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敖現象──寫在痛說蔣介石專題的前面

評李敖現象──寫在痛說蔣介石專題的前面

（大陸）陸進修

〔引言〕

　　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著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祇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鏟除共產邪惡勢力的偉大人物，祇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並諱言至今。這一歷史的極不公正，隨著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深入發展，中國大陸人民對蔣介石先生的認識，也就日益地在擺脫著中共種種謊言和欺騙的桎梏，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確實已經走到了能夠還蔣介石先生原貌的這一天。

　　…………

　　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誠然是那一場大規模內戰的失敗者，是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國那一場歷史性悲劇的主角。但是，蔣介石作為曾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保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中華民國領袖，他雖然不象中外歷史上一些幸運的和不幸的英雄們那樣，既因其卓越的功勳而獲得了純潔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敗而祇能走上亡國甚至是亡命之途。作為一位堅強的民主戰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專制的殘酷力量，而沒有像羅伯斯庇爾那樣，被陰謀叛變者和陰謀復辟者送上斷頭台；作為一個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獨裁者所指罵的“獨裁者”，他因在實際上遠遠沒有做成一個革命的獨裁者，亦沒有在死後如同克倫威爾那樣，被復辟王朝開棺戮尸，或如拿破侖那樣被終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島上；作為一位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既領導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敗的歷史人物，他既無拿破侖敢於稱帝的革命君主式膽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家的純潔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膽略，他的堅定性，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失敗者而擁有的堅韌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劇英雄的美學意義。而他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無疑是他在台灣作為威權總統的魅力之所在。（引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祇有兩個英雄（你知道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沒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樑！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摘自三十年代初一位婦女“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轉引自大陸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傳》（1991）一書）

　　大陸剛剛開放，我曾得到一本李敖的著作，那時，我是把他看作“金子”的。因為在此之前，在大陸，像這類境外“反動學者”的書籍，我們非但看不到，而且萬一看到，竟又被發現了，便會有殺頭的危險。

　　然而，今天已經不一樣了，滿大陸全由中共一家包辦的各級各類出版社，早已經成了李敖著作出版的“搖籃”。李著非但已經不是“物以稀為貴”，而且在許多讀者的心裏，特別是在大多數還有些良知和正義感的大陸學者眼裏，甚至已經成為被鄙棄、卻又奈何他不得的“紅色著作”。因此，李敖的身價雖然在中共專制統治者那裏，與日俱升，但在大陸民間，卻在江河日下，直至已經到了令人由厭而生恨的地步。特別是當他已經公然地走上了中共的電視台，乾脆和中共一起來強姦大陸的民心之時。

　　我們以為，現在確已到了應該評一評“臺灣大學者”李敖的時候了。

　　當然，我們評李敖，絕不會象李敖那樣，開口就是“髒話”，下筆就是“下流 ”，動輒自吹第一，要不就是自稱“至高境界”，豈止是“失之雅馴”，實則是連最起碼的“學者作風”都沒有。何況，自從中共認識了李敖，看懂了李敖之後，李敖非但成了被中共所器重的人物，而且成了為中共所一心要利用的武器，甚至是要一心保護的“共寶”──專用來對付大陸學界對歷史的反思，特別是大陸民間要還蔣介石先生一個歷史公道的決心。所以，我們的評判李敖，實在便有了與中共作抗爭的意義。特別是在人民沒有言論自由的大陸，當李敖已經成為誰也不許碰的“中共寶貝”之後。

　　雖然中共是不准許公開批評李敖的，因為批李的反面，就是肯定中共的死敵 ──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但是，單就批判李敖本身來說，也還存在一個容不容易批評和怎樣批評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認為不是問題，因為結論是“李敖太容易批”。

　　第二個問題，我們也認為不是問題，因為結論是“還了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公道 ”，李敖便不批自破。因為李敖所有的下流髒話，都為批蔣而來；李敖的所有“鋒芒光芒”，也都是因為“批蔣”而至。然而，中國大陸人民早已渡過了在中共用槍桿子逼迫之下，“八億人民都做罵蔣專家”的“荒唐歲月”，早已經對來自任何方面的“罵蔣”，富有了“免疫力”。更何況，中國大陸在已經歷經了近二十年的民間歷史反思之後，歷經了近二十年對蔣介石先生的再認識之後，對李敖那些專門罵蔣的“學問”，實在已經是“無所畏懼”了。

　　首先，之所以說“李敖太容易批”，是因為﹕

　　第一，李敖批蔣的重要或曰主要的資料來源，是不攻便要自破的。因為他藉以批蔣的主要資料，一是來源於一貫反蔣的大小軍閥們的所謂回憶錄。這些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曾為了繼續擁兵割據而破壞民國的新舊軍閥，用中共黨魁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軍閥殘餘的殘餘”，他們為私欲而反蔣的種種言行，在李敖那裏，居然不僅全部正確，而且由於他們的全部正確，而證明了蔣的全部不對。對此，中國大陸史學界不僅早已經有了甚為明確的認識，而且對他們曾經危害民國、破壞中華民國民主統一進程的歷史罪行，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新證。

　　二是為了證明蔣的全部不對和絕對錯誤，李敖不惜應用中共甚至是毛澤東旨在對外欺騙的假話、大話和假文件，以在為中共和中國共產革命的辯護中，將一切的錯誤均諉之於蔣。對此，中國大陸民間學者在歷時已久的歷史反思之中，已經並且正在對中共的所有欺騙進行甄別和鑒別，早已成果昭彰，只等著言論自由和人民自由到來的那一天了。

　　三是李敖曾“在牢底讀穿‘蔣總統言論全集’，不放過片言隻語”。這種偏執到了巔狂的心態，自然只能將任何正面的資料都看成了反面的材料。對此，早已經受了中共殘酷酷考驗、並為之犧牲了無數條性命的大陸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早已從中共一貫絕對正確、蔣介石從來就是絕對錯誤的欺騙中，獲得了歷史性的“抗體 ”。

　　四是用李敖的合作者汪某的話來說，則是李敖曾“廣事搜羅”有關文獻，“像中國大陸出版的全國以及各省文史資料中有關蔣介石的篇章，網羅罊盡”。這位專門在海外歌頌漢奸汪精衛、辱罵抗日領袖蔣介石先生的所謂華裔學者，終於將李敖罵蔣的主要要資料來源，一語漏盡了天機。須知道，中共在奪取了政權、建立了“ 共和國”之後，非但採取大肆殺戮的殘酷手段，藉以消滅“舊社會”的社會基礎，使得任何一個對中華民國知情者，非但不敢言不敢怒，而且墜落到了不敢聽和不敢想的地步；而且，中共領袖周恩來還親自建立和領導了所謂政協的“文史資料委員會”，將那些對國民黨、國民革命和國民政府深懷“國恨家仇”的晚清遺老遺少，特別是那些曾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朝附夕叛”的逆子貳臣們，也就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叛將和叛官們，集中起來，強迫他們寫回憶錄，實際就是要他們專門寫檢查交代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特別是揭露蔣介石的“罪惡和罪行”。於是，昔日這些稍不稱心，便對國民黨不是罵就是反的“英雄們”，在共產黨的鐵血手段之下，不但學了乖，開始深刻檢查自己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而且更將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特別是蔣介石的歷史“罪行”，當成了自己向中共靦顏買好的手段，其中的大小殘餘軍閥和地方封建割據勢力的把頭們，就更是要將他們與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 矛盾”，實際是他們自己危害民國的歷史罪惡，反過來一股腦兒地推到了“蔣介石的反動獨裁”上面，不僅藉以減輕自己的罪行，而且藉以向共產黨表功。其中即便有一兩個有點氣節的，不願這麼做，卻也絕不敢真話真說。所以，由他們所創作出來的“文史資料”，也就非但不是“文史”，而且更不配稱做“史料”了。只要稍稍看一看國民黨叛將張治中自傳式的回憶錄，不妨讀一讀李志綏醫生在回憶錄中有關張治中拍毛澤東馬屁的描寫，張治中滿篇假話、滿紙阿臾的無恥“風采”，便會昭然眼前，更遑論他所寫下的什麼文史資料，還能夠具有什麼史料的價值。這便是今天大陸民間雖然在痛苦反思歷史，卻寧肯研究共產黨人的回憶錄、都壓根兒不願理會這些所謂文史資料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說，李敖的“蔣介石評傳”之一定要出笑話，一定要遭遇大陸人民的嘲弄和鄙棄，也就是一定的了。這自然也是我們敢於說“李敖太好批”的重要緣由之一。

　　第二、李敖批蔣的學術方法是可笑的、荒唐的和不值一駁的。

　　李敖在他“蔣介石評傳”的自序裏曾說﹕“人們談到西太后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只談他們當政後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後他們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因他們攔路所造成的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別從正面看，而該從反面看；無須從已成的看，不妨從假設的看。這樣一看，人們就會驚訝的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的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這段話，可以算得上是李敖的“發明”，卻將他反科學和反事實的歷史研究手段，作了一個自吹自擂的交代。我們也正是從這個交代裏面，才看到了，原來李敖為了罵蔣而研究蔣的歷史，是可以“不別從正面看，而該從反面看；毋須從已成的看，不妨從假設的看”的。換言之，便是在研究蔣介石之時，“是不別從蔣介石正確的一面來看的，而應該專門從蔣介石正確的反面來研究；是沒有必要對蔣介石所做出的事情進行研究的，相反，只需要從假設出發就可以判定蔣介石的罪惡和罪行 ”。一言以蔽之，就是﹕只要李敖們假設蔣是一個罪人，蔣介石便是一個罪人，至於蔣的歷史功績、蔣的實際作為，可以通通不去管他。

　　這實在可以稱得上是二十世紀世界學術研究方法的大發明和大創造。從此以後，我們這些做學問的人，非但不要讀書窮理，非但不要考察事實，而只需要從一己的假設出發，專從“作對”的地方去罵，便能夠想做成什麼學問，便成就什麼學問，想把誰批倒批臭，就能夠把誰批倒批臭了。這個學術方法，如果在五十到或六十年代就從臺灣傳到了中國大陸，則中共在持續鎮壓無辜人民的時候，也就不需要製造什麼“罪證”了；而毛澤東和四人幫在整肅他們的政敵時，也就更不需要成立什麼檔案組以調查叛徒、內奸和工賊們的材料了。至於胡適老夫子那一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迂闊，美國學者杜威之“實證主義”的迂腐，便都只能被踢到歷史的垃圾堆裏了。難怪我們在國內早就聽說，海外前幾年曾有過一個什麼“假設歷史學派”，這個學派，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曾大肆倡導“假設歷史”，其內容就是﹕ “假設孫中山不革命，中國豈但沒有了後來的任何動亂和暴亂，滿清王朝早就實現了民主憲政，中國早已經民主了”。於是，反對革命，便成了八九年之後的政治時髦；告別革命，更成了某些“共產黨精英們”的歷史願望。這個假設歷史學派雖然經不起一駁，但對中共而言，卻使它如獲至寶。因為，今天倘使大陸人民要革命，那麼，革命的對象就只能是共產黨。所以，這種假設歷史學派，怎能不“深得共心 ”？當然，如果這個假設歷史學派，原來又是出自於李敖的創造和發明，則李敖之所以能夠在八九年之後的中共那裏走起紅來，也就不足為怪了。

　　然而，任何一位歷史研究者都知道，研究歷史，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從事實出發。並且重在鑒別事實的真偽，而絕不能夠罔顧事實。而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就更是需要釐清歷史人物與歷史的關係，也就是事實上的關係。換言之，就是在評價臧否一個歷史人物時，如果我們根據的不是他的所行所為，如果我們根據的，不是他之所行所為對歷史所起到的作用，我們就從根本上失去了對他進行評價的基本根據。這是一個動搖不得的根據。失去了這個根據，非但便要失去是非，而且更要製造混亂。而臺灣的批蔣專家李敖，就正是在這個至為重要的學術根據上，非但存心違背，而且顛倒正反；非但罔顧事實，而且利用假證。他和共產黨一樣，只要鬥垮鬥臭，卻絕不問是否傷天害理。這樣的批蔣專家，豈但是喪盡了一個學者的基本人格，而且連做人的本色也已經喪失怠盡。

　　至於李敖所言，他所要批倒批臭的蔣介石，究竟攔住了多少的人，擋住了多少別人該做的事情，特別是攔住了他這位大人物，從而使他“只能落荒而走”，卻“ 不能大道之行”──這些由李敖們所數落出來的蔣介石先生的“歷史罪行”，雖然正是我們要和李敖們進行一番真正的學術探討的，但是，我們這些可憐的中國大陸學人，卻要事先在這裏告訴李敖們一句話﹕綜蔣介石先生一生的過失，其最大者， “就是沒有攔住共產黨，沒有攔住這一場曠古的赤禍”，否則，今日的神州，又怎麼會是這副模樣；今天的臺灣和大陸，又怎能出得了李敖這類的“無知狂人”呢？

　　三、李敖批蔣的緣由和用心，只能證明他與學者和研究這樣一類詞彙相去有千萬里之遠。因為，李敖在被他視為集大成的“蔣介石評傳”一書中，就公開地喊道 ﹕“我雖然又受難、又被害，但我會‘自力報復’，報復的方法就是專題研究我的敵人，並且一波又一波地寫出真相。然而，只為報復，就不可能研究出真相了。因為這非但不是學術研究的態度，而且是學者治學的大忌。沒有一個客觀的立場，沒有一個平常人和正常人的心態，也就沒有可能得出公正和正確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見，李敖實際上根本不懂得何為學術、何為學術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真相為何了。至於李敖們居然大言不慚地自我宣稱，他們的蔣介石評傳一書已經對“論定蔣介石‘圍標’功成，‘鑽勘’備至”，”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件事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歷來研究蔣介石的人和中外學者，在這一專題上的成績，自然無出李敖之右者……縱使新資料，也只能夠引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榮祖和我能夠達到這種境界，也正顯示了兩人的功力所在…… ”這些寫在蔣介石評傳自序裏的話，豈但令人有不禁訝異之感，而且，在臺灣，它自是遺笑小方，在大陸就實在是遺笑大方。李敖們之不是學者，不像學者，做的不是學術，亦不可能是學術的結論，倒是在讀者心頭達到了“論定出結論”的境界了。

　　由此可知，李敖們“希望在蔣介石死掉二十週年出版，藉以雷霆萬鈞之勢做蓋棺後的定論”的歷史願望，之所以一定要落空，首先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學者，而只是復仇者；其次是因為他們的評傳又絕非是一部學術著作。更何況大陸人民只要一天沒有學術發表的自由，李敖們就沒有對蔣介石先生作蓋棺論定的那一天。謂予不信，那就姑妄待之吧。此其一。

　　其二、尤嫌不足的李敖，甚至還這樣說道﹕“我才願在垂老之年，仍不放過蔣介石，寫這樣一部復仇之作。”在此，李敖已經公開地承認他的罵蔣巨著不過是一部復仇之作，這等於宣稱他的蔣介石評傳根本就不是一部學術著作，因此，李敖所謂學術和研究一類的話，說得好聽一點，便是拉學術作虎皮，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假借學術以行騙而已。因此，我們若是要幫李敖說得好聽一點，李敖不過是寫了一本臺灣狂人的“基度上恩仇記”，然而，他沒有大仲馬的才華，又沒有恩仇的記的文學魅力。我們若是說得不好聽一點，他不過是將中共廳級幹部唐人所寫的“金陵春夢”教條化和偽學術化了而已。而金陵春夢，今日在中國大陸之已經不齒於讀者的遭遇，想必正是李氏蔣介石評傳的遭遇，只怕它的遭遇將只能更慘，更不肖於人類而已。

　　然而，說慣了狂言大話的李敖，終於唱出了哀調。他說﹕“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同時也結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可惜的是，第一，有能耐結束蔣介石的，絕不是他。即便是作為一九四九年失敗之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已經給他的政敵和小丑們罵足了，蔣介石還是結束不掉，因為他已經是一個鐵定的歷史人物，更何況大陸人民正在對歷史的反思中，在對毛澤東和他的對比之中，痛定思痛呢？這樣的人，豈可是一個區區的李敖所能結束得掉的？第二，李敖之快意恩仇的這一面，也難得結束，因為只要中共專制政權一天不垮，中共就要利用李敖這樣的人來對付他的宿敵，壓迫大陸的人民，特別是正在反思中的知識分子；因為即便是中共垮了，中國大陸人民，甚至包括臺灣人民，也都要利用李敖，來為重建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標準和吸收現代世界的文明道德，作一份歷史的反面教材。甚至以他的“德性和文格”來警戒後世文人，以重倡為人為文的道理。所以，李敖們也是“不朽”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李敖現象，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現象。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人中的一個極壞的典型，更是五十年來由臺灣社會所孕育而成的畸形兒和怪胎。因為在一個具有現代文明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這樣一個“出口就是髒話、下筆就是下流”的文人學者的；在傳統、特別是現代的專制極權國家，這樣的怪胎非但沒有肇生他的社會條件，而且如若他僥倖出世，也只有亡命這一條路。誠如我們大陸的一位學者所言﹕“在大陸，有一個李敖，只會被殺掉一個，有兩個，便會殺掉一雙，有一萬個，就要殺掉一萬五千還不止”。這自然不是虛話，這是五十年來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所流出的無量鮮血，所寫出來的殘酷歷史。然而，只有在臺灣，只有在一個既要遵循民主的文化理念，又要在不得已之下對思想和文化作一定限制的時代，才會產生出這樣一個怪胎。只因這個怪胎享受著相當的文化自由，他才能夠相當自由地罵人、罵事、罵政府、罵領袖。用另一位大陸學者的話來說，就是他在牢房裏都敢罵的人，敢寫的書，我們在牢房外面都不敢。而這個怪胎也只有在臺灣被中共解放，從而造成千千萬萬人頭落地的慘痛局面時，他才會遭遇中共的“制裁 ”。然而，在至今還不曾被中共解放的臺灣，這個怪胎就不僅罵出了名，而且成了坐過牢房的“英雄”了。於是這個怪胎也就更加地“英雄”了起來。這才是李敖們之所以能夠產生、並之所以能夠在臺灣招搖的根本緣由所在。

　　有必要提醒的是，李敖這樣的怪胎也不是什麼人都敢罵的。對共產黨他就非但不敢，而且還為之加以辯護，甚至互相利用。所以，倘使李敖留在大陸，他也未必就是一個只配殺頭的料。因為，那些在國民政府時代，敢於大罵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民主派們，一旦他們落到了共產黨的手裏，其中不少人不都成了被剝了皮和抽了脊椎骨的落荒狗了嗎？他們當中又有誰曾像張志新那樣，是在被割斷了喉管之後，大義凜然上刑場的呢？狗性總是遇到善良的便敢吠，並且還要咬住不放；遇到惡狠的便不敢吠，甚至還會羞羞答答地去舔那惡漢的腳後跟。李敖是否這樣，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李敖反對香港幾位大陸流亡知識分子辦一家反共的雜誌，理由便是“這樣你們沒有好果子吃”。可見，他對凶狠的共產黨，心裏是怕的。我們還知道，李敖上了中共的獨家專制電視台，為中共意在滅亡臺灣的一國兩制盡興和唱，還不止一次地表示贊成中共對“六四”的鎮壓，這種行為，就算不是舔中共的腳跟，卻也足以證明，李敖要反的絕不是專制，相反，真正的專制必將為他所擁護。這才是李敖的所謂大道，才是李敖在臺灣行不通的大道。今天，在中共專制大廈就要面臨徹底傾覆的時候，所出現的“李敖媚共、中共用敖”的現象，雖然為大陸民間所不齒，但是，在中共，此亦無異於玩火而已。因為中共千萬不要忘記的是，李敖之罵蔣，其所有的用心和抱負，乃是為了“復仇”。如果李敖復仇這個要害，一旦被我們大陸千千萬萬遭遇過中共殘酷迫害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所識破，所學會，一旦被萬萬千千早已因中共的屠殺而變成了厲鬼的知識分子和無辜民眾所驚醒、所效法，則中共將何以處之？二十年前，中共領袖陳雲就說過﹕“我們絕不能進行政治改革，因為大改必垮，而我們殺的人又太多，這等於是號召人民來向我們復仇”。十年前，鄧小平面對那一場民眾運動，則乾脆說道﹕“我們一步也不能退，因為退一步，我們就會千萬顆人頭落地”。所以，李敖媚共，尚不足懼；而中共“用敖”，就一定要三思而行了。倘使大陸人民認真學起李敖復起仇來，甚至學會了李敖復仇的瘋狂，那豈不是要出現另一番“舊鬼煩冤新鬼反，天崩地裂聲嗷嗷”的悲慘世界了嗎？

　　共產黨，可別讓李敖害了你。