條心？後來又要求各個學校鳴放也要放衛星，每人每天至少要貼100張大字報。這就貼出很多大字報。一看內容，全是揭發誰跟誰有男女關係，幾乎有一半還畫著有男女生殖器的漫畫。 一中黃校長是個嚴肅正派的人，。當然不來這一套。他原是縣報社負責人，因看不慣縣委領導的裙帶風，被調到學校來。他的大字報是一副對聯： 唯命是從之謂德 吹牛拍馬之謂才 橫聯是「人事制度」 他找語文教師尚建遂（地區著名的書法家）揮毫；又找圖畫老師肖然畫了個漫畫：採用了齊白石畫的頭戴烏紗帽泥半團的官僚形象；黃很滿意。還有個歷史老師也在上面簽了名。 貼出以後，縣報社記者立即給拍了照。校長跟他們說：「我們的大字報質量最高，記者都照了象，他們的大字報質量都不怎麼樣，幫助黨整風幫不到點子上。」 這樣鳴放了一陣，就又召開大會，主席台上還是那些人，不過，身上都帶了槍。周圍由公安局設崗，包圍了整個學校。 還是由王書記講話：「我們經過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放得好！但也暴露了一部分敵人。他們趁黨整風之際，惡毒攻擊黨的領導和各項政策。為了幫助黨整風，保證大鳴大放大辯論的順利進行，我們鄭重重申三大保證：第一，……第二……第三……但別有用心的人他們出圈了向我黨發起猖狂的進攻，是屬於資產階級右派，我們必須立即向他們實行反擊！……」 當天夜裏就有十幾人自殺。被訪者目睹一個教師從塔頂跳下來（在學校東南角有一個隋代建造的古塔），喊聲很大，直聲直氣，全校都能聽見，聽了毛骨竦然。他摔死了 另一個是住在隔壁教室裏的一位老教師，用刮臉刀片割斷了喉管……領導威脅目擊者：「誰說出去，找誰說事！」就這樣封鎖了消息。。 農村的鳴放，大都是1958年才開始，城市的反右，已使他們風聲鶴唳。所以領導要想讓他們鳴放，比蹬天還難！河南省西硤縣有個區委書記跟副書記、區長劉漢昌說：「現在人都成了驚弓之鳥，你動員的態度再誠懇，再大的保證，也沒人鳴放。你說這任務還怎麼完成呢？咱們都是黨的老同志，老戰友了，誰還信不過誰？你能不能帶頭鳴放，來個以身示範？這樣一來大家就有可能解除疑慮，打開『三軍不發無奈何』的僵局。」 「好！為了黨的事業，我就來當當這個『線』。」 大家知道當年唐明皇是用綢子勒死了楊貴妃，解決僵局的。長話短說，反右一開始，上前就把劉漢昌區長打成了右派。他當然不服；最後落了個態度惡劣，從重處理，勞動教養。 如果要研究反右運動，你就到左得出奇的河南省，河南省對你的任何荒謬的問題都能提供出荒謬的事實來回答。再順舉一例： 俗話說：「猴不上竿只敲鑼。」但是，不管他怎樣敲鑼，你就是不上竿，他能奈你何？ 這個省有一位張挺老師，是學校教職員工工會主席，思想作風正派，聯繫群眾人緣好。領導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說：」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英明，我時常心懷感激還感激不過來呢！哪裡還會有意見？」 「你這個說法就不是唯物主義的，黨再英明也還會有缺點的。黨有缺點黨就不英明了？毛主席說，什麼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嘛！幫助黨整風就是給媽媽擦去臉上的黑。」 「媽媽的臉上哪有黑？媽媽的臉是白白淨淨的，很漂亮的。我恨章羅同盟右派集團給咱們的媽媽臉上抹黑。」 這時候他還有辦法劃對媽媽如此有感情的張老師右派嗎？有辦法或沒辦法，都是無所謂的。「辦法」並不是必需品，只要黨「想辦」就會用「莫須有」三字橫行無知阻的。 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是伊索寓言裏「狼和小羊」的關係。狼總是能吃掉小羊的，而且吃得振振有詞： 「張挺雖無右派言論，但內心歹毒，確系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難道還有比這更厚顏無恥，蠻不講理的嗎？「你講我陰謀就陰謀，但是，誰也無法阻擋我陰謀得逞。」 第七，「引蛇出洞」小考。 如果說陰謀就是陰謀家的本質屬性的話，那麼，引蛇出洞就是陰謀家毛澤東施展的陰謀中慣用的伎倆之一，直到壽終正寢之前，他從未間斷過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源於過去軍事上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鎮反時，開始宣佈「寬大政策」，隨後糾正「寬大無邊」，結果來個「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人們把這叫做「欲擒故縱」；這次大鳴大放，毛把它說成是「釣魚」，「讓毒草出土」，「讓牛鬼蛇神出籠」，「讓右派自投羅網」，「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可以看出，「引蛇出洞」，從事實和邏輯上講，絕對是一個陰謀實施的過程。試想，如果是「陽謀」，明打明地說：「蛇你出洞吧！好讓我聚而殲之。」蛇會出洞嗎？ 這次整風，毛澤東說是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精神，實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我聽到的是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傳達稿）；方法和目的是「團結、批評、團結」可他沒有說也要繼承和發揚了延安整風的「引蛇出洞」的謀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個訓練班上講話。他得意洋洋地傳授經驗說：「我們領導上的方針是，強調『四三決定』的民主，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共產黨是半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那時反革命的兩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所以你們看一看，這個暴露階段，暴露到什麼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96頁）總結雖是康生作的，但誰都知道康生只是一條狗，延安整風中「引蛇出洞」的知識產權，當然是屬於主人的。 那時的牆報，和57年的大字報一樣，都產生了轟動效應，都落得個悲慘的下場。毛澤東去看了牆報，回來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王實味發表在牆報上的幾篇文章，事實證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決書。 毛澤東說；「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選五卷第448頁）實際上應該說是王實味。其膽（有正義感，不平就鳴，有氣就出）其識（民主思想，科學見解，平等意識），堪稱右派老祖宗。李志綏先生在《毛主席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他在伺候毛的「一組」所接觸到的情況，和「野百合花」裏的描述是一樣的。 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中，毛如法泡制，絲毫不差地「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反對一黨專政的黨天下，提倡實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設計院，清算中共罪惡的平反委員會……諸多問題都提出來了。 至於陰謀實施的具體過程，我在前面和後面，都有論述，這裏單單只是指出一點：它與延安整風所採用的陰謀伎倆一模一樣，一脈相承。 1959年的廬山會議反右傾，實際就是黨內的又一次反右派。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會上講道：「180度轉變，我是蝙蝠，開頭屬你們俱樂部，23日怎麼轉變了？三番四覆要求民主，很同情。每個支部都不要壓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讓大家講話，……對俱樂部同志也講硬著頭皮頂住，還有什麼屁要放？聽說還有十大綱領。」（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332頁） 所謂「也（！）講硬著頭皮頂住」的「也」，是指曾經這樣對過右派。這是年長的知識份子耳熟能詳的但對毛對彭德懷也施行過「引蛇出洞」的毒招，卻是大多數人所不知底裏的。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313頁：四月，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會上毛推薦大家看《海瑞傳》，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皇帝。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藉，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希望同志們敢於提出各種不同意見」，「有些同志報喜不報憂，不把真實情況反映上來。」「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麼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說「嘉靖」是「家家皆淨也」，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奏疏裏。以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毛說，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給彭德懷看了，並勸周總理也看一看。 會後，彭德懷回北京，一直到出國訪問，大約半個多月時間裏，案頭總放著一本《明史：海瑞傳》。 據五十年代後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梅白會回憶：會前，我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便問我：「你認不認識海瑞？」又說：「我希望中國多出幾個海瑞。」我問：「是不是『釣魚』？」他說：「不是。」第二天，在會上講了海瑞……會後，毛澤東講了希望黨內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澤東又問我：「今天講海瑞反應如何？」我說：「有突如其來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會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時，請主席沈住氣。」（轉引自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上冊第342頁） 《黃克誠自述》：「毛澤東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會議上提倡海瑞精神，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本不想參加，已經請假，毛親自打電話要彭參加。在廬山上，毛和幾個秀才談話裝出一個虛懷若穀的樣子，以至周小舟勸彭德懷寫信，終於釣出了一條大魚。事後毛又說：『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是右派海瑞。』他說彭德懷『到處散佈別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349頁） 生活在他身邊的李志綏就近觀察到：「毛熟讀中國歷史，深曉宮廷鬥爭中奪權傾壓……毛認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權術的高手……因此毛這次提倡學習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謂『引蛇出洞』法，鼓勵知識份子批評黨、替共產黨整風一樣，都是他慣用的策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85頁）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現代海瑞們下場淒慘，毛對他們毫不留情。」（同上，第286頁） 毛本人對此等事作何反應呢？他在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書寫的批語中說：「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 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大魚釣出來』……」（《廬山會議實錄》第272頁）毛又在8月11日講道：「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同上，第331頁） 當他今日講成「你講我陰謀就陰謀」的時候，這總算是水落石出了。人們不禁要問：」當初你為什麼要耍無賴，說成『我們說，這是陽謀』呢？生造一個詞頭就能改變了問題的實質嗎？」 蓋棺論定：毛澤東是陰謀的化身。他不僅對敵人，對路人，對一般朋友，即便是對親密的戰友，也無不耍陰謀詭計。仍僅以「引蛇出洞」這一陰謀品種為例，加以論列。 為節約篇幅，點到就算。反了彭德懷，全國餓死幾千萬，毛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王若水說：「毛澤東看清了黨內形勢：劉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懷的，是對『三面紅旗』有所保留的，……實際上，毛澤東在大會號召大家講，不過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新發現的毛澤東》下，第384頁）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劉少奇，但是，是從《海瑞罷官》開的刀。吳?搞的是遵命文學，毛曾讚揚過演海瑞的馬連良的演出和吳?的劇本。怎麼到後來又成了「要害是罷官」，要為彭德懷翻案呢？吳被置於死地，才「悔不當初」；悔之晚矣。 毛打吳，對彭真來說就是引蛇出洞，這叫做「打了孩子娘出來」。果然，彭出來講什麼「學術問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個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訂，並且毛也不要看。這便是鋪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綱》的出籠。 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毛躲得遠遠的。劉鄧派工作組，前去向他請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懷叵測，「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到事後，他一張大字報，宣佈劉鄧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革命群眾，「用心何其毒也！」全國紅衛兵風起雲湧，砸爛劉少奇的狗頭。 毛對劉的檢討說好，特別是後半更好。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他一面要穩住劉，要他坐以待斃，直到要他的命之前，還好言相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對劉的態度。結果，陶鑄把鬼話當作人話，順竿而上，便當上了「全國最大的保皇派」 毛對他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副統帥怎樣施行「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不設國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應。因為這不是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廢除他當接班人的問題。鬧騰了半天，撈了個陳伯達當替死鬼，進行「批陳」整風。毛澤東的難處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定進憲法和黨章裏。僅憑他說過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如今，「我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一句也不頂，等於零。」；就可以廢黜他嗎？就可以昭告天下嗎？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即便國人不敢巷議，也恐難免於腹非的。 毛南巡，對各大軍區政委，司令員進行吹風，透露林的問題，又是唱國際歌，又是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像一個丑角演員，裝腔作勢，作出破斧沈舟之勢。但作為陰謀家，他卻達到目的。他是為了敲山震虎，讓林彪聽到風聲，就會感到走投無路，作出過度反應，甚至狗急跳牆。這正是他為他設計的一條自取滅亡之路。當然不能設想如折戟沈沙那麼樣地神機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過度反應，毛便可變被動為主動。事後證明，毛對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鄧小平從實施毛的陰謀，到對右派的殘酷懲處，可以說是把「甕」燒得火紅，簡直是做得斷子絕孫。毛澤東卻對他來了個「請君入甕」。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兩起兩落是毛對他玩的貓吃老鼠。我們從最後的一起一落中，例舉毛是如何對他施行「引蛇出洞」的陰謀的。 江青通過大反「經驗主義」反周，旁及鄧和大批老幹部。鄧告了狀，毛在一個批示中敲打了江。鄧借貫徹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夥同葉劍英，猛烈地向江青開炮，歷數她近年來所犯錯誤，除了這次大反經驗主義之外，還聯繫她屢次違背毛指示，「另搞一套」。讓四人幫嘗到了鄧的厲害。會後，王洪文向毛報告了江青遭到「圍攻」的情況。毛警覺到鄧說出周想說而不好說的話，與周合流，這樣一來，黨內的復辟勢力將如虎添翼。於是，毛對鄧就採用了他「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戲。 毛表態支持政治局會議對江的批評，隨後又指定鄧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會議，給他充分的表演機會。 鄧在他主持的會上，作了主要發言，圍繞自1973年以來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幫結派等問題提出嚴厲的批評，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張春橋作了檢討，江青則表示：「對問題還得消化一下，再作進一步檢討。」（《晚年周恩來》第464頁。以下多取材自此書。） 毛通過觀察，深為憂慮：鄧的強勢作風，如在他身後搞翻案，則是無任何力量可以堵擋的。所以，就進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讓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會議後，毛特意讓江青登門拜訪找鄧小平「談心」。毛也找鄧談話，肯定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說：你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他們幾個人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毛一再鼓勵鄧要把工作幹起來，並表示：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 鄧小平作風強勢，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面殺四人幫的威風，江青也不得不檢討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錯誤，承認她無組織，無紀律，自作主張，隨便亂講話，表示：「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同時也承認了「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 一方面，鄧大張旗鼓，快刀斬亂麻地進行各行各業的全面整頓。 毛冷眼觀察，已覺察出鄧要動搖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動聲色，大擺「揚鄧抑江」一類的迷魂陣，誘敵深入。特別是，毛對轟動當時的「紅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語：”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玩了個假要離婚的鬼把戲。據傳說，鄧批：「同意離婚。」 鄧打著「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旗號，加大整頓力度，與江青，兩個鋼鐵公司對著幹；聲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認「三項指示為綱」，只承認「以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何況鄧心目中只是重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項？ 又如，鄧在政治局會議上，居然提出應該解決「61人叛徒集團」的問題，認為把登報「反共啟事」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這個叛徒集團正是文革的「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鄧曾對當時在上海擔任領導工作的老幹部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對江青的批評，並點了張春橋的名，告誡他不要與他們為伍，企圖挖四人幫大本營的牆角後被馬出賣，密報王洪文。鄧小平的所作所為，使毛澤東確認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準備伺機予以殲滅。但為了穩住他，遂讓他繼續表演。毛對江青在大寨大談評《水滸》的「現實意義」，宣稱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還故作姿態地批示：「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381頁） 在周恩來的生命名存實亡的時候，毛抓住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寫給毛的一封信，大做文章，信中批評黨委書記遲群和謝靜宜兩人生活墮落，專斷獨行。劉冰將信交鄧小平轉呈毛主席。毛覺得那封信動機不純，矛頭是對著他的，而且覺得鄧偏袒劉。 毛多次與毛遠新談：「鄧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 1975年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傳達毛主席對劉冰信的批示，直接點了鄧小平的名，稱：「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一場雷厲風行的「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的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毛澤東如果再多活一，二年，鄧小平這條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這裏，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則鄧難活。 人們總以為，以周恩來的精明強幹，毛決不會對他也來「引蛇出洞」這一套吧！事實證明，毛對周也來。 人們多聽說毛批評周的四句順口溜：「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周從毛抓住外交部內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題大作，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正沖著他而來。慣於運用「敗狗』戰略的他，對毛堅持順守，曲意奉迎，磕頭如搗蒜，檢討如雪片。怎奈「克己從人人不諒」，終於，「毛澤東抓住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紕漏』，親自出馬為蓄謀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台鑼鼓，指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蘇聯人打進來了，他要當兒皇帝！隨後下令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的『右傾投降主義』。周由此經歷了晚年最大的一場劫難。」（《晚年周恩來》第458頁） 所謂「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紕漏」。下面，我們要根據上書的資料，說一說，紕漏是什麼？怎樣引出的？怎麼激化的？怎麼收場的？ 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談話的主題是「聯美整蘇」。事後基辛格寫道：「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 周當然更會注意到這一點，知道毛近來對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氣是來自嫌他在外交上搶了鋒頭，因而在對基辛格會談中謹言慎行，處處把毛放在前面。 會談中，基辛格按照慣例向中方通報蘇聯軍事動向，對外傳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報道，探詢中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報、向中國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戰爭的「熱線」等內容。為人一向謹慎的周當然知道茲事體大，請示毛後答以：現在不談，等打起來再說。 13日晚，告別晚宴結束後，基辛格臨時提議，同周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周恩來來不及請示毛，就談了，但並未表態，只是表示報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機前再予答覆。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並未請示毛，擅自表態：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 毛似乎正在等待著周邁出這一步，以便他出師有名，興師問罪。他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基談話記錄。為了不讓周這次滑過去，老於權謀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聲色地找周本人核實談話記錄。周還蒙在鼓裏，以為只是技術性問題，並未在意。 隨後，根據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處散風，說總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沒有請示報告主席，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義務，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 11月17日，毛親自出馬，對周及有關外交人員，放出狠話：「當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根據毛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連續召開會議，主要是批周恩來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 周又是檢討，又是解釋，又是送信，又是給自己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而毛卻認為他是敷衍過關。 早在一旁蠢蠢欲動的江青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率先在政治局會議上向周開炮，想趁機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攪蠻纏逼周交代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並按毛定下的調子，給周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弄得周連話都講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還以為又是江青在無理取鬧，所以儘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這種搞法。後來江青上綱越來越高，指責周「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根本不容分說。周對這種政治上的栽贓侮辱，實在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周的頂牛，正好給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實。毛隨即下令擴大批周會議的規模，並親自擬定了列席會議的名單，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以及中聯部部長耿飆參加以外，還有鄧小平。這樣，批周的政治局會議就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持人由周改為王洪文，王海容唐聞生擔任毛的聯絡員，毛通過她們遙控會議的進展。 從11月25日到12月5日，對周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為了給會議加溫，會議一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傳達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對外交工作的批評，足足講了八個小時，調門非常之高，許多用語與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諸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外交方針，因此要「甩石頭」（此語是毛對林彪所用策略，意為發出警告──高文謙注）毛還危言聳聽，說周要當蘇聯的兒皇帝！ 周才猛醒過來，原來不是江青和他過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調子給自己扣帽子，潑污水吧！ 會議的發言：「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矇騙主席」，等一類提法比比皆是。牆倒眾人推。更有人乘機泄私憤，翻老帳，狠踹周一腳。 江青提議並經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幫助小組，由四人幫和汪東興，華國鋒組成。江青開炮，甚至於提到路線鬥爭高度，說什麼「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已是見多不怪。問題是鄧小平的發言，對周做了誅心之論，僅僅幾句話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恩來深感委屈的地方。鄧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 周曾求見毛，當面做檢討，被一口回絕，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必須自己動手寫出檢討，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 周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姿態，再加上毛剛過林彪事件，形勢剛穩，離不了周收拾這個爛攤子。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 怎麼一個謹小慎微的，以「外交無小事」作為秉持的人，會作出膽大妄為、自作主張的事呢？簡直不可思議！原來他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曾打過電話向毛主席請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覺」。毛認定他入睡後周是決不會打擾他的。周的警衛曾記載了他在辦公桌旁團團轉的情況；事急又不能等，於是，出於關心和保護主席的安眠，便「自作主張」地做了本屬自己職權範圍之內的事。不料中招而禍從天降。 陰謀的尾聲更有意思，實際也是更可鄙。毛嫁禍於人，讓王海容唐聞生背黑鍋。他指著王唐二人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對此，王唐二人私下發牢騷說：「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這般卑劣鄙俗，連兩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話說；「看了『三國』戲，低頭就是計」。縱觀毛澤東一生，一舉一動儘是做戲，一顰一蹙全是詭計。這當然不能簡單歸結於他自幼就把「三國」當成人生教科書。是複雜的原因，造成毛又陰險又惡霸的作風。毛16歲時寫的狂言《七絕，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倒是毛個人專權，決不容他人在權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見上置喙的心態的活靈活現。 在這眾多事實面前，陽謀說和變卦說再也無存身之地了。況且，持那些說法的人，也多是說著說著就就變換了主題，成為對「陰謀說」的論證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為例加以說明。他說：毛「在提出這個方針時，這既非陰謀也非陽謀。毛澤東當時確實是想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道路。誠然，毛開始時預料會放出一些毒草，但並沒有想到有這種規模（這話不對。第一，毛想到的比這種規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嗚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5月15日告知高層要反右時，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規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說，如果規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風，又當如何？）；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護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條主義者指責為毒草；他現在要保護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誤認為毒草而遭到踐踏。從整風以後，黨外人士，知識份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當時幹部的怨氣也超過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彎（與文革時幹部的怨氣發展到形成「二月逆流」相比怎樣？他為什麼沒來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第275頁）且看他隨後在第293頁又是怎麼說的： 「在這次會議（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好一個「殺機」！先一年有「殺機」，「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裡用得著「急轉彎」呢？ 由「殺機論」導致「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只有毛先有「殺機」，後來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發現的這個「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1956年懷有「殺機」後，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著笑迷迷……這一切，是為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陰謀詭計的詞語──「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於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瞑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 我在「探源篇」中擺事實，講道理，用的主要是逆推法，順瓜摸藤，順藤尋根，由果推因，由終返始。我們憑藉時空優勢，以後見之明「預報」昨天的天氣。這就使我們能夠看得一清二楚，毛用以發動反右的，不僅是卑鄙的陰謀，而且是毒謀，而且，蓋棺論定，他的耍陰謀的手段是無與倫比的，渾身充滿了陰謀細胞，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為「陰謀的化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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